我国新闻媒体公共性之新解

　　●  吴治文

　　“公共性”是目前各学科讨论的热门关键词，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新闻媒体的公共性一直备受关注且颇具争议。普遍认为，新闻媒体公共性的缺失是世界范围内的危机，但众多论述中却少有阐明何为新闻媒体的公共性。本文从公共性的界定出发，对公共性和媒体公共性进行了理论梳理，并通过对新闻媒体公共性属性的探讨，试图架构出其完整面貌。

　　何为公共性

　　何为“公”？根据《辞海》的解释，“公”的中文含义为“公共；共同”，与“私”相对。“‘私’的真实内涵仅仅是指以个人生活为中心取向的占有形态和活动内容，私相对于公，只是人群集中规模的大小。公私的概念只是人的集合状态或规模状态，所指的只是一种个人与集体的相对性。”①可见“公”与“私”是一对相互定义的词，因公共性自身的流动性和相对性，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对其进行了解读。
　　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公共性首先体现为人类对自身提出的一种道德要求，即公共精神和共和美德的树立和延续。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认为，只有公共权力被全体公民共同分享，公共活动由全体公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由全体公民共同决定和管理，才能体现城邦和国家的最高的善，即公共利益，公民才能提升自身的德性从而获得幸福。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美籍德裔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性是公开的、实在的、共同的。人们自由、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行使的是“行动”，行动优于劳动和工作，更能体现人类应有的平等对话、自由辩论等权利和存在价值。
　　从行政学的观点看，“公共性即充分地反映公众意志、积极地回应公众要求、以一切特殊利益背后的社会普遍利益为目标取向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张康之教授认为，行政的公共性体现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不同的社会团体不同的利益阶层等之间的关系，以求在多元的利益冲突中发现共同的基点。”②这个基点最终落脚在公共利益上。
　　学者李明伍在《公共性的一般类型及其若干传统模型》中界定为“某一文化圈里的公共性即为有关该圈里成员所能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他把公共性的范围限定在政府(国家)与私人领域(市民社会)之间。
　　根据学者们的界定，笔者作出如下归纳：首先公共性是公众的，满足人的需求反映人的意志。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公共利益普遍存在却并非无主体，它必须和人联系在一起。其次，公共性是公共的、普遍的，基于个体又超越于个体利益，追求利益满足的最大公约数。第三，公共性是公开的，全体公民有知情权和参与权。第四，公共性暗含了多样性，公共空间里利益主体多元化，彼此关系错综纠葛，既有个体利益，又有团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政府承担着处理其中多元利益关系的责任，以此体现出公共性。

　　何为媒体公共性

　　媒体的公共性研究，是公共性这一基础性理论命题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
　　国外的代表性观点有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从国家－社会层面出发，哈贝马斯将公共性等同于公共领域，他指出，“本来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每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见；而是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公共性并不是实现平等、自由、民主等基本原则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个人批判性意见的自由表达才是实现公共性的必要条件。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把媒体的公共性和平等、自由、开放、民主等基本原则联系起来并建基之上，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如果缺乏对媒体公共性背后这些基本原则的探析，就无法对媒体公共性作出较全面而准确的理解，就“无力批判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相勾结的体制弊病、市场对媒体公共性的侵蚀、表达自由和舆论监督苍白”等重大的媒体现实问题。③
　　从民主－权力层面出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认为，媒体公共性的实质就是民主问题，尤其是社会参与问题。对于媒体公共性的讨论不能局限于传播学领域，而应该与更深远的国家结构和政治运作方式联系起来，看到媒体公共性背后的权力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媒体公共性的本质。
　　从媒体－社会层面来看，潘忠党教授在《传播与社会学刊》第六期序言里表述传媒的公共性为“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其公共性体现为，传媒服务的对象是公众；传媒服务的平台和话语公开；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公正。这主要是从媒体的内部控制，即媒体的实践及其话语生成，和媒体的外部控制，即传媒的体制两方面来探讨的。

　　我国新闻媒体公共性的属性

　　尽管各家之言言之有理，但笔者仍认为，因公共性定义的流动性，对新闻媒体的公共性作出永恒而固定的定义是不切实际的，我们需要的是用一些属性来对新闻媒体公共性的阐述作出框定。
　　1.从政府体制方面看，我国媒体的所有权由政府所有，代表人民对传媒体制进行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宏观调控
　　新闻媒体公共性具有民主共享性。一方面媒体的公共性并不孤立存在，它必须和一些不可撼动的基本原则结合起来探讨，包括民主、自由、平等等；另一方面就媒体体制而言，它是一种公共资源和战略性资源，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强调最大范围的均有和最大公约数的利益满足。
　　新闻媒体公共性具有适当独立性。对新闻自由的呼唤由来已久，无论中外媒体，都不可能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均不同程度地受制于政府。但就世界范围来看，新闻自由已经取得了相当进步，媒体作为政府的牛虻，其批判和监督职能日益得到发挥和重视；其自主经营权也得到一定范围的拓展。
　　2.从受众服务方面看，数量巨大，是媒体服务的对象，且公民的参与意识和政治意识正在觉醒，新闻媒体公共性具有公众性
现代媒介社会已经逐渐由传者中心本位转变为受者本位，媒体服务的对象是公众，维护的是最广泛的公众利益，而公众的思考力、辨别力和批判力在逐渐增强，公民意识和要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诉求也在与日俱增。
　　3.从媒体操作方面看，媒体的公共性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最终落实于新闻媒体的话语表达及其实践活动中
新闻媒体公共性具有公开性。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媒体的主要责任就是为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提供外部世界变动的新闻和信息，以有利于澄清和引导人们理解外部世界，而不是使之观念混淆。新闻信息的公开性决定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新闻媒体公共性具有实践性。媒体通过议程设置、话语实践和文本呈现等具体实践活动维护和确保公共利益，“评判某一媒体对于公共利益的贡献，其在本质上参与的公共利益事件，而不是其所获得的私有经济利益。”
新闻媒体公共性具有多样性。一方面体现为利益多元化，媒体公共性是一件华丽的外衣，其背后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利益关系，并受其制约，这引发出了“媒体为谁服务”，媒体、政府、商业资本以及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等问题；另一方面体现在新闻实务中，反映多方声音，提供背景材料。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笔者力求避免对新闻媒体的公共性作出一句话定义，而是通过对政府－受众－媒体这三大方面、六个属性的分析架构出新闻媒体公共性的表现方式。同时，虽然新闻媒体的公共性植根于一些抽象的基本原则之中，但其核心表现形式却是实践的。宽泛的基本原则为新闻媒体公共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宏观的体制为新闻媒体公共性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制度背景；而话语和文本的实践则是深探新闻媒体公共性的关键之眼。
　　注释：
　　①张康之：《公共性、公共物品和自利性的概念辨析》，《行政论坛》，2003年第4期
　　②张康之：《论公共性及其在公共行政中的实现》，《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
　　③潘忠党：《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传播与社会学刊》第六期序言，200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①陶东风：《大众传播与新公共性的建构》[J]，《粤海风》，1999年第2期
　　②《沈阳市民要求政府公开招待费 官员称难度极大》[J/OL]，《人民日报》，2008年11月17日
　　http://news.163.com/08/1117/06/4QUCH9MT0001124J.html
　　③王维国：《公共性理念的现代转型及其困境》[D]，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刘建明等：《西方媒介批评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期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１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