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方向的文学缺乏力量

失去方向的文学缺乏力量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孟繁华　　发布时间：2009-12-31 07:57　　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认为那一时代文学的思想性“还不够，必须提高一步”。他特别强调“为了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不懂得城市政策、农村政策，便无法正确地表现城乡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那个时代，文学的思想性所强调的更重要的是“各种基本政策”。因此这个“思想性”在实践过程中是难以实现的：当为了突现“思想性”或政策性，艺术性显得苍白的时候，文艺领导者就要强调文艺的艺术性；当艺术性有了起色，“思想性不高”或模糊的时候，领导者又要重新强调“思想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就成了一个永远难以弥合的“对立关系”，在这一“怪圈”式的观念指导下，那种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作品，几乎是不能出现的。后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问题，逐渐演化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思想性的要求也就被等同于政治性的要求。这些年“思想性”逐渐淡出文学话语范畴，与对思想性的这一理解是有关系的。
　　
　　为突破这个作茧自缚的文艺观念，1985年前后的“先锋文学”，以“形式的意识形态”首先突围。这个文学思潮对语言、结构、叙事等形式问题的探索和实验，总体上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文学的艺术性或文学性。但同时也付出极大代价：文学只能被少数人理解或阐释的情况，使本来已经分流的文学人口日益减少。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包括先锋作家在内重新思考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也缓慢地建立了联系。但是，经历了“先锋文学”洗礼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显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带着他们对文学性新的理解来重新表达历史与现实的。回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就不能没有立场、情感和思想。这时，“思想性”的重要虽然没有被言说，但它潜在的功能和作用已经融入读者对它的接受和理解之中。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无论有多少问题，它直面中国现实的思想与情感，是它引起普遍关注最重要的原因。它存在的问题也首先与思想性相关。
　　
　　文学的思想性，当然不等同于哲学、政治或社会学的思想性，文学必须用文学方式亦即形象的方式表达。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思想性不等简单等同于政治性尤其不等同于政策性，它除了“高度”要求更有深度要求。因此，现实的批判性、形象的原创性、语言的独特性、题材的尖锐性、历史的反思性、人性的丰富性、精神的独立性、公共事务的参与性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着作家作品的思想性。文学表达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但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和心灵领域。这个世界和领域就是情感和思想的领地。因此，没有思想的作品在形式上再花样翻新，也终将远离阅读视野。
　　
　　思想性问题在当下的提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肯定当下文学创作取得了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深感文学正在失去“方向感”。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无论五四时代、三四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宏大叙事”的文学在思想方向上曾给读者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它的价值目标和国家民族关怀，对今天的影响仍然没有成为过去，这个精神力量包括情感力量和思想力量。没有方向感的文学就是没有力量的文学，就是沦为消遣娱乐的文学。
　　
　　因此，重提文学的思想性，就是鼓励那些深邃博大的作家作品的出现，就是鼓励那些有大气象、大情怀的作家作品的出现。当“私人写作”、“个人写作”、“小叙事”获得了充分自由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能否重新思考已经作为文学遗产的“宏大叙事”？能否重新考虑思想性对文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因为在这些遗产中，文学也曾表现出了它强烈的震撼性、感染力和最高正义。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认为那一时代文学的思想性“还不够，必须提高一步”。他特别强调“为了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不懂得城市政策、农村政策，便无法正确地表现城乡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那个时代，文学的思想性所强调的更重要的是“各种基本政策”。因此这个“思想性”在实践过程中是难以实现的：当为了突现“思想性”或政策性，艺术性显得苍白的时候，文艺领导者就要强调文艺的艺术性；当艺术性有了起色，“思想性不高”或模糊的时候，领导者又要重新强调“思想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就成了一个永远难以弥合的“对立关系”，在这一“怪圈”式的观念指导下，那种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作品，几乎是不能出现的。后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问题，逐渐演化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思想性的要求也就被等同于政治性的要求。这些年“思想性”逐渐淡出文学话语范畴，与对思想性的这一理解是有关系的。
　　
　　为突破这个作茧自缚的文艺观念，1985年前后的“先锋文学”，以“形式的意识形态”首先突围。这个文学思潮对语言、结构、叙事等形式问题的探索和实验，总体上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文学的艺术性或文学性。但同时也付出极大代价：文学只能被少数人理解或阐释的情况，使本来已经分流的文学人口日益减少。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包括先锋作家在内重新思考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也缓慢地建立了联系。但是，经历了“先锋文学”洗礼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显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带着他们对文学性新的理解来重新表达历史与现实的。回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就不能没有立场、情感和思想。这时，“思想性”的重要虽然没有被言说，但它潜在的功能和作用已经融入读者对它的接受和理解之中。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无论有多少问题，它直面中国现实的思想与情感，是它引起普遍关注最重要的原因。它存在的问题也首先与思想性相关。
　　
　　文学的思想性，当然不等同于哲学、政治或社会学的思想性，文学必须用文学方式亦即形象的方式表达。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思想性不等简单等同于政治性尤其不等同于政策性，它除了“高度”要求更有深度要求。因此，现实的批判性、形象的原创性、语言的独特性、题材的尖锐性、历史的反思性、人性的丰富性、精神的独立性、公共事务的参与性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着作家作品的思想性。文学表达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但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和心灵领域。这个世界和领域就是情感和思想的领地。因此，没有思想的作品在形式上再花样翻新，也终将远离阅读视野。
　　
　　思想性问题在当下的提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肯定当下文学创作取得了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深感文学正在失去“方向感”。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无论五四时代、三四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宏大叙事”的文学在思想方向上曾给读者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它的价值目标和国家民族关怀，对今天的影响仍然没有成为过去，这个精神力量包括情感力量和思想力量。没有方向感的文学就是没有力量的文学，就是沦为消遣娱乐的文学。
　　
　　因此，重提文学的思想性，就是鼓励那些深邃博大的作家作品的出现，就是鼓励那些有大气象、大情怀的作家作品的出现。当“私人写作”、“个人写作”、“小叙事”获得了充分自由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能否重新思考已经作为文学遗产的“宏大叙事”？能否重新考虑思想性对文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因为在这些遗产中，文学也曾表现出了它强烈的震撼性、感染力和最高正义。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