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春秋卿族略考·郑卿》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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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 [国学宗教]郑国公族及诸卿史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no05&idArticle=106092 作者：monvoisin 提交日期：2007-6-10 08:20:00 郑卿者何?郑之大夫也.郑卿大夫焉出?多公族也, 故曰郑公族与诸卿史. 诸侯皆有大夫, 公族, 舅, 甥, 盍以独言郑? 一曰郑史信, 再则郑世系明. 信史以记事, 世系以系族也. 宣王中兴而封郑, 平王东来而依郑, 秦略韩土而九鼎迁矣. 是故言郑所以言周, 知郑史而知周德衰也; 楚克郑而饮马, 晋服郑而复伯, 则言郑亦以言天下之势也; 郑地天下通衢, 民人往来, 垦殖蓄众, 商贾输货, 咸赖其利, 此实所以有中国也.
在朋友鼓励下开帖写郑卿, 实际上就是郑国史了, 因为包括郑国在内的春秋诸国的政治生活几乎完全是氏族占据的舞台, 直到战国期间由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渐渐成型, 氏族政治才逐渐淡出舞台.
这里面有两大主线:
第一个是宏观来看, 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就包含了这个变化的内因;
第二个是氏族政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许多改革措施也客观地促成了它本身的灭亡.
关于选择郑国作为论题的原因前面也概括了,
首先就是郑国从建立到灭亡, 其年代和世系都相对明确, 那么我们在讨论各个家族的来历和史料时候就更加有据可查, 当然另一方面争议仍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更多地依赖现代考古成就来支持论点;
其次郑国由于地处中原,所有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时间都与之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那么记载也就相对丰富一些, 也有利于我们从多个角度进行考察, 另外我们非常依赖的左传中, 对郑国历史的记载往往有明确的日期, 这意味着左传的作者是有机会接触到郑国史书的原文的,那么这些记载就相对可靠,当然在一些言论上不免有附会的嫌疑,但仍然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由于许多网站上都有类似内容的作品, 我想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发掘一些平时不为人所注意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利用这个机会抛砖引玉.
关于文章总体结构,我想先有一个总论部分, 后面分上下两部, 都以族别排列, 按照各大族对卿大夫进行划分. 上部分从建国初期到穆族出现前, 下部分从穆族出现到结束. 由于前面说过, 郑国的历史与周紧密联系, 郑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作为近畿的封国存在的, 所以郑的历史一定要从周的历史开始讨论,所以在介绍各族时候也稍带介绍许多周畿内大族的历史.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1 13:39:46
我觉得总论部分可以把开国到穆公时期写进去，分论开始写七穆家族史，直到战国时期郑国终结。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1 13:42:07
上部分从建国初期到穆族出现前, 下部分从穆族出现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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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构可能会导致前后不均衡，下部分要远远长于上部分吧？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1 18:31:41
对,总论比较长,另外穆族以前的部分里面要掺沙子,里面把成周近畿的大族加进去写,所以不会太难堪.
作者：郑大 回复日期：2007-6-11 18:58:41
留念
作者：liradish 回复日期：2007-6-12 12:41:10
加油
作者：王长兴 回复日期：2007-6-12 14:48:16
亟盼卫、鲁、宋各国史的出现
作者：约克公爵 回复日期：2007-6-12 14:53:09
郑的灭亡也比较突然。郑灭亡前还曾大败韩兵于负黍，转年被人家打败，国君死，社稷覆。韩灭郑而都之。。。感觉韩国挺会吸收的。
作者：magda 回复日期：2007-6-12 17:22:38
坐等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3 8:50:51
总论
前面已经谈到,郑卿大夫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微缩版的宗周公卿制度.一方面, 郑建立的时间比较晚, 此时宗周的政治体制已经十分完善, 所以郑会本能地COPY周制; 另一方面, 由于姬姓郑国是非常典型的王室庶族建宗, 无论是在宗周期间还是成周期间, 都是作为近畿的封国存在(后期由于地处中原成为晋楚争夺的焦点而独立出去), 所以郑的人口结构也和王畿内其他大宗十分类似, 使得他没有必要采用其他地区由于异族占人口多数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政治措施.
当然, 郑境内仍有大量殷商遗民存在, 比如郑的建国就是在殷商古郑国的基础之上, 尤其是由宗周东迁而来之后, 如昭公十六年传子产语: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 但双方结盟的基础主要是诸如:尔无我叛,我无强贾之类的以商业信用交换政治妥协的手段, 所以郑商人的存在是不影响郑国采用周政的. 相比之下,晋治夏墟而启以夏政, 疆以戎索, 卫鲁由于国人众的主体是整族的殷民,所以需要建立周亳二社并且启以商政(卫一度亡于赤狄之后人口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说要讨论郑制就需要从周制说起,否则在许多概念上会出现混乱, 而且郑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理解周制从而弥补一部分典籍的缺失.
所以总论包括以下部分:
一. 本文对文献资料的取舍和写作原则
二.周的国家-宗族体系以及官制
三.封郑之前宗周的基本政治事件和重要人物年代
四.郑国起源, 地望和政治制度的讨论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3 17:44:44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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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个“商人”是生意人还是殷人抑或都是？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3 22:11:16
据我的理解,显然不能纯粹指贾人,因为要"庸次比耦以艾…"开垦土地,而且郑东来建国需要聚集大量人口,而且主要是能用于生产的农业人口,所以搞很多生意人来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纯粹的倒爷,大可去已经比较发达的比如曹卫等国去,干吗去垦荒呢. 所以商人恐怕有两个来源, 第一是原异姓郑国的国民,古郑国原就在东方,西周初被武王整族俘去西土,与郑国有册封的隶属关系,所以被裹胁东来,另一种可能是郑桓公在东方建国,所以募集劳动力来开垦土地,商族人因为看到东来潜在的巨大贸易利益所以与郑伯达成协议.由于是与桓公结盟,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宗周灭亡之前,未必是流亡的商人,这个事情涉及郑国起源,后面还要专门谈到.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3 23:24:58
但从条约的内容来看，商人应该是一个专门做生意的集团，当然艾杀蒿莱他们是参加了，但以后似乎大都经商去了，没有种地。
郑国的国体比较特殊，相信在后面的内容中可以看到兄的精彩分析。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4 4:38:43
我看可能是这样,西周初年大量商族被俘至关中充实周地人口,同时这些部族还保留了和东方商族血统上的关系,这种联系使得东西方建立了联络, 这种联络是建立在人口基础上的民间的广泛往来.商族就利用这个线路和东西方物产上的巨大差异进行贸易,因此商族就开始以经买卖而闻名.周族同样有少数人到东方殖民,但是殖民的人口非常少,而且处于政治机器的顶端,所以不具备这个便利条件,而且周族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农耕民族,所以经营变成了商族的专利.当然商族仍然有相当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这就好比回回,也以经商而闻名,但是仍然兼做农业,世界史上的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也是如此.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4 11:07:31
一. 本文对文献资料的取舍和写作原则
组织历史资料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资料的可靠性问题,除了有后人穿凿或杜撰的可能性以外,还设计一个年代学的问题,即使是严肃的史学著作也要犯年代的错误.这就需要确定一些原则来进行取舍.
从文献上来讲,写作的依据首先是来自春秋和左传,稍次一点的是公羊传.这么选择的原因是春秋左传本身直接取材于齐,晋,鲁,郑等国的史书原文,譬如:
僖公五年传: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
襄公六年传:十一月，齐侯灭莱，......四月，晏弱城东阳，......甲寅，堙之环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齐师大败之。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王湫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
隐公元年传,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有明确的日期记载,因此可见作者曾经亲眼目睹了许多国家的史书原件,从而汇总成文.当然大部分记述都没有完全抄录这些日期,这是由于左传本身是散文体例,过分使用日期容易破坏文章的流畅性,所以只在需要记载事件进展时候使用.所以春秋和左传在编年上面是极为考究的,这就为使用其他文献建立了一个时间上的基本框架.另外,通过对左传记载的历次天文现象的观测,也可以证明该年代的正确性.
另外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史记,比左传记载要全面,从时间上跨度更大,但是史记有两个负担,一个是史记本身要覆盖许多春秋左传没有涉及的时间段,另一个是由于战乱,汉代能收集到的史书原件已经很少,所以许多年代的确定都建立在推测之上,而由于各种记载的异同和流传中出现出现偏差,造成了许多相互矛盾的概念.
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重要年代,譬如我们广泛认同的国人暴动的年代,前841年,现在逐渐发现是有问题的,首先史记本身就从来没明确说过该年究竟是哪一年,841年是一个根据其他记载的推论,另外根据陈杞世家,从国人暴动到幽王即位之间,竟然有62年.现在一个新的证据,是03年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逨鼎记载的月相,无论如何和推算的史记宣王年代都不符合.所以现在出现了许多例如双纪念等说法企图弥补种种缺陷.
所以关于史记的态度,一方面应该坚持使用其作为BACKUP帮助检索事件脉络,另一方面要积极利用新的信息进行纠正.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4 11:49:46
另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矛盾,来自左传与公羊传.左传的作者显然是史家出身,散文中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并不执着于一些基本的儒家教义,另外记载事件相对客观,尽量不进行分析和训诂.公羊传则是经典的儒学教科书,来自公羊氏听到的子夏的直讲,而子夏的解说都是孔子比较认可的,实际上子夏是孔氏理论部分的主要继承者(孟子出自曾参-孔伋一系,反而不是正统),但是该传在史学的精确性上欠佳,有一桩公案非常有名:
隐公三年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传: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公羊传: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诸侯之主也。
于是,在夏四月辛卯这天去世的人,在两传上竟然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的判断,我首先认可左传的记载,因为该文出自史家之手,因此声子去世这个事件的记载应当无误.
同时,公羊传记载尹氏去世的事件本身也是真的,只是由于者在史学上面未必考究,所以误记在这一天下面,主要的意图在于所谓的"讥世卿"上,但是绝不至于杜撰尹氏去世这个事件本身,因为这是有些来头的.
有一个两传都认同的事情,就是惠公年间鲁郑狐壤之战中,隐公被郑师俘获,随后被囚禁在尹氏,后来隐公通过贿赂尹氏而被释放,这里可见当时尹氏的地位崇高,可以决定释放郑伯的献俘,这个我们在讨论两周间大族还会提到.另一方面可以发现,通过释放隐公,改善了成周和鲁之间的关系,因为当是郑显然是以王畿的军队的面目出现的,而且隐公对尹氏是十分感激的,并在鲁国进行钟巫之祭,因此尹氏去世在当时的鲁国来讲完全是一个重要事件.尹氏大约去世在平王去世之后不久,因为当年夏天郑人势力就开始抬头并公开与成周的矛盾,因此从时间上是比较可靠的.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公羊传的一些记述未必在时间上精准,会有一些谬误,但是绝对不至于完全杜撰,因为由于子夏对春秋的讲解离春秋并不远,所以该传的一些说法应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史实,因此对待该传的态度,是尽量相信一些事件的存在,而依据左传进行考证.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4 17:32:11
这条的分析精妙，不过我建议正文部分不要因为考证而影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质感。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5 23:18:39
关于国语,周书,诗经和金文.
国语和左传记述的区别在于,几乎很少取材于史书原稿,多是口头或者传记流传下来的传说(当然左传也有相当的部分来自类似的传说),在对照左传的内容时候我们发现,在一些内容上是略有出入但是基本相同的.这就是所谓的"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里有两个INDICATION:第一,同一事件出现不同版本说法,这表明事件本身是确有其事,只不过被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下来;另一方面,由于见闻异同,许多说法更多夹杂了后人的理想成分,这个问题广泛存在于各种文献中,换句话说,作者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史实,但是由于各种干扰信息,导致不能准确地分析和叙说这些史实.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必要的甄别,比如前面说的君氏和尹氏的问题.
周书除了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被证明是伪造以外,仍需要承认还是保留了大量真实的史料,这些内容都被金文证实了.譬如"文侯之命"的内容,就得到了毛公鼎铭的佐证.周书的问题在于,这些作品多写于西周中叶以后,也就是说仍然是从后人的角度记录早期事件,这里仍然有不可避免的理想主义存在.反观诗经和金文,则是我们唯一可以完全信赖的记录,当然汉代以来的各种诗序多是穿凿之言,我们在用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会分析到.
作者：青云不在 回复日期：2007-6-15 23:52:33
今天买了本徐元诰的国语集解，序中说左传是春秋的内传，国语是春秋的外传，两本书可以互相印证。但国语中的各个国家的语言风格不一，说明其原材料出自不同人之手。序的作者还推断，可能是先有了周、鲁、郑等这些材料，后来又有人陆续加了其他国家的东西，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一会回去躺在被窝里好好研究研究。
另，小弟是新郑人，看到monvoisin 写郑国东西，十分期待。
作者：蒹葭从风 回复日期：2007-6-16 0:16:53
郑境内仍有大量殷商遗民存在, 比如郑的建国就是在殷商古郑国的基础之上
古郑国原就在东方,西周初被武王整族俘去西土,与郑国有册封的隶属关系,所以被裹胁东来,另一种可能是郑桓公在东方建国,所以募集劳动力来开垦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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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始封已在西周末年，桓公友乃宣王之弟、幽王叔父，且郑国始封故地正在今陕西华县，怎有东方建国之说？
作者：cfa3 回复日期：2007-6-16 0:36:56
支持，从起头就感觉不凡，相信看完楼主的大作会是非常好的体验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6 1:01:55
郑国始封已在西周末年，桓公友乃宣王之弟、幽王叔父，且郑国始封故地正在今陕西华县，怎有东方建国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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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这正是一大公案,待下面详细分解......
作者：大道飞飞 回复日期：2007-6-16 1:45:22
哈哈，先占座~与虎公晋卿家族史交相辉映呀。
作者：王长兴 回复日期：2007-6-16 8:03:48
只盼郑史,勿言其它
作者：bad-guy 回复日期：2007-6-16 14:54:01
又有故事看了,呵呵
作者：maxvell 回复日期：2007-6-16 18:12:43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6 1:01:55
郑国始封已在西周末年，桓公友乃宣王之弟、幽王叔父，且郑国始封故地正在今陕西华县，怎有东方建国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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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这正是一大公案,待下面详细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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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注意一下版面，要不文章会显得很零乱不便于阅读，将会给这帖子减色的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7 9:50:56
二.周的国家-宗族体系以及官制
A：国家形态
我们今天看到周书中, 有好几篇都是周初君主利用各种机会训诫臣下及后人，要吸取殷亡的教训，例如《康诰》《酒诰》之类，事实上周并没有能摆脱殷灭亡的老路，或者说当时人是看不到商灭亡的根源的。武王伐纣的《大誓》里面曾经提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这里反映了一个殷灭亡的主因：殷商人口众庶，但在周的打击下不堪一击，周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纣不务德义，统治暴虐。事实上，在面对外来威胁的时候即使暴政也能焕发出生命力，因此除非发生大的灾荒，一定有其他原因使得商人瓦解。因为我们从现存的金文和史书中看到，周对东方的不断反复征服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武王，周公，成王到康王期间，均有大规模的对东方的征服，到了穆王之后，重点又逐渐向南转移到对淮河流域的征服。因此东方对周人的抵抗是十分激烈的，这说明东夷对周的暴政同样极为反感，并没有谁欢呼周取代商，因此单说暴政无法解释殷商的灭亡。
我们再来看一首唐代皮日休写的诗：…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这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隨代开发东方功绩卓著，运河就是证明，远征高丽和兴建行宫，乘船旅游这种事情哪代帝王都有干过，而且还当做政绩，而且隨朝远未为此耗尽国力，李唐和瓦岗军长期都在以来永丰仓和兴洛仓，因而隨亡也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问题。问题关键就在于隋代北方士族门阀势力巨大（也包括大量略小的地方豪强势力），形成了一个介于皇帝和平民之间的亚统治阶层，隋王朝通过这个亚统治阶层实行对底层民众的统治和管理，当国家的政令发出之后，这个中间阶层就把这些政令转化为完全对底层民众的剥削，十对九的剥削转化为四对六的剥削。一方面，隋政权成为这些剥削的总负责人，使得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皇帝；另一方面，沉重的压迫使得平民大量逃离原来的耕作土地，成为流亡农民，这些人要么参加起义军，要么依附于中下层统治者，反过来加剧了对其他未流亡农民的负担，进入恶性循环。结果当隋灭亡的时候中央政权的力量就变得十分微弱。
当然隋的政治制度和剥削关系远比三代发达，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游荡了几千年的幽灵的影子：一个集权和分权的矛盾。当中下层统治者和普通劳动者建立起明确的剥削关系时，他们就只关心自己领地的利益，而且自己的财富积累得越多，就越和国家政权背道而弛。对于殷商来说，不仅仅是纣
和亿兆夷民有离德，而是最高统治者这个家族在流传了几十代之后逐渐丧失了对平民的直接统治，而中下层统治阶级可能由于在最高君主进行的某些改革中丧失了部分利益，他们就开始在共同危机面前袖手旁观；当然这种基于自身利益的冷漠也让他们付出代价—改朝换代，人口和宗族被掠夺；结果商族知耻而后勇，进行了几十年的奋起抗击，只不过已经不能阻挡周统一东方的步伐了。
三代的国家形态，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并未完全脱离氏族社会的原始形态，家族和国家的概念并未完全撇清。天子作为国家的首席祭司，政令的最高决策人，同时还是全族的族长，这是一个宗教，政权和氏族的三元结合体。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原始宗教是祖先崇拜，所以君主作为宗教领袖和家族长是一体的，但同时作为国家的领袖无疑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有国”的标准是“建宗”，并没有谁仅仅因为职务而成为君主，他必须首先是族长，然后是家族利益范围内的君主。当家族日益繁衍的时候，新代和旧代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因为国家政权涉及利益的分割，而新君主需要在新贵族和旧贵族间作出抉择，无论把赌注押在哪一方，都意味着割裂这个庞大的家族；但是既然政权仍然以家族的形式组织起来，就必须面对这种分裂造成的伤害——要么消灭其中一派，要么干脆解散氏族社会。为了把这种离心离德的庞大家族组织起来，贵族们不断地完善着叫做礼的政治原则，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通过建立等级社会把人口重新组织起来。礼看起来那么象族谱，但是又赋予人们家族关系以外的地位，最后悄悄地取代了氏族社会——历史上实际从来没有过“礼崩乐坏”，崩塌的是氏族社会，当礼完善得无以复加时候，家族政权就到了解体的边缘。所以令孔子哀叹的旧制度的瓦解并不妨碍他本人成为集权政治社会的精神领袖：他竭力维护的礼名正言顺地统治着中国的每个角落，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
作者：yeyh 回复日期：2007-6-17 10:43:55
Ding
作者：swiftaswind 回复日期：2007-6-17 18:09:54
up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8 13:39:58
隐公三年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传: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公羊传: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诸侯之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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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条我又翻了一下，觉得monvoisin兄的分析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
不错，宗周也有一个尹氏家族，但这个家族在宗周十分兴旺，一直延绵下去。而拘禁鲁隐公的这个“尹氏”，《左传》说的很清楚，是跟着隐公跑到鲁国了。因此，宗周的尹氏与郑国的尹氏应该本非一家，郑国的尹氏可能是宗周尹氏的分支，后来跟随郑国东迁，后来又跟随隐公入鲁了。
同时，对于《春秋》此条，夏四月辛卯，“君氏卒”之外还有“尹氏卒”，可能性不大，时间、字体都如此巧合，应该是鲁鱼之误。看《公羊传》的讲解，完全是天马行空，而《左传》训为，“君氏卒”，叙事很实在。所以，此条应为《公羊传》对《春秋》原文的誊抄错误，又在错误的基础上将错就错地胡乱解释。
作者：正史明志 回复日期：2007-6-18 16:40:48
我一直在想，如果郑庄公的公子忽娶了文姜的话，郑国的历史恐怕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可惜公子忽拒绝了这门
作者：虚无肉饼 回复日期：2007-6-18 18:05:32
当然隋的政治制度和剥削关系远比三代发达，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游荡了几千年的幽灵的影子：一个集权和分权的矛盾。当中下层统治者和普通劳动者建立起明确的剥削关系时，他们就只关心自己领地的利益，而且自己的财富积累得越多，就越和国家政权背道而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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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一词我觉得不妥，“剥削”有的时候是由于劳动力过剩造成的。
作者：虚无肉饼 回复日期：2007-6-18 18:18:36
礼看起来那么象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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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对血缘极其崇拜的原因不知道是什么。父系氏族？母系氏族？
我个人较倾向于文化具有较强母系色彩。
作者：casanova 回复日期：2007-6-18 18:38:46
秦、齐、楚、晋，包括后起的燕，之所以能够作大，我觉得还是和他们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些国家都有向外拓展的空间，秦就是个典型，发展的过程就是对周边尚不发达的少数民族部落征服的过程。而郑国就很难有这个机会，最终只能选择在几个大国之间摇摆以求生存。
作者：青云不在 回复日期：2007-6-18 19:44:17
casanova 说得不错，当年郑桓公有在陕西和湖北安家的打算，但是被一个混蛋给阻止了，说什么晋楚秦齐这几个牛鼻的要命，将来的霸主出不了这几家。不如到新郑算了，这样可以在大国之间生存。谁知后来晋楚争霸，最惨的就数郑国。
郑国西边被成周、北边被卫、晋东边被宋国、东南被陈国、南边被蔡国、西南被申国这几个国家围着，根本没有任何发展余地。虽然开始时郑国联合齐鲁在对付卫国、宋国还有成周时取得成绩，甚至彻底终结了周朝在各个诸侯中的影响力。但后来仍不免陷入多线作战的境地，最后成了晋楚势力消长的风向标。真是可叹。
作者：人土粥稀 回复日期：2007-6-18 20:23:57
天子作为国家的首席祭司，政令的最高决策人，同时还是全族的族长，这是一个宗教，政权和氏族的三元结合体。~~礼看起来那么象族谱，但是又赋予人们家族关系以外的地位，最后悄悄地取代了氏族社会——历史上实际从来没有过“礼崩乐坏”，崩塌的是氏族社会，当礼完善得无以复加时候，家族政权就到了解体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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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味道，留个爪先
作者：人土粥稀 回复日期：2007-6-18 20:24:43
天子作为国家的首席祭司，政令的最高决策人，同时还是全族的族长，这是一个宗教，政权和氏族的三元结合体。~~礼看起来那么象族谱，但是又赋予人们家族关系以外的地位，最后悄悄地取代了氏族社会——历史上实际从来没有过“礼崩乐坏”，崩塌的是氏族社会，当礼完善得无以复加时候，家族政权就到了解体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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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味道，留个爪先
作者：地下丝绒 回复日期：2007-6-18 20:57:30
好帖，中国历史之变更，氏族之于国器之间的矛盾问题，之前确实有点被忽视。我觉得从田地分封，税收。公田制被破坏等事例来看，古制被坏，正是始于春秋时期。
作者：yang1216 回复日期：2007-6-18 21:55:05
杨氏记号1979.
作者：最后的慕容 回复日期：2007-6-18 22:25:36
一直对郑很有好感，也许是因为寤生吧，呵呵，留名。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9 0:23:39
而拘禁鲁隐公的这个“尹氏”，《左传》说的很清楚，是跟着隐公跑到鲁国了。因此，宗周的尹氏与郑国的尹氏应该本非一家，郑国的尹氏可能是宗周尹氏的分支，后来跟随郑国东迁，后来又跟随隐公入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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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原话是:郑人囚诸尹氏，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
这个意思不是和尹氏一起逃跑并且立他的继承人,而是在尹氏的保护下回到鲁,并且在鲁国祭祀钟巫,这个"主"不是指人,而是指尹氏的神灵,可能是这家起家时候的祖先.如果真的是尹氏出走鲁国,那么以后也没见鲁有尹氏出现过,而且如果是郑国的大夫为了释放鲁公子而出走,这显得毫无意义,过于小说化了,代价也太大了.一般在春秋中提到尹氏就是指那个成周的尹氏,也就是大师皇父之后,郑在周畿内不会有和尹氏雷同的族名出现.
关于尹氏的问题,公羊传的来源是子夏子的口头讲解,子夏掌握的史实应该比较充分,所以尹氏去世这个事件应该是存在的,只是安错了地方.公羊传对事件的具体出处确实有失精准,但是要注意一个细节,比如公羊传和左传都有记载钟巫之祭,那么就有潜在的知道尹氏释放公子的可能性.所以尽管子夏和左氏肯定没有在写书的时候沟通过,但是双方都记录了这个事件表明双方的资料都是有来源的,因此也不能因为公羊传着重理论而否定他的史料价值.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9 8:09:34
B 班爵和官制
五等爵制是一个很让人挠头的话题，历代的观点都比较偏激，要么坚决否认，要么坚决承认。近代傅斯年的论文提供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是：伯为建宗有国之通称，侯为封藩守疆之殊爵。这事实上提出了一个理性的观点：把各级爵位划分为来自于氏族社会的残余部分和来自政权运转的功能部分。所以我们不必费力去比较五等爵之间尊卑的高下，因为他们根本就来自于不同的观念体系。既然来自不同的体系，那么公候伯子男这些概念并非生来就用于组建这个五等爵系统，或者说他们本来就都具备丰富的内涵，只不过其引申义被假借来。
伯：封国的基本形态
伯的涵义极其丰富， 但万变不离其宗，都由一个基本用法引申而来，就是伯仲叔季之伯，代表最长者，几乎一切面目出现的“伯”都可以和这个概念挂上钩。下面举一些例子：
宣公十五年传：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曰：“吾获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矣。”
这里伯氏指荀林父，当时荀林父为晋国元帅，为六正之长，所以称他为伯氏。此外，晋国历代执政或元帅普遍有被成为某伯的记录，例如霍伯，荀伯，栾伯等等，都用以表明元帅在卿大夫中的崇高地位。但这绝不等同于认可这些人有等同于国君的地位，和郑伯，秦伯，曹伯不是一个概念。
同一段：羊舌职说是赏也，曰：“《周书》所谓‘庸庸祗祗’者，谓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 ……
士贞子被称为士伯，但他并不享有军行，不是六正之长，也不是任何一军之长，因此这里伯有别的含义。一般人为士渥浊是士縠的后人，并且继承该家族司空的职务，因此这里士伯当是指其司空的职务。
文公七年传：士会在秦三年，不见士伯。
成公二年传：巩朔献齐捷于周 …… 巩伯实来，未有职司于王室，…… 士庄伯不能对。
这里士伯指先蔑，显然他不是士会家族的人，这里应当指他以下军将兼任司寇一职，在周官之中，司寇和士师分别为负责刑狱的大小官员，在晋国似乎没有提到过司寇，那么应该是这些职责同由士师负责，也称为理。后面一段士庄伯指巩朔，又以士开头，我推测巩朔当时可能兼任士师（司寇）。
昭公十五年传：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室，晋独无有，何也？”
此时知文子仅佐下军，称伯氏当有其他兼职。虽然他后来曾出任执政，但是说话的时候并没有这个职务。
以上各例，可以看到，卿大夫被称伯并非由于作为族长或者类似国君的伯爵，而是由于身处特地位，譬如成公二年传称士燮为范叔，显然他是范氏的族长。晋国具有这种地位的人一般为司徒（元帅），司寇，司空等，很可能和晋国受封的时候得到职官五正有关，因此这些卿都可以被称为X伯，表示他们是百官之长。
再看一些例子：
大雅.韩奕：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
成公二年传：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 役王命。
这里伯是指上诸侯之长，韩侯是北方诸侯之长，五伯指三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国，都是指这些国家在诸侯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和国君称郑伯，曹伯不同，他们显然不是什么诸侯之长。
再回到国君称伯的问题上来，前面论述过，三代的封国形式是以氏族为基础，一旦建宗，那么就以这个宗族为中心形成公族，也就是统治的核心力量，下面是国人构成国家的下层人口。公族+国人一旦组合完成，那么就可以有国，这个组合移动到哪里，国家就移动到哪里。所以是否受封为诸候并非有国的充要条件。我们还举尹氏为例子，尹氏历代有称为尹武公、成公、文公等等，并非由于他们是诸侯，他们仍然是天子脚下的大臣，而是由于他们掌握着周畿内一个强大的宗族势力，加上一定数量的平民，而历代尹氏一即位就身兼尹族的族长加上那个尹族和国人组合的统帅的职务，使得他们事实上具有国君的身份，这也是为什么畿内大族的身份等同于畿外诸侯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一个评论，就是杨树达的《论语疏正》：树达按：任重职大，有过于天子诸侯者乎？卿不当世，而谓君当世乎？卿当选贤，而谓君不当选贤乎？孔子讥世卿，实讥世君也。此《春秋》之微言也……这实际上是一个误会，世君是不可以讥的，因为前面我已经说过，君主（包括天子和诸侯）是国家最大的族长和统帅的合体，而卿需要选贤显然是指挥统帅和执政这个部分，但是君主族长的身份是由血统和长幼决定的，正所谓立长不立贤，这是氏族社会二元性决定的，也是杨树达所在的君主专制社会所不能理解的。因此孔子要维护氏族社会的正统性，是不会讥世君的。而卿大夫一方面生来是自己家族的族长，另一方面却不是整个国家的宗君，因此根据血统继承制度，和宗君合为一体的权力就不能为卿大夫所世代享有，这就是君与臣的区别，君不可被臣取代，但是臣可以被其他臣取代，实际上反映了大宗和小宗之间的尊卑关系。尹氏世代作为尹族的宗君没有问题，但是连续出任成周的卿士就非礼了。按照这个概念，实际上齐之国、高，鲁之三桓也属于非礼，当然前者似乎有天子特别的册命，但后者一直为儒家所诟病。
那么已经很清楚，伯这个概念显然是脱胎于氏族社会的族长，《酒诰》里面提到：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 这里讲邦伯，就是讲那些大小宗族部落的君长，由于氏族社会的血统继承制，君主同时就是所有公族的大宗或者宗君。定公四年传祝佗语：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 这里也说到，所谓“文武成康之伯”当然不是伯仲叔季的伯，而是当时已经建宗的那些公族，他们和伯禽、康叔、叔虞的性质本来一样，区别就在于后三者得到了额外的宝器和权威，但他们的实际性质也是伯，只不过额外加爵后作为在外的候，所以说侯的实质脱胎于伯，因为侯也需要建宗有国。这就是傅斯年氏提出的所谓：伯为建宗有国之通称。换句话说，伯最直接地反映了氏族社会君权脱胎于族权的实质。
作者：小道飞飞 回复日期：2007-6-19 8:41:17
先帮顶，先把别的文章学习完。
作者：yang1216 回复日期：2007-6-19 11:03:22
杨氏记号1979.
作者：liradish 回复日期：2007-6-19 11:25:57
学术性很强啊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9 11:58:08
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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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自然是“钟巫”，这个没什么疑问。但是“与尹氏归”也说的很明白。谁与与尹氏归归呢？隐公。隐公与谁归呢？尹氏。尹氏之所以要和隐公一起到鲁国，当然是私放战俘有罪，难以在郑国立足，同时隐公也应该给予了优厚的承诺。为什么尹氏在鲁国以后并不显赫？道理也很简单，隐公十一年就被刺杀了，尹氏不仅来不及发展为鲁国大族，反而很可能受到了株连打击。
另外，关于《春秋》原文，《左传》为：“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羊》为“夏四月辛卯，尹氏卒”，monvoisin兄认为“尹氏卒”一条也确有，只是时间有误差。这个恐怕是欠考虑的。
因为《春秋》记载极为简练，一条字数很少，模式就是时间+事件。如“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短短八个字，肯定是写在一根木简上的，不可能是因为乱简出现时间差错。所以面对同一根木简，“夏四月辛卯”几个字出现异议或错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君氏”与“尹氏”误抄或误辩的可能性则是很大的，因为当时离孔子编春秋已经200多年，离左传、公羊作者就更远，明显是传经时对同一条原始记载的不同传抄。其中必有一个是误传。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9 12:05:11
如果认为君氏死于隐公三年的“夏四月辛卯”，尹氏死于其他年份的“夏四月辛卯”，理论上有这个可能，但实际上很难如此巧合。试想，两人的称呼如此形似（“尹氏”、“君氏”），又恰恰死在不同年份的同月同日，可能性基本是可以排除的。
作者：wuluketui 回复日期：2007-6-19 12:37:40
我也是新郑的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9 22:52:02
尹氏之所以要和隐公一起到鲁国，当然是私放战俘有罪，难以在郑国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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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发生的年代是在平王中后叶,郑和周矛盾没有完全激化,当时郑师的身份仍然是王师的一部分,所以俘获的战俘囚禁在王官手中十分正常.你说的"郑大夫尹氏"没有什么来头,恐怕是看了东周列国志的说法吧,那个是小说而已.尹氏仅仅因为贿赂释放鲁公子实际上毫无意义的,代价也太大,以尹氏在成周的地位和身份是不会为了这么小的事情离开成周的.因为当时息姑的身份是公子而不是大子,谁也不会仅仅为了一个公子就叛逃.
这个事件事实的情况应当是尹氏当时是成周的卿士以上的大臣,可能继承了皇父的大师一职,由于周东来之后需要重新界定疆域,与周边国家摩擦不断,郑人以王师的身份在这些摩擦中占到上风,并俘获了鲁公子,并把战俘献给尹氏,尹氏在权衡了利弊之后,携带公子息姑回到鲁,与鲁借机和解,而公子息姑为了这个事情也采用了贿赂等手段.这实际上是一次以武力为后盾的成功的外交活动."与尹氏归"看不出和叛逃有什么关系.
关于尹氏卒的问题, 我不是说春秋也有这一条,我是说历史上存在过隐公年间尹氏去世的事情,也不是就在声子去世这一年,也没有说是在夏四月辛卯这天,因为公羊传一般都不记日子,所以纯粹是子夏安错在这里.而是在平王去世之后,有过"天王崩,诸侯之主"这个阶段.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9 23:27:42
关于尹氏，在宗周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家族，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复性，特别是在王子朝之乱的时候，反复过几次。而且，《左传》往往之以“尹氏”称其家主，而不是象“刘文公”那样称呼。如“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这么特殊，值得专门研究。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9 23:29:39
总论里即将有关于尹氏的介绍出现......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9 23:54:02
所谓〈三传〉，都是讲经的，必须围绕经文展开。我的意思是，〈公羊〉派当初读经就把隐公三年的这条经读成“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了，进而根据这个再进行讲解。当时距离已经近２００年，鲁鱼之误是很正常的。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20 0:00:10
把“君氏”传成“尹氏”，可能性很大，首先是字体相似。其次，公羊的讲法更围绕经文发挥，而硬要猜测这段解排错了地方，也无实据，不免牵强。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20 4:44:20
都是讲经的，必须围绕经文展开。我的意思是，〈公羊〉派当初读经就把隐公三年的这条经读成“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了，进而根据这个再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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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春秋没有提到过钟巫之祭,而两传却都提到了,你说他们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子夏对史学资料的掌握在当时是十分出名的,著名的"己亥三豕"之误就是他发现的,尽管公羊传的讲解重点在于经,但否定他的资料来源是不可取的.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20 10:57:53
关于提到“钟巫”，主要是为了详细讲解“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一条的经文。
考察春秋三传，无经之传不少（左传里最多，其他两传少），无传之经很少，而有经有传才是常态。所以，我怀疑《左传》、《公羊》的上述经文是对《春秋》同一条经文的不同流传和解释，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至于哪个是误读，则暂时不必下结论，“君氏”一词，正本书仅出现在这一处（当然鲁隐公的情况也极特殊）。
作者：yang1216 回复日期：2007-6-20 13:01:22
杨氏记号1979.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20 16:17:37
关于提到“钟巫”，主要是为了详细讲解“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一条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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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两传为何都有这个资料? 难道这是分别为了解释经而推演出来的吗?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20 18:44:39
原始资料是没有推演一说的，我的意思是，两传提到“钟巫”，三传自然都要提供一些资料来解经，但相比左传，其他二传空对空的议论居多，但也有资料强的，例如“初税亩”，但终究也是有经之传。
而《左传》、《公羊》的上条分歧，我认为都是有经之传，只不过两家把经读的不一样，必有一误。
作者：小道飞飞 回复日期：2007-6-23 9:34:51
记号先。
作者：swiftaswind 回复日期：2007-6-24 0:09:50
作者：青云不在 回复日期：2007-6-18 19:44:17
casanova 说得不错，当年郑桓公有在陕西和湖北安家的打算，但是被一个混蛋给阻止了，说什么晋楚秦齐这几个牛鼻的要命，将来的霸主出不了这几家。不如到新郑算了，这样可以在大国之间生存。谁知后来晋楚争霸，最惨的就数郑国。
郑国西边被成周、北边被卫、晋东边被宋国、东南被陈国、南边被蔡国、西南被申国这几个国家围着，根本没有任何发展余地。虽然开始时郑国联合齐鲁在对付卫国、宋国还有成周时取得成绩，甚至彻底终结了周朝在各个诸侯中的影响力。但后来仍不免陷入多线作战的境地，最后成了晋楚势力消长的风向标。真是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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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天下之中，大国之间未必没有前途，尽管困难重重但也可能是机遇。
我国之光武、孟德，东瀛之信长、元就，还有两河那边不少的民族，当然最典型的还是普鲁士。关键要看这个国家及其领袖的能力，比如借势啊，联盟啊；当然其他主客观因素，如运气等也很重要。
作者：swiftaswind 回复日期：2007-6-24 0:11:17
郑国的衰弱，也是以自己内乱开始的，可以说也是内部自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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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公族 外御强国 ----- 郑国
郑国疆域
郑国初在西方，后东迁都新郑（今县附近）。其疆域约有今河南北半省之中部。大致：东有汴梁，南包许昌，西距虎牢，北越黄河。纵横约一二百里之间。
郑国的军力当在鲁国之上。春秋初年，郑国已有三军，内战用的军队已达二百乘。三军外并有徒兵和临时添置的军队。其国军实力至少在千乘以上。鲁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兵车百乘。二十五年，郑子展、子产带车七百乘伐陈，车数与城濮之战晋车之数相等。哀公二年，晋、郑铁之战，晋将卫太子蒯聩登铁丘上观望郑军，看见郑军很多，害怕起来，自投于车下。此战晋人以郑为大敌，可见郑国的兵力自春秋初年到末年始终不弱（郑兵曾与晋、楚和诸侯联军开战，诸侯的兵甚至畏郑不敢越过郑境，反被郑军所败。郑国军力的强大于此可见）。 郑国世系
郑的始封祖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名友，宣王时受封于郑（在今陕西省华县），是为桓公。桓公是一个很贤能的君主，颇得国民的信爱。幽王时，入为王朝的司徒，替王室办事也很有成绩。那时周室已衰，戎狄强盛，桓公恐怕自己与王室同归于尽，因此去问周的一个太史叫做史伯的，什么所在可以避难。史伯告诉他说，济、洛、河、颍四水之间虢、郐两国所在的地方最为稳固；教他先把妻子财物寄存在那里，有事的时候就可以带了王室的军队把这地方占领。桓公依了他的话办去，后来郑国果然得了虢、郐一带的领土，迁到了东方。西周灭亡，桓公殉难，他的儿子武公掘突嗣位，拥护平王有功，仍做王朝的卿士。武公去世，太子寤生即位，是为庄公。庄公二十二年入《春秋》。
春秋列国的大世族，郑有良、游、国、罕、驷、印、丰等七穆之族；郑的公族势力也极大，异姓都不强盛。郑国真称得起是当时盛行亲亲主义的模范国家了。
郑国的内乱
郑国虽是春秋最初期的唯一强国，但他的地位也不是容易得来的。在刚入春秋时期的当儿，郑国内部也险些闹出一件大乱子来：原来郑庄公的母亲——郑武公的夫人武姜，是个很偏爱的妇人。她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就是庄公，小的叫做叔段。《左传》上说郑庄公是在武姜睡梦中出生的，那时候惊吓了他的母亲，因此他便受不到母爱，家庭的幸福给叔段独占了。其实女人家偏爱小儿子本是情理中的事，《左传》上的话恐怕只是后人在郑庄公的名字（寤生）上替武姜想出来的不爱大儿子的理由。武姜既偏爱她的小儿子，便屡次在她的丈夫武公的面前请求立叔段为太子；武公不愿废长立幼，不答应她。等到武公去世庄公即位，武姜又在庄公面前替叔段要求封邑：先要制邑（在今河南汜水县附近），庄公因为那是一处险塞，不肯给叔段；跟着又要京邑（在今河南荥阳县附近），庄公答应了，便封叔段在那里，称为京城太叔。这同晋公子成师的封曲沃是差不多的一件事。成师封于曲沃以后便想吞晋，叔段封于京以后也想争夺郑国。他第一步先命郑国的西鄙、北鄙的地方兼属于自己，不久又把这两处地方完全划做自己的领土，一直达到廪延的地方（在今河南延津县附近）。第二步他便修筑城池，招练兵马，与他母亲约好日期，请她做内应，想一举攻入郑都。庄公打听明白他们的阴谋，就命大夫公子吕带了二百乘兵车去打京城，京城的人都背叛太叔段，太叔段只得逃到鄢邑（在今河南鄢陵县附近）。庄公又指挥兵将追打过去，他立足不住，远逃到共邑（在今河南辉县）去了。在太叔段初封京城的时候，大臣祭仲曾劝谏庄公道：“京城太高大了。把这地方封太叔是很不妥当的。”庄公装着很无用的样子说道：“这是太夫人姜氏的意思啊，有什么办法？”祭仲又说：“她哪里会厌足，不如提早防备，不要使他们的势力发展开来才好。”庄公就说：“他们多做不合理的事情，一定会自走到死路上去的，你姑且候着罢！”等到了叔段的势力渐渐发展的时候，又有公子吕一再劝谏庄公，叫他赶快翦除叔段。庄公说：“不必，他们的势力来得愈厚，便崩倒得愈快了！”在这里可见庄公的处心积虑，要想加重叔段的罪状，以便一举将他除掉。我们看他的计划何等的严密，他的手段是何等的毒辣！然而郑国所以不致造成分裂的局面，也就靠着庄公的能干。叔段奔共的时候，他的儿子公孙滑逃到卫国，卫国为了他起兵伐郑，夺取了廪延的地方。郑国也用了王室同虢国的兵马回打卫国，以为报复。
郑宋卫诸国的争衡
郑国趁了卫国的乱，起兵侵扰他们的郊野，回报了围东门一役的仇恨。卫国也用了南燕国（在今河南延津县）的兵去回打郑国，却被郑国用埋伏夹攻之计杀了个大败。在这里看来，卫国到底不是郑国的对手。不但卫国，就是宋国也被郑国用了王室的军队同邾（在今山东邹县）兵打进了外城；宋国虽起兵报复，也是得不到多大的便宜。这时郑国又先向陈国求和，陈侯迷信宋、卫，不许，郑国又把陈国打得大败。当时齐国看见宋、卫、郑等国互相攻伐，想来做个和事老，便于温的地方召会三国，在瓦屋的地方结了一次盟（在此以前，宋、陈与郑已曾讲和，郑、陈且已联姻）。不料口血未干，郑国就借了宋公“不共王职”的罪名（大约是宋公不肯随郑伯朝王），自说奉了周王的命起兵伐宋。鲁国也因宋国不来告警，与宋绝了交好。郑国便乘机联合了鲁、齐两再伐宋国。鲁兵打败宋兵，郑兵夺取了宋邑都、防，做人情送给鲁国，来讨鲁国的好。宋国也联合了卫、蔡两国的兵回打郑国，三国的兵反被郑兵在戴的地方（在今河南考城县附近）打得全军覆没，此后郑国又连次伐求，把宋国打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宋国就发生了内乱。
鲁郑的交涉
至于鲁国同郑国的交涉是这样：当鲁隐公做公子的时候，曾带兵与郑国在狐壤地方开仗，被郑国捉了去，郑人把他囚在大夫尹氏家里。隐公向尹氏厚纳贿赂，又在尹氏所奉祭的钟巫之神面前祷告了，就与尹氏一同逃归鲁国。隐公即位以后的第六年才与郑国通好，曾答应郑国用祭泰山的祊田掉换祭周公的许田（许本是鲁的附庸，所以鲁有祭周公的许田；郑国不知何故也有祭泰山的祊田？祊田近鲁，许田近郑，所以两国愿意掉换）。在此以前鲁臣公子豫已曾私与邾、郑两国结盟。到此时鲁国又曾帮助郑国打宋国（在先鲁国本是宋的与国）。后来更邀合了齐国帮郑国打许国（在今河南许昌县），攻进了许都；许君奔卫。因为鲁国原是许国的宗主国，所以齐僖公拿许国让给鲁国；鲁国不受，转让给郑国，想是报答他夺取宋邑让给鲁国的好意。这可以说是鲁、郑两国的交换条件。
周郑的交涉
这时候郑国的气焰正盛，各国没有一个不怕郑的，所以陈、宋、鲁、齐等国都亲起郑来。于是郑国人的胆子愈弄愈大，过了若干时，他竟敢同周王打起仗来。原因是郑国的武公、庄公都做周平王的卿士，在王室很有权柄；后来平王大约为了郑国太强横的缘故，不愿他独把王朝的内政，想把郑伯掌握的周室政权分一半给虢国。郑庄公知道了，大不高兴。平王安慰他说：“哪里有这件事呢！”他情愿同郑国交换质子：王子狐到郑国去，郑公子忽也到周朝来，交换做押品。这已损坏了王室的威严。
平王死后，孙桓王林即位，打算真把政权分给虢公。郑庄公听得这消息，便派大夫祭足（祭仲）带了兵马去把周的温地同成周（东周的都城）的麦和禾子一齐割了去，于是周朝同郑国的感情大破裂了。但是两方面都还暂时敷衍着：郑庄公还去朝周，虽然得不到桓王的敬礼，桓王也并没有把郑伯的政权完全剥夺（这时大约虢公为周室的右卿土，而郑伯为左卿士）。后来郑国还曾以齐人朝王，并用过王师去伐宋国。毕竟是桓王不识相，他向郑国取了邬、刘、蒍、邘四邑的田，而把自己拿不动的苏忿生（周朝的臣子）的田（都在黄河北岸一带）换给郑国；郑国自然大不高兴。接着桓王又把郑伯的政权完全夺了，于是郑伯不朝。桓王大怒，在鲁桓公五年的秋天，招集了虢、蔡、卫、陈等国的兵，御驾亲征去伐郑，郑国也就起兵抵抗王师。两方在繻葛地方开战，郑国用了鱼丽之阵把王师同诸侯的兵打得大败。桓王甚至被郑将祝聃射中了肩头，于是天子的威严扫地了！从此以后，“王命”两个字便不算什么，周室的真正地位也就连列国都不如起来了。
郑国的极盛
郑国打胜周王以后，势力格外强盛。那时齐国被北戎侵扰，也向郑国去讨救兵（北戎先曾侵郑，被郑兵打得大败）。郑太子忽带了兵马救齐，大败戎兵。齐僖公想把女儿嫁给郑太子忽，以为姻援，却被太子忽辞绝了。这次战争，诸侯的大夫多有带兵替齐国守御的。齐国答谢诸侯的好意，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请鲁国按班次代为分派，鲁国分后了郑国，郑太子忽很不高兴。后来郑国竟联结了齐、卫两国的兵来伐鲁。这也可见郑国在当时的强横了。
郑国当庄公时代，凭藉了“挟天子以命诸侯”的地位，采用了“远交（交齐、鲁）近攻（攻宋、卫）”的政策，努力经营，国际的地位就蒸蒸日上。到了庄公末年，几乎成为春秋最初期的伯主（庄公败周以后又曾合齐、卫之师伐周邑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郏，也可见郑人势焰之盛）。鲁桓公十一年，齐、卫、郑、宋盟于恶曹，郑的敌国都变成他的与国了。民国七年在新郑出土的铜器中有王子婴次炉，据近人考证，王子婴次就是郑子仪，他的父亲便是庄公。这话若确，就证明了郑庄公称过王的，想来是败周以后的事了。
黄河下游的诸国中，以形势论，以国力论，最容易发展的，本来是齐国。但因这时西方的压力刚去，东方各国一时还透不过气来。同时周室的尊严尚在，与王家关系较切近的国家到底占些便宜；而郑庄公又是一位不世出的雄主，敢于力征经营，所以春秋最初期的历史竟成了郑国独强之局。但一时的机会毕竟敌不过自然的形势，东方的霸权终于渐渐落入齐国的手里。 郑国的中衰
鲁桓公十一年的夏天，郑庄公去世，国内发生变乱，郑国就中衰了。原来庄公的太子名叫做忽，是邓国的女儿邓曼所生。庄公又娶了宋国雍氏的女儿叫做雍姞，生个儿子叫做突。雍氏是宋国的贵族，为宋国的君主庄公所宠。郑庄公死后，太子忽即位，是为昭公。宋国人气愤不过，设法诱骗了郑国的大臣祭仲到宋国来，把他拘住，硬逼他拥立公子突为君。祭仲本是昭公的保护人，到这时因为自己的性命要紧，只得答应宋人，与他们结盟，带了公子突回国，拥他即位，是为厉公。昭公便逃到卫国去了。当厉公将要回国的时候，也被宋人拘住，逼着要贿赂，厉公只得答应。厉公即位以后，宋国逼讨贿赂很急，逼得郑国喘不过气来，宋、郑间的国际感情就日趋恶劣，将要打起仗来。那时鲁国连同宋国会盟，想出来做调和人。鲁桓公十二年，鲁侯又同宋国在句渎之丘结了一次盟，但讲和的事情仍不见头绪；再会于虚和龟两处地方，宋国到底不肯答应和议。那时激恼了鲁国，便与郑国会盟于武父的地方，联兵伐宋。到了第二年，郑国又联合了纪、鲁两国，与齐、宋、卫、燕（南燕）四国开战，结果四国联军打得大败。于是鲁、郑两国格外交好，连次会盟，联成一气。在这里可以看出郑鲁与宋卫到底是两个国际的集团（齐本也是郑党，这次所以加入宋、卫一边，乃因纪与鲁联合的缘故，参看下文），此时差不多又恢复了春秋开始的形势。又可看出郑究竟比宋强，所以在这个时候郑还能占到胜利，真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了。但宋国吃了亏那里肯服，就又联合了齐、蔡、卫、陈诸国的兵伐郑，焚了郑国的渠门，一直打进大街；又侵扰郑国的东郊，夺取了牛首的地方，把郑国大宫（祖庙）的椽子抢回去做了宋国卢门的椽子。这一次的战事，因为寡不敌众，却是郑国吃了亏了。
郑国在败弱之际，内部又发生变乱起来。原因是厉公为祭仲所拥立，所以政事很被祭仲把持；厉公颇忌他，就派他的女婿雍纠设计去杀他。不料雍纠是个没用的脚色，他不知怎样把消息透漏给他的妻子雍姬。雍姬便去问她的母亲道：“父亲与丈夫是哪一个亲近些？”母亲道：“只要是个男人，都可以做女人的丈夫；但父亲却只有一个！”雍姬听了这话，便把雍纠的阴谋暗示给祭仲，于是祭仲把雍纠杀了。厉公一看事情不稳，逃到蔡国去。昭公就回国复了位。先前被郑所灭的许国也乘这机会复了国。厉公又引动郑国栎地的人民杀了守将檀伯，占居栎地，做昭公的敌人。鲁国本与厉公交好，便结合宋、卫、陈、蔡等国一再伐郑，想送厉公回国，结果没有成功；于是鲁、郑也分裂了。在这里，我们知道伐郑的五国中，鲁本是郑党，这次伐郑还是为了郑；宋、卫、陈、蔡四国却是郑的敌人，他们只不过想乘机打劫罢了。 郑国的叛服
当诸侯在温地结会时，许国不服晋国，晋文公指挥诸侯的兵围困许国。文公在路上得了病，听了筮史的话，才把曹伯释放回国，但仍把曹国的土地的一部份分给诸侯，以惩罚曹国的罪。次年（鲁僖公二十九年），文公又因郑国不服，派狐偃会合王臣和诸侯的大夫，再在翟泉地方结盟（这次只有鲁国是国君亲到的），计划伐郑。次年的春天，晋兵侵郑，试他有无抵抗的力量。这年九月，晋文公正式邀合秦国的兵围困郑国，晋国驻在函陵地方，秦军驻在氾邑的南面，郑国很是危急。郑伯听了大夫佚之狐的话，派老臣烛之武乘夜缒城到秦军去，见秦伯说道：“郑国与秦国的当中隔着晋国，秦国是不能越过晋国取得郑地的。郑国灭亡，无非白便宜了晋国。晋国越发强大，秦国就要吃亏了！您若赦了郑国，将来秦国行旅往来，郑国可以做东道主人，与您只有好处。而且您从前曾帮过晋君的忙，晋君答应送给您焦、瑕等地方，但他早上渡过河来，晚上就在那里筑了城池来抵拒您了！他若在东面并吞了郑国，必定又要向西方扩张领土，这除了侵夺秦国的地，还去侵夺哪国呢？”秦伯一听烛之武的话不错，便私与郑国结盟，派大夫杞子、逢孙、杨孙三人带兵替郑国守御，自己带了大兵回国。晋文公见秦兵已去，便也只得班师回国。郑人迎了奔晋的公子兰为郑君的太子，以与晋国讲和，晋、郑间的纠纷才算解决。但围郑之役却成了文公复国以后晋、秦两国决裂的先声。
郑国的叛晋
当诸侯在扈地结会平定宋国内乱的时候，晋国因郑国心向楚国，就不肯接见郑伯。郑大夫子家写了一封国书派人送给赵盾，叙说郑国服事晋国的诚心。这封信写得又委婉，又强硬，弄得晋国没有办法，只得派大夫巩朔到郑国去修好，又与郑国交换了要人做押当。这次晋国摆出盟主架子的结果，反弄得向郑国赔小心，大国与小国交换押当的人，也算站在平等的地位了。
晋、郑虽然暂时结合，但郑国的心确已变了。原因是晋国的两次用了大题目劳动诸侯伐宋、讨齐，结果都受了贿赂而罢手，郑国觉得晋国不足有为，便与楚国结盟，合兵侵扰服晋的陈、宋两国。晋赵盾领兵救陈、宋，在棐林地方会合宋、卫、陈、曹四国的兵伐郑。楚将蒍贾领兵救郑，与晋兵在北林（在今河南郑县）相遇；楚兵俘获了晋将解扬，晋人就退兵回去了。不久，晋、宋两国又联兵伐郑，也得不到什么胜利。这可以知道这时晋国的国力已经敌不过楚国了。
鲁宣公二年，郑国因宋国两次联合晋兵来犯，便受命于楚，派大将公子归生（子家）领兵伐宋。在大棘地方（在今河南柘城县）开战，宋兵大败；郑国捉了宋军的主将华元，杀了副将乐吕，又俘获甲车四百六十乘，生擒二百五十人，斩馘百人。这可见宋国终究不是郑国的对手。宋国用了一百乘兵车和四百匹文马向郑国请求赎回华元，礼物的一半已经送进郑国，华元却乘机逃回了。
在此以前，晋国因敌人太多，想与秦国讲和，赵穿又出来主张出兵去侵扰秦的与国崇国，等秦国来救援，因而与他讲和。晋人依了他的话，就由他领兵去侵崇。那知秦国虽来救援，却并不肯因此罢手。隔了些时，秦反起兵伐晋，围困了焦邑（在今河南陕县）。这可见那时赵氏倒行逆施的政策是失败了。晋赵盾领兵救焦，就从阴地（从今陕西商县至河南陕县、嵩县一带地）联合诸侯的兵侵郑。楚将斗椒领兵救郑，驻在郑地等侯晋兵。赵盾不敢和楚兵开战，就班师回去了。
郑国卿族的内乱
在诸侯伐齐时，楚国曾起兵伐郑，原因是郑执政子孔（公子嘉）专权，想借楚国的兵力来除去异己的群大夫，他向楚国请求这事，楚令尹子庚不肯答应，楚王硬逼子庚带兵前往。郑留守大臣子展、子西等知道子孔的阴谋，设下了守备，子孔不敢出来与楚兵相会。楚兵深入郑境，围攻郑都，打到虫牢（在今河南封丘县），方才回去。这次战事正在冬天，大雨下来，天气非常寒冷，南人不服北方的水土，楚兵冻死的很多。隔了些时，郑人讨子孔的罪，把他杀了。 郑国内政的变迁
郑国：郑国因近于周室，保守周制，也是个公族执政的国家。当春秋后半期，郑国因连受晋、楚两国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弄得民穷财尽，盗贼蜂起，甚至戕杀执政，威劫国君。同时卿族专横，互相嫉视，内乱迭起。所以郑国的内政比较他国格外难治。幸而“时势造英雄”，出来了一位很能干的政治家叫做子产，由他来勉强维持危局。子产也是公族出身，是司马子国的儿子。子国殉了国难，他嗣位为大夫。因为他特别能干，被执政子皮看中了，把大权交给了他，委托他治理艰难的国政。他细心观察当时的国势，任用贤才，善修辞令，以应对诸侯。宽待贵族而以猛治民，严禁寇盗。同时开放舆论，以集思广益。他先后曾定出了三种重要的制度：第一是划定都鄙的制度，制定田疆，开浚沟洫，设立五家为伍的保甲制度。第二是创立丘赋的制度（据说一百四十四家为一丘，每丘出兵赋若干，这与鲁国的改制相同），以增加国赋。第三是铸造刑书，以镇压奸民。这第一点可以说是整理乡制，开发农村；第二点可以说是充实军备；第三点是成文法的公布。这三点都是针对当时郑国情势而建立的，是一种近于后世法家的政治计划。这种政策在封建社会动摇的时候，自然比较容易成功。所以当他掌政的第一年，人民都痛骂他道：“拿我们的衣冠没收了（这是禁奢侈）！拿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这似是禁兼并）！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他忙。”过了三年，大家又歌颂他道：“我们有子弟，子产替我们教训了（这是振兴教育）。我们有田地，子产替我们开发了（这是开发农村）。如果一天他死了，有谁来继续他的工作呢？”后来子产死时，全国人民又都痛哭他道：“子产死了，还有谁来抚恤我们呢？”推原一般人民所以先前骂子产的缘故，是因为子产破坏了封建制度所造成的恶因而使人民感到了一种暂时的痛苦（当子产“作丘赋”的时候，国人也谤毁他，子产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可见改制之难与子产的决心）；后来人民所以又歌颂和痛哭子产的缘故，是因为他建立了开明的新制度而使人民得到了相当的利益，这一骂一歌一哭，就把当时郑国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经过表示出来了（子产当政时郑国仍有内乱，子产也力不能尽情讨治；这又可见时势艰难，虽有英雄，也无法顿时致之太平的）。 春秋时商业顶兴盛的国家有郑国。郑国因为处在当时“天下”的中心，西到周，北到晋，东到齐，南到楚，都有郑国商人的足迹。他们在开国的时候，已与郑君订有维护商业的条约。所以事业更容易发展。关于郑国商人的故事，如鲁僖公时，秦穆公起兵袭郑之役，由商人弦高们解救了郑国的危机（事详第九章）。又当鲁宣公的时候，晋国大将知罃被楚人在战场俘虏去，有一位郑国的商人，在楚国做买卖，要想把他藏在衣囊里偷偷地运走；计策已定好，还没有实行，楚人已把知罃放回；后来那商人到晋国去，知罃待他很好，同已经救了自己一样；那商人谦谢不遑，就到齐国去了。
-----------------------------------------------------------------《春秋卿族略考·郑卿》征求意见稿窃某按： 《春秋卿族略考》之前两部分“鲁卿”、“晋卿”已经全部修改重发。现在接着发“郑卿”，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春秋卿族略考·郑卿》征求意见稿 郑 在春秋诸侯中，郑立国最迟。郑始封君为桓公友，乃厉王之子、宣王母弟。郑初封于畿内。据《郑语》：“桓公为（周）司徒”。桓公听从史伯建议，“东寄孥与贿”于虢、郐，终有其地，成为畿外诸侯。桓公之后，郑武公、庄公皆任平王卿士。平王东迁，赖郑武公、晋文侯之力，故周公黑肩曾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 郑卿也是六人，仅有一次因特殊原因为七人。下面依此考察。 （待续）
（续1） 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入春秋。此年，庄公母弟共叔段叛乱，庄公“命子封（公子吕）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段之子公孙滑出奔卫，故卫伐郑，则公孙滑不得复归郑。段之后在郑者为公父氏，庄公十六年《传》有公父定叔，是否为公孙滑之后不可知。公父氏未见任郑卿者，非卿族，不论。 庄公之时任卿者有祭仲。桓公十一年《经》书：“宋人执郑祭仲。”《传》曰：“初，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祭仲为祭封人，以封地为氏，名足，字仲，故也称祭仲足。据桓公十五年《传》，祭仲之女称雍姬，则为姬姓，疑祭仲出自公族。《传》谓祭仲“为（庄）公娶邓曼，生昭公”，似祭仲年长于庄公，从政甚早，为庄公主要助手。 庄公之卿又有高渠弥。据桓公十七年《传》：“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庄公没有听从太子忽（郑昭公）的意见，终于任高渠弥为卿。 庄公之卿可考者还有原繁、泄驾。 桓公五年《传》：“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原繁位在高渠弥之前，自亦为卿。厉公曾称原繁“伯父”，则也为姬姓，且年岁也长。原繁之先人在桓公时“典司宗祏”，则原氏为郑国资历最老的氏族之一。 隐公五年《传》：“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泄驾与祭足、原繁分别率领三军，祭足、原繁既为卿，泄驾自然也应为卿。 据桓公五年及隐公五年《传》，与祭足、原繁、泄驾、高渠弥四卿地位相当者有曼伯与子元。上引隐公五年《传》接着说：“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二公子”即曼伯与子元。杨伯峻注：“曼伯疑即庄十四年《传》之子仪。而顾炎武《左传补正》及日人竹添光鸿《左传会笺》谓为郑昭公忽之字，疑不确。子元则郑厉公之字。”按昭公十一年《传》载楚申无宇语：“郑庄公城栎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可知子元即郑庄公之子公子突（厉公）。曼伯以伯称，又列子元之前，当为太子忽（昭公）。杨说不可从，当以顾及竹添之说为是。此二公子经常参加重要军事活动，实居卿位：太子忽曾帅师救齐，甚有功；而公子突除帅师外，也在庄公身边出谋献策。[ --------------------------------------------------------------
（续2） 如此，庄公之卿为祭足、原繁、泄驾、高渠弥及太子忽、公子突六人。 庄公时书于《经》者还有宛。隐公八年《经》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传》曰：“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春秋》一般非卿不书，宛书于《经》，似为卿，其实不然。宛于《经》《传》仅此一见，未见其他活动。况且《春秋》也有非卿而书者，如僖公元年《经》书“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获莒挐。”《传》释曰：“莒人来求赂。公子友败诸郦，获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获之也。”又襄公二十一年《经》书“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传》释曰：“庶其非卿也，以地来，虽贱必书，重地也。”又昭公五年《经》书“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传》释曰：“牟夷非卿而书，尊地也。”则“郑伯使宛来归祊”，鲁“重地”而书于《经》，未可以卿示之。 桓公十一年（前701年，郑庄公四十三年），庄公卒。祭仲立太子忽，为昭公。宋诱执祭仲，强使其改立公子突，为厉公。昭公奔卫。 桓公十五年（前697年，郑厉公四年），厉公因“祭仲专”，“使其婿雍纠杀之”。祭仲之女雍姬告其父，祭仲杀雍纠，“厉公出奔蔡”。祭仲复迎立昭公。 桓公十七年（前695年，郑昭公二年），高渠弥弑昭公，而立庄公另一子公子亹。据《传》：昭公为公子时，“恶”高渠弥，谏立其为卿。“昭公立，惧其杀己也”，故弑昭公。 子亹为君仅一年。桓公十八年（前694年，子亹元年），齐襄公“师于首止。子亹会之，高渠弥相。”“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祭仲逆郑子（子仪）于陈而立之。” 庄公十四年（前680年，郑子十四年，郑厉公二十一年），“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 庄公卒后，四公子争立，二十一年间六次更换国君（其中昭、厉均两次为政）。庄公之卿仍在者有祭仲、原繁、高渠弥三人。高渠弥与子亹一起被齐襄公所杀，祭仲立郑子后不知何年卒，原繁被厉公逼死。唯泄驾不见于《传》，可能卒于庄公时。文公时有高克，“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潰而归，高克奔陈。”可能是高渠弥之族。祭仲、原繁为厉公所恶，当无后于郑。泄驾可能因早卒，不为厉公所恶，故其后仍居卿位。
（续3） 又《经》桓公十四年书：“郑伯使其弟语来盟。”《传》曰：“夏，郑子人来寻盟”，则公子语字子人，其后为子人氏。僖十八年有子人九，当公子语之后。公子语为厉公母弟，书于《经》，为卿无疑。但厉公为君四年奔蔡，公子语也不可能居郑。厉公复辟后，公子语不见于《经》《传》，是否仍活着及任卿，已不可考，但子人氏有任卿者是可以肯定的。 厉公复辟后任卿者除泄氏、子人氏外，可考者有叔詹。庄公十七年《经》书：“春，齐人执郑詹。”“秋，郑詹自齐逃归。”郑詹即叔詹，无氏称，当为公族。《郑世家》以叔詹为文公捷之弟，然《经》《传》不称公子，则未可从。 庄公二十一年（前673年，厉公二十八年），厉公复辟后七年卒，子文公捷继位。文公在位45年，是郑君在位最长的了。 文公之卿有申侯，其事见于僖公四至七年《传》，七年《经》书“郑杀其大夫申侯”，乃为卿之证。据《传》，申侯出自申国，“有宠于楚文王。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后之人将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无适小国，将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郑，又有宠于厉公。”楚文王卒于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年），申侯此年仕郑，仕郑2年而郑厉公卒，僖公七年（前653年，文公二十年）被杀，前后仕郑22年。 僖公七年《传》载管仲语：“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 叔詹于庄公十七年（前677年）见于《经》（前已论述），至僖公二十二年仍见于《传》。《晋语四》记晋、秦围郑事，曰： 文公诛观状，以伐郑，反其陴。郑人以名宝行成，公弗许，
曰：“予我詹而师还。”詹请往，郑伯弗许。詹固请曰：“一臣
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爱于臣也？”郑人以詹予晋，晋人将
烹之。詹曰：“臣愿获尽辞而死，固所愿也。”公听其辞。詹曰：
“天降郑祸，使淫观状，弃礼违亲。臣曰：‘不可。夫晋公子贤
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复其国，而得志于诸侯，祸无赦矣。’今
祸及矣。尊明胜患，智也。杀身赎国，忠也。”乃就烹，据鼎耳
而疾号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与詹同。”乃命弗杀，
厚为之礼而归之。郑人以詹伯为将军。 晋、秦围郑在僖公三十年（前630年），则叔詹任郑卿不少于43年。按“郑人以詹伯为将军”一句有问题：詹既称“叔詹”，不当称“詹伯”；且叔詹已经为卿43年，何得始“为将军”？疑此句为浅人妄加。[ 本帖最后由 窃比老彭 于 2006-4-30 12:37 A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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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1： （晋）文公追究观状之罪，讨伐郑国，拨去城上女垣。郑国人用贵重宝器求和。文公不答应，说：“把詹交给我就撤回军队。”詹请求前往，郑伯不答应。詹坚决请求说：“舍弃一个臣子，就可以赦免百姓的灾难，而安定社稷，君主何必偏爱于下臣呢！”郑国人把詹交给晋，晋国人将要煮他。詹说：“下臣打算把话说完再死，能得到这种待遇是臣的愿望。”晋文公就听他说话。詹说：“上天给郑国降下灾祸，使郑国仿效观状的罪过，丢掉礼法疏远亲属。下臣说：‘不能这么做。晋公子贤明，他的左右都是国卿之才，如果回国，在诸侯中得志，灾祸就不能免除了。’现在灾祸到了。尊重贤明遏制祸患，这是智慧。牺牲自己挽救国家，这是忠贞。”于是前往煮自己，手撑着鼎耳大声喊道：“从今向后，知道忠心事奉国君者的下场，跟詹一样。”（文公）于是命令不要杀，赐给他丰厚的礼物让他回国。郑国人任用詹伯作将军。 --------------------------------------------------------------------------------
（续4） 堵叔、师叔其事不见于《经》《传》。堵叔之后为堵氏，襄公十年、十五年《传》有堵女父、堵狗。襄公十年《传》又有子师仆，为子师氏，或许为师叔之后。 僖公七年《传》又载大子华“言于齐侯”之语：“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则泄氏、孔氏、子人氏也居卿位。 泄氏见于《传》者有泄堵寇及泄堵俞弥，分别见于僖公二十年及二十二年《传》： 滑人叛郑而服于卫。夏，郑公子士、泄堵寇帅师入滑。
郑之入滑也，滑人听命。师还，又即卫。郑公子士、泄堵俞
弥帅师伐滑。 二十年帅师者为“公子士、泄堵寇”，而二十四年帅师者却是“公子士、泄堵俞弥”。前人以“泄堵寇”与“泄堵俞弥”为一人。按若为同一人，当以泄堵为氏，一名一字，恐非。文公有子名俞弥，窃疑“泄堵俞弥”或漏“寇”字，当为“泄堵寇、俞弥”，与公子士三人为帅。然无确证。公子士名列泄堵寇及泄堵俞弥之前的，也应是卿。 泄氏又有泄驾，见于僖公三十一年《传》：“郑泄驾恶公子瑕，郑伯亦恶之，故公子瑕出奔楚。”能逼走文公之子，非卿莫属。杜《注》“隐五年泄驾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泄氏有两泄驾，不知系同名，抑或传写之误，观杜《注》，则晋时已如此，不可考。 孔氏有孔叔，见于僖公三年、五年、七年《传》。孔叔曾相文公于首止之会，谏文公“逃归不盟”。 孔氏又有孔将鉏，见于僖公二十四年《传》：“（周襄）王出适郑，处于氾”。“郑伯与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视官、具于氾，而后听其私政。”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又于三十年迎立公子兰为太子，则三人为文公后期之卿。石甲父即石癸，甲父为字。 子人氏有子人九，见于僖公二十八年《传》：“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国派出的使者是栾枝，居卿位，则郑国使者子人九也必然是卿。子人氏即郑厉公母弟公子语（字子人）之后。 又有皇武子，僖公二十四年《传》载文公“问礼于皇武子”，也应是卿。皇武子失其名，梁履绳《左通补释》疑即皇戌。窃按皇戌于成公五年仍见于《传》，距此已81年，不合情理。 如此，文公之卿可考者有申侯、叔詹、堵叔、师叔、公子士、泄堵寇或泄堵俞弥、泄驾、孔叔、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子人九、皇武子，计十三或十四人。由于文公在位长达45年，先后任卿者可能不止这些，但同时任卿者当不超过六人。[ --------------------------------------------------------------------------------
（续5）
文公在位其间，国家比较安定。但文公不很明智，执政初期，适逢齐桓称霸，而首止之会“逃归不盟”，招致齐师；后来，晋公子重耳及难，路过郑国，“郑文公亦不礼焉”，致有“诛观状”之师，差点亡国。 文公对待自己的儿子也有错误。据宣公三年《传》： 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生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
诱子华而杀之南里，使盗杀子臧于陈、宋之间。又娶于江，生公
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叶而死。又娶于苏，生子瑕、子俞
弥。俞弥早卒。泄驾恶瑕，文公亦恶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
子，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伐郑。 上面提到的六个儿子：子华、子臧被杀，子俞弥早卒，子瑕出奔楚，公子兰与群公子被逐。只有公子士命运好些，但他若不是被楚人酖杀，其下场也难说。联系僖公三十一年《传》：“郑泄驾恶公子瑕，郑伯亦恶之，故公子瑕出奔楚”，则“子华既为大子，而求介于大国，以弱其国”，恐怕也与受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挤压，感觉地位不稳有关。 子华死后，未见文公立太子，却有“逐群公子”之举。后来公子兰“从晋文公伐郑”，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纳之，盟于大宫而立之，以与晋平”。 另外，穆、灵时任卿的公子归生，及灵、襄时为卿的公子宋，窃以为也是文公之子。此二人当也被逐，可能穆公（即公子兰）继位后回国。 文公对待儿子的错误作法，后果是严重的。春秋诸侯一般以公室为其羽翼。庄公时虽有叔段之乱，而公父氏终立于郑。昭、厉争立，三君被弑，庄族在位者仅子人氏。厉公后裔史无明载，似无强族。文公逐群公子，致使文族（除公子宋）不立，穆族坐大。由于“七穆”专政，郑国君主成为春秋最没有权力的诸侯。[ --------------------------------------------------------------------------------
译文2： 文公抱娶郑子的妃子，叫做陈妫，生了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奔。（文公）诱骗子华而把他杀死在南里，派凶手把子臧杀死在陈、宋两国之间。又在江国娶妻，生了公子士。（公子士）到楚国朝见，楚人给他喝了毒酒，走到叶地而死去。又在苏国娶妻，生了子瑕、子俞弥。俞弥死得早。泄驾讨厌瑕，文公也讨厌他，所以没有立他为太子。文公赶走了群公子，公子兰逃奔到晋国，随从晋文公讨伐郑国。 --------------------------------------------------------------------------------
（续6） 僖公三十二年（前628年），文公卒，太子兰即位，即穆公。 穆公为孔将鉏、石癸、侯宣多所立，故三族地位显赫。穆公即位之后，未见孔将鉏、石癸活动，或已卒。而侯宣多专权，故穆公即位三年（文公二年，前625年），有“侯宣多之难”，“十一月，克減侯宣多”。此后侯氏微。郑后有侯羽、侯獳、侯晋，当为侯宣多之族。 穆公最重要的卿是公子归生，于文公二年首见于《传》：“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辕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可能接替侯宣多为正卿。 穆公之卿又有石楚，于文公十七年及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帅师伐宋。同年冬，与太子夷“为质于晋”。石楚当为石癸（石甲父）之后。石氏之后有石制、石首、大宰石◆、石盂，皆非卿。 穆公之卿可考者还有皇武子。僖公三十三年《传》：“郑穆公使视（秦人）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皇武子曾见于僖公二十四年。皇氏之后有皇戌、皇辰、皇耳、皇颉。 又有公子宋，不见于穆公时之《经》《传》。然穆公卒后1年，公子宋弑灵公，则其为卿当在穆公时。 穆公在位22年，于鲁宣公三年（前606年）卒，太子夷立，为灵公。 灵公在位仅1年，被弑。请看宣公四年《传》：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
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
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
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
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
惧而从之。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
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
也；称臣，臣之罪也。 郑人立子良，辞曰：“以贤，则去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
长。”乃立襄公。襄公将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
“穆氏宜存，则固愿也。若将亡之，则亦皆亡，去疾何为？”乃
舍之，皆为大夫。 这场事变影响深远，不能不多说几句。 灵公被弑，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咎由自取。子公是文公之子，灵公叔父，地位显赫，灵公竟当众羞辱子公。子公染指而出，灵公当着大夫们的面宣布要杀子公，事后既不行动，也不采取防范措施，好象没事人一样。子家是正卿，本不愿杀害灵公，最后却不得不屈从子公。可能子家与国君的关系较子公为远，同时也说明灵公昏庸，喜欢听信谗言。 襄公刚上台，竟要把自己的兄弟全部驱逐，人品也就够可以的了，可见国人当初选择子良而不选择他是对的。但如果襄公当真驱逐穆氏，也可免除后来“七穆”专郑之祸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而且即使没有穆族，在春秋卿族专权的大气候下，也会有别的氏族出来专政的。[ --------------------------------------------------------------------------------
译文3： 楚人献给郑灵公一只鼋。公子宋和子家（公子归生）将要进见。子公（公子宋）的食指发生抖动，就把它给子家看，说：“往日我这样，必定会尝到新奇的美味。”等到进去之后，宰夫正准备把鼋切开，两人互相看着笑了起来。灵公问他们笑的缘故，子家就把刚才的事说了。等到给大夫门赏赐鼋肉的时候，召来子公却不给他吃。子公发怒，把手指蘸在鼎里，尝了味道退出。灵公发怒，要杀子公。子公就和子家商量先下手。子家说：“牲口老了，要杀它尚且有所顾忌，何况是国君呢？”（子公）反过来诬陷子家，子家害怕，只好听从他。夏，杀害了灵公。《春秋》写道：“郑国的公子归生杀害了自己的国君夷”，这是由于子家的权利不足的缘故。君子说：“仁爱而没有勇武，就不能达到仁道。”凡是杀害国君，只写国君的名字，是说国君无道；写臣子的名字，是说臣子的罪过。 郑人要立子良为君，推辞说：“按照贤能，去疾（子良）不够标准；按照顺序，公子坚年龄大。”于是立了襄公（公子坚）。襄公要把穆公的儿子全都驱逐，只赦免子良。子良不同意，说：“穆氏如果适宜留下，那正是我的愿望。如果要流亡，那就应该全部流亡，去疾为什么单独留下？”于是赦免穆氏，让他们都做了大夫。 --------------------------------------------------------------------------------
（续7） 襄公即位，未见公子归生（子家）活动。宣公十年（前599年，郑襄公六年）《传》：“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谥之曰灵。”归生虽为正卿，任卿26年，但屈从公子宋弑灵公，被书为首恶，死后斫棺逐族，可见他在郑公室中势孤力单。而实际弑君者公子宋反倒嫁祸于人，地位稳固。疑公子宋为穆公母弟，故虽年幼于子家，但和公室关系更近。公子宋最后一次活动见于宣公七年（前602年，郑襄公三年）《传》：“郑及晋平，公子宋之谋也，故相郑伯以会。”不知何时卒。 襄公之卿又有皇戌，当为皇武子之后。成公二年《传》载巫臣谓晋国次卿荀首：“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军，而善郑皇戌，甚爱此子。”“此子”即知罃，荀首之子，被楚所俘。巫臣介绍荀首，特意点出“善郑皇戌”，可知皇戌在郑国地位非同一般。 襄公之时，是穆氏为政的第一阶段，为卿者有公子去疾（子良）、公子偃（子游）。 成公二年《传》：“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婴齐、蔡侯、许男、秦右大夫说、宋华元、陈公孙宁、卫孙良夫、郑公子去疾及齐国之大夫盟于蜀。卿不书，匮盟也。”按楚公子婴齐、秦右大夫说、宋华元、陈公孙宁、卫孙良夫皆正卿，则子良也应是正卿（上卿）。子良最后一次活动在成公七年（前584年，郑成公二年），《传》曰：“郑子良相成公以如晋，见，且拜师。”不知何年卒。 公子偃见于成公三年《传》：“春，诸侯伐郑，次于伯牛，讨邲之役也。遂东侵郑。郑公子偃帅师御之，使东鄙覆诸鄤，败诸丘舆。” 襄公之卿又有公孙申，见于成公四年《传》：“冬十一月，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许人败诸展陂。”公孙申又称叔申，于成公十年被杀。考公孙申之族，时穆氏以子良、子游为长，无公孙任大夫者，则叔申非穆族，当出自文公。文公之子为卿者有公子归生及公子宋，归生之族被逐，则叔申可能是公子宋之子。 襄公于成公四年（前587年）卒，在位18年。子悼公费立。 悼公在位2年卒，弟成公睔继立。 悼公及成公初年，郑卿有子良、子游、公孙申。[ 本帖最后由 窃比老彭 于 2006-4-30 12:44 A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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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8） 成公九年（前582年，郑成公三年）《传》： 秋，郑伯如晋，晋人讨其贰于楚也，执诸铜鞮。……（冬）
郑人围许，示晋不急君也。是则公孙申谋之，曰：“我出师以围
许，为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晋必归君。” 成公十年： 郑公子班闻叔申之谋。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郑人
杀繻，立髡顽，子如奔许。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
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晋侯有疾，五月，晋立
大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子然盟于修
泽，子驷为质。辛巳，郑伯归。……郑伯讨立君者，六月戊申，
杀叔申、叔禽。君子曰：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 这次立君与讨立君事件，是迈向穆氏专权的重要一步。此时子良、子游都不在了，任正卿者为子罕（公子喜），同时任卿的还有子驷、子然。 公孙申之谋，本为成公着想。但成公并非太子，悼公死后被立为君，疑兄弟谋位，故讨立君，杀害了叔申。公子班（子如）立公子繻，《郑世家》以繻为成公庶兄，或是。公子班能立君，当是卿。“郑人杀繻，立髡顽”，髡顽即成公太子。“郑人”主要指穆族。公子班与穆氏意见相左，当出自襄公。穆氏杀死子如所立的公子繻，拥立成公太子，巩固了与成公的政治联盟。 到了成公十三年（前578年，郑成公七年），“六月丁卯夜，郑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不能，杀子印、子羽，反军于市。己巳，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遂从而尽焚之，杀子如、子駹、孙叔、孙知。”子印、子羽皆穆氏。子印之后为印氏，“七穆”之一；子羽之后不显。子如、子駹、孙叔、孙知被杀，襄族受到沉重打击；在此之前叔申、叔禽被杀，文族削弱；而穆族子良、子罕为正卿，另有多人为卿，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成公之卿又有子国（公子发）、子丰，皆穆族。 子国于成公五年（前586年，郑悼公元年）首见于《传》：“许灵公愬郑伯于楚。六月，郑悼公如楚讼，不胜，楚人执皇戌及子国。”成公晚年，子国任郑司马。[ --------------------------------------------------------------------------------
（续9） 据襄公七年《传》，子丰曾于成公十六年（前575年，郑成公十年）陪同太子髡顽“适楚”。 成公之卿又有公子鰌，成公十五年书于《经》：“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邾人，会吴于钟离。”公子鰌非穆氏，疑成公之弟，襄族。 成公之卿又有皇辰。成公十八年（前573年，郑成公十二年）《传》：“夏六月，郑伯侵宋，及曹门外。遂会楚子伐宋，取朝郏。楚子辛、郑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还。”子辛为楚司马，皇辰会楚师伐宋，也当为卿。 如此，任成公之卿者先后有子良、子游、公孙申、子罕、子驷、子然、子国、子丰、公子班、公子鰌、皇辰。其中子良为正卿，子良死后，正卿后由子罕接任。 襄、成之时，晋楚争霸，郑国夹在中间，处境艰难。成公十六年，郑叛晋，晋因此伐郑。楚共王救郑，与晋军战于鄢陵。楚军战败，共王眼睛受了箭伤。 襄公二年（前571年，郑成公十四年），成公卒。《传》曰： 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公曰：“楚君以郑故，亲集矢
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其谁昵我？
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郑伯睔卒。于是子罕当国，
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晋师侵郑，诸大夫欲从晋。子驷曰：
“官命未改。” 由于郑国从楚，晋连年伐郑；而楚新败，无力保护郑国，故子驷请求与晋和解，但成公不愿忘记楚共王为郑受伤，没有同意。 这里《左传》首次指出郑国六卿的职务，虽然只说了前三位：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郑卿的组成具有与别国不同的特点，后面我们再来分析。[ --------------------------------------------------------------------------------
译文4 秋，郑伯前往晋国，晋人追究他和楚国勾结的罪过，在铜鞮逮捕了他。……（冬）郑人包围许国，意在向晋国表示并不急于救出国君。这是公孙申出的主意，说：“我们出兵包围许国，作出将要改立国君的样子，而缓派到晋国的使者，晋国必然放国君回国。” （成公十年）郑国的公子班听到叔申的主张。三月，子如（公子班）立公子繻为君。夏四月，郑人杀死繻，立了髡顽，子如逃奔到许国。栾武子说：“郑人立了国君，我们抓了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好处？不如攻打郑国而让他们的国君回国，以此达成和平协议。”晋侯病重，五月，晋国立太子州蒲为国君，而会合诸侯攻打郑国。郑国子罕把襄公宗庙的宝钟赠送给晋国，子然在修泽与诸侯结盟，子驷作为人质。辛巳，郑伯回国。……郑伯追究立国君的责任，六月戊申，杀了叔申、叔禽。君子说：忠贞是美德，不是合适的人尚且不行，何况所忠的对象又不好呢？————————————————————译文5： 六月丁卯夜晚，郑国公子班从訾地谋求进入太庙，没有办到，就杀了子印、子羽，撤回驻扎在街市上。己巳，子驷率领国人在太庙盟誓，接着把誓辞全部焚烧，杀死子如（公子班）、子駹、孙叔、孙知。————————————————————译文6： 夏六月，郑伯进攻宋国，到达曹门外边。于是会合楚子一起进攻宋国，占取了朝郏。楚国子辛、郑国皇辰进攻城郜，占取幽丘。一同攻打彭城，送回宋国的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用三百乘兵力留守，然后回国。————————————————————译文7： 郑成公病重，子驷请求顺从晋国以解除对楚国的负担。成公说：“楚国的国君因为郑国的缘故，眼睛被箭射中，他受到这种灾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寡人啊！如果背叛他，这是丢弃了人家的功劳和自己的誓言，还有谁亲近我们？免除寡人的过错，就在你们几位了。” 秋七月庚辰，郑伯睔死了。这时子罕主持国事，子驷处理政务，子国担任司马。晋国军队进攻郑国，大夫们打算顺从晋国。子驷说：“国君的命令没有改变。” --------------------------------------------------------------------------------
（续10） 僖公髡顽即位，在位5年，被子驷所杀。《传》述其事云： 郑僖公之为大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
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愬诸晋而废之，
子罕止之。及将会于鄬，子驷相，又不礼焉。侍者谏，不听；又
谏，杀之。及鄵，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虐疾赴于诸侯。简公
生五年，奉而立之。 这里涉及到的三个人：子罕、子驷、子丰，是同母兄弟，关系最为密切，荣辱与共。罕氏后来世袭正卿，驷氏、丰氏也十分强悍，此穆氏三族构成后来郑国权力中心。僖公“不礼”此三人，其死毫不足怪。僖公被弑，太子嘉即位，年仅5岁，即郑简公。自这时起，郑之六卿全由穆族担任，这在诸侯中绝无仅有。 简公嘉元年（襄公八年，前565年），“郑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谋子驷。子驷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杀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孙击、孙恶出奔卫。”僖公太子年方6岁，则其他儿子年龄也不会太大，故此“群公子”应为成公之子孙。这样，继文族、襄族之后，成族又受到沉重打击。 这时，子罕已经不在，子驷为正卿。据襄公九年《传》：郑六卿位次为：公子騑（子驷）、公子发（子国）、公子嘉（子孔）、公孙辄（子耳，子良之子）、公孙虿（子蟜，子游之子）、公孙舍之（子展，子罕之子）。 郑卿的组成具有与其他诸侯国不同的特点。据二年《传》载前三卿所任职务为：“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十年《传》载前四卿所任职务为：“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则至迟自穆族执政起，郑之正卿称当国，主持国家大事。次卿称为政，处理日常政务。司马、司徒、司空分列三、四、五位。其他诸侯国都是司徒位居司马之上，郑国却是司马位列司徒之前，这是郑卿的又一特点。郑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司寇不在六卿之列。据襄公二十六年《传》：“子大叔为令正”，时子大叔任第五卿（时无为政一职），可知司空之后为令正。[ 本帖最后由 窃比老彭 于 2006-4-30 12:49 A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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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11） 但为政也可不设，而由当国兼任，如十年《传》“子驷当国”，无为政，而由司马子国居次位，然后是司徒、司空，令正居第五。另缺一人，由少正充任，如子产曾以少正为第六卿。杨伯峻先生以少正为亚卿，居第三位，不确。 别的诸侯国任正卿者也叫“为政”，需处理政务；而郑之正卿为当国，不必处理政务，可能由于缺乏理政才能，但为政之上又有当国，为政向当国负责，则郑国君主也就被彻底架空了。 襄公十年（前563年，郑简公三年），郑国发生叛乱。《传》载其事曰： 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将御诸侯之师，而黜其车。尉止获，
又与之争。子驷抑尉止曰：“尔车非礼也。”遂弗使献。初，子
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
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
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
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
劫郑伯以如北宫。子孔知之，故不死。书曰“盗”，言无大夫焉。 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
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
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子
蟜帅国人助之。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侯晋奔晋，堵女父、
司臣、尉翩、司齐奔宋。 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
将诛之。子产止之，请为之焚书。子孔不可，曰：“为书以定国，
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过不亦难乎？”子产曰：“众怒难犯，
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得所
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专欲无成，犯众兴祸，子必从之。”
乃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 “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杀害了子驷、子国、子耳三卿。这里所说的“公子之徒”即襄公八年企图“谋子驷”而遭到子驷打击的成族，这是公族对穆族的最后一次反抗。“子孔知之”，也预示着穆氏内部矛盾开始显露，拉开了穆氏内部争斗的序幕。 三卿死后，原居第四的子孔为当国，子蟜、子展随其后，新补三卿为伯有、子西、子张。伯有即良霄，子耳之子，子良之孙。子西即公孙夏，子驷之子。子张即公孙黑肱，子印之子。子印也是穆公之子，于成公十三年被公子班所杀。 据襄公十四年《传》，子蟜为司马，则无为政一职。 子孔“为载书”，想让下面人都顺从自己，遭到抵制。后在子产的劝止下，“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 --------------------------------------------------------------------------------
译文8： 郑僖公作太子的时候，在成公十六年和子罕前去晋国，对子罕不礼貌。又和子丰前去楚国，对子丰也不礼貌。等到他即位元年去晋国朝见，子丰打算向晋国控告而废除他，子罕制止了。等到将要在鄬地会见，子驷陪同相礼，又对子驷不礼貌。侍者劝谏，不听；又劝谏，就把他杀了。到达鄵地，子驷派凶手夜里杀害了僖公，而用急病致死向诸侯赴告。简公当时五岁，尊立为国君。————————————————————译文9： 起初，子驷和尉止发生争执，在将要抵御诸侯的军队时，减少了他的兵车。尉止抓获俘虏，又和他争夺战功。子驷压抑尉止说：“你的兵车不合规定。”于是不让他献俘。起初，子驷开通田地的水沟，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丧失了土田。因此五个氏族聚集了一伙不得志的人，凭借公子们的部下发动叛乱。这时候子驷主持国政，子国担任司马，子耳担任司空，子孔担任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率领叛贼进入，早晨在西宫的朝廷上攻打执政人员，杀了子驷、子国、子耳，劫持郑伯到了北宫。子孔事先知道此事，所以没有死。《春秋》写作“盗”，是说没有大夫参预。 子西听说叛乱，不设警戒就出来了，收拾了父尸就去追赶叛贼。叛贼进入北宫，就回去发授皮甲，家臣和婢妾很多已经逃走，器物用具也丢失很多。子产听说叛乱，设置门卫，配齐官员，关闭府库，慎重收藏。完成防守准备，排成对列然后出来，有兵车十七乘，收了父尸，然后在北宫攻打叛贼。子蟜率领国人帮助他们。杀了尉止、子师仆，叛贼全被杀死。侯晋逃奔晋国，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逃奔宋国。 子孔主持国政，制作盟书，规定按照官位顺序听取政令。大夫、官员们、氏族嫡子不愿顺从，子孔打算诛杀他们。子产制止他，请求烧掉盟书。子孔不同意，说：“制作盟书用来安定国家，大伙发怒就烧了它，这是大伙当政，国家不是很难办了吗？”子产说：“大伙的怒气难以触犯，专权的欲望难以成功。把这两件难事合在一起来安定国家，这是危险的办法。不如烧掉盟书来以安定大伙，您得到所要的东西，大伙也能够安定，不也是可以的吗？专权的欲望不能成功，触犯大伙会产生祸乱，您一定要听从他们。”于是在仓门之外烧掉了盟书，大伙这才安定下来。 --------------------------------------------------------------------------------
（续12） 这时候，郑国的处境更为艰难。郑由于从楚，招致晋国打击，“国几亡”。十一年，“郑人使良霄、大宰石◆如楚，告将服于晋”，楚人执良霄、石◆。到了十三年年底，良霄、石◆才被放回。 子孔与“诸大夫”的矛盾也尖锐起来。襄公十八年（前555年，郑简公十一年）《传》： 郑子孔欲去诸大夫，将叛晋而起楚师以去之。使告子庚…… 子庚帅师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张从郑伯伐齐，子
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谋，完守入保。子孔不敢会楚
师。 到了襄公十九年（前554年），终于发生了穆氏内部的第一起火并，子孔被杀。《传》载其事曰： 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
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
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 “西宫之难”指盗杀三卿之事，“子孔知之”。“纯门之师”指上年子孔召楚师伐郑，楚师进军到纯门之事。子孔被杀，累及与子孔关系密切的穆氏另外两支“子革、子良氏”，“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名丹，子然之子，故也称然丹，后为楚国右尹。子良是士子孔之子。据《通志·氏族略》，士子孔名公子志，与曾经担任司徒的子孔（公子嘉）同字，为便于区分，故称士子孔。这样，穆氏三族从郑国消失了。后来郑立子孔之子公孙泄为后，非卿。 在此之前，子蟜（公孙虿）卒，故“郑人使子展当国，子西听政，立子产为卿。”“子西听政”，不说“为政”，是因为伯有位居第二，应为司马；子西居第三，应为司徒，而以司徒“听政”。居第四位者为子张，应任司空。子产，即公孙侨，子国之子，新立为卿，居第六，任少正之职。另有一卿居第五，《传》无明文，以二十二年《传》推之，应是游眅。《传》曰： 十二月，郑游眅将归晋，未出竟，遭逆妻者，夺之，以馆于
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杀之，以其妻行。子展废良而立大叔，
曰：“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请舍子明之类。”
求亡妻者，使复其所。使游氏勿怨，曰：“无昭恶也。” 游眅字子明，司马子蟜之子，子游之孙。子明因夺妻被杀，其子游良当继立。正卿子展废良，立了子大叔。子大叔即游吉，子蟜之子，子明之弟。子展既称游氏“国卿”，则游眅任第五卿。[ --------------------------------------------------------------------------------
（续13） 这时，子张（公孙黑肱）也死，子印段（子石）继立为卿。子大叔居第五，为令正；子石居六，应为少正；子产升居第四，当为司空。 穆公之子13人，除灵、襄为君，余11人：子良、子游、子罕、子驷、子然、子国、子丰、子孔、子印、子羽、士子孔。子羽与子印一起被公子班所杀，其后有羽颉，非卿族。子孔“为政也专”被杀，累及子然、士子孔二族，奔楚。其余七族，被称为“七穆”，也就是郑国穆氏的七个卿族。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郑简公二十年）《传》：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
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
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
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
“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
《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
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
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
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
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 “二子石”即印段、公孙段，皆以子石为字。公孙段为子丰之子，当时还不是卿，却与六卿同列，被晋国正卿赵武称作“七子”，可见在时人眼里，“七穆”为当然卿族，丰氏虽然暂不为卿，仍被看作事实上的卿。 更有甚者，襄公二十九年，“六月，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会之。郑子大叔与伯石往。”子大叔为第五卿，而伯石（公孙段，也称子石）位列第七，非卿，然《经》书：“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可知在诸侯的心目中，公孙段名义上位居第七，实际地位却在游吉之上。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no05&idArticle=106092 作者：monvoisin 提交日期：2007-6-10 08:20:00 郑卿者何?郑之大夫也.郑卿大夫焉出?多公族也, 故曰郑公族与诸卿史. 诸侯皆有大夫, 公族, 舅, 甥, 盍以独言郑? 一曰郑史信, 再则郑世系明. 信史以记事, 世系以系族也. 宣王中兴而封郑, 平王东来而依郑, 秦略韩土而九鼎迁矣. 是故言郑所以言周, 知郑史而知周德衰也; 楚克郑而饮马, 晋服郑而复伯, 则言郑亦以言天下之势也; 郑地天下通衢, 民人往来, 垦殖蓄众, 商贾输货, 咸赖其利, 此实所以有中国也.
在朋友鼓励下开帖写郑卿, 实际上就是郑国史了, 因为包括郑国在内的春秋诸国的政治生活几乎完全是氏族占据的舞台, 直到战国期间由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渐渐成型, 氏族政治才逐渐淡出舞台.
这里面有两大主线:
第一个是宏观来看, 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就包含了这个变化的内因;
第二个是氏族政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许多改革措施也客观地促成了它本身的灭亡.
关于选择郑国作为论题的原因前面也概括了,
首先就是郑国从建立到灭亡, 其年代和世系都相对明确, 那么我们在讨论各个家族的来历和史料时候就更加有据可查, 当然另一方面争议仍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更多地依赖现代考古成就来支持论点;
其次郑国由于地处中原,所有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时间都与之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那么记载也就相对丰富一些, 也有利于我们从多个角度进行考察, 另外我们非常依赖的左传中, 对郑国历史的记载往往有明确的日期, 这意味着左传的作者是有机会接触到郑国史书的原文的,那么这些记载就相对可靠,当然在一些言论上不免有附会的嫌疑,但仍然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由于许多网站上都有类似内容的作品, 我想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发掘一些平时不为人所注意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利用这个机会抛砖引玉.
关于文章总体结构,我想先有一个总论部分, 后面分上下两部, 都以族别排列, 按照各大族对卿大夫进行划分. 上部分从建国初期到穆族出现前, 下部分从穆族出现到结束. 由于前面说过, 郑国的历史与周紧密联系, 郑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作为近畿的封国存在的, 所以郑的历史一定要从周的历史开始讨论,所以在介绍各族时候也稍带介绍许多周畿内大族的历史.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1 13:39:46
我觉得总论部分可以把开国到穆公时期写进去，分论开始写七穆家族史，直到战国时期郑国终结。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1 13:42:07
上部分从建国初期到穆族出现前, 下部分从穆族出现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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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构可能会导致前后不均衡，下部分要远远长于上部分吧？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1 18:31:41
对,总论比较长,另外穆族以前的部分里面要掺沙子,里面把成周近畿的大族加进去写,所以不会太难堪.
作者：郑大 回复日期：2007-6-11 18:58:41
留念
作者：liradish 回复日期：2007-6-12 12:41:10
加油
作者：王长兴 回复日期：2007-6-12 14:48:16
亟盼卫、鲁、宋各国史的出现
作者：约克公爵 回复日期：2007-6-12 14:53:09
郑的灭亡也比较突然。郑灭亡前还曾大败韩兵于负黍，转年被人家打败，国君死，社稷覆。韩灭郑而都之。。。感觉韩国挺会吸收的。
作者：magda 回复日期：2007-6-12 17:22:38
坐等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3 8:50:51
总论
前面已经谈到,郑卿大夫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微缩版的宗周公卿制度.一方面, 郑建立的时间比较晚, 此时宗周的政治体制已经十分完善, 所以郑会本能地COPY周制; 另一方面, 由于姬姓郑国是非常典型的王室庶族建宗, 无论是在宗周期间还是成周期间, 都是作为近畿的封国存在(后期由于地处中原成为晋楚争夺的焦点而独立出去), 所以郑的人口结构也和王畿内其他大宗十分类似, 使得他没有必要采用其他地区由于异族占人口多数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政治措施.
当然, 郑境内仍有大量殷商遗民存在, 比如郑的建国就是在殷商古郑国的基础之上, 尤其是由宗周东迁而来之后, 如昭公十六年传子产语: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 但双方结盟的基础主要是诸如:尔无我叛,我无强贾之类的以商业信用交换政治妥协的手段, 所以郑商人的存在是不影响郑国采用周政的. 相比之下,晋治夏墟而启以夏政, 疆以戎索, 卫鲁由于国人众的主体是整族的殷民,所以需要建立周亳二社并且启以商政(卫一度亡于赤狄之后人口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说要讨论郑制就需要从周制说起,否则在许多概念上会出现混乱, 而且郑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理解周制从而弥补一部分典籍的缺失.
所以总论包括以下部分:
一. 本文对文献资料的取舍和写作原则
二.周的国家-宗族体系以及官制
三.封郑之前宗周的基本政治事件和重要人物年代
四.郑国起源, 地望和政治制度的讨论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3 17:44:44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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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个“商人”是生意人还是殷人抑或都是？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3 22:11:16
据我的理解,显然不能纯粹指贾人,因为要"庸次比耦以艾…"开垦土地,而且郑东来建国需要聚集大量人口,而且主要是能用于生产的农业人口,所以搞很多生意人来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纯粹的倒爷,大可去已经比较发达的比如曹卫等国去,干吗去垦荒呢. 所以商人恐怕有两个来源, 第一是原异姓郑国的国民,古郑国原就在东方,西周初被武王整族俘去西土,与郑国有册封的隶属关系,所以被裹胁东来,另一种可能是郑桓公在东方建国,所以募集劳动力来开垦土地,商族人因为看到东来潜在的巨大贸易利益所以与郑伯达成协议.由于是与桓公结盟,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宗周灭亡之前,未必是流亡的商人,这个事情涉及郑国起源,后面还要专门谈到.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3 23:24:58
但从条约的内容来看，商人应该是一个专门做生意的集团，当然艾杀蒿莱他们是参加了，但以后似乎大都经商去了，没有种地。
郑国的国体比较特殊，相信在后面的内容中可以看到兄的精彩分析。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4 4:38:43
我看可能是这样,西周初年大量商族被俘至关中充实周地人口,同时这些部族还保留了和东方商族血统上的关系,这种联系使得东西方建立了联络, 这种联络是建立在人口基础上的民间的广泛往来.商族就利用这个线路和东西方物产上的巨大差异进行贸易,因此商族就开始以经买卖而闻名.周族同样有少数人到东方殖民,但是殖民的人口非常少,而且处于政治机器的顶端,所以不具备这个便利条件,而且周族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农耕民族,所以经营变成了商族的专利.当然商族仍然有相当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这就好比回回,也以经商而闻名,但是仍然兼做农业,世界史上的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也是如此.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4 11:07:31
一. 本文对文献资料的取舍和写作原则
组织历史资料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资料的可靠性问题,除了有后人穿凿或杜撰的可能性以外,还设计一个年代学的问题,即使是严肃的史学著作也要犯年代的错误.这就需要确定一些原则来进行取舍.
从文献上来讲,写作的依据首先是来自春秋和左传,稍次一点的是公羊传.这么选择的原因是春秋左传本身直接取材于齐,晋,鲁,郑等国的史书原文,譬如:
僖公五年传: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
襄公六年传:十一月，齐侯灭莱，......四月，晏弱城东阳，......甲寅，堙之环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齐师大败之。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王湫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
隐公元年传,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有明确的日期记载,因此可见作者曾经亲眼目睹了许多国家的史书原件,从而汇总成文.当然大部分记述都没有完全抄录这些日期,这是由于左传本身是散文体例,过分使用日期容易破坏文章的流畅性,所以只在需要记载事件进展时候使用.所以春秋和左传在编年上面是极为考究的,这就为使用其他文献建立了一个时间上的基本框架.另外,通过对左传记载的历次天文现象的观测,也可以证明该年代的正确性.
另外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史记,比左传记载要全面,从时间上跨度更大,但是史记有两个负担,一个是史记本身要覆盖许多春秋左传没有涉及的时间段,另一个是由于战乱,汉代能收集到的史书原件已经很少,所以许多年代的确定都建立在推测之上,而由于各种记载的异同和流传中出现出现偏差,造成了许多相互矛盾的概念.
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重要年代,譬如我们广泛认同的国人暴动的年代,前841年,现在逐渐发现是有问题的,首先史记本身就从来没明确说过该年究竟是哪一年,841年是一个根据其他记载的推论,另外根据陈杞世家,从国人暴动到幽王即位之间,竟然有62年.现在一个新的证据,是03年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逨鼎记载的月相,无论如何和推算的史记宣王年代都不符合.所以现在出现了许多例如双纪念等说法企图弥补种种缺陷.
所以关于史记的态度,一方面应该坚持使用其作为BACKUP帮助检索事件脉络,另一方面要积极利用新的信息进行纠正.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4 11:49:46
另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矛盾,来自左传与公羊传.左传的作者显然是史家出身,散文中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并不执着于一些基本的儒家教义,另外记载事件相对客观,尽量不进行分析和训诂.公羊传则是经典的儒学教科书,来自公羊氏听到的子夏的直讲,而子夏的解说都是孔子比较认可的,实际上子夏是孔氏理论部分的主要继承者(孟子出自曾参-孔伋一系,反而不是正统),但是该传在史学的精确性上欠佳,有一桩公案非常有名:
隐公三年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传: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公羊传: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诸侯之主也。
于是,在夏四月辛卯这天去世的人,在两传上竟然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的判断,我首先认可左传的记载,因为该文出自史家之手,因此声子去世这个事件的记载应当无误.
同时,公羊传记载尹氏去世的事件本身也是真的,只是由于者在史学上面未必考究,所以误记在这一天下面,主要的意图在于所谓的"讥世卿"上,但是绝不至于杜撰尹氏去世这个事件本身,因为这是有些来头的.
有一个两传都认同的事情,就是惠公年间鲁郑狐壤之战中,隐公被郑师俘获,随后被囚禁在尹氏,后来隐公通过贿赂尹氏而被释放,这里可见当时尹氏的地位崇高,可以决定释放郑伯的献俘,这个我们在讨论两周间大族还会提到.另一方面可以发现,通过释放隐公,改善了成周和鲁之间的关系,因为当是郑显然是以王畿的军队的面目出现的,而且隐公对尹氏是十分感激的,并在鲁国进行钟巫之祭,因此尹氏去世在当时的鲁国来讲完全是一个重要事件.尹氏大约去世在平王去世之后不久,因为当年夏天郑人势力就开始抬头并公开与成周的矛盾,因此从时间上是比较可靠的.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公羊传的一些记述未必在时间上精准,会有一些谬误,但是绝对不至于完全杜撰,因为由于子夏对春秋的讲解离春秋并不远,所以该传的一些说法应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史实,因此对待该传的态度,是尽量相信一些事件的存在,而依据左传进行考证.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4 17:32:11
这条的分析精妙，不过我建议正文部分不要因为考证而影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质感。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5 23:18:39
关于国语,周书,诗经和金文.
国语和左传记述的区别在于,几乎很少取材于史书原稿,多是口头或者传记流传下来的传说(当然左传也有相当的部分来自类似的传说),在对照左传的内容时候我们发现,在一些内容上是略有出入但是基本相同的.这就是所谓的"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里有两个INDICATION:第一,同一事件出现不同版本说法,这表明事件本身是确有其事,只不过被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下来;另一方面,由于见闻异同,许多说法更多夹杂了后人的理想成分,这个问题广泛存在于各种文献中,换句话说,作者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史实,但是由于各种干扰信息,导致不能准确地分析和叙说这些史实.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必要的甄别,比如前面说的君氏和尹氏的问题.
周书除了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被证明是伪造以外,仍需要承认还是保留了大量真实的史料,这些内容都被金文证实了.譬如"文侯之命"的内容,就得到了毛公鼎铭的佐证.周书的问题在于,这些作品多写于西周中叶以后,也就是说仍然是从后人的角度记录早期事件,这里仍然有不可避免的理想主义存在.反观诗经和金文,则是我们唯一可以完全信赖的记录,当然汉代以来的各种诗序多是穿凿之言,我们在用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会分析到.
作者：青云不在 回复日期：2007-6-15 23:52:33
今天买了本徐元诰的国语集解，序中说左传是春秋的内传，国语是春秋的外传，两本书可以互相印证。但国语中的各个国家的语言风格不一，说明其原材料出自不同人之手。序的作者还推断，可能是先有了周、鲁、郑等这些材料，后来又有人陆续加了其他国家的东西，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一会回去躺在被窝里好好研究研究。
另，小弟是新郑人，看到monvoisin 写郑国东西，十分期待。
作者：蒹葭从风 回复日期：2007-6-16 0:16:53
郑境内仍有大量殷商遗民存在, 比如郑的建国就是在殷商古郑国的基础之上
古郑国原就在东方,西周初被武王整族俘去西土,与郑国有册封的隶属关系,所以被裹胁东来,另一种可能是郑桓公在东方建国,所以募集劳动力来开垦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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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始封已在西周末年，桓公友乃宣王之弟、幽王叔父，且郑国始封故地正在今陕西华县，怎有东方建国之说？
作者：cfa3 回复日期：2007-6-16 0:36:56
支持，从起头就感觉不凡，相信看完楼主的大作会是非常好的体验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6 1:01:55
郑国始封已在西周末年，桓公友乃宣王之弟、幽王叔父，且郑国始封故地正在今陕西华县，怎有东方建国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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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这正是一大公案,待下面详细分解......
作者：大道飞飞 回复日期：2007-6-16 1:45:22
哈哈，先占座~与虎公晋卿家族史交相辉映呀。
作者：王长兴 回复日期：2007-6-16 8:03:48
只盼郑史,勿言其它
作者：bad-guy 回复日期：2007-6-16 14:54:01
又有故事看了,呵呵
作者：maxvell 回复日期：2007-6-16 18:12:43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6 1:01:55
郑国始封已在西周末年，桓公友乃宣王之弟、幽王叔父，且郑国始封故地正在今陕西华县，怎有东方建国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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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这正是一大公案,待下面详细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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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注意一下版面，要不文章会显得很零乱不便于阅读，将会给这帖子减色的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7 9:50:56
二.周的国家-宗族体系以及官制
A：国家形态
我们今天看到周书中, 有好几篇都是周初君主利用各种机会训诫臣下及后人，要吸取殷亡的教训，例如《康诰》《酒诰》之类，事实上周并没有能摆脱殷灭亡的老路，或者说当时人是看不到商灭亡的根源的。武王伐纣的《大誓》里面曾经提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这里反映了一个殷灭亡的主因：殷商人口众庶，但在周的打击下不堪一击，周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纣不务德义，统治暴虐。事实上，在面对外来威胁的时候即使暴政也能焕发出生命力，因此除非发生大的灾荒，一定有其他原因使得商人瓦解。因为我们从现存的金文和史书中看到，周对东方的不断反复征服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武王，周公，成王到康王期间，均有大规模的对东方的征服，到了穆王之后，重点又逐渐向南转移到对淮河流域的征服。因此东方对周人的抵抗是十分激烈的，这说明东夷对周的暴政同样极为反感，并没有谁欢呼周取代商，因此单说暴政无法解释殷商的灭亡。
我们再来看一首唐代皮日休写的诗：…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这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隨代开发东方功绩卓著，运河就是证明，远征高丽和兴建行宫，乘船旅游这种事情哪代帝王都有干过，而且还当做政绩，而且隨朝远未为此耗尽国力，李唐和瓦岗军长期都在以来永丰仓和兴洛仓，因而隨亡也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问题。问题关键就在于隋代北方士族门阀势力巨大（也包括大量略小的地方豪强势力），形成了一个介于皇帝和平民之间的亚统治阶层，隋王朝通过这个亚统治阶层实行对底层民众的统治和管理，当国家的政令发出之后，这个中间阶层就把这些政令转化为完全对底层民众的剥削，十对九的剥削转化为四对六的剥削。一方面，隋政权成为这些剥削的总负责人，使得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皇帝；另一方面，沉重的压迫使得平民大量逃离原来的耕作土地，成为流亡农民，这些人要么参加起义军，要么依附于中下层统治者，反过来加剧了对其他未流亡农民的负担，进入恶性循环。结果当隋灭亡的时候中央政权的力量就变得十分微弱。
当然隋的政治制度和剥削关系远比三代发达，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游荡了几千年的幽灵的影子：一个集权和分权的矛盾。当中下层统治者和普通劳动者建立起明确的剥削关系时，他们就只关心自己领地的利益，而且自己的财富积累得越多，就越和国家政权背道而弛。对于殷商来说，不仅仅是纣
和亿兆夷民有离德，而是最高统治者这个家族在流传了几十代之后逐渐丧失了对平民的直接统治，而中下层统治阶级可能由于在最高君主进行的某些改革中丧失了部分利益，他们就开始在共同危机面前袖手旁观；当然这种基于自身利益的冷漠也让他们付出代价—改朝换代，人口和宗族被掠夺；结果商族知耻而后勇，进行了几十年的奋起抗击，只不过已经不能阻挡周统一东方的步伐了。
三代的国家形态，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并未完全脱离氏族社会的原始形态，家族和国家的概念并未完全撇清。天子作为国家的首席祭司，政令的最高决策人，同时还是全族的族长，这是一个宗教，政权和氏族的三元结合体。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原始宗教是祖先崇拜，所以君主作为宗教领袖和家族长是一体的，但同时作为国家的领袖无疑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有国”的标准是“建宗”，并没有谁仅仅因为职务而成为君主，他必须首先是族长，然后是家族利益范围内的君主。当家族日益繁衍的时候，新代和旧代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因为国家政权涉及利益的分割，而新君主需要在新贵族和旧贵族间作出抉择，无论把赌注押在哪一方，都意味着割裂这个庞大的家族；但是既然政权仍然以家族的形式组织起来，就必须面对这种分裂造成的伤害——要么消灭其中一派，要么干脆解散氏族社会。为了把这种离心离德的庞大家族组织起来，贵族们不断地完善着叫做礼的政治原则，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通过建立等级社会把人口重新组织起来。礼看起来那么象族谱，但是又赋予人们家族关系以外的地位，最后悄悄地取代了氏族社会——历史上实际从来没有过“礼崩乐坏”，崩塌的是氏族社会，当礼完善得无以复加时候，家族政权就到了解体的边缘。所以令孔子哀叹的旧制度的瓦解并不妨碍他本人成为集权政治社会的精神领袖：他竭力维护的礼名正言顺地统治着中国的每个角落，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
作者：yeyh 回复日期：2007-6-17 10:43:55
Ding
作者：swiftaswind 回复日期：2007-6-17 18:09:54
up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8 13:39:58
隐公三年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传: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公羊传: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诸侯之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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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条我又翻了一下，觉得monvoisin兄的分析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
不错，宗周也有一个尹氏家族，但这个家族在宗周十分兴旺，一直延绵下去。而拘禁鲁隐公的这个“尹氏”，《左传》说的很清楚，是跟着隐公跑到鲁国了。因此，宗周的尹氏与郑国的尹氏应该本非一家，郑国的尹氏可能是宗周尹氏的分支，后来跟随郑国东迁，后来又跟随隐公入鲁了。
同时，对于《春秋》此条，夏四月辛卯，“君氏卒”之外还有“尹氏卒”，可能性不大，时间、字体都如此巧合，应该是鲁鱼之误。看《公羊传》的讲解，完全是天马行空，而《左传》训为，“君氏卒”，叙事很实在。所以，此条应为《公羊传》对《春秋》原文的誊抄错误，又在错误的基础上将错就错地胡乱解释。
作者：正史明志 回复日期：2007-6-18 16:40:48
我一直在想，如果郑庄公的公子忽娶了文姜的话，郑国的历史恐怕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可惜公子忽拒绝了这门
作者：虚无肉饼 回复日期：2007-6-18 18:05:32
当然隋的政治制度和剥削关系远比三代发达，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游荡了几千年的幽灵的影子：一个集权和分权的矛盾。当中下层统治者和普通劳动者建立起明确的剥削关系时，他们就只关心自己领地的利益，而且自己的财富积累得越多，就越和国家政权背道而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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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一词我觉得不妥，“剥削”有的时候是由于劳动力过剩造成的。
作者：虚无肉饼 回复日期：2007-6-18 18:18:36
礼看起来那么象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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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对血缘极其崇拜的原因不知道是什么。父系氏族？母系氏族？
我个人较倾向于文化具有较强母系色彩。
作者：casanova 回复日期：2007-6-18 18:38:46
秦、齐、楚、晋，包括后起的燕，之所以能够作大，我觉得还是和他们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些国家都有向外拓展的空间，秦就是个典型，发展的过程就是对周边尚不发达的少数民族部落征服的过程。而郑国就很难有这个机会，最终只能选择在几个大国之间摇摆以求生存。
作者：青云不在 回复日期：2007-6-18 19:44:17
casanova 说得不错，当年郑桓公有在陕西和湖北安家的打算，但是被一个混蛋给阻止了，说什么晋楚秦齐这几个牛鼻的要命，将来的霸主出不了这几家。不如到新郑算了，这样可以在大国之间生存。谁知后来晋楚争霸，最惨的就数郑国。
郑国西边被成周、北边被卫、晋东边被宋国、东南被陈国、南边被蔡国、西南被申国这几个国家围着，根本没有任何发展余地。虽然开始时郑国联合齐鲁在对付卫国、宋国还有成周时取得成绩，甚至彻底终结了周朝在各个诸侯中的影响力。但后来仍不免陷入多线作战的境地，最后成了晋楚势力消长的风向标。真是可叹。
作者：人土粥稀 回复日期：2007-6-18 20:23:57
天子作为国家的首席祭司，政令的最高决策人，同时还是全族的族长，这是一个宗教，政权和氏族的三元结合体。~~礼看起来那么象族谱，但是又赋予人们家族关系以外的地位，最后悄悄地取代了氏族社会——历史上实际从来没有过“礼崩乐坏”，崩塌的是氏族社会，当礼完善得无以复加时候，家族政权就到了解体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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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味道，留个爪先
作者：人土粥稀 回复日期：2007-6-18 20:24:43
天子作为国家的首席祭司，政令的最高决策人，同时还是全族的族长，这是一个宗教，政权和氏族的三元结合体。~~礼看起来那么象族谱，但是又赋予人们家族关系以外的地位，最后悄悄地取代了氏族社会——历史上实际从来没有过“礼崩乐坏”，崩塌的是氏族社会，当礼完善得无以复加时候，家族政权就到了解体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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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味道，留个爪先
作者：地下丝绒 回复日期：2007-6-18 20:57:30
好帖，中国历史之变更，氏族之于国器之间的矛盾问题，之前确实有点被忽视。我觉得从田地分封，税收。公田制被破坏等事例来看，古制被坏，正是始于春秋时期。
作者：yang1216 回复日期：2007-6-18 21:55:05
杨氏记号1979.
作者：最后的慕容 回复日期：2007-6-18 22:25:36
一直对郑很有好感，也许是因为寤生吧，呵呵，留名。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9 0:23:39
而拘禁鲁隐公的这个“尹氏”，《左传》说的很清楚，是跟着隐公跑到鲁国了。因此，宗周的尹氏与郑国的尹氏应该本非一家，郑国的尹氏可能是宗周尹氏的分支，后来跟随郑国东迁，后来又跟随隐公入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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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原话是:郑人囚诸尹氏，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
这个意思不是和尹氏一起逃跑并且立他的继承人,而是在尹氏的保护下回到鲁,并且在鲁国祭祀钟巫,这个"主"不是指人,而是指尹氏的神灵,可能是这家起家时候的祖先.如果真的是尹氏出走鲁国,那么以后也没见鲁有尹氏出现过,而且如果是郑国的大夫为了释放鲁公子而出走,这显得毫无意义,过于小说化了,代价也太大了.一般在春秋中提到尹氏就是指那个成周的尹氏,也就是大师皇父之后,郑在周畿内不会有和尹氏雷同的族名出现.
关于尹氏的问题,公羊传的来源是子夏子的口头讲解,子夏掌握的史实应该比较充分,所以尹氏去世这个事件应该是存在的,只是安错了地方.公羊传对事件的具体出处确实有失精准,但是要注意一个细节,比如公羊传和左传都有记载钟巫之祭,那么就有潜在的知道尹氏释放公子的可能性.所以尽管子夏和左氏肯定没有在写书的时候沟通过,但是双方都记录了这个事件表明双方的资料都是有来源的,因此也不能因为公羊传着重理论而否定他的史料价值.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9 8:09:34
B 班爵和官制
五等爵制是一个很让人挠头的话题，历代的观点都比较偏激，要么坚决否认，要么坚决承认。近代傅斯年的论文提供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是：伯为建宗有国之通称，侯为封藩守疆之殊爵。这事实上提出了一个理性的观点：把各级爵位划分为来自于氏族社会的残余部分和来自政权运转的功能部分。所以我们不必费力去比较五等爵之间尊卑的高下，因为他们根本就来自于不同的观念体系。既然来自不同的体系，那么公候伯子男这些概念并非生来就用于组建这个五等爵系统，或者说他们本来就都具备丰富的内涵，只不过其引申义被假借来。
伯：封国的基本形态
伯的涵义极其丰富， 但万变不离其宗，都由一个基本用法引申而来，就是伯仲叔季之伯，代表最长者，几乎一切面目出现的“伯”都可以和这个概念挂上钩。下面举一些例子：
宣公十五年传：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曰：“吾获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矣。”
这里伯氏指荀林父，当时荀林父为晋国元帅，为六正之长，所以称他为伯氏。此外，晋国历代执政或元帅普遍有被成为某伯的记录，例如霍伯，荀伯，栾伯等等，都用以表明元帅在卿大夫中的崇高地位。但这绝不等同于认可这些人有等同于国君的地位，和郑伯，秦伯，曹伯不是一个概念。
同一段：羊舌职说是赏也，曰：“《周书》所谓‘庸庸祗祗’者，谓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 ……
士贞子被称为士伯，但他并不享有军行，不是六正之长，也不是任何一军之长，因此这里伯有别的含义。一般人为士渥浊是士縠的后人，并且继承该家族司空的职务，因此这里士伯当是指其司空的职务。
文公七年传：士会在秦三年，不见士伯。
成公二年传：巩朔献齐捷于周 …… 巩伯实来，未有职司于王室，…… 士庄伯不能对。
这里士伯指先蔑，显然他不是士会家族的人，这里应当指他以下军将兼任司寇一职，在周官之中，司寇和士师分别为负责刑狱的大小官员，在晋国似乎没有提到过司寇，那么应该是这些职责同由士师负责，也称为理。后面一段士庄伯指巩朔，又以士开头，我推测巩朔当时可能兼任士师（司寇）。
昭公十五年传：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室，晋独无有，何也？”
此时知文子仅佐下军，称伯氏当有其他兼职。虽然他后来曾出任执政，但是说话的时候并没有这个职务。
以上各例，可以看到，卿大夫被称伯并非由于作为族长或者类似国君的伯爵，而是由于身处特地位，譬如成公二年传称士燮为范叔，显然他是范氏的族长。晋国具有这种地位的人一般为司徒（元帅），司寇，司空等，很可能和晋国受封的时候得到职官五正有关，因此这些卿都可以被称为X伯，表示他们是百官之长。
再看一些例子：
大雅.韩奕：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
成公二年传：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 役王命。
这里伯是指上诸侯之长，韩侯是北方诸侯之长，五伯指三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国，都是指这些国家在诸侯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和国君称郑伯，曹伯不同，他们显然不是什么诸侯之长。
再回到国君称伯的问题上来，前面论述过，三代的封国形式是以氏族为基础，一旦建宗，那么就以这个宗族为中心形成公族，也就是统治的核心力量，下面是国人构成国家的下层人口。公族+国人一旦组合完成，那么就可以有国，这个组合移动到哪里，国家就移动到哪里。所以是否受封为诸候并非有国的充要条件。我们还举尹氏为例子，尹氏历代有称为尹武公、成公、文公等等，并非由于他们是诸侯，他们仍然是天子脚下的大臣，而是由于他们掌握着周畿内一个强大的宗族势力，加上一定数量的平民，而历代尹氏一即位就身兼尹族的族长加上那个尹族和国人组合的统帅的职务，使得他们事实上具有国君的身份，这也是为什么畿内大族的身份等同于畿外诸侯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一个评论，就是杨树达的《论语疏正》：树达按：任重职大，有过于天子诸侯者乎？卿不当世，而谓君当世乎？卿当选贤，而谓君不当选贤乎？孔子讥世卿，实讥世君也。此《春秋》之微言也……这实际上是一个误会，世君是不可以讥的，因为前面我已经说过，君主（包括天子和诸侯）是国家最大的族长和统帅的合体，而卿需要选贤显然是指挥统帅和执政这个部分，但是君主族长的身份是由血统和长幼决定的，正所谓立长不立贤，这是氏族社会二元性决定的，也是杨树达所在的君主专制社会所不能理解的。因此孔子要维护氏族社会的正统性，是不会讥世君的。而卿大夫一方面生来是自己家族的族长，另一方面却不是整个国家的宗君，因此根据血统继承制度，和宗君合为一体的权力就不能为卿大夫所世代享有，这就是君与臣的区别，君不可被臣取代，但是臣可以被其他臣取代，实际上反映了大宗和小宗之间的尊卑关系。尹氏世代作为尹族的宗君没有问题，但是连续出任成周的卿士就非礼了。按照这个概念，实际上齐之国、高，鲁之三桓也属于非礼，当然前者似乎有天子特别的册命，但后者一直为儒家所诟病。
那么已经很清楚，伯这个概念显然是脱胎于氏族社会的族长，《酒诰》里面提到：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 这里讲邦伯，就是讲那些大小宗族部落的君长，由于氏族社会的血统继承制，君主同时就是所有公族的大宗或者宗君。定公四年传祝佗语：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 这里也说到，所谓“文武成康之伯”当然不是伯仲叔季的伯，而是当时已经建宗的那些公族，他们和伯禽、康叔、叔虞的性质本来一样，区别就在于后三者得到了额外的宝器和权威，但他们的实际性质也是伯，只不过额外加爵后作为在外的候，所以说侯的实质脱胎于伯，因为侯也需要建宗有国。这就是傅斯年氏提出的所谓：伯为建宗有国之通称。换句话说，伯最直接地反映了氏族社会君权脱胎于族权的实质。
作者：小道飞飞 回复日期：2007-6-19 8:41:17
先帮顶，先把别的文章学习完。
作者：yang1216 回复日期：2007-6-19 11:03:22
杨氏记号1979.
作者：liradish 回复日期：2007-6-19 11:25:57
学术性很强啊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9 11:58:08
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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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自然是“钟巫”，这个没什么疑问。但是“与尹氏归”也说的很明白。谁与与尹氏归归呢？隐公。隐公与谁归呢？尹氏。尹氏之所以要和隐公一起到鲁国，当然是私放战俘有罪，难以在郑国立足，同时隐公也应该给予了优厚的承诺。为什么尹氏在鲁国以后并不显赫？道理也很简单，隐公十一年就被刺杀了，尹氏不仅来不及发展为鲁国大族，反而很可能受到了株连打击。
另外，关于《春秋》原文，《左传》为：“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羊》为“夏四月辛卯，尹氏卒”，monvoisin兄认为“尹氏卒”一条也确有，只是时间有误差。这个恐怕是欠考虑的。
因为《春秋》记载极为简练，一条字数很少，模式就是时间+事件。如“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短短八个字，肯定是写在一根木简上的，不可能是因为乱简出现时间差错。所以面对同一根木简，“夏四月辛卯”几个字出现异议或错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君氏”与“尹氏”误抄或误辩的可能性则是很大的，因为当时离孔子编春秋已经200多年，离左传、公羊作者就更远，明显是传经时对同一条原始记载的不同传抄。其中必有一个是误传。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9 12:05:11
如果认为君氏死于隐公三年的“夏四月辛卯”，尹氏死于其他年份的“夏四月辛卯”，理论上有这个可能，但实际上很难如此巧合。试想，两人的称呼如此形似（“尹氏”、“君氏”），又恰恰死在不同年份的同月同日，可能性基本是可以排除的。
作者：wuluketui 回复日期：2007-6-19 12:37:40
我也是新郑的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9 22:52:02
尹氏之所以要和隐公一起到鲁国，当然是私放战俘有罪，难以在郑国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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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发生的年代是在平王中后叶,郑和周矛盾没有完全激化,当时郑师的身份仍然是王师的一部分,所以俘获的战俘囚禁在王官手中十分正常.你说的"郑大夫尹氏"没有什么来头,恐怕是看了东周列国志的说法吧,那个是小说而已.尹氏仅仅因为贿赂释放鲁公子实际上毫无意义的,代价也太大,以尹氏在成周的地位和身份是不会为了这么小的事情离开成周的.因为当时息姑的身份是公子而不是大子,谁也不会仅仅为了一个公子就叛逃.
这个事件事实的情况应当是尹氏当时是成周的卿士以上的大臣,可能继承了皇父的大师一职,由于周东来之后需要重新界定疆域,与周边国家摩擦不断,郑人以王师的身份在这些摩擦中占到上风,并俘获了鲁公子,并把战俘献给尹氏,尹氏在权衡了利弊之后,携带公子息姑回到鲁,与鲁借机和解,而公子息姑为了这个事情也采用了贿赂等手段.这实际上是一次以武力为后盾的成功的外交活动."与尹氏归"看不出和叛逃有什么关系.
关于尹氏卒的问题, 我不是说春秋也有这一条,我是说历史上存在过隐公年间尹氏去世的事情,也不是就在声子去世这一年,也没有说是在夏四月辛卯这天,因为公羊传一般都不记日子,所以纯粹是子夏安错在这里.而是在平王去世之后,有过"天王崩,诸侯之主"这个阶段.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9 23:27:42
关于尹氏，在宗周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家族，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复性，特别是在王子朝之乱的时候，反复过几次。而且，《左传》往往之以“尹氏”称其家主，而不是象“刘文公”那样称呼。如“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这么特殊，值得专门研究。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19 23:29:39
总论里即将有关于尹氏的介绍出现......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19 23:54:02
所谓〈三传〉，都是讲经的，必须围绕经文展开。我的意思是，〈公羊〉派当初读经就把隐公三年的这条经读成“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了，进而根据这个再进行讲解。当时距离已经近２００年，鲁鱼之误是很正常的。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20 0:00:10
把“君氏”传成“尹氏”，可能性很大，首先是字体相似。其次，公羊的讲法更围绕经文发挥，而硬要猜测这段解排错了地方，也无实据，不免牵强。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20 4:44:20
都是讲经的，必须围绕经文展开。我的意思是，〈公羊〉派当初读经就把隐公三年的这条经读成“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了，进而根据这个再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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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春秋没有提到过钟巫之祭,而两传却都提到了,你说他们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子夏对史学资料的掌握在当时是十分出名的,著名的"己亥三豕"之误就是他发现的,尽管公羊传的讲解重点在于经,但否定他的资料来源是不可取的.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20 10:57:53
关于提到“钟巫”，主要是为了详细讲解“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一条的经文。
考察春秋三传，无经之传不少（左传里最多，其他两传少），无传之经很少，而有经有传才是常态。所以，我怀疑《左传》、《公羊》的上述经文是对《春秋》同一条经文的不同流传和解释，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至于哪个是误读，则暂时不必下结论，“君氏”一词，正本书仅出现在这一处（当然鲁隐公的情况也极特殊）。
作者：yang1216 回复日期：2007-6-20 13:01:22
杨氏记号1979.
作者：monvoisin 回复日期：2007-6-20 16:17:37
关于提到“钟巫”，主要是为了详细讲解“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一条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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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两传为何都有这个资料? 难道这是分别为了解释经而推演出来的吗?
作者：虎公 回复日期：2007-6-20 18:44:39
原始资料是没有推演一说的，我的意思是，两传提到“钟巫”，三传自然都要提供一些资料来解经，但相比左传，其他二传空对空的议论居多，但也有资料强的，例如“初税亩”，但终究也是有经之传。
而《左传》、《公羊》的上条分歧，我认为都是有经之传，只不过两家把经读的不一样，必有一误。
作者：小道飞飞 回复日期：2007-6-23 9:34:51
记号先。
作者：swiftaswind 回复日期：2007-6-24 0:09:50
作者：青云不在 回复日期：2007-6-18 19:44:17
casanova 说得不错，当年郑桓公有在陕西和湖北安家的打算，但是被一个混蛋给阻止了，说什么晋楚秦齐这几个牛鼻的要命，将来的霸主出不了这几家。不如到新郑算了，这样可以在大国之间生存。谁知后来晋楚争霸，最惨的就数郑国。
郑国西边被成周、北边被卫、晋东边被宋国、东南被陈国、南边被蔡国、西南被申国这几个国家围着，根本没有任何发展余地。虽然开始时郑国联合齐鲁在对付卫国、宋国还有成周时取得成绩，甚至彻底终结了周朝在各个诸侯中的影响力。但后来仍不免陷入多线作战的境地，最后成了晋楚势力消长的风向标。真是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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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天下之中，大国之间未必没有前途，尽管困难重重但也可能是机遇。
我国之光武、孟德，东瀛之信长、元就，还有两河那边不少的民族，当然最典型的还是普鲁士。关键要看这个国家及其领袖的能力，比如借势啊，联盟啊；当然其他主客观因素，如运气等也很重要。
作者：swiftaswind 回复日期：2007-6-24 0:11:17
郑国的衰弱，也是以自己内乱开始的，可以说也是内部自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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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公族 外御强国 ----- 郑国
郑国疆域
郑国初在西方，后东迁都新郑（今县附近）。其疆域约有今河南北半省之中部。大致：东有汴梁，南包许昌，西距虎牢，北越黄河。纵横约一二百里之间。
郑国的军力当在鲁国之上。春秋初年，郑国已有三军，内战用的军队已达二百乘。三军外并有徒兵和临时添置的军队。其国军实力至少在千乘以上。鲁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兵车百乘。二十五年，郑子展、子产带车七百乘伐陈，车数与城濮之战晋车之数相等。哀公二年，晋、郑铁之战，晋将卫太子蒯聩登铁丘上观望郑军，看见郑军很多，害怕起来，自投于车下。此战晋人以郑为大敌，可见郑国的兵力自春秋初年到末年始终不弱（郑兵曾与晋、楚和诸侯联军开战，诸侯的兵甚至畏郑不敢越过郑境，反被郑军所败。郑国军力的强大于此可见）。 郑国世系
郑的始封祖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名友，宣王时受封于郑（在今陕西省华县），是为桓公。桓公是一个很贤能的君主，颇得国民的信爱。幽王时，入为王朝的司徒，替王室办事也很有成绩。那时周室已衰，戎狄强盛，桓公恐怕自己与王室同归于尽，因此去问周的一个太史叫做史伯的，什么所在可以避难。史伯告诉他说，济、洛、河、颍四水之间虢、郐两国所在的地方最为稳固；教他先把妻子财物寄存在那里，有事的时候就可以带了王室的军队把这地方占领。桓公依了他的话办去，后来郑国果然得了虢、郐一带的领土，迁到了东方。西周灭亡，桓公殉难，他的儿子武公掘突嗣位，拥护平王有功，仍做王朝的卿士。武公去世，太子寤生即位，是为庄公。庄公二十二年入《春秋》。
春秋列国的大世族，郑有良、游、国、罕、驷、印、丰等七穆之族；郑的公族势力也极大，异姓都不强盛。郑国真称得起是当时盛行亲亲主义的模范国家了。
郑国的内乱
郑国虽是春秋最初期的唯一强国，但他的地位也不是容易得来的。在刚入春秋时期的当儿，郑国内部也险些闹出一件大乱子来：原来郑庄公的母亲——郑武公的夫人武姜，是个很偏爱的妇人。她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就是庄公，小的叫做叔段。《左传》上说郑庄公是在武姜睡梦中出生的，那时候惊吓了他的母亲，因此他便受不到母爱，家庭的幸福给叔段独占了。其实女人家偏爱小儿子本是情理中的事，《左传》上的话恐怕只是后人在郑庄公的名字（寤生）上替武姜想出来的不爱大儿子的理由。武姜既偏爱她的小儿子，便屡次在她的丈夫武公的面前请求立叔段为太子；武公不愿废长立幼，不答应她。等到武公去世庄公即位，武姜又在庄公面前替叔段要求封邑：先要制邑（在今河南汜水县附近），庄公因为那是一处险塞，不肯给叔段；跟着又要京邑（在今河南荥阳县附近），庄公答应了，便封叔段在那里，称为京城太叔。这同晋公子成师的封曲沃是差不多的一件事。成师封于曲沃以后便想吞晋，叔段封于京以后也想争夺郑国。他第一步先命郑国的西鄙、北鄙的地方兼属于自己，不久又把这两处地方完全划做自己的领土，一直达到廪延的地方（在今河南延津县附近）。第二步他便修筑城池，招练兵马，与他母亲约好日期，请她做内应，想一举攻入郑都。庄公打听明白他们的阴谋，就命大夫公子吕带了二百乘兵车去打京城，京城的人都背叛太叔段，太叔段只得逃到鄢邑（在今河南鄢陵县附近）。庄公又指挥兵将追打过去，他立足不住，远逃到共邑（在今河南辉县）去了。在太叔段初封京城的时候，大臣祭仲曾劝谏庄公道：“京城太高大了。把这地方封太叔是很不妥当的。”庄公装着很无用的样子说道：“这是太夫人姜氏的意思啊，有什么办法？”祭仲又说：“她哪里会厌足，不如提早防备，不要使他们的势力发展开来才好。”庄公就说：“他们多做不合理的事情，一定会自走到死路上去的，你姑且候着罢！”等到了叔段的势力渐渐发展的时候，又有公子吕一再劝谏庄公，叫他赶快翦除叔段。庄公说：“不必，他们的势力来得愈厚，便崩倒得愈快了！”在这里可见庄公的处心积虑，要想加重叔段的罪状，以便一举将他除掉。我们看他的计划何等的严密，他的手段是何等的毒辣！然而郑国所以不致造成分裂的局面，也就靠着庄公的能干。叔段奔共的时候，他的儿子公孙滑逃到卫国，卫国为了他起兵伐郑，夺取了廪延的地方。郑国也用了王室同虢国的兵马回打卫国，以为报复。
郑宋卫诸国的争衡
郑国趁了卫国的乱，起兵侵扰他们的郊野，回报了围东门一役的仇恨。卫国也用了南燕国（在今河南延津县）的兵去回打郑国，却被郑国用埋伏夹攻之计杀了个大败。在这里看来，卫国到底不是郑国的对手。不但卫国，就是宋国也被郑国用了王室的军队同邾（在今山东邹县）兵打进了外城；宋国虽起兵报复，也是得不到多大的便宜。这时郑国又先向陈国求和，陈侯迷信宋、卫，不许，郑国又把陈国打得大败。当时齐国看见宋、卫、郑等国互相攻伐，想来做个和事老，便于温的地方召会三国，在瓦屋的地方结了一次盟（在此以前，宋、陈与郑已曾讲和，郑、陈且已联姻）。不料口血未干，郑国就借了宋公“不共王职”的罪名（大约是宋公不肯随郑伯朝王），自说奉了周王的命起兵伐宋。鲁国也因宋国不来告警，与宋绝了交好。郑国便乘机联合了鲁、齐两再伐宋国。鲁兵打败宋兵，郑兵夺取了宋邑都、防，做人情送给鲁国，来讨鲁国的好。宋国也联合了卫、蔡两国的兵回打郑国，三国的兵反被郑兵在戴的地方（在今河南考城县附近）打得全军覆没，此后郑国又连次伐求，把宋国打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宋国就发生了内乱。
鲁郑的交涉
至于鲁国同郑国的交涉是这样：当鲁隐公做公子的时候，曾带兵与郑国在狐壤地方开仗，被郑国捉了去，郑人把他囚在大夫尹氏家里。隐公向尹氏厚纳贿赂，又在尹氏所奉祭的钟巫之神面前祷告了，就与尹氏一同逃归鲁国。隐公即位以后的第六年才与郑国通好，曾答应郑国用祭泰山的祊田掉换祭周公的许田（许本是鲁的附庸，所以鲁有祭周公的许田；郑国不知何故也有祭泰山的祊田？祊田近鲁，许田近郑，所以两国愿意掉换）。在此以前鲁臣公子豫已曾私与邾、郑两国结盟。到此时鲁国又曾帮助郑国打宋国（在先鲁国本是宋的与国）。后来更邀合了齐国帮郑国打许国（在今河南许昌县），攻进了许都；许君奔卫。因为鲁国原是许国的宗主国，所以齐僖公拿许国让给鲁国；鲁国不受，转让给郑国，想是报答他夺取宋邑让给鲁国的好意。这可以说是鲁、郑两国的交换条件。
周郑的交涉
这时候郑国的气焰正盛，各国没有一个不怕郑的，所以陈、宋、鲁、齐等国都亲起郑来。于是郑国人的胆子愈弄愈大，过了若干时，他竟敢同周王打起仗来。原因是郑国的武公、庄公都做周平王的卿士，在王室很有权柄；后来平王大约为了郑国太强横的缘故，不愿他独把王朝的内政，想把郑伯掌握的周室政权分一半给虢国。郑庄公知道了，大不高兴。平王安慰他说：“哪里有这件事呢！”他情愿同郑国交换质子：王子狐到郑国去，郑公子忽也到周朝来，交换做押品。这已损坏了王室的威严。
平王死后，孙桓王林即位，打算真把政权分给虢公。郑庄公听得这消息，便派大夫祭足（祭仲）带了兵马去把周的温地同成周（东周的都城）的麦和禾子一齐割了去，于是周朝同郑国的感情大破裂了。但是两方面都还暂时敷衍着：郑庄公还去朝周，虽然得不到桓王的敬礼，桓王也并没有把郑伯的政权完全剥夺（这时大约虢公为周室的右卿土，而郑伯为左卿士）。后来郑国还曾以齐人朝王，并用过王师去伐宋国。毕竟是桓王不识相，他向郑国取了邬、刘、蒍、邘四邑的田，而把自己拿不动的苏忿生（周朝的臣子）的田（都在黄河北岸一带）换给郑国；郑国自然大不高兴。接着桓王又把郑伯的政权完全夺了，于是郑伯不朝。桓王大怒，在鲁桓公五年的秋天，招集了虢、蔡、卫、陈等国的兵，御驾亲征去伐郑，郑国也就起兵抵抗王师。两方在繻葛地方开战，郑国用了鱼丽之阵把王师同诸侯的兵打得大败。桓王甚至被郑将祝聃射中了肩头，于是天子的威严扫地了！从此以后，“王命”两个字便不算什么，周室的真正地位也就连列国都不如起来了。
郑国的极盛
郑国打胜周王以后，势力格外强盛。那时齐国被北戎侵扰，也向郑国去讨救兵（北戎先曾侵郑，被郑兵打得大败）。郑太子忽带了兵马救齐，大败戎兵。齐僖公想把女儿嫁给郑太子忽，以为姻援，却被太子忽辞绝了。这次战争，诸侯的大夫多有带兵替齐国守御的。齐国答谢诸侯的好意，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请鲁国按班次代为分派，鲁国分后了郑国，郑太子忽很不高兴。后来郑国竟联结了齐、卫两国的兵来伐鲁。这也可见郑国在当时的强横了。
郑国当庄公时代，凭藉了“挟天子以命诸侯”的地位，采用了“远交（交齐、鲁）近攻（攻宋、卫）”的政策，努力经营，国际的地位就蒸蒸日上。到了庄公末年，几乎成为春秋最初期的伯主（庄公败周以后又曾合齐、卫之师伐周邑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郏，也可见郑人势焰之盛）。鲁桓公十一年，齐、卫、郑、宋盟于恶曹，郑的敌国都变成他的与国了。民国七年在新郑出土的铜器中有王子婴次炉，据近人考证，王子婴次就是郑子仪，他的父亲便是庄公。这话若确，就证明了郑庄公称过王的，想来是败周以后的事了。
黄河下游的诸国中，以形势论，以国力论，最容易发展的，本来是齐国。但因这时西方的压力刚去，东方各国一时还透不过气来。同时周室的尊严尚在，与王家关系较切近的国家到底占些便宜；而郑庄公又是一位不世出的雄主，敢于力征经营，所以春秋最初期的历史竟成了郑国独强之局。但一时的机会毕竟敌不过自然的形势，东方的霸权终于渐渐落入齐国的手里。 郑国的中衰
鲁桓公十一年的夏天，郑庄公去世，国内发生变乱，郑国就中衰了。原来庄公的太子名叫做忽，是邓国的女儿邓曼所生。庄公又娶了宋国雍氏的女儿叫做雍姞，生个儿子叫做突。雍氏是宋国的贵族，为宋国的君主庄公所宠。郑庄公死后，太子忽即位，是为昭公。宋国人气愤不过，设法诱骗了郑国的大臣祭仲到宋国来，把他拘住，硬逼他拥立公子突为君。祭仲本是昭公的保护人，到这时因为自己的性命要紧，只得答应宋人，与他们结盟，带了公子突回国，拥他即位，是为厉公。昭公便逃到卫国去了。当厉公将要回国的时候，也被宋人拘住，逼着要贿赂，厉公只得答应。厉公即位以后，宋国逼讨贿赂很急，逼得郑国喘不过气来，宋、郑间的国际感情就日趋恶劣，将要打起仗来。那时鲁国连同宋国会盟，想出来做调和人。鲁桓公十二年，鲁侯又同宋国在句渎之丘结了一次盟，但讲和的事情仍不见头绪；再会于虚和龟两处地方，宋国到底不肯答应和议。那时激恼了鲁国，便与郑国会盟于武父的地方，联兵伐宋。到了第二年，郑国又联合了纪、鲁两国，与齐、宋、卫、燕（南燕）四国开战，结果四国联军打得大败。于是鲁、郑两国格外交好，连次会盟，联成一气。在这里可以看出郑鲁与宋卫到底是两个国际的集团（齐本也是郑党，这次所以加入宋、卫一边，乃因纪与鲁联合的缘故，参看下文），此时差不多又恢复了春秋开始的形势。又可看出郑究竟比宋强，所以在这个时候郑还能占到胜利，真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了。但宋国吃了亏那里肯服，就又联合了齐、蔡、卫、陈诸国的兵伐郑，焚了郑国的渠门，一直打进大街；又侵扰郑国的东郊，夺取了牛首的地方，把郑国大宫（祖庙）的椽子抢回去做了宋国卢门的椽子。这一次的战事，因为寡不敌众，却是郑国吃了亏了。
郑国在败弱之际，内部又发生变乱起来。原因是厉公为祭仲所拥立，所以政事很被祭仲把持；厉公颇忌他，就派他的女婿雍纠设计去杀他。不料雍纠是个没用的脚色，他不知怎样把消息透漏给他的妻子雍姬。雍姬便去问她的母亲道：“父亲与丈夫是哪一个亲近些？”母亲道：“只要是个男人，都可以做女人的丈夫；但父亲却只有一个！”雍姬听了这话，便把雍纠的阴谋暗示给祭仲，于是祭仲把雍纠杀了。厉公一看事情不稳，逃到蔡国去。昭公就回国复了位。先前被郑所灭的许国也乘这机会复了国。厉公又引动郑国栎地的人民杀了守将檀伯，占居栎地，做昭公的敌人。鲁国本与厉公交好，便结合宋、卫、陈、蔡等国一再伐郑，想送厉公回国，结果没有成功；于是鲁、郑也分裂了。在这里，我们知道伐郑的五国中，鲁本是郑党，这次伐郑还是为了郑；宋、卫、陈、蔡四国却是郑的敌人，他们只不过想乘机打劫罢了。 郑国的叛服
当诸侯在温地结会时，许国不服晋国，晋文公指挥诸侯的兵围困许国。文公在路上得了病，听了筮史的话，才把曹伯释放回国，但仍把曹国的土地的一部份分给诸侯，以惩罚曹国的罪。次年（鲁僖公二十九年），文公又因郑国不服，派狐偃会合王臣和诸侯的大夫，再在翟泉地方结盟（这次只有鲁国是国君亲到的），计划伐郑。次年的春天，晋兵侵郑，试他有无抵抗的力量。这年九月，晋文公正式邀合秦国的兵围困郑国，晋国驻在函陵地方，秦军驻在氾邑的南面，郑国很是危急。郑伯听了大夫佚之狐的话，派老臣烛之武乘夜缒城到秦军去，见秦伯说道：“郑国与秦国的当中隔着晋国，秦国是不能越过晋国取得郑地的。郑国灭亡，无非白便宜了晋国。晋国越发强大，秦国就要吃亏了！您若赦了郑国，将来秦国行旅往来，郑国可以做东道主人，与您只有好处。而且您从前曾帮过晋君的忙，晋君答应送给您焦、瑕等地方，但他早上渡过河来，晚上就在那里筑了城池来抵拒您了！他若在东面并吞了郑国，必定又要向西方扩张领土，这除了侵夺秦国的地，还去侵夺哪国呢？”秦伯一听烛之武的话不错，便私与郑国结盟，派大夫杞子、逢孙、杨孙三人带兵替郑国守御，自己带了大兵回国。晋文公见秦兵已去，便也只得班师回国。郑人迎了奔晋的公子兰为郑君的太子，以与晋国讲和，晋、郑间的纠纷才算解决。但围郑之役却成了文公复国以后晋、秦两国决裂的先声。
郑国的叛晋
当诸侯在扈地结会平定宋国内乱的时候，晋国因郑国心向楚国，就不肯接见郑伯。郑大夫子家写了一封国书派人送给赵盾，叙说郑国服事晋国的诚心。这封信写得又委婉，又强硬，弄得晋国没有办法，只得派大夫巩朔到郑国去修好，又与郑国交换了要人做押当。这次晋国摆出盟主架子的结果，反弄得向郑国赔小心，大国与小国交换押当的人，也算站在平等的地位了。
晋、郑虽然暂时结合，但郑国的心确已变了。原因是晋国的两次用了大题目劳动诸侯伐宋、讨齐，结果都受了贿赂而罢手，郑国觉得晋国不足有为，便与楚国结盟，合兵侵扰服晋的陈、宋两国。晋赵盾领兵救陈、宋，在棐林地方会合宋、卫、陈、曹四国的兵伐郑。楚将蒍贾领兵救郑，与晋兵在北林（在今河南郑县）相遇；楚兵俘获了晋将解扬，晋人就退兵回去了。不久，晋、宋两国又联兵伐郑，也得不到什么胜利。这可以知道这时晋国的国力已经敌不过楚国了。
鲁宣公二年，郑国因宋国两次联合晋兵来犯，便受命于楚，派大将公子归生（子家）领兵伐宋。在大棘地方（在今河南柘城县）开战，宋兵大败；郑国捉了宋军的主将华元，杀了副将乐吕，又俘获甲车四百六十乘，生擒二百五十人，斩馘百人。这可见宋国终究不是郑国的对手。宋国用了一百乘兵车和四百匹文马向郑国请求赎回华元，礼物的一半已经送进郑国，华元却乘机逃回了。
在此以前，晋国因敌人太多，想与秦国讲和，赵穿又出来主张出兵去侵扰秦的与国崇国，等秦国来救援，因而与他讲和。晋人依了他的话，就由他领兵去侵崇。那知秦国虽来救援，却并不肯因此罢手。隔了些时，秦反起兵伐晋，围困了焦邑（在今河南陕县）。这可见那时赵氏倒行逆施的政策是失败了。晋赵盾领兵救焦，就从阴地（从今陕西商县至河南陕县、嵩县一带地）联合诸侯的兵侵郑。楚将斗椒领兵救郑，驻在郑地等侯晋兵。赵盾不敢和楚兵开战，就班师回去了。
郑国卿族的内乱
在诸侯伐齐时，楚国曾起兵伐郑，原因是郑执政子孔（公子嘉）专权，想借楚国的兵力来除去异己的群大夫，他向楚国请求这事，楚令尹子庚不肯答应，楚王硬逼子庚带兵前往。郑留守大臣子展、子西等知道子孔的阴谋，设下了守备，子孔不敢出来与楚兵相会。楚兵深入郑境，围攻郑都，打到虫牢（在今河南封丘县），方才回去。这次战事正在冬天，大雨下来，天气非常寒冷，南人不服北方的水土，楚兵冻死的很多。隔了些时，郑人讨子孔的罪，把他杀了。 郑国内政的变迁
郑国：郑国因近于周室，保守周制，也是个公族执政的国家。当春秋后半期，郑国因连受晋、楚两国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弄得民穷财尽，盗贼蜂起，甚至戕杀执政，威劫国君。同时卿族专横，互相嫉视，内乱迭起。所以郑国的内政比较他国格外难治。幸而“时势造英雄”，出来了一位很能干的政治家叫做子产，由他来勉强维持危局。子产也是公族出身，是司马子国的儿子。子国殉了国难，他嗣位为大夫。因为他特别能干，被执政子皮看中了，把大权交给了他，委托他治理艰难的国政。他细心观察当时的国势，任用贤才，善修辞令，以应对诸侯。宽待贵族而以猛治民，严禁寇盗。同时开放舆论，以集思广益。他先后曾定出了三种重要的制度：第一是划定都鄙的制度，制定田疆，开浚沟洫，设立五家为伍的保甲制度。第二是创立丘赋的制度（据说一百四十四家为一丘，每丘出兵赋若干，这与鲁国的改制相同），以增加国赋。第三是铸造刑书，以镇压奸民。这第一点可以说是整理乡制，开发农村；第二点可以说是充实军备；第三点是成文法的公布。这三点都是针对当时郑国情势而建立的，是一种近于后世法家的政治计划。这种政策在封建社会动摇的时候，自然比较容易成功。所以当他掌政的第一年，人民都痛骂他道：“拿我们的衣冠没收了（这是禁奢侈）！拿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这似是禁兼并）！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他忙。”过了三年，大家又歌颂他道：“我们有子弟，子产替我们教训了（这是振兴教育）。我们有田地，子产替我们开发了（这是开发农村）。如果一天他死了，有谁来继续他的工作呢？”后来子产死时，全国人民又都痛哭他道：“子产死了，还有谁来抚恤我们呢？”推原一般人民所以先前骂子产的缘故，是因为子产破坏了封建制度所造成的恶因而使人民感到了一种暂时的痛苦（当子产“作丘赋”的时候，国人也谤毁他，子产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可见改制之难与子产的决心）；后来人民所以又歌颂和痛哭子产的缘故，是因为他建立了开明的新制度而使人民得到了相当的利益，这一骂一歌一哭，就把当时郑国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经过表示出来了（子产当政时郑国仍有内乱，子产也力不能尽情讨治；这又可见时势艰难，虽有英雄，也无法顿时致之太平的）。 春秋时商业顶兴盛的国家有郑国。郑国因为处在当时“天下”的中心，西到周，北到晋，东到齐，南到楚，都有郑国商人的足迹。他们在开国的时候，已与郑君订有维护商业的条约。所以事业更容易发展。关于郑国商人的故事，如鲁僖公时，秦穆公起兵袭郑之役，由商人弦高们解救了郑国的危机（事详第九章）。又当鲁宣公的时候，晋国大将知罃被楚人在战场俘虏去，有一位郑国的商人，在楚国做买卖，要想把他藏在衣囊里偷偷地运走；计策已定好，还没有实行，楚人已把知罃放回；后来那商人到晋国去，知罃待他很好，同已经救了自己一样；那商人谦谢不遑，就到齐国去了。
-----------------------------------------------------------------《春秋卿族略考·郑卿》征求意见稿窃某按： 《春秋卿族略考》之前两部分“鲁卿”、“晋卿”已经全部修改重发。现在接着发“郑卿”，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春秋卿族略考·郑卿》征求意见稿 郑 在春秋诸侯中，郑立国最迟。郑始封君为桓公友，乃厉王之子、宣王母弟。郑初封于畿内。据《郑语》：“桓公为（周）司徒”。桓公听从史伯建议，“东寄孥与贿”于虢、郐，终有其地，成为畿外诸侯。桓公之后，郑武公、庄公皆任平王卿士。平王东迁，赖郑武公、晋文侯之力，故周公黑肩曾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 郑卿也是六人，仅有一次因特殊原因为七人。下面依此考察。 （待续）
（续1） 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入春秋。此年，庄公母弟共叔段叛乱，庄公“命子封（公子吕）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段之子公孙滑出奔卫，故卫伐郑，则公孙滑不得复归郑。段之后在郑者为公父氏，庄公十六年《传》有公父定叔，是否为公孙滑之后不可知。公父氏未见任郑卿者，非卿族，不论。 庄公之时任卿者有祭仲。桓公十一年《经》书：“宋人执郑祭仲。”《传》曰：“初，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祭仲为祭封人，以封地为氏，名足，字仲，故也称祭仲足。据桓公十五年《传》，祭仲之女称雍姬，则为姬姓，疑祭仲出自公族。《传》谓祭仲“为（庄）公娶邓曼，生昭公”，似祭仲年长于庄公，从政甚早，为庄公主要助手。 庄公之卿又有高渠弥。据桓公十七年《传》：“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庄公没有听从太子忽（郑昭公）的意见，终于任高渠弥为卿。 庄公之卿可考者还有原繁、泄驾。 桓公五年《传》：“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原繁位在高渠弥之前，自亦为卿。厉公曾称原繁“伯父”，则也为姬姓，且年岁也长。原繁之先人在桓公时“典司宗祏”，则原氏为郑国资历最老的氏族之一。 隐公五年《传》：“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泄驾与祭足、原繁分别率领三军，祭足、原繁既为卿，泄驾自然也应为卿。 据桓公五年及隐公五年《传》，与祭足、原繁、泄驾、高渠弥四卿地位相当者有曼伯与子元。上引隐公五年《传》接着说：“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二公子”即曼伯与子元。杨伯峻注：“曼伯疑即庄十四年《传》之子仪。而顾炎武《左传补正》及日人竹添光鸿《左传会笺》谓为郑昭公忽之字，疑不确。子元则郑厉公之字。”按昭公十一年《传》载楚申无宇语：“郑庄公城栎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可知子元即郑庄公之子公子突（厉公）。曼伯以伯称，又列子元之前，当为太子忽（昭公）。杨说不可从，当以顾及竹添之说为是。此二公子经常参加重要军事活动，实居卿位：太子忽曾帅师救齐，甚有功；而公子突除帅师外，也在庄公身边出谋献策。[ --------------------------------------------------------------
（续2） 如此，庄公之卿为祭足、原繁、泄驾、高渠弥及太子忽、公子突六人。 庄公时书于《经》者还有宛。隐公八年《经》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传》曰：“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春秋》一般非卿不书，宛书于《经》，似为卿，其实不然。宛于《经》《传》仅此一见，未见其他活动。况且《春秋》也有非卿而书者，如僖公元年《经》书“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获莒挐。”《传》释曰：“莒人来求赂。公子友败诸郦，获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获之也。”又襄公二十一年《经》书“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传》释曰：“庶其非卿也，以地来，虽贱必书，重地也。”又昭公五年《经》书“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传》释曰：“牟夷非卿而书，尊地也。”则“郑伯使宛来归祊”，鲁“重地”而书于《经》，未可以卿示之。 桓公十一年（前701年，郑庄公四十三年），庄公卒。祭仲立太子忽，为昭公。宋诱执祭仲，强使其改立公子突，为厉公。昭公奔卫。 桓公十五年（前697年，郑厉公四年），厉公因“祭仲专”，“使其婿雍纠杀之”。祭仲之女雍姬告其父，祭仲杀雍纠，“厉公出奔蔡”。祭仲复迎立昭公。 桓公十七年（前695年，郑昭公二年），高渠弥弑昭公，而立庄公另一子公子亹。据《传》：昭公为公子时，“恶”高渠弥，谏立其为卿。“昭公立，惧其杀己也”，故弑昭公。 子亹为君仅一年。桓公十八年（前694年，子亹元年），齐襄公“师于首止。子亹会之，高渠弥相。”“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祭仲逆郑子（子仪）于陈而立之。” 庄公十四年（前680年，郑子十四年，郑厉公二十一年），“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 庄公卒后，四公子争立，二十一年间六次更换国君（其中昭、厉均两次为政）。庄公之卿仍在者有祭仲、原繁、高渠弥三人。高渠弥与子亹一起被齐襄公所杀，祭仲立郑子后不知何年卒，原繁被厉公逼死。唯泄驾不见于《传》，可能卒于庄公时。文公时有高克，“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潰而归，高克奔陈。”可能是高渠弥之族。祭仲、原繁为厉公所恶，当无后于郑。泄驾可能因早卒，不为厉公所恶，故其后仍居卿位。
（续3） 又《经》桓公十四年书：“郑伯使其弟语来盟。”《传》曰：“夏，郑子人来寻盟”，则公子语字子人，其后为子人氏。僖十八年有子人九，当公子语之后。公子语为厉公母弟，书于《经》，为卿无疑。但厉公为君四年奔蔡，公子语也不可能居郑。厉公复辟后，公子语不见于《经》《传》，是否仍活着及任卿，已不可考，但子人氏有任卿者是可以肯定的。 厉公复辟后任卿者除泄氏、子人氏外，可考者有叔詹。庄公十七年《经》书：“春，齐人执郑詹。”“秋，郑詹自齐逃归。”郑詹即叔詹，无氏称，当为公族。《郑世家》以叔詹为文公捷之弟，然《经》《传》不称公子，则未可从。 庄公二十一年（前673年，厉公二十八年），厉公复辟后七年卒，子文公捷继位。文公在位45年，是郑君在位最长的了。 文公之卿有申侯，其事见于僖公四至七年《传》，七年《经》书“郑杀其大夫申侯”，乃为卿之证。据《传》，申侯出自申国，“有宠于楚文王。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后之人将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无适小国，将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郑，又有宠于厉公。”楚文王卒于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年），申侯此年仕郑，仕郑2年而郑厉公卒，僖公七年（前653年，文公二十年）被杀，前后仕郑22年。 僖公七年《传》载管仲语：“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 叔詹于庄公十七年（前677年）见于《经》（前已论述），至僖公二十二年仍见于《传》。《晋语四》记晋、秦围郑事，曰： 文公诛观状，以伐郑，反其陴。郑人以名宝行成，公弗许，
曰：“予我詹而师还。”詹请往，郑伯弗许。詹固请曰：“一臣
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爱于臣也？”郑人以詹予晋，晋人将
烹之。詹曰：“臣愿获尽辞而死，固所愿也。”公听其辞。詹曰：
“天降郑祸，使淫观状，弃礼违亲。臣曰：‘不可。夫晋公子贤
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复其国，而得志于诸侯，祸无赦矣。’今
祸及矣。尊明胜患，智也。杀身赎国，忠也。”乃就烹，据鼎耳
而疾号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与詹同。”乃命弗杀，
厚为之礼而归之。郑人以詹伯为将军。 晋、秦围郑在僖公三十年（前630年），则叔詹任郑卿不少于43年。按“郑人以詹伯为将军”一句有问题：詹既称“叔詹”，不当称“詹伯”；且叔詹已经为卿43年，何得始“为将军”？疑此句为浅人妄加。[ 本帖最后由 窃比老彭 于 2006-4-30 12:37 A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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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1： （晋）文公追究观状之罪，讨伐郑国，拨去城上女垣。郑国人用贵重宝器求和。文公不答应，说：“把詹交给我就撤回军队。”詹请求前往，郑伯不答应。詹坚决请求说：“舍弃一个臣子，就可以赦免百姓的灾难，而安定社稷，君主何必偏爱于下臣呢！”郑国人把詹交给晋，晋国人将要煮他。詹说：“下臣打算把话说完再死，能得到这种待遇是臣的愿望。”晋文公就听他说话。詹说：“上天给郑国降下灾祸，使郑国仿效观状的罪过，丢掉礼法疏远亲属。下臣说：‘不能这么做。晋公子贤明，他的左右都是国卿之才，如果回国，在诸侯中得志，灾祸就不能免除了。’现在灾祸到了。尊重贤明遏制祸患，这是智慧。牺牲自己挽救国家，这是忠贞。”于是前往煮自己，手撑着鼎耳大声喊道：“从今向后，知道忠心事奉国君者的下场，跟詹一样。”（文公）于是命令不要杀，赐给他丰厚的礼物让他回国。郑国人任用詹伯作将军。 --------------------------------------------------------------------------------
（续4） 堵叔、师叔其事不见于《经》《传》。堵叔之后为堵氏，襄公十年、十五年《传》有堵女父、堵狗。襄公十年《传》又有子师仆，为子师氏，或许为师叔之后。 僖公七年《传》又载大子华“言于齐侯”之语：“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则泄氏、孔氏、子人氏也居卿位。 泄氏见于《传》者有泄堵寇及泄堵俞弥，分别见于僖公二十年及二十二年《传》： 滑人叛郑而服于卫。夏，郑公子士、泄堵寇帅师入滑。
郑之入滑也，滑人听命。师还，又即卫。郑公子士、泄堵俞
弥帅师伐滑。 二十年帅师者为“公子士、泄堵寇”，而二十四年帅师者却是“公子士、泄堵俞弥”。前人以“泄堵寇”与“泄堵俞弥”为一人。按若为同一人，当以泄堵为氏，一名一字，恐非。文公有子名俞弥，窃疑“泄堵俞弥”或漏“寇”字，当为“泄堵寇、俞弥”，与公子士三人为帅。然无确证。公子士名列泄堵寇及泄堵俞弥之前的，也应是卿。 泄氏又有泄驾，见于僖公三十一年《传》：“郑泄驾恶公子瑕，郑伯亦恶之，故公子瑕出奔楚。”能逼走文公之子，非卿莫属。杜《注》“隐五年泄驾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泄氏有两泄驾，不知系同名，抑或传写之误，观杜《注》，则晋时已如此，不可考。 孔氏有孔叔，见于僖公三年、五年、七年《传》。孔叔曾相文公于首止之会，谏文公“逃归不盟”。 孔氏又有孔将鉏，见于僖公二十四年《传》：“（周襄）王出适郑，处于氾”。“郑伯与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视官、具于氾，而后听其私政。”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又于三十年迎立公子兰为太子，则三人为文公后期之卿。石甲父即石癸，甲父为字。 子人氏有子人九，见于僖公二十八年《传》：“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国派出的使者是栾枝，居卿位，则郑国使者子人九也必然是卿。子人氏即郑厉公母弟公子语（字子人）之后。 又有皇武子，僖公二十四年《传》载文公“问礼于皇武子”，也应是卿。皇武子失其名，梁履绳《左通补释》疑即皇戌。窃按皇戌于成公五年仍见于《传》，距此已81年，不合情理。 如此，文公之卿可考者有申侯、叔詹、堵叔、师叔、公子士、泄堵寇或泄堵俞弥、泄驾、孔叔、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子人九、皇武子，计十三或十四人。由于文公在位长达45年，先后任卿者可能不止这些，但同时任卿者当不超过六人。[ --------------------------------------------------------------------------------
（续5）
文公在位其间，国家比较安定。但文公不很明智，执政初期，适逢齐桓称霸，而首止之会“逃归不盟”，招致齐师；后来，晋公子重耳及难，路过郑国，“郑文公亦不礼焉”，致有“诛观状”之师，差点亡国。 文公对待自己的儿子也有错误。据宣公三年《传》： 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生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
诱子华而杀之南里，使盗杀子臧于陈、宋之间。又娶于江，生公
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叶而死。又娶于苏，生子瑕、子俞
弥。俞弥早卒。泄驾恶瑕，文公亦恶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
子，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伐郑。 上面提到的六个儿子：子华、子臧被杀，子俞弥早卒，子瑕出奔楚，公子兰与群公子被逐。只有公子士命运好些，但他若不是被楚人酖杀，其下场也难说。联系僖公三十一年《传》：“郑泄驾恶公子瑕，郑伯亦恶之，故公子瑕出奔楚”，则“子华既为大子，而求介于大国，以弱其国”，恐怕也与受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挤压，感觉地位不稳有关。 子华死后，未见文公立太子，却有“逐群公子”之举。后来公子兰“从晋文公伐郑”，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纳之，盟于大宫而立之，以与晋平”。 另外，穆、灵时任卿的公子归生，及灵、襄时为卿的公子宋，窃以为也是文公之子。此二人当也被逐，可能穆公（即公子兰）继位后回国。 文公对待儿子的错误作法，后果是严重的。春秋诸侯一般以公室为其羽翼。庄公时虽有叔段之乱，而公父氏终立于郑。昭、厉争立，三君被弑，庄族在位者仅子人氏。厉公后裔史无明载，似无强族。文公逐群公子，致使文族（除公子宋）不立，穆族坐大。由于“七穆”专政，郑国君主成为春秋最没有权力的诸侯。[ --------------------------------------------------------------------------------
译文2： 文公抱娶郑子的妃子，叫做陈妫，生了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奔。（文公）诱骗子华而把他杀死在南里，派凶手把子臧杀死在陈、宋两国之间。又在江国娶妻，生了公子士。（公子士）到楚国朝见，楚人给他喝了毒酒，走到叶地而死去。又在苏国娶妻，生了子瑕、子俞弥。俞弥死得早。泄驾讨厌瑕，文公也讨厌他，所以没有立他为太子。文公赶走了群公子，公子兰逃奔到晋国，随从晋文公讨伐郑国。 --------------------------------------------------------------------------------
（续6） 僖公三十二年（前628年），文公卒，太子兰即位，即穆公。 穆公为孔将鉏、石癸、侯宣多所立，故三族地位显赫。穆公即位之后，未见孔将鉏、石癸活动，或已卒。而侯宣多专权，故穆公即位三年（文公二年，前625年），有“侯宣多之难”，“十一月，克減侯宣多”。此后侯氏微。郑后有侯羽、侯獳、侯晋，当为侯宣多之族。 穆公最重要的卿是公子归生，于文公二年首见于《传》：“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辕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可能接替侯宣多为正卿。 穆公之卿又有石楚，于文公十七年及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帅师伐宋。同年冬，与太子夷“为质于晋”。石楚当为石癸（石甲父）之后。石氏之后有石制、石首、大宰石◆、石盂，皆非卿。 穆公之卿可考者还有皇武子。僖公三十三年《传》：“郑穆公使视（秦人）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皇武子曾见于僖公二十四年。皇氏之后有皇戌、皇辰、皇耳、皇颉。 又有公子宋，不见于穆公时之《经》《传》。然穆公卒后1年，公子宋弑灵公，则其为卿当在穆公时。 穆公在位22年，于鲁宣公三年（前606年）卒，太子夷立，为灵公。 灵公在位仅1年，被弑。请看宣公四年《传》：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
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
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
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
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
惧而从之。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
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
也；称臣，臣之罪也。 郑人立子良，辞曰：“以贤，则去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
长。”乃立襄公。襄公将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
“穆氏宜存，则固愿也。若将亡之，则亦皆亡，去疾何为？”乃
舍之，皆为大夫。 这场事变影响深远，不能不多说几句。 灵公被弑，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咎由自取。子公是文公之子，灵公叔父，地位显赫，灵公竟当众羞辱子公。子公染指而出，灵公当着大夫们的面宣布要杀子公，事后既不行动，也不采取防范措施，好象没事人一样。子家是正卿，本不愿杀害灵公，最后却不得不屈从子公。可能子家与国君的关系较子公为远，同时也说明灵公昏庸，喜欢听信谗言。 襄公刚上台，竟要把自己的兄弟全部驱逐，人品也就够可以的了，可见国人当初选择子良而不选择他是对的。但如果襄公当真驱逐穆氏，也可免除后来“七穆”专郑之祸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而且即使没有穆族，在春秋卿族专权的大气候下，也会有别的氏族出来专政的。[ --------------------------------------------------------------------------------
译文3： 楚人献给郑灵公一只鼋。公子宋和子家（公子归生）将要进见。子公（公子宋）的食指发生抖动，就把它给子家看，说：“往日我这样，必定会尝到新奇的美味。”等到进去之后，宰夫正准备把鼋切开，两人互相看着笑了起来。灵公问他们笑的缘故，子家就把刚才的事说了。等到给大夫门赏赐鼋肉的时候，召来子公却不给他吃。子公发怒，把手指蘸在鼎里，尝了味道退出。灵公发怒，要杀子公。子公就和子家商量先下手。子家说：“牲口老了，要杀它尚且有所顾忌，何况是国君呢？”（子公）反过来诬陷子家，子家害怕，只好听从他。夏，杀害了灵公。《春秋》写道：“郑国的公子归生杀害了自己的国君夷”，这是由于子家的权利不足的缘故。君子说：“仁爱而没有勇武，就不能达到仁道。”凡是杀害国君，只写国君的名字，是说国君无道；写臣子的名字，是说臣子的罪过。 郑人要立子良为君，推辞说：“按照贤能，去疾（子良）不够标准；按照顺序，公子坚年龄大。”于是立了襄公（公子坚）。襄公要把穆公的儿子全都驱逐，只赦免子良。子良不同意，说：“穆氏如果适宜留下，那正是我的愿望。如果要流亡，那就应该全部流亡，去疾为什么单独留下？”于是赦免穆氏，让他们都做了大夫。 --------------------------------------------------------------------------------
（续7） 襄公即位，未见公子归生（子家）活动。宣公十年（前599年，郑襄公六年）《传》：“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谥之曰灵。”归生虽为正卿，任卿26年，但屈从公子宋弑灵公，被书为首恶，死后斫棺逐族，可见他在郑公室中势孤力单。而实际弑君者公子宋反倒嫁祸于人，地位稳固。疑公子宋为穆公母弟，故虽年幼于子家，但和公室关系更近。公子宋最后一次活动见于宣公七年（前602年，郑襄公三年）《传》：“郑及晋平，公子宋之谋也，故相郑伯以会。”不知何时卒。 襄公之卿又有皇戌，当为皇武子之后。成公二年《传》载巫臣谓晋国次卿荀首：“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军，而善郑皇戌，甚爱此子。”“此子”即知罃，荀首之子，被楚所俘。巫臣介绍荀首，特意点出“善郑皇戌”，可知皇戌在郑国地位非同一般。 襄公之时，是穆氏为政的第一阶段，为卿者有公子去疾（子良）、公子偃（子游）。 成公二年《传》：“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婴齐、蔡侯、许男、秦右大夫说、宋华元、陈公孙宁、卫孙良夫、郑公子去疾及齐国之大夫盟于蜀。卿不书，匮盟也。”按楚公子婴齐、秦右大夫说、宋华元、陈公孙宁、卫孙良夫皆正卿，则子良也应是正卿（上卿）。子良最后一次活动在成公七年（前584年，郑成公二年），《传》曰：“郑子良相成公以如晋，见，且拜师。”不知何年卒。 公子偃见于成公三年《传》：“春，诸侯伐郑，次于伯牛，讨邲之役也。遂东侵郑。郑公子偃帅师御之，使东鄙覆诸鄤，败诸丘舆。” 襄公之卿又有公孙申，见于成公四年《传》：“冬十一月，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许人败诸展陂。”公孙申又称叔申，于成公十年被杀。考公孙申之族，时穆氏以子良、子游为长，无公孙任大夫者，则叔申非穆族，当出自文公。文公之子为卿者有公子归生及公子宋，归生之族被逐，则叔申可能是公子宋之子。 襄公于成公四年（前587年）卒，在位18年。子悼公费立。 悼公在位2年卒，弟成公睔继立。 悼公及成公初年，郑卿有子良、子游、公孙申。[ 本帖最后由 窃比老彭 于 2006-4-30 12:44 A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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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8） 成公九年（前582年，郑成公三年）《传》： 秋，郑伯如晋，晋人讨其贰于楚也，执诸铜鞮。……（冬）
郑人围许，示晋不急君也。是则公孙申谋之，曰：“我出师以围
许，为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晋必归君。” 成公十年： 郑公子班闻叔申之谋。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郑人
杀繻，立髡顽，子如奔许。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
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晋侯有疾，五月，晋立
大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子然盟于修
泽，子驷为质。辛巳，郑伯归。……郑伯讨立君者，六月戊申，
杀叔申、叔禽。君子曰：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 这次立君与讨立君事件，是迈向穆氏专权的重要一步。此时子良、子游都不在了，任正卿者为子罕（公子喜），同时任卿的还有子驷、子然。 公孙申之谋，本为成公着想。但成公并非太子，悼公死后被立为君，疑兄弟谋位，故讨立君，杀害了叔申。公子班（子如）立公子繻，《郑世家》以繻为成公庶兄，或是。公子班能立君，当是卿。“郑人杀繻，立髡顽”，髡顽即成公太子。“郑人”主要指穆族。公子班与穆氏意见相左，当出自襄公。穆氏杀死子如所立的公子繻，拥立成公太子，巩固了与成公的政治联盟。 到了成公十三年（前578年，郑成公七年），“六月丁卯夜，郑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不能，杀子印、子羽，反军于市。己巳，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遂从而尽焚之，杀子如、子駹、孙叔、孙知。”子印、子羽皆穆氏。子印之后为印氏，“七穆”之一；子羽之后不显。子如、子駹、孙叔、孙知被杀，襄族受到沉重打击；在此之前叔申、叔禽被杀，文族削弱；而穆族子良、子罕为正卿，另有多人为卿，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成公之卿又有子国（公子发）、子丰，皆穆族。 子国于成公五年（前586年，郑悼公元年）首见于《传》：“许灵公愬郑伯于楚。六月，郑悼公如楚讼，不胜，楚人执皇戌及子国。”成公晚年，子国任郑司马。[ --------------------------------------------------------------------------------
（续9） 据襄公七年《传》，子丰曾于成公十六年（前575年，郑成公十年）陪同太子髡顽“适楚”。 成公之卿又有公子鰌，成公十五年书于《经》：“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邾人，会吴于钟离。”公子鰌非穆氏，疑成公之弟，襄族。 成公之卿又有皇辰。成公十八年（前573年，郑成公十二年）《传》：“夏六月，郑伯侵宋，及曹门外。遂会楚子伐宋，取朝郏。楚子辛、郑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还。”子辛为楚司马，皇辰会楚师伐宋，也当为卿。 如此，任成公之卿者先后有子良、子游、公孙申、子罕、子驷、子然、子国、子丰、公子班、公子鰌、皇辰。其中子良为正卿，子良死后，正卿后由子罕接任。 襄、成之时，晋楚争霸，郑国夹在中间，处境艰难。成公十六年，郑叛晋，晋因此伐郑。楚共王救郑，与晋军战于鄢陵。楚军战败，共王眼睛受了箭伤。 襄公二年（前571年，郑成公十四年），成公卒。《传》曰： 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公曰：“楚君以郑故，亲集矢
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其谁昵我？
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郑伯睔卒。于是子罕当国，
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晋师侵郑，诸大夫欲从晋。子驷曰：
“官命未改。” 由于郑国从楚，晋连年伐郑；而楚新败，无力保护郑国，故子驷请求与晋和解，但成公不愿忘记楚共王为郑受伤，没有同意。 这里《左传》首次指出郑国六卿的职务，虽然只说了前三位：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郑卿的组成具有与别国不同的特点，后面我们再来分析。[ --------------------------------------------------------------------------------
译文4 秋，郑伯前往晋国，晋人追究他和楚国勾结的罪过，在铜鞮逮捕了他。……（冬）郑人包围许国，意在向晋国表示并不急于救出国君。这是公孙申出的主意，说：“我们出兵包围许国，作出将要改立国君的样子，而缓派到晋国的使者，晋国必然放国君回国。” （成公十年）郑国的公子班听到叔申的主张。三月，子如（公子班）立公子繻为君。夏四月，郑人杀死繻，立了髡顽，子如逃奔到许国。栾武子说：“郑人立了国君，我们抓了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好处？不如攻打郑国而让他们的国君回国，以此达成和平协议。”晋侯病重，五月，晋国立太子州蒲为国君，而会合诸侯攻打郑国。郑国子罕把襄公宗庙的宝钟赠送给晋国，子然在修泽与诸侯结盟，子驷作为人质。辛巳，郑伯回国。……郑伯追究立国君的责任，六月戊申，杀了叔申、叔禽。君子说：忠贞是美德，不是合适的人尚且不行，何况所忠的对象又不好呢？————————————————————译文5： 六月丁卯夜晚，郑国公子班从訾地谋求进入太庙，没有办到，就杀了子印、子羽，撤回驻扎在街市上。己巳，子驷率领国人在太庙盟誓，接着把誓辞全部焚烧，杀死子如（公子班）、子駹、孙叔、孙知。————————————————————译文6： 夏六月，郑伯进攻宋国，到达曹门外边。于是会合楚子一起进攻宋国，占取了朝郏。楚国子辛、郑国皇辰进攻城郜，占取幽丘。一同攻打彭城，送回宋国的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用三百乘兵力留守，然后回国。————————————————————译文7： 郑成公病重，子驷请求顺从晋国以解除对楚国的负担。成公说：“楚国的国君因为郑国的缘故，眼睛被箭射中，他受到这种灾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寡人啊！如果背叛他，这是丢弃了人家的功劳和自己的誓言，还有谁亲近我们？免除寡人的过错，就在你们几位了。” 秋七月庚辰，郑伯睔死了。这时子罕主持国事，子驷处理政务，子国担任司马。晋国军队进攻郑国，大夫们打算顺从晋国。子驷说：“国君的命令没有改变。” --------------------------------------------------------------------------------
（续10） 僖公髡顽即位，在位5年，被子驷所杀。《传》述其事云： 郑僖公之为大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
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愬诸晋而废之，
子罕止之。及将会于鄬，子驷相，又不礼焉。侍者谏，不听；又
谏，杀之。及鄵，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虐疾赴于诸侯。简公
生五年，奉而立之。 这里涉及到的三个人：子罕、子驷、子丰，是同母兄弟，关系最为密切，荣辱与共。罕氏后来世袭正卿，驷氏、丰氏也十分强悍，此穆氏三族构成后来郑国权力中心。僖公“不礼”此三人，其死毫不足怪。僖公被弑，太子嘉即位，年仅5岁，即郑简公。自这时起，郑之六卿全由穆族担任，这在诸侯中绝无仅有。 简公嘉元年（襄公八年，前565年），“郑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谋子驷。子驷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杀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孙击、孙恶出奔卫。”僖公太子年方6岁，则其他儿子年龄也不会太大，故此“群公子”应为成公之子孙。这样，继文族、襄族之后，成族又受到沉重打击。 这时，子罕已经不在，子驷为正卿。据襄公九年《传》：郑六卿位次为：公子騑（子驷）、公子发（子国）、公子嘉（子孔）、公孙辄（子耳，子良之子）、公孙虿（子蟜，子游之子）、公孙舍之（子展，子罕之子）。 郑卿的组成具有与其他诸侯国不同的特点。据二年《传》载前三卿所任职务为：“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十年《传》载前四卿所任职务为：“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则至迟自穆族执政起，郑之正卿称当国，主持国家大事。次卿称为政，处理日常政务。司马、司徒、司空分列三、四、五位。其他诸侯国都是司徒位居司马之上，郑国却是司马位列司徒之前，这是郑卿的又一特点。郑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司寇不在六卿之列。据襄公二十六年《传》：“子大叔为令正”，时子大叔任第五卿（时无为政一职），可知司空之后为令正。[ 本帖最后由 窃比老彭 于 2006-4-30 12:49 A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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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11） 但为政也可不设，而由当国兼任，如十年《传》“子驷当国”，无为政，而由司马子国居次位，然后是司徒、司空，令正居第五。另缺一人，由少正充任，如子产曾以少正为第六卿。杨伯峻先生以少正为亚卿，居第三位，不确。 别的诸侯国任正卿者也叫“为政”，需处理政务；而郑之正卿为当国，不必处理政务，可能由于缺乏理政才能，但为政之上又有当国，为政向当国负责，则郑国君主也就被彻底架空了。 襄公十年（前563年，郑简公三年），郑国发生叛乱。《传》载其事曰： 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将御诸侯之师，而黜其车。尉止获，
又与之争。子驷抑尉止曰：“尔车非礼也。”遂弗使献。初，子
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
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
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
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
劫郑伯以如北宫。子孔知之，故不死。书曰“盗”，言无大夫焉。 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
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
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子
蟜帅国人助之。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侯晋奔晋，堵女父、
司臣、尉翩、司齐奔宋。 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
将诛之。子产止之，请为之焚书。子孔不可，曰：“为书以定国，
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过不亦难乎？”子产曰：“众怒难犯，
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得所
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专欲无成，犯众兴祸，子必从之。”
乃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 “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杀害了子驷、子国、子耳三卿。这里所说的“公子之徒”即襄公八年企图“谋子驷”而遭到子驷打击的成族，这是公族对穆族的最后一次反抗。“子孔知之”，也预示着穆氏内部矛盾开始显露，拉开了穆氏内部争斗的序幕。 三卿死后，原居第四的子孔为当国，子蟜、子展随其后，新补三卿为伯有、子西、子张。伯有即良霄，子耳之子，子良之孙。子西即公孙夏，子驷之子。子张即公孙黑肱，子印之子。子印也是穆公之子，于成公十三年被公子班所杀。 据襄公十四年《传》，子蟜为司马，则无为政一职。 子孔“为载书”，想让下面人都顺从自己，遭到抵制。后在子产的劝止下，“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 --------------------------------------------------------------------------------
译文8： 郑僖公作太子的时候，在成公十六年和子罕前去晋国，对子罕不礼貌。又和子丰前去楚国，对子丰也不礼貌。等到他即位元年去晋国朝见，子丰打算向晋国控告而废除他，子罕制止了。等到将要在鄬地会见，子驷陪同相礼，又对子驷不礼貌。侍者劝谏，不听；又劝谏，就把他杀了。到达鄵地，子驷派凶手夜里杀害了僖公，而用急病致死向诸侯赴告。简公当时五岁，尊立为国君。————————————————————译文9： 起初，子驷和尉止发生争执，在将要抵御诸侯的军队时，减少了他的兵车。尉止抓获俘虏，又和他争夺战功。子驷压抑尉止说：“你的兵车不合规定。”于是不让他献俘。起初，子驷开通田地的水沟，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丧失了土田。因此五个氏族聚集了一伙不得志的人，凭借公子们的部下发动叛乱。这时候子驷主持国政，子国担任司马，子耳担任司空，子孔担任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率领叛贼进入，早晨在西宫的朝廷上攻打执政人员，杀了子驷、子国、子耳，劫持郑伯到了北宫。子孔事先知道此事，所以没有死。《春秋》写作“盗”，是说没有大夫参预。 子西听说叛乱，不设警戒就出来了，收拾了父尸就去追赶叛贼。叛贼进入北宫，就回去发授皮甲，家臣和婢妾很多已经逃走，器物用具也丢失很多。子产听说叛乱，设置门卫，配齐官员，关闭府库，慎重收藏。完成防守准备，排成对列然后出来，有兵车十七乘，收了父尸，然后在北宫攻打叛贼。子蟜率领国人帮助他们。杀了尉止、子师仆，叛贼全被杀死。侯晋逃奔晋国，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逃奔宋国。 子孔主持国政，制作盟书，规定按照官位顺序听取政令。大夫、官员们、氏族嫡子不愿顺从，子孔打算诛杀他们。子产制止他，请求烧掉盟书。子孔不同意，说：“制作盟书用来安定国家，大伙发怒就烧了它，这是大伙当政，国家不是很难办了吗？”子产说：“大伙的怒气难以触犯，专权的欲望难以成功。把这两件难事合在一起来安定国家，这是危险的办法。不如烧掉盟书来以安定大伙，您得到所要的东西，大伙也能够安定，不也是可以的吗？专权的欲望不能成功，触犯大伙会产生祸乱，您一定要听从他们。”于是在仓门之外烧掉了盟书，大伙这才安定下来。 --------------------------------------------------------------------------------
（续12） 这时候，郑国的处境更为艰难。郑由于从楚，招致晋国打击，“国几亡”。十一年，“郑人使良霄、大宰石◆如楚，告将服于晋”，楚人执良霄、石◆。到了十三年年底，良霄、石◆才被放回。 子孔与“诸大夫”的矛盾也尖锐起来。襄公十八年（前555年，郑简公十一年）《传》： 郑子孔欲去诸大夫，将叛晋而起楚师以去之。使告子庚…… 子庚帅师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张从郑伯伐齐，子
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谋，完守入保。子孔不敢会楚
师。 到了襄公十九年（前554年），终于发生了穆氏内部的第一起火并，子孔被杀。《传》载其事曰： 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
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
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 “西宫之难”指盗杀三卿之事，“子孔知之”。“纯门之师”指上年子孔召楚师伐郑，楚师进军到纯门之事。子孔被杀，累及与子孔关系密切的穆氏另外两支“子革、子良氏”，“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名丹，子然之子，故也称然丹，后为楚国右尹。子良是士子孔之子。据《通志·氏族略》，士子孔名公子志，与曾经担任司徒的子孔（公子嘉）同字，为便于区分，故称士子孔。这样，穆氏三族从郑国消失了。后来郑立子孔之子公孙泄为后，非卿。 在此之前，子蟜（公孙虿）卒，故“郑人使子展当国，子西听政，立子产为卿。”“子西听政”，不说“为政”，是因为伯有位居第二，应为司马；子西居第三，应为司徒，而以司徒“听政”。居第四位者为子张，应任司空。子产，即公孙侨，子国之子，新立为卿，居第六，任少正之职。另有一卿居第五，《传》无明文，以二十二年《传》推之，应是游眅。《传》曰： 十二月，郑游眅将归晋，未出竟，遭逆妻者，夺之，以馆于
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杀之，以其妻行。子展废良而立大叔，
曰：“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请舍子明之类。”
求亡妻者，使复其所。使游氏勿怨，曰：“无昭恶也。” 游眅字子明，司马子蟜之子，子游之孙。子明因夺妻被杀，其子游良当继立。正卿子展废良，立了子大叔。子大叔即游吉，子蟜之子，子明之弟。子展既称游氏“国卿”，则游眅任第五卿。[ --------------------------------------------------------------------------------
（续13） 这时，子张（公孙黑肱）也死，子印段（子石）继立为卿。子大叔居第五，为令正；子石居六，应为少正；子产升居第四，当为司空。 穆公之子13人，除灵、襄为君，余11人：子良、子游、子罕、子驷、子然、子国、子丰、子孔、子印、子羽、士子孔。子羽与子印一起被公子班所杀，其后有羽颉，非卿族。子孔“为政也专”被杀，累及子然、士子孔二族，奔楚。其余七族，被称为“七穆”，也就是郑国穆氏的七个卿族。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郑简公二十年）《传》：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
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
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
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
“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
《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
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
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
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
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 “二子石”即印段、公孙段，皆以子石为字。公孙段为子丰之子，当时还不是卿，却与六卿同列，被晋国正卿赵武称作“七子”，可见在时人眼里，“七穆”为当然卿族，丰氏虽然暂不为卿，仍被看作事实上的卿。 更有甚者，襄公二十九年，“六月，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会之。郑子大叔与伯石往。”子大叔为第五卿，而伯石（公孙段，也称子石）位列第七，非卿，然《经》书：“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可知在诸侯的心目中，公孙段名义上位居第七，实际地位却在游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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