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00年代(转载)

2000年，人类进入新世纪，也进入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如今回望，在这个十年里，在你的00年代
当初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是怎样的感觉，今日又如何？
你曾经有过怎样的愿望，实现了吗？

过去十年是人类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而对13亿中国人来说，过去的00年代注定将成为我们记忆中剧烈转折的特殊年代。

十年前，中国人正沉浸在正式加入WTO与申奥成功的喜悦中。十年后，奥运会绚丽的烟花刚刚在北京的夜空中消失，全球金融危机悄然而至。辉煌的一瞬尚来不及回味，入世后与世界更为紧密的中国经济经受严峻的考验。

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作为榜单上的唯一一个群体列为年度人物候选。因为他们让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奥运会的成功和经济危机中的一枝独秀让不少舆论审视“中国模式”，无论是大外宣战略还是哥本哈根上的强硬，中国官方也比任何一个时期更自信。但“中国模式”下，却多了不少内忧：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带来的还是国进民退或者国富民穷，创造这个奇迹的中国农民工依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讨薪潮每年都在发生；十年来，严峻的社会危机依然存在，中国媒体甚至开始疲于报道频繁的“群体性”事件。

十年前，住房政策改革伊始，新兴的房地产业成为拉动内需的主力。中国的城市政府正式提出经营城市理念，以政府为市场主体经营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土地资源开始向土地资本转变。这是一个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共舞的时代，房地产成为政府与民间资本共同的淘金业。

但彼时，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意识到，今后的十年住房难会成为最热点的话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富人一点也不沾边的体制内阶层，经过那次住房改革，今天的高房价，也可以让他们成为“百万富翁”，能多得到几套房子的领导们，更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富人。地王、钉子户、拆迁条例、物权法、蜗居……这些名词琅琅上口，土地和房产，十年来就像魔方一样，在暗中主宰着中国的财富分配。

十年前，自1982年开始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依然与“暂住证”、“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捆绑在一起。直到2003年，拥有大好青春的艺术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暂住证，被强制带到收容所并遭毒打致死。在传统媒体与网络民意的推动下，这部法律才被废除，这个湖北青年以生命为代价推动着中国法治进程。

取而代之的法律把“收容遣送”改成“救助”，但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公民自由迁徙权、违宪审查机制等问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今天，非北京籍的中国公民在自己国家的首都购置房产，为地方政府纳税数十年，依然只能在自己屋内“暂住”。

十年前，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管控下，没有“兄弟姐妹”的中国的八零后被预言为“垮掉的一代”。十年后，豆瓣等网络社区的八零后们集体“失恋”，因为当年伴随他们中学生活的“韩梅梅”与“李雷”最终没有生活在一起，新的人教版英语教材中，“韩梅梅”结婚了，但新郎不是“李雷”。

以诙谐地方式透过网络集体怀旧只是八零后诸多创意之举之一。中国网民在十年间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这个大多由八零后组成的群体将互联网视为能比网下更自由地表达观点的地方，他们屡次用自己的话语权调查真相、问责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官方发起的整治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愈演愈烈的今天，“草泥马”大战“河蟹”的斗争还会继续。这两个词汇与“恶搞、人肉、绿坝、华南虎、躲猫猫、怪蜀黍、天价烟……”注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网民们共同的回忆。

十年前，厦门人刚从远华大案带来的震荡苏醒过来。这个中国开放最早的港口城市的发展没能拥有“深圳速度”，但十年间却发展成为中国最温馨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分布着免费的花园绿地。

推动中国进步的上游思想产自北京，先进的媒体来自珠三角、长三角，厦门与这些沾不上边。厦门人不关心宏大政治，但却在公共维权、社区自治等公民自治领域方面有着良好的发展。2007年，那场著名的抵制PX散步运动发生于此，在PX风波中，他们为了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利益，聚集到了一起，并成功让当权者听到自己的声音。或许，厦门人不认为自己做了惊天动地之事。但他们的行动，却被不少媒体评价为中国人“敲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大门”。

……

这个处于特殊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十年间发生的这些巨变或许远比其高速增长的GDP来得重要。国家曾经如同严父一般，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改革开放后，在这个官方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

地方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比如在经营土地资源方面，他们往往会做出很理性的选择，更像个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一方面拼命压低买地价格，另一方面又拼命抬高卖地价格。

随着民营资本的蓬勃发展，“国家”的概念曾在这十年间被弱化，但在00年代的尾声，一场经济危机和其滋生的种种矛盾的到来，危机没有带来巨大震撼而成为改革动力，相反，国家再次扮演了分配者与拯救者的角色。无论是新一轮煤改，还是试图加强对网络舆论狂潮的管控，都再次以“严父”的形象出现。

只是“严父”已很难像过去那样提供着老一辈们视为精神粮食的道德资源，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在掌握着不对称的博弈能力，进一步改革失去动力；另一方面，在这个转型期中，公民的权力意识正在觉醒，与之伴随的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均衡发展的不满和焦虑情绪，蜗居中“望房兴叹”的人们正是最好的写照。

曾几何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各种倒计时牌与长安街上的阅兵，甚至川震中巨大的凝聚力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复兴最引以为豪的象征。无论是十余年前的香港、澳门回归倒计时，还是奥运会倒计时，都可以让人们集体分享荣耀，提醒人们为这些宏伟的目标团结。当北京夜空的奥运火炬熄灭后，当因为四川地震等大灾难带来的凝聚力在慢慢淡化，甚至两个月前的大阅兵也在各种对明年通胀的担忧声中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我们的00年代也接近尾声。

三十年前，我们也曾遇到过更为巨大的转型契机，改革开放带来30年持续高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后十年，我们的00年代里，签署了人权公约，加入了WTO，成功举办奥运会，甚至在两岸关系方面，高度的弹性也带来了两岸最和谐的时光。全球化把普世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摆在我们面前——进一步改革，而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改革，是大势所趋。

或许，不远的未来，我们将不需要这些倒计时牌，如同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没有任何倒计时，但我们一起创造了这个时代。

（原文详见《东方早报-理财一周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