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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最最可怜的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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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在这里也有人讨论岳飞是否民族英雄的问题，不觉暗自心惊。我觉得，如果岳飞可以被称作是民族英雄，那么唐朝的牛李党争就应该被叫做是两党制的起源，而北宋则已经实现了多党轮流执政。此民族不同于彼民族，此党不同于彼党，如果我们连这些概念都搞不清楚，就难怪我们把黑火药等同于诺贝尔的专利，算在我们的头上，作为四大发明之一。
　　继而又看见一篇说什么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帖子，认为民主是舶来品，更是让我扼腕叹息。

　　闲话少说。

　　今天网络上津津乐道的民族主义，也都是舶来品呢！16、17世纪以来，欧洲最先兴起的思潮就是民族主义，在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欧洲才摆脱了教皇的统治，各地纷纷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即：所谓nation。西班牙女王易莎贝拉的政治联姻，英王亨利和教皇的龃龉，太阳王路易宣扬的“朕即国家”，红衣主教黎塞留，普鲁士国王菲德烈，这些人，这些事，都是在民族主义思潮下发生的出现的。看看《小癞子》，《三个火枪手》，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就会对当时的历史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为什么会兴起民族主义？就是因为商人、市民、工场主，这些新兴的势力，再也无法忍受教皇的虚伪说教，和教会的层层盘剥，因此，他们就支持国王、贵族，这些世俗的势力，来和教会以及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作斗争，建立起国内的统一市场。——这就是电影《勇敢的心》《三个火枪手》的历史背景。

　　为了保护商人、市民、工场主的“私”利不受侵犯，可以说是为了自由，人们才把“民族”从罗马教廷的大一统下剥离出来；接着，同样是为了自由，不满足于在国王的羽翼下生存，人们才要主张民主，因为一个世俗的国王已经为所欲为和当初的教会一样嚣张。于是才发生了英国推翻查理一世、法国推翻路易十六的革命。老百姓觉得他们供养的这些国王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利益，反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才要革命。革命总要打一个旗号，这个旗号就是“民主”。

　　从民族到民主，这里面的逻辑和线索还是很清晰的——那就是“私利”“自由”。然而这个“私利”“自由”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战国时候，孟子所说的天下显学（墨子和杨朱）之一的道家的杨朱说：“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汉初的司马迁借用谚语说：“天下熙熙攘，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是说我这个人自私，一毛不拔，而是，你有什么权利干涉他人的生活？——可惜的是，秦始皇的军事上的偶然胜利，打断了这个自由竞争与辩论的过程，中国人的兴趣转移，转移到如何维护国家的大一统上面来，没有接着杨朱的讨论继续下去。对单纯军事武力的迷信，更是导致了国人的堕落，变成了成王败寇的流氓。而没有土地、没有私产，则是流氓在经济上的表现；无私到最高境界，就是当了太监。自秦以来，中国的历史，便是一部流氓史或太监史。

　　在民主制度下，对一件事情，无论是投赞同票还是投反对票，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理论上都将被视作是对国家和事业的忠诚——如果可以看作是事业的话；这样，就整合了人心。投赞同票是出于爱护，投反对票的也是出于爱护，就像谈恋爱一样，两个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如果不理你，那是怕打扰你；我如果和你吵架，那是太在乎你——只有这样，两个人才可以天长地久，如果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那么，可就真的成了老夫子所说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P.S.不知道孔二蝈蝈和哪个漂漂美眉琼瑶了一次，才会得出如此刻骨铭心的结论！？
　　投票只是把每个人无比复杂的态度和情感数字化、直观化了，无论是投了赞成票，还是投了反对票，我想这期间一定有过很多的斟酌，赞成的人并非百分百的赞成，反对的人也并非百分百的反对。但是如果要按照计算每个人态度的百分点的情况来决定结果的话，不仅是技术上太麻烦了，而且也不过是另外一种数字化、直观化而已。

　　所谓民主，如果我可以对它做一个小小的诠释的话——不是定义，定义要求太高了——那就是妥协，就算水火之间也要妥协，也要以水蒸气的形式来容纳彼此。民主的结果从来就不是为了得到“正确”或者“真理”的，民主的结果是为了达成团结。还是拿谈恋爱作比方，两个人同坐一条船，专制制度下的恋爱，是你甭废话甭唠叨你必须听我的，因为我将把船开到岸边；民主制度下的恋爱，是我愿意听你的即便你把船开到热带海洋风暴的中心，我也陪你同生共死！每个人都可以在民主的想象中获得假象的认同感和皈依感，正如专制制度下臣民通过对皇权的膜拜获得精神上的归属、部落时代氏族成员通过对图腾的崇拜来赢取灵魂上的安宁。所以说专制与民主没有绝对的对错，都是一种国家组织形式；不符合西方那种民族民主国家组织形式的东方，并不意味着人家没有类似于西方的“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西方殖民者认为西伯利亚、美洲、澳洲统统都是无人区、处女地、新大陆任人宰割而不必有道义上的亏欠和良心上的谴责，那是一厢情愿——他们的上帝如果是万能的，一定会让他们受到惩罚。然而，毕竟这个时代不会再回到过去了，人们的想法变了，不愿意通过对最高权力的愚蠢的崇拜而愿意通过民主对最高权力的愚蠢参与来获得归属感，每一个烈性的女子或者坦率的男子，都是小虎队“不管他们怎么说只要你爱我”信条的实践者，都是我愿意陪他或她死我乐意你管不着的态度——就连笑春风也不会赞同我的专制——所以说尽管专制与民主各有千秋，彼此没有绝对的对错——然而，我还是倾向民主。这就是我对东方与西方的看法，对民主与专制的看法。我捍卫东方与民主。如果说我是一个矛盾的人，我的矛盾就在这里，继承历史又要跟上时代，这个继往开来，说来容易，做起来真他娘的难。

　　民主，和专制相对，其实包含着分权的意思。但是，这个分权，不仅仅是把原来君主的权力横向地分给每一个投票者，每个投票者各有一份，还意味着纵向分权，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上级和下级的分权，联邦和州府的分权。谁的权力有多大，谁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了分歧怎么处理，规定得清清楚楚。
　　上级和下级的产生，一定是要在投票中产生的，但是产生之后，就必须各司其职，谁也不能越位，下级不得干涉上级的权力，上级也不得干涉下级分内的事情。
　　下级是上级的附庸，如同辐条“悬”在轮轴的四边，这就是秦制，就是集权制，“县”字的来历就是从“悬”字而来。

　　谭嗣同反思中华民族总是在外战中失败的原因时感叹，两千年来皆为秦制也！在秦制之下，下级没有任何独创的权力，一线指挥员就只能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本职负责，这样，政绩工程层出不穷，整个民族和国家都丧失了创造力，也就没有生机。
　　大家想想看，东汉以后，中原政府哪一次对外战争中赢得完全的胜利？晋灭于匈奴，后来是北方的隋唐收拾旧山河；唐虽灭于农民起义，但是晚唐，周边民族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韩愈说河北尽是胡人，然后是宋；宋就不说了，被元从北边打过来，然后是明朝，和北元政府对峙到后来，被清捡了便宜。然而积弱积贫积愚昧，到了晚清，危机重重，就更加不可收拾！这一次，四夷的入侵，更是前所未有。虽然，抗日是胜利了。但是那不是中国人的胜利，而是美国人和俄国人的胜利，中国，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对日战争胜利背景下的弹冠相庆！这次战争胜利的结果，是俄国占领中国的土地被长期地合法化了，是美日同盟让台湾问题久拖不决，是美国把中国的琉球交给了日本——我们胜利了吗？一战后德国把山东交给日本，曾经引起国人极大反弹，可是我们现在呢？偃旗息鼓，鸦雀无声，万马齐喑哪！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在苏联和美国的操纵下，各自武装了两党，打起了内战，本来，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好不容易取得了空前的团结，民主的程度也大有进步，国民党统治区不说，边区政府实行的三三制、黄豆投票就是很好的民主实践，整个国家都在欣欣向荣，但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和俄国各自武装了自己的代理人，让整个民族遭受空前的分裂，这个分裂至今还在干扰着我们。这是中国人最大的失败。所以说，我们在对日战争中并没有取得胜利。胜利不属于我们，我们在二战中的“胜利”和在一战的“胜利”毫无二致。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专制！就是不容忍不同意见！就是不能找到解决分歧的根本办法！所以这才导致整个民族、国家、政府的各级别各层次，对下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当然对民族也不负责！——对什么负责呢？对上级，而且是顶头上司！

　　官员是任期制，在某个地方干个三五年就走人，得罪了上级，就难得升迁，而对上级负责，就一路绿灯，这就是政绩工程产生的原因——因为官员们从来就不会对老百姓负责！

　　严格地限制部下的权力，省得他们胡作非为，——这是中国秦朝以来政治制度设计的思路。但是其缺陷是明显的，第一，它没有设计如何有效地监督上级、制约上级；第二，它预先就假定下级必然会贪赃枉法，防下级、防老百姓甚于防贼、防外寇。家奴不如外寇。第三，它从来不考虑这种政治架构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利益博弈的结果，将会导致各级地方官员的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会变成老好好——诸位看官特别是真当过官的，你是否有这样的体验？为了一团和气，有些话本来要说明白的，但是怕得罪人、刺激某些人的神经，就只能不说？

　　秦汉以来的历代王朝，检讨来检讨去，专制和集权的力量不是削若了，而是加强了。现在是最强。以前，我们也学类似于三个代表的这些政治理论，但是三纲五常，毕竟不是皇帝本人写的，是圣人写的，皇帝本人没有解释的权力，儒生可以发挥，对皇帝还有所制约。到了今天，伟大的领袖也是伟大的教员，老百姓连在脑子里想一想的权力都没有了，更不要说拥有武器——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以金人十二，梁启超说：这是因噎废食，兵魂销尽国魂空。美国人人均两支枪，但是美国的犯罪率并不比中国高。为什么？这和两个大国同时掌握了足以消灭对方的核武器，核战争就打不起来的“和平衡原理”一样。你有枪，我也有枪，咱们就都悠着点别擦枪走火，不小心干掉一个。犯罪的产生，由它自己的社会学原因，很复杂，并不在乎人们有枪没枪。想杀人，办法多了去了，何必用枪？但是老百姓手里没有枪，一旦有人得到枪支，就会对平民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有枪的民族是一个心理成熟的民族，好比成年人；而对于小孩子，我们总是给他玩具枪，不给真家伙。

　　——但是秦始皇没收的，也仅仅是武器而已，现在，我们连批判的武器都没有了，全国人都在学所谓三个代表。明明不过是三句话，可是硬要被文人们发挥出许多，受不了。
　　总而言之，必须实行民主，必须上级和下级定一个契约。什么时候把“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改成“权责明确，各负其责，维护多数权威，保护少数权益”，我们的国家就真正进步了！

　　在专制制度之下，国人既没有私利，就更无法形成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梁启超比较中西制度，认为欧美民主国家是族国，而我们是家国。中国类似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族概念不是没有，但那是在先秦时代；可是，殷周革命，已经完成了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大转型，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就抛弃了民族主义。此前，对异族，是一定要赶尽杀绝的，要用俘虏来祭祀，此后，是存亡继绝的，绝不会灭了敌人的祠堂。
　　但是廿世纪初，当时孙中山们为了革命几乎是不择手段了，连“反清复明”的口号都用上了，所以一开始是汉族民族主义，把中国描述成满洲的殖民地，也是用悲情打动民众，煽动造反。但是革命一成功，就发现不对劲了，比革命还重要的是国家的统一，国家不能分裂，所以紧赶紧弄了一个五族共和。但是这时候已经晚了，已经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连日本人都利用孙中山最早的主义策动满蒙独立。

　　和民族、民主主义考虑自由不同，社会主义主要考虑平等、公平。但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是江山代有。基督教的兴起，就和平等有关；金银岛、太阳城、乌托邦，都是最最早期的社会主义的鼻祖，法国革命时期，梅耶、巴贝夫，都有过同样的思考。而所谓空想主义者，欧文、傅立业、圣西门，则是后来的事情。社会主义思潮，发展到19世纪上半叶，更是有许多流派，马克思为了独树一帜，便标榜自己是科学社会主义，——这的确了体现了“科学”一词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威力无比的地位，正如圆珠笔的发明者把自己的发明称为“原子笔”——那是原子弹爆炸留在社会生活上的痕迹。考究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无他，一个是剩余价值，一个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意思类似于光明教的教义：光明与黑暗永远不可调和地斗争下去，不知道起源于中东的光明教和马克思是怎么接上头的，但是剩余价值学说其实算不上学问。要开矿办厂，总得有本钱、有工人，如果不赔，那就有利润，但是这个利润是怎么产生的，一般人认为，是本钱下带来的，可马克思认为，是劳动带来的。这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问题，吵到老死，也说服不了对方，所以马克思把自己的经济学叫做政治经济学。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作为整体不能靠贱买贱卖互相欺骗发家致富，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能够靠着互相剥削使总量增长吗？也不能，所以，可见，资本主义制度有它另外的秘密。

　　什么秘密？——就是机器化大生产？规模大，成本就低。怎样才可以实现机器化大生产？就要聚集一大批资金，要靠横财！怎么积聚？就要靠信用！信用体系的建立，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第一块基石。

　　西班牙、葡萄牙对美洲、非洲、亚洲贵金属、宝石和香料的掠夺，固然是出自人们的贪心，但是贵金属、宝石和香料却是最早的信用替代物。因为，空嘴说白话，谁来相信你？凭什么要借钱给你？但是，拿出一块钻石，虽然不能吃、不能喝，但是人们就愿意相信你，把钱贷给你，小说《百万英镑》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英法荷等国家，比起西班牙、葡萄牙这些老牌的殖民国家，它们拥有更加一般的信用体系，因此，后来居上，而最初只知道掠夺宝石和贵金属的西班牙、葡萄牙，却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随着资本主义第二阶段的发展，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渐渐兴起。它们睁开眼睛，发现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得所剩无几，没有什么横财可发，所以只好对内专制，扶植私人资本，容克地主、家族企业都是这时候建立起来的；对外扩张，要求重新洗牌，一战二战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最可怜的是俄国，最最可怜的是中国，这两个老大帝国，等到他们要发展大工业的时候，西方的《国际法》已经成为惯例，已经无法扩张，去发一笔横财。因此，两国先后走上了盘剥国内农民的道路，苏联还要好一些，中国更惨。这个时候，国家暴力成了信用的替代物。剪刀差的形成、城乡差别的形成、户口制度的严密，都是在这个看不见的力量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

　　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里，左也好，右也好，吵来吵去，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