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十二解_十二星座的爱情备胎(图) --- ido.3mt.com.cn

煮酒论史十二解

第一解：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本源是什么？

中华民族传承五千年，始终大一统。 历史本源在哪里？
历史本源首先在黄帝。黄帝运用军事手段，“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通过三战阪泉，征服炎帝；通过逐鹿之战，诛杀蚩尤，而被尊为天子。以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以上这些史籍记载，充分表明，黄帝所坚持的大一统本源，主要是通过以军事为主，文治为辅来实现的。
在这一过程中，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华民族原初的大融合与大统一，尚未提到议事日程。

黄帝之后，颛顼成为继承人。关于颛顼，据《史记•黄帝本记》载，其人“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意，治气以教化，竭诚以祭祀。”表现出了宏才大略和乾纲主见。又据《淮南子》以及《大载礼•齐俗篇》载，均说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这些记载包含的历史信息，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颛顼大帝在统一了中原之后，又高举龙的图腾，率领大军，征服了四边，将其政治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范畴。不仅在军事、政治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版图，更在血统、思想、社会的意义上，奠定了今日经过漫长历史岁月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最初基础。

根据我对辽西区域文化的研究，发现颛顼“北至于幽陵”的最东北点在于医巫闾山。是他首开祭祀医巫闾山的先河，是他将自己与九嫔的最终归宿安排在医巫闾山，是他确定了医巫闾山相对于中原的“幽方”、“鬼门”地位。这也是医巫闾山之所以被后世尊崇为“北方镇山”的根本原因。
颛顼“北至于幽陵”的历史背景是：在距今4870年前，颛顼率领中原大军越过燕山，进入辽西地区，与红山文化所领有的母系氏族后期社会发生了激烈碰撞与冲突，最终征服了红山文化涵领地区。在实现军事占领、建城邑以据守的同时，颛顼对红山文化进行了损益、改造。从社会形态上改变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结构，以男性为主的地位的确立，颠覆了“红山女神”的神圣；从血缘上延续了黄帝正统的高贵，中原大军与红山地区人混血，形成了“九夷”部族，颛顼与“九嫔”所生之子，自然成为以后“九夷”的首领；从思想上确立了“中原是老家”原始观念，为后世各个族群所继承、弘扬，并代代相传。
红山文化被损益、改造后，其后续文化相继发展成东北夷文化（小河沿文化与丰下文化）、山戎文化、东胡文化、貉貘文化。表现在种群上，主体为东北夷族群、山戎族群、东胡族群，貉貘族群。其中东北夷族群包括孤竹、令支、屠何、俞人；东胡族群包括后来发展成乌桓、鲜卑、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民族的祖先；貉貘族群包括后来发展成夫余、靺鞨、高句丽民族的祖先。表现在地域上，东北夷族群分布在河北东部、辽宁西部；东胡族群分布在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以东地区；貉貘族群先是分布在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以西地区，后来进入医巫闾山地区，再后来东移至今吉林地区。而这一切，都是由颛顼开启的。

颛顼之后，尧、舜进一步从血缘关系上，发展并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据史记记载：舜请求尧“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经过这些历史过程之后，后来的蛮夷戎狄全部实现了由中原的炎帝族和黄帝族的血缘发展，从而将血缘关系成功转化为中华民族独有的大融合、大统一的文化基因，展示了中华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混血融合的趋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华戎一族”或“胡越一家” 的思想，奠定了中原民族对边疆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家的原初认可和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对炎黄文化的原初趋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颛顼大帝是今日中华民族最终形成的最原始、最伟大的功臣，其历史地位可与炎黄并列，是不过分的。

第二解：为什么中国北方民族趋之若鹜入主中原？

观照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规律现象：中国北方民族不屈不挠、趋之若鹜地要进军中原、入主中原，直至融入中原而不悔。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颛顼征服红山文化地区之后，中原大军与红山地区人混血，形成了“九夷”部族，颛顼与“九嫔”所生之子，自然成为以后“九夷”的首领。这样，就从思想上确立了“中原是老家” “我们也是黄帝之后”的原始观念，其行为具有合理与合法性，并为后世各个族群所继承、弘扬，并代代相传。
因此可以这样说，是颛顼大帝开启了中国北方民族趋之若鹜入主中原之大门。
辽西区域历史的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夏末商初，留驻在辽西地区的颛顼大军后裔从锦州乃至辽西出发，进军中原，参与了商汤取代夏桀的革命，成为商民族的祖先。
公元前664年前后，东北夷人屠何联合东胡族群数次进逼燕国，为管仲率领之齐燕联军所破，从其核心地区今朝阳沿大小凌河退居到“燕代胡貉之间”即今日锦州、凌海一带。
其后，东胡族群填补屠何人留下的地域真空，进入大小凌河中上游地区，继续进逼燕国，逼迫燕国不得不将“贤将秦开为质于胡”。再后，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有余里”，退回至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而貉族人东走夫余，成为后来高句丽的祖先。
至东汉时期，东胡族群的一支后裔——乌桓，内附辽西，东汉政府设置辽东属国以安之。曹操北征乌桓，大破后尽徙乌桓人至幽冀即今日河北、山东一带，乌桓融入汉民族。
乌桓人留下的地域真空，为东胡族群的又一支后裔——鲜卑人所填补，慕容氏鲜卑进入辽西锦州地区，建立了前燕国。前燕国进军中原，在反复征伐的过程中，慕容鲜卑大部融合于汉民族。
北魏立国之后，契丹八部之一部，内附于辽西，而夫余秽貉之苗裔高句丽人又回到医巫闾山地区。
隋唐时期，靺鞨人内附至今锦州地区，后返回东牟山建立渤海国。
辽金时期，契丹人兴起，大举进入锦州地区。其中，皇族耶律倍、后族萧氏均把医巫闾山周边地区作为自己的核心根据地。
后来的女真、满族也与医巫闾山发生了密切关系，也都是从这里走向中原。

在与医巫闾山发生密切关系的过程中，各少数民族高举的“祖先”旗帜尽管有所不同，但都是围绕颛顼展开的。参与成汤革命的东屠族群，同商王朝一样，奉颛顼为祖；秽貉、高句丽、靺鞨人奉箕子为祖，实际上也就是奉颛顼为祖；而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库莫奚皆奉昌意为祖，众人皆知，昌意与颛顼为同一血统；特别是慕容鲜卑直接认颛顼为祖，这在《晋书》的记载中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女真和后来的满族，因他们的血统与貉貘相通，其与颛顼的关系不言而喻。追根溯源，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皆与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这种直接或间接关系，都是由颛顼一手缔造的。
因此开头就是结尾：是颛顼大帝开启了中国北方民族趋之若鹜入主中原之大门。

第三解：红山玉龙象征了什么？

颛顼“北至幽陵”，征服红山文化以后，对红山文化地区的文化进行了规范和损益。规范和损益的表征之一就是玉龙的出现。
关于玉龙，我们知道，它是从玉玦龙发展而来。
如果说，玉玦龙的外形是粗犷的、抽象的，体现着生命的最初形态，因此它的抽象意义远远大于形象意义；
而对于玉龙来说，则形象的意义远远大于抽象意义。它的外形要精致的多，已显现出抽象化与形象化的结合，因此其审美的意识要强烈些，已经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萌芽状态，成长到了比较自觉的阶段。这可以清晰地从玉龙的全部外形看出：它们的平面形状都呈“C”字，蜷曲的龙体截面为椭圆形，通体光素无纹，背上有一长鬣卷起，边缘打锐利；龙的头部用简单的棱线雕出眼角上挑的“丹凤眼”双目，吻部向上撅起，正面有两个对称的圆洞鼻孔，嘴下颚底及额头细刻网纹状；龙体正中有一极精密的小孔，以丝线悬挂，龙的首尾呈水平态。真是精巧的设计，真是耐心的啄制，真是令人折服的原始的艺术魅力。
原环状玉玦龙是最原始的生命形态象征，也是最原始的生命崇拜。它的实物性功能是耳环的作用，其缺口用作卡嵌在酷似胎儿的耳朵上，有保健胎儿健康发育的效能。
当它进一步发展，即到了玉猪龙阶段。过去人们一直将玉猪龙视作龙与猪的结合，甚至以为龙首形象的形成，最先可能同猪这种与人类日常生产与生活关系最密切、人们最熟悉的动物有关。实际上猪龙的整体形状只是一个人体胎儿的形状，玉猪龙只不过是龙崇拜与生命崇拜相结合的一个阶段罢了。它的实物性功能是让孕妇握在手中，按摩手心以达到对胎儿健康发育的保健功能。这是生殖崇拜、生命崇拜的必然结果。
待到生命的再一步发展，伸展开来，即成为了c形玉龙。龙崇拜对生命崇拜的附着，由胎儿发展到了人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之后，最佳的状态是什么？小孔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了：“以丝线悬挂，龙的首尾呈水平态。”
这就彰显了一个这样的历史事实，说明红山人已经掌握了“中”与平衡的原理。
生命的最大意义在于平衡，平衡的最大意义在于执中，执中的最大意义在于蓄势待发。这应该是中庸的最原始意义。
最原始的中庸大道与天人合一这两个理念，同一在玉龙身上，这难道不应该给我们以启发吗？
玉龙，承载了中华民族始原之初就已经认知了的“天人合一”“中庸平衡”的理念，从而具有了最丰富、最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表征意义。
或者说，是颛顼把这样的原初理念带到了红山文化地区；或者说，是红山先民已经掌握了这样的原初理念。
但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是颛顼规范和损益的结果。

第四解：医巫闾山山名的本义是什么？

在历史典籍《山海经•海内东经》、《山海经•大荒北经》和《山海经•海外北经》中，皆有“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西蛇卫之。”“东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等有关颛顼大帝埋葬地点的记述。这些地点具指哪里，人们并不清楚。
首先应弄清“汉水”和“鲋鱼”、“附禺”、“务隅”的具体所指。中华汉民族在原始之初由北方向南方迁徙的过程中，总是习惯把原来居住地的地名移至新的地方。南北方之所以有那么多相同的山名、水名出现，正反映了这种居住迁移的过程。我们在研究远古文献中的地名时，必须注意到这一规律。那么，由此规律出发就可以发现，古籍中辽河远古时被称为汉水（又称大獠水）反射的正是这一事实。由于大凌河在古代曾是辽河的支流，大凌河因此也被称为汉水。“汉水出鲋鱼之山”，即是说大凌河离开鲋鱼之山。“河水”之间“河”是指黄河，“水”在这里指汉水，亦即今日辽河。“大荒”，具指今日东北地区。而“鲋鱼之山”、“附禺之山”、“务隅之山”皆具指今日医巫闾山。
“鲋鱼”、“附禺”、“务隅”三个称谓，皆是古代语音相切法的表象。其真实的内涵是为“医巫”两字。取“鲋、附、务”三字“ｆù、ｆù、ｗù”音节中的后音节，即韵母音节“ｕ”；再取“鱼、禺、隅”三字“ｙǘ、ｙǚ、ｙǜ”音节中的前音节，即声母音节“ｙ”，按照“上字取声，下字取韵”的相切法要求，为“医、巫”两音，“两音相拼，调随韵定”，可知为“幽”。故可判定“鲋鱼”、“附禺”、“务隅”之山是为医巫山，即为幽山。山又称陵，亦即幽陵。幽陵之极东北，有二十五条山口，形同二十五条大的里弄，故又称之为幽闾。根据上述这一系列破译，可知颛顼大帝与九嫔确实葬于医巫闾山，此为主证。
颛顼大帝葬于医巫闾山，除了破译《山海经》记载的主证以外，尚有其他佐证。
其一，《史记》、《淮南子》、《大载礼》等史籍记载均说颛顼曾打败过共工，将其流放于幽陵。又说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表明共工与颛顼皆与幽陵有密切关系。
其二，据《晋书》载，“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史说大棘城是在医巫闾山周边，即帝颛顼之墟亦在医巫闾山周边。
其三，据《北京史》载，颛顼亲至幽陵祭祀。遍查幽州诸山，后世能够享有被祭祀资格的，非医巫闾山莫属。因此，至幽陵祭祀应当是到医巫闾山祭祀。
其四，据《锦州地方志》载，锦州境内有颛顼建立之古城，湮灭而被后世尊称为“颛顼故墟”。
其五，在医巫闾山发现的中原式祭坛、祭山大典以及周边地区发现的牛河梁积石冢祭坛、东山嘴大型祭坛，均为祭祀用的“共工之台”或系其沿革，而“共工为水害，颛顼诛之”，“共工之台”只能由颛顼开启。
其六，据在义县老爷岭处出土的辽梁援墓志铭载，有“高阳旧茔”之说；又据义县方志载，张家堡乡有“炎汉古刹”宝林楼，据传是为纪念颛顼大帝而设，其地点正位于医巫闾山之阳。
根据以上六条佐证总而观之，颛顼大帝千古归宿处，应在义县宝林楼附近，当属无疑。

第五解：医巫闾山为什么会成为北方镇山？

按照中华民族发展史可以得知，凡与上古三皇五帝有关的山水，皆被后世尊崇。不是成为名山，便是成为名水。以山为例，诸多岳山、镇山、圣山所以在后世盛名，其原因概莫如此。从这一判断出发，参照有关史籍记载，我们从中发现，医巫闾山盛名后世，正符合该项规律。
据《史记•黄帝本记》、《淮南子》以及《大载礼•齐俗篇》载，说颛顼曾打败过共工，将其流放于幽陵。又说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据《北京史》载，“颛顼亲至幽陵祭祀。”据《锦州地方志》载，锦州境内有颛顼建立之古城，湮灭而被后世尊称为“颛顼故墟”。据《晋书》载，“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据《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西蛇卫之。”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东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据《山海经•海外北经》载：“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
上述史籍记载中的幽陵、鲋鱼、附禺、务隅，经历史学家的最新科研考证，认为是指医巫闾山。由此看出，早在五帝时期，医巫闾山即与颛顼发生密切联系，颛顼的许多历史功绩都与医巫闾山有关。是颛顼首先将中原势力拓展到医巫闾地区，开启了中原始原文化与东北夷文化的融合；是颛顼首先将龟崇拜、太阳崇拜引入医巫闾地区，开启了龙与龟、太阳与太阴的交相崇拜；是颛顼首先将中原祭祀引入辽西，亲自祭祀医巫闾山，开启了后世祭祀医巫闾山的先河；是颛顼在医巫闾山附近建立辽西第一座城池，正式确立了汉文化在锦州的实物存在；是颛顼在辽西建立巨大功绩，被后世尊封于“北方之帝”、“北海之帝”；更重要的是，颛顼对医巫山情有独钟，竟把自己和九嫔的归宿，永久地托付给了医巫闾山，不仅成为以后虞舜与娥皇、女 效尤的榜样，而且成为使辽西地区被后世认定为中原的幽方即鬼门之所，是通向天堂的重要通道的实践先驱。
正因为医巫闾山与帝颛顼有这么多的始原历史渊源，所以才有虞舜心悦诚服地将医巫闾山封为北方镇山；才有被后世历代帝王封为广宁公、广宁王的独特地位；才有被华夏儿女世世代代尊崇为北镇的今天。
追根溯源，我们感谢的不应是别人，而应是华夏始祖之一-----帝颛顼。

第六解：箕子朝鲜在哪里？

周王朝取代了商王朝之后，箕子离开中原，建立了朝鲜。
朝鲜在哪里？是今日的朝鲜与韩国吗？
商王朝所属的方国令支、孤竹、屠何，属地在今日河北东部到辽西一字儿排开。箕子建立的朝鲜，不可能在这几个方国的属地。而在屠何的东部，今日的医巫闾山地区，恰是貉貘族群世居的地方。这可以从《墨子•非攻篇》中的记载：“屠何亡于燕代胡貉之间”见到端倪。
于是，箕子先到孤竹国。在取得支持之后，越过屠何方国领地，进入医巫闾山地区，在得到貉貘族群的拥戴之后，建立了箕子朝鲜。也就是说，最初的箕子朝鲜，其范围正在医巫闾山以东地区，最远不逾辽东。
事实上，在有些历史古籍的记载上，“箕子朝鲜”一直排在“辽东”之前，按照由近及远的记载规律，显见“箕子朝鲜”应比“辽东”更近些。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92年10月，卢龙城西北青龙河畔的马哨村(今属迁安)，出土了饕餮纹商代铜簋，器底有铭文“箕”字；还有一件饰蝉纹雷纹的铜鼎，内壁有铭文“卜”字(见《中国文物报》)1993．5．30第四版)。1992年10月，卢龙城西北青龙河畔的马哨村(今属迁安)，出土了饕餮纹商代铜簋，器底有铭文“箕”字；还有一件饰蝉纹雷纹的铜鼎，内壁有铭文“卜”字(见《中国文物报》)1993．5．30第四版)。
通过考古发现箕子的墓地在关内，与箕子相关的文物也发现在今河北北部，辽西一带，可以肯定箕子的活动范围在辽西一带，而非朝鲜半岛。古代‘朝鲜’的地理范畴也应在今天渤海北部的辽西一带，古籍以讹传讹的说箕子朝鲜是今天的朝鲜半岛，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
再说箕子传礼仪和制度，历史证明汉字是公元三世纪后，传入朝鲜半岛的，因而箕子朝鲜说显然是后人附会的虚构历史传说。
历史真实情况是，颛顼在距今4870年征服红山文化后，貉貘族群从原生活西拉木伦河地区来到医巫闾山地区。箕子因有商王朝王族血统，受其貉貘族群的拥戴合乎情理。
公元前664年，屠何方国与东胡人联合进逼燕国，被齐燕联军打败，从朝阳地区的政治核心区域退却到今日大小凌河下游地区后，东胡人进入该地区。
东胡人其控制区域与燕国接壤之后，不断袭扰进迫燕国，一度逼迫得燕国不得不将良将秦开“质于胡”。后来，秦开却胡，胡退走千余里，箕子朝鲜不得不东奔至今吉林扶余一带。高句丽的创始人朱蒙被立为扶余王子，反映的正是这段历史史实。
再后来，朱蒙出走，建立了高句丽地方政权，其族群构成，主要是小水貘与貉貘。其中貉貘族群的来源正是原初箕子朝鲜。
有一个实例，其历史景深折射的，正是这样的历史脉络。
在红山文化的核心区域----牛河梁的出土文物中，整齐排列的有很多陶制品。这些物品上粗、中间细、下边又粗，上下同体。人们不知是什么。
阜新的艾英凡教授判定，这是祭祀的鼓。因年代久远，鼓皮腐烂掉了，只剩下陶制的鼓筒。
这个发现很有意义。貉貘种族进入医巫闾地区，这种鼓就进入了箕子朝鲜。后来到扶余、高句丽，直到今天发展成朝鲜族的长鼓、扁鼓。
由此发端，我们可知，箕子朝鲜都平壤，其平壤城只是医巫闾山地区东部平原的一个城池的称呼，离平壤城不远的汉水，即使今日的大辽河。
现代的朝鲜平壤，今日的韩国汉城以及汉江，只不过是箕子朝鲜东移过程中，将原地名挪用的折射罢了。

第七解：“辽河文化“的概括对吗？

辽宁人很自豪地将自己的区域文化概括为“辽河文化”。
对此，有部分人提出异议。认为：大小凌河的地域文化很丰厚，但它们是独流入海的；虽然从大的地域上看，归入辽河文化还算可以，然而从科学的意义上判定，尚不算严谨。因此以为，凌河文化应该是独立的。
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吗？
冰河期结束后，大辽河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丰水期。它的上游，达赉诺尔湖与西拉木伦河是连在一起的。
同样，大小凌河与辽河也是连接在一起的。
其具体情况是：
辽河古称汉水，又称大獠水。
今日的大凌河古称白狼水。白浪水流至龙城即今日朝阳以后，在巴图营子处分为左右两水。
左水名称白狼水。向东流至北票，南折义县，再沿医巫闾山东南向，至今日大洼县，汇入大辽河再入海。
右水名称渝水。折向南至松岭门处，与今日小凌河上游汇合，流向锦州后入海。
两水情况见诸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直到辽代还是如此。
三燕以后，由于山林砍伐过度，发生泥石流，阻断渝水，渝水神秘消失，小凌河与大凌河分开，成为独流入海之河。
而大凌河由于水量增大，独自冲开一条入海通道，不再汇入大辽河，三河彻底分开。其历史遗存就是今日的东郭围场的湿地与大小凌河扇地。
据此，我们可以判定，辽河文化的定位是正确的，反映的正是正确的历史景深。

第八解：夫余的由来之根

夫余，历史上也称过凫臾。
最早记载见于《尔雅•释地》注与《论语注疏》，上面均记为“东北九夷之五为凫臾”。
据距今4870年以前，颛顼率中原大军征服红山文化地区以后，从血缘意义上形成了东北九夷。其原属于貉貘族群的貊族向东迁徙，与秽族群汇合，形成了东北九夷之五的凫臾。其名称的来源由颛顼大帝所葬之地的名称“鲋鱼”、“附禺”、“务隅”音转而来，其意义在于表明族源之属。
后来，凫臾之称进一步音转成夫余。凫臾、夫余的名称之所以在“鲋鱼”、“附禺”、“务隅”之后，原因就在这里。
商末，箕子朝鲜在医巫闾山地区建立，其族群主体属于东迁的貊族同族的貉貘族群。“秦开却胡”之后，貉貘族群东迁，进入夫余地区，其中的代表朱蒙成为夫余王子，反射的则是这段史实。
从考古文化上看，定为夫余文化的西丰西叉沟文化、辽源石驿彩岚文化、榆树大坡文化，之所以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畜牧文化有很多共性，以至于长期被人怀疑为乌桓、鲜卑文化，其原因正在这里。
后来，朱蒙出走，建立高句丽；再后来，高句丽又回到医巫闾山地区。其历史根源都与夫余族群的主源来自鲋鱼之山即医巫闾山有直接关系。
由此可知，夫余的由来之根，不是别的，乃是颛顼所葬之地----鲋鱼之山即医巫闾山。


第九解：首阳山今在何处？

辽宁义县宝林楼的山壁上，有秦篆摩崖石刻“头山闾”三个大字。
该摩崖石刻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文化历史意义。
据专家判定，秦篆字体的流行，是在西汉末年之前。之后，书法字体转向汉隶、八分、二王楷书及魏碑，秦篆越来越少见。特别是以摩崖石刻的形制，秦篆石刻更为罕见。从全国的范围来看，迄今只见四处，俱都为西汉末年以前遗存。此为第五处，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后人书写、刻制的可能，但观照宝林楼“头山闾” 摩崖石刻的远古书写风格、今人不易模仿的刻工古韵特色以及风雨剥蚀程度，这种可能性极小。故此，专家认为此字的历史年代极大可能是在西汉末年以前。也就是说，宝林楼“头山闾” 摩崖石刻，极有可能是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遗存，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头山闾”透露的历史信息大体有下：
一、表明历史上锦州先民对医巫闾山正确的宏观认知，即宝林楼为东北、西南走向的闾山之“头”。从而印证了右麓１３道山口、左麓１２道山口，共计２５道山口，为一闾的山名本原判定。
二、有力地辅证了“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的《山海经》记载，对于颛顼大帝葬于宝林楼，开启医巫闾山镇山本原，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三、提供了首阳山所在的历史信息。伯夷叔齐不食周菽，远走他乡。他乡的方向是什么？孤竹方国在今日河北卢龙，向东有屠何方国，再东则是医巫闾山地区的箕子朝鲜。不食周菽就不能向西，只能向东走。据史籍记载，伯夷叔齐双双饿死首阳山。宝林楼地处“头山”之地，又是颛顼葬于阳之地，头即是首，当为首阳山。再向东半天路程之遥，就到了箕子朝鲜，大方向是对的。饿死在颛顼大帝的陵墓前，绝对符合伯夷叔齐的文化心态。
四、有力地佐证了民国初年锦州大德高僧、知名学者圆通法师所著《锦州古刹》的记载，表明在秦代就有方士于此炼丹，唐代尉迟敬德建阁，后唐天台宗入驻，刘焓立碑等史实的历史真实。
由此可以断定，有山脉、史脉之首两层意蕴、一脉相传的“头山闾”，就是史籍记载的首阳山。
第十解：河北、山东人为什么闯的是“关东”

前段时间热播《闯关东》，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河北、山东人为什么闯的是关东，而不是其它的地方？
我以为，这主要是由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上的历次大迁徙积淀而形成的。
距今4780年以前，颛顼率领中原大军进入红山文化地区以后，从血缘关系上形成了东北夷族群、东胡族群、貉貊族群。
夏末商初，留驻在辽西地区的颛顼大军后裔从锦州乃至辽西出发，进军中原，参与了商汤取代夏桀的革命，成为商民族的祖先。
商末周初，箕子出走，建立朝鲜，又将关内人带入到辽西地区。
战国时期，“秦开却胡”，燕国大军又一次进入关东地区，领有并控制了辽西、辽东地区。
三国魏时，曹操东征乌桓，将居于辽西地区的乌桓人全部迁徙到近日河北、山东一带，组建了青州兵。
三国魏后期，司马懿征伐辽东公孙氏，诛杀公孙度后，将再次回迁到辽东的百姓重新强迁到河北、山东一带。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据《资治通鉴八十九•晋纪十一》载：“建兴二年，段氏占据蓟城。会稽朱左车、鲁国孔纂、泰山胡母翼自蓟逃奔昌黎，依慕容廆。是时中国流民归廆者数万家，廆以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通过这一记载，我们可知，河北、山东的百姓又回到了辽西、辽东一带。
北魏时期，太武帝拓跋焘灭亡北燕，又一次将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郡的三万户北燕居民，强迁至幽州等地。
唐代，薛仁贵征东，灭掉高句丽，再一次将大部分高句丽人强迁至河北、山东一带。
以后，又经辽金时期，契丹、靺鞨，女真族群的大部，因历史的原因，迁入到今日的河北、山东一带。
至明清，再有关东铁骑、满汉八旗及其家属落户河北、山东一带。
依据以上历史的反复迁徙，结合鲑鱼、北美驯鹿的迁徙习性，我们可以得知，对于关东地区的水土、气候、食物饮食的适应性，几乎成为了一种遗传基因，深深植根于河北、山东人的血液中。一旦因生活的原因，需要选择新的生活地点的时候，历史上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自然地成为第一或首要的选择。
一句话，别看闯关东的人原来生活在河北山东一带，实际上，他们的祖先原本就是来自关东。闯关东，只不过是祖先的心灵召唤，遗传基因的复归罢了。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第十一解：昌黎古城在义县吗？

长期以来，包括一些字典、辞书在内，均以为昌黎古城在辽宁义县。
这种判定正确吗？
据《魏书•地理志》载，正光末年即公元５２４年，乐良郡自昌黎郡分出。辖永洛、带方二县。此乐良郡乃前燕乐浪郡的沿革，永洛县乃前燕永乐县的沿革，带方县乃东晋、前燕之带方县的沿革。
乐良郡治所，史***载郡与永洛县同城，均在连城。关于连城，《东北历史地理》一书凭借《水经注》载：“渝水首受白狼，西南循山，经一故城西，世以为河连城”，判定乐良郡治所——连城就是原河连城。
此判定正确。然该书又说连城在今大凌河下游东岸，则是误判。
说起误判的根据有二。一是据渝水系今日小凌河，而绝不是今日大凌河。综合史***载，知北魏时期渝水自白狼水分出后尚与小凌河中下游相连接。因此我判定，本在渝水流域的连城，其位置应在两汉时的临渝县城址，即今日朝阳县东南松岭门一带。而将原在渝水流域的连城，安在今日大凌河流域，无疑是判断有错。二是据公元５０２年韩贞在万佛堂东窟第五区所立碑记云：“于□方之右，沃黎之西建造私窟”。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此“□方”实为晋、燕之带方县，亦为北魏于正光末年即公元５２４年所设之带方县。从碑记所记以及万佛堂石窟所居位置判断，带方县应在万佛堂石窟的东边，即今日义县城区及周边地区，其西北疆域不会逾过万佛堂石窟。
由此可知，前汉之交黎、后汉三国东晋以及前燕初期乃至北魏之昌黎郡治，均不可能在今日义县城区。否则岂有将自家郡治设于临郡之下属带方县的？这恐怕于情于理无论如何也讲不通。
历史的真实是：前燕慕容廆征伐高句丽，曾将所俘原带方郡之族群百姓，迁徙至今日义县，侨置带方县，至北魏时，这些族群居民仍有部分居住于此。太和23年所立元景造像碑中内记“临清流以藻秽”，其中的“秽”字所指，就是原高句丽族群居民。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魏晋、三燕、北魏时期，是带方县而不是昌黎县居于今日义县境内，昌黎古城在义县，是错误的判定。

第十二解：昌黎古城原来就在锦州

最初的昌黎古城由前汉的交黎城改称而来。而交黎城据古籍记载，“棘城，汉交黎是也”。因此，今日史学界的一般共识，是说棘城就是汉代的交黎城。如果以交黎城为坐标系，判定了交黎的位置，则棘城的位置便不难找到。
一是应从交黎与棘城的关系判定。据考证，交黎本是西汉时辽西郡的一个属县，系东部都尉的治所。东汉时置辽东属国，辖六县，交黎为首县。三国魏初，鲜卑人来到辽西，对交黎肯定有一个自己语音的叫法。我以为，极大的可能是，按照语音学上字取声，下字取韵的方法，将“交黎”拼读为“棘”，对交黎的叫法进行了民族的改造，乃有棘城之谓。我的看法是，在鲜卑人的眼里，棘城就是交黎，交黎就是棘城，只不过是两个民族的不同叫法而已。后人所说“棘城，汉交黎是也”，反映的正是这个历史事实。
二是应从交黎城所在的位置判定。依据上世纪９０年代锦州建海锦大厦发现的上书“燕国蓟李廆永昌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亡”字样的青砖墓表，我们可以判定锦州老城正为汉交黎、晋昌黎城址所在。由此可进一步判定，棘城所在，实为锦州老城。
三是应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判定。《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慕容廆东迁徒河县，置营郡北镇……定都大棘城，所谓紫蒙之邑也。”锦州周边素有紫蒙之野称谓，与紫蒙之邑的说法十分对应。据《晋书》载，晋封慕容廆为昌黎公，凡两见，则昌黎郡治亦为慕容廆所据。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也说：“愚谓慕容廆有昌黎公之号，则其郡治当在棘城，不然亦相去极近。是时廆方恭受晋命，在平州刺史兼东夷校尉统辖之下，所以 兼昌黎郡守亦意中事矣。”说明昌黎郡治极有可能是在棘城。又据《资治通鉴》载，慕容廆子慕容晃讨伐慕容仁，自昌黎践冰而进，凡三百里而至历林口。古三百里即今三百六十里，符合今日锦州与古历林口的区位与距离的判断。清代知名文化学者顾炎武氏谓此昌黎，在渝水下流，而当海口。他认为渝水是今小凌河也。经我考证，此说不仅成立，而且正是打开锦州区域各城池位置所在的一把钥匙。由此可以看出，顾氏所述之昌黎与金氏所述之昌黎乃与棘城本为一体。
然有《魏书•地理志》龙城县条记载：“真君八年并柳城、昌黎、棘城属焉”。这条史载是说，北魏太平真君八年即公元４４７年，将柳城、昌黎、棘城这三座城邑合并，归龙城县所属。
这就让人产生了疑惑。史籍记载明明白白是将棘城划归龙城县，可棘城远在锦州，这也不符合地理常识，怎么可能昵？
这里有个历史细节。公元３４２年，前燕国都由棘城迁往龙城，昌黎郡、棘城县同时随迁至柳城。时间不长，因“以逼乙连”的军事需要，昌黎郡治很快又西迁至好城；棘城县回迁至今万佛堂石窟西十五公里处；龙城县治则移至柳城，如同今日朝阳市在龙城区，朝阳县在柳城镇一样。因义县棘城存世时间极短，故不见于史籍。但历史回响却见于《大清一统志》、《盛京疆域考》等书，这也是引发后世对于棘城所在是为义县还是锦州的不休争论的历史原因。
大棘城就是昌黎。大棘城在锦州老城，昌黎古城当然就在锦州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