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拆迁成为血与火的战争

那些倒下的人们，能否成为现行“拆迁条例”的终结者？

    一代宗师梁思成二战中曾向盟军提出过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帮助这两个古都在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得以幸存。

    然而，战争年代，梁思成能庇护他所痛恨的军国主义日本的文物古迹，却没能在和平时期捍卫住自己祖国的历史遗产。建国初期，北京在盲目的“旧城改造”中渐失千年古都的风貌，梁思成锲而不舍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

    梁思成生前亲眼目睹重重牌楼和牌坊的消失而痛心疾首，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思想大大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但他无法料到，他去世30多年后，即使保护古建筑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旧城改造脚步却依然没有放缓，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600条的速度递减，直到今年，他和林徽因曾住过的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也面临被拆的命运。

    如今，中国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天都上演着拆迁和反拆迁的故事。政治挂帅的年头，一位建筑学泰斗的眼泪不能为高涨的革命热情降温；GDP为纲的时代，众多平民拼死抗争亦无法阻挡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强大机器。

    当那些民房在激烈对抗中倒下之时，拆迁已经成为了一场战争。

    从“牛钉”到自焚

    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世界经济遭金融风暴重创奄奄一息，中国经济得益于史无前例的投资计划刺激一枝独秀，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全国各地掀起新一轮开发热潮，大量资金流向基础建设和房地产业。房价节节攀升屡创新高地王频现的同时，暴力拆迁事件接连不断。

    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打开煤气罐、挥舞着双截棍，扯起当时刚出台的《物权法》为旗帜，在媒体和网民簇拥下促成了拆迁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铁女子吴苹的抗争既鼓舞了后来者，也让他们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在2001年6月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埋下的隐患尚未排除之前，她的胜利可以复制。

    此后两年的“钉子户”们，不仅搬出了《物权法》为自己辩护，紧闭屋门同楼下的城管叫板，还向楼下轰隆作响的铲车扔下“燃烧弹”，他们甚至点燃了浇在自己身上的汽油，以一种玉石俱焚的方式表达愤怒。然而，如此惨烈的抗争非但没有拿到满意的补偿，相反屋毁人亡或被戴上手铐提起公诉。

    吴苹妨碍了房地产商开发商业楼盘的进度，同是女性同样刚烈的潘蓉和唐福珍阻挡的却是地方政府的公共建设项目。潘的房子在拆迁后，土地用作上海世博会的重点工程虹桥交通枢纽，唐建房的地皮则用作修建污水厂。

    如果说吴苹面对开发商尚能运用法律进行博弈，争到一点讨价还价的空间的话，那么潘蓉和唐福珍在大权在握的地方政府面前则只有无力感，不得不走向“暴力抗法”，甚至将自己的身体作为申诉书。

    2008年6月12日一早，发现城管、公安、消防组成的拆迁队伍向位于闵行的祖居开进的时候，潘蓉惶恐无助，她喝下几口威士忌，和挎着弩弓的丈夫一道爬上屋顶，拿着一个电喇叭高喊：“我们是新西兰公民……你代表法院吗？如果有法院的裁决书，我欢迎你们进来，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你就是强盗，侵占我的财产！”但对方喊了声“卖国贼”之后，铲车便推倒了她家的围墙，强拆现场随后变成了战场，潘蓉将燃烧瓶扔向楼下。

    潘蓉没想到，她如此过激行为并未丝毫动摇强拆的决心，相反对方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消防水龙头的掩护下，不到两小时便拿下了她据守“堡垒”。夫妇俩当天即被刑事拘留，送进上海市看守所。

    新西兰公民的战斗打响一年半后，2009年最受关注的强拆事件在成都金牛区上演，“自主创业模范”唐福珍走上了“沙场”，不幸的是，她点燃的不是装有汽油的啤酒瓶，而是自己的身体，在医院中痛苦挣扎16天后离开人世。

    11月13日清晨，唐福珍在大喊“为了老百姓的尊严”燃烧自己的那一幕，刺痛和照亮了所有人的心。即便如此，她以死保卫的三层楼房，依然没能逃脱被拆的宿命。地方干部在处理唐“以死抗法”事件时自始至终异常冷静，即使她躺在医院中弥留之际亲人想见最后一面时，仍被极力劝阻：“你们要冷静，我要请示领导。”

    唐福珍死后半月，面对北京居民席新柱自焚相挟，海淀区拆迁人员的冷静已是让人称奇。席新柱将汽油洒在自己身上，拿出打火机后，戴着头盔的强拆人员还说：“你点啊、你点啊！”拥有美国绿卡的席新柱也许和潘蓉一样，在国外呆得太久，以至于忘记了家乡的规则，将自己烧成重伤。

    非绝望的生命不会选择自焚，仅仅用法理来分析该不该强拆似乎不太合适，如果连这种方式也不能触动某些人“坚强”的神经而被谴责，那么这个社会已经不是冷静而是冷血了。

    不稳定的种子

    2009年的拆迁战争中除了悲剧还有黑色幽默，重庆市奉节老汉陈茂国在见证了史上最大拆迁——— 三峡工程后，家里1200多平方米房屋因修建高速公路被推倒。对赔偿不满，他一气之下，效仿人类先祖，回到自家一棵15米高的桉树树上蜗居三月。吃喝拉撒全在空中进行，必备生活用品也用绳子吊上去。

    11月18日凌晨，经当地一家好心媒体出面协调，有关方面愿再支付22万元的补偿费，陈茂国终于下树，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谁知就在当天下午，当地公安机关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其抓获，羁押在奉节县看守所。

    除个体抗争外，今年的拆迁还在一些地方引发了群体事件。5月30日上午，江苏宿迁市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一被拆迁户在姐姐家中，与上门的8名拆迁人员发生冲突。据当地政府部门通报称，有1人被当场砍死，1人被砍成重伤，其余人等不同程度受伤。

    11月21日，昆明下起小雪，昆明螺蛳湾市场上千商户，由于担心在拆迁中倾家荡产上街堵路，最后砸毁了一辆市政施工车辆，向赶来的防暴警察扔掷砖块。警方释放烟幕弹驱散人群，并在事后刑拘了24名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个体户。

    11月30日，这个云南乃至西南最大的批发市场在运行20年后寿终正寝，一万多商户搬迁到远郊的云南省政府重点工程新螺蛳湾商城重新开始。

    螺蛳湾关闭的同一天，贵阳警方通报了一起性质恶劣的野蛮拆迁事件。11月27日，贵州一地产公司对9家住户和8间门面进行拆迁，数十名不明身份人员携带钢管、撬棍和封口胶，破门而入，将正在熟睡的13名无辜群众强行拽上汽车、拖离现场，致使4名群众受伤。随后，两台挖掘机野蛮拆毁了26间房屋。民警赶到后上前制止，拆迁者不听告诫，反而加快速度。在获悉增援警力即将到达后，施暴者迅速逃离现场。

    事发后，当天6时30分许，被拆迁住户约30余人不听现场民警劝阻，情绪激动，用红布条和40余瓶液化气罐将道路堵断，采取违法过激行为讨要说法，造成近万台车辆滞留，数万群众上班延误。最终，20名强拆者和4名堵路的拆迁户被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

    强制拆迁不但会在当时引发矛盾，更会为将来埋下不稳定的种子。中国社科院12月21日刚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显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各地对社会稳定和维持社会秩序高度重视使整个社会形势保持了基本稳定，但群体性事件发生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其中湖北石首事件，几乎重演了2008年瓮安事件的发展，此类事件为“非阶级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说明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由于基层财政的薄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

    曙光与未来

    拆迁户们拿出《物权法》捍卫自己财产时，地方政府却亮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回击。中国拆迁史即将翻过2009这血与火的一页时，广大正面临拆迁的公民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唐福珍们的刚烈行为触动了北京大学的五名法学学者，他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拆迁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这一条例或进行修改。12月16日，部分学者受国务院法制办邀请参加座谈会，研讨《拆迁条例》。

    此前，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时评”称，6年前的孙志刚案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希望“悲剧性的个案最终能推动制度的进步”，让城市拆迁立法融入更多现代法治的文明基因，以避免同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那些在拆迁战争中倒下的人们，能否成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终结者呢？

    然而，参与研讨会的学者向媒体直言了修改法规的难度。其实，2007年10月1号《物权法》生效的时候，新的拆迁和征地条例本来也会颁布，但由于遭到“巨大的压力”而搁浅。据透露，这一压力来自于地方政府，触动拆迁和征地条例意味着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而这一利益的核心即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潘蓉的家是一幢建筑面积480平米的四层小楼，按照闵行区政府政策，她可获得每平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以及1480元的土地补偿，计算下来潘蓉的补偿总共是67.3万元，而今年以来，上海房价每平方米连破2万和2.2万两个关口。

    建设公司委托给区政府的征地款是每亩地130万元，整个虹桥机场拆迁总费用高达148亿元，但是政府补贴到潘蓉等业主手中的征地款是每亩地38万元。CCT V的报道提出疑问，那么剩下100万是否由地方政府取得了呢？

    地方政府近年出现罕见的拆迁冲动，是因为巨大的利益诱惑，这同时也是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难以撼动的主要原因。《物权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意味着，不论是国家、集体还是私人，其合法取得的财产，都应给予平等保护；不论财产是否进入市场，在遭受侵害后都要平等地获得法律的救济。

    本报记者　卢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