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官员“购房门”:政府主导拆迁模式下的蛋?(南方都市报 2009-4-15)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17:23:15

温州官员“购房门”:政府主导拆迁模式下的蛋?

日期:[2009年4月15日]  版次:[AA13]  版名:[深度]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加载中...条   浙江第一高楼世贸大厦,被称为温州最贵的房子,它的投资者陈永坤也在买安置房的名单上。   莲花大厦旁中介挂牌价目表,表中多个楼盘是安置房房源,单价均在2.5万元左右。   诸多官员斥巨资购买的莲花大厦,位于温州市闹市区最核心地段。   曾在旧城改建指挥部工作的杨湘洪之妻游捷不久前被双规,门口的公告栏里,其名下写着“公出”(画圈处)。

  一份内部材料揭开了拆迁安置房的冰山一角。今年3月,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材料被晒到网络上,这是一份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向温州市人民政府上报的名单。近日经媒体曝光后,舆论哗然。

  名单中,详细列出了温州市老城区解放南路地块143座拆迁安置房的去向,多个核心地段安置房小区的高层、跃层住宅被局长、处长、院长、行长们低价购买。俨然是一个高官购房团的规模。而且,他们购买的安置房,豪华程度超出想象———身处温州商业核心圈,而且,动辄为两三百平米的大户。一位富商告诉记者,他光是装修,就花了几百万。

  至今,仍没有人愿意出具自己的购房收据。温州官员究竟以何种低价购房,仍是一团迷雾。

  和官员占了多少便宜相比,人们普遍更为关心的是,这批本为国有资产的安置房,是通过什么途径到了官员和“内部人员”手中。温州拆迁是政府主导和商业运作的复杂混合体,政府介入程度甚于别的经济发达城市。此次温州安置房事件中,暴露出政府主导拆迁的模式中权力寻租的实质,足以供全国借鉴。

  官员富商购房价:部分房价低至4000元?

  多位购房者表示,自己购买安置房的价格是8000元,但无人愿出具证明证实;有购房者的亲戚透露,部分安置房是以每平方米4000元售出

  内部材料的名单,怎么就被晒到了网上?有人道是打抱不平,也有人道是故意搅浑水。有一个被晒了名字和房号的购房者向南都记者大骂某官员,说此事是有人故意搞鬼。但没有证据表明内部材料泄露与被骂的官员有关,被骂的是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刚被双规不久,坊间传言,在他家搜出了几十个LV包包和十几斤虫草。

  网友普遍欢迎这样的“内部消息”。自杨湘洪外出法国不归,温州论坛异常活跃,不断有人在网上爆料。温州官场大大小小的地震仍接连不断。

  这份网络名单无疑是其中的重磅炸弹,作为内部资料公开的名单,俨然是一个官员购房俱乐部。原温州市工商局局长潘忠乐在此名单中,他购买了一套得月花园12楼近三百平米的住宅。电话里,潘很委屈地告诉南都记者,买这套房子是经过组织批准的,他之前曾打报告给市委、市政府、市纪委,希望购买房子。“经组织批准,转到旧城改建指挥部”,不涉及私下交易和违规操作。随后,他卖掉了老房子,自称通过按揭的方式购买了得月花园公寓的安置房,和拆迁户当了邻居。

  申请和拆迁户当邻居的,还有温州著名归国华侨、特福隆集团董事长陈永坤及总经理黄丽娜。陈永坤原籍温州,是浙江省政协海外特邀委员、温州世贸中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国北加州温州同乡会会长。这位著名的归国华侨在温州投资打造了浙江第一高楼世贸大厦,被称为温州最贵的房子。陈永坤购买房子的途径与潘类似,但他的名字出现在若干官员组成的安置房购房名单中,令人感觉异常刺眼。

  陈永坤很气愤地说,网络上指责他倒买倒卖完全不属实,“光是装修,我就花了几百万,能是炒楼吗?”他声称,房子是市场价格购得,当年回到温州,没有合适的房子住,才向指挥部申请买房。

  多位购房者向南都记者表示,自己购买安置房的价格是8000元。记者曾分别向几位购房者提出,希望参考一下购房凭证,至今,143名购房者中,仍无任何购房者愿意出具收据或者发票,证明自己当时的购买价格。

  旧城改建指挥部则向媒体出示了一份发改委文件,告知官员购买房子时的暂定价,是依据拆迁户增购价格确定,每平方米八千元。而拆迁户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享受这个价格,不能无限制购买。

  此后,媒体广泛报道官员享受拆迁户待遇,但或许部分官员享受的待遇更高。有购房者的亲戚透露,部分安置房是以每平方米4000元售出(但没有购房者愿证实)。

  安置房流向:私下交易仍火

  公证处工作人员说,没有产权证的安置房交易,每天都在进行,平均每天3-4套;莲花大厦房源的挂牌价格高达2.5万元每平方米

  旧城改建指挥部声称:官员购拆迁房的时间,恰好是温州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期,所以才会出售安置房,“缓解安置房建设资金短缺”。

  而据记者了解,在这个时期,房地产不但不低迷,反而异常火爆。有记录为证,2004年11月,中瑞以15亿元拍得温州“地王级”地块———原温州造船厂地块,创下了温州国有土地出让成交价的最高纪录。

  在这样的气候下,莲花大厦即使以购房者声称的八千元一平米公开发售,也应是异常抢手。

  多位局长院长一次性斥巨资购买的莲花大厦,位于温州市大南门闹市区最核心地段,是由几栋30层的高楼包围组成的一个小区,闹中取静。与陈永坤等人正在建设中的浙江第一高楼———温州世贸大厦近在咫尺。

  在莲花大厦附近房产中介,南都记者了解到,2005年底,这栋公寓便有部分房源以1.2万-1.5万元的价格挂牌销售,远远高出指挥部声称的8000元单价。如今,莲花大厦房源的挂牌价格高达2.5万元每平方米。

  并非任何人都能获得这样的优质资源。莲花大厦从安置房转商品房,从未对外公开销售。了解内情的官员和内部人士成了独家购买者。旧城改建指挥部解释,这是因为“没有规定,销售一定要公开”。

  此外,向官员销售的143套房源并未办理过户交易,现在这些房子的产权还属于指挥部下属开发公司。在交易中心查不到任何这些房源的信息,但私下交易仍在暗中进行。记者在附近中介了解到,最近几年,有“缺产权证”的莲花大厦公寓经过委托公证的方式陆续转手出售。

  在温州鹿城区华东公证处,工作人员说,没有产权证的安置房交易,每天都在进行,平均每天3-4套。他还告诉记者,在温州都是这样办理,风险很小,至今还没听说谁出过问题。

  指挥部国资处处长金佩静告诉记者,最近几年均未对安置房的去向做过统计。他说,怎么处理这些房子是购买者自己的事情。

  旧城改建指挥部:暴风眼乃是非之地

  2003年外逃的杨秀珠,即是这个指挥部的首任副总指挥;杨湘洪之妻游捷亦在此工作;曾任副指挥的高金熙和吴长柳,也因受贿相继落马

  在网络曝光的名单中,除94套对外出售的安置房外,49套拆迁安置房被指挥部内部人士购买。清单中显示,时任指挥部副指挥的吴权书、留红光均在名单中。其中留红光购买了荷花大厦9楼一套253平米的房子,吴权书购买了得月花园15楼一套179平米的房子。

  在此次官员购房团事件中,主导拆迁、安置、销售全部工作的旧城改建指挥部成为了暴风眼,这个暴风眼中心依然异常平静。金佩静是旧城改建指挥部唯一和媒体对话的人,他没有出现在名单里,该部指定他来回答记者问题。但和2008年9月才进入国资处任处长的金佩静相比,不少媒体记者认为,指挥们显然是更合适的人选。

  旧城改建指挥部是一个颇受关注的部门。在温州,莲花大厦这样的地段、户型,正逐渐成为稀缺资源。而这些稀缺资源都由旧城改建指挥部负责分配。

  1992年,温州就开始了由政府主导的城市改造尝试。当年,温州市成立人民南路改建指挥部,对人民路等几条主干道进行改建。这便是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的前身。

  1999年,温州市启动新一轮旧城改建,对南至城南大道,冬至车站大道,西至九山路,北至百里路的老城区进行总体规划,拆迁工作即由直属温州市政府的旧城改建指挥部主导。旧城改建指挥部下设规划、开发、拆迁、工程、督查、预算、国资、法制等若干部门,负责对温州市最繁华路段的拆迁安置进行总体设计和具体施工。他们下属的几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直接负责安置房建设销售。此次官员购房团涉及的解放南路地段,即由温州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

  最近几年,旧城改建指挥部一直是是非之地。2003年,轰动全国的外逃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即是这个指挥部的首任副总指挥。杨秀珠涉案金额高达2.5亿元。当年,她带着女儿、女婿和外孙女,悄然在上海登机,逃亡国外。在一些温州人的记忆中,杨秀珠主持旧城区拆迁安置工作期间,风格泼辣果断。时至今日,大南门附近的一楼门面上,仍能看到墨笔书写的声讨杨秀珠的标语。

  不久前外出法国未归的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其妻游捷亦在指挥部开发处任职工作人员。开发处负责旧城改建项目的范围拆迁红线、选址、立项、用地等手续的报批管理工作。不久前,游捷亦被双规。

  除此之外,近几年,曾任副指挥的高金熙和吴长柳,也因在主政旧城改建指挥部期间受贿,相继落马。

  “温州拆迁”特色:“指挥部”开发商

  这些指挥部直属于政府,但它负责商业开发,又俨然变成了当地最大的开发商;温州拆迁是“政府主导”和“商业运作”的复杂混合体

  在温州的旧城改建中,指挥部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也形成了温州拆迁的独有特色。温州市房管局拆迁办相关科室科长向记者介绍了温州拆迁的相关特点,在这些温州特色中,可以很容易看到,“政府主导”和“商业运作”之间,几乎难解难分。

  其一,温州闹市区有大量拆迁安置房,和别的城市不同的是,在老城区的拆迁中,温州居民安置以“回迁”为主。

  据南都记者了解,这些地段的老房子大多只有一到两层,在这样的地段建设高层拆迁安置房,即意味着,可以有数倍于拆迁房的安置房剩余———这也是此次温州官员购安置房的来源。

  其二,在具体的工程建设中,由各级政府直属的指挥部主导拆迁安置。负责拆迁安置的指挥部大大小小有几十个。有时候修一条路,也要建一个指挥部。在温州,最大的指挥部有三家,旧城改建指挥部负责对中心城区的旧城改造和安置;安居指挥部负责经济适用房建设,偏向城乡接合部;中心建设指挥部负责中心新城建设。

  这些指挥部直属于政府,是一个行政机构,但它负责商业开发,又俨然变成了当地最大的开发商。

  其三,虽然各项目公司可以向银行贷款,但对旧城改建,政府原则上不投入资金,依靠“自我平衡”运作。旧城改建指挥部是温州最大的指挥部,记者在这里了解到,该指挥部虽然是各级政府下属机构,多余的安置房也属于各级指挥部下属开发公司。但在旧城改建中,包括上千万的管理费用、拆迁费用在内的若干花销,均由若干指挥部“自我平衡”。

  所以,在卖房这件事上,指挥部几乎有天然的冲动。官员购房事件传出后,温州旧城改建指挥部答记者问中,也把“回笼资金,保证改建区安置房建设顺利进行”作为一个理由。

  其四,即是商业化运作,往往有不同于普通拆迁安置房之处。同一个安置房小区,户型就有十几种之多,面积从40多平米到200平米不等,比如此次官员购买的多为200-300多平米的大宅。这被看做拆迁安置的需要,指挥部告诉记者,设计大户型是因为有的温州人喜欢一个大家庭住在一起。

  而在商业运作中,这些大宅恰好成为了罕见的繁华地段大户型稀缺房源。

  温州拆迁是一种市场分配和政府主导的复杂混合体,有时很难把两者分清。比如多余安置房转商品房,本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消息不公开的情况下就变了味。

  规范中的弹性:违规操作私下进行

  温州一直保持着由指挥部挂帅的传统。此次被曝光的143套拆迁安置房,意味着指挥部涉嫌两处违规:一是未按市场价格销售,二是未取得许可证

  政府主导的商业运作模式是温州特色。据相关学者介绍,这种方式上世纪90年代曾被大多数城市引用,到了90年代中期,房地产企业增多,政府开始把街区卖给开发商,由开发商开发,这便是后来被大部分大型城市引用的“开发商主导模式”。

  而在温州,则一直保持着由指挥部挂帅的传统,各指挥部主导各街区开发,对拆迁、安置、出售多余安置房进行一条龙管理。未售完的安置房,产权仍在指挥部手里。由此,各个指挥部具有相当大的管理权限。

  为规范拆迁安置房管理,温州市政府曾多次出台相关文件。

  2000年,温州市出台规定,拆迁安置落实以后作为商品房公开销售的安置房,必须在公开销售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得以任何理由低价出售。

  3年以后,温州市政府办公室又出台新规定,作为2000年的补充,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出售安置房,特别强调安置房转商品房,必须经过市政府批准。

  而旧城改建指挥部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也承认,即使安置房转为商品房,本质上仍与普通商品房不同,“原则上需要拆迁户都得到安置,才能对外公开销售”。

  虽然有严格规定,但具体操作中,仍存在诸多弹性。比如“拆迁户都得到安置”就难以确定,因为在旧城改造的进程中,即使是邻近地块,拆迁时间也往往相差甚远。比如记者实地了解到,莲花大厦和世贸中心边上,就有几栋房子拖了五六年还悬而未决,部分居民搬出去又搬回。

  最大的弹性是,违规操作私下进行。此次被曝光的143套出售给官员、内部人士的拆迁安置房,据指挥部确认,连预售许可证都没有。这意味着指挥部售房,涉嫌两处违规:一是未按市场价格销售,二是未取得许可证。

  温州拆迁模式:政府主导样本的利弊

  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应该放弃主导,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政府、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的对立关系,并最终杜绝拆迁和安置中出现的不公正

  此次暴露出诸多问题的温州拆迁模式,正是政府主导拆迁的标本之一。据媒体报道,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物权法》起草者之一王利明曾透露,《城市拆迁条例(草案)》已拟定,正在广泛征求意见,提交讨论的草案中,开发商主导拆迁过程的模式将被政府主导的模式取代。

  而温州“购房门”事件正好印证了政府主导的诸多利弊,尤具借鉴意义。

  对开发商主导转变为政府主导,许多学者曾陆续发表不同意见。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独立学者秋风向南都记者指出,其实所有的拆迁安置都是政府主导,只不过程度不同。比如开发商主导的模式,实际也是政府主导,开发商把拆迁安置费拨给政府,政府权力从批地到实施拆迁,从未放弃过介入。

  温州模式实际是程度更深的政府主导,从批地到拆迁、销售,完全由作为政府直属机构的指挥部主导。没有分配完的安置房,既是国有资产,又是商业资产。所以,温州向官员出售安置房事件,既涉及到国有资产如何分配,又涉及到商业资产如何销售。

  据南都记者调查,在温州的拆迁模式中,普通居民的意见主要是从拆迁到安置间隔时间太长。而温州市拆迁办也承认,市区拆迁安置的间隔,往往会超出国家规定时间(高层3年,多层2年)。拆迁办解释,温州不像上海、北京,原地安置必须所有拆迁户都同意搬迁才能施工,往往拉长了工期。

  温州拆迁也有其优点,一些市民告诉记者,对原址回迁的做法比较满意。和动辄搬到偏远市郊相比,居住在原来的地块,在温州是拆迁安置规则中默认的基本要求。秋风评价说,能够原址回迁,是因为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比如温州、广州,被拆迁人往往拥有更强大的议价能力。

  温州人向来善于保护自己权益,最近几年,温州滩涂养殖户曾告赢了国家环保局,养殖户又告赢了温州市政府。但即使在善于主张民间权利的温州,在拆迁这一潜藏着巨大商业利益的领域,纷争也从未停止。大南门小南门一楼的铺面,拆迁户对拆迁安置分配不满,标语画了满墙,至今仍没有一家商户敢入驻。越是在繁华街区,街道两旁的建筑上,越容易看到对拆迁不满的市民书写的标语,

  温州官员购房团事件在网络上传播开后,一些省市也开始要求公务员申报房产。据媒体报道,上海市计委,即要求局级、副局级官员必须申报自己购买所有商品房的时间、价格、房源信息以及折扣等相关情况。不仅是其本人所购买房源,包括其配偶和子女的购房情况都必须一一禀明。

  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应该放弃主导,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政府、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的对立关系。地块的居民才能获得议价能力,并最终杜绝拆迁和安置中出现的不公正。

  官员低价买房的潜规则并非只发生在温州。去年,上海媒体曾曝光,当地肇嘉浜路22名买家所获折扣高达三至五成,他们中包括前市委领导秘书以及上海公安部门分局领导之子,莘庄工业区管委会原主任、国企高官,还有个别背景看似普通的年轻女性。

  同样的权力寻租发生在温州,温州市政府承认,出售给官员的143套房子属“擅自售房”,将追究有关部门责任。但若要购房的官员们此刻补上差价,动辄便是几百万人民币———从理论上说,这相当于官员们几十年的工资收入。

  温州已成一团乱麻,记者拨打的多名官员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接通的电话也大多匆匆说句“不了解情况”便结束谈话。

  但或许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温州市委已决定由各建筑单位对商品房销售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查,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商品房的,将一律予以严肃查处。

  “购房门”解读

  指挥部的卖房“冲动”

  温州拆迁是一种市场分配和政府主导的复杂混合体。温州“购房门”事件正好印证了政府主导的诸多利弊,尤具借鉴意义。

  温州模式实际是程度更深的政府主导,从批地到拆迁、销售,完全由作为政府直属机构的指挥部主导。这些指挥部直属于政府,是一个行政机构,但它负责商业开发,又俨然变成了当地最大的开发商。

  虽然各项目公司可以向银行贷款,但对旧城改建,政府原则上不投入资金,依靠“自我平衡”运作。旧城改建指挥部是温州最大的指挥部,但在旧城改建中,包括上千万的管理费用、拆迁费用在内的若干花销,均由若干指挥部“自我平衡”。

  所以,在卖房这件事上,指挥部几乎有天然的冲动。官员购房事件传出后,温州旧城改建指挥部答记者问中,也把“回笼资金,保证改建区安置房建设顺利进行”作为一个理由。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杨传敏

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9-04/15/content_7602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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