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度传媒人物风云录 - 传媒江湖 - 星空 - 搜狐圈子

2009年6月16日，是全年上下半年的分界线，当日四海升平，并无大事可叙，纵观全年，各种传媒事件悄然而去，既平淡无奇又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不过，我们可以引用《万历十五年》中的一句话，“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即以6月16日为例，当日“新华社电视”（09年11月开播）进驻“开心网”，几天后其“粉丝”突破10万人。在一年纷繁复杂的传媒事件中，实在没多少记者关心这事。但它至少透出三层意思：1、经营对于媒体越来越重要，读者、观众是媒体的生命线，即便是国家第一媒体也不得不千方百计去争取更多的“眼球”。在一个报社，发行员日益比记者更重要。2、新锐媒体尤其是网媒、掌媒，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传统媒体不断向其献媚，中国传统媒体在层层夹缝中，也许正像美国一样处在大规模倒闭的前夜。3、传统媒体走下传教和卫道的圣坛，它自身的命运与其影响力联系在一起，开心网、腾讯qq、迅雷等因其影响力卓越，它就是超级传播媒介，传统媒体及其个体记者的使命和职责越来越模糊不清。我们将看到，今后任何一个传媒人物，其命运都跟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将成为常态。

编辑部与资方的矛盾

11月，《财经》杂志继总经理吴传晖辞职后，创始人、主编胡舒立亦辞职，一大批经营骨干、主力记者跟随而去，这成为轰动一时的传媒事件。新团队表示要办一本《财新》杂志，但随后胡舒立宣布担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和教授。12月，胡舒立团队活跃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其作品都发布在他们新办的“我们网”上。胡舒立掌舵《财经》10年，使这本杂志成为中国顶尖高端的读物，“谁在操纵亿安科技”、“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等大批独家报道曾在中国证券市场产生深远影响。胡的离职，原因众说纷纭，但资方与采编部矛盾无疑是重要原因。据联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称，原《财经》团队早已“精心设计好了离开的步骤，在离职前已经组建或者参股到竞争性媒体之中”；原《财经》管理团队则认为，是联办想要控制编辑权从而控制《财经》，处心积虑逼走团队。7月17日联办发给《财经》一份正式文件要求：退回财经领域，正面报道为主；对联办有关新闻报道的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财经》杂志每期封面报道的题目，在发稿前报联办批准。

从大背景看，主管单位干预采编是个不争事实。年初，新闻出版总署要求，报刊主管主办单位必须切实履行监管职责，若报刊出现重大问题，将追究主管单位领导人责任。2007年可谓假新闻年，2008年可谓抓记者年，2009年站在历史的节点上，可谓改革整顿年。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年初指出，2008年，媒体违规案件780件，集中在三个方面：记者和记者站违规问题突出，占40%以上；虚假新闻突出，对敏感问题、突发及群体性事件报道炒作明显，因此，2009年是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改革发展管理的攻坚年”。从上述背景看，财经杂志既高度关注敏感、突发事件，又十分排斥主管单位干预，胡舒立与资方发生冲突势在必然。

12月，新编辑团队的《财经》杂志出炉，“重庆打黑”为其封面，重大时政事件均有涉猎，并未“退回财经领域”。新团队是：总编辑王波明、常务副总编杨浪、副总编辑赵力、主编何力、执行主编何刚。“两何”都是资深媒体人，何力曾任《经济观察报》和《第一财经周刊》的总编辑，何刚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助理。

政治高压下生存的中国媒体

同样知名的《南方周末》在做完奥巴马的独家专访后，总编向熹被降职为执行主编，新任主编为南方日报社委、要闻部主任黄灿。同时，南方周末》关于全总第一书记的接替人选报道，中组部新闻发言人斥为“完全是无中生有”。南周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些消息也都未产生震动，换个总编，错报个消息也许算不了什么大事。

“假新闻”在往年只是民事侵权问题，但今年出版总署制定严厉措施打击虚假新闻，上升为重大政治问题，近十家报刊先后被总署通报批评，报社负责人受处罚，记者吊销记者证。笔者曾撰文指出，批评报道不宜轻定“假新闻”，但总署认定的虚假报道有相当数量都是批评报道，如《京华时报》的《招行投资永隆浮亏百亿港元》，《民营经济报》的《哈药停牌风波未平，又被踢爆曾大量生产假药》等。

云南的“躲猫猫事件”和“处女卖淫案”，在上半年震动朝野，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的参与，更是推波助澜。前者，伍皓组织了史无前例的“网民调查团”，但无功而返。后者，伍皓以他曾是新华社记者以追求真相的目的在网上发文，认为媒体报道虚假新闻。据他了解，所谓处女膜检查，并不是政法机关要求的，而是报社建议去做的，当事人遂采用让小女儿冒名顶替大女儿的办法去做了检查，并将“处女膜完整”的证明交给报社。但仅此，也并不能证明警察执法的合法性，伍皓在此事件中遭到普遍的攻伐。

网络民意汹涌而来，除了屈从，记者们别无他途。也许伍皓掌握的才是事实真相。我曾经为“新闻真相”下了一个定义“绝大多数读者认可的事实”。这个真相同“法律真相”（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事实真相（客观发生的事实）无疑是有区别的。09年度另一个震撼人心的事件是重庆打黑，它更像是一个政治运动，10年后回顾这场恐怖色彩浓厚的行动我们才能有个正确的评价。媒体报道和网络民意的“一边倒”使这场政治运动具备了合法基础，即便出现了抓名律师、高官自杀、拒绝异地审判等等不寻常事件，也罕有媒体清醒地出来质疑，个别质疑声音都被民意攻击为“替黑老大翻案”。

“处女卖淫案”最终由云南纪委、监察厅联手处罚4家媒体和省委宣传部告终。伍皓被有关官员指责“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但这并没影响他推动宣传工作改革的决心，主动向媒体提供舆论监督线索，要求媒体禁用“不明真相”，设媒体义务监督员，他的步伐十分坚定。

媒体改革是让媒体由社会公器变成文化公司

这个网络时代，更多宣传部长还沉湎在十年前的时光。湖南省石门县委宣传部贺新初今年3月以县委宣传部名义，写下《成德林——一条披着记者“羊皮”的狼》一文，举报《中国妇女报》湖南站记者成德林“不是东西，连猪狗都不如”。辱骂公函被公布到网上，贺新初说，“说实在的，我与成德林个人并没有什么恩怨，完全是工作上的。如果他到石门搞正面宣传多一点，负面宣传少一点，我肯定不会骂他，反而会感谢他。”——这种陈旧思维，在宣传部门是常态，伍皓是异态。

成德林写了很多新闻稿却“无证”，这是他最大的尴尬。贯穿媒体全年的一个主题是“新版记者证”的换发，总署要求写稿记者一定要办证，后勤、行政人员不得办证，但落实这个政策恐怕并不容易。

新版记者证上写着保障记者采访权利的若干条款，但被骂、被打、被抓的记者在2009年一点不见减少。影响较大的有：3月，《小康》杂志记者陈勇在湖南遭城管抢夺相机并被打。5月，新京报记者孔璞、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采访邓玉娇案被推搡、器材被砸毁。6月，山东齐鲁电视台记者王羲在采访时被一村干部打耳光。7月，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记者在东莞大岭山镇采访一跳楼事件，遭数人殴打，两台相机被抢走。同月，东莞谢岗镇一仓库发生大火，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及广州日报记者遭到保安围殴，两记者被打伤入院。10月，洛阳广电报记者张金星在采访车祸现场时，被拉到派出所拷在椅子上非法拘禁，身上多处受伤，后来调查称他酒后失态致此。11月，河北青年报女副总编乐倩在自家楼下遭到歹徒殴打。

11月8日，律师周泽发布了一份“记者权益观察报告”，他几乎担任了所有“抓记者”案件的代理律师，在记者权益保护上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列举的2009年记者被打事件即已超过30宗。09年进入公众视线的仅有一起“抓记者”事件，即《长江商报》记者姚海鹰遭检察院刑事传唤。他因一起侵犯商业秘密罪事件的调查，触犯了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遭该院多次传唤威胁。后来检察院道歉，但姚海鹰也因之去职。姚海鹰在《长江商报》是首席记者和深度报道部主任，从业经历有20年，若非上网求助引起震动，若非中央高层直接发话批评江岸检察院，此事不知会如何终了。

再强大的媒体，面对国家权力机关，都脆弱如一根芦苇。不要说检察院、公安局这些强权机构，广电局、文化局之类的“清水衙门”，都足以致一个报社死地，这是当今最无奈的现实。09年5月，各bbs上都出现了“太原《生活晨报》被邮局直接卖到废品站”的帖子，指出其2000万份报纸被当废纸恶意卖掉。帖子是报社组织在网上发的，报社总编辑罗广德说：“触目惊心，我很伤心。”一个邮政局，仅仅是不履行协议的行为，就让一个报社只能采取弱者维权的方式上网呼吁。还有无锡城管局强拆1241个报刊亭，众多受影响的报社除了网上喊两声冤，也只能随之任之。

媒体毕竟只是一个事业单位，今后大多还要转变为企业，其行为自然有众多的监管与干预。09年有几个报社老总受刑事追究。《体坛周报》原社长瞿优远被检察院逮捕，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问题。《深圳法制报》原总编苏宏宇涉嫌贪污、受贿80余万，被判刑10年6个月。《宁波日报》原社长张秉礼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3个月。北广传媒原副总经理赵文彦涉贪143万被公诉。

2009年对于报社尤其是非时政报社来说，是恐惧中度过的一年。总署本年下了两个关乎生死的文件，一是“报刊退出机制”，一是“非时政出版单位转企业”。报刊退出机制要求，凡是不能达到一定要求的报刊均予停刊，报道写的好不好是无法衡量的，总署衡量的主要标准是经营成绩和发行量，发行太少、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企业都在关停之列。总署更倾向将新闻单位作为企业来量化管理。尤其是非时政报刊，总署要求2011年前一律转制为企业。今年已有三家报刊停刊。3月，因投资方撤资和经营不善，《中国足球报》宣布暂时停刊。同时，创刊30年的《市场报》停刊。8月，中国记协所属的《中华新闻报》停刊，成为首家倒闭的中央报纸。

2009年出版总署一系列的媒体改革、整顿举措，无疑都出自“团派”出身的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之手。柳斌杰在10月撰文说，新闻出版业正处在战略机遇期，必须改变小散乱的状况，进一步深化出版改革，推动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和改制，鼓励和支持骨干企业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重组，打造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出版传媒集团，打造出中国出版传媒的航空母舰，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和文化竞争。

显然，柳斌杰的雄心壮志是，必须推动中国媒体做大做强，走向全球。这是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根本动因。但在另一件事上，他却成了争议一方当事人。针对网易运营海外引进的大型游戏“魔兽争霸”，总署停止审批，柳斌杰对媒体说，“未获审批进口游戏可处巨额罚款”。而文化部则高调声称，审批网游是文化部的权力，跟总署无关。神仙打架，令网易公司无所适从。

新闻媒体的2012即将来临

总署“退出机制”今年只是试点，往后几年正式实施，必然大规模关停报刊。这个措施看起来生硬，实际也是应时之举。十年来，网络已经由蹒跚起步成长为巨人，取代报刊成为人们的主要信息来源。报纸依靠网络传递新闻，而不是报纸本身。报纸每天都在追逐网上发生的事件。新闻很重要，但是报纸很次要。当第五代媒体“掌媒”成长起来后，人们就更有理由抛弃一切纸张媒体了——这种媒体还有个天然的缺陷，它的纸是伐木而来，是不环保的。看看国外，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国报刊社未来的命运：今年一季度，美国已有33家日报申请破产，其中包括《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拥有140多年历史的《西雅图邮报》停刊；日本造纸集团宣布亏损；纽约时报一季报亏损7450万美元；道琼斯宣布停刊旗下《远东经济评论》；美国媒体广告收入上半年下降100亿美元。美国《读者文摘》公司8月17日宣布，公司背负了22亿美元的债务，申请破产。全年里，英国报纸倒闭了60家。而关于网络的消息是，全球数字内容总量目前逼近5000亿GB，《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付费用户规模已达百万。

CNNIC至今沿袭10年前制定的网络新闻管理政策，不允许新浪、腾讯、网易等大型门户网站拥有采访和报道权，只允许其转载有规范来源的新闻。而这些门户网站蠢蠢欲动多年，访谈、对话、博客、论坛都是其发布原创新闻的方式，其影响一点不比纸媒小。事实上，这些门户网站的新闻编辑，大多来自传统媒体，独立采编发新闻在技术上完全不成问题。

2009年度的胡润富豪榜上，腾讯的马化腾首次位列IT富豪榜首富，财富239亿；网易的丁磊排名第二，财富175亿；盛大网络的陈天桥家族与百度的李彦宏并列第三，财富150亿。马化腾首次位列首富，但腾讯“全面出击”的战略在各领域都开始遭遇强敌。仅以腾讯中文输入法为例，遭到搜狗输入法2000万元的天价诉讼索赔，称其不正当竞争。

今年知名网站其他的人事异动有：谷歌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辞职。原新浪财经总监王炜正式出任凤凰网总编辑。原和讯总编辑杨斌离职，跳槽到网易任副总裁。和讯网副总编辑孟波离职，加盟新浪网出任副总编。原搜狐焦点网主编卞京则加盟和讯，任房产频道负责人。这些来来去去，跟普通企业经理人跳槽没多大分别，不像《财经》那样一个主编离职即引起一场风暴。最后一个让人唏嘘的事件是《南国早报》副总编刘原被撤职，原因在于他刊发的16岁学生邓森山在广西南宁“戒网瘾”离奇死亡的报道。

2009年9月，中央电视台继“社会记录”停播后，“实话实说”也停播了。主持人和晶在她的博客上说：“《实话实说》整整14年，我的队友们依然乘地铁上班，买房还要靠家属帮忙，他们傻啊？”依然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央视停播这个节目的基本原因是它不营利，仅有社会价值而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同时停播的还有“同一首歌”，而其停与不停，由于孟欣的朝辞夕改，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了扑朔迷离的娱乐事件。

央视通常是企业，更多时候是娱乐新闻制造者，偶尔才像是新闻媒体。6月5日，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患淋巴癌病逝，央视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央视新主播”成为一个娱乐名词，尤其是亮丽的美女主播胡蝶、章艳、李雨霏、欧阳夏丹，一再走进娱乐新闻里。“马斌读报”是央视一个受欢迎的新闻栏目，在传出“马斌裸照”后，他不再“读报”了，去向成谜。央视“名嘴”、前主持人方宏进因欠款纠纷，被警方以涉嫌诈骗抓捕，这个法制新闻照例被安排在娱乐新闻类。赵忠祥在今年退休，随后成为娱乐圈红人，说了不少“雷人”的话，经典的如“我求你们，骂我吧！”（田加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