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透视中国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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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5 12:11:27 来源:新民周刊(上海)跟贴 111 条手机看新闻现实生活中的黑社会，已不是电影里好狠斗勇的斧头帮，它通常以“公司”的合法名义出现，伴随着暴力，以及权力阶层的寻租。
新民周刊2009044期封面
重庆赌业的滋生有着广阔的基础和肥沃的土壤.
重庆警方国庆前夕集中销毁3378支各类非法枪支.中国为什么会有涉黑组织
权力和黑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这样的轶事大量流传在民间。在重庆这场自上而下的打黑风暴中，王立军端掉了文强，“无间道”由传闻变为确凿的现实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会有黑社会组织滋生与蔓延的土壤？这是很多民众普遍带有的疑惑。法律专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确不应该允许黑社会的存在。然而，不幸的是，黑社会组织并不会自动选择国家体制，它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而远离我们的生活。“权力寻租”成了中国当代黑社会犯罪滋生与蔓延的祸首。
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政府官员的角色由‘保护伞’转变为‘黑老大’，并不仅仅是个别官员思想素质差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的表现，而是腐败转型的又一标志。它预示着反腐道路将更艰难。因此，重庆扫黑行动应该让我们深入关注。(陈冰 季天琴)
重庆黑帮发迹史
黑社会是一种经济动物，具备两个产生条件，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是城市贫困人群和盲目进城的农村人口。前者是黑社会产生的经济动力，为地下赌场、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成为黑社会的盘剥对象和马仔资源。当重庆站在经济腾飞的路口时，这两个条件同时都具备了。
撰稿·季天琴(特派记者)
现实生活中的黑社会，已不是电影里好狠斗勇的斧头帮，它通常以“公司”的合法名义出现，伴随着暴力，以及权力阶层的寻租。
重庆掀起的打黑风暴，犹如撕开了一道社会伤口——黑恶势力与腐败分子、经济部门交叉感染，其盘根错节已渗透经济命脉，触及执政利益。
如此险恶的江湖，似乎也只能依靠某种超常规的方式来冲击。
此前，铁血人物王立军“空降”重庆，在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力挺之下，一人单挑一个江湖，不仅当地民众对这个传奇警官寄予厚望，在重庆以外，无数的人也在网上盼望：王立军什么时候来我们这里？
以暴力甚至假借公权力开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绝非重庆独有，只不过川渝地区浓重的码头文化和袍哥传统使其更为显性和乖张。
滋养黑恶势力的土壤宽广而肥厚，但是王立军式的打黑英雄总是可遇不可求。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此天下无贼？ ——我们离法治社会还很远，“打黑风暴”无法改变这个判断，只会让人对此认识得更清晰。
“换个地方耍嘛”
重庆的老百姓对这些官方数据并不敏感，对于打黑，他们有自己的民间判断标准，其中之一，即看“亮点”茶楼是否被查处。
重庆的热辣和率真在夜色中袒露得更为恣意——午夜过后，“摩的”轰鸣着穿街过巷，马路边还有喧闹的火锅店和大声吆喝着划拳的食客。那些数不清的洗脚房按摩室，只在夜里闪耀出暧昧的桃红色的光。
这些都是重庆黑暗森林里，最市井最底层的风景。
夜生活发达，娱乐业在这个城市的地位举足轻重——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陈明亮就是在重庆市大世界酒店云梦阁夜总会被警方带走的，事发当时陈明亮正在和一群人在豪赌，桌子上放了毒品、现金和刀具。
陈明亮是这次被抓的“涉黑”老大中最有钱的一个，在“棒棒”还是满城跑的西南山城，他的座驾是价值500万元的宾利轿车，又花了200万元进行了改装。
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这样的风景况味在重庆出现还不过是近10多年来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还处在开放力量和谨慎力量对峙的阶段。一位解放后就在重庆市公安局任职的警察回忆，当时重庆市有关方面要求娱乐场所还有宾馆等服务业的开放尺度大一些，但是市公安局的领导比较保守谨慎，最后，双方采取了中和的态度——只开放大宾馆，宾馆的旅客登记簿，每天都要送市公安局。
不过，谨慎很快就遭到了瓦解。以“为了经济发展”为由，要求放松盘查，歌厅和舞厅开始兴起。
重庆夜晚的人间烟火也因此越来越璀璨，重庆人的娱乐生活开始进入夜店时代——2001年，陈明亮、马当、雷德明等人在大世界酒店开设了云梦阁夜总会；2004年，王小军、雷德明等人在渝中区海逸酒店开设豪城夜总会。
在上述人士中，马当被认为比较“干净”。相熟人士透露，马当接手大世界酒店后，为了不受“骚扰”，找到了时任渝中区公安分局局长的彭长健，后来又跟陈明亮合作，以求扩张势力，结果陈明亮带来些东西，“有刀有枪，马当也就进去了”。
雄踞重庆高端娱乐业霸主地位的，是传奇式人物岳宁。重庆万豪白宫会所成立时，岳宁才32岁。此前，这个音乐爱好者苦练手风琴12年，因为一场失败的考试砸琴从商；远渡重洋后回国，在市歌剧团旁边开过药膳饭馆，并成功积累了第一桶金。
在很多人看来，商人岳宁身上颇有文学青年的气质——此人偶尔写一些“脱离了俗世烟尘”的诗，他在白宫会所的办公室里还放了一架年代久远的老式钢琴，有一次，面对采访他的当地记者，他还随手弹了一首法国音乐家的曲子，并告诉记者，“这是我最喜欢的现代浪漫风格”，他甚至还说出了这样富有哲理的话：一个人最值得炫耀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财富。
另一个认识岳宁近20年的媒体人士认为岳宁的这番话极度不靠谱，因为他的记忆与此大相径庭：“我对岳宁90年代的印象是很崇拜金钱，见面时有事没事喜欢掏一把大票子在你面前拍来拍去。”
能够肯定的是，伪文化人岳宁不是什么善茬。这次打黑行动中，此人因涉嫌6项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逮捕。
如今，较场口那座金碧辉煌的万豪酒店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显得十分落寞，白宫会所在6月底就关了门。而在大世界酒店的五楼——云梦阁的所在地，保安也告诉别人：“换个地方耍嘛。”
截至11月初，据重庆官方统计，重庆已经抓获涉嫌黑恶及其他犯罪人员共2954人，查扣涉案资产17亿余元。
不过，重庆的老百姓对这些官方数据并不敏感，对于打黑，他们有自己的民间判断标准，其中之一，即看“亮点”茶楼是否被查处——这是分别在重庆市渝中区一号桥附近、七星岗捍卫路口及大溪沟等地开设的卖淫场所。
不到重庆，便无法体会“亮点”深刻的知名度，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政府官员，闲聊中都不免提到此地。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教授介绍说，“此处物美价廉，价格也十分规矩，比物价局管得还要好”——还不忘加一句，“当然，我没去过，我认识的人去过的不少”。
在网上，甚至流传着不少军事化管理下“亮点”小姐的屈辱故事，不过，十几年来“亮点”从未被正式查处过。一位律师告诉记者：重庆人民都知道一号桥附近有个亮点，文局长开的。
这次风暴中，这一个处在市中心，与市公安局、渝中区公安分局隔街相望的色情场所，总算被端掉了。
“麻托”，疯狂的赌场
当赌徒被刺激得血脉贲张时，赌场更像是一辆上演生死时速的汽车，所有影响利益的东西都要抛掉——怜悯、道义、契约，以及法律。
10月底，两名夜总会老板正在重庆一家茶楼里谈转场的价码。一位在此次“打黑”风暴中处境危险的老板试图把自己的小姐、保安转去另一个场子里。
无论是小姐、还是保安，在谈判中都被称为“资源”。
“他们需要在这个城市中求得活路，但仍然缺乏和城市对话、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成为黑社会最容易控制的群体。”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说。
汪力是国内第一批研究黑社会的学者，在他看来，黑社会是一种经济动物，具备两个产生条件，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是城市贫困人群和盲目进城的农村人口。前者是黑社会产生的经济动力，为地下赌场、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成为黑社会的盘剥对象和马仔资源。
当重庆站在经济腾飞的路口时，这两个条件同时都具备了。
对重庆警方而言，那是一个坏的时代——虽然这时“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在官方话语中，但是治安确实不比从前；但是现在看来，那确实又是最好的时代——当时的情况还不像今天这么复杂纠结。
当时，几乎所有的“涉黑”势力几乎都处在初级阶段，盈利模式简单又相似——除了娱乐业，犯罪团伙还会选择在重庆各大酒店以及城乡接合部，开设赌场，以骰子、金花等形式聚众赌博，从中抽成，当然，也包括在赌场开设放高利贷等一条龙服务。
赌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开始兵不血刃地杀入了重庆的市民生活。
这个城市的麻将声令人深刻。11月初，在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附近，一家小超市的老板用冻饮料的立式冰柜挡住了自家门口，即便如此，你还是能通过“哗啦啦”的洗牌声轻易地断定，里面有一群正在码长城的能工巧匠。
新的工种由此产生，不少“茶楼”甚至招聘“麻托”——此地，“茶楼”基本上都不是正儿八经喝茶的地方。
曾当过“麻托”的李扬(化名)解释，“麻托”的工作主要就是陪客人打牌，输赢自负，每月可从茶楼老板处支取工资1500元左右。这个薪水在当地已属可观，在这里，一室户每月租金才800元左右。
在赌场上，赌博者的兴奋阈值总是很轻易地提高，更敢冒险的人也就应运而生，“放水”人员开始进入赌场。“放水”主要是向赌客放高利贷，每天利息为所借出赌资的5%。
当赌徒被刺激得血脉贲张时，赌场更像是一辆上演生死时速的汽车，所有影响利益的东西都要抛掉——怜悯、道义、契约，以及法律。
聪明人一向都针对有钱人放贷，陈明亮由此勾结了一家澳门洗码公司。重庆的一个民营企业家透露，陈明亮的惯用手法是“邀请”老板们去澳门赌博，并提供吃住行一条龙服务，由陈明亮拿码。
表面的“亲热”至少暂时遮蔽了陈明亮残酷无情的本来面目。在澳门，陈明亮专门安排手下负责接待赌客，并随时报告输赢情况，而洗码费赌场则按赢金额的千分之九点五划到他的账上。
到澳门赌钱的重庆老板，最后都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离开赌场之前，老板们才发现自己的赌债至少已经以千万计了，于是“押回重庆，逼其还钱”。
“放水”凶猛
黑社会大佬背后，涌动着300亿元的高利贷黑金。在官员跟黑社会勾结的堡垒里，到底是谁在为黑社会提供庞大的黑钱？
1997年，重庆直辖，主政者不再战战兢兢地为经济基础而发愁。这个城市现在有3000多万人口，数不清的高楼，还有无数个工地——重庆市长王鸿举曾这样向中外媒体形容这个城市的发展速度：每3个月就要更新一版地图。
重庆搭上了中国GDP突飞猛进式的快车，后来的“涉黑”老大们纷纷在此时涉足经济领域，重庆“摩帮”成为这个时期改革片段的最好脚注。中国制造业的“军转民”这个突破口，成就了在“摩帮”这个名头很响、江湖味很浓的摩托制造群体，成为重庆的一纸重要名片。
彼时，作为重庆市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龚刚模被称为摩托车行业中的销售奇才。不过，龚刚模在这次“打黑”风暴中落网，缘于他灰色领域的逐利野心。
“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出现新一轮的人财物大流动，社会管理、控制和防范机制跟不上，社会治安随之也将出现新的情况、新的特点”，现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总结。
对重庆而言，这趟经济列车奔得过快了，脆弱的车身似乎跟不上轮子飞驰的节奏。随着重庆经济的空前活跃，金融、房产领域的“放水”，触目惊心得可怕。
重庆市工商联近日的一份报告显示：重庆90%的房地产公司都借高利贷，相关金额高达100亿元，“房地产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
不少地产公司的老板为了躲避放贷方的逼债恐吓，甚至被迫开始了逃亡生涯。作为常见的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运作高利贷向房地产业“谋财”的典型样本，重庆市金龙房地产公司经常被业界提起。
了解金龙内幕的一位企业家透露，其老板为人活络，又抓住了房地产开发的黄金时期，公司巅峰时期一年能开发5万平方米的项目，总资产数亿计。
这样的好故事却因为高利贷的出现早早收场。由于向高利贷借款400多万元，在每月高达160万元利息的重压之下，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其老板被迫将3000多万元的房产过户给放贷方，“不敢不配合，否则不是伤就是残，控制你的人身自由就更正常了”。
不过，高利贷还是没有放过他。为躲避放贷方的逼债恐吓，最后，该老板不得不将股权拱手送给一个朋友，逃往云南、西藏等地躲债。
据已查证的事实显示，金龙高利贷案的背后操纵者，正是此次被缉拿的龚刚模等人。龚与曾当过警察的陈坤志共同成立了重庆万贯财务咨询公司，该公司的实际业务就是向企业放贷。
金龙的故事并不是孤例。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重庆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维持运营，借用民间高利贷，逾期难以偿还。这些高利贷不仅数量惊人，利息更是高得离谱。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坦言，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才导致了放水公司的盛行 ，“银行只会去支持大企业，而它们却未必一定缺钱”。
黑社会大佬背后，涌动着每年上百亿元的高利贷收入。官员跟黑社会勾结的堡垒里，到底是谁在为黑社会提供庞大的黑钱？
在此次打黑过程中，王立军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多亿元，相当于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
“我接触过这些人，据我了解，这些资金来源一些是贪官的非法所得，通过放高利贷达到洗钱的目的，还有部分是国有银行通过职务之便弄出来的钱，”律师周立太如此分析。
可以得见的是，在游动着数亿高利贷的重庆，讨债事业相当红火。无论是在卖小面的弄堂里，还是在希尔顿酒店的围墙上，随处可见“追债维权”的“牛皮癣”。 很多追债公司为了取得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甚至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出现。
追债的技术也随之升级，龚刚模甚至给他的手下配置了自制砍刀、手枪等武器，并有严格的内部分工。在这些监管缺失的灰色领域，一些团伙甚至有了AK47，以及警方专用的移动电话定位系统。
黑金和权力的媾和
在袍哥传统和码头文化交融的重庆，各种建立在金钱、亲情和友情之上的社会关系，在这座人口密度名列全国前茅的城市里，被紧密地织成一张网。
时间再倒回到本世纪初——那个时候，大佬们的江湖还远远没成气候，陈明亮最大的生意还是夜总会，陈坤志则被清除出公安局，而王天伦仍在乡下杀猪。
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些大佬们在不同的领域拼杀，手段各异，但是最后都无一例外地站在了财富的金字塔尖。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永恒的定律，财富新贵总是迫不及待地走向政治前台。
2005年，“有刀有枪”的陈明亮当选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那年他已成功进军房地产，斥资1.4亿元在人民广场打造了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重庆泰古三峡古玩城，被称为重庆最大的古玩商。
禁忌越多、垄断利润越诱人，争抢利润的人就更狠，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基础、更肥沃的土壤。追溯重庆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在交通、物流、土地、娱乐等相对垄断的行业中，都可以见到黑恶势力的阴影，以及政府的保护伞。
在“重庆屠夫”王天伦的发家史上，不难找出政府主导的痕迹。
作为草根中的草根，出生于重庆合川农村的王天伦刚出道时不得不靠智慧和能力求生存。19080年之前，王天伦的愿望就是从村里收购更多的生猪，然后他琢磨起稻田养鱼，这一方式后来受到四川省政府的表彰。
此后，他逐渐走到了事业的最高峰。到王天伦案发，他的公司已垄断重庆市场七成以上的生猪供应源。
“屠宰行业打出了一个老大，王天伦，绰号叫王三儿。猪肉行业的垄断特点，在于控制生猪来源和批发渠道，他势力范围内的生猪，只能送到他的屠宰厂，否则就收拾你”，某个从事过屠宰行业的人士说。
“2003年，全市有108家屠宰厂，市政府砍掉了100家。不用说你也晓得，要成为幸存的8家有多难。市里还新成立了一家屠宰有限公司，据说投资两个亿，但是只以每年100多万租给了一个姓周的人，也就是说200年才能收回投资。这种游戏，我们是参与不进去的。”
2005年5月，王天伦给当时的重庆市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信，请求组建重庆市肉食品加工及配送中心，3天后就得到批示。此后，在发展成“猪霸”的路上，重庆市政府官员也一手促成了上海梅林集团对其公司的收购。王天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大渡口区政协委员。
建立在威逼、恐吓甚至殴打上的垄断，几乎在每个行业都盛行。而在个别市场，有肉霸、菜霸，甚至可以进一步细分到，猪肉霸、牛肉霸、猪脆骨霸，具体到重庆人民热爱的小面，还存在着个“小面联盟”。
血腥的故事于是经常发生。2006年，沙坪坝的一个“牛肉霸”为了教训一个不到公司进货的经营户，雇人将该经营户砍死，一条人命的“酬金”仅为1万元。
早年为派出所警员的陈坤志因殴打他人受到撤职处分，脱下警服后进入了商界。公司成立后，便接连发生了该公司以4300万低价获得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21亿元的不良债权、以低价拍得“奥妮土地”地块的蹊跷事。
“奥妮拍卖案”曾遭央视《新闻调查》曝光，在这条黑社会和权力勾兑的利益链上，牵扯到了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以及重庆高院原执行局局长、重庆市法官学院院长乌小青。
曾参与此次拍卖会的当地记者对当天的紧张气氛记忆犹新——无论是进门处，还是拍卖场里，都是一排排穿着黑西装的“小平头”壮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南山高尔夫会所接受央视采访时，陈坤志不忘吐露自己的委屈：“什么黑帮、流氓，那是很低级的。”
当“涉黑”势力与公权力勾结时，司法腐败在所难免。在重庆，不少律师都有司法界的“及时雨”之称。
这个说法得到了一位律师的赞同，“现在抓了些法官和律师，但是有问题的还很多。你看那些年收入上千万的律所，基本上都是有人脉的。”
文强背后的官场生态
熟悉文强的公安内部人士透露，从2000年开始，文强涉黑问题被逐渐暴露，而上面也开始关注。一名退休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那时文强涉黑在重庆已经不是秘密，文强和一些涉黑大佬在公共场合出入变得公开化。
撰稿·季天琴(特派记者)
2008年6月25日，重庆市公安局宣布人事任免的决定，从辽宁锦州调来的王立军接任了文强的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文强的新去处是重庆市司法局。
在各自的警界中，王立军和文强都是一面旗帜性的人物。两人的“打黑”事迹均以文学形式广泛流传，文强抓捕张君的事迹被写成了传奇小说，而《铁血警魂》就是一部以王立军为原型的电视剧。
两个警界重量级人物的交接，被不少热衷于摆龙门阵的重庆市民认为是“要动文强的信号”。
重庆律师韩德云分析，作为正厅级官员，文强调任司法局局长虽属平调，他也由此从“二把手”变成了“一把手”，但却让他远离了经营多年的公安系统。在司法局的新位置上，他最多也是处理司法领域里的一些行政性事务。
不过，文强本人或许对这场权力博弈还充满自信和镇定，有消息说，“文强出事之前经常往北京跑”。
到了今年6月份，有关文强“落马”传闻从未中断，文强本人还曾对这些传闻公开进行调侃。在被“双规”前不久，在一些公开会议上，文强自信满满，看不出丝毫政治生命走到尽头的迹象。
两个月后，文强自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变成了现实——他果然被双规了。
在这场自上而下的打黑风暴中，强硬的王立军居然以单骑突进的方式，部分地瓦解了重庆官场以及黑社会既有的利益格局。
今年打黑风暴启动以来，重庆已有200多名司法干部因涉黑保护身陷其中，其中有十几个厅级和副厅级干部。多名官员的落马，在重庆政界尤其是政法系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认识不少这些落马官员，他觉得他们都不冤——不过，他又反问：如果我们身处文强的位置，有几个人不会勾结黑社会、开名车、泡靓妞？
毕竟，像王立军这样充满了道德自觉的公安局长可遇不可求。
作为一个权力精英堕落的样本，在金钱的诱惑、权力的膨胀以及监督的缺位下，“打黑”局长文强逐渐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上调的巴县官员
1991年，巴县(现巴南区)的基层官吏文强的仕途一片平坦。由于“聪明、勤奋、工作肯钻研”的特点，以及1982年全国严打斗争中的表现，文强得到当时巴县县委书记张文彬的赏识。1972年从泸州公安学校毕业后仅仅十余年，他就完成了从基层科员到地方要吏的飞跃。
1983年，巴县搞机构改革，组建新班子，恰逢县委分管政法口的常委到成都学习两年，文强就接替了他的职务，得以跻身县委常委。此前，他连县公安局副局长都不是。
1985年，年仅30岁的文强升任巴县分管政法口的县委副书记。此时，他已经站到了从区县进入重庆市的官员升迁路径上。
不出意料，文强的仕途肯定会一片光明。在直辖之前，重庆主城区的官员大多从周围区县选拔，作为辖区内收入最高、财力贡献最大的一个县，巴县官员上调后一般都出任重要岗位。
1991年恰逢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文强在这个背景下被市委组织部推荐给了市公安局。
重庆市公安局负责人看中文强，想调他来市里，开始提出建议让他升任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局长，“先考察一下他”。不过，当时的巴县县委主要领导认为这个职务安排太低，“我们巴县出来的干部，没这么安排的”。
一年后，文强总算如愿以偿，正式成为重庆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虽然只有中专学历，但在1990年代初期，文强曾在西南师范大学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职学习两年，“那时候提拔干部学历是很重要一个指标，而警界当时高学历者少，这段学习经历，成为文强到市局任要职的重要砝码。”
刚到重庆的文强表现了他对权力的敬畏。市局当时有一批解放后就参加公安工作的老领导，在警察队伍中很有威望。刚到一个更高层级的权力系统，文强显得很恭敬，他称呼局里的老领导为“老人家”。
在另一方面，他又享有了权力的傲慢。一位曾经的市局警察领教过文强的高傲，“当时我和我们处长送文件过去，文强爱理不理。”
某个电视台记者回忆90年代的文强时，认为文强当时已经很强势了——“公安内部都知道文强是谁的人，再加上公安系统是半军事化管理，所以临江门1号市公安局大院里的人，哪怕是处长主任科长，对他都得敬畏三分。”
不过，此时的文强也确实表现了他在刑侦方面的特殊才华。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文德搞敌情出身，懂侦查业务，他也认可文强“肯钻研，分析案情能说到点子上”。
上述记者也不得不承认，文强在刑侦破案上确实很专业，也很能吃苦。他看文强破过一个案子，嫌犯家在农村，独楼独院，文强在详细了解了其外部环境和室内构造后，画出了行动图，确定由武警破门而入，特警殿后，其余民警包围四周，以防嫌犯翻墙逃匿。
“警方记者忠实记录了行动全过程，现场很精彩”，该记者说。
于是，他提出要采访文强，请他介绍这次凌晨搜捕行动的相关情况，文强同意给半小时的时间。那天很热，文强穿着衬衫和短裤，作为市局领导在电视节目中穿便装是不严肃的，于是该记者要求他把警服穿上，并且要戴上帽子。
“下头呢？拍不到噻？裤子就不笼起了哦，热球得很”，文强说。
在这位记者看来，文强的口才远远不如另一位副局长何海忠，录了很多遍才搞定，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架子，很随和，属于性情中人”。
很多和文强吃过饭局的商界人士对此也有类似的评价，“此人很耿直仗义”。不少人认为他是典型的重庆袍哥脾气，质地粗糙，缺乏打磨抛光。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表象，而非本质，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他的“哥们”怎么全是巨商大款，而没一个平头百姓？
律师周立太对文强印象就很差，文强调任司法局局长后，周立太有事给文强打电话，“作为司法局局长，那是文强分内的事”，但是文强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你找别人吧。
脾气也很大的周立太气得把电话都扔了。
“警察问题比治安形势更严峻”
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民间，议论最多的便是文强的江湖气，这跟他的爱好和行事作风也一脉相承——喜欢看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上了酒桌也很豪爽，跟他相熟的人并不称之以职务，而是喊他“强哥”。
看起来很亲热的文强，在更多人眼中显得难以亲近。90年代，重庆有个小警察找到某个跑公安条线的记者，想调个单位，记者打个电话文强就出来了，酒喝了但事没办成。事后该记者听一个相熟的朋友说，文强对他的评价是“一个文人，文气十足，不好耍”，既然不好耍肯定就打不拢，此后除了工作再无联系。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对文强的印象也大致如此。他和文强也很熟，还曾跟黄代强一起去西安替文强的哥哥祝寿，“文二哥”的称号来自于文强在家中的排行，文强的哥哥在部队工作，位列少校。
黄代强落马之前任职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副总队长，是文强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除黄代强外，其他三人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公交分局原副局长赵利明，垫江县原副县长、公安局长徐强。
黄伟并不讳言自己和文强以及黄代强的关系——“因为我不参与他们的事情”。在和他们吃饭时，他也总能坐在主桌，能和他们坐在同一张桌上，这也是一种江湖秩序的体现。
“文强后来是越陷越深了”，黄伟说。
熟悉文强的公安内部人士透露，在2000年开始，文强涉黑问题被逐渐暴露，而上面也开始关注。一名退休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那时文强涉黑在重庆已经不是秘密，文强和一些涉黑大佬在公共场合出入变得公开化。
坊间广为传播的事例是，他和重庆市原“黑老大”王平相熟到可以在路边吃小面的地步，多年前的巴南区“黑老大”封曼、在重庆黑社会中颇有地位的“毛今儿”(绰号)都是文强的结拜兄弟。
1996年12月，重庆朝千隧道发生枪战，王平涉案。此后在警方严密布控下，王平仍然逃离重庆。有传闻说，王平之所以能在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全身而逃，文强“功不可没”。2001年，公安部开展第一次全国“打黑”行动，王平成为A级通缉犯。当时文强被公安部找去谈话，讯问他和王平的关系，文强以培养“特情”的理由把自己摘干净了。
2000年发生在重庆的“白云湖事件”，又暴露了文强的问题。当时有王渝男等十多人合资在璧山县白云湖度假村开设“百家乐”地下赌场，被查封后在短短半月内即重新开放，数日后，赌场再次被潜入的警察查抄，现场发生枪战，民警王诵伦当场死亡。
负责此案的原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私下让人毁掉了账本和通讯录。李虹由文强一手提拔，担任治安总队总队长之前，负责打黑的刑警总队一支队任队长，知情人透露，“白云湖赌场”实则有“友情赠送”给文强的干股。
一位参与此案的司法界人士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说，死难民警的家属当场大骂文强，“打什么黑，文强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就当文强涉黑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时，2000年“张君案”的破获挽救了他的败局。共和国第一刑事大案在重庆的破获，不仅使文强成功摆脱了涉黑的阴影，还成为他仕途上升的动力。在“张君案”后不久，文强擢升为正厅级侦查员，升任常务副局长，成为二把手。
不过，有消息说，从“白云湖事件”始，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文强的反映就没间断过。 对于这些质疑，文强都以工作的借口把自己撇清了。接近文强的人士回忆，2004年文强还特地在饭桌上主动提起这个问题：“现在有人说我涉黑，我们办案需要线人，必须要跟那边保持联系，办案才方便。”
满天飞舞的还有文强的各种桃色新闻。在文强的情人、原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被抓之前，关于这个“警界女杰”和文强的非议已经很多了，陈光明也曾反映“文强霸占了我好多年，不让我结婚”。
公权力量似乎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去介入这些难辨真假的丑闻，在他经营多年的公安系统内，文强逐渐坐大——有一种解释是，重庆市公安局长多是由外系统调入，本身不懂业务，在专业性极强的刑侦工作上，不得不倚靠文强。
有司法界人士认为，重庆黑社会势力猖獗的事实，“作为分管刑事侦查这么多年的公安局负责人，文强应负主要责任”——他与黑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助长了当地黑恶势力的疯狂膨胀，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原本正常经营的公司逐步走上养黑、用黑的路子。
警察和黑势力就此形成一个畸形的怪圈。正是在这样的公安执法环境之下，重庆公安开始大量培养“线人”，光明正大和涉黑人员接触，一些区县公安局长、队长甚至普通民警大量卷入。
警察的个别要害人员收到黑帮好处后的不作为，还曾在重庆衍化出一个怪胎———“民间110”。2004年，原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派出所所长岳村从警察岗位上病退，专心打理自己的“邦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号称要打造一个正规化的“民间110”，这间公司的业务包括要债、保镖等事宜，主要针对贵宾服务。
王立军甚至表示：“重庆警察队伍问题比社会治安形势还要严峻”。来自官方的消息说，这次涉黑警员落马200余人，而另外一些信息源表示，这次涉黑落马的警员已经数倍于此了。
老重庆破局
在文强双规之前，原老重庆九区十二县籍贯的不少官员也因为腐败问题落马。自2007年年底，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重庆随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倡廉行动。这与王立军到任之后展开的打黑除恶行动，形成了双管齐下的局面。
原重庆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唐文峰(正厅级)在2008年11月7日被判无期徒刑。他的涉案为当时重庆犯罪金额最大的贪官：挪用公款2.18亿元、受贿982万元、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2462余万元。唐作风飞扬跋扈，为政界所诟病，行贿的企业老总则称其为“老板”、“老爷子”。
唐文峰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区(原合川市)，曾经担任合川市市委书记、市长11年之久。而在1997年至2008年，唐文峰曾先后担任中共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书记、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在唐文峰落马之前，重庆市渝中区副区长王政、九龙坡区区长黄云、渝中区区委副书记郑维等人也相继出事。王政为土生土长的重庆市渝北区人，黄云从重庆建筑学院毕业后，长期工作在重庆。这些在重庆直辖之前就入职的官员关系十分密切。
原全国人大代表、82岁高龄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雷亨顺介绍：：“重庆情况复杂，现在的重庆是由三大块构成，一个是解放初期的原重庆，后纳入了江津和永川地区，1997年直辖之后将又合并了万州和黔江地区。”
“在整合过程中，利益和权力交织，直辖之前诸多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查处，最终形成了复杂的官场抱团现象”，雷亨顺说。
重庆打黑将持续到何时？重庆警方此前公开表示，10月下旬主城打黑将告一段落，主战场将向区县延伸，其中三峡库区的万州等区县将是重点战场。同时，继续保持对政法系统黑势力“保护伞”的高压打击外，将正式启动对隐藏在党政机关“保护伞”的清剿。
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此前透露，重庆警方的打黑专案组一度扩展到200个，参战警员由3000人增加到7000人，这相当于重庆总警力的23%。 在警力紧张、“内鬼”众多的情况下，重庆武警被大量借调到打黑专案组，协助警方抓捕和看押涉案嫌犯。
据透露，这些警员均吃住在专案组。“不过问，不打听，不传言”，这更是重庆警方的内部戒律。
某位司法界人士介绍，由于信息封闭，整个单位的气氛更加紧张，很多人晚上睡不好觉，总担心什么时候“厄运”就会降落自己头上。
在重庆流传的笑话是，某个官员下班后回家长叹一口气：又多赚了一天。
当地媒体人士也告诉《新民周刊》，他认识的民营企业家们打黑后出国的不少，有几个老板本来还想着弄个“人大代表”的牌子来“挡一挡”，但是人大代表、渝强公司的老板黎强被抓后，这些老板们发现，“人大代表”也不管用了。
周立太：不要辜负了打黑的初衷
在重庆打黑过程中，王立军值得赞赏和肯定，没打黑之前我就了解王立军——从严治警，不护短，确实改善了重庆的警察形象。不过我不赞同把他树立成一个英雄，因为打击罪犯是公安部门的责任和义务。
撰稿·季天琴(特派记者)
一向以粗犷形象示人的周立太在其办公室里，对着电话扯着嗓子喊：判了多少年？
当天是11月5日，重庆开县李义涉黑团伙案一审宣判的日子，28名被告人中有6人委托以维护农民工权益著称的律师周立太及其同事担任辩护人。
得知了判决书的结果，他给被告家属打了电话：第一，保持镇定；第二，考虑上诉。
家属在电话中显然很激动：“农村打个架，怎么比谢才萍判得还要重？”
这种现象不是个案。
法庭上，被告人多数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坚定地否认自己是黑社会，家属自然也是这么认为，甚至有些旁听者，也觉得他们算不上黑社会。
重庆打黑进入司法审判的敏感时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什么样的黑恶势力可以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等话题引发了争议。
在黎强案庭审时，旁听席上有一位律师，他的原意是来了解一下黑社会性质组织这种“新型犯罪形式”，但是看完了起诉书，律师疑惑了：莫非黑社会更新换代了？
在谢才萍一案中，一个被告人的发言引得旁听者一片哄笑：“谢才萍的背上又没有写上黑社会几个字，我们到那里打牌，怎么就成黑社会了？”
控辩双方都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展开辩论——分别是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控制特征。
如果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司法解释可以判定的，那是法官的权力，但在宣判之前，媒体已经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覆灭记》这样的大标题。媒体已经在事先定调了。
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在谢才萍一审被判18年之后，有个媒体同行很困惑地问：民意为什么普遍认为谢才萍判轻了？我们的报道和引导是不是存在问题？
在异议者当中，周立太又一次站到了了风暴的中心。在他发表了“打黑不应运动化扩大化”的观点后，成千上万的帖子直指他反对打黑，“农民工律师”现在成了“黑社会的狗头军师”。
周立太自己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坚信自己“发出了清醒有理性的声音”。
他也反复强调——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对一件事物有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不要辜负了打黑的初衷”
《新民周刊》：你提出“打黑不能扩大化运动化”这个观点，也有人认为，打黑打出了老百姓的安全感和警察的正义感，是场运动也未尝不可，你怎么看待？
周立太：所谓运动，就是个短时期效应，打黑是政府和公安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政府应该坚持长期的、持久的、制度化的依法打击。
其次，更不应该扩大化，一旦扩大，将形成法治的倒退。现在是21世纪了，不是没有法制的1960年代。
《新民周刊》：网友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你的意思，你并不是反对打黑。
周立太：有些人说我反对打黑，其实我为打黑还做了些工作。
作为律师，我给穷人打官司，那些有钱的老板都跟法院勾结了，所以我是极力反对司法腐败的。2006年我在深圳打官司，对方勾结黑社会，到我律所要去砍律师。我也很恨黑社会，也主张打击保护伞。
在重庆打黑过程中，王立军值得赞赏和肯定，没打黑之前我就了解王立军——从严治警，不护短，确实改善了重庆的警察形象。不过我不赞同把他树立成一个英雄，因为打击罪犯是公安部门的责任和义务。
《新民周刊》：你在华龙网开博回应网友的质疑和谩骂，其后，华龙网《重庆涉黑案律师称打黑应防扩大化遭质疑》的报道登上了各大门户网站，华龙网作为重庆的政府网站，你怎么看待它的反应？
周立太：华龙网有人在炒这些事。当时华龙网主动打电话让我去开博客的，我就去了。我为什么要在华龙网发文？首先，作为一个政府网站，华龙网本应在打黑过程中站在社会责任的角度上进行公正的报道，但是你看它上面有很多花边新闻。我是故意放上去的，那个帖子里很多话他们都删掉了，都是骂他们的。
我一直都强调，重庆的司法机关要正确理解薄熙来书记的讲话，薄熙来讲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依法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第二、要办成铁案，所谓铁案，就是铁的事实、铁的证据、铁的法律。
客观说，薄熙来、王立军、钱峰(重庆高院院长)的出现是重庆3000多万人民的福音，这个要肯定。不过，我们不要辜负了薄熙来和王立军打黑的初衷，否则带来的是不好的社会效果。
“我老周还能说些清醒的话”
《新民周刊》：怎么样来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周立太：刑法和全国人大的司法解释，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性界定得非常严格，必须同时具备四个特征，才能依照刑法第294条定罪量刑。
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义是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是限制的，而不是扩大的。
《新民周刊》：在为李义涉黑组织辩护中，你不认同将其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什么？
周立太：违法不等于犯罪，犯罪不等于黑社会，我们要将一般刑事犯罪与黑社会组织区分开来。李义等人确实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威胁，但他们是独立行为，并不具备严密的组织特征。
我们还要注意，有些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开县这个案子就有这么回事。以前开县拆乡建镇，镇上没有客运站，导致车辆乱停乱放，政府就鼓励民众投资客运站。搞了以后，每个进停车场的车都必须收点管理费，这算“强迫交易”吗？
这个客运站规定统一上下班、统一服装，上班时间不能喝酒、不能打牌，你说这是“帮规”吗？这是一个企业管理的基本要求，起诉书居然把这些列为“帮规”。当然，这些企业在经营时如果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分别按照犯罪事实，罪刑量定。
刑法的目的不仅是打击，更是教育和改造。就开县这个案子，有过半都是小孩与小孩打架引起的纠纷，这里面80后、90后占了多数。他们承认打架，但是不承认“黑社会性质组织”，如果打架就算黑社会，这达不到改造和教育的目的。你判他们个十几年，这些娃儿出来要报复社会的。
我们要避免“口袋罪”问题，防止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当作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你成了“黑社会的代言人”？
周立太： 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律师给农民工打官司，也给涉黑人员辩护，这是无可非议的。李志刚的岳父是我老乡，我给李志刚做辩护人，收了他们5000元律师费，包括重庆至开县的往返路费。
律师是我的职业，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是律师的天职。只要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框架下，任何一个触犯刑律的人，都有委托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这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则。
现在网上又有人开始骂赵长青(注：75岁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涉黑老大”黎强的辩护律师)，那些网友是一群暴民，担任辩护人就成了走狗，就是黑社会的代言人了吗？所有的辩护都是通往正义的道路。
有人说我是炒作，我早就成名了，犯得着炒作吗？网友骂我，我不在乎。不要看网友那群疯子，我老周在这个时候还能说些清醒的话，周立太的观点正确与否，让历史来检验。
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实体公正
《新民周刊》：你一直强调“法律问题法律化”，这句话具体是指什么？
周立太：现在气氛有些不正常。比如说，最近重庆市高院做出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不能减刑，不能假释。一个罪犯在劳改过程中该不该减刑，那得根据劳改中的表现依法做出裁判，重庆高院有什么任何权力来制定这个规定？
这次办案还出现了一些情况，律师不得会见被告人，所有的律师都看不到案卷，这就不能保障充分的辩护权。程序公正是保证实体公正的前提，如果程序都不公正，谈何实体？
《新民周刊》：社会各界齐力赞赏重庆打黑，你的“打黑不应运动化扩大化”的论调遭到了网友的误读甚至谩骂，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周立太：打黑为什么受到社会各界的一片欢迎，就是在一些地方确实出现了黑恶势力。我相信重庆这种现象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有些地方可能和重庆差不到哪。不过，黑恶势力和黑社会是不同的概念。
此外，我认为这和我们媒体的宣传是分不开的。现在法律还没审判，媒体审判、道德审判、社会审判已经定调了——犯罪嫌疑人就是黑社会，你对此提出质疑就是立场有问题。
《新民周刊》：从重庆涉黑案件看，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不断坐大成势的，为何重庆的黑恶势力影响这么深广？重庆打黑有何借鉴意义？
周立太：重庆的黑恶势力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这跟重庆的文化底蕴有关系，重庆是个不读书的城市，重庆这个地方书的销量仅相当于贵州，重庆的书商都说开不下去了，这里没有读书的氛围和市场。
你看重庆就没出什么大文人，成天就是吃喝玩，这是不正常的。重庆的码头文化要随着时代转换一下了，否则这个城市的发展不具持续性。
打黑必须制度化。只有制度化才能经常化，只有建立完善的打黑机制，才能彻底清除黑恶势力的土壤。
“除黑”困境
“在中国，黑社会组织的独特行为方式必须通过其编织的关系网才得以推行，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社会性’和它的‘保护伞’应是黑社会组织同时具备的两个要素。
撰稿·陈 冰(记者)
被混淆的概念
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犯罪？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引起过很多争论。
1997年开始实施的新《刑法》中并没有关于“黑社会犯罪”的罪名，只是第294条规定“组织、领导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只存在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而不存在黑社会犯罪；有的学者则根据目前中国有组织犯罪升级的事实指出，真正的黑社会犯罪已经在中国出现。
一直致力于黑社会犯罪研究的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邱格屏指出，新《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事实上就是“黑社会组织”的法律术语或者“学名”罢了，其内容实质与黑社会组织并无区别。
邱格屏说，多年来，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把恶势力与黑社会混为一谈，用“黑恶势力”指代“黑社会性质组织”或“恶势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概念的混乱。实际上，“黑恶势力”并不就是“恶势力”，而是黑社会势力与恶势力的合称，它包含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团伙两种犯罪组织。
“法学界指称的黑恶势力，是指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敲诈勒索、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横行乡里，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百姓，扰乱社会治安的纠合性违法犯罪集团。因此，黑社会性质犯罪是恶势力犯罪的最高层次，其他的违法犯罪团伙是较低层次的恶势力犯罪。”
邱格屏进一步指出，因为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不一样，不同国家的黑社会组织虽然有相同的追逐经济利益的目的、具有职业犯罪组织的本质，但他们的犯罪活动、犯罪手段、组织形式等却大不一样。因此，即使同样是黑手党犯罪猖獗的意大利和美国，对黑社会的定义也大相径庭；同样是“三合会”横行的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对黑社会的看法也相去甚远。
就中国来说，若套用意大利的黑社会定义，显然还未出现黑手党一类的组织。但若把中国现有的犯罪组织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的法律法规或专家学者对黑社会的界定来对比，就不难发现，中国的犯罪组织已经发展成比黑社会还“黑”的犯罪组织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专家、学者在使用‘黑社会’这一概念时，已经比多数国家要求严格了。”
按照我国的相关司法解释，刑法第294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其一，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其二，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三，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其四，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在邱格屏看来，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恶势力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和保护伞。“恶势力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们通过走私贩毒、绑架勒索、杀人放火、欺行霸市等暴力手段获取财富，危害甚众。但并不是所有起了名字的犯罪团伙都是黑社会组织，也不是凡是犯下了重大暴力罪的犯罪人都是黑社会。
“有的组织即使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的绝大多数要件，我们仍不能把它归为黑社会组织一类。比如张君团伙就只能算是一个组织程度比较高的犯罪团伙，因为它既没有形成与主流社会相抗衡的亚文化体系，把自身独特的行为方式推行开来，并造成一定的影响，为部分人所接受；也没有一个能够保护它肆无忌惮地推行其行为方式的庇护所，使人们在愿意甚至不愿意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它的独特价值观。
“在中国，黑社会组织的独特行为方式必须通过其编织的关系网才得以推行，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失去了关系网的保护，黑社会组织的行为方式不可能被任何除组织以外的个人或组织所接受，也就不可能具有“小社会”的特点。因此，‘社会性’和它的‘保护伞’应是黑社会组织同时具备的两个要素。
“黑社会”的土壤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会有黑社会组织滋生与蔓延的土壤？这是很多民众普遍有的疑惑。社会主义国家的确不应该允许黑社会的存在。然而，不幸的是，黑社会组织并不会自动选择国家体制，它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而远离我们的生活。“权力寻租”成了中国当代黑社会犯罪滋生与蔓延的祸首。
自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由于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对社会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经济关系简单，社会结构单一，黑社会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黑社会”一词也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迈开，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条件下的多元化主体已经确立，他们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欲望也已经被唤起。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的存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还行使着市场的某些职能，于是，对稀有物资的支配权，对项目、执照的审批权，优惠政策的倾斜实施权等等，使得“经济租”大量存在，寻租活动也因此异常活跃。
邱格屏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存在的权力寻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务权力寻租，一是职业权力寻租。当有职务的政府官员伺机利用所掌握的本该用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公共权力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的时候，没有职务的普通职员则利用职业权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把手中仅有的一点资源利用到“创租”活动上。最典型的就是没有职务权力却有职业权力的警察。真正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
“仔细对比新中国成立以来权力的寻租之路与黑社会组织成长之路，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存在某种相关性。共和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中，前30年因权力寻租无法开展，当时，不仅不存在黑社会犯罪，而且连一般的有组织犯罪都未见到，甚至偷摸扒窃行为都少见。自1980年以后，一般官员的寻租活动大量发生，省部级官员也开始踏进这一领域。也正是从那时起，黑社会犯罪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肆虐。”
由于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使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忍受了太多生活的不公，也助推了恶势力的成长。
有人对已经被摧毁的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做了统计，结果表明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弱势群体。除了无业人员，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都成了恶势力分子。这种情形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显得尤为突出——千百万普通劳动者被迫下岗失业、其基本生存权失去保障的同时，少数权贵借助特权贪污舞弊、强取豪夺，迅速成为坐拥亿万财产的巨富。
社会转型带来的不仅仅是分配机制的调整，还有价值观念的改变。随市场经济一起走进人们生活的是全新的、异质的、混杂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原来弥漫于中国社会中高度一致的勤劳、朴素、艰苦奋斗价值规范受到强劲冲击。这种对正当伦理价值神圣性的肆意践踏，使人心趋向物质化和功利化，工具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目的的正确性替代了手段的正确性。只要有钱，不管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取的，便是“成功人士”。
“黑社会在一个地方之所以盛行，一定是它的白社会不够充分，阳光有很多的死角照不到，因此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过多，边缘人过多，或者是人群中间的挫折感、边缘感越强，这个社会形成黑社会的土壤就越丰厚，所以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白社会应该努力地去解决的问题。”著名史学专家秦宝琦如是说。
官匪背后的腐败转型
十余年来，邱格屏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动态，特别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亲密度”问题。她把权力寻租归结为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基础，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的形成。
长春黑社会老大梁旭东曾大言不惭地说，“我在社会上混得明白，是因为我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怎么样？”司法机关对这个公安部“1998第1号黑社会案件”的侦查结果表明，梁一点也没有吹嘘的意思。而沈阳刘涌黑社会犯罪案涉及的官员之多、官位之高，堪称当代中国黑社会犯罪案之最。
然而，猛烈的打黑除恶风暴并没有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升级。近两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少数地方官员公开半公开地组织、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的案例也不时见诸报端。
最让邱格屏感到不幸的还是，“我至今所见的专家著述、领导讲话、媒体评论仍一致认为是‘黑恶势力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为其犯罪行为提供保护’，把主要责任推卸给身份和素质远低于国家工作人员的黑社会成员，对政府官员为寻租而主动勾结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头目的事实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司法实践中长期未有任何政府官员因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而被判犯有‘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2006年，中国大地上终于出现多例政府官员以黑老大身份劫掠百姓之事。而在此次重庆打黑风暴中，已经查出200多个司法干部深陷涉黑案件，其中有十来个厅级、副厅级干部。几年前，学术界、司法实践部门还在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标准是否需要有“保护伞”而争论，仅仅过了几年，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官员的角色已经由配角“保护伞”转化成主角“大哥大”了。
邱格屏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营经济迅速壮大 ，随之成长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不仅人数增加，经济实力也大为增长 。这些80年代还不被政府官员放在眼里的洗脚上田的农民，因为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贡献，开始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并获得了各级领导的重视，不少私营业主还获得了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农村也出现了“富而为官”的现象 。这种变化让一些政府官员的优越感顿时化为泡影，金钱势力逐步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权钱交换关系里占据主导地位。
“一方面，腐败者利用公授权力牟取私人财富，另一方面，腐败者利用掌权者的社会资本来捞取经济利益。党政官员积累起个人资本后，就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而且是私人金钱势力的代表。金钱势力既有充足的资源以腐蚀、收买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又有着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强烈动机。‘无钱有权，以权换钱；有钱无权，以钱换权；用我手中钱，买你手中权，靠权行方便，合伙赚大钱’，这首民谣就是金钱作为官僚竞争最重要的资源在民间的反映。”
虽然许多腐败官员都因为自己的贪欲付出了代价，但他们的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创伤却久久不能弥合。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和城市均出现了大量的群体性暴力抗争事件，有的抗议者直接把矛头对准政府。尽管这些社会抗争事件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程度，但是，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地方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
邱格屏感慨，“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政府官员的角色由‘保护伞’转变为‘黑老大’并不是个别官员思想素质差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的表现，而是腐败转型的又一标志。它预示着反腐道路将更艰难。”
新民周刊2009044期封面重庆赌业的滋生有着广阔的基础和肥沃的土壤.重庆警方国庆前夕集中销毁3378支各类非法枪支.中国为什么会有涉黑组织权力和黑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这样的轶事大量流传在民间。在重庆这场自上而下的打黑风暴中，王立军端掉了文强，“无间道”由传闻变为确凿的现实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会有黑社会组织滋生与蔓延的土壤？这是很多民众普遍带有的疑惑。法律专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确不应该允许黑社会的存在。然而，不幸的是，黑社会组织并不会自动选择国家体制，它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而远离我们的生活。“权力寻租”成了中国当代黑社会犯罪滋生与蔓延的祸首。
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政府官员的角色由‘保护伞’转变为‘黑老大’，并不仅仅是个别官员思想素质差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的表现，而是腐败转型的又一标志。它预示着反腐道路将更艰难。因此，重庆扫黑行动应该让我们深入关注。(陈冰 季天琴)
重庆黑帮发迹史
黑社会是一种经济动物，具备两个产生条件，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是城市贫困人群和盲目进城的农村人口。前者是黑社会产生的经济动力，为地下赌场、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成为黑社会的盘剥对象和马仔资源。当重庆站在经济腾飞的路口时，这两个条件同时都具备了。
撰稿·季天琴(特派记者)
现实生活中的黑社会，已不是电影里好狠斗勇的斧头帮，它通常以“公司”的合法名义出现，伴随着暴力，以及权力阶层的寻租。
重庆掀起的打黑风暴，犹如撕开了一道社会伤口——黑恶势力与腐败分子、经济部门交叉感染，其盘根错节已渗透经济命脉，触及执政利益。
如此险恶的江湖，似乎也只能依靠某种超常规的方式来冲击。
此前，铁血人物王立军“空降”重庆，在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力挺之下，一人单挑一个江湖，不仅当地民众对这个传奇警官寄予厚望，在重庆以外，无数的人也在网上盼望：王立军什么时候来我们这里？
以暴力甚至假借公权力开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绝非重庆独有，只不过川渝地区浓重的码头文化和袍哥传统使其更为显性和乖张。
滋养黑恶势力的土壤宽广而肥厚，但是王立军式的打黑英雄总是可遇不可求。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此天下无贼？ ——我们离法治社会还很远，“打黑风暴”无法改变这个判断，只会让人对此认识得更清晰。
“换个地方耍嘛”
重庆的老百姓对这些官方数据并不敏感，对于打黑，他们有自己的民间判断标准，其中之一，即看“亮点”茶楼是否被查处。
重庆的热辣和率真在夜色中袒露得更为恣意——午夜过后，“摩的”轰鸣着穿街过巷，马路边还有喧闹的火锅店和大声吆喝着划拳的食客。那些数不清的洗脚房按摩室，只在夜里闪耀出暧昧的桃红色的光。
这些都是重庆黑暗森林里，最市井最底层的风景。
夜生活发达，娱乐业在这个城市的地位举足轻重——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陈明亮就是在重庆市大世界酒店云梦阁夜总会被警方带走的，事发当时陈明亮正在和一群人在豪赌，桌子上放了毒品、现金和刀具。
陈明亮是这次被抓的“涉黑”老大中最有钱的一个，在“棒棒”还是满城跑的西南山城，他的座驾是价值500万元的宾利轿车，又花了200万元进行了改装。
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这样的风景况味在重庆出现还不过是近10多年来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还处在开放力量和谨慎力量对峙的阶段。一位解放后就在重庆市公安局任职的警察回忆，当时重庆市有关方面要求娱乐场所还有宾馆等服务业的开放尺度大一些，但是市公安局的领导比较保守谨慎，最后，双方采取了中和的态度——只开放大宾馆，宾馆的旅客登记簿，每天都要送市公安局。
不过，谨慎很快就遭到了瓦解。以“为了经济发展”为由，要求放松盘查，歌厅和舞厅开始兴起。
重庆夜晚的人间烟火也因此越来越璀璨，重庆人的娱乐生活开始进入夜店时代——2001年，陈明亮、马当、雷德明等人在大世界酒店开设了云梦阁夜总会；2004年，王小军、雷德明等人在渝中区海逸酒店开设豪城夜总会。
在上述人士中，马当被认为比较“干净”。相熟人士透露，马当接手大世界酒店后，为了不受“骚扰”，找到了时任渝中区公安分局局长的彭长健，后来又跟陈明亮合作，以求扩张势力，结果陈明亮带来些东西，“有刀有枪，马当也就进去了”。
雄踞重庆高端娱乐业霸主地位的，是传奇式人物岳宁。重庆万豪白宫会所成立时，岳宁才32岁。此前，这个音乐爱好者苦练手风琴12年，因为一场失败的考试砸琴从商；远渡重洋后回国，在市歌剧团旁边开过药膳饭馆，并成功积累了第一桶金。
在很多人看来，商人岳宁身上颇有文学青年的气质——此人偶尔写一些“脱离了俗世烟尘”的诗，他在白宫会所的办公室里还放了一架年代久远的老式钢琴，有一次，面对采访他的当地记者，他还随手弹了一首法国音乐家的曲子，并告诉记者，“这是我最喜欢的现代浪漫风格”，他甚至还说出了这样富有哲理的话：一个人最值得炫耀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财富。
另一个认识岳宁近20年的媒体人士认为岳宁的这番话极度不靠谱，因为他的记忆与此大相径庭：“我对岳宁90年代的印象是很崇拜金钱，见面时有事没事喜欢掏一把大票子在你面前拍来拍去。”
能够肯定的是，伪文化人岳宁不是什么善茬。这次打黑行动中，此人因涉嫌6项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逮捕。
如今，较场口那座金碧辉煌的万豪酒店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显得十分落寞，白宫会所在6月底就关了门。而在大世界酒店的五楼——云梦阁的所在地，保安也告诉别人：“换个地方耍嘛。”
截至11月初，据重庆官方统计，重庆已经抓获涉嫌黑恶及其他犯罪人员共2954人，查扣涉案资产17亿余元。
不过，重庆的老百姓对这些官方数据并不敏感，对于打黑，他们有自己的民间判断标准，其中之一，即看“亮点”茶楼是否被查处——这是分别在重庆市渝中区一号桥附近、七星岗捍卫路口及大溪沟等地开设的卖淫场所。
不到重庆，便无法体会“亮点”深刻的知名度，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政府官员，闲聊中都不免提到此地。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教授介绍说，“此处物美价廉，价格也十分规矩，比物价局管得还要好”——还不忘加一句，“当然，我没去过，我认识的人去过的不少”。
在网上，甚至流传着不少军事化管理下“亮点”小姐的屈辱故事，不过，十几年来“亮点”从未被正式查处过。一位律师告诉记者：重庆人民都知道一号桥附近有个亮点，文局长开的。
这次风暴中，这一个处在市中心，与市公安局、渝中区公安分局隔街相望的色情场所，总算被端掉了。
“麻托”，疯狂的赌场
当赌徒被刺激得血脉贲张时，赌场更像是一辆上演生死时速的汽车，所有影响利益的东西都要抛掉——怜悯、道义、契约，以及法律。
10月底，两名夜总会老板正在重庆一家茶楼里谈转场的价码。一位在此次“打黑”风暴中处境危险的老板试图把自己的小姐、保安转去另一个场子里。
无论是小姐、还是保安，在谈判中都被称为“资源”。
“他们需要在这个城市中求得活路，但仍然缺乏和城市对话、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成为黑社会最容易控制的群体。”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说。
汪力是国内第一批研究黑社会的学者，在他看来，黑社会是一种经济动物，具备两个产生条件，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是城市贫困人群和盲目进城的农村人口。前者是黑社会产生的经济动力，为地下赌场、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成为黑社会的盘剥对象和马仔资源。
当重庆站在经济腾飞的路口时，这两个条件同时都具备了。
对重庆警方而言，那是一个坏的时代——虽然这时“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在官方话语中，但是治安确实不比从前；但是现在看来，那确实又是最好的时代——当时的情况还不像今天这么复杂纠结。
当时，几乎所有的“涉黑”势力几乎都处在初级阶段，盈利模式简单又相似——除了娱乐业，犯罪团伙还会选择在重庆各大酒店以及城乡接合部，开设赌场，以骰子、金花等形式聚众赌博，从中抽成，当然，也包括在赌场开设放高利贷等一条龙服务。
赌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开始兵不血刃地杀入了重庆的市民生活。
这个城市的麻将声令人深刻。11月初，在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附近，一家小超市的老板用冻饮料的立式冰柜挡住了自家门口，即便如此，你还是能通过“哗啦啦”的洗牌声轻易地断定，里面有一群正在码长城的能工巧匠。
新的工种由此产生，不少“茶楼”甚至招聘“麻托”——此地，“茶楼”基本上都不是正儿八经喝茶的地方。
曾当过“麻托”的李扬(化名)解释，“麻托”的工作主要就是陪客人打牌，输赢自负，每月可从茶楼老板处支取工资1500元左右。这个薪水在当地已属可观，在这里，一室户每月租金才800元左右。
在赌场上，赌博者的兴奋阈值总是很轻易地提高，更敢冒险的人也就应运而生，“放水”人员开始进入赌场。“放水”主要是向赌客放高利贷，每天利息为所借出赌资的5%。
当赌徒被刺激得血脉贲张时，赌场更像是一辆上演生死时速的汽车，所有影响利益的东西都要抛掉——怜悯、道义、契约，以及法律。
聪明人一向都针对有钱人放贷，陈明亮由此勾结了一家澳门洗码公司。重庆的一个民营企业家透露，陈明亮的惯用手法是“邀请”老板们去澳门赌博，并提供吃住行一条龙服务，由陈明亮拿码。
表面的“亲热”至少暂时遮蔽了陈明亮残酷无情的本来面目。在澳门，陈明亮专门安排手下负责接待赌客，并随时报告输赢情况，而洗码费赌场则按赢金额的千分之九点五划到他的账上。
到澳门赌钱的重庆老板，最后都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离开赌场之前，老板们才发现自己的赌债至少已经以千万计了，于是“押回重庆，逼其还钱”。
“放水”凶猛
黑社会大佬背后，涌动着300亿元的高利贷黑金。在官员跟黑社会勾结的堡垒里，到底是谁在为黑社会提供庞大的黑钱？
1997年，重庆直辖，主政者不再战战兢兢地为经济基础而发愁。这个城市现在有3000多万人口，数不清的高楼，还有无数个工地——重庆市长王鸿举曾这样向中外媒体形容这个城市的发展速度：每3个月就要更新一版地图。
重庆搭上了中国GDP突飞猛进式的快车，后来的“涉黑”老大们纷纷在此时涉足经济领域，重庆“摩帮”成为这个时期改革片段的最好脚注。中国制造业的“军转民”这个突破口，成就了在“摩帮”这个名头很响、江湖味很浓的摩托制造群体，成为重庆的一纸重要名片。
彼时，作为重庆市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龚刚模被称为摩托车行业中的销售奇才。不过，龚刚模在这次“打黑”风暴中落网，缘于他灰色领域的逐利野心。
“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出现新一轮的人财物大流动，社会管理、控制和防范机制跟不上，社会治安随之也将出现新的情况、新的特点”，现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总结。
对重庆而言，这趟经济列车奔得过快了，脆弱的车身似乎跟不上轮子飞驰的节奏。随着重庆经济的空前活跃，金融、房产领域的“放水”，触目惊心得可怕。
重庆市工商联近日的一份报告显示：重庆90%的房地产公司都借高利贷，相关金额高达100亿元，“房地产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
不少地产公司的老板为了躲避放贷方的逼债恐吓，甚至被迫开始了逃亡生涯。作为常见的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运作高利贷向房地产业“谋财”的典型样本，重庆市金龙房地产公司经常被业界提起。
了解金龙内幕的一位企业家透露，其老板为人活络，又抓住了房地产开发的黄金时期，公司巅峰时期一年能开发5万平方米的项目，总资产数亿计。
这样的好故事却因为高利贷的出现早早收场。由于向高利贷借款400多万元，在每月高达160万元利息的重压之下，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其老板被迫将3000多万元的房产过户给放贷方，“不敢不配合，否则不是伤就是残，控制你的人身自由就更正常了”。
不过，高利贷还是没有放过他。为躲避放贷方的逼债恐吓，最后，该老板不得不将股权拱手送给一个朋友，逃往云南、西藏等地躲债。
据已查证的事实显示，金龙高利贷案的背后操纵者，正是此次被缉拿的龚刚模等人。龚与曾当过警察的陈坤志共同成立了重庆万贯财务咨询公司，该公司的实际业务就是向企业放贷。
金龙的故事并不是孤例。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重庆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维持运营，借用民间高利贷，逾期难以偿还。这些高利贷不仅数量惊人，利息更是高得离谱。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坦言，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才导致了放水公司的盛行 ，“银行只会去支持大企业，而它们却未必一定缺钱”。
黑社会大佬背后，涌动着每年上百亿元的高利贷收入。官员跟黑社会勾结的堡垒里，到底是谁在为黑社会提供庞大的黑钱？
在此次打黑过程中，王立军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多亿元，相当于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
“我接触过这些人，据我了解，这些资金来源一些是贪官的非法所得，通过放高利贷达到洗钱的目的，还有部分是国有银行通过职务之便弄出来的钱，”律师周立太如此分析。
可以得见的是，在游动着数亿高利贷的重庆，讨债事业相当红火。无论是在卖小面的弄堂里，还是在希尔顿酒店的围墙上，随处可见“追债维权”的“牛皮癣”。 很多追债公司为了取得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甚至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出现。
追债的技术也随之升级，龚刚模甚至给他的手下配置了自制砍刀、手枪等武器，并有严格的内部分工。在这些监管缺失的灰色领域，一些团伙甚至有了AK47，以及警方专用的移动电话定位系统。
黑金和权力的媾和
在袍哥传统和码头文化交融的重庆，各种建立在金钱、亲情和友情之上的社会关系，在这座人口密度名列全国前茅的城市里，被紧密地织成一张网。
时间再倒回到本世纪初——那个时候，大佬们的江湖还远远没成气候，陈明亮最大的生意还是夜总会，陈坤志则被清除出公安局，而王天伦仍在乡下杀猪。
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些大佬们在不同的领域拼杀，手段各异，但是最后都无一例外地站在了财富的金字塔尖。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永恒的定律，财富新贵总是迫不及待地走向政治前台。
2005年，“有刀有枪”的陈明亮当选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那年他已成功进军房地产，斥资1.4亿元在人民广场打造了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重庆泰古三峡古玩城，被称为重庆最大的古玩商。
禁忌越多、垄断利润越诱人，争抢利润的人就更狠，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基础、更肥沃的土壤。追溯重庆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在交通、物流、土地、娱乐等相对垄断的行业中，都可以见到黑恶势力的阴影，以及政府的保护伞。
在“重庆屠夫”王天伦的发家史上，不难找出政府主导的痕迹。
作为草根中的草根，出生于重庆合川农村的王天伦刚出道时不得不靠智慧和能力求生存。19080年之前，王天伦的愿望就是从村里收购更多的生猪，然后他琢磨起稻田养鱼，这一方式后来受到四川省政府的表彰。
此后，他逐渐走到了事业的最高峰。到王天伦案发，他的公司已垄断重庆市场七成以上的生猪供应源。
“屠宰行业打出了一个老大，王天伦，绰号叫王三儿。猪肉行业的垄断特点，在于控制生猪来源和批发渠道，他势力范围内的生猪，只能送到他的屠宰厂，否则就收拾你”，某个从事过屠宰行业的人士说。
“2003年，全市有108家屠宰厂，市政府砍掉了100家。不用说你也晓得，要成为幸存的8家有多难。市里还新成立了一家屠宰有限公司，据说投资两个亿，但是只以每年100多万租给了一个姓周的人，也就是说200年才能收回投资。这种游戏，我们是参与不进去的。”
2005年5月，王天伦给当时的重庆市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信，请求组建重庆市肉食品加工及配送中心，3天后就得到批示。此后，在发展成“猪霸”的路上，重庆市政府官员也一手促成了上海梅林集团对其公司的收购。王天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大渡口区政协委员。
建立在威逼、恐吓甚至殴打上的垄断，几乎在每个行业都盛行。而在个别市场，有肉霸、菜霸，甚至可以进一步细分到，猪肉霸、牛肉霸、猪脆骨霸，具体到重庆人民热爱的小面，还存在着个“小面联盟”。
血腥的故事于是经常发生。2006年，沙坪坝的一个“牛肉霸”为了教训一个不到公司进货的经营户，雇人将该经营户砍死，一条人命的“酬金”仅为1万元。
早年为派出所警员的陈坤志因殴打他人受到撤职处分，脱下警服后进入了商界。公司成立后，便接连发生了该公司以4300万低价获得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21亿元的不良债权、以低价拍得“奥妮土地”地块的蹊跷事。
“奥妮拍卖案”曾遭央视《新闻调查》曝光，在这条黑社会和权力勾兑的利益链上，牵扯到了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以及重庆高院原执行局局长、重庆市法官学院院长乌小青。
曾参与此次拍卖会的当地记者对当天的紧张气氛记忆犹新——无论是进门处，还是拍卖场里，都是一排排穿着黑西装的“小平头”壮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南山高尔夫会所接受央视采访时，陈坤志不忘吐露自己的委屈：“什么黑帮、流氓，那是很低级的。”
当“涉黑”势力与公权力勾结时，司法腐败在所难免。在重庆，不少律师都有司法界的“及时雨”之称。
这个说法得到了一位律师的赞同，“现在抓了些法官和律师，但是有问题的还很多。你看那些年收入上千万的律所，基本上都是有人脉的。”
文强背后的官场生态
熟悉文强的公安内部人士透露，从2000年开始，文强涉黑问题被逐渐暴露，而上面也开始关注。一名退休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那时文强涉黑在重庆已经不是秘密，文强和一些涉黑大佬在公共场合出入变得公开化。
撰稿·季天琴(特派记者)
2008年6月25日，重庆市公安局宣布人事任免的决定，从辽宁锦州调来的王立军接任了文强的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文强的新去处是重庆市司法局。
在各自的警界中，王立军和文强都是一面旗帜性的人物。两人的“打黑”事迹均以文学形式广泛流传，文强抓捕张君的事迹被写成了传奇小说，而《铁血警魂》就是一部以王立军为原型的电视剧。
两个警界重量级人物的交接，被不少热衷于摆龙门阵的重庆市民认为是“要动文强的信号”。
重庆律师韩德云分析，作为正厅级官员，文强调任司法局局长虽属平调，他也由此从“二把手”变成了“一把手”，但却让他远离了经营多年的公安系统。在司法局的新位置上，他最多也是处理司法领域里的一些行政性事务。
不过，文强本人或许对这场权力博弈还充满自信和镇定，有消息说，“文强出事之前经常往北京跑”。
到了今年6月份，有关文强“落马”传闻从未中断，文强本人还曾对这些传闻公开进行调侃。在被“双规”前不久，在一些公开会议上，文强自信满满，看不出丝毫政治生命走到尽头的迹象。
两个月后，文强自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变成了现实——他果然被双规了。
在这场自上而下的打黑风暴中，强硬的王立军居然以单骑突进的方式，部分地瓦解了重庆官场以及黑社会既有的利益格局。
今年打黑风暴启动以来，重庆已有200多名司法干部因涉黑保护身陷其中，其中有十几个厅级和副厅级干部。多名官员的落马，在重庆政界尤其是政法系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认识不少这些落马官员，他觉得他们都不冤——不过，他又反问：如果我们身处文强的位置，有几个人不会勾结黑社会、开名车、泡靓妞？
毕竟，像王立军这样充满了道德自觉的公安局长可遇不可求。
作为一个权力精英堕落的样本，在金钱的诱惑、权力的膨胀以及监督的缺位下，“打黑”局长文强逐渐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上调的巴县官员
1991年，巴县(现巴南区)的基层官吏文强的仕途一片平坦。由于“聪明、勤奋、工作肯钻研”的特点，以及1982年全国严打斗争中的表现，文强得到当时巴县县委书记张文彬的赏识。1972年从泸州公安学校毕业后仅仅十余年，他就完成了从基层科员到地方要吏的飞跃。
1983年，巴县搞机构改革，组建新班子，恰逢县委分管政法口的常委到成都学习两年，文强就接替了他的职务，得以跻身县委常委。此前，他连县公安局副局长都不是。
1985年，年仅30岁的文强升任巴县分管政法口的县委副书记。此时，他已经站到了从区县进入重庆市的官员升迁路径上。
不出意料，文强的仕途肯定会一片光明。在直辖之前，重庆主城区的官员大多从周围区县选拔，作为辖区内收入最高、财力贡献最大的一个县，巴县官员上调后一般都出任重要岗位。
1991年恰逢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文强在这个背景下被市委组织部推荐给了市公安局。
重庆市公安局负责人看中文强，想调他来市里，开始提出建议让他升任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局长，“先考察一下他”。不过，当时的巴县县委主要领导认为这个职务安排太低，“我们巴县出来的干部，没这么安排的”。
一年后，文强总算如愿以偿，正式成为重庆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虽然只有中专学历，但在1990年代初期，文强曾在西南师范大学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职学习两年，“那时候提拔干部学历是很重要一个指标，而警界当时高学历者少，这段学习经历，成为文强到市局任要职的重要砝码。”
刚到重庆的文强表现了他对权力的敬畏。市局当时有一批解放后就参加公安工作的老领导，在警察队伍中很有威望。刚到一个更高层级的权力系统，文强显得很恭敬，他称呼局里的老领导为“老人家”。
在另一方面，他又享有了权力的傲慢。一位曾经的市局警察领教过文强的高傲，“当时我和我们处长送文件过去，文强爱理不理。”
某个电视台记者回忆90年代的文强时，认为文强当时已经很强势了——“公安内部都知道文强是谁的人，再加上公安系统是半军事化管理，所以临江门1号市公安局大院里的人，哪怕是处长主任科长，对他都得敬畏三分。”
不过，此时的文强也确实表现了他在刑侦方面的特殊才华。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文德搞敌情出身，懂侦查业务，他也认可文强“肯钻研，分析案情能说到点子上”。
上述记者也不得不承认，文强在刑侦破案上确实很专业，也很能吃苦。他看文强破过一个案子，嫌犯家在农村，独楼独院，文强在详细了解了其外部环境和室内构造后，画出了行动图，确定由武警破门而入，特警殿后，其余民警包围四周，以防嫌犯翻墙逃匿。
“警方记者忠实记录了行动全过程，现场很精彩”，该记者说。
于是，他提出要采访文强，请他介绍这次凌晨搜捕行动的相关情况，文强同意给半小时的时间。那天很热，文强穿着衬衫和短裤，作为市局领导在电视节目中穿便装是不严肃的，于是该记者要求他把警服穿上，并且要戴上帽子。
“下头呢？拍不到噻？裤子就不笼起了哦，热球得很”，文强说。
在这位记者看来，文强的口才远远不如另一位副局长何海忠，录了很多遍才搞定，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架子，很随和，属于性情中人”。
很多和文强吃过饭局的商界人士对此也有类似的评价，“此人很耿直仗义”。不少人认为他是典型的重庆袍哥脾气，质地粗糙，缺乏打磨抛光。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表象，而非本质，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他的“哥们”怎么全是巨商大款，而没一个平头百姓？
律师周立太对文强印象就很差，文强调任司法局局长后，周立太有事给文强打电话，“作为司法局局长，那是文强分内的事”，但是文强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你找别人吧。
脾气也很大的周立太气得把电话都扔了。
“警察问题比治安形势更严峻”
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民间，议论最多的便是文强的江湖气，这跟他的爱好和行事作风也一脉相承——喜欢看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上了酒桌也很豪爽，跟他相熟的人并不称之以职务，而是喊他“强哥”。
看起来很亲热的文强，在更多人眼中显得难以亲近。90年代，重庆有个小警察找到某个跑公安条线的记者，想调个单位，记者打个电话文强就出来了，酒喝了但事没办成。事后该记者听一个相熟的朋友说，文强对他的评价是“一个文人，文气十足，不好耍”，既然不好耍肯定就打不拢，此后除了工作再无联系。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对文强的印象也大致如此。他和文强也很熟，还曾跟黄代强一起去西安替文强的哥哥祝寿，“文二哥”的称号来自于文强在家中的排行，文强的哥哥在部队工作，位列少校。
黄代强落马之前任职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副总队长，是文强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除黄代强外，其他三人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公交分局原副局长赵利明，垫江县原副县长、公安局长徐强。
黄伟并不讳言自己和文强以及黄代强的关系——“因为我不参与他们的事情”。在和他们吃饭时，他也总能坐在主桌，能和他们坐在同一张桌上，这也是一种江湖秩序的体现。
“文强后来是越陷越深了”，黄伟说。
熟悉文强的公安内部人士透露，在2000年开始，文强涉黑问题被逐渐暴露，而上面也开始关注。一名退休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那时文强涉黑在重庆已经不是秘密，文强和一些涉黑大佬在公共场合出入变得公开化。
坊间广为传播的事例是，他和重庆市原“黑老大”王平相熟到可以在路边吃小面的地步，多年前的巴南区“黑老大”封曼、在重庆黑社会中颇有地位的“毛今儿”(绰号)都是文强的结拜兄弟。
1996年12月，重庆朝千隧道发生枪战，王平涉案。此后在警方严密布控下，王平仍然逃离重庆。有传闻说，王平之所以能在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全身而逃，文强“功不可没”。2001年，公安部开展第一次全国“打黑”行动，王平成为A级通缉犯。当时文强被公安部找去谈话，讯问他和王平的关系，文强以培养“特情”的理由把自己摘干净了。
2000年发生在重庆的“白云湖事件”，又暴露了文强的问题。当时有王渝男等十多人合资在璧山县白云湖度假村开设“百家乐”地下赌场，被查封后在短短半月内即重新开放，数日后，赌场再次被潜入的警察查抄，现场发生枪战，民警王诵伦当场死亡。
负责此案的原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私下让人毁掉了账本和通讯录。李虹由文强一手提拔，担任治安总队总队长之前，负责打黑的刑警总队一支队任队长，知情人透露，“白云湖赌场”实则有“友情赠送”给文强的干股。
一位参与此案的司法界人士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说，死难民警的家属当场大骂文强，“打什么黑，文强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就当文强涉黑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时，2000年“张君案”的破获挽救了他的败局。共和国第一刑事大案在重庆的破获，不仅使文强成功摆脱了涉黑的阴影，还成为他仕途上升的动力。在“张君案”后不久，文强擢升为正厅级侦查员，升任常务副局长，成为二把手。
不过，有消息说，从“白云湖事件”始，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文强的反映就没间断过。 对于这些质疑，文强都以工作的借口把自己撇清了。接近文强的人士回忆，2004年文强还特地在饭桌上主动提起这个问题：“现在有人说我涉黑，我们办案需要线人，必须要跟那边保持联系，办案才方便。”
满天飞舞的还有文强的各种桃色新闻。在文强的情人、原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被抓之前，关于这个“警界女杰”和文强的非议已经很多了，陈光明也曾反映“文强霸占了我好多年，不让我结婚”。
公权力量似乎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去介入这些难辨真假的丑闻，在他经营多年的公安系统内，文强逐渐坐大——有一种解释是，重庆市公安局长多是由外系统调入，本身不懂业务，在专业性极强的刑侦工作上，不得不倚靠文强。
有司法界人士认为，重庆黑社会势力猖獗的事实，“作为分管刑事侦查这么多年的公安局负责人，文强应负主要责任”——他与黑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助长了当地黑恶势力的疯狂膨胀，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原本正常经营的公司逐步走上养黑、用黑的路子。
警察和黑势力就此形成一个畸形的怪圈。正是在这样的公安执法环境之下，重庆公安开始大量培养“线人”，光明正大和涉黑人员接触，一些区县公安局长、队长甚至普通民警大量卷入。
警察的个别要害人员收到黑帮好处后的不作为，还曾在重庆衍化出一个怪胎———“民间110”。2004年，原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派出所所长岳村从警察岗位上病退，专心打理自己的“邦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号称要打造一个正规化的“民间110”，这间公司的业务包括要债、保镖等事宜，主要针对贵宾服务。
王立军甚至表示：“重庆警察队伍问题比社会治安形势还要严峻”。来自官方的消息说，这次涉黑警员落马200余人，而另外一些信息源表示，这次涉黑落马的警员已经数倍于此了。
老重庆破局
在文强双规之前，原老重庆九区十二县籍贯的不少官员也因为腐败问题落马。自2007年年底，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重庆随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倡廉行动。这与王立军到任之后展开的打黑除恶行动，形成了双管齐下的局面。
原重庆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唐文峰(正厅级)在2008年11月7日被判无期徒刑。他的涉案为当时重庆犯罪金额最大的贪官：挪用公款2.18亿元、受贿982万元、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2462余万元。唐作风飞扬跋扈，为政界所诟病，行贿的企业老总则称其为“老板”、“老爷子”。
唐文峰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区(原合川市)，曾经担任合川市市委书记、市长11年之久。而在1997年至2008年，唐文峰曾先后担任中共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书记、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在唐文峰落马之前，重庆市渝中区副区长王政、九龙坡区区长黄云、渝中区区委副书记郑维等人也相继出事。王政为土生土长的重庆市渝北区人，黄云从重庆建筑学院毕业后，长期工作在重庆。这些在重庆直辖之前就入职的官员关系十分密切。
原全国人大代表、82岁高龄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雷亨顺介绍：：“重庆情况复杂，现在的重庆是由三大块构成，一个是解放初期的原重庆，后纳入了江津和永川地区，1997年直辖之后将又合并了万州和黔江地区。”
“在整合过程中，利益和权力交织，直辖之前诸多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查处，最终形成了复杂的官场抱团现象”，雷亨顺说。
重庆打黑将持续到何时？重庆警方此前公开表示，10月下旬主城打黑将告一段落，主战场将向区县延伸，其中三峡库区的万州等区县将是重点战场。同时，继续保持对政法系统黑势力“保护伞”的高压打击外，将正式启动对隐藏在党政机关“保护伞”的清剿。
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此前透露，重庆警方的打黑专案组一度扩展到200个，参战警员由3000人增加到7000人，这相当于重庆总警力的23%。 在警力紧张、“内鬼”众多的情况下，重庆武警被大量借调到打黑专案组，协助警方抓捕和看押涉案嫌犯。
据透露，这些警员均吃住在专案组。“不过问，不打听，不传言”，这更是重庆警方的内部戒律。
某位司法界人士介绍，由于信息封闭，整个单位的气氛更加紧张，很多人晚上睡不好觉，总担心什么时候“厄运”就会降落自己头上。
在重庆流传的笑话是，某个官员下班后回家长叹一口气：又多赚了一天。
当地媒体人士也告诉《新民周刊》，他认识的民营企业家们打黑后出国的不少，有几个老板本来还想着弄个“人大代表”的牌子来“挡一挡”，但是人大代表、渝强公司的老板黎强被抓后，这些老板们发现，“人大代表”也不管用了。
周立太：不要辜负了打黑的初衷
在重庆打黑过程中，王立军值得赞赏和肯定，没打黑之前我就了解王立军——从严治警，不护短，确实改善了重庆的警察形象。不过我不赞同把他树立成一个英雄，因为打击罪犯是公安部门的责任和义务。
撰稿·季天琴(特派记者)
一向以粗犷形象示人的周立太在其办公室里，对着电话扯着嗓子喊：判了多少年？
当天是11月5日，重庆开县李义涉黑团伙案一审宣判的日子，28名被告人中有6人委托以维护农民工权益著称的律师周立太及其同事担任辩护人。
得知了判决书的结果，他给被告家属打了电话：第一，保持镇定；第二，考虑上诉。
家属在电话中显然很激动：“农村打个架，怎么比谢才萍判得还要重？”
这种现象不是个案。
法庭上，被告人多数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坚定地否认自己是黑社会，家属自然也是这么认为，甚至有些旁听者，也觉得他们算不上黑社会。
重庆打黑进入司法审判的敏感时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什么样的黑恶势力可以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等话题引发了争议。
在黎强案庭审时，旁听席上有一位律师，他的原意是来了解一下黑社会性质组织这种“新型犯罪形式”，但是看完了起诉书，律师疑惑了：莫非黑社会更新换代了？
在谢才萍一案中，一个被告人的发言引得旁听者一片哄笑：“谢才萍的背上又没有写上黑社会几个字，我们到那里打牌，怎么就成黑社会了？”
控辩双方都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展开辩论——分别是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控制特征。
如果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司法解释可以判定的，那是法官的权力，但在宣判之前，媒体已经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覆灭记》这样的大标题。媒体已经在事先定调了。
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在谢才萍一审被判18年之后，有个媒体同行很困惑地问：民意为什么普遍认为谢才萍判轻了？我们的报道和引导是不是存在问题？
在异议者当中，周立太又一次站到了了风暴的中心。在他发表了“打黑不应运动化扩大化”的观点后，成千上万的帖子直指他反对打黑，“农民工律师”现在成了“黑社会的狗头军师”。
周立太自己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坚信自己“发出了清醒有理性的声音”。
他也反复强调——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对一件事物有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不要辜负了打黑的初衷”
《新民周刊》：你提出“打黑不能扩大化运动化”这个观点，也有人认为，打黑打出了老百姓的安全感和警察的正义感，是场运动也未尝不可，你怎么看待？
周立太：所谓运动，就是个短时期效应，打黑是政府和公安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政府应该坚持长期的、持久的、制度化的依法打击。
其次，更不应该扩大化，一旦扩大，将形成法治的倒退。现在是21世纪了，不是没有法制的1960年代。
《新民周刊》：网友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你的意思，你并不是反对打黑。
周立太：有些人说我反对打黑，其实我为打黑还做了些工作。
作为律师，我给穷人打官司，那些有钱的老板都跟法院勾结了，所以我是极力反对司法腐败的。2006年我在深圳打官司，对方勾结黑社会，到我律所要去砍律师。我也很恨黑社会，也主张打击保护伞。
在重庆打黑过程中，王立军值得赞赏和肯定，没打黑之前我就了解王立军——从严治警，不护短，确实改善了重庆的警察形象。不过我不赞同把他树立成一个英雄，因为打击罪犯是公安部门的责任和义务。
《新民周刊》：你在华龙网开博回应网友的质疑和谩骂，其后，华龙网《重庆涉黑案律师称打黑应防扩大化遭质疑》的报道登上了各大门户网站，华龙网作为重庆的政府网站，你怎么看待它的反应？
周立太：华龙网有人在炒这些事。当时华龙网主动打电话让我去开博客的，我就去了。我为什么要在华龙网发文？首先，作为一个政府网站，华龙网本应在打黑过程中站在社会责任的角度上进行公正的报道，但是你看它上面有很多花边新闻。我是故意放上去的，那个帖子里很多话他们都删掉了，都是骂他们的。
我一直都强调，重庆的司法机关要正确理解薄熙来书记的讲话，薄熙来讲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依法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第二、要办成铁案，所谓铁案，就是铁的事实、铁的证据、铁的法律。
客观说，薄熙来、王立军、钱峰(重庆高院院长)的出现是重庆3000多万人民的福音，这个要肯定。不过，我们不要辜负了薄熙来和王立军打黑的初衷，否则带来的是不好的社会效果。
“我老周还能说些清醒的话”
《新民周刊》：怎么样来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周立太：刑法和全国人大的司法解释，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性界定得非常严格，必须同时具备四个特征，才能依照刑法第294条定罪量刑。
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义是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是限制的，而不是扩大的。
《新民周刊》：在为李义涉黑组织辩护中，你不认同将其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什么？
周立太：违法不等于犯罪，犯罪不等于黑社会，我们要将一般刑事犯罪与黑社会组织区分开来。李义等人确实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威胁，但他们是独立行为，并不具备严密的组织特征。
我们还要注意，有些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开县这个案子就有这么回事。以前开县拆乡建镇，镇上没有客运站，导致车辆乱停乱放，政府就鼓励民众投资客运站。搞了以后，每个进停车场的车都必须收点管理费，这算“强迫交易”吗？
这个客运站规定统一上下班、统一服装，上班时间不能喝酒、不能打牌，你说这是“帮规”吗？这是一个企业管理的基本要求，起诉书居然把这些列为“帮规”。当然，这些企业在经营时如果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分别按照犯罪事实，罪刑量定。
刑法的目的不仅是打击，更是教育和改造。就开县这个案子，有过半都是小孩与小孩打架引起的纠纷，这里面80后、90后占了多数。他们承认打架，但是不承认“黑社会性质组织”，如果打架就算黑社会，这达不到改造和教育的目的。你判他们个十几年，这些娃儿出来要报复社会的。
我们要避免“口袋罪”问题，防止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当作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你成了“黑社会的代言人”？
周立太： 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律师给农民工打官司，也给涉黑人员辩护，这是无可非议的。李志刚的岳父是我老乡，我给李志刚做辩护人，收了他们5000元律师费，包括重庆至开县的往返路费。
律师是我的职业，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是律师的天职。只要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框架下，任何一个触犯刑律的人，都有委托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这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则。
现在网上又有人开始骂赵长青(注：75岁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涉黑老大”黎强的辩护律师)，那些网友是一群暴民，担任辩护人就成了走狗，就是黑社会的代言人了吗？所有的辩护都是通往正义的道路。
有人说我是炒作，我早就成名了，犯得着炒作吗？网友骂我，我不在乎。不要看网友那群疯子，我老周在这个时候还能说些清醒的话，周立太的观点正确与否，让历史来检验。
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实体公正
《新民周刊》：你一直强调“法律问题法律化”，这句话具体是指什么？
周立太：现在气氛有些不正常。比如说，最近重庆市高院做出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不能减刑，不能假释。一个罪犯在劳改过程中该不该减刑，那得根据劳改中的表现依法做出裁判，重庆高院有什么任何权力来制定这个规定？
这次办案还出现了一些情况，律师不得会见被告人，所有的律师都看不到案卷，这就不能保障充分的辩护权。程序公正是保证实体公正的前提，如果程序都不公正，谈何实体？
《新民周刊》：社会各界齐力赞赏重庆打黑，你的“打黑不应运动化扩大化”的论调遭到了网友的误读甚至谩骂，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周立太：打黑为什么受到社会各界的一片欢迎，就是在一些地方确实出现了黑恶势力。我相信重庆这种现象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有些地方可能和重庆差不到哪。不过，黑恶势力和黑社会是不同的概念。
此外，我认为这和我们媒体的宣传是分不开的。现在法律还没审判，媒体审判、道德审判、社会审判已经定调了——犯罪嫌疑人就是黑社会，你对此提出质疑就是立场有问题。
《新民周刊》：从重庆涉黑案件看，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不断坐大成势的，为何重庆的黑恶势力影响这么深广？重庆打黑有何借鉴意义？
周立太：重庆的黑恶势力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这跟重庆的文化底蕴有关系，重庆是个不读书的城市，重庆这个地方书的销量仅相当于贵州，重庆的书商都说开不下去了，这里没有读书的氛围和市场。
你看重庆就没出什么大文人，成天就是吃喝玩，这是不正常的。重庆的码头文化要随着时代转换一下了，否则这个城市的发展不具持续性。
打黑必须制度化。只有制度化才能经常化，只有建立完善的打黑机制，才能彻底清除黑恶势力的土壤。
“除黑”困境
“在中国，黑社会组织的独特行为方式必须通过其编织的关系网才得以推行，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社会性’和它的‘保护伞’应是黑社会组织同时具备的两个要素。
撰稿·陈 冰(记者)
被混淆的概念
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犯罪？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引起过很多争论。
1997年开始实施的新《刑法》中并没有关于“黑社会犯罪”的罪名，只是第294条规定“组织、领导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只存在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而不存在黑社会犯罪；有的学者则根据目前中国有组织犯罪升级的事实指出，真正的黑社会犯罪已经在中国出现。
一直致力于黑社会犯罪研究的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邱格屏指出，新《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事实上就是“黑社会组织”的法律术语或者“学名”罢了，其内容实质与黑社会组织并无区别。
邱格屏说，多年来，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把恶势力与黑社会混为一谈，用“黑恶势力”指代“黑社会性质组织”或“恶势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概念的混乱。实际上，“黑恶势力”并不就是“恶势力”，而是黑社会势力与恶势力的合称，它包含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团伙两种犯罪组织。
“法学界指称的黑恶势力，是指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敲诈勒索、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横行乡里，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百姓，扰乱社会治安的纠合性违法犯罪集团。因此，黑社会性质犯罪是恶势力犯罪的最高层次，其他的违法犯罪团伙是较低层次的恶势力犯罪。”
邱格屏进一步指出，因为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不一样，不同国家的黑社会组织虽然有相同的追逐经济利益的目的、具有职业犯罪组织的本质，但他们的犯罪活动、犯罪手段、组织形式等却大不一样。因此，即使同样是黑手党犯罪猖獗的意大利和美国，对黑社会的定义也大相径庭；同样是“三合会”横行的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对黑社会的看法也相去甚远。
就中国来说，若套用意大利的黑社会定义，显然还未出现黑手党一类的组织。但若把中国现有的犯罪组织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的法律法规或专家学者对黑社会的界定来对比，就不难发现，中国的犯罪组织已经发展成比黑社会还“黑”的犯罪组织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专家、学者在使用‘黑社会’这一概念时，已经比多数国家要求严格了。”
按照我国的相关司法解释，刑法第294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其一，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其二，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三，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其四，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在邱格屏看来，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恶势力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和保护伞。“恶势力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们通过走私贩毒、绑架勒索、杀人放火、欺行霸市等暴力手段获取财富，危害甚众。但并不是所有起了名字的犯罪团伙都是黑社会组织，也不是凡是犯下了重大暴力罪的犯罪人都是黑社会。
“有的组织即使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的绝大多数要件，我们仍不能把它归为黑社会组织一类。比如张君团伙就只能算是一个组织程度比较高的犯罪团伙，因为它既没有形成与主流社会相抗衡的亚文化体系，把自身独特的行为方式推行开来，并造成一定的影响，为部分人所接受；也没有一个能够保护它肆无忌惮地推行其行为方式的庇护所，使人们在愿意甚至不愿意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它的独特价值观。
“在中国，黑社会组织的独特行为方式必须通过其编织的关系网才得以推行，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失去了关系网的保护，黑社会组织的行为方式不可能被任何除组织以外的个人或组织所接受，也就不可能具有“小社会”的特点。因此，‘社会性’和它的‘保护伞’应是黑社会组织同时具备的两个要素。
“黑社会”的土壤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会有黑社会组织滋生与蔓延的土壤？这是很多民众普遍有的疑惑。社会主义国家的确不应该允许黑社会的存在。然而，不幸的是，黑社会组织并不会自动选择国家体制，它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而远离我们的生活。“权力寻租”成了中国当代黑社会犯罪滋生与蔓延的祸首。
自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由于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对社会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经济关系简单，社会结构单一，黑社会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黑社会”一词也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迈开，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条件下的多元化主体已经确立，他们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欲望也已经被唤起。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的存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还行使着市场的某些职能，于是，对稀有物资的支配权，对项目、执照的审批权，优惠政策的倾斜实施权等等，使得“经济租”大量存在，寻租活动也因此异常活跃。
邱格屏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存在的权力寻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务权力寻租，一是职业权力寻租。当有职务的政府官员伺机利用所掌握的本该用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公共权力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的时候，没有职务的普通职员则利用职业权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把手中仅有的一点资源利用到“创租”活动上。最典型的就是没有职务权力却有职业权力的警察。真正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
“仔细对比新中国成立以来权力的寻租之路与黑社会组织成长之路，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存在某种相关性。共和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中，前30年因权力寻租无法开展，当时，不仅不存在黑社会犯罪，而且连一般的有组织犯罪都未见到，甚至偷摸扒窃行为都少见。自1980年以后，一般官员的寻租活动大量发生，省部级官员也开始踏进这一领域。也正是从那时起，黑社会犯罪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肆虐。”
由于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使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忍受了太多生活的不公，也助推了恶势力的成长。
有人对已经被摧毁的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做了统计，结果表明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弱势群体。除了无业人员，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都成了恶势力分子。这种情形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显得尤为突出——千百万普通劳动者被迫下岗失业、其基本生存权失去保障的同时，少数权贵借助特权贪污舞弊、强取豪夺，迅速成为坐拥亿万财产的巨富。
社会转型带来的不仅仅是分配机制的调整，还有价值观念的改变。随市场经济一起走进人们生活的是全新的、异质的、混杂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原来弥漫于中国社会中高度一致的勤劳、朴素、艰苦奋斗价值规范受到强劲冲击。这种对正当伦理价值神圣性的肆意践踏，使人心趋向物质化和功利化，工具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目的的正确性替代了手段的正确性。只要有钱，不管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取的，便是“成功人士”。
“黑社会在一个地方之所以盛行，一定是它的白社会不够充分，阳光有很多的死角照不到，因此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过多，边缘人过多，或者是人群中间的挫折感、边缘感越强，这个社会形成黑社会的土壤就越丰厚，所以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白社会应该努力地去解决的问题。”著名史学专家秦宝琦如是说。
官匪背后的腐败转型
十余年来，邱格屏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动态，特别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亲密度”问题。她把权力寻租归结为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基础，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的形成。
长春黑社会老大梁旭东曾大言不惭地说，“我在社会上混得明白，是因为我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怎么样？”司法机关对这个公安部“1998第1号黑社会案件”的侦查结果表明，梁一点也没有吹嘘的意思。而沈阳刘涌黑社会犯罪案涉及的官员之多、官位之高，堪称当代中国黑社会犯罪案之最。
然而，猛烈的打黑除恶风暴并没有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升级。近两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少数地方官员公开半公开地组织、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的案例也不时见诸报端。
最让邱格屏感到不幸的还是，“我至今所见的专家著述、领导讲话、媒体评论仍一致认为是‘黑恶势力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为其犯罪行为提供保护’，把主要责任推卸给身份和素质远低于国家工作人员的黑社会成员，对政府官员为寻租而主动勾结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头目的事实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司法实践中长期未有任何政府官员因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而被判犯有‘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2006年，中国大地上终于出现多例政府官员以黑老大身份劫掠百姓之事。而在此次重庆打黑风暴中，已经查出200多个司法干部深陷涉黑案件，其中有十来个厅级、副厅级干部。几年前，学术界、司法实践部门还在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标准是否需要有“保护伞”而争论，仅仅过了几年，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官员的角色已经由配角“保护伞”转化成主角“大哥大”了。
邱格屏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营经济迅速壮大 ，随之成长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不仅人数增加，经济实力也大为增长 。这些80年代还不被政府官员放在眼里的洗脚上田的农民，因为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贡献，开始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并获得了各级领导的重视，不少私营业主还获得了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农村也出现了“富而为官”的现象 。这种变化让一些政府官员的优越感顿时化为泡影，金钱势力逐步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权钱交换关系里占据主导地位。
“一方面，腐败者利用公授权力牟取私人财富，另一方面，腐败者利用掌权者的社会资本来捞取经济利益。党政官员积累起个人资本后，就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而且是私人金钱势力的代表。金钱势力既有充足的资源以腐蚀、收买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又有着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强烈动机。‘无钱有权，以权换钱；有钱无权，以钱换权；用我手中钱，买你手中权，靠权行方便，合伙赚大钱’，这首民谣就是金钱作为官僚竞争最重要的资源在民间的反映。”
虽然许多腐败官员都因为自己的贪欲付出了代价，但他们的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创伤却久久不能弥合。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和城市均出现了大量的群体性暴力抗争事件，有的抗议者直接把矛头对准政府。尽管这些社会抗争事件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程度，但是，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地方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
邱格屏感慨，“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政府官员的角色由‘保护伞’转变为‘黑老大’并不是个别官员思想素质差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的表现，而是腐败转型的又一标志。它预示着反腐道路将更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