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千万别得罪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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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
说起文人，我们常常习惯性地会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这种无用，有时却是大用。秀才之用，好起来,能够让你流芳百世，坏起来，也可以让你遗臭万年。流芳百世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李白的《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汪伦实在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野老村夫，因为请李白吃了一顿饭，又哼着小调去送行，结果引发了诗仙诗意大发，就有了这首“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古名句。因了这千古名句，一个无名小卒，就成了历史名人。这是世界上最物有所值的一顿饭，也是最有价值的一次送行。这似乎也给了后人一个启示：要是自己实在无法用诗文章句留名于世，最快捷的办法就是直接请那样的诗人文人喝酒吃饭，然后席间作诗吟对，急就成篇。据说现在一些冒充文人的人到处骗吃骗喝时也会经常提及：好好招待我，也许你将就是汪伦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那个被贬了官的藤子京，本来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官员被贬，却被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写，就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这个无名小官的藤子京，一时就成了千古绝唱的清廉贤明正派的官员。其实治理一个地方,真的是这么容易?还不是范仲淹吹的。据说藤子京是范仲淹的同科进士同学，为人确实也还不错，但是，如果没有范仲淹及其《岳阳楼记》，恐怕这个人也只能够在历史上平庸地泯灭于众矣。
但是，要是得罪了文人，也不得了。据说，明朝时作《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其实就是当时著名文豪王世贞，他写《金瓶梅》的动机就是要骂当时大贪官大奸臣严嵩父子，用他们的事迹再加上他们的别名与字号，让他们的劣迹臭名远扬。至今，我们几乎无人不知道明朝有过大奸臣严嵩父子，甚至在传统京剧里，严嵩父子的形象都是白脸白鼻子地一副大奸臣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其实严嵩父子虽然可恶，在明朝他们远不是最可恶的，所做的坏事也远不是最严重的。但是，因为有王世贞这样的文人的深加工，这个丑恶的形象永久性地在历史上牢牢地扎下了根。严嵩得罪王世贞这样的文人在当时只是小菜一碟而已，因为王世贞当时没有任何权力，小文人一个而已，父亲被严嵩父子所构陷害死，他本人也任由宰相严嵩欺负羞辱，他王世贞丝毫也没有办法。但是对于妙笔生花的人来说，这是可怕的。结果，王世贞后来就动用他的如椽巨笔，把严嵩父子搬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类似的事件据说还有明朝的《水浒传》里的武大郞，其实据考证，武大郞本来也是一表人才，与武二郞一样，高大魁梧，一表人才，武功高强，这个从现在的遗传学来说基本上也是成立的。同一父母，兄弟俩怎么会相差那样大呢？也只是因为这个武大郞得罪了当时一个说书的人，结果就把武大郞说成那个样子。后来施耐恩就根据这个说书的底本改成了《水浒传》。武大郞从此成为一副猥琐不堪，倒霉透顶，一生靠卖烧饼为生的小贩子，而且妻子被人霸占，不得好死的可悲可怜的小人物。
民国时，许多人欺负鲁迅一没有权，二没有钱，经常找茬子骂他，岂料，鲁迅也不是吃素的，一一回应。到“文革”时，凡被鲁迅当年点过名的，倘若又没有明智地逃往台湾与海外的，几乎全都倒霉了。这当然不一定是鲁迅所希望看到的，但是无疑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以权压人，以势欺人，学会平等待人，尊重任何一个人。那时，谁也没有料到鲁迅后来会成为这样一个万世瞻仰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常常在世的时候是极卑微的，甚至常常是连生活都无着落的小人物而已。
整部《论语》里，最让儒学圣人贤人尴尬不安的就是关于“子见南子”的那段。显然，这也是孔门后人，或者就是被孔子打骂过的那些弟子所写的。他们明知孔子讲仁义道德，明知孔骂过女人与小人同类，但是，还是要把孔子好色的事故细节写出来。令后来的儒学圣贤们好不尴尬。他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简直越描越黑，越辩越糟糕，越是令人感觉此地无银三百两。难怪贤人们最后辩来辩去，干脆否认这个事件的存在，认为纯粹是当时的小人陷害圣人而已。
从以上的经验来看，千万不要得罪文人。得罪小人，当时就可能吃亏，但是得罪了文人，当时可能没有什么，但是事后，就可能让你臭名远扬，遗臭万年。文人写一首诗，填一曲词，作一篇文章，提一个什么词之类，后来的人又不知道底细，也无法考证，因此就当真了，其实当时的真实情形究竟怎样,怎么说得清呢？
2009年12月14日星期一
说起文人，我们常常习惯性地会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这种无用，有时却是大用。秀才之用，好起来,能够让你流芳百世，坏起来，也可以让你遗臭万年。流芳百世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李白的《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汪伦实在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野老村夫，因为请李白吃了一顿饭，又哼着小调去送行，结果引发了诗仙诗意大发，就有了这首“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古名句。因了这千古名句，一个无名小卒，就成了历史名人。这是世界上最物有所值的一顿饭，也是最有价值的一次送行。这似乎也给了后人一个启示：要是自己实在无法用诗文章句留名于世，最快捷的办法就是直接请那样的诗人文人喝酒吃饭，然后席间作诗吟对，急就成篇。据说现在一些冒充文人的人到处骗吃骗喝时也会经常提及：好好招待我，也许你将就是汪伦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那个被贬了官的藤子京，本来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官员被贬，却被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写，就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这个无名小官的藤子京，一时就成了千古绝唱的清廉贤明正派的官员。其实治理一个地方,真的是这么容易?还不是范仲淹吹的。据说藤子京是范仲淹的同科进士同学，为人确实也还不错，但是，如果没有范仲淹及其《岳阳楼记》，恐怕这个人也只能够在历史上平庸地泯灭于众矣。
但是，要是得罪了文人，也不得了。据说，明朝时作《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其实就是当时著名文豪王世贞，他写《金瓶梅》的动机就是要骂当时大贪官大奸臣严嵩父子，用他们的事迹再加上他们的别名与字号，让他们的劣迹臭名远扬。至今，我们几乎无人不知道明朝有过大奸臣严嵩父子，甚至在传统京剧里，严嵩父子的形象都是白脸白鼻子地一副大奸臣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其实严嵩父子虽然可恶，在明朝他们远不是最可恶的，所做的坏事也远不是最严重的。但是，因为有王世贞这样的文人的深加工，这个丑恶的形象永久性地在历史上牢牢地扎下了根。严嵩得罪王世贞这样的文人在当时只是小菜一碟而已，因为王世贞当时没有任何权力，小文人一个而已，父亲被严嵩父子所构陷害死，他本人也任由宰相严嵩欺负羞辱，他王世贞丝毫也没有办法。但是对于妙笔生花的人来说，这是可怕的。结果，王世贞后来就动用他的如椽巨笔，把严嵩父子搬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类似的事件据说还有明朝的《水浒传》里的武大郞，其实据考证，武大郞本来也是一表人才，与武二郞一样，高大魁梧，一表人才，武功高强，这个从现在的遗传学来说基本上也是成立的。同一父母，兄弟俩怎么会相差那样大呢？也只是因为这个武大郞得罪了当时一个说书的人，结果就把武大郞说成那个样子。后来施耐恩就根据这个说书的底本改成了《水浒传》。武大郞从此成为一副猥琐不堪，倒霉透顶，一生靠卖烧饼为生的小贩子，而且妻子被人霸占，不得好死的可悲可怜的小人物。
民国时，许多人欺负鲁迅一没有权，二没有钱，经常找茬子骂他，岂料，鲁迅也不是吃素的，一一回应。到“文革”时，凡被鲁迅当年点过名的，倘若又没有明智地逃往台湾与海外的，几乎全都倒霉了。这当然不一定是鲁迅所希望看到的，但是无疑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以权压人，以势欺人，学会平等待人，尊重任何一个人。那时，谁也没有料到鲁迅后来会成为这样一个万世瞻仰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常常在世的时候是极卑微的，甚至常常是连生活都无着落的小人物而已。
整部《论语》里，最让儒学圣人贤人尴尬不安的就是关于“子见南子”的那段。显然，这也是孔门后人，或者就是被孔子打骂过的那些弟子所写的。他们明知孔子讲仁义道德，明知孔骂过女人与小人同类，但是，还是要把孔子好色的事故细节写出来。令后来的儒学圣贤们好不尴尬。他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简直越描越黑，越辩越糟糕，越是令人感觉此地无银三百两。难怪贤人们最后辩来辩去，干脆否认这个事件的存在，认为纯粹是当时的小人陷害圣人而已。
从以上的经验来看，千万不要得罪文人。得罪小人，当时就可能吃亏，但是得罪了文人，当时可能没有什么，但是事后，就可能让你臭名远扬，遗臭万年。文人写一首诗，填一曲词，作一篇文章，提一个什么词之类，后来的人又不知道底细，也无法考证，因此就当真了，其实当时的真实情形究竟怎样,怎么说得清呢？
2009年12月14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