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膨胀加速了苏联解体

1.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历史根源
众所周知，俄罗斯帝国是经过300多年不断向外侵略和扩张，征服周边100多个弱小民族，到20世纪初已发展成为地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殖民帝国。沙俄帝国是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占全国人口57%的其他少数民族都分别居住边疆地区，被当成“异族”人。沙皇政府对其他非俄罗斯民族实行殖民统治，推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
十月革命前，1914年2月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俄国具有同西欧国家不同的特点，俄国是以一个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家，大俄罗斯民族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享有比其他民族高人一等的特权，变成了统治和压迫民族，因而形成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中明确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沙皇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因为许多世纪以来大俄罗斯人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影响下，养成了一种可恶可耻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偏见”。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进一步阐述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历史根源，认为沙皇政府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实行长期殖民统治，使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沦为殖民地，这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反映出来。因此必须承认，沙俄帝国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变为殖民地的做法，在大俄罗斯人的头脑中形成了殖民主义思想意识和十足的殖民主义态度。沙皇为了维护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地位，对少数民族实行压迫和歧视政策，力图铲除他们中间的任何独立自主的意识和国家制度的萌芽，摧残他们的传统文化，严格限制他们的语言发展，使他们变得落后和愚味无知，竭力促使他们俄罗斯化。在苏联建立过程中，针对当时俄共（布）中央领导层中一些人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1922年12月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中强调指出，沙皇政府长期对少数民族实行殖民统治在俄罗斯民族中间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因而大俄罗斯人极端蔑视其他少数民族，认为他们都是落后的“ 异族人”，诸如把波兰人叫做“波兰棒子”，嘲笑鞑靼人为“王爷”，叫乌克兰人为“鸡冠头”，称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人为“蛮子”，等等，表现出了大俄罗斯民族的极端傲慢态度。当时，列宁认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沙皇帝国时期对少数民族实行压迫和歧视的殖民政策的必然产物，是为俄国剥削和统治阶级服务的大民族沙文主义，是妨碍实现各民族联合和团结的主要危险，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
列宁过世后，从30年代起苏联领导人和史学界不仅不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反而歪曲沙皇政府征服少数民族的历史，继承沙俄帝国意识。例如，1934年7月斯大林在评述恩格斯的《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时为沙俄帝国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辩护，认为恩格斯毫无理由地“夸大了沙皇政府对外政策的扩张性”。 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总结报告提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收复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领土，强制立陶宛、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四共和国并入苏联，收复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这样的国界最符合苏联的历史真实情况。这等于说，凡是历史上沙俄帝国征服过的领土均应归入苏联版图。1954年12月1日《真理报》发表关于纪念乌克兰与俄罗斯帝国合并300周年的宣传提纲认为，俄罗斯帝国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民族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1978年8月 31日《真理报》发表关于亚美尼亚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150周年的决议强调，亚美尼亚人及高加索其他民族之所以归并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是“他们摆脱伊朗和土耳其压迫的希望和救星”。在这种观点指导，苏联历史学界纷纷著书或撰文为沙皇征服少数民族竭力辩护，宣扬沙皇是众多被征服民族的“救世主”。上述情况表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沙俄帝国对外侵略和扩张，对少数民族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苏联时期继承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
2.苏联时期俄罗斯民族的中心地位
确立俄罗斯为“领导民族和主导地位”。1945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的讲话几次感谢俄罗斯在卫国战争中的功绩，提出“俄罗斯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胜利的领导力量”。1957年8月27日，赫鲁晓夫在关于文艺与生活联系的讲话中宣称俄罗斯有资格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尊重，各民族人民应高呼“俄罗斯母亲”，因为俄罗斯领导其他民族人民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1971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说“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在苏联的成立、巩固和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75年10月21日，全苏中小学、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俄语学习和教学经验学术实践会议提出，苏联各民族人民是“在俄罗斯民族周围联合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因此俄罗斯民族是“老大哥，是苏联第一位民族”。1989年9月20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纲领》仍然声称，“俄罗斯民族过去，现在仍然是我们整个联盟的团结的基础，它曾为克服边远民族的落后状况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处于苏联中心地位。列宁在创建苏联时期坚持各民族共和国必须平等的原则，而且1922年12月苏联成立条约以及各个时期苏联宪法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平等原则。但实际情况是，从苏联成立到80年代末期，各非俄罗斯民族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都设立自己的党中央领导机关，直属苏共中央领导，唯独以俄罗斯人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一直没有自己的共产党领导机关，而俄罗斯联邦各州、边疆区、直辖市等地方党组织直属苏共中央俄罗斯局领导，并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俄罗斯局主席。与此同时，尽管在形式上俄罗斯联邦也设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但并不设立共和国政府的部委管理机关，而由苏联中央政府代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的管理职能。由此可见，实际上苏共中央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中央，苏联中央政府就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从而使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处在中央领导地位，其他少数民族共和国则处在地方附属地位。这种状况也表明，苏联实际上还是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
俄罗斯人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1923年4月俄共（布）十二大提出，为了贯彻苏联成立条约规定的各共和国平等原则，在设立联盟中央机关时保证各加盟共和国在相互关系上和对联盟中央权力机关的关系上权力和义务平等，联盟国中央执行机关要保证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性。但按照斯大林在6月全苏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选举原则，其结果突出了俄罗斯人的政治优势。在6月举行的苏联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2215名代表中，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代表为1727名，乌克兰共和国代表364名，外高加索联邦共和国代表91名，白俄罗斯共和国代表33名。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代表比例高达77.96%，而其他三个少数民族共和国代表仅占22.04%。此后，在历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3名主席中，只有米高扬（亚美尼亚人）、波德戈尔内（乌克兰人）两人为少数民族。在苏联历届12名政府首脑中，只有斯大林（格鲁吉亚人）任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至于苏联中央政府管理机构的各部委主要领导职务也大多由俄罗斯人担任。更值得提及的是，长期以来在苏联实际上由苏共直接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在历届苏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虽然有少数非俄罗斯民族代表参加，但唯有被列宁称之为“俄罗斯化的异族人”斯大林成为苏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其余各届苏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均由俄罗斯人担任。况且，从30-80年代，有相当多的俄罗斯人被委派到各少数民族共和国担任党政重要领导职务，对当地民族领导人起到控制和监督作用。例如，在70年代初，俄罗斯人在中亚五共和国担任共和国政府部长级职务的情况是：在哈萨克占 36.6%，在乌兹别克占38.2%，在吉尔吉斯占48%，在塔吉克占30.8%，在土库曼占29.2%。由此可见，俄罗斯人不仅掌握苏联中央领导权，而且控制各加盟共和国领导权，在苏联政界占统治地位。
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成就归于俄罗斯民族。如上所述，斯大林大力宣扬俄罗斯民族领导苏联其他民族战胜了德国法西斯，而只字不提其他各民族在保卫社会主义国家战争中作出的牺牲和贡献。1957年8月，赫鲁晓夫在同文艺界人士讲话中提出，俄罗斯民族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在帮助其他落后民族克服几百年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况做出了“伟大业绩”，其他民族应当“感激和尊重”。1972年12月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之际，苏联报刊突出宣传俄罗斯民族在苏联建立和发展中的功绩，对其他民族的“无私援助和贡献”。1982年庆祝苏联成立60周年大会再次强调说，俄罗斯民族在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其他民族应当特别感谢俄罗斯人对自己的“无私援助”。1989年苏共民族政策纲领仍在宣称，俄罗斯是整个联盟国家的中心，俄罗斯民族是最大贡献者。
上述情况表明，从苏联成立到解体俄罗斯民族处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
3.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膨胀加速了苏联解体
人类发展历史表明，过去历史上形成的由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发生民族分离以致民族独立，导致国家分裂，一般都表现为非主体民族由于对国家政策不满而竭力摆脱主体民族控制并走向独立。然而，90年代初苏联解体恰好相反，而是由苏联最大民族俄罗斯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带头谋求独立，并积极支持其他民族的独立行动，从而加速了多民族国家苏联的解体。为进一步阐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苏联解体的过程。
非俄罗斯民族的分离活动首先是从波罗的海地区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共和国开始的，1987年8月23日三共和国首都同时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反对过去苏联武力吞并三国。1988年秋天，三共和国先后成立民族分离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制定了统一行动纲领。1989年5月，立陶宛、爱沙尼亚通过共和国经济独立法；7月拉脱维亚通过共和国主权宣言，宣布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苏法律；8月23日三共和国首都再次举行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提出就三共和国脱离苏联举行全民公决。1990年3月11日、3月30日和5月4日，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相继通过共和国独立宣言。在其他共和国也出现了民族主义活动，要求扩大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
此时，非俄罗斯民族的分离活动本应引起俄罗斯民族的警惕，为捍卫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进行斗争。然而，以叶利钦为首的所谓民主派借口复兴俄罗斯，与联盟中央争夺领导权，不仅支持其他民族共和国的独立活动，而且积极谋求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独立。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为，过去几十年俄罗斯充当“大奶牛”，其他少数民族“靠吮吸奶汗养肥了自己，而俄罗斯民族却深受其害”。他们提出的所谓振兴俄罗斯的口号，实际上就是甩掉其他共和国，利用俄罗斯拥有的经济、科学技术的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采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和社会发展机制，把俄罗斯建设成为独立的富强国家，使俄罗斯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为此，俄罗斯“民主派”主张各加盟共和国先脱离苏联，而后在完全独立和平等基础上组成新的联合体。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刚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后就发表声明，他将致力于实现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主权；这种主权意味着俄罗斯从下到上的独立，俄罗斯将在100天内收复主权，以“保卫自己不受联盟中央的支配”；“俄罗斯将在一切问题上都要独立处理，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联盟的法律”；“俄罗斯打算同其他14个加盟共和国在经济、贸易、科学、文化、民族等方面直接缔结条约”。叶利钦还要求联盟政府辞职。显然可以看出，叶利钦主张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摆脱联盟中央而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不久，6月 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为主权国家，共和国宪法至高无上。俄罗斯联邦可以自愿与其他共和国结成新联盟，有权自由退出苏联；俄罗斯境内一切自然资源均归本共和国所有，有权建立俄罗斯国家银行、共和国财政、信贷和税收制度等。主权宣言实际上就是宣布俄罗斯国家独立。在俄罗斯带动下，其他11个加盟共和国随后也通过了各自的主权宣言，变相地宣布共和国独立。
1991年1月上旬，在立陶宛发生独立派与反对独立派的人之间严重冲突。1月11日，戈尔巴乔夫总统下令苏联内务部队进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并占领苏共中央的立陶宛出版大楼和立陶宛边疆保卫局所在地，试图用武力压服民族独立分子，以维护国家统一。在这样关键时刻，1月13日叶利钦以俄罗斯联邦国家首脑身份与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指责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镇压民族独立自主运动，造成流血事件；宣布俄罗斯国家主权以及波罗的海地区三国主权受到严重威胁时，它们要相互支持和援助。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电视台和俄罗斯报刊大肆渲染维尔纽斯的流血事件，明目张胆地为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者大造舆论声援。在国内和国际舆论压力下，戈尔巴乔夫放弃以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和完整的努力。显然，在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独立过程中，俄罗斯扮演了主要支持者的角色。
1991年3月至7月，这是维护苏联国家统一和取消联盟二者之间进行斗争的关键性时刻。为保留联盟，戈尔巴乔夫决定于3月17日举行全民公决。全苏共有 1.85647355亿选民，其中80%的选民参加投票，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的占76.4%。除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6个共和国政府拒绝组织公民投票外，其他9个共和国都组织全民公决的投票。参加投票和赞成票的比例为：乌克兰分别为83%和70%，白俄罗斯分别为 83.5%和83%；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为95%和93.7%；哈萨克斯坦分别为89%和94%；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为92.9%和94.5%；塔吉克斯坦分别为94%和96%；土库曼斯坦分别为97.7%和98%；阿塞拜疆分别为75%和93%；俄罗斯联邦分别为75.31%和71.34%。全民公决投票结果表明，虽然苏联处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冲突的形势下，大多数公民仍然主张保留联盟国家，反对民族分裂。特别是中亚五共和国和阿塞拜疆的公民参加投票率和赞成率明显高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民族国家。在上述抵制全民公决的6个共和国中，尽管当局禁止公民参加投票，但仍有大批公民自行组织投票，表明赞成保留联盟国家的立场。这也表明，苏联对各民族的大多数居民仍具有凝集力。不过，作为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对保留联盟国家的拥护率相对来说就显得很低了，尤其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活跃的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拥护保留联盟国家的拥护率就更低了。
3月8日，苏联联邦委员会通过新联盟条约草案，并把它作为蓝本提交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审议。新联盟条约草案规定，联盟中央除行使外交、国防和协调各共和国重大经济事务职能外，其他国家管理权限均归各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对这样的新联盟条约草案，俄罗斯领导人带头反对，坚持共和国为独立主权国家。4月 19日叶利钦声称，俄罗斯需要的是小型联盟中央，需要的是作为调节者的总统，甚至可以不要苏联总统。最终，戈尔巴乔夫再次让步，修改新联盟条约，改为主权国家联盟，实际上把苏联变成了松散邦联。7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决定。7月29-30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商定，8月20日由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作为第一批国家签署新联盟条约。
令人难以预料的是，在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前一天，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一批人发动政变，宣布在全苏实行紧急状态6个月，以反对民族分裂和维护国家统一。“8·19”事变后，叶利钦等一批“民主派”加紧瓦解苏联的活动。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以苏联各民族人民的“救世主”的姿态出现，攫取联盟中央领导权，取代联盟中央发号施令，宣布由俄罗斯接管和控制苏联中央各个要害部门，接管苏联军队、核武器和苏联中央各部门的财产，实际上以俄罗斯取代苏联。进而于8月26日叶利钦总统新闻秘书处发表了关于“一旦联盟停止存在，俄罗斯联邦保留提出修改边界的权力 ”的声明，这一赤裸裸的以领土相要挟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行径，更加激起其他共和国的反对，从而加快了独立步伐。不久，在莫斯科挂起了沙俄帝国时期的白蓝红三色旗，显然叶利钦等人竭力主张恢复沙俄帝国传统。
1991年12月8日，由俄罗斯带头与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总统签订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三国签订建立独联体协议迫使戈尔巴乔夫于12月25日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宣布苏联正式解体。上述情况表明，在苏联发生剧变和解体的过程中，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不是站在维护统一联盟国家的立场上，而是打着复兴俄罗斯的招牌，积极策划俄罗斯独立和分裂统一联盟国家，在瓦解苏联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
4.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加剧国内民族矛盾，影响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如上所述，30-80年代中期，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联领导人一直喋喋不休地歌颂沙俄帝国的历史，宣扬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民族和领导民族”，一味夸大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功绩，将俄罗斯联邦凌驾在其他加盟共和国之上，赋予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主导地位，从而使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根深蒂固。因此，实际上苏联继承了沙俄帝国意识，竭力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把其他众多少数民族置于附属的“次等民族地位”。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造成的后果是，严重地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激起他们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强烈不满，从而在民族关系中潜伏下尖锐的矛盾和问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错误地估计苏联民族关系状况，对潜伏的民族矛盾认识不足，特别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危害性缺乏清醒认识，因此，他推行的错误改革政策引发了民族矛盾大爆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在苏联发生剧变和解体过程中，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迅速增长，在复兴俄罗斯的借口下，千方百计地瓦解联盟中央，试图以俄罗斯取代苏联，支持其他民族独立活动，带头通过国家主权宣言，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加深了民族关系危机。
苏联解体之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继续在嚣张，主要表现为：一些人宣称要恢复沙俄帝国的疆土，重振俄罗斯帝国的“雄风”；另一些人主张取消俄罗斯境内的各个民族共和国、民族自治州和民族自治区，恢复沙俄帝国时期省的建制；还有人提出全力保护俄罗斯人的利益，建立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共和国。
1996年3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完善联邦制委员会和俄罗斯党团主席弗·雷森科就当前俄罗斯民族形势答记者问时指出：俄罗斯好像沉睡着的一头狂暴的大熊，现在觉醒了，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各种俄罗斯人的政党、社会团体和组织。实际上，这些组织都提出了一个口号：“俄罗斯应当属于俄罗斯人！”他们提出复兴俄罗斯帝国的观点，主张恢复1913年俄罗斯帝国的疆界，清除莫斯科的“外来人”。雷森科认为这种观点严重损害了俄罗斯联邦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因此，90年代初非俄罗斯民族主义是主要危险，而当前大国沙文主义是主要危险。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是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他在1993年12月俄罗斯议会选举前后发表了许多散布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言伦，归纳起来是：他对内主张取消目前存在的民族共和国和其他民族自治实体，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共和国，恢复沙俄帝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将俄罗斯划分为40-50个省或州，每个省或州境内有300-500万居民。取消民族界限，这将有助于消除尖锐和复杂的民族冲突。在对外政策方面，他竭力主张恢复沙俄帝国的疆界，重振大俄罗斯帝国的“雄风”。新俄罗斯首先应当包括原苏联时期的各个共和国，恢复从波罗的海地区到中亚的统治。日里诺夫斯基还扬言要收回阿拉斯加、芬兰、波兰以及沙俄帝国时期所有领土。他幻想将来有一天“美国土崩瓦解，波兰四分五裂，阿富汗和伊朗销声匿迹；俄罗斯舰队将南下印度洋游弋，俄罗斯士兵将到印度洋洗刷战靴；俄罗斯教堂的钟声将回荡在土耳其海岸上空；从北冰洋沿岸摩尔曼斯克到印度洋沿岸，在这一片广大地区所有人都成为一个国家的居民；从君士坦丁堡经喀布尔到印度洋沿岸所有居民都将会说俄语。因为以最现代化的核武器和太空武器装备起来的武装部队将会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力量，俄罗斯年青士兵坐在兵营里，就会在这场“南下的游戏中获胜”。日里诺夫斯基的这些言论，纯属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狂言乱语，然而他所代表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能在1993年12月俄罗斯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名列前茅，这表明他所代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潮在俄罗斯民族居民中是有市场的。
俄罗斯共产党是人数最多的政党，在俄罗斯政坛上影响较大。然而，俄罗斯共产党人也积极主张加强苏联地区各民族的一体化进程，恢复苏联。它提出首先加强俄罗斯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各种联系，为恢复统一的联盟国家创造条件，俄罗斯民族在重建联盟国家方面应当发挥特殊的作用。还有许多俄罗斯共产党人提出要保护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利益，如隶属于俄罗斯共产党的俄罗斯公众大会等组织正在积极与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争夺俄罗斯人保护者的权利，争取保障俄罗斯民族在俄罗斯联邦应有的地位”。
上述情况表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拥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会加深国内的民族和冲突，而且会影响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在1990年6月叶利钦等人策划通过俄罗斯主权宣言和宣布俄罗斯独立之后，俄罗斯联邦境内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才相继仿效颁布自己的共和国主权宣言，随后一些民族自治州也通过了类似宣言并升格为共和国，车臣和鞑靼斯坦等共和国也是在大俄罗斯民族独立倾向带动下宣布独立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近几年来出现的尖锐民族矛盾和冲突，导致民族关系危机和一度威胁国家统一的局势，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激发出来的。其次在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等人公然自认为俄罗斯是独联体各国的盟主，把原苏联其他地区视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充当这些国家的保护人角色。一直到今天，除由于波罗的海地区三国强烈要求和国际舆论压力下于1993年和1994年从这三国撤军外，俄罗斯在独联体其他多数国家仍有驻军。而且这几年以来，俄罗斯采取各种手段干涉一些国家内政。诸如支持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人的民族独立倾向，与乌克兰当局对抗；驻在摩尔多瓦的俄罗斯第14集团军，以保护当地俄罗斯人的利益为理由，支持德涅斯特河沿岸俄罗斯人成立民族共和国并直接参与内战；在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要求独立和格鲁吉亚政府对抗中，以支持阿布哈兹人的民族独立要挟格鲁吉亚领导人作出让步，允许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建立军事基地；支持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俄罗斯人的民族独立倾向，迫使哈萨克斯坦当局与俄罗斯建立特殊的盟友关系。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关系。独联体建立以来，各国首脑会议年年举行，条约和协议签订一个又一个，但大多数是纸上谈兵。实际情况表明，近年来独联体国家的离心倾向日趋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俄罗斯一直以老大自居造成的。
苏联解体之后，新独立的俄罗斯陷入一场深刻和持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广大人民群众对俄罗斯的前途越来越感到渺茫，俄罗斯的衰落使叶利钦、日里诺夫斯基等人恢复大俄罗斯帝国的主张成为一场美梦。
纵观近几年来俄罗斯民族关系形势，笔者认为由于俄罗斯政府在民族关系理论和政策上进行一些调整，采取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对民族冲突的热点地区作出让步，特别是随着俄罗斯联邦中央政府与鞑靼斯坦共和国签订关于划分管理权限和互派全权代表条约、俄罗斯联邦中央政府与车臣共和国签订和平协议、俄车和平与相互关系条约，近年来民族矛盾开始缓和，民族关系趋向稳定。但是，俄罗斯并没有根本解决苏联遗留下来的以民族为特征的国家体制的结构问题，还在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寻找新理论，联邦中央与各联邦主体之间关系还未调整好，因此，许多民族矛盾和问题只是暂时潜伏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