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阅兵何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1:49:27
[7994] (2009-10-08)
早报导读',1)">
中国高层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痛陈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呼吁中国高层与其切割。
天津生态城 住屋工程启动
陈淞山：马英九信心危机的重大隐忧
林瑞生：劳资应全面转型跟上经济步伐
疱疹湿疣--口服疫苗上市
★早泄--阳痿一次治愈！
阳痿早泄—自救新方法！
糖尿病—09特供新药！
不可否认，对许多国民而言，10月1日的阅兵让人血脉贲张、激情四溢甚至刻骨铭心。然而对一些理性的旁观者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何要阅兵？
《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长平在观看阅兵之后的第二天发表了《失踪的个体》一文。长平在文中质疑到：“为什么要阅兵？在古代，阅兵通常只在军队中进行，用来整饬军纪、鼓舞士气，或者庆祝胜利，是有实际的军事意义的仪式。显然，在人类和平时期，这些目的都不复存在。有人说，阅兵可以展示国力和军力。那么我第一个不明白的是，国力和军力需要展示吗？展示它干什么？第二，如果国力和军力需要展示，阅兵能反映真实情况吗？当今世界国力和军力最强大的美国，几乎从来不搞全国性的大规模阅兵。而朝鲜的方阵水平，一直是世界一流，你能说它的国力和军力是世界一流吗？我只能理解为，阅兵是一种传统仪式，用于大型庆祝活动。我非但不反对一切仪式，而且认为仪式是人类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就个体生命而言，历史上有两种倾向的仪式，一种是压制、消灭个体，一种是关照、提升个体。前一种多跟战争、牺牲和集体威严联系在一起，后一种多为敬神、辟邪和狂欢活动。现代社会中，个体意识觉醒，又一派和平景象，应该继承并弘扬的是后一种仪式。”
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在最新一期的文章中——《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中国在世界舞台的位置）——开门见山便调侃到：“对于一个以自身的‘和平崛起’为荣的国家来说，庆祝诞辰的方式却有些古怪。10月1日，在庆祝其60周年华诞的日子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人炫耀了令人咋舌的军事实力（muscle-flexing）。踏正步的军人、坦克和洲际弹道导弹排成纵队穿越天安门。正如每个中国学生所学的（现在看来似乎是错误的），60年前，毛泽东就站在那个意为‘天安门’的城楼上郑重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FOR a country that prides itself on its “peaceful rise”, it was an odd way to celebrate a birthda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ked its diamond jubilee on October 1st with a staggering display of military muscle-flexing.Goose-stepping soldiers, tanks and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filed through Tiananmen Square, past the eponymous Gate of Heavenly Peace, where, 60 years ago, as every Chinese schoolchild is taught (wrongly, it now seems), Mao Zedong declare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d “stood up”）
无论是长平的质疑还是《经济学人》的调侃都与“阅兵的意义”息息相关。然而，在我看来，他们彼此都混淆了武力或军事力量的“有用性”与“可用性”这两个关键概念。而这两者虽然都指涉“国家”这个实体，但两者却分别属于不同的层次，其意义自然也不同。在国家层次上（言简意赅即国家的对外政策）上，国家能够根据对国际形势与内部环境的整体评估因地制宜的践行外交政策。换句话说，国家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上具有“能动性”。在这个意义上，军事力量具有“可用性”，即运用军事力量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手段之一。然而，在系统层次上，以国家实力为排列原则的无政府状态体系却严重制约了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国家并不能随心所欲的无视系统的制约因素，否则将自尝苦果（self-defeating）。在这个层次上，国家的军事力量显然具有“有用性”，其是国际体系中大国地位的通行证之一，对于维持大国地位不可或缺。显而易见，如果混淆了这两个层次的要素，观察家可能会对武力或者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阅兵”的意义做出错误的判断。
一方面，尽管这是长平所说的“和平年代”，大国之间的战争似乎显得遥不可及，特别是核武器的发明及其系统化更使得核武大国之间的战争成为过去式。然而，虽然不如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冷和平”那样令人忧心忡忡，但今天这种“和平”却由于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若隐若现的“军备竞赛”而沾满“消极”与“脆弱”的特性。不可否认，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体系的制约下，国家总会陷入如赫兹所说的“安全困境”（securiy dilemma）陷阱中。在这个体系之下，国家只能自保，天助自助之人。而自保的最重要方式则是维持一支高质量的军队，其用来遏制他国入侵本国的“意图”以及在遏制失效之后成为保家卫国，抗击侵略的关键屏障。因此，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军队，只不过规模、水平与质量有所区别而已。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军队武器或者军事实力依旧是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今天的时代比以往的时代更显得和平，但并不显得更安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使得国家不得不通过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来缓解自身的安全困境。军事实力作为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为衡量一国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重要尺度之一。因此，在这种逻辑的作用下，国家不可避免的都在追求其军事力量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自然也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显然，不管各国的领导人如何对和平念兹在兹，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或明或暗的在推行武器的更新换代、作战技术的推崇出新、作战人员的全副武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阅兵可以看成是中国军事力量的一次展示，也可以看成是他者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一次确认。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未必是“大国”，但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军事实力不可或缺。与10年前相比，这次阅兵对于中国而言意义更加重要，因为诚如《经济学人》在《party like it’s ’49》（一如1949的盛宴）一文中所言，“1999年的阅兵，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俄罗斯制的SU-27歼击机飞过北京上空，但这次却截然不同，这次60周年庆典展示的只是中国自己研制的武器装备。”（Unlike at the parade in 1999, which featured Russian-made SU-27 fighter-jets streaking overhead, this parade, mark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ommunist China, involved only Chinese-built equipment.）毫不夸张，此次阅兵的重要意义在于彰显中国军事实力的突飞猛进——从依赖苏联或俄制武器到中国独立自主研制军事装备——其跃进强化了他者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知。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长平的质疑有其合理性。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头号军事强国，其军事实力独占鳌头，但却对全国性的阅兵不甚感冒。阅兵与国家的军事实力之间未必密不可分，即，热衷阅兵的不一定是军事大国，没有阅兵的未必不是军事强国。的确，诚如警察很少或从不使用警力并不代表警力是虚弱的，而警察举枪射击的时候也未必表明警力是强大的；或者，家财万贯的人花销极少并不代表其不富有，而挥霍无度的人并不代表他家财万贯。然而，警察很少与不使用警力与警力虚弱之间很可能存在密切的联系，正如挥霍无度与家财万贯之间有着可以预期的联系一样，阅兵与军事实力的展示之间有着经验上（不是逻辑上）的高度相关性。对于美国而言，其头号军事强国的地位已经得到他者的“认可”，因而也无须殚精竭虑安排阅兵或展现美国的最新武器装备。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崛起”还不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中国的军事实力未必得到他者的认可，因而中国需要通过这次特殊的阅兵来强化他者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认可”。这个“认可”非同寻常，其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基础之一，强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这种强化使得中国能够在某些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或有更多转圜的空间。无论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中日之间海洋划界问题上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然，如《经济学人》所言，中国的军事实力让东南亚国家坐立不安，长期纠结不清的南海问题让东南亚国家面对军事现代化的中国时未免忧心忡忡。但忧心忡忡并不代表着中国能够运用自身的军事实力为所欲为；恰恰相反，其代表着中国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军事实力的威慑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收益。武力的“有用性”（构成大国的基础之一、具有威慑力、国际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在军备竞赛中占据先机）对于大国，特别是崛起的中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全国性的阅兵绝非如长平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传统仪式而已。将其放置在全球冷竞争的格局下，它所凸显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仪式”这个内涵！
另一方面，诚如先前所言，武力的“有用性”与“可用性”之间的差别是深刻的，真实的。《经济学人》质疑中国既然以“和平崛起”为荣，为何还要费尽心机炫耀武力呢？长平也认为既然是和平年代，阅兵的意义自然也应该解构。这个困惑的原因恰恰在于混淆了武力的“有用性”与“可用性”。事实上，中国拥有令人认可的军事实力是一回事，但中国会不会使用这些军事力量是另外一回事。前者是中国不可控制的因素，即国际体系的要求使得中国不得不像其他国家一样更新自己的军事实力；而后者却是中国可以控制的因素，即在对外政策中，中国是不是或者应不应该使用军事力量去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中国明确指出其“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重要意图恰恰在于彰显中国不轻易或不随便使用武力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严格说来，“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外交政策）与中国展示“军事实力”之间并不矛盾。在对外政策的维度上，经验证明，当今世界在运用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目的方面所面临的一如既往的“有限性”使得中国不能轻易鲁莽的挥霍自己的军事资本。事实上，就算是跟中国核心利益息息相关的台湾问题，中国虽然承诺不放弃武力，但是中国的对台政策始终以“和平统一”为基调。尽管有1000多枚导弹对准台湾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导弹就如绷紧的弦一样不得不发。这个时代，中国对“软权力”的情有独钟恰恰表明中国并不迷信军事力量的“可用性”，从这个角度衡量，经过60年外交的洗礼，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至少显得越加成熟与理性。
也许，再过60年，中国当局对“阅兵”会有新的诠释，也许并不排除邀请他国军队共同参与阅兵仪式。诚然，我们衷心希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永不用”的愿望在将来某天能够实现。但在这天到来之前，不管如何诠释，军事力量的不可或缺及其独特意义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都是现实的，严肃的！
中山大学 许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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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痛陈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呼吁中国高层与其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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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对许多国民而言，10月1日的阅兵让人血脉贲张、激情四溢甚至刻骨铭心。然而对一些理性的旁观者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何要阅兵？
《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长平在观看阅兵之后的第二天发表了《失踪的个体》一文。长平在文中质疑到：“为什么要阅兵？在古代，阅兵通常只在军队中进行，用来整饬军纪、鼓舞士气，或者庆祝胜利，是有实际的军事意义的仪式。显然，在人类和平时期，这些目的都不复存在。有人说，阅兵可以展示国力和军力。那么我第一个不明白的是，国力和军力需要展示吗？展示它干什么？第二，如果国力和军力需要展示，阅兵能反映真实情况吗？当今世界国力和军力最强大的美国，几乎从来不搞全国性的大规模阅兵。而朝鲜的方阵水平，一直是世界一流，你能说它的国力和军力是世界一流吗？我只能理解为，阅兵是一种传统仪式，用于大型庆祝活动。我非但不反对一切仪式，而且认为仪式是人类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就个体生命而言，历史上有两种倾向的仪式，一种是压制、消灭个体，一种是关照、提升个体。前一种多跟战争、牺牲和集体威严联系在一起，后一种多为敬神、辟邪和狂欢活动。现代社会中，个体意识觉醒，又一派和平景象，应该继承并弘扬的是后一种仪式。”
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在最新一期的文章中——《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中国在世界舞台的位置）——开门见山便调侃到：“对于一个以自身的‘和平崛起’为荣的国家来说，庆祝诞辰的方式却有些古怪。10月1日，在庆祝其60周年华诞的日子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人炫耀了令人咋舌的军事实力（muscle-flexing）。踏正步的军人、坦克和洲际弹道导弹排成纵队穿越天安门。正如每个中国学生所学的（现在看来似乎是错误的），60年前，毛泽东就站在那个意为‘天安门’的城楼上郑重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FOR a country that prides itself on its “peaceful rise”, it was an odd way to celebrate a birthda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ked its diamond jubilee on October 1st with a staggering display of military muscle-flexing.Goose-stepping soldiers, tanks and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filed through Tiananmen Square, past the eponymous Gate of Heavenly Peace, where, 60 years ago, as every Chinese schoolchild is taught (wrongly, it now seems), Mao Zedong declare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d “stood up”）
无论是长平的质疑还是《经济学人》的调侃都与“阅兵的意义”息息相关。然而，在我看来，他们彼此都混淆了武力或军事力量的“有用性”与“可用性”这两个关键概念。而这两者虽然都指涉“国家”这个实体，但两者却分别属于不同的层次，其意义自然也不同。在国家层次上（言简意赅即国家的对外政策）上，国家能够根据对国际形势与内部环境的整体评估因地制宜的践行外交政策。换句话说，国家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上具有“能动性”。在这个意义上，军事力量具有“可用性”，即运用军事力量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手段之一。然而，在系统层次上，以国家实力为排列原则的无政府状态体系却严重制约了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国家并不能随心所欲的无视系统的制约因素，否则将自尝苦果（self-defeating）。在这个层次上，国家的军事力量显然具有“有用性”，其是国际体系中大国地位的通行证之一，对于维持大国地位不可或缺。显而易见，如果混淆了这两个层次的要素，观察家可能会对武力或者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阅兵”的意义做出错误的判断。
一方面，尽管这是长平所说的“和平年代”，大国之间的战争似乎显得遥不可及，特别是核武器的发明及其系统化更使得核武大国之间的战争成为过去式。然而，虽然不如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冷和平”那样令人忧心忡忡，但今天这种“和平”却由于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若隐若现的“军备竞赛”而沾满“消极”与“脆弱”的特性。不可否认，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体系的制约下，国家总会陷入如赫兹所说的“安全困境”（securiy dilemma）陷阱中。在这个体系之下，国家只能自保，天助自助之人。而自保的最重要方式则是维持一支高质量的军队，其用来遏制他国入侵本国的“意图”以及在遏制失效之后成为保家卫国，抗击侵略的关键屏障。因此，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军队，只不过规模、水平与质量有所区别而已。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军队武器或者军事实力依旧是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今天的时代比以往的时代更显得和平，但并不显得更安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使得国家不得不通过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来缓解自身的安全困境。军事实力作为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为衡量一国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重要尺度之一。因此，在这种逻辑的作用下，国家不可避免的都在追求其军事力量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自然也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显然，不管各国的领导人如何对和平念兹在兹，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或明或暗的在推行武器的更新换代、作战技术的推崇出新、作战人员的全副武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阅兵可以看成是中国军事力量的一次展示，也可以看成是他者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一次确认。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未必是“大国”，但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军事实力不可或缺。与10年前相比，这次阅兵对于中国而言意义更加重要，因为诚如《经济学人》在《party like it’s ’49》（一如1949的盛宴）一文中所言，“1999年的阅兵，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俄罗斯制的SU-27歼击机飞过北京上空，但这次却截然不同，这次60周年庆典展示的只是中国自己研制的武器装备。”（Unlike at the parade in 1999, which featured Russian-made SU-27 fighter-jets streaking overhead, this parade, mark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ommunist China, involved only Chinese-built equipment.）毫不夸张，此次阅兵的重要意义在于彰显中国军事实力的突飞猛进——从依赖苏联或俄制武器到中国独立自主研制军事装备——其跃进强化了他者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知。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长平的质疑有其合理性。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头号军事强国，其军事实力独占鳌头，但却对全国性的阅兵不甚感冒。阅兵与国家的军事实力之间未必密不可分，即，热衷阅兵的不一定是军事大国，没有阅兵的未必不是军事强国。的确，诚如警察很少或从不使用警力并不代表警力是虚弱的，而警察举枪射击的时候也未必表明警力是强大的；或者，家财万贯的人花销极少并不代表其不富有，而挥霍无度的人并不代表他家财万贯。然而，警察很少与不使用警力与警力虚弱之间很可能存在密切的联系，正如挥霍无度与家财万贯之间有着可以预期的联系一样，阅兵与军事实力的展示之间有着经验上（不是逻辑上）的高度相关性。对于美国而言，其头号军事强国的地位已经得到他者的“认可”，因而也无须殚精竭虑安排阅兵或展现美国的最新武器装备。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崛起”还不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中国的军事实力未必得到他者的认可，因而中国需要通过这次特殊的阅兵来强化他者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认可”。这个“认可”非同寻常，其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基础之一，强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这种强化使得中国能够在某些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或有更多转圜的空间。无论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中日之间海洋划界问题上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然，如《经济学人》所言，中国的军事实力让东南亚国家坐立不安，长期纠结不清的南海问题让东南亚国家面对军事现代化的中国时未免忧心忡忡。但忧心忡忡并不代表着中国能够运用自身的军事实力为所欲为；恰恰相反，其代表着中国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军事实力的威慑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收益。武力的“有用性”（构成大国的基础之一、具有威慑力、国际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在军备竞赛中占据先机）对于大国，特别是崛起的中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全国性的阅兵绝非如长平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传统仪式而已。将其放置在全球冷竞争的格局下，它所凸显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仪式”这个内涵！
另一方面，诚如先前所言，武力的“有用性”与“可用性”之间的差别是深刻的，真实的。《经济学人》质疑中国既然以“和平崛起”为荣，为何还要费尽心机炫耀武力呢？长平也认为既然是和平年代，阅兵的意义自然也应该解构。这个困惑的原因恰恰在于混淆了武力的“有用性”与“可用性”。事实上，中国拥有令人认可的军事实力是一回事，但中国会不会使用这些军事力量是另外一回事。前者是中国不可控制的因素，即国际体系的要求使得中国不得不像其他国家一样更新自己的军事实力；而后者却是中国可以控制的因素，即在对外政策中，中国是不是或者应不应该使用军事力量去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中国明确指出其“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重要意图恰恰在于彰显中国不轻易或不随便使用武力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严格说来，“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外交政策）与中国展示“军事实力”之间并不矛盾。在对外政策的维度上，经验证明，当今世界在运用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目的方面所面临的一如既往的“有限性”使得中国不能轻易鲁莽的挥霍自己的军事资本。事实上，就算是跟中国核心利益息息相关的台湾问题，中国虽然承诺不放弃武力，但是中国的对台政策始终以“和平统一”为基调。尽管有1000多枚导弹对准台湾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导弹就如绷紧的弦一样不得不发。这个时代，中国对“软权力”的情有独钟恰恰表明中国并不迷信军事力量的“可用性”，从这个角度衡量，经过60年外交的洗礼，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至少显得越加成熟与理性。
也许，再过60年，中国当局对“阅兵”会有新的诠释，也许并不排除邀请他国军队共同参与阅兵仪式。诚然，我们衷心希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永不用”的愿望在将来某天能够实现。但在这天到来之前，不管如何诠释，军事力量的不可或缺及其独特意义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都是现实的，严肃的！
中山大学 许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