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眼中的邓小平与邓小平的十大警告

2009-12-01 16: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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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报道，在英语世界，没人比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写出“更好看”的中国研究作品；“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一份报纸曾这样评价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据说史景迁教授是在咖啡馆中撰写那些历史著作的，浸泡在历史灰尘中的人物都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事实上，他的中国历史作品就像小说一样精彩，它们不仅要接受来自同行的由衷赞扬，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出生于1936年的史景迁相信，历史并不仅仅是由枯燥的数字与冰冷无情的事实组成，而是那些活生生的个人，他们的喜怒哀乐、雄心与感伤，才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描述也尽量超越地域所限，而将之置放于人类普遍的经验与情感中。他更看重历史的连续性，在《追寻现代中国》中，他将现代中国的形成上溯于明代晚期，直到今天，中国仍在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
在他的新书《醒来——从甲午战争到镀金年代》中，有一段对话。这篇对话发生于2004前，那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人人认定正是这位杰出人物把中国引入了正确的航道。如今，5年过去了，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却陷入了某种停滞，实验精神正让位于一种新的僵化，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卷土重来。此刻重温，或许能够提醒我们，中国发展本应有的轨迹。
史景迁在一篇悼念邓小平的文章中将邓小平时代与晚清时代相比较，他认为在这两个时代都出现了中国的“洋务派”，他们在接触外界、在改革内部构架、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时面临同样的困难。邓小平的作用在于推动他周围的人，让他们更加灵活。所以，他认为现在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延续。从晚清到邓小平时代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的动乱，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再没有比这更难回答的问题了。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审视“现代化”这个词的意义，因此不能说中国已经完成了变化的阶段，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还有不同速度的发展需要完成，中国的构造中仍然存在巨大的断裂。史景迁在英国和美国居住多年，这两个国家也存在巨大的断裂，也还有很多发展没有完成。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是惊人的，从它的整个外观面貌来看非常明显，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仍然在寻求许多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问题的解答。
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循环。今天中国内部经济的联系当然是在不断加强，中国有很多很多的道路可以走。但中国现在并不处于一个恒定状态，而是处于一个重组构架的巩固阶段。它仍然在扩展、在实验、在探索阶段，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风险。它需要一个能够面对这些挑战的领导层。中国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相似阶段，1905年到1920年之间有过这样的时候，中国人开放心胸，准备改变组织规则、改变行为准则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语言，从外国引入词语、不停地探索世界。那时，中国处于困境之中，人们充满实验精神，显示出愿意在某些方面抛弃过去的意愿。如果看看其它时期的中国，比如康熙时代，人们也同样显示出灵活性；晚明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质疑精神的时代，当时的学者开始与西方学者对话，开始接受一些科学的新观念，西方也开始从中国接受一些新想法。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的某些时段相比，不是那么独特，但是它的独特性在于变化的规模。因此中国今天变化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按照过去的速度，这样的变化可能需要整个宋王朝的时间才能完成。
史景迁曾经写过关于康熙、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他认为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很强的地位。他说。作为一个外国人，评价他是件困难的事。“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忠诚的中共党员，但与此同时，他坚信中国必须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束缚中摆脱出来。在毛泽东去世后他对当时情况作出的反应是非常精明灵活的，包括在党内团结哪些人，如何巩固自己几度不牢固的地位”。邓小平的信念就是通过结束束缚来解放中国人的力量，包括缓慢地关闭一些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这些信念大概是他在后期逐渐形成的。在1978、1979这两年里，中国人需要更新思想，党的领导人也必须考虑如何迎接这一新的挑战。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吉米·卡特访华，后来邓小平访美。他在党内团结支持自己的力量方面一定是非常有技巧的。至于关于邓小平的传记，史景迁认为很难得到邓小平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资料，很难在他身上挖出更深的东西，只能通过他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而不是私人生活来了解他。关于他的个性我也只能凭猜测，除了他有很强的个性、很有政治技巧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曾经在华盛顿见过他一面，他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人，成百上千的人蜂拥而至，只为一睹尊颜。他毫无疑问是个强者”。
史景迁说，在过去300年中，他所能想到的中国领袖包括康熙、雍正，然后就是一个大跳跃：曾国藩，他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邓小平的强大影响持续了25年，比雍正和曾国藩还要长。邓小平的经历是非常独特、非常有趣的，他比戈尔巴乔夫要有力得多。
史景迁开始注意邓小平是在1966年，但当时并没有特别注意他，认为他只是一个党内的组织人物。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真正注意到他，那时他是作为一个强硬人物引人注意。邓小平的改革也引起了很多关注，但是当时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偶尔有一些外国企业进驻，但是不像今天这种速度。在后来那些年里，史景迁对邓小平的看法随着改革的进程而改变，邓小平的长寿起了一定作用——活得越长，得到注意的机会就越多。但对史景迁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年份里，他已经不太出现在公众场合，也不太出来说话，但是他的政策依然继续。这体现出政策有自己的动力，即使领袖本人已经不再推行它们。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如今，中国与历史的割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将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割断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又是如此发达；真正可能的结构性变化是中国人的开放心态，他们准备接受如此之多的外来事物：外来文化、外来制度、实用主义、计算机世界、经济理论……诸如此类。但对史景迁来说，似乎传统的价值观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假如邓小平依然在世，史景迁认为他大概会把握住主要的概念，今天的技术发展、能源问题等等，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他善于把握中国的强国之道和弱点所在。邓小平是一个非常善于与时俱进的人。
在史景迁看来，今天的中国与邓小平去世之际，人们在讨论问题方面更为坦率和开放了，束缚似乎更少了，行动更为自由了。外国人可以跳上飞机就来到中国，可惜仍不能随便来美国。邓小平的改革，不仅仅只局限在经济领域，他的改革也延伸到了教育和军事领域。在一个曾经如此中央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改革的内涵是非常复杂的，它必然伸向不同方向包括政治。它一定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影响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新一代对世界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是会变化的。
邓小平去世已经12年了，但他仍然对当代中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邓小平在世时，给后任留下的10大警告，高瞻远瞩，至今仍然有着非常的意义，警示着包括当权者在内的中国人。
警告一，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 年）。
警告二，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1990 年）。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 年）。
警告三，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 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
警告四，20世纪末，就应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 年）。
警告五，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年）。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 年）。
警告六，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
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85年）。
警告七，如果教育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误大事，应要负历史责任
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责任。……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是不那么重要了。……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1985 年）。
警告八，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
警告九，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86 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1987年）。
警告十，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1986 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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