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天涯杂谈』 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作者：世纪婴儿3000
一 “国军”为何不扔手榴弹
在无数的国共两军交战的影视作品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国军扔手榴弹的镜头，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国军只配美制冲锋枪，不配手榴弹（手雷）吗，还是他们的手榴弹只在自杀的时候用。
每每国军用重机枪压得共军的战士喘不过气来，共军就施展出扔手榴弹的绝招，夺华山是这样，战上海也是这样。手榴弹这玩意儿我上中学的时候也玩儿，而且还达标了，想来扔出去并不难。
看来问题就出在导演和编剧身上，是他们不让国军扔手榴弹，因为这一招已变成共军制胜的经典招法。想想斯皮尔伯格和他的战争作品，想想那些血肉横飞的场面，才明白其票房为什么高。我们的导演和编剧还有很多类似的绝招，就像我军演习总是红军胜蓝军。直到柳建伟写出《突出重围》，真正的模拟战争对抗才算开始。
好了，现在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
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国军的手榴弹了，日本人可要遭殃了。
二 中国影视里何以没有哲学家、科学家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多是作官的。他们一边作官，一边做学问，他们的哲学思想其实有很强的实践性。而中国的影视作品即使表现哲学家（如：孔子）和科学家（如：李时珍），也多是表现其情感生活的一面，几乎不讲究哲学或科学的生成过程。那些影视创作者似乎认为，只有这样才会达到普通人（一般观众）的心灵，产生所谓的“共鸣”。
在中国蜿蜒曲折的历史长河中，哲学与科学历来都是不被重视的两座孤岛。那些立在孤岛上的我们民族的精魂们在无人喝彩中暗自摸索着我们中国人（汉语）思维的边际。那些所谓的政治家、那些清官和那些聪明人对民族的贡献，比起他们来，不能同日而语。
但他们的贡献归贡献、事业归事业，影视追求的只是好看好看更好看。即使当今的所谓“主旋律”影视，也是以反腐、刑侦、改革为主题。这和那些清宫戏、皇帝戏、官场戏在旨趣上并无二致。这也不奇怪，这些其实都是同一帮人搞出来的玩意儿，不过是贴上了不同的标牌罢了。
我们民族真正的脊梁们，依旧要在那个孤岛上承受着冷落和孤寂。当然他们已经作古，于是孤岛成了坟茔，渐渐被历史长河里的垃圾给掩下了河面。
三 领袖们的笑
在表现共产党打败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各类影视里，我们时常看到领袖们的笑。
笑得最憨厚的是朱德。他虽贵为总司令，但几乎拿不出什么战略战术，顶多附和MaoZeDong两句。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红军时代使用的那条扁担，那是艰苦奋斗的革命传帮带啊。除此之外，这位新中国的第一元帅竟然没有丝毫真知灼见的表现，也只得呵呵傻笑了。有时候不知所云的说句笑话，然后领先笑起来。
笑得最无奈的是刘少奇。他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对战争艺术不是十分熟悉，除去说些注意这注意那的小事儿，也只可埋头写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笑得最灿烂的是周恩来。他总要表扬老毛两句，以显示后者的伟大英明及自身的谦虚谨慎。他每每拿着要发出的电报草稿给主席看，只会批评主席不注意身体。他也开玩笑，但很文雅，有时评论老对手蒋公两句，有时候对某国民党大员讽刺一二。他的笑里也仿佛在说，瞧瞧，我是不是还可以当个毛主席的助手啊。
笑得最豪放的当然是老毛。我们的老毛总是在开了一个很幽默的玩笑后放声大笑，或者朗诵自己的诗歌后爽朗而笑。然后我们的另三位领袖们就像闸门被打开一样，大笑不止，直到分镜头结束。
四 反腐题材的主要模式：二把手犯罪
看多了反腐题材的电视剧，也琢磨出其中的一些模式。政治搭台，经济唱戏。其中最主要的模式，就是二把手犯罪。无论是副市长、副省长还是党委副书记，要不就是下一级别的干部，反正必须是这样的人物犯罪（主要是受贿、渎职），整个剧作才好处理。
在反腐题材的影视作品里，这些二把手或道貌岸然，或委实狡诈，或暗渡陈仓，或南辕北辙。开始总是风光无限，找到一个上级作靠山，而这个上级一样是个副手。待到即将暴露，又会来上一连串的组合拳，使情节骤然紧张而悬念突增。待到一把手或上级当中的正职出现，才是拨开云雾见太阳。一切都尘埃落定，板上钉钉。那一把手或上级当中的正职为什么早不露出庐山真面目呢，或者犹豫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或者在疗养休整到党校学习，或者就是剧情需要很容易搞定的事偏要拖到罪行进行完毕。
在这些作品里，我们能看到公安战线的那些英雄们。他们看似对地位甚高的（有时甚至是顶头上司）嫌疑犯穷追不舍，表现了一个公安干警应有的职业素质和社会责任。其实他们不过是一个良心的道具，用以掩盖作品本身在反映社会现实上的缺失。
之所有让公安干警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一个原因还是为了使剧情更好看。而那些拙劣的侦察手法，那些做报告一般的台词对白，那些插科打诨的爱情，那些拘谨的场景，使得作品只能和晚会歌曲一样属于一次性消费品。以《大雪无痕》为代表，副市长（又是个二把手）案件竟然是通过一张子虚乌有的室外照，一张很可能是失手才拍下来的垃圾照片而获得突破的。
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也几乎看不到煤矿腐败的影子。那么多矿难，那么多煤矿工人的残死，那么多煤矿安全的隐患，那么多隐藏其后的腐败，何以就不能唤起影视工作者的良知、勇气与灵感呢。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只有根据刘庆邦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而且还获了个二流国际奖。可见写这方面题材还是很有便宜的。可《盲井》所表达的思想和腐败也无关，也不是什么深刻之作。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丝毫看不到新闻监督应起的作用，看不到公民、纳税人对公务员的监督，看不到正义力量的那只无形之手。创作者们依然没有脱离在反腐题材上的一元化思维，似乎新闻舆论、公民（而不是群众）监督等等都是不能登堂入室的，顶多有个群众来信或记者采访。其实，他们是处理不好这样的情节，认为在政治上太过敏感，认为民主监督不是他们要表现的。他们觉得，只有一元化的监督才是最稳妥的情节。
基于这样的创作心态，观众及其广大的眼球们也只能看到千篇一律的作品。
于是，我们就会在不同的电视剧里看到那些大义凛然的纪委书记，貌似廉洁的二把手，高深莫测的上级，作为经济动物的二把手的情妇，忽而狡诈忽而愚蠢的商人，容易冲动的刑侦大队长，能把屁股坐出痔疮来的公安局长。
试问，如果一把手或上级的一把手也参与了犯罪，那么这样的反腐电视剧将如何进行到底呢。
五 电影中的九宗拙劣
一、 人一昏迷就喷水
昏迷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气的，有的是吓的，有的是饿的，有的是革命斗士被敌人严刑拷打打昏的（这得用桶来泼水才行）。可无一例外，只要给喷（泼）上些水就一定会醒。这到底有什么医学依据么，我反正没试过。
二、 摔瓷瓶
电影中的人物一生气就顺手拿起瓷瓶摔下去。摔瓷瓶的好处很多，动静大，还能象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物心理，而且成本低廉。可惜现当人物就没有这样的方便，在电影环境中瓷瓶几乎难觅。怎么办？砸玻璃。窗户、茶几、门，都是撒气的对象，甚至连眼镜儿也不放过。
三、 不关家门
不关家门的用意是让其后想进来的人不必打招呼、动脑筋，尤其是那些仇人、小偷、强盗、情人之类。导演如此安排，实在可以减少很多于剧情毫无价值的细节铺垫。
四、 女扮男装
影视作品里为了增加戏剧性，有很多女扮男装的情节。女可扮男装，但其身材、胸部、肩腰臀的比例、音色、还有上厕所的方式，却是无法改变的。作为一个观众，我想我若是剧中人物一定能立马看破。可导演不让，那就将就吧。
五、 睡觉还穿正装
很奇怪，这些穿正装睡觉的人难道不难受么。而且这样的场景很多还出现在夫妻戏里。他们有的穿制服，有的穿运动服，有的穿校服，有的穿运动服，有的干脆白天穿什么睡觉还穿什么。他们连起码的生活真实都不讲，还讲究什么睡得舒服与否呢。尤其是女的，可能是怕在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露点走光，就特别会穿，一般就是时装了。
六、 弹未炸，人先跳
战争场面或许是很难拍摄的吧，一般都不够真实，所以《拯救大兵瑞恩》才那么好看。但至少在表演的协调配合上应该注意一些吧。那些“弹未炸、人先跳，刀未到、人先倒，剑未到、先惨叫”的场景该是向京剧当中的武戏学了很多技巧吧。
七、 倒带的轻功、飞去来
表现轻功的一种很原始的方式是演员往下跳，然后倒带编辑出来。后来有了《卧虎藏龙》和《英雄》里的飞去来，简直就是在表现神仙，而不是武侠。到了这个时候，侠的本意已经遭到了篡改。侠不是神仙，而是具有侠气的人。是人就要受到现实因素的束缚，这样才能有侠的光辉。中国武术也不是仙术、神术，它一样受到人体生理的局限。
八、 是军队，就多找几个人来
使用群众演员最多的，就是表现军队了，还有学生游行。那些港台剧在这方面很差，经常几个人就当成千军万马（又是京剧的象征手法），几个拉标语穿学生装的就算游戏示威了。也许那里的军队和游行就是这样的。可大陆不该如此啊。大陆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军队，那么多学生，尽可以表现浩浩荡荡和轰轰烈烈，而且这方面的传统也相当深厚啊。
九、 装疯卖傻
人为什么会发疯？何时发疯？原因很复杂。但在影视剧里，发疯却是可以预料的。当编导们干不下去的时候，剧中人物要么不明不白地死掉，要么就发了疯。发疯是个状态，也是个标志，说明这个人物以后再无情节的发展，告示观者不用再管此人物。他会在不久以后就消失掉，因为该交代的已经交代完了。
六 无人理睬的错别字
我们何尝在乎快餐包装纸上出现几个错别字呢，我们只在乎快餐的质量。我们行色匆匆地路过街道，何尝在乎一旁的标志牌有几个错别字，或那上面的英文是否标准。
更多的错误来自信息量更加巨大的电视。电视每天给我们提供娱乐和资讯，整理着我们每日繁杂的生活琐碎的记忆。无人理睬的错别字和误读，它们不会影响到信息的确定性，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但看到电视屏幕上频繁出现的错别字，听到播音员对常用字有口无心的误读，我就已经能把握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了。
汉语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工具，一个熟视无睹的符号。
茴字确实有四种写法，但我们和那个咸亨酒店的伙计一样可以不予理睬。
汉语上的错误就像街边行乞者，与我们的世界丝毫不构成交叉。
那些砍大山的北京混子能把口语说得精湛无比，但错字连篇，甚至提笔忘字。这很像那个燕国青年去邯郸学步，却爬回了家。
汉语，就是我们回家的路。
七 被叫停的历史
身处在一列不知向何处去的列车上。列车时常嘎然而止，据说是被叫停了。
而后又徐徐开动，改变了方向，却依然不知去处。
被叫停的次数多了，便有了经验，不再因迷惑而痛苦。
列车两旁风景秀丽，足以慰籍。
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砸金花儿的砸金花儿，快活的快活。
不再询问车的前方会是哪站，以后的目的地又是怎样。
当车再一次叫停，便有人下车去买土产。
即便停在了稻田麦地边，也能和老乡通通乡音。
等到汽笛一响，便知有一个前方已遭抛弃，而另一个停处正在敞开。
回到车上，或许少了刚才的熟人，或见车窗上多了一盏明灯。
大白天的，点灯作甚。
可无人去吹灭，原来那竟是吹不灭的。
继续向前，抑或在向后，是爬坡的需要。
两个机头，更多了叫停的可能。
何时能安排叫醒服务，在叫停的时候。
睡下时看表，也是停了。
须知，这列车便是中国的当代史，便是时下的此刻。
八 嘿，请叫我“公民”
经常在电视上能听到那些政府官员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老百姓”，啊！这个不知是谁发明的词应该好好分析一下。
勿庸置疑，“老百姓”肯定和启蒙读物《百家姓》有关。至于“老”，那应该是个虚词，和“老虎”的“老”以及“老师”的“老”一回事。
我是老百姓吗，我是，我只是其中的一员。除此之外，我还是群众中的一员，人民中的一员，市民中的一员。
在这里最常用的，还是“老百姓”。官员们爱把“老百姓”挂在嘴边，其内心独白无非是：瞧瞧，我这个父母官当得还不错吧，我这个政策的施与者还行吧。
政府真的是所谓的“公仆”吗？
那些“公仆”如果是“公仆”，为什么事事优先于他的主人。道理很简单，因为仆前有一个“公”字。他是人民、老百姓、群众的公仆，而不是谁的私仆，所以能事事优先。
每当听到那些“公仆”们一口一声亲切地叫着“老百姓”的时候，我都很烦。
在关掉电视之前，我大喊：嘿，请叫我——公民！
九 有关部门
在日常生活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关部门应该……”的话语。我们也不知道“有关部门”这个词是不是新闻学上的术语，反正大家这么听多了也就接受了。
“有关部门应该……”，似乎在表明这件事一定有人、有部门来负责。可能那位记者、编辑还没搞清楚（或者根本就不想搞清楚）这个有关部门是哪个。
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出那个部门是谁呢？不清楚可以求证之后再报道。你不指名道姓，人家“有关部门”就不痛不痒，下次报道的时候还得弄公众一头雾水。
汉语，实在含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