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授衔的元帅叶挺

叶挺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被人们称为“没有授衔的元帅”。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土地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
争爆发后，他出任新四军军长，继承与发扬铁军的光荣传统，是精忠报国的抗日先锋。
积极参与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
1896年9月10日，叶挺出生在广东省惠阳县秋长镇周田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压迫和封建势力的黑暗统治。在革命先辈的精神影响和进步教师的启蒙下，叶挺特别钟爱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并且十分仰慕前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崇高气节，后来又读了许多宣传革命民主主义的书刊。这样，他很早就萌生了爱国主义思想，立下了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远大志向，“振污世，起衰溺”，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辛亥革命以后，叶挺受革命潮流的影响，报考军事学校，走强兵救国之路。军校毕业后，他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陈炯明叛变和南北军阀混战，使他对旧军队颇为不满，萌发了创造新型军队的思想。1924年夏，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又入红军学校深造，并于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1925年8月，叶挺学成回国。当时，中共广东区委正准备建立一支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革命武装，区委书记陈延年、军委书记周恩来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叶挺。1925年11月21日，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立，叶挺出任团长。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打先锋，屡建奇功。叶挺部5月中旬从广州出师，6月初到达湖南安仁，击败敌人六个团，首战告捷。接着，攻醴陵，战平江，破天险汀泗桥，大战贺胜桥，血染武昌城下，解放武昌。他率领部队，攻必克，战必胜，打了许多硬仗、恶仗，名震天下，因此被称为“北伐名将”，其所在的部队也被誉为“铁军”。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叶挺和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五人，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参与了起义的策划、组织以及从南昌暴动至潮汕战斗的全过程，在起义中起了独特的作用。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做出“东征讨蒋”的决定，命张发奎为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下辖四军、十一军、二十军，组成东征军。6月下旬，叶挺任师长的第四军第二十四师，由湖北开赴江西九江，准备“东征讨蒋”。随后，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也来到了九江。叶挺似乎已经预感到汪精卫将要发动反革命政变，抓紧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他教育部队说：“我们一定要认真操练，准备战斗，大流血的日子可能就要到来了。”果然不出所料，7月15日，汪精卫公然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人采取“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共政策。
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实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临时政治局常委毅然决定，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为此，中央派李立三、邓中夏去九江指导工作。中央军委也派聂荣臻前往九江，担任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根据周恩来的交待，将中央意图第一个通知了叶挺，叶挺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7月20日，叶挺参加了由李立三在九江主持召开的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发动军事暴动的意图，讨论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具体地分析了张发奎的政治态度。“我们党的意思是主张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和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但此时张发奎的态度已经明显向右转，越来越倾向汪精卫的反共立场。与会的叶挺等人认真分析了张发奎的政治态度后，一致认为“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会议还决定各部队迅速向南昌集中，会同贺龙的二十军，在南昌实行武装暴动。这次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会后，李立三、邓中夏前往庐山，向瞿秋白、张太雷通报会议情况，请他们向党中央汇报。谭平山、叶挺则去给贺龙做思想工作，贺龙当即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决定。
这时，张发奎与汪精卫也在庐山密谋“清共”，图谋解除第二方面军中共产党人的兵权。“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之共产党”。7月23日，李立三、叶挺、谭平山等作出决定，“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叶挺提出了武装起义的具体建议。7月24日，中央常委开会，同意九江同志意见，并决定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去领导起义。“中央常委得悉在浔同志主张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的时候，中央常委及国际代表都表示赞成。”次日，周恩来抵达九江，向李立三、谭平山、聂荣臻、叶挺等人传达了党中央正式同意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
与此同时，张发奎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于24日发出命令，要求叶挺、贺龙来庐山开会，并把部队开往德安集中，企图解除他们的武装。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张发奎的这一阴谋后，立即下山，和叶挺、贺龙等在九江甘棠湖的一小划子上秘密开会，决定叶、贺不去庐山开会，部队直奔南昌。26日，叶挺所部开到南昌。随后，贺部也抵达南昌。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并主持召开第一次前委会议，决定30日晚上举行起义，并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由贺龙任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代总指挥。周恩来去找贺龙谈话时，贺龙斩钉截铁地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当起义的准备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时，张国焘于30日来到南昌。他说：“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否则不可动。”经过前委开会争论，依然决定举行起义，但起义时间推迟到8月1日凌晨4时。接着，叶挺起草了作战命令，于31日以贺龙代总指挥的名义公布。叶挺为准备南昌起义，打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
亲临第一线指挥南昌起义
在南昌起义中，叶挺作为起义的前敌总指挥，亲临第一线指挥部队英勇作战，为确保南昌起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有二万余人，主要是贺龙的第二十军2个师7个团、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3个团、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一部分。叶部的战斗任务是歼灭敌第三军二十三团、二十四团及第六军五十七团，并负责歼灭敌卫戍司令部。30日下午，叶挺召集二十四师40多名营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上级决定，进行战斗动员。他指出，宁汉合作已成定局，蒋（介石）、汪（精卫）联盟的反革命大阴谋已经表面化，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一部分领导人已赶到南昌，准备实行武装起义，挽救目前的危局，粉碎反动派的联合阴谋，回击敌人的进攻。与会军官一致表示拥护。师参谋长徐光英在会上作了战斗部署，说明了敌人在南昌的兵力分布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情况，指出只要叶、贺两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敌人可能增援，所以要求一个晚上结束战斗。为了争取时间，叶挺又详尽地交待了战术。他命令七十一团攻打南昌天主堂，解决敌第六军五十七团；七十二团一部分攻打南昌贡院，歼灭敌第三军二十三团；七十二团另一部解决驻在新营房的敌第三军二十四团。他要求各部积极做好准备，作好侦察工作。傍晚，他陪同周恩来一起巡视教导大队第三队的营房，检查枪弹准备情况。他说，“这是与反革命搏斗，打起来以后不要怕牺牲。”并向党代表李逸民交待具体任务，“一排到司令部协助警卫，二、三排参加战斗。”袁也烈将军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感到这次行动，比之北伐誓师，比之保卫武汉第一次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军队的那次战斗，意义还更重大。”
8月1日凌晨1时，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起义部队按照原定部署，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叶挺亲临战斗第一线，他将指挥部设在了战斗激烈的天主堂附近一所女子学校内，英明果断地指挥部队奋勇杀敌。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南昌城内的守敌被全部歼灭。叶挺统计战果如下：“至天明时即将南昌城肃清。贺龙所（部）获枪约2000支，子弹10万余发；我部获枪2000余支，共5000余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南昌起义取得了重大胜利。
8月1日上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首先由叶挺代表起义总指挥部报告了南昌起义的经过和意义，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叶挺是25名委员之一。革命委员会任命叶挺兼代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参谋团成员。次日，南昌召开了有5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南昌起义胜利大会。叶挺和全场群众一起，高呼“打倒反动军阀！”“完成国民革命！”等口号。从3日开始，起义部队按原计划挥师南下。为了进一步做好政治动员，叶挺在江西《工商报》发表了《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同志们，我们铁军过去光荣的历史，也是革命团结的结果。凡忠实以从事国民革命工作的人，都是我们最挚爱的战士，凡是假革命营私自利的军人，我们不管他手上是否撑着有青天白日的旗子，都是我们的敌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在官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激励他们发扬铁军精神，在战斗中不怕牺牲，努力杀敌，再立新功。
叶挺参与指挥的南昌起义，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揭开了土地革命的一页。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没有就地和农民运动相结合，而是按原定计划向广东进发，准备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图北伐。由于长途行军，气候炎热，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遭敌人埋伏被击败。叶挺和周恩来、聂荣臻奉党的指示到了香港。
1927年12月11日，叶挺又与张太雷、周文雍、叶剑英等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叶挺担任了红军的总司令。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和进攻路线，叶挺的正确意见被否定，起义仅三天就失败了。    广州起义失败，叶挺受到党内的指责和共产国际不公正的对待，被留党察看半年。他按捺不住自己倔强的个性，愤然离去，流亡海外，过着清贫的生活。后来辗转来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也不理他，又遭到“左”倾分子的冷遇，根本不允许他申诉。周恩来很理解他的处境，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给他申冤”。
临危受命组建新四军
叶挺身在异国他乡，先是在德国呆了五年，后又移居澳门五年。但他一心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兴亡。“九一八”事变后，国家民族面临深重的灾难，他决心回国参加抗战。蒋介石派人劝他到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要职，被他断然拒绝。他想的是抗日救国，不是升官发财。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满怀爱国热情，来到上海请缨杀敌、报效祖国。在上海期间，他偶遇周恩来，得知南方红军游击队将要改编。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老同学陈诚，表示愿意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他还建议改编后部队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继承铁军的光荣传统。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了蒋介石的命令，将南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交新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新四军的番号由此正式公布，这也就成为新四军成立的纪念日。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四军是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国共两党共同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平衡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提出要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拉下山进行改编，以便走上抗日救国最前线，实现直接对日作战，而蒋介石则是为了其统治的安宁和借对日作战来消灭异己。至于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之职，也颇具戏剧性。蒋介石之所以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是因为他不能允许共产党派人来当军长，他想派人去指挥由红军游击队改编过来的队伍，共产党又不会同意；而叶挺已经脱离共产党达十年之久，可能会听他的话，可以利用叶挺来控制这支部队。中共方面则考虑，共产党的军队是由党绝对领导的，“不许国民党插进一个人”。但共产党的提名人选，蒋介石又不肯任命。叶挺虽已脱党，但他是北伐名将，最重要的是要摸清他的政治态度。张闻天、毛泽东发出电报，要求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征求叶挺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也知道党中央的难处和对他不完全放心，又表示：“如果中共不同意，他可辞职。”10月15日，张闻天、毛泽东发出电报，在不干涉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内部人事等条件下，才能同意叶挺指挥部队。1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电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可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叶挺很高兴，愿意接受党中央的考察。11月3日，叶挺应邀到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叶挺谈话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8日，中共中央召开欢迎叶挺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我们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在讲话中表示：“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这时，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人项英到达延安，叶挺与项英（已内定为新四军副军长）在延安见了面。13日，叶挺先回到武汉，当天即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他表示：“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已经是忍无可忍，这一次出于不得已而抗战，我们只有一个字，就是拼。”1937年12月25日，叶挺和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宣布新四军成立。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设在南昌书院街高升巷张勋公馆。9日，军部正式挂牌对外办公。2月11日，叶挺由武汉抵达南昌。他呕心沥血，到处奔波，利用他在海内外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力，为新四军的组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军部机构的建立健全、军费的筹措、人员的招募、枪弹的购置、物资的补充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仅吸收了大量的爱国青年投入新四军，而且动员了许多文化人和专门家参加，使新四军的整体素质得到全面的提高。如动员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来担任战地服务团团长；邀请医学专家沈其震担任新四军医务处处长；安排大学教授、爱国民主人士林植夫担任敌工部部长；还有经济学家钱俊瑞、薛暮桥，音乐家任光、何士德等都被委以重任。新四军成立时，仅有6200支枪，叶挺想方设法从香港买回了3600支，大大地武装了新四军。新四军的干部和警卫部队使用的短枪，都是叶挺买来的。叶挺为了买枪，让夫人李秀文变卖了她家的家产，还叫自己的胞弟叶辅平担任新四军军需处长。叶辅平在赴香港处理军需物资的归途中，不幸以身殉职。叶挺还把他的几个侄子也叫来参加新四军，为国效命。叶挺为了新四军，不惜倾家荡产。在做好各种准备之后，他和项英一道，迅速指挥部队开赴抗日前线，转战大江南北，实现对日作战。新四军成立仅三年，部队就从1万人发展到10万人，对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4000余次，毙伤日伪军10万余人。毛泽东称赞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劳”。    尽管叶挺为新四军尽责尽力，但工作环境不利于他军事才能的发挥，其心情并不愉快，曾经要求辞去新四军军长。因为他是党外人士，不能参加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的会议，甚至不能看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与新四军往来的文电，新四军内部的一些重大事情也对他回避等等。“三年军长，四次辞呈”，是叶挺内心矛盾痛苦的真实反映。周恩来理解叶挺的难处，对叶挺和项英作了许多工作和帮助。特别是中共六届中央全会后，周恩来亲自送叶挺回到皖南新四军军部。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又任命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委以更重要的责任，也表明党中央对叶挺的信任。正当叶挺心情比较舒畅、工作比较得心应手的时候，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在烈火中永生
国民党顽固派畏惧人民力量的发展，畏惧人民军队的壮大，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悍然发起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1941年1月上旬，蒋介石派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兵力，在皖南围歼奉命北移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并背信弃义地扣押了下山谈判的叶挺军长。叶挺因此坐牢五年，先后被囚禁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四川重庆等地，蒙受不白之冤。但他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肯接受蒋介石的劝降和高官厚禄的引诱。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逼迫，叶挺始终保持了革命者的英勇气慨，宁死不屈。他在狱中以各种方式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和高尚的人格风范。叶挺在《囚歌》写道：
为人进出的门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这首诗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对他给予了高度赞扬：“他有峻烈的正义感，使他对于横逆永不屈服；而同时又有透辟的人生观，使他自己超越在一切苦难之上。五年的囚禁生活，假使没有这样的精神是不能够忍耐的。假使没有这样的精神，一个人不被软化，成为性格破坏者，也要被瘫化，成为精神病患者。”叶挺不愧为久经考验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抗日战争结束后，经过中共中央与国民党的反复谈判和斗争，叶挺终于获释。1946年3月5日，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就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电文说：“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中共中央立即复电，同意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称赞叶挺“你为中国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比忠诚。”    可是，不到一个月，意外发生了。1946年4月6日，叶挺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奉命从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因飞机在黑茶山失事而不幸牺牲，年仅50岁。叶挺夫人李秀文和两个孩子（扬眉、阿九）也同时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