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是如何葬送苏联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病逝后，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因年老体病只执政了15个月就病逝了，接任的契尔年科又因年老体病仅执政了13个月病逝了，大大地影响了苏联的国际形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为了保证苏联政权长期平稳，苏共中央元老葛罗米柯主动推荐年轻的只有54岁的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一致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当时，全世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而是信仰资本主义，后来公开承认“自己是民主主义者”，公开承认自己在1953年22岁时就对国家制度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也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应有的起码的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样的民族主义精神，以后仅仅执政6年多一点，就以大张旗鼓的资本主义“新思维”改革手段，迅速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牺牲了几千万革命先烈生命才建立发展起来的苏联、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活活全部葬送了，并使苏联解体分裂成15个国家。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打着公开性多元化的改革旗号，提出了要在苏联各个领域全面进行新思维改革。他的所谓新思维改革，并不是要修剪苏联社会主义这棵大树上的枯枝败叶，使这棵大树生长得更加旺盛，而是要千方百计把这棵大树连根拔起，使之死亡丢弃，以便挪出地方和位置，用资本主义树木取而代之。戈尔巴乔夫不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规律，不懂美国强大崛起的真正历史原因，也不懂苏联是如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天真地认为，在苏联搞资本主义有利于苏联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困扰苏联社会和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向戈尔巴乔夫许诺，如果戈尔巴乔夫进行大规模改革，将向苏联提供巨额经济援助予以帮助。戈尔巴乔夫被这种美好的许诺所引诱和迷惑，相信了这种空头支票的许诺，但是实际上直到苏联解体，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绝大部分并没有到位。相反，当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苏联还没有完全终止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急急忙忙、火上加油地率先宣布承认独立，起到了十分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领域的新思维改革，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场经济。他先是在工厂企业搞扩大经营自主权的改革，时间不长，后来干脆在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石油煤炭矿藏业、电力能源业、邮政电信业、文化传媒业、医疗卫生业、教育业、体育业、军工业、服务行业、农林牧副渔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银行金融业等各个经济领域全面进行了私有化改革，虽然由于困难阻力重重，迈得步伐并不快，仍然有大量的国有企业短时间内转化为私有企业，甚至转化为外资企业。有的表面上虽然没有私有化，但财产和资金实际上已经掌握在拥有自主权的特权阶层和管理层私人手里。经济学家谢德林甚至提出了500天全国向私有化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改革方案，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和困难，戈尔巴乔夫有些犹豫不决，还同谢德林进行了辩论，这个方案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施。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入，苏联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经济就越失去了控制，后来苏联中央政府根本无法从改革了的银行提取资金来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转。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卡住财政拨款，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能按照叶利钦的意志办事了。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领域的新思维改革，比经济领域走得更快更远。戈尔巴乔夫快马加鞭地在全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迅速在苏联搞起政治多元化，自动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首先，他搞起了党政分开，撤销了各级苏维埃政府部门、各级司法部门的共产党组织和机构，甚至撤销了军队中的共产党组织和机构。放弃了共产党对政府、司法的领导权、决策权，对军队的指挥权，国家各级政府、司法的决策由各级政府、司法部门自行决定，军队的指挥权、调动权归属国家。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28大，决定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再是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不再对各级政府实施领导，政府机构的干部不再由党的机关任命，而由政府部门自己选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平等竞争。这一年苏联议会取消了宪法中关于确认苏共在苏联社会领导地位的第6条，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立即，苏联大地上出现的各种政党、派别、组织多如牛毛，据说有6万多个，纷纷登台表演，争夺国家各级政权。接着，戈尔巴乔夫改革了政府机构选举方式，苏联最高苏维埃，各个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州、市、区各级苏维埃都搞自由竞选或者普选，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社会团体一样平等竞选。结果，除了戈尔巴乔夫自己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改为总统制后又当选为总统外，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苏共推举的候选人纷纷落选，各反对派政党和组织的候选人大量当选，特别是已经退出苏共横下心来一定要搞垮苏共的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分别当选为位置十分重要的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苏维埃主席，为以后苏共的灭亡、苏联的解体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戈尔巴乔夫还改变了苏联共产党的性质，苏共28大通过的新党章，不但放弃了苏共在国家的领导地位，还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苏共指导思想的地位，放弃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放弃了苏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提出了苏共要建设的是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将成为社会民主党之类性质的政党。在这样的形势下，大批共产党员退出了苏共组织，苏共组织的人数大大减少，并分裂成许多派别。1991年8月24日，在苏共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却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这样，戈尔巴乔夫就彻底背叛了苏联共产党。这时，苏共中央、各级领导集团干部和特权阶层许多人个人和家族的私有财产已经非常庞大，完全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害怕苏联回到社会主义制度会使自己个人和家族的私有财产失掉，所以也宁肯选择亡党亡国。苏联解体分裂后，俄罗斯一下子冒出来的许多亿万富翁其实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批人。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各加盟共和国就开始出现了分离独立现象，在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6个共和国先后发表独立宣言后，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纷纷提出了主权宣言，均声称本共和国的法律至高无上，高于联盟法律，要建立共和国自己的军队、海关、边防检查部门、国家安全机构，甚至要自己发行货币。与此同时，许多自治共和国又纷纷要求升格为加盟共和国。各共和国自行其是，严重破坏了原有的行政管理系统和经济联系，苏联中央政府越来越无法控制全国局势，政令不行。戈尔巴乔夫却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制止，任凭各加盟共和国独立的事态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后来完全失去了控制，丧失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应有的起码历史责任和民族主义精神。这同现在俄罗斯最高当局的态度和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在俄罗斯为了打击车臣分裂势力，花费了大量的军力财力精力，伤亡了许多人，如果俄罗斯没有采取这样强硬有力的措施，车臣早就从俄罗斯分裂出去了。1991年3月，苏联全民公决，大多数苏联公民同意保留苏联，戈尔巴乔夫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维护国家的统一，反而要更改国名，提出了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的条约草案，在条约草案即将准备签署的紧急关头，结果爆发了震惊全世界的“8.19”事件。由于种种原因，拯救苏联最后一搏的“8.19”事件很快失败了，苏联局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开始还洋洋得意，以一个胜利者自居，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在叶利钦等人的策划下，苏联全国掀起了更大的分离独立浪潮，苏联处于随时灭亡的风雨飘摇之中。戈尔巴乔夫除了苦苦哀求，别无他法，这时谁也不买他的账了。戈尔巴乔夫幻想取得军队的支持来阻止苏联的解体，他召集全苏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但他除了空洞的演说外，拿不出什么实际东西来。第二天，叶利钦接见昨天同一批军队负责人，许诺增加军队的工资，解决军队的住房问题和其他福利待遇问题，承担军队的全部费用，军队立即倒向了叶利钦一边。在没有戈尔巴乔夫参与的情况下，1991年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波罗的海3国没有参加，格鲁吉亚后来加入）签署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决定以独联体取代苏联。无可奈何花落去，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只有20余名，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一项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戈尔巴乔夫还将他的新思维改革运用到了外交政策上，对苏联国内的改革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了片面和不正确的理解，错误地认为苏联的改革如果得不到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帮助就不会成功，没有一个世界大国最高领导人应有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民族立场、雄心壮志、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所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西方国家处处妥协，步步退让。他大幅削减国防预算，1985年以后，没有批准过一份军事采购合同，导致武装部队得不到新式武器装备。苏联从国外热点地区和东欧国家大规模撤军，同美国里根和布什政府签订了军备控制协议，并在海湾危机中同美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携手合作。当东欧国家出现大规模社会动乱和剧变，东欧共产党政权面临被推翻的紧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却撒手不管。波兰国家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和东德国家领导人昂纳克曾先后到莫斯科，向戈尔巴乔夫苦苦哀求，希望苏联提供紧急帮助。戈尔巴乔夫铁石心肠，毫不在心，没有采取任何相救措施，不但不相救，反而进行拆台，任凭和加速了东欧共产党亡党亡国。戈尔巴乔夫因此受到西方国家的极大好评，获得了199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当然，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政策改变了同中国的紧张关系，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实现了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从蒙古和中苏边境大量撤军。
世界上任何不希望自己国家分裂灭亡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搞改革都必须有一个适度的问题，都必须在国家稳定统一生存的前提条件下才能搞，如果国家不存在了，就什么改革也搞不成。如果改革威胁和危及到国家的稳定统一生存，这个改革就应该坚决立即刹车，绝对不能不顾一切后果坚持再继续蛮干下去，一切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为重。这同弓箭的道理一样，虽然弓弦拉得越长，箭就射出去越远，但是如果弓弦拉得过长，超过了限度，弓弦就断了，箭就根本无法射出去了。如果等到国家大厦如雪崩般倒塌下来，再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想办法阻止，那就一切都晚了，任何办法都没有用了。戈尔巴乔夫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却不懂得这些道理，他既不考虑改革的可行性和广大民众的意愿、接受程度，又不考虑改革的风险和后果，一厢情愿、一意孤行，完全按照自己的个人意志强行搞改革。最后，结果不但自己个人身败名裂，还葬送了苏联国家、苏联民族、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在戈尔巴乔夫不顾一切后果的新思维改革下，苏联社会全面出现危机，经济持续滑坡。戈尔巴乔夫执政前的1981年至1985年期间，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为3.2%，1986年到1988年则下降到2.8%，1989年又减低到2.4%，1990年出现负增长，国民收入下降4%，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1991年第一季度这2项指标比去年同期又分别下降10%、8%。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财政赤字急增，内外债务增加，外汇紧缺，消费品供不应求，人民生活急剧恶化。民族冲突恶性发展，社会动荡不断加剧，社会治安状况极差，犯罪率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1988年，苏联全国170多个城市和地区爆发2600多次示威游行、骚乱和暴力冲突事件，参加人数达1600多万。1989年和1990年发生了几十起较大规模的民族间流血冲突事件，死亡几千人，受伤近万人，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苏联公民纷纷移居国外，形成了巨大的移民潮，大批苏联高级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才涌入了西方国家。
戈尔巴乔夫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后，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陷入了多方夹击空前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不但在改革当中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广大工人阶级对苏共日益不满和反对，就是在改革当中日益富裕强大起来的资产阶级也没有感激苏共，反而千方百计要埋葬苏共。历史上，苏联工人阶级本来是坚决拥护和支持苏联共产党的主力军，是苏共执政赖以依靠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戈尔巴乔夫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私有化市场经济改革，使大批工人失业，许多工人又重新沦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工人们的生活失去了保障，陷入了日益贫困之中，广大工人开始对苏共不满了，开始成为反对苏共执政的主要力量，苏共执政的社会基础就这样被掏空了。1989年7月，苏联爆发了50万煤矿工人大罢工，1991年3月，又爆发了几乎波及全国的工人大罢工，工人们除了提出许多经济上的要求之外，还提出了许多政治上的要求，这些政治上的要求前一次第一项就是要取消苏联宪法中有关确认苏共领导地位的第6条，后一次第一项要苏共下台。虽然工人们是受了别有用心人的煽动鼓惑，但工人们提出来了，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众所周知，本来世界上只有共产党这样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才能为工人谋利益，求幸福，才能使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如果把共产党赶下台，工人阶级的命运只能是成为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但是，罢工工人们却要求苏共下台，这不能不说是苏共的悲哀，这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深深地伤害了广大工人，也说明苏联广大工人这时已经不认为苏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先锋队组织了。当然，这时苏共性质也已经发生变化，已经在党章上明确认为自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了。
随着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势力和力量生长发展起来了，变得越来越强大。赫鲁晓夫当权时，苏联也曾出现过社会动乱，但那时资产阶级的势力和力量都还很弱小，所以赫鲁晓夫还能控制住全国的局势。解除赫鲁晓夫职务时，全国也没有出现社会波动。戈尔巴乔夫当权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资产阶级的势力和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了，后来发展强大到足以推翻苏联国家政权和苏联共产党的地步，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中央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全国局势。资产阶级的势力和力量是一步一步发展强大起来的。开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苏联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私有化市场经济。这一步目的达到后，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产阶级个人财富越来越多，资产阶级又要求国家立法，用法律确保其私有财产的安全。这一步又达到后，资产阶级开始寻求政治上的更多权利，争取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他们打着民主改革的旗号，到处游说，施加各方面的压力，极力要求在苏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制、三权鼎立、司法独立、自由竞选。在戈尔巴乔夫的退让下，这一步又实现了。这时，资产阶级就毫不客气地与苏联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唱对台戏，并逼迫苏共下台。苏共不得不下台了，资产阶级终于原形毕露了，宣布苏共非法，决定取消苏共，取消苏联，查封苏共一切财产，禁止苏共活动，逮捕和审判苏共有关领导人。在资产阶级的步步紧逼下，苏联共产党、苏联就这样灭亡了。
苏联解体后，有一位俄罗斯公民写了一封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信，信的内容充满悲愤又令人深思。公开信的题目是“总统先生，您打算怎样进入历史？”其中信中有这样一些话，“总统先生！我想，这种称呼方式对您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只不过您现在究竟是哪个国家的总统？”，“您是否能够想象，您的那些突然身不由己地成了外国人的同胞们现在是什么感受？”，“我还想问您：您和您的同伙是根据什么法律使我、我的妻子、女儿和外孙女失去那个我们从未想脱离的国家的国籍的？是谁允许您来摧毁这个并不是由您创建的国家的？”，“您在国际舞台上的声望很高，‘世界舆论’高度评价您在把自己伟大的国家变成巨大的黎巴嫩的事业中所建立的功勋。但是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瞬息即逝的”，“领袖们身后的评价是难以预测的。总统先生，您打算怎样进入历史呢？”公开信最后署名是，“一个托您的福失去祖国的俄罗斯东正教徒伊万诺夫”。
与戈尔巴乔夫在国内遭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解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高度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布什“赞扬戈尔巴乔夫使苏联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并赞扬他在改革其国家方面的勇气和领导。”日本首相宫泽说，“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功绩，如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那样留在本世纪的历史上，它将受到很高的评价。”英国首相梅杰说，“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是戈尔巴乔夫做到了。”北约秘书长韦尔纳说，“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的人民因戈尔巴乔夫总统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而尊重和感谢他。”欧共体发表声明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离职，一个时代结束了。他大胆奉行的公开性和改革政策使得苏联急速、不可逆转地割断与共产主义过去的关系成为可能。”但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比亚勒在《外交季刊》上撰文指出：“戈尔巴乔夫战略的最大成就仍在于他对苏联外交政策作出的最激进的改革。但是，究其实质，这些成就实际上是对西方的逐步投降。”
由于苏联的解体分裂，戈尔巴乔夫进入的历史就成了一种悲剧、一种罪过，戈尔巴乔夫成为悲剧式的千古罪人，他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以后不管过了多少年代，后人们在记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时，永远都会写到或提到，公元1991年底，在戈尔巴乔夫当权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灭亡了，解体分裂成15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