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涂氏科学家

涂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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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往事略集
研究领域
教育事业
气象事业
学者榜样
友人追忆
涂氏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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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涂长望（1906—1962），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出色的社会活动家，知名教育家，中国科协和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我国近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气象事业的主要创建人、杰出领导人和中国近代长期天气预报的开拓者。1906年10月28日出生在湖北武汉。 1962年6月9日，涂长望英年早逝，享年56岁。
涂长望1929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1-1933年留学伦敦大学，获硕士学位，1933-1934年在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34年应竺可桢先生之邀回国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先后任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中央大学更名后，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1949-1962年任中央军委气象局（后为中央气象局）局长。
涂长望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和副主席，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常委兼秘书长，中国气象学会副理事长，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兼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常委，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外籍会员。
涂长望是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奠基人，对统筹规划气象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高度重视气象业务尤其是基础观测发展，为建设我国气象台站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精心组织气象业务服务工作，积极发展科研和灾害性天气预报业务，推动人工影响局部天气的试验研究，倡导发展我国气象卫星事业。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气象局与有关大学和科研单位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联合气象资料室，大力发展天气预报，以及对民航、海运、渔业、盐业、农业、林业、水利、厂矿和铁道等的危险天气预报，积极谋划海洋、环保、水文、地震等气象业务，在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方向。
涂长望长期潜心气象科学研究，开创了中国长期天气预报研究之先河，在中国气团和锋面、中国气候和东亚环流研究与应用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才学广博、视野开阔，对农业气候、霜冻预测、长江水文预测、气候与人体健康、中国气候与河川水文、土壤形成与植被分布的关系、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等科学和应用领域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既是我国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又是有力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
涂长望为我国气象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气象事业发展造就了一批专家和领导骨干。他培养的许多学生如叶笃正、谢义炳、郭晓岚、施雅风、毛汉礼、陈述彭、黄士松等均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在他提议下，中央气象局创办了我国第一所高等气象院校—南京气象学院，并大力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的气象教育工作。涂长望的一生，是为中国实现民主、振兴科学而坎坷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气象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他为中国气象事业发展呕心沥血，他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的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深切怀念。
主要著作有《中国气候区域》、《我国低气压之成因与来源》、《大气运行与世界气温之关系》、《中国天气与世界大气的浪动及其长期预告中国夏季旱涝的应用》、《中国之气团》、《关于二十一世纪气候变暖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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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略集
涂长望出生于以宗教为职业又崇尚新学的贫寒之家。父亲涂含章，为生活所迫曾在教堂当厨师，后成为职业传教士。母亲汪美珍，受过新学教育，常以伟人故事教育11个孩子。涂长望排行第三，童年生活的艰辛，使他萌发了奋发图强，振兴中华，为中国人争气的志向。读书期间他受“五四运动”和北伐革命浪潮的影响，参加过人民群众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及“沙基惨案”后的罢课斗争。1926年秋因政局动荡，华中大学无法开学，他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科学系。1929年毕业后，他回博文中学任教。
1930年5月，涂长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湖北官费留英生，同年10月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地理学，次年9月转入伦敦大学理工学院学习气象学，期间写成“中国雨量与世界气候”的论文，获硕士学位，并经推荐成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国外会员。1933年他进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他留学期间交游甚广，并热心于民主进步事业。参加了留英进步学生组织的“反帝救亡大同盟”，痛斥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4年他受“反帝救亡大同盟”的派遣，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返英后他参加了第三国际领导的秘密活动，结识了杨秀峰、邹韬奋等进步人士，且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认识到“近代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欧洲科学迅速发展与工业革命密切相关”。涂长望应竺可桢之邀于
1934年秋回国，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1935年9月借聘到清华大学地理系任教授。1939年5月他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任浙江大学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在浙江大学期间，他想方设法对师生进行抗日爱国、民主进步的宣传，1943年1月赴重庆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授。1944年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席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他由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等所坚持的抗日救国立场，看出中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1945年7月他与梁希等人积极组成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科协)。他任常务理事兼总干事，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和国际和平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涂长望随中央大学返回南京。他为中国科协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精力，团结了许多进步科学工作者为科学和民主而斗争。他是成立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并被选为首届理事，为反动派所仇视。为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1948年秋由共产党地下组织安排，涂长望离宁赴沪，转道香港，1949年春抵北平。12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气象局局长。1953年8月军委气象局转为国务院建制，改称中央气象局，他继续任局长，直至逝世。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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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涂长望开创了中国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涂长望指出，中国天气是东亚天气的一部分，而东亚天气又是世界天气的一部分，要研究中国反常天气就必须从大气环流的整体观点出发，研究大气活动中心、大气波动以及海洋环流与中国降水和温度变化的关系。他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如“1931年的大水与1934年的大旱和远东活动中心的关系”、“中国天气与世界大气的波动及在中国夏季旱涝长期预告中的应用”等，这种把中国天气和世界天气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不但在当时是先进的，现在依然是正确的。这为我国长期天气预报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后来长期预报业务的建立指出了方向。
20世纪30年代，气团和锋面的分析研究是气象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涂长望对中国气团和锋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平均气流与锋面的初步研究”(1937)、“中国之气团”(1938)、“中国气团分析与天气范式”(1940)等论文，其中“中国之气团”一文深受学术界的推崇。他在“中国之气团”一文中指出，当记录次数少时，以各气团之标准实例为其特性之代表，应比平均数为好；如佳例为数颇多，则可以平均数表之，他还对中国气团进行了分类并对各种气团之属性进行了详细而精辟的分析，得知各种气团及其交绥下的天气，其效果甚佳。
涂长望的论著中有很多是以中国气候和东亚环流的研究为内容的。他在中国气候分区的研究中，考虑了干湿情况，首先引入年降水量分布形式，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中国气候分区方案，进一步发展了竺可桢的气候分类研究。1931年竺可桢在“中国气候区域论”一文中指出：“划分中国气候，务必留意分区界限须与一国之天然区域符合”，“在中国之气旋与反气旋范围内，各处所受影响大异，气候区域之决定，应视此范围为准。”即以此两点作为划分中国气候区的界限。并将中国气候区分为8类。涂长望在竺可桢气候区划基础上，提出改进意见，发表了“中国气候区域”(1938)的论文。
在东亚环流的研究上，涂长望也有独到见解。他充分利用已有的中国气候资料，绘制了中国逐日平均地面气流图，研究了不同气流之间的锋系活动，他又使用仅有的一些探空资料，分析东亚自由大气特点。1944年他与他的学生黄士松一起发表了“中国夏季风之进退”的重要论文。他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真正的夏季风仅由热带海洋气团及赤道海洋气团或其变性气团所致；中国夏季风出现于4月初，结束在10月25日前后，撤退远比推进为速。他首先指出东亚季风的进退有明显的跳跃现象，即阶段性和突变性，表征着东亚季风环流的非线性特点。
这在当时是很有创见的，对研究我国季风与旱涝有重要意义。涂长望在气候研究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密切结合天气学，使气候学更富有活力。
1949年涂长望着手撰写《中国气候》一书的初稿，后因工作繁忙而终未完成。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于病榻上完成了“关于二十世纪气候变暖的问题”(1961)的论文。在此文中，提出了“20世纪以来我国气温的变化就可能进入第三个时期——又一个变暖的时期”的论断，他的这一论断已为后来的实际资料证明是正确的。他高度概括地指出了气温的长期变化的重要特点，此文发表时正值我国华北连续三年干旱之后，人们都关心气候变化的问题，此文的发表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
解放前，涂长望对农业气候、霜冻预测、长江水文预测、气候与人的健康、中国气候与各河川水文、土壤形成与植被分布的关系、中国人口与社会等也作过研究，这些工作在当时多为我国前所少有。后因战乱，颠沛流离而被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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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
涂长望对我国气象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他无论是任教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还是担任中央气象局局长，都十分重视对祖国气象人才的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是同他呕心沥血发展气象教育分不开的。
涂长望讲授的教材都是自己编写，他每次课前认真背课，不断修改讲稿，充实最新的内容，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加以评论，使课堂教学内容十分丰富新颖，富有独到见解。他知识渊博，思想开阔，教学中举一反三。他讲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重视基本概念。他在教学中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生用天气学理论来预测中国的旱涝灾害，规定学生作定时气象预测，试作单站天气预报，以提高学生的业务能力。
他所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如施雅风、叶笃正、谢文炳、毛汉礼、陈述彭、郭晓岚、黄士松等。
涂长望还十分关心学生的思想、生活，真正做到既教书又育人。他教导学生说：“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他爱学生如子弟，抗日战争期间，他设法为贫苦学生安排勤工俭学，为毕业生寻找职业，进步学生要投奔延安，他不顾自己经济困难，慷慨相助。他经常身着补丁衣，可当他见到去看望他的一位学生衣衫破旧时，则拿出自己的衣裤送给这位学生。涂长望的高尚情操赢得了广大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气象事业急待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气象人才奇缺。涂长望不畏艰辛，积极办学，主动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有关高等学校的领导人及知名学者共筹良策，决定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军区举办数期短训班，还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开办具有大学水平的天气预报学习班，在短短的七八年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气象人才。为培养农业气象人才，他与各方面协商，克服种种困难，确定在北京农业大学成立农业气象专业。
涂长望所采取的一系列办学措施，既满足了当时对各类气象人才的迫切需要，又为后来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专家和领导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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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事业
涂长望是中国气象事业的奠基人。发展我国气象科学事业是涂长望毕生的追求，他在出任中央气象局局长后，以满腔热情和非凡的组织才能投入到开创我国气象事业的实践中去，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又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民主作风。他与几位副局长及有关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学者密切合作，在短短10年内，使各项业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气象事业创办之初，全国(台湾省未计在内)所有气象人才不足400人，高级气象人才更为奇缺，要迅速开展气象业务工作，急需聚集和延揽气象科技人才。为此涂长望从我国实际出发，于1950年3月，倡议军委气象局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联合气象资料室，汇集双方的技术力量，发挥双方的优势，成绩显著。他还一方面写信给港澳及海外留学、工作的学生和朋友，动员他们尽快归来为祖国服务；另一方面动员在国内非气象岗位上的学生尽快回到气象岗位工作。在他的感召下，一批有才华的气象人才毅然返回祖国或回到气象岗位，在创建和发展我国气象事业中，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专长，为共和国建立了功勋。
中央军委气象局成立后，负责统筹全国气象业务。涂长望按照中央“分区建设，集中领导”的原则，陆续在各大军区成立了气象处，在各省军区成立了气象科，在迫切需要气象工作配合的特种兵内，成立中央和军区的气象科或气象室，在民航局内成立了气象室。1951年他在北京组织召开的首次全国气象会议上，明确了各级气象台站的领导体制和职责范围。1953年气象局转为国务院建制后，又相继在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气象局和气象台。1958年他又在桂林全国气象工作会议上提出并确立了“专(区)专建气象台、县县建气象站”的建设原则。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了改进专区台预报方法的重要思路，并发展成为我国地区分析预报方法，1959年推广全国，后一直被沿用。涂长望在健全国各级气象组织机构的同时，也加强了中央气象局的机构建设，设立了中央气象台、气候资料室、气象研究所、业务管理处、气象教育处、图书馆等机构。这些组织机构的建立，健全保证和推动了全国气象业务的全面开展。
1949年以前，我国气象观测按英、美、法、日等国规范进行，从而造成各时期、各地区的气象记录难以比较。为保证我国气象记录质量，涂长望及时组织人员编写了《气象观测简要》，后又经多次实验研究，编写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以统一全国的观测技术和制度；统一掌握气象仪器和消耗器材的采购和调配，建立了标准仪器和检定设备，全国形成了气象仪器检定网。
各个台站的观测业务是全国气象工作的基础，涂长望狠抓这项带有战略性的基础建设。1949年，我国仅有101个装备简陋、技术落后的气象台站。涂长望任军委气象局局长后，一面组织接收、整顿、恢复原有台站工作，一面大力发展新台站。经过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布局合理的气象台站网。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地面观测业务已达到世界水平，高空站网的数量已达到国际标准，这是我国气象界几代人曾努力成就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未能成就的事业，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60年代初，美国组织数以千计的科学家评价中国的自然科学，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的自然科学》一书中特别指出：“在涂长望主持下的台站网建设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
涂长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了不同内容的业务和服务方针，以满足社会当时的迫切需要。创业初期，国内战争尚未结束，又面临抗美援朝的严峻形势，涂长望根据中央精神，制定了“大力建设气象台站网，统一业务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开展气象服务”的方针，确立气象工作首先保证国防需要，同时兼顾经济建设的需要。1953年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后，他主持制定了“积极领导，在巩固与提高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地加以发展”，1956年他又提出“积极建设，保证质量，提高技术，扩大服务”的方针，并确立了气象工作既为国防现代化又为国家工业化，交通运输和农林业等生产服务。1958年在桂林气象会议上，提出“依靠全党全民办气象，提高服务质量，以农业服务为重点，组成全国气象服务网”的方针。
他对气象工作为社会服务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气象事业的中心任务就是服务，脱离了服务来谈气象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早在1953年他就及时提出要重点为经济部门服务，加强对民航、海运、渔业、盐业、农业、林业、水利、厂矿和铁道等方面的危险天气的预报，多年来，为国家挽回了众多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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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榜样
涂长望为国、为民、为真理献身的高尚品格赢得了科学界人士的广泛尊敬，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1)尊重科学，坚持真理。涂长望一贯提倡实事求是，反对盲从。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学习苏联，气象部门有专家发现苏联的平流动力理论不适用于我国，这在当时极易被视为政治问题。涂长望不顾个人安危，支持鼓励专家们说：“在年会上作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当社会上出现空喊政治口号苗头时，他却在中央气象局大会上要求全体干部学习业务，钻研技术，精简会议，减少兼职等。
(2)严于律己，关心他人。他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总是克己奉公，赤诚待人。他对己生活清俭，只想为国家分忧，从不愿给国家增加负担；对别人则关怀备至：工农干部因不懂气象业务而焦急，他深为理解，为他们安排时间，聘请名师，并亲自任教，终使他们由外行变成内行；面对福利、待遇，他总是考虑同事；在“左”倾路线干扰时，他挺身而出，保护了一批同志，使他们免于受难。
(3)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长期的过度操劳，加之身心创伤，致使他在有为之年就绝症缠身。1958年，他的脑干瘤在恶化，步履艰难，视物模糊，但他仍忍辱负重，继续拼搏。1959年他病重到杭州疗养，途经上海时登上几十米高的铁塔，要亲眼看看他主张引进的测雨雷达。
1960年他两眼不能聚焦，蒙上右眼，写了两千多字的涉及多项业务的建议书。1961年，他双目接近失明，用口述完成了他最后一篇题为“关于二十世纪气候变暖的问题”的重要论文。双目失明后，他仍时刻关心着我国气象工作进展情况。他在生命垂危之际，思维仍很清楚，但语言能力丧失了，他就艰难地用手势表达他还想为国家工作20家的心愿。然而他生命的火焰终于过早地熄灭了，他告别了人民，告别了为之奋斗的事业。
涂长望的一生，是为中国实现民主，振兴科学而坎坷奋斗的一生，他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尚品质，激起人们对他深切的怀念和无限的爱戴，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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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追忆
1965年7月上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沬若重返庐山。他在视察中央气象局庐山天气控制研究所时，特意在气象局原局长涂长望1958年下榻的别墅盘桓了好一会儿，思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老朋友、卓越的气象学家。离开天控所时，他应邀写了一副对联“戡天志在争民主，返日戈挥夺自由”，这是他1962年深切悼念因病逝世的、56岁的涂长望所写的挽诗中的两句，全诗为:“同君屡次赋欧游，才干堪推第一流。肝胆照人风洒脱，心胸涵物韵容休。戡天志在争民主，返日戈挥夺自由。努力一生无懈怠，令人长忆旧渝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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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氏大事
1906年——（清光绪32年）10月28日生于汉口一个信奉基督的宗教家庭。
1911年——开始学习汉字和英文字母，并接受新式教育。在少年时代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
1923年——博览群书，寻找革命真理。
1925年——广泛涉猎法、美等国的革命史和黑格尔《逻辑学》等著作，考入华中大学。
1926年——转上海沪江大学，师承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
1929年——毕业，回母校武昌博文中学任教。
1930年——考取湖北省官费留学英国，到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地理；
1931年——转入该校帝国理工学院，师承世界著名气象学家沃克爵士攻读气象学。
1932年——获气象学硕土学位，成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第一个中国籍会员。同年到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在著名地理学家罗士培教授指导下攻读地理学博士学位。
1934年——4月受同盟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夏，回伦敦后加入英国共产党华语支部；秋，应竺可帧聘请，心系祖国的先生放弃垂手可得博士学位，毅然提前回国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在竺可桢的领导下，开始为发展中国的气象事业而努力奋斗。
1935年——4月被选为中国气象学会理事兼学会刊物总编辑，此后一直参加该会领导工作;8月，到清华大学地理系任教授，参加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任常务理事。一年后回南京气象研究所，秋，与王回珠女士结婚。抗战爆发后，临危受命主持气象研究所安全内迁重庆。
1939年——5月出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后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清华大学高材生郭晓岚、谢义炳、叶驾正等成为他的研究生；他作为少壮派的中心人物，推动师生参加社会活动，组织中华自然科学社遵义分社。
1942年——4月作为对抗战建国有贡献的优秀学者获教育部学术成就乙等奖；7月，性情耿直、疾恶如仇的涂长望因与国民党浙大区党部负责人政见有异，愤然离校去四川綦江，任资源委员会电化冶炼厂副秘书长兼福利科长，同时任气象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1943年——年初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5月，获中华文化基金会天文气象地理特等奖。
1944年——涂长望与他的研究生黄仕松取得东亚季风研究重大成果，发现季风跳跃现象。
1945年——7月1日中国科协成立，涂长望任总干事，负起了实际领导工作的责任。8月30日，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的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中国科协、民主科学社的核心人物潘菽、梁希和徐长望先生等8人。9月3日，“民主科学社”庆祝日本投降签字，涂长望提议改名为“九三学社”，遂成为科学文化界人士的政治团体。
1946年——2月15—16日，涂长望先生代表中国科协到伦敦参加科学与人类福利世界大会，成立世界科协筹委会，任常务理事。随后又和赵九章先生参加国际气象会议，涂长望被选为农业气象委员会委员。会后又到美国访问讲学半年。
1947年——中国科协、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三团体组成中国科学促进会，涂长望先生任总干事。在国民党的迫害了，九三学社转入地下活动后，先生只能利用这个身份进行公开活动。
1948年——利用自己是官办中英科学促进会理事的身份争取到资金，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科技人才资源调查，为迎接新中国做准备。
1949年——4月经香港辗转到北平，筹备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迎接新中国诞生。8月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10月，涂长望受命筹建中央气象局，12月17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任命涂长望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民长，担负起创建人民气象事业的艰巨任务。涂长望先生提出“分区建设，集中领导”的方针，在短短几年中，就建成了令世界瞩目的气象业务和服务体系。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涂长望提出配合经济建设高潮，掀起气象建设高潮。8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发布了把气象建制由军队转移到地方的命令，从此气象既为国防建设服务又为经济建设服务。
1955年——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2年——6月9日，涂长望先生鞠躬尽瘁，英年早逝，享年56岁。

扩展阅读：
1.http://www.cast.org.cn/n435777/n435787/27078.html
2.http://xcb.nuist.edu.cn/xb/?id=4229
3.http://www.zgqxb.com.cn/xqx/zt/renwjl/5975.shtml
4.http://epaper.rmzxb.com.cn/2007/20070208/t20070208_121112.htm
5.http://www.bjkw.gov.cn/n1143/n1240/n1465/n2261/n14683/n15283/n15344/432649.html
开放分类：
人物，教育家，气象学家，九三学社，社会活动家
涂传诒
男，1940年7月生，汉族，北京市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先后于1980~1981年在美国天主教大学、1988~1990年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高空研究所从事合作研究。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2006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涂传诒教授主要从事太阳风湍流和形成机制方面的研究，发表的代表性论文（1）《The Damping of Interplanetary Alfvenic fluctuations and the heating of the solar wind》（Tu, 1988,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Vol. 93, Pages 7-20）和 (2) 《Solar wind origin in coronal funnels》（Chuan-Yi Tu, Cheng Zhou, Eckart Marsch, Li-Dong Xia, Liang Zhao, Jing-Xiu Wang, Klaus Wilheilm, 2005, SCIENCE, Vol. 308, Pages 519-523）。至2006年5月，涂传诒（含合作）发表论文中有75篇共被SCI引用1766次，其中涂传诒为第一作者的文章共被引用1206次。其中4篇第一作者论文每篇被SCI引用超过100次，16篇第一作者论文每篇被SCI引用20次以上。涂传诒在该领域中取得自主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包括如下内容：发现太阳风中存在湍流串级过程。发现太阳风加热的能源来自湍流串级能量。提出太阳风能量供给和传输机制。首次把阿尔芬波传播理论与磁流体湍流理论结合起来，创建了描述太阳风湍流传输特性的“类WKB湍流理论”。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太阳风阿尔芬湍流串级加热理论和推广的湍流间歇理论，从而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通过合作研究发现太阳风流动起源于极区冕洞磁漏斗结构中光球层上方五千公里至二万公里的高度范围。提出沿径向的太阳风流动是由垂直径向大尺度对流运动驱动的新观点，突破以往学术界流行的太阳风起源于一维流管的想法和理论。提出五千公里尺度或更大的磁圈在磁漏斗结构中的磁重联供给太阳风初始的质量动量和能量。
涂传诒教授作为唯一获奖人，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9年和2001年），获得国际科联空间研究委员会(COSPAR)颁发的Vikramsarabhai奖章（1992年），获得首届王丹萍科学奖（1992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2年），获得陈嘉庚科学奖（2006年）。
涂光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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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光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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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光炽-生平简介
涂光炽院士，1937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44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49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1949—1950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ResearchAssociate，1950—1951年在清华大学任副教授，并首先在中国开设地球化学课程，1951—1954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1955年任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自1960年起任副所长。同期仍兼任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教授。1966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七届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兼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编委，中、英文《地球化学》、《矿物学报》主编。自1987年起为美国地质学会终身荣誉会员，曾任《EarthandPlanetaryScienceLetters》杂志国外编委。
涂光炽20世纪50年代在祁连山及西北干旱地带作综合地质考察。60年代从事华南花岗岩类有关矿床及铀矿地质研究，70年代除继续此项研究工作外，着重从事富铁矿床研究。80年代主要研究层控矿床，后期侧重新疆北部及黄金地质并持续至今。90年代开始超大型矿床、低温地球化学及分散元素成矿研究。1982年，“华南花岗岩类地球化学”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5年，获中国科学院“竺可桢野外工作奖”；1987年“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3年，“中国金矿主要类型、成矿模式及找矿方向”获国家黄金管理局一等奖（以上着作中为第一作者）；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地球科学）；1996年，《中国矿床》专着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担任铅锌矿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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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光炽-科学思维
涂光炽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自觉运用自然辩证法指导自己的科研实践。他倡导开展地球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与讨论，建议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设立地球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会，这对活跃地球科学的学术思想，提倡创造思维，推动地球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求真求实，逆向思维
涂光炽追求理论联系实际，他提出的找矿设想和思路，尤其在事关中国地质找矿方向等重大关键问题上，总是依据中国的国情和矿情，坚持实事求是，摒弃从众心理，运用“逆向思维”，提出个人的见解，开拓新的局面。
1974年，中国掀起了寻找富铁矿的高潮。当时，颇为强烈的找矿指导思想是寻找前寒武系古风化壳型富铁矿，领导者这样号召，同行也如此论证。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前寒武系条带状铁矿的研究实践与理论分析，指出这样的找矿思路存在着问题。他认为依据加拿大、澳大利亚、前苏联、美国、巴西这些产富铁矿国家的富铁矿部分为前寒武系古风化壳型，由此推论中国也应主要寻找古风化壳型富铁矿，这样的推论是不合适的。他在多次富铁矿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早前寒武系曾发生多次变质作用，很难在其中出现未变质或浅变质的富铁硅酸盐、碳酸盐和硫化物建造，而后者正是后期形成风化壳型富铁矿的基础；中国早前寒武系主要产出铁的氧化物建造，它们很难在后期风化作用中富集；中国地质历史晚期相对剧烈的构造活动也不利于风化壳的渗透发育与保存。他认为，富铁矿形成机制多种多样，因而应广开门路，不局限于寻找古风化壳型富铁矿。
前寒武系古砾岩型金、铀矿床一直是广大地质工作者十分关注的找矿对象，因为无论就储量、产量而言，这种类型的矿床多年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也有不少地质同行提倡应寻找古砾岩型矿床。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他从剖析中国前寒武系发育演化的具体条件出发，论证了在中国产出古砾岩型金、铀矿床的前景不佳，实际上较大规模的这种类型矿床在整个欧亚大陆都未曾找到过。他提出了中国金矿类型划分的意见，并论证了哪些矿床类型在哪些地区最有前景。同时，他也强调了某些在国外出现的重要的类型在中国出现几率不高的道理。
中国多年寻找富铁矿、金矿、铀矿的实践证明，他从中国的地质实际出发，敢于实事求是，不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与看法，因而其见解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是正确的。
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注重实践。他是重视文献资料的，但他更重视野外观察和力所能及的实验测试。他亲自工作或考察过的国内外矿床有三百多个。在早、中期工作中，他争取时间做显微镜下的观察实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时，他看了大量光片、薄片。他认为只有在野外和镜下观察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合理的测试和实验方案。反过来，实验测试结果应当与野外和镜下观察相结合，否则，片面强调数据，便有可能作出错误判断。
2.在业务实践中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一个地学工作者，应当自觉地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业务实践。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决非易事，要下大功夫才成。他分析了地学研究的三种制约因素：
(1)地质作用本身和地质体的形成是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现在只能看到这些长期作用的最后结果，如要探索全过程则缺乏系统的理论、方法、手段，容易带上主观色彩。
(2)地学的区域性因素很强某一地带的规律、现象不一定会出现于其他地带，但在一个地区工作时间长了，就容易把对这一地区的看法推广到其他地区，因而难免带来一定的片面性。
(3)各种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
要突破上述三种制约因素，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实际，就要讲究思维方法，处理好若干关系和矛盾问题。通过自己的长期业务实践，他提出了地学工作者应当重视的八个问题，即：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复杂成因与单一成因；将今论古与地球演化；突变论与渐变论；共性与个性；⑥开放体系与封闭体系；⑦野外观察与实验测试；⑧均一性与非均一性。
80年代，他曾多次探讨了这八个地学思维问题，并写成文章《地学中若干思想方法的讨论》，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期刊，此文于该期刊创刊10周年之际被评为优秀论文。
这八个问题涉及地学在其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中的主要思想方法。这里，他通过两个实例说明自己长期坚持的思维方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论断启迪了他辩证思维的智慧，使他联想到作为固体地球科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成岩成矿理论，恰好在成岩成矿的某些关键认识上，长期以来主要是“非此即彼”观点占主导地位。从传统成矿理论出发，矿床被看作不是外生的、沉积的、风化的，就一定是内生的、岩浆或岩浆热液的、变质的。内生成矿与外生成矿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成矿作用，即所谓“水火不相容”，中间不存在过渡类型。他认为在成岩成矿作用中，确实存在“非此即彼”，但不可能全部概括其类型，过渡型、“亦此亦彼”的成岩成矿作用也是广泛发育的。作为实例，他列举了现代洋底成矿作用，大量洋底块状硫化物矿床是在热液介质中主要以沉积方式形成的，这是一种“亦此亦彼”。另外，洋底之上的水体中成矿以沉积方式为主，而洋底之下的岩石介质中成矿方式主要是热液充填与交代，这又是一种“亦此亦彼”。
在地球地壳的各种各样发展演化过程中穿插着渐变与突变现象。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也要讲究思维方法。他认为地学界长期以来实际上是均变论占统治地位，因而不少地学工作者不习惯于突变论观点。然而，在自然界的各种灾害中，如地震、火山爆发、洪涝等都是突变的表现形式。由于成岩成矿过程动辄以亿万年计，因而人们易于着眼均变而忽视突变。其实在地球演化的历史长河中，许多矿种的形成过程都存在着渐变与突变现象。如铅和稀土元素在太古宙时不成矿，但到中元古宙则大量成矿，形成一些著名的超大型矿床。这便是突变成矿的实例。
在他撰写的论文和主编的专着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方面的线索：如在讨论层控金属矿床与油气矿床的异同时，他尽力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列举了金属改造成矿作用与油气成藏作用的许多类似和不同之处，它们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
3.瞄准学科前沿，结合国家需求，不断提出新方向、新课题
他十分注意经常变化而又丰富多彩的学科前沿，并结合国民经济需求，瞄准新的突破口，不断提出新方向、新课题；进而亲自组织实施，力求早日占领新的学科制高点，在工作中逐步提出新认识、新见解。70年代后期，他察觉到层控矿床的重要性。“文革”刚刚结束，他即组织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部分，围绕层控矿床的概念、分类、形成机制、时空分布、国内外对比等问题，多次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讨论，并引导大家进行层控矿床理论总结，在80年代出版了《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3卷专着。根据同行专家评审意见，“此书是中国第一部层控矿床系统研究专着和理论总结，它在系统性、概念理解以及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深度上，超过了国外以《层控矿床及层状矿床》（1976—1981）13卷丛书为代表的成果”，本项研究于1988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80年代初，他根据在华南的地质实践和在国外开始的关于A型花岗岩的讨论，提出了研究富碱侵入岩带的必要性。他定义的富碱侵入岩包括成因上和时空分布上密切联系的富碱的硅不饱和、饱和和过饱和侵入岩类，否定了以往认为这些岩类成因上无联系的片面认识。之后，他又在北疆的地质考察工作中，进一步论证了富碱侵入岩带在造山带地质发育演化上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蛇绿岩带。
80年代后期，考虑到超大型矿床对解决矿产资源、建立矿业基地的重大意义，以及国际上刚提出的超大型矿床全球背景研究设想，他及时论证了在中国开展有关寻找超大型矿床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内容、措施、课题、技术路线等问题。经过多次酝酿与评审，最终成为由国家科委主持的基础科学攀登计划项目之一，他是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基于过去几年的项目研究实践，他们已初步提出了有关超大型矿床概念、分类、类型选择性，以及中国超大型矿床时空分布规律、形成机制等方面的见解。类似的工作在国外比较零星且缺少系统性。
在金矿及其他矿产地质、地球化学领域的多年实践，使他确信，在低温条件下（＜200℃，包括常温和零下温度）的一定介质中，金与其他金属都可以成为活泼、易溶、可迁移元素，并可富集成矿；但经典成矿理论却认为热液金矿床主要是高、中温矿床，而砂金则主要靠机械搬运而非化学搬运形成，除汞、锑之外的热液金属矿床也是在高、中温条件下形成的。岩石学研究存在类似情况，即大于300℃和常温的成岩实验数据是大量的，而50—250℃区间的实验数据则很少，因而低级变质作用、埋藏变质作用、成岩作用研究水平较差。上述情况不仅制约了成岩成矿理论的深入发展，对找矿评价也是不利因素。当20世纪80年代末，国外文献中出现较多讨论低温成岩成矿的文章时，他抓紧这一时机，于90年代伊始便提出了低温地球化学研究课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从1995年结题情况看，本项研究在银的成矿作用、低温条件下一些元素的活动性实验、吸附实验、油气田的埋藏变质等方面，均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与思路。
矿床学界和地球化学界一向认为分散元素不可能成矿，实际上分散元素矿物无论在数目和总量上都是很少的。但无独有偶，近年来在中国西南地区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锗、碲、铊、硒等分散元素形成独立矿床或矿体的报道，这使他兴奋不已，夜不能寐，反复追思其奥秘所在。他想，究竟是什么因素、条件、介质、环境、背景导致这些元素不趋向于分散，而趋向于富集成矿呢？这显然是找矿和成矿理论上的重要课题，与环境保护也有密切联系。于是他又及时组织力量，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了立项申请，获得批准并已启动。初步认识是：分散元素可以成矿，但条件十分苛刻。
4.师古不泥古，熔旧为翻新；坚持学术民主，集中群体智慧
在成矿基础理论问题上，他强调尊重前人早已建立的各种理论体系与学说，但也要敢于大胆突破某些传统观念的束缚。例如，他在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剖析后，认为成矿作用与成岩作用既有不少类似之处，又不宜完全等同起来。成岩作用涉及的主要是量大面广的常量元素，而成矿金属则多为微量元素。根据成因机理，岩石可以划分为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三大类，但沉积作用（包括沉积成岩、风化等作用）、岩浆及岩浆热液作用和变质作用尚不能囊括所有重要的成矿作用。1974年，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成矿作用——改造成矿作用，并对它的概念、内涵、机制等进行了多次阐述与讨论。据此，他还建议将矿床成因类型的三分法改为四分法。
在对矿床形成过程作了系统剖析后，他发现传统的单成因观点对某些矿床与矿床类型是难以应用的。早在1974年，他就指出了叠加成矿对某些矿床形成的重要性。1977年，他进一步以矽卡岩型矿床为例，阐明了这一类型矿床的多成因问题。此外某些矿床的形成过程持续时间甚长，具多期性；物质来源复杂，具多源性。这些矿床的形成也不是单一成因所能解释的。当然，对某些矿床持多成因观点并不排除另一些矿床具单一成因的特点。
他提出的改造成矿作用和矿床多成因论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成矿学说的不足，使之更接近成矿作用的客观实际，在今天已被许多矿床学同行专家所接受。
他认为一个研究所、研究室可以为发展某一学科而设立，但不应为维护某一学派或某一学术观点而设立；以行政手段打击一个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是错误的，但同样，以行政手段扶持一个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也未必正确，只有通过长期实践，才能检验某一科学理论是否正确。因此，他认为研究单位对于各种学术观点应力求兼容并蓄，不同观点可以通过相互讨论，在百家争鸣中互相补充。
多年来，作为多单位协作攻关的若干科研大项目的负责人或首席科学家，他强调在合作科研中既要坚持学术民主，又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力求更好地集中群体智慧，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例如，超大型矿床的定义和概念，有关这一项目的参加者观点必须一致，否则就缺少最起码的共同语言了。在讨论超大型矿床与矿床密集区的空间分布规律时，不同学者的思想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有的人从大地构造单元出发，有的人提出同位素急变带的见解，有的人则对岩石圈厚度、地热流异常等因素进行探索。此时此刻，作为首席科学家就不能只停留在“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水平上，而应力求高屋建瓴地进行多学科综合分析，以便求得高层次的总结性见解。做到这一点很难，但他总是尽力去达到综合认识的预期结果。
5.既要异想天开，又要实事求是
十多年前涂光炽也为自己和青年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下列八句话作为座右铭：
设想要海阔天空，观察要全面细致；实验要准确可靠，分析要客观周到；立论要有根有据，推论要适可而止；结论要留有余地，表达要言简意赅。
这是针对地学工作者说的。
地学的研究对象和实验室是广袤的自然界，固体地球科学要面向已生存和演化了长达45亿年的地球。这些时空背景要求地学工作者的设想和思路必须开阔一些，要着眼于整个地球，而不只是周边景观；面对眼前地质现象，要回顾过去亿万年发生的地质事件。因此，不能拘泥于一时一地、一事一物。地学工作者要勤于思考，善于联想、对比和推理。
推论要适可而止，结论要留有余地——这些也是他针对地学工作者说的。他认为固体地球科学涉及地球与邻近天体各圈层，上下数十亿年历史，从目前科学水平看，所认识、所理解的只是部分现象、事实和规律，尚待解决和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即未知世界还很辽阔。因此，地学工作者切忌推论过早过多，结论也不宜说得太死。但这决非含糊其词、模棱两可。
在他的八条座右铭中，关于观察、实验、分析、表达、立论等五条的提法，他认为科技界是会同意的，但另外三条，即上述关于设想、推论和结论的提法是否恰当，他本人也觉得没有把握，希望能引起地学界同仁的讨论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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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光炽-教育事业
除了科研工作以外，数十年来涂光炽教授还做了大量教学、组织管理和外事工作。早在1950年他回国后，就在清华大学讲授地球化学，这是在我国最早开设的地球化学课程。
1955年1月，涂光炽留苏回到北京，他先到由派他留苏的清华大学地学系和北京大学地质系、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地质工程系和唐山铁道学院地质组合并而成的北京地质学院继续任教，开设了“找矿勘探”和“矿床成因”课程。他以当时的经典教材为基础，结合留美期间所做的实验工作和留苏期间在乌拉尔等矿区大量的野外实践，把国际上最新的理论和方法介绍给学生，因此，他的讲课内容新颖而丰富，论证严谨而深刻。学生们说：听涂先生的课是知识和思维的升华，是一种高尚的学术熏陶。他们为涂光炽老师讲的每一堂课而倾倒，激发出对他深情的崇拜。1955年11月18日，高等教育部批准北京地质学院成立学术委员会，涂光炽副教授当选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后来涂光炽到中国科学院任职后仍兼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继续开设上述两门课程。50年代后期，他仍在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大学兼课。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地球化学系后，他多次到该系讲授矿床地球化学课程，后来他担任了兼职的该系的副主任。因而中国地球化学学科的创立和地球化学事业的发展是和涂光炽的贡献与建树分不开的。
重视培养科研人才是涂光炽教授几十年科研生涯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1956年他参与了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工作，当时年仅36岁的涂光炽，除研究工作外还承担了指导研究生的任务，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他从未间断过指导研究生的工作。
在大海中学会游泳，在实践中增长才能。涂光炽一再强调：“要学会独立工作”；“研究生不同于大学生，要学会自学”；“要学会查文献，熟习自己研究领域的进展”。每隔一段时间，涂光炽都要亲自主持全室的学术会议，要每个人作各自领域相关问题的调研报告，既活跃了学术空气，又使大家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启发思路、扩展知识，还使每个人学会组织材料、综合分析、准确表达、提高水平。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从课程、外语、选题、野外考察计划、室内地球化学方法，到审定论文提纲，他都亲自指导。他总是把研究生放在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或基础研究中最前沿的科研领域中培养锻炼。如金属矿产资源的矿床地球化学研究、环境地球化学、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层控矿床地球化学等新兴学科。他放手让研究生在这些领域中钻研，教育他们要有创见、有抱负，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不要做书呆子，成为墨守成规者。
他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先后为国家培养了近40名研究生，培养了几代地球化学领域的大量科技人才。他培养的人才已成为我国地学研究、教学和生产的骨干力量，有的已成为我国矿床学、地球化学等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及有名望的科学家和管理专家。他提出人才与成果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他强调第一流的研究所要出第一流的成果、出第一流的人才。因此，他总是从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给科研人员、野外地质队的技术人员做学术报告，讲授地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思想，以提高在职人员的理论水平；到兼职的院校给教师和学生上课；亲自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完成学业与从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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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光炽-代表论著
1.涂光炽.1963.干旱和极端干旱气候条件下硫化物矿床氧化带发育特征.地质学报,43(4)：361—377
2.涂光炽.1973.七十年代自然科学领域中一个新生长点——环境科学.环境地质与健康.北京：科学出版社，1—3
3.涂光炽.1975.叠加与再造——被忽视了的成矿作用.湖南地质科技情报.铁矿座谈会资料汇编(1)：68—75
4.Tu Guangchi.1985.Evolution of Precambrian REF Mineralization.Precambrian Research,27(1—3):131—153
5.Tu Guangchi.1986.Mineralizations Relevant to Granitoids as Examplified by the Chinese Ore Deposits.In “Advances in Science of China,Earth Sciences”,cd.By Tu Guangchi,Science Press and John Wiley Sons,Vol.1,407—426
6.涂光炽.1987.华南两个富碱侵入岩带的初步研究.见：花岗岩地质与成矿关系.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1—37
7.涂光炽.1988.一些金矿床地质问题的讨论.地质找矿论丛，3(1):1—8
8.涂光炽.1989.我国南方几个特殊的热水沉积矿床.见：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编.中国矿床学——纪念谢家辰诞辰90周年文集.北京：学术书刊出版社，189—198
9.涂光炽.1990.我国原生金矿类型的划分和不同类型金矿的远景剖析.矿产与地质，1—10
10.涂光炽.1991.地球化学走向何方?南京大学学报(地球科学)，3(3)：203—209
11.Tu Guangchi.1991.PbIsotopic—Mineralogic Constraints on the Source of Metals in Certain Skarns Deposits in North China,in 《Skarns——Their GenesisMetallogency》,99—107，Theophnastus Publications S.A.Athens,Greece
12.Tu Guangchi.Zhao Zhenhua.1992.Granitoids as a mobilizing agency in ore formation.Petrogenesis and Mineralization of granitoids Proceedings of 1987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Symposium,Science Press,713—720
13.涂光炽.1993.关于砂金矿床形成条件及砂金矿床与厚生金矿床空间关系的讨论.见：中国金矿地质地球化学研究.第一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2—27
14.涂光炽主编.1993.新疆北部固体地球科学新进展.北京：科学出版社
15.涂光炽.1995.回顾30年来的矿床学.见：王鸿祯主编.中国地质学科发展的回顾.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26—134
16.Tu GuangChi.1995.Some Problems pertaining to Superlarge Ore Deposits of China.Episodes,IUGS 18(1—2):83—86
17.Tu Guangchi(editorinchief).1996.LowTemperature Geochemistry.Science Press
18.Tu Guangchi(editorinchief).1996.Geochemistry of Stratabound Deposits in China.Science Press
19.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编.1998.高等地球化学.北京：科学出版社.其中“绪论——兼论地球化学领域近十余年来的若干重要进展”系涂光炽执笔
20.Tu Guangchi.1998.Comments on isotope geochemistry as related to mineral deposits in China.In:(editorsinchief) Tu Guangchi,T.J.Chow.Isotope Geochemistry Researches in China.Science Press,368—374
21.涂光炽.1998.贵金属找矿的若干问题讨论.见：陈毓川主编，当代矿产资源勘察评价的理论与方法(186—191).北京：地质出版社
22.涂光炽.1998.试论非常规超大型矿床物质组成、地质背景、形成机制的某些独特性——初谈非常规超大型矿床，中国科学(D辑)28卷增刊，1—6
23.涂光炽.1999.初议中亚成矿域.地质科学，34(4)：397—404[1]

参考资料：
1. 主要资料来源
http://www.cug.edu.cn/20031/zhuantiwang/dycz/12_1.htm 
扩展阅读：
1.http://www.cug.edu.cn/new/2003/zhuantiwang/dycz/12_2.htm
2.http://tech.qq.com/a/20070405/000121.htm（图片来源）
开放分类：
科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
涂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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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
涂永强，男，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58年10月生于贵州遵义；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有机化学专业， 1989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3年1月至1995年11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员。曾任兰州大学化学系副主任、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系主任。现任兰州大学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兰州大学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化学会理事，甘肃省化学会副理事长， 国家“有机化学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此外，还担任《中国药物化学杂志》、《石化技术与应用》、《药物分析》杂志编委，Tetrahedron/Tetrahedron Lett（四面体/四面体快报）杂志特约审稿人。
自1995年底归国后，涂永强教授致力于探讨天然产物全合成及有机合成方法学，并在合成有机化学领域做出了非常优秀的、具有开拓性的工作。
l　　主要工作包括：
l　　具有抗HIV活性复杂天然产物Didemnaketal的合成研究；
二氢沉香呋喃倍半萜的合成方法研究，该方法被2002年Chem. Soc. Rev. 杂志 (IF 9.2) l所评述，同行专家予以高度评价
l　　新的杂环丙烷醇重排/还原串联反应研究及其在复杂天然产物合成中的应用。该系列方法获得2002年度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环境友好反应体系中的化学反应研究。关于硅胶固载不对称氢转移反应的工作被Green Chemistry杂志（2004年）作为Highlight文章进行综述评价。
涂永强教授现已主持包括“杰出青年基金”、“创新群体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十五’重大项目基金”、 “跨世纪人才基金”等近二十项基金课题，现已发表学术论文112篇，其中SCI论文100篇，研究工作主要发表在Angew. Chem. Int. Ed., Chem. Eur. J., Chem. Commun., Org. Lett., J. Org. Chem.等国际重要刊物上，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应用及高度评价。此外还获得发明专利2项。获得的主要奖项有：1992年“中国化学会优秀青年化学奖” 、1993年度“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2000年获得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颁发的“杰出青年学者奖”、2002年获 “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2009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