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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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我们有顾准
作者:闵良臣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来源日期:2005-7-4
本站发布时间:2009-12-4 21: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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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而伟大,是不会被人忘记的。鲁迅是这样,胡适是这样,顾准也是这样。
去年是顾准逝世30周年。在此之前一篇又一篇地读顾准的同时我就搜集了一点资料,想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就着这个话题写一点文字。然而,一年,一晃就过去了,除了读顾准时在书边杂乱地留下些只言片语,我什么都没写。今年是顾准诞辰90周年,真没想到,在全国颇有影响的石家庄的《杂文报》居然在记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并在版面上开了专栏,“将推出一系列《顾准小语》以示纪念”。这真是令人高兴的事。一高兴就忘形,并想借此也说几句。
算起来,若说是上个世纪的事,有点作秀的味儿,但可以说有六七年了。那还是1998年11月,我到石家庄《杂文界》(后改为《杂文月刊》)打了几个月的工。当时天冷,住在虽然是租住却也有暖气的私人房子中,有那么一阵子,每天清晨起来读一会儿带在身边的陈敏之(顾准的胞弟)和丁东编的《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我是一个无知无识的人,但看到像王元化这样公认的大家对顾准都是那样地敬佩,知道顾准不是假伟大。
再后来,特别是最近二年,随着我所得到的信息,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读了上海的高建国先生2004年春节期间寄赠的《顾准全传》,再对照《顾准文集》中的文章,越发觉得顾准确实算得上是新中国后苦难中成长的思想家。是苦难、是不民主、是非正常的社会成就了顾准。他不仅在当时实际上就提出了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经济学家吴敬琏语),而有些思想观念就是放到现在来看,仍然显得超前,用高建国先生的话说,“细读他的遗作,这才发现其中闪光点比比皆是”。(《顾准全传》第387页)
据说,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刘少奇同志力图依靠发展生产力和阶级合作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甚至说出了“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犯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回来的”(参见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998年第10期《炎黄春秋》,转引自《顾准全传》,第379页)这样的话。而顾准是公认的我国经济学家,二十几岁就做了教授。他比刘少奇的认识要深刻得多。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提出劳动者报酬与企业盈亏紧密挂钩,“那时,他已经超前地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建立后,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他的不少经济学文章,都是那个时期开始撰写的……”(转引自《顾准全传》,第382页)引号中是新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话。现在想来,特别是一想到顾准,我们都应该脸红。
不说别的,近年来单是南京、成都,还有石家庄,一个“倒牛奶事件”,就让我们一些人又不知该如何做好了。此外,现在知道,我们为了加入世贸,进行了长达15年的谈判,而据原外经贸部副部长、我国加入世贸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回忆,说是当时谈判最大的困难,就是不敢承认中国搞市场经济,当时我们叫“市场调结和计划调结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并说为了“市场经济”这4个字,我们谈判了6年。三年前笔者曾从杂志上看到一位文史研究员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此感慨不已:“我们全民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也只花了8年时间,怎么为了‘市场经济’四个字竟谈判了6年呢?”可也正因为是这样,才能显现出顾准的伟大来。
顾准在苦难中关注的当然不只是经济,还有社会发展、民主法制、民族兴衰等等,他在这些方面的探索、思考的高度和深度也是常人望尘莫及的。针对有些人对社会发展的浅薄认识,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像天堂一样,顾准指出:“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制定为民主的目的又怎样?”“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办?按照辩证法,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可“这个答复,其实暗含着,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即就是到了我们现在认可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也还是要向前发展,发展为我们不可知的、比共产主义更高级的社会,“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想联结着的。”(《顾准文集》,第370页)又说:“革命家本身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百分之百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是为了大众的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同上,第375页)“假如真有共产主义的话,他们现在比几十年前离共产主义更近得多了。也许,让一千年前的人活过来看现在的世界,他们会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同上,第374页)这种思想与二十世纪英国哲学科学家波普尔的认识是相似的。波普尔用他的试错法(即科学通过提出问题,经过试验,排除错误而得到发展)说明社会变迁,认为社会发展没有规律,只能逐渐改进。
二十世纪快要结束时的1999年初(当时自己还在石家庄)的一天,我收到北京寄来的一本书,名叫《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编者之一的徐晓在《编前的话》中写道,“遇罗克正义的声音毕竟穿过黑暗,使我们蒙羞的历史有了一点炫耀的资本”。如果这样说没错的话,那么,我除了在《顾准全传》的《后记》中看到作者高建国先生说的“如今,顾准的思想遗存与他的不朽精神,使我们可以骄傲地对着大千世界说:‘中国有顾准!’”(同上,749页)之外,还在已经去世两年的李慎之先生的一篇文章《智慧与良心的实录——〈顾准日记〉序》中看到他引用别人的话说:“‘只因为他的思想变成了铅字’,他给整个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并在另一篇文章《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中针对“有人说,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李先生说了一句:“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
“我们有顾准。”这话铿锵有力。或许正如此,我们在脸红的同时,也才会在羞红的脸上还能挂上一些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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