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简评《谐声分析与异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9:40:42
日前得到郭锡良先生写的“简评《谐声分析与异读》”，感觉道理说得非常透辟，
因此贴出来以飨诸位同道。
简评《谐声分析与异读》
《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完稿后，收到友人送来的潘悟云在“东方语言学网站”上发出
的一个帖子《谐声分析与异读》。潘在帖子中为他把“氓”归入耕部作了虚张声势、狂言唬
人的辩解，并以腹诽和表示轻蔑的方式对待我上次对他的批评，还妄想颠倒是非，把错误推
到我身上；因此不得不简单地给予批驳，以正是非。
潘悟云说：“有两种意义上的谐声分析，一种是语文学的，一种是语言学的。严格说
来，语言学意义上的谐声分析是从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开始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谐声
分析的特点，是把谐声作为一个系统与结构进行分析，从谐声行为总结出谐声原则来指导整
个上古音系的构拟。”首先我们要问，“两种意义上的谐声分析”是谁划分的？根据何在？
如果是潘悟云个人的“创新”，那么两者的区别就要讲清楚。潘帖提出所谓的“语言学意义
上的谐声分析的特点”，验之潘悟云的实践，难免有“挂羊头”之讥。“把谐声作为一个系
统”本是传统谐声分析的特点，可是在潘的实践中对这点是最不遵守的。我在《答梅祖麟》
一文中对潘这方面的问题已作了较详尽的揭示，可以参考，不再重复。因此，我在那篇文章
中说“潘书在这里完全打破了他（梅氏）所高举的‘同声必同部’的原则”，梅氏“原本是
把炮口对准王力先生的，可是炮弹却会飞到……潘悟云那里去。”而在潘帖中，梅氏只能站
在潘所指摘的“死扣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语文学的”谐声分析之列；尽管潘悟云曾
乞求梅氏“对中国语言学”“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帮助“拨正研究方向”，但在这个问
题上却无可奈何地要与梅氏发生内讧了。
潘悟云拉上董同龢先生作大旗，其实董先生把歌、月、元分成两系，跟潘悟云等的把
它们分成两类或三类完全性质不同。董先生在《汉语音韵学》中总结说：“*a与*æ两个系
统在谐声中分得相当清楚，《切韵》仙薛祭的1、2两类恰恰分属两个系统之内。”（284
页）潘帖没有提到的叶、谈两部，董先生也分成两系，他说：“*а与* 两个系统在谐声中
分得很清楚。……黄侃晚年有‘谈添盍帖古分四部说’大致与此相同。”（285页）可见董
先生是遵守“同声必同部”原则的，按潘的标准只能跟黄侃同属他所指摘的“语文学谐声分
析”之列；李方桂先生也不例外是属于语文学范畴的，因为他认为 “拿研究谐声字所得到
的结果跟《诗经》用韵的结果互相印证”是清代学者的重要贡献（3页），他只“用他们所
供给的宝贵材料”来作研究（4页），没有在谐声分析上提出新见。只有潘悟云和他的同道
所“创新”的“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谐声分析”，确实与传统的谐声分析（潘所谓的语文学
的）有巨大分歧，潘记谐声分析的特点是：一个谐声系列可以出现在两个以上的韵部，甚至
一个字都可以分属两个或三、四个韵部，用不着考虑“同声必同部”原则。
据说现代语言学意义上谐声分析的特点是由于他们重视异读和活语言的结果；恕我不
客气地说：这如果不是有意骗人的谎话，就是自欺欺人的胡话。这里就拿潘帖要进行强辩的
“氓”字为例来解读潘记谐声分析的实质。潘帖说：“‘氓’字，北京有mang、meng两读，
后者对应于《广韵》的莫耕切一读，前者对应于《广韵》失收的明母唐韵读音，‘氓’的或
体‘甿’在《类篇》又读谟郎切，正是这个读音。《广韵》读耕韵的除‘氓’以外，还有
‘萌’字。它们都是常用字，所以我更相信‘氓’在上古就有阳部、耕部两个读音，前个读
音在《广韵》一系韵书中失收，在北京等方言中保留下来。我与郭老先生的分歧也就出来
了。郭老先生相信字书……我则比较相信活的语言材料。”潘帖似乎讲得头头是道，可惜他
把一些基本问题都弄错了，因而变成了不是谎话，就是胡话。北京“氓”字确有两读，但是
mang音只用于“流氓”一词中，这是后起音，大讲方言历史层次的人，怎么在这里不问历史
层次了？再说，这个音绝对不是什么“对应于《广韵》失收的明母唐韵读音”，这纯粹是胡
猜。《说文》：“氓，民也。从民亡声。读若盲。”大徐本用孙缅《唐韵》注音：“武庚
切”。小徐本朱翱注音：“没彭反”。这说明“氓”字在唐五代以前还多收在庚韵之内，与
“盲”同音。《广韵》的莫耕切反映了庚、耕两韵混用的情况。 “甿”的谟郎切更不是
“氓”的什么“失收”读音，《类篇》十三下：“甿：谟郎切，旷野，或作 （上亡下
田）。又莫耕切，《说文》田民也。” “甿”作“旷野”解与作“田民”解应是同形字，
通用作“氓”的只是作“田民”解的“甿”。我真不知道潘帖是怎么错的？如果讲异读不顾
意义，这是基本理论上的失误。“氓”为什么会列入耕韵呢？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中
指出汉代“耕部范围扩大”，“阳部范围缩小”（《文集》102页），先秦阳部的开、合口
二等和部分开、合口三等转入耕部（104—105页）。因此汉魏以后出现的反切注音和韵书把
“氓”字收入耕韵或庚韵是出自不同注音人的决定，而不是“氓”字有两读。《广韵》耕
韵：“氓，民也。”与《说文》的释义相同，都是指称百姓或外来的百姓，折合今音都应该
读meng。 “氓”在北京产生了后起义，用于“流氓”（《辞源》《汉语大字典》收列“流
氓”一词，无书证，《汉语大词典》列今人陈白尘作品为书证），于是也产生后起的异读
mang。“盲”今音mang也是后来发生的变化。弄清楚了这一关系，潘悟云的多项猜测之辞，
就都不攻自破了。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也把“氓”列在阳部所辖的庚韵中，加注说明
“《广韵》入耕韵”。如果我只点到这里，潘悟云和他的同道还会有遁词。潘可以说“写作
时间太匆促，材料核实不够”；捧场的也会说“无论他的研究有多少问题”，“他敏锐的学
术眼光”，“知难而上的勇气”，对“语言研究的正面影响都是无庸置疑的”。
这就逼得我不能不指出：潘悟云在这里所以错误累累，根本原因是理论方法上错了。
本来道理很简单，要确定先秦古韵系统只有两项资料，一是先秦古籍的押韵，二是谐声字的
系统。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说：“这两方面的研究是根据两种不同的材料，用不
同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能相合，能互相应证，这使我们对于韵部的分类更可相信。”（3
页）《切韵》系统只能用作古韵分部的参照系，而不能作为分部的根据，这应该是搞音韵的
人的基本常识。所谓“拿《切韵》上推古音”，一般是在古韵分部确定后，再拿《切韵》系
统作为出发点，跟先秦的韵部比较，来观察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变痕迹。古韵各个部到中古
分到哪几个韵，总是有规律、成系统的，但是也有少数逸出规律、系统的用例，前人都视作
不规则变化。“氓、甿、萌”在董同龢的《表稿》和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就都是作为
不规则变化处理的。这是根据《广韵》来定的，如果根据《唐韵》，它们都在庚韵，就是合
乎规律的规则变化了。从顾炎武到李方桂写《上古音研究》都是这样做的，没有异议；潘悟
云为了贬低这种做法，给它扣上语文学的帽子，似乎他就能把一种实事求是地研究先秦古音
的科学方法打入另册；然而这只能迷惑某些人于一时，经不起知情人轻轻地一戳。
据潘悟云自称，他重视活的语言，运用的是比语文学（潘曾说：相当于初等数学）高
一个等级的现代语言学（潘曾说：相当于高等数学）的方法，“坚信”“来源于上古阳部的
中古二等韵是庚，来源于上古耕部的中古二等韵是耕”，根据这一理论“坚信”，他就可以
大胆凭中古的音韵地位来决定上古的韵部归属，因而“‘氓’在上古就有阳部、耕部两个读
音”。这就是体现了潘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石”的做法，也是他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谐
声分析”的典型例证。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理论方法是从哪里学来的？或者是他自己的“创
新”？我可以断言，这样的“创新”只能是贻误他人，也害了自己。其实这跟早已被批判的
“叶音说”是相通的，是“以今律古”的反历史主义的做法。潘帖还有其他理论上、引例上
的错误，（例如潘帖第一段说：“如‘娲、叉、哇、洼、諣、蜗’等等一大批字上古都属于
鱼部，却有麻佳两个异读。”六个字没有一个是鱼部字。又，“酾”有佳韵又读，错误与
“氓”有耕部又读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指出。很明显潘帖的作者自己陷在了错误的泥坑
中，他却杜撰出“两种意义上的谐声分析，一种是语文学的，一种是语言学的。”他用的是
语言学的，别人用的是语文学的。这难道不是一方面拉大旗作虎皮，美化自己；一方面又歪
曲事实，贬低对方吗？这不禁使人想起：三十多年前红卫兵的脾气和一贯的手法，怎么在今
天的学人身上又复活了？这种做法决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将毒化学术空气，贻害年轻一代，
因而不得不作个简单的回应。
[ 本帖由 红晴白 于 2003-8-16 17:44 最后编辑 ]
#1
因此贴出来以飨诸位同道。
简评《谐声分析与异读》
《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完稿后，收到友人送来的潘悟云在“东方语言学网站”上发出
的一个帖子《谐声分析与异读》。潘在帖子中为他把“氓”归入耕部作了虚张声势、狂言唬
人的辩解，并以腹诽和表示轻蔑的方式对待我上次对他的批评，还妄想颠倒是非，把错误推
到我身上；因此不得不简单地给予批驳，以正是非。
潘悟云说：“有两种意义上的谐声分析，一种是语文学的，一种是语言学的。严格说
来，语言学意义上的谐声分析是从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开始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谐声
分析的特点，是把谐声作为一个系统与结构进行分析，从谐声行为总结出谐声原则来指导整
个上古音系的构拟。”首先我们要问，“两种意义上的谐声分析”是谁划分的？根据何在？
如果是潘悟云个人的“创新”，那么两者的区别就要讲清楚。潘帖提出所谓的“语言学意义
上的谐声分析的特点”，验之潘悟云的实践，难免有“挂羊头”之讥。“把谐声作为一个系
统”本是传统谐声分析的特点，可是在潘的实践中对这点是最不遵守的。我在《答梅祖麟》
一文中对潘这方面的问题已作了较详尽的揭示，可以参考，不再重复。因此，我在那篇文章
中说“潘书在这里完全打破了他（梅氏）所高举的‘同声必同部’的原则”，梅氏“原本是
把炮口对准王力先生的，可是炮弹却会飞到……潘悟云那里去。”而在潘帖中，梅氏只能站
在潘所指摘的“死扣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语文学的”谐声分析之列；尽管潘悟云曾
乞求梅氏“对中国语言学”“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帮助“拨正研究方向”，但在这个问
题上却无可奈何地要与梅氏发生内讧了。
潘悟云拉上董同龢先生作大旗，其实董先生把歌、月、元分成两系，跟潘悟云等的把
它们分成两类或三类完全性质不同。董先生在《汉语音韵学》中总结说：“*a与*æ两个系
统在谐声中分得相当清楚，《切韵》仙薛祭的1、2两类恰恰分属两个系统之内。”（284
页）潘帖没有提到的叶、谈两部，董先生也分成两系，他说：“*а与* 两个系统在谐声中
分得很清楚。……黄侃晚年有‘谈添盍帖古分四部说’大致与此相同。”（285页）可见董
先生是遵守“同声必同部”原则的，按潘的标准只能跟黄侃同属他所指摘的“语文学谐声分
析”之列；李方桂先生也不例外是属于语文学范畴的，因为他认为 “拿研究谐声字所得到
的结果跟《诗经》用韵的结果互相印证”是清代学者的重要贡献（3页），他只“用他们所
供给的宝贵材料”来作研究（4页），没有在谐声分析上提出新见。只有潘悟云和他的同道
所“创新”的“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谐声分析”，确实与传统的谐声分析（潘所谓的语文学
的）有巨大分歧，潘记谐声分析的特点是：一个谐声系列可以出现在两个以上的韵部，甚至
一个字都可以分属两个或三、四个韵部，用不着考虑“同声必同部”原则。
据说现代语言学意义上谐声分析的特点是由于他们重视异读和活语言的结果；恕我不
客气地说：这如果不是有意骗人的谎话，就是自欺欺人的胡话。这里就拿潘帖要进行强辩的
“氓”字为例来解读潘记谐声分析的实质。潘帖说：“‘氓’字，北京有mang、meng两读，
后者对应于《广韵》的莫耕切一读，前者对应于《广韵》失收的明母唐韵读音，‘氓’的或
体‘甿’在《类篇》又读谟郎切，正是这个读音。《广韵》读耕韵的除‘氓’以外，还有
‘萌’字。它们都是常用字，所以我更相信‘氓’在上古就有阳部、耕部两个读音，前个读
音在《广韵》一系韵书中失收，在北京等方言中保留下来。我与郭老先生的分歧也就出来
了。郭老先生相信字书……我则比较相信活的语言材料。”潘帖似乎讲得头头是道，可惜他
把一些基本问题都弄错了，因而变成了不是谎话，就是胡话。北京“氓”字确有两读，但是
mang音只用于“流氓”一词中，这是后起音，大讲方言历史层次的人，怎么在这里不问历史
层次了？再说，这个音绝对不是什么“对应于《广韵》失收的明母唐韵读音”，这纯粹是胡
猜。《说文》：“氓，民也。从民亡声。读若盲。”大徐本用孙缅《唐韵》注音：“武庚
切”。小徐本朱翱注音：“没彭反”。这说明“氓”字在唐五代以前还多收在庚韵之内，与
“盲”同音。《广韵》的莫耕切反映了庚、耕两韵混用的情况。 “甿”的谟郎切更不是
“氓”的什么“失收”读音，《类篇》十三下：“甿：谟郎切，旷野，或作 （上亡下
田）。又莫耕切，《说文》田民也。” “甿”作“旷野”解与作“田民”解应是同形字，
通用作“氓”的只是作“田民”解的“甿”。我真不知道潘帖是怎么错的？如果讲异读不顾
意义，这是基本理论上的失误。“氓”为什么会列入耕韵呢？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中
指出汉代“耕部范围扩大”，“阳部范围缩小”（《文集》102页），先秦阳部的开、合口
二等和部分开、合口三等转入耕部（104—105页）。因此汉魏以后出现的反切注音和韵书把
“氓”字收入耕韵或庚韵是出自不同注音人的决定，而不是“氓”字有两读。《广韵》耕
韵：“氓，民也。”与《说文》的释义相同，都是指称百姓或外来的百姓，折合今音都应该
读meng。 “氓”在北京产生了后起义，用于“流氓”（《辞源》《汉语大字典》收列“流
氓”一词，无书证，《汉语大词典》列今人陈白尘作品为书证），于是也产生后起的异读
mang。“盲”今音mang也是后来发生的变化。弄清楚了这一关系，潘悟云的多项猜测之辞，
就都不攻自破了。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也把“氓”列在阳部所辖的庚韵中，加注说明
“《广韵》入耕韵”。如果我只点到这里，潘悟云和他的同道还会有遁词。潘可以说“写作
时间太匆促，材料核实不够”；捧场的也会说“无论他的研究有多少问题”，“他敏锐的学
术眼光”，“知难而上的勇气”，对“语言研究的正面影响都是无庸置疑的”。
这就逼得我不能不指出：潘悟云在这里所以错误累累，根本原因是理论方法上错了。
本来道理很简单，要确定先秦古韵系统只有两项资料，一是先秦古籍的押韵，二是谐声字的
系统。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说：“这两方面的研究是根据两种不同的材料，用不
同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能相合，能互相应证，这使我们对于韵部的分类更可相信。”（3
页）《切韵》系统只能用作古韵分部的参照系，而不能作为分部的根据，这应该是搞音韵的
人的基本常识。所谓“拿《切韵》上推古音”，一般是在古韵分部确定后，再拿《切韵》系
统作为出发点，跟先秦的韵部比较，来观察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变痕迹。古韵各个部到中古
分到哪几个韵，总是有规律、成系统的，但是也有少数逸出规律、系统的用例，前人都视作
不规则变化。“氓、甿、萌”在董同龢的《表稿》和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就都是作为
不规则变化处理的。这是根据《广韵》来定的，如果根据《唐韵》，它们都在庚韵，就是合
乎规律的规则变化了。从顾炎武到李方桂写《上古音研究》都是这样做的，没有异议；潘悟
云为了贬低这种做法，给它扣上语文学的帽子，似乎他就能把一种实事求是地研究先秦古音
的科学方法打入另册；然而这只能迷惑某些人于一时，经不起知情人轻轻地一戳。
据潘悟云自称，他重视活的语言，运用的是比语文学（潘曾说：相当于初等数学）高
一个等级的现代语言学（潘曾说：相当于高等数学）的方法，“坚信”“来源于上古阳部的
中古二等韵是庚，来源于上古耕部的中古二等韵是耕”，根据这一理论“坚信”，他就可以
大胆凭中古的音韵地位来决定上古的韵部归属，因而“‘氓’在上古就有阳部、耕部两个读
音”。这就是体现了潘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石”的做法，也是他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谐
声分析”的典型例证。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理论方法是从哪里学来的？或者是他自己的“创
新”？我可以断言，这样的“创新”只能是贻误他人，也害了自己。其实这跟早已被批判的
“叶音说”是相通的，是“以今律古”的反历史主义的做法。潘帖还有其他理论上、引例上
的错误，（例如潘帖第一段说：“如‘娲、叉、哇、洼、諣、蜗’等等一大批字上古都属于
鱼部，却有麻佳两个异读。”六个字没有一个是鱼部字。又，“酾”有佳韵又读，错误与
“氓”有耕部又读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指出。很明显潘帖的作者自己陷在了错误的泥坑
中，他却杜撰出“两种意义上的谐声分析，一种是语文学的，一种是语言学的。”他用的是
语言学的，别人用的是语文学的。这难道不是一方面拉大旗作虎皮，美化自己；一方面又歪
曲事实，贬低对方吗？这不禁使人想起：三十多年前红卫兵的脾气和一贯的手法，怎么在今
天的学人身上又复活了？这种做法决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将毒化学术空气，贻害年轻一代，
因而不得不作个简单的回应。
[ 本帖由 红晴白 于 2003-8-16 17:44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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