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步登天 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谢静宜

2009年02月03日 09:53凤凰网历史综合【大中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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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静宜

站在毛泽东身后的谢静宜
熟悉“文革”历史的人，都知道谢静宜这个名字。从1959-1976年，她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了17年的机要秘书，主席亲切地称她为“小谢”。
那风风火火的17年，小谢叱咤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曾被主席亲自点名为北京市委副书记，这是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荣任的最高级别。随着“文革”的结束，她被宣布隔离审查……
如今，她已从北京市委某单位退休，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
作为“文革”敏感人物，谢静宜是绝少在媒体抛头露面的。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和拍照，每次在纪念堂参加活动，遇到记者问话或投来的好奇目光，她就对同行的人说：“我们还是走为上！”
但是她12月5日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且谈得很愉快很尽兴。这些年，她一直默默地写一些怀念小文章，她说：“有的人见主席一面就能写出一本书，若让我写，一辈子都写不完。也许我的文章没人家写得美，写得漂亮，但它都是真实的，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希望通过我反映出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毛泽东。”
谢静宜的家就在北京土城路塔院的一栋旧楼里。面前的谢静宜不是传闻中张牙舞爪的模样，而是极端朴素，一脸真诚的笑意。她热情地把我迎进门，双手握住我被寒风吹得冰凉的手，一股暖流从掌心流到了我心中。
房间里很温暖，墙壁上悬挂着一副《南乡子》词作：“何处望杭州？刘汪两据一号楼。西子湖畔景已旧，悠悠，不见主人泪空流。老人精神抖，稳坐小庄挥神州。古今英雄谁敌手，无有，人民思念好领袖。 小谢 九九年十一月七日于杭州”
词作工整而有韵律，看得出作者扎实的古文功底。谢静宜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是我1999年回杭州参观主席曾住过的寓所时写的，当时也是百感交集，一首词一蹴而就。”
我看到窗台上有一张照片，毛主席站在中间，一对朝气蓬勃的青年男女分列左右。“那是我和我爱人苏延勋1960年与主席的合影。我爱人也是中央机要人员。不过，他现在已经追随主席而去了。” 谢静宜语气低沉下来。桌上压着一首《江城子》词：十年阴阳各一方，离别久，相思长。相隔遥远，亦可话家常。暮暮一同欢天宇，谈古今，论短长。朝朝阳台赏花香。葡萄垂，花齐放。相顾笑看，群鸟寻觅忙。静观天下人间事，柴门院，心宽畅。这是谢静宜为纪念丈夫去世十周年而写的。“我每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就把主席的相片和老苏的相片放到桌上，让他们和我一起看电视，睡觉前，我再把他们收起来。”
谢静宜真的从桌子下面抽出了两个相框，再次认真地对我说：“我还跟老苏说，你在下边可得好好替我照顾主席呀！”她的眼睛湿润了。
主席专列“隆隆”响
“毛主席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专列上度过的。他喜欢乘着专列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和城市视察，一般是沿京广线南下，接着走陇海线、浙赣线、湘赣线再绕回北京。烈车开到哪，主席就歇到哪。他到了一个地方，就邀当地省委、地委、县委的领导上火车谈情况，为证实汇报的真实性，他会突然下车看人民的生活情况。
有一次某地农民不知道是谁来了，走近一看，是主席，就大声欢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于是一帮子老头老太太们就簇拥着主席往大队部走（公社主要干部都还在田里干活呢）。主席坐在条凳上与农民群众谈笑风生，问他们：‘有饭吃吗？能吃饱吗？’农民们回答：‘您别担心，我们能吃饱，还能吃肉。’主席又问： ‘喂猪羊了吗？’农民们发了愣，主席就要往农户家去看猪窝和鸡圈，他悄悄拉过一个小男孩问：‘有肉吃吗？’小男孩伸出一个小手指在主席面前比划：‘我们过年时才吃这么一点点。’主席一言不发，半天才对我们说：‘我想这个孩子说的才是真话。’坐上专列，他还一直念着：‘我想这个孩子说的才是真话。’
1962年麦子收割的时候，我们的专列又出发了。主席和我们都透过车窗愉快地看着外面金灿灿的麦田。忽然远处走来一个农村妇女，她一手拿个罐，一手提个菜篮子，显然是刚给地里送饭回来。她走路一摇一摇的，一边走一边偷偷地扯一把麦子往口袋里塞。我大叫起来：‘主席你看你看，偷麦子的！’主席用手指往嘴上一竖：嘘，不要叫，小心她听到。火车‘隆隆’地奔驰着，很快就不见了那妇女。主席长叹了一声：‘唉，看来，农民粮食还是不够啊，不然，她何苦去扯那几把麦粒呢？’
对于当时盛行的‘亩产过万’的浮夸风，我曾问过主席是真是假，主席气愤地大声说：‘假的，这样做会死人的！’
“我应该帮助葛忠仁”
“葛忠仁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一位普通工作人员，解放前随母亲逃荒要饭到北京。主席并不认识他。1975年，葛忠仁转给我一封信，让我去他家谈谈。我立即去了。他躺在病床上：‘小谢同志，我一直患病，但我要养老母亲和三个孩子，不能没有工资，所以有病也不敢声张。中央把我调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我也只有硬撑着下地干活、摘辣椒。现在我心脏病、脉管炎太重了，只好回北京治疗，但这巨额的医疗费机关不能报销，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有时站在红墙根前哭喊：毛主席呀毛主席，解放后是您救了我们娘儿俩，现在我又遇到难处了，我是多么多么想念您啊……’
我把葛忠仁的事汇报给了主席，主席听我说着，显得十分难过，特别是听到葛忠仁面对红墙泪如雨下地呼唤自己时，他掉泪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主席落泪。主席果断地说：‘我送他300元，我是他的领导，我应该帮助他。’他当场交待张玉凤去落实了此事。
这件事给我的深刻印象永远难忘，那就是主席关心人民疾苦的赤诚之心。”
“文件看中间的就行了”
“我是主席的机要秘书，每天要处理一大堆文件。有时文件推到一座小山，看着就有点发怵。我向主席诉苦，主席告诉了我很多机要工作的绝招。
主席说：‘文件要分主次，看主要的，无关紧要、与你无关的，你就跟着人家闭着眼睛划圈好了。倘若是让你批、要你拿主意的文件，那就必须认真对待了。’‘其实很多文件，本来是来自下面的第一手材料，很值得一看。可是到了上面经过一层层修饰，就面目全非，没有意思了。有的文件，头几页你别看，就看中间的内容好了。’我知道主席最不喜欢看前面的语录和后面的万岁，也不喜欢为了阐述一个问题，先罗列一大堆优点，故意拉长的文章。一句话，他看文章喜欢开门见山，讨厌穿鞋戴帽，特别是调查报告。”
等梅子黄了再说
“我与主席的大女儿李敏是1959年一块结的婚，又是1962年一块怀的孕。春天的时候，我们大着肚子，一起随主席去赣南。那是困难时期，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吃，十分嘴谗。
早晨我和李敏外出散步，发现了树上有很多小指头点大的小梅子，我俩边摘边吃，也不觉得酸，吃得忘乎所以。同行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笑得直不起腰：‘瞧这两个馋丫头，这么点小梅子也偷吃。’这时主席走了出来，闻言并没有加入玩笑的行列，而是极严肃地对他们说：‘女同志怀了孕，生理需要想吃。我本应该满足她们，却满足不了。你们记住这件事，等梅子成熟了、变黄了以后，给她俩买点，由我来买，分给她们吃。’
那年5月，我果真收到了一大包用报纸包着的黄澄澄的梅子，送梅子的士兵说：‘主席吩咐的，你一半，李敏一半，这是你的。’”
“李讷儿，爸爸老了……”
“1970年夏，主席对我说：‘小谢，你和李讷交个朋友吧。’他派我到江西进贤的五七干校去看李讷，并为她在农村找个地方插队。我正准备动身时，主席交给我一封亲笔信，是写给李讷的。主席先让我看了信，我深为信的内容所感动，最令我难忘的是：李讷儿，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
李讷到农村后不久就病了，我受主席之托，再次去江西看她。她正在地里与农民一起砍甘蔗，头上却高烧不退。但她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回北京治病。回京后，我向主席说起了她的病情，问是否回京治疗。主席说：她没什么大病，在家时也是常发烧的。人在哪里，就在哪里治病，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来。难道江西人民病了都要上北京吗？
其实李讷是一个俭朴好学的人，穿的是破军衣、破鞋子，衣服旧得发红，前后补丁叠补丁。主席虽然心里很疼她，但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优越感和特殊化，要求有时近乎苛刻，这是我们这些长期相伴他的工作人员深有体会的。
当时李讷已近30，我曾问她：‘李子，年岁不小了，对婚姻考虑过没有？’她说：‘这事我不着急，我妈妈急。我不听她的，我倒想听听爸爸的意见。’我回京后，主席给了我三条意见转告李讷：‘婚姻的事，父母亲不能管，由她自己决定：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们自己同意就行了。’
这就是毛主席反封建、反世俗的婚姻观，他给了女儿充分的自主权。”
后来，李讷果真在农村找了一个爱人，据说比她小。后来李讷回北京后，两人因文化背景和个人修养的悬殊太大而分手。李讷唯一的儿子王效芝就是这一段感情的结晶。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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