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斥抑或融合:新一代农民工还是“城市过客”吗？

每次去沿海城市调查，总有一种日新月异的感受——与上次相比，又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同样让人感受颇深的是，奋斗在建筑工地、生产流水线、菜市场和城市犄角旮旯的农村流动人群—农民工，生活依旧，处境依旧，他们依旧流动，在一些城市里仍然找不到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岁月在渐渐地流逝，生活、处境虽然依旧，但是今天的农村流动人群已不再是昨天的农村流动人群，“新人换旧人”，新的一代已经成长为农村流动人群的主力：他们“新”在年轻，“新”在没有务农经历，“新”在对城市生活更强的憧憬和向往，“新”在更少的家庭负担。
面对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我们的一些城市仍然“我自岿然不动”，无动于衷，甚至有个别城市还想着法子，拆迁“城中村”，让流动人群无容身之地，从而企图变相地迫使他们离开。我们仍然看不到农村流动人群如何分享城市发展、繁荣的成果。不少城市并没有把农村流动人群作为中低收入者看待，低保、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这些为城市中低收入者设计的福利政策都没有他们的份儿。
在一些城市官员看来，他们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解决“全国所有其他地方的贫困问题”。某个城市在讨论提高最低工资线问题的时候，围绕可否多涨10元，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们争论了好几天，大多数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认为最低工资线多涨10元,就不利于该市招商引资，会吓跑老板，只有少数人支持多涨10元，结果争论双方达成折中，各让一步，同意多涨5元。难道多涨5元，真的会让投资者难以接受吗？真的会吓跑老板吗？真的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吗？实际上，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群享受不到最低工资待遇，因为最低工资线以8小时为依据，而他们一天却工作13个小时以上，虽然该市的不少农民工每月能赚到1000元左右，但是8小时内根本达不到最低工资线。
尽管国务院曾专门为农民工发过文件，要求流入地政府解决农村流动人群子女的上学问题，但是不少城市的教育部门官员却说，“我们没有责任花自己的钱来解决其他地方的教育问题”。他们仍然把流动人群视为“其他地方的人”。城市管理者自己解决不了(或者不想解决)农村流动人群孩子的教育问题，却不让农村流动人群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并以各种借口拆掉农民工子弟学校。
面对这样的处境，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会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群一样去忍耐吗？他们会“无动于衷”吗？他们会怎样看待城市呢？他们带着对城市生活的强烈向往和憧憬，却受到如此“礼遇”。一些年轻的农民工是这样唱出自己心声的：
城市啊城市，
你是否还是我心中的城市？
你难道只是我的驿站？
离开你，我又要去何方？
……
城市好大好大
……
城市没有我的家。
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一方面想永久地离开农村，不愿返回农村生活定居，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没有“家”的感觉，找不到融入城市的钥匙。城市对他们构筑起一道道屏障。一些城市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改造“城中村”，让农村流动人群没有了就业机会和安身之所，从而让他们自动离开。事实上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只要仍然存在城乡二元差别和地区差别，那么城市的繁荣就会吸引农村流动人群向城市流动。如果一个城市如此无情地对待为其繁荣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村流动人群，那么农村流动人群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报”它呢？它又将怎样实现和谐呢？和谐社会何以可能呢？
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不会“坐以待毙”，总要寻找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和生活空间。在城市社会的排斥下，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和社会。他们在城市主流社会找不到认同和价值的肯定，而转向自己群体的认可，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凭借着老乡、亲戚朋友等传统资源，去维持他们内部的秩序，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在不少城市，已经形成同一个县或省来的人生活在一起、集中在同一个行业的现象，甚至出现各种老乡团伙，占据一方天地。
有研究者研究发现，最近农村流动人群上访少了，并不等于他们面临的问题比以前少了，而是他们更多地借助于其内部的非正式力量和方式解决问题。这就是城市排斥的结果。城市的排斥，使得农村流动人群更倾向于挖掘内部的传统资源，去构建他们的生活秩序和圈子，去支撑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生存。长此以往，城市将形成双重结构：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当边缘社会不断扩大，势必对主流社会产生强大的冲击，从而会带来隔离、断裂后的紧张、矛盾和失序，城市居民也就不会有安稳的日子。
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果出现，每个城市都要“醒一醒”了，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将农村流动人群排斥在外，不能再继续把他们仅仅当做“过客”，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的出现和壮大，已经让城市没有多少时间去享受流动人群的“红利”了，继续靠农村流动人群的廉价劳动维持繁荣和发展的余地将越来越小。因此，只有给予农村流动人群以基本的市民待遇，让他们分享城市改革、发展和繁荣之成果，一个城市才能真正实现和睦相处、社会和谐的理想，才能保持可持续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