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孙涤：猪流感和危机管理能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2:37:52
孙涤 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终身正教授
【凤凰网财经专栏/专栏作者 孙涤】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很突出。不说去年的北川地震，即使三十余年前的唐山地震的赈灾工作，以当时的物资和技术水平，也足以称道。这种能力仔细分析起来，主要得之于对资源的控管和动员，以及基层民众的组织和纪律，从而形成决断集中和执行果敢。然而从危机管理的另一个层面，科学的预测防范和程序的合理透明，恐怕很难说是我们的强项。
今年悬而未发的猪流感，或许会对这个层面的能力构成严峻的挑战。
先讲危机的应对程序的制定和执行。世界卫生组织六月中宣布本次猪流感(H1N1型A-flu)已是全球性的流行疫症，达到最高的警戒六级。(目前已有16.2万确诊病例，分布在168个国家；因猪流感而死亡的已达一千余人。)虽然入夏以来，其蔓延烈度有所缓和，但发达国家仍然忐忑不安。英、法、比联合订制海量的疫苗，用将近10亿美金来制造和储备1.5亿支，争取每个国民有一支可用；美国则耗资80亿美元制备6亿支疫苗，目标用户超过美国人口的50%，达1.6亿人，因为要切实起到防治效果，每人通常得用2支疫苗，多的时候得4支。那么为什么不人人有份呢？因为，一来，成本非常昂贵；其次，制作困难并且相当耗时；第三，流感毒株变异极快，万一疫苗落后于病毒毒株的变异过远，而囤积又太多的话，不但无效反受其累；况且，秋季天凉后猪流感是否会猛烈爆发，仍是个小概率事件。因此，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眼下的分析判断，权衡诸多不确定性，先进国家有了上述的举措。
怎样有效地应付浩劫，无论是人为的——如本次金融海啸，还是自然的——如去年的北川地震，对于人类社会是至关紧要的。这些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作，甚至可以摧毁国运和民族生机。本次猪流感的远祖, 同为H1N1型的“西班牙流感”(1918-20年)，就是一宗极不可能的所谓“黑天鹅事件”，它席卷五洲的祸害比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黑死病”更其凶猛，夺去了约五千万至一亿人的生命，杀伤力高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加总。仅印度病故的就达一千七百万人，美国则死了六十万人。(我国当时的统计数据不全。)“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波打击尤其残酷，在1918年3月肇始的第一波袭击看似平息后。在同年秋季天气刚一转凉突然又发作起来，头廿五个星期就有两千五百万人丧命。死人无算，其中包括社会学大师德国的韦伯，他属于殿尾的不幸者，染病一周后亡于1920年6月。正是“西班牙流感”第二波打击的惨痛教训，当今世界各国没有哪个敢对眼下的猪流感掉以轻心的。
那么，现代社会应该如何因应概率小但有颠覆性的打击？对于复杂系统——无论是地震海啸之类的自然灾害、金融市场等经济系统，还是流行疫疾的大规模爆发，灾祸发生的次数和遭受的损失都呈现出同样形态，幂指数的规律，即小灾次数极多但人们能安然度过而不以为意，巨型惨祸难得一遇却教人们永志毋忘。例如，1993-95的两年间，美国加州记录到的地震，里氏强度在2.0-2.5级的高达7000余次，但只有一次的强度在6.7级(北岭地震)，而正是那次毁灭了生命财富；1970-2007年间全球发生过约70次银行危机，每一次的损失金额都在所在国GDP的15%以内，唯有这一次，人民的财富和信心遭到巨大摧毁，至今还没有摆脱它的震撼。所以，如何防范这类巨灾，是国家和民众必须严肃来对待的。
对于本次猪流感，具体说，是灾祸突如其来爆发的当口，疫苗储备不足时，哪些人能优先接种疫苗受到保护？请回想一下泰坦尼克号沉船那一刻的情景。最令人感动的是一组提琴乐师，在濒死的顷刻依然有条不紊地拉奏，海水急速冲荡、人们绝望嘶叫之中，他们却镇定如故履行职责，置劫运于度外…… 你恐怕很难想象现实中的人们能有如此高雅的大度吧。让我们再假设一种情景：电影院里突然火起把门给封住了，人们急欲夺路逃命，争相推搡践踏…… 在生死关头，求生的法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高和最紧迫的，谁应该享有较高的生存机会？
所以，制定出规则来确定疫苗接种的优先次序，就是一件必须未雨绸缪的大计。
这是美国正在谋求解决的难题，它正试图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约法确定，谁在危机中有得到疫苗的优先权？这首先需要严谨的科学分析。统计数据表明，猪流感的危害对象和普通的流感大不一样，病人的年龄结构很不相同。我们来看下表中所列的住院病人分布：
年龄 四岁以下 5-9岁 10-17岁 18-49岁 50-64岁 65岁以上
普通流感 16% 3% 3% 19% 15% 44%
猪流感 22% 19% 15% 31% 10% 3%
可能是因为50岁以上的年长者先前曾经受到过类似的“香港流感”的考验(发生于1968-69年，全球因病死亡者过百万，其中仅美国就达34,000人)，有了某种抗体的缘故吧，他们受到严重威胁的比例只有13%，而非普通流感的59%。有鉴于此，目前的讨论倾向于让6个月到24岁的年龄群有接种疫苗的优先权。当然，医务人员将最先使用疫苗，才有可能展开救死扶伤。
通过立法来明确，在可能发生的生死关头谁有优先使用不充足的疫苗的顺序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预先约法，广为告知，务使大家理解明确后，才能形成众人的共识，必要时方能有序展开救治，同舟共济，安度劫难。否则难免有财富和权势来搅局争夺优先权，导致社会未战先乱，人心分崩离析。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同样重要的还有，如何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来抵御猪流感毒株的瞬息变异。我们知道，猪流感的毒株变异极为迅速，一天之际能够衍生数代甚至数十代，以至于制备储藏的疫苗很有可能追赶不上而无法使接种者产生合适的抗体来抵御变异后的毒株。在比拼时间的大博弈中，人类的对策却相当力不从心。大规模制备抗病毒疫苗的方法，迄今为止，仍然是五十年代中期开发出来的通过“鸡胚”来培植的，即每一支疫苗都需要一只受精的有胚胎生长其中的鸡蛋来培植。即使百分之百成功，一亿支疫苗至少需要一亿只鸡胚，而且需要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毒株很可能会逃逸疫苗的防线，甚至不知所踪。
怎样开发新的疫苗制备处理途径，于是成了建立快速应战克敌制胜的关键。不过这个世界级难题，至今没有什么变革性的进展。美国最近为了鼓励创新以求突破，通过了立法来为创新者免责。万一新的疫苗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只要它有显著的积极贡献，就可以免于法律诉讼等纠纷，损失则将由政府出面来承担。考虑到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巨灾中，每星期病死者逾百万的不可忍受的代价，美国原本最为严格的审批程序显示出它的弹性，以及在程序完备的基础上的变通做法。
这些，即本文开头所说的，科学的预测防范和程序的合理透明，现在起就值得我们的关注，我们必须努力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做法，来提升我国危机管理水平。
【凤凰网财经专栏/专栏作者 孙涤】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很突出。不说去年的北川地震，即使三十余年前的唐山地震的赈灾工作，以当时的物资和技术水平，也足以称道。这种能力仔细分析起来，主要得之于对资源的控管和动员，以及基层民众的组织和纪律，从而形成决断集中和执行果敢。然而从危机管理的另一个层面，科学的预测防范和程序的合理透明，恐怕很难说是我们的强项。
今年悬而未发的猪流感，或许会对这个层面的能力构成严峻的挑战。
先讲危机的应对程序的制定和执行。世界卫生组织六月中宣布本次猪流感(H1N1型A-flu)已是全球性的流行疫症，达到最高的警戒六级。(目前已有16.2万确诊病例，分布在168个国家；因猪流感而死亡的已达一千余人。)虽然入夏以来，其蔓延烈度有所缓和，但发达国家仍然忐忑不安。英、法、比联合订制海量的疫苗，用将近10亿美金来制造和储备1.5亿支，争取每个国民有一支可用；美国则耗资80亿美元制备6亿支疫苗，目标用户超过美国人口的50%，达1.6亿人，因为要切实起到防治效果，每人通常得用2支疫苗，多的时候得4支。那么为什么不人人有份呢？因为，一来，成本非常昂贵；其次，制作困难并且相当耗时；第三，流感毒株变异极快，万一疫苗落后于病毒毒株的变异过远，而囤积又太多的话，不但无效反受其累；况且，秋季天凉后猪流感是否会猛烈爆发，仍是个小概率事件。因此，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眼下的分析判断，权衡诸多不确定性，先进国家有了上述的举措。
怎样有效地应付浩劫，无论是人为的——如本次金融海啸，还是自然的——如去年的北川地震，对于人类社会是至关紧要的。这些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作，甚至可以摧毁国运和民族生机。本次猪流感的远祖, 同为H1N1型的“西班牙流感”(1918-20年)，就是一宗极不可能的所谓“黑天鹅事件”，它席卷五洲的祸害比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黑死病”更其凶猛，夺去了约五千万至一亿人的生命，杀伤力高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加总。仅印度病故的就达一千七百万人，美国则死了六十万人。(我国当时的统计数据不全。)“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波打击尤其残酷，在1918年3月肇始的第一波袭击看似平息后。在同年秋季天气刚一转凉突然又发作起来，头廿五个星期就有两千五百万人丧命。死人无算，其中包括社会学大师德国的韦伯，他属于殿尾的不幸者，染病一周后亡于1920年6月。正是“西班牙流感”第二波打击的惨痛教训，当今世界各国没有哪个敢对眼下的猪流感掉以轻心的。
那么，现代社会应该如何因应概率小但有颠覆性的打击？对于复杂系统——无论是地震海啸之类的自然灾害、金融市场等经济系统，还是流行疫疾的大规模爆发，灾祸发生的次数和遭受的损失都呈现出同样形态，幂指数的规律，即小灾次数极多但人们能安然度过而不以为意，巨型惨祸难得一遇却教人们永志毋忘。例如，1993-95的两年间，美国加州记录到的地震，里氏强度在2.0-2.5级的高达7000余次，但只有一次的强度在6.7级(北岭地震)，而正是那次毁灭了生命财富；1970-2007年间全球发生过约70次银行危机，每一次的损失金额都在所在国GDP的15%以内，唯有这一次，人民的财富和信心遭到巨大摧毁，至今还没有摆脱它的震撼。所以，如何防范这类巨灾，是国家和民众必须严肃来对待的。
对于本次猪流感，具体说，是灾祸突如其来爆发的当口，疫苗储备不足时，哪些人能优先接种疫苗受到保护？请回想一下泰坦尼克号沉船那一刻的情景。最令人感动的是一组提琴乐师，在濒死的顷刻依然有条不紊地拉奏，海水急速冲荡、人们绝望嘶叫之中，他们却镇定如故履行职责，置劫运于度外…… 你恐怕很难想象现实中的人们能有如此高雅的大度吧。让我们再假设一种情景：电影院里突然火起把门给封住了，人们急欲夺路逃命，争相推搡践踏…… 在生死关头，求生的法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高和最紧迫的，谁应该享有较高的生存机会？
所以，制定出规则来确定疫苗接种的优先次序，就是一件必须未雨绸缪的大计。
这是美国正在谋求解决的难题，它正试图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约法确定，谁在危机中有得到疫苗的优先权？这首先需要严谨的科学分析。统计数据表明，猪流感的危害对象和普通的流感大不一样，病人的年龄结构很不相同。我们来看下表中所列的住院病人分布：
年龄 四岁以下 5-9岁 10-17岁 18-49岁 50-64岁 65岁以上
普通流感 16% 3% 3% 19% 15% 44%
猪流感 22% 19% 15% 31% 10% 3%
可能是因为50岁以上的年长者先前曾经受到过类似的“香港流感”的考验(发生于1968-69年，全球因病死亡者过百万，其中仅美国就达34,000人)，有了某种抗体的缘故吧，他们受到严重威胁的比例只有13%，而非普通流感的59%。有鉴于此，目前的讨论倾向于让6个月到24岁的年龄群有接种疫苗的优先权。当然，医务人员将最先使用疫苗，才有可能展开救死扶伤。
通过立法来明确，在可能发生的生死关头谁有优先使用不充足的疫苗的顺序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预先约法，广为告知，务使大家理解明确后，才能形成众人的共识，必要时方能有序展开救治，同舟共济，安度劫难。否则难免有财富和权势来搅局争夺优先权，导致社会未战先乱，人心分崩离析。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同样重要的还有，如何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来抵御猪流感毒株的瞬息变异。我们知道，猪流感的毒株变异极为迅速，一天之际能够衍生数代甚至数十代，以至于制备储藏的疫苗很有可能追赶不上而无法使接种者产生合适的抗体来抵御变异后的毒株。在比拼时间的大博弈中，人类的对策却相当力不从心。大规模制备抗病毒疫苗的方法，迄今为止，仍然是五十年代中期开发出来的通过“鸡胚”来培植的，即每一支疫苗都需要一只受精的有胚胎生长其中的鸡蛋来培植。即使百分之百成功，一亿支疫苗至少需要一亿只鸡胚，而且需要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毒株很可能会逃逸疫苗的防线，甚至不知所踪。
怎样开发新的疫苗制备处理途径，于是成了建立快速应战克敌制胜的关键。不过这个世界级难题，至今没有什么变革性的进展。美国最近为了鼓励创新以求突破，通过了立法来为创新者免责。万一新的疫苗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只要它有显著的积极贡献，就可以免于法律诉讼等纠纷，损失则将由政府出面来承担。考虑到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巨灾中，每星期病死者逾百万的不可忍受的代价，美国原本最为严格的审批程序显示出它的弹性，以及在程序完备的基础上的变通做法。
这些，即本文开头所说的，科学的预测防范和程序的合理透明，现在起就值得我们的关注，我们必须努力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做法，来提升我国危机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