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社会篇

关于崇高
　　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们还说，我这种值不值的论调是种落后言论——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
　　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水性也好。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总禁不住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得实在差劲。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实际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也不会跳下水，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再比方说，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与此相反，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评价也该是相反的。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在七十年代，高调唱得好，就能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说了。我总觉得有煽情气质的人唱高调是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试试去写诗——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都有诗人的气质——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于公于私，这都不是坏事。

谦卑学习班
　　朋友们知道我在海外留学多年，总要羡慕地说，你可算是把该看的书都看过了。众所周知，我们这里可以引进好莱坞的文化垃圾，却不肯给文人方便，设家卖国外新书的文化书店。如果看翻译的书，能把你看得连中国话都忘了。要是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你就是老死在里面也借不到几本书。总而言之，大家都有想看而看不到的书。说来也惭愧，我在国外时，根本没读几本正经书，专拣不正经的书看。当时我想，正经书回来也能看到，我先把回来看不到的看了吧。我可没想到回来以后什么都看不到——要是知道，就在图书馆里多泡几年再回来。根据我的经验，人从不正经的书里也能得到教益。
　　我就从一本不正经的书里得到了一些教益。这本书的题目叫做《我是＜花花公子＞的编辑》，里面尽是荒唐的故事，但有一则我以为相当正经。这本书标明是纪实类的书，但我对它的真实性有一点怀疑。这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有一天，洛杉矾一家大报登出一则学习班的广告：教授谦卑。学费两千元。住宿在内，膳食自理。本书的作者接到主编的指示：去看看出了什么怪事。他就驱车出发，一路上还在想着：我也太狂傲了，这回报社给报销学费，让我也学点谦卑。等到到了学习班的报名处，看到了一大批过了气的名人：有文体明星、政治家、文化名人、道德讲演家，甚至还有个把在电视上讲道的牧师。美国这地方有点古怪：既捧人，也毁人。以电影明星为例，先把你捧到不知东西南北，口出狂言道：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男（女）演员。然后就开始毁。先是老百姓看他（她）的狂相不顺眼，纷纷写信或打电话到报社、电视台贬他，然后，那些捧人的传媒也跟着转向，把他骂个一文不值——这道理很简单：报纸需要订户，电视台也需要收视率，美国老百姓可是些得罪不起的人哪。在我们这里就不是这样，所以也没有这样的学习班——这样一来，一个名人就被毁掉了。作者在这个学习班上见到的全是大名人，这些家伙都因为太狂，碰了钉子，所以想要学点谦卑。此时，他想到：和他们相比，我得算个老实人——狂傲这两个字用在我身上是不恰当的。当然，他还没见到我们中国的明星，要是见到了，一定会以为自己就是道德上的完人了。
　　且说这个学习班，设在一个山中废弃的中学里，要门没门，要窗没窗，只有满地的鹿粪和狐狸屎。破教室的地上放了一些床垫子，从破烂和肮脏程度来看，肯定是大街上拣来的垃圾。那些狂傲的名人好不容易才弄清是要他们睡在这些垫子上，知道以后，就纷纷向工作人员嚷道：两千块钱的住宿就是这样的吗？人家只回答一句话：别忘了你是来学什么的！有些人就说：说得对，我是来学谦卑的，住得差点，有助于纠正我道德上的缺陷；有些人还是不理解，还是吵吵闹闹。但吵归吵，人家只是不理。等到中午吃饭时，那破学校的食堂里供应汉堡包，十块钱一份，面包倒是很大，生菜叶子也不少——毛驴会喜欢的——就是没有肉。有些狂傲的名人就吼了起来：十块钱一个的汉堡包就该是这样的吗？牛肉在哪儿？（顺便说一句，“Where is the beef！”是句成语，意思是“别蒙事呀！”）得到的回答是：别忘了你是来学什么的！就这样，吃着净素，睡着破床垫，每天早上在全校唯一能流出冷水的破管子前面排着长队盥洗。此书的作者是个老油子，看了这个破烂的地点和这些不三不四的工作人员，心里早就像明镜似的，但他也不来说破。除了吃不好睡不好，这个学习班还实行着封闭式管理，不到结业谁也不准回家——当然，除非你不想结业，也不要求退还学费，就可以回家。这些盛气凌人的家伙被圈在里面，很快就变得与一伙叫化子相仿。除了这种种不便，这个班还总不上课，让学员在这破烂中学里溜达，美其名曰反省自己。学习班的办公室里总是挤满了抱怨的人，大家都找负责人吵架，但这位负责人也有一手，总是笑容可掬地说道：要是我是你，就不这样气急败坏——要知道，在上帝面前，我们可都是罪人哪。至于课，我们会上的。听了以后保证你们会满意。长话短说，这个鬼学习班把大家耗了两个礼拜，这帮名人居然都坚持了下来，只是天天闹着要听课。
　　最后，上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校方宣布，主讲者是个伟大的人，很不容易请到。所以这课只讲一堂，讲完了就结业。于是，全体学员都来到了破礼堂里，见到了这位演讲人。原书花了整整三页来形容他，但我没有篇幅，只能长话短说：此人有点像歌星，有点像影星，有点像信口雌黄的政治家，又有几分像在讲台上满嘴撒村的野狐禅牧师——为了使中国读者理解，还要加上一句，他又像个有特异功能的大气功师。总而言之，他就是那个我们花钱买票听他嚷嚷的人。这么个家伙往台上一站，大家都倍感亲切，因而鸦雀无声。此人说道：我的课只讲一句话，讲完了整个学习班就结束……虽然只是一句话，大家记住了，就会终生受用不尽，以后永不会狂傲——听好了：You are an asshole！同时，他还把这话写在了黑板上，然后一摔粉笔，扬长而去。这话只能用北京俗话来翻译：你是个傻×！
　　礼堂里先是鸦雀无声，然后就是卷堂大乱。有人感到大受启发，说道：有道理，有道理！原来我是个傻×呀。还有人愤愤不平，说道：就算我真是个傻×，也犯不着花两千块钱请人来告诉我！至于该书作者，没有介人争论，径直开车下山去找东西吃——连吃两个礼拜的净素可不是闹着玩的。如前所述，我对这故事的真实性有点怀疑，但我以为，真不真的不要紧，要紧的是要有教育意义——中国常有人不惜代价，冒了被踩死的危险。挤进体育馆一类的地方，去见见大名人，在里面涕泪直流，出来后又觉得上当。这道理是这样的：用不着花很多钱，受很多罪，跑好远的路，洗耳恭听别人说你是傻×。自己知道就够了。

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
　　我到荷兰去旅游，看到运河边上有个风车，风车下面有一片牧场，就站下来看，然后被震惊了。这片牧场在一片低洼地里，远低于运河的水面，茵茵的绿草上有些奶牛在吃草。乍看起来不过是一片乡村景象，细看起来就会发现些别的：那些草地的中央隆起，四周环以浅沟；整个地面像瓦愣铁一样略有起伏；下凹的地方和沟渠相接；浅沟通向深沟，深沟又通向渠道。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风车那里。这样一来，哪怕天降大雨，牧场上也不会有积水。水都流到沟渠里，等着风车把它抽到运河里去。如果没有这样精巧的排水系统，这地方就不会有牧场，只会有沼泽地。站在运河边上，极目所见，到处是这样井然有序的牧场，这些地当然不是天生这样，它是人悉心营造的结果。假如这种田园出于现代工程技术人员之手，那倒也罢了。实际上，这些运河、风车、牧场，都是十七世纪时荷兰人的作品。我从十七岁就下乡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土地。
　　我在山东老家插过两年队，什么活都干过。七四年的春夏之交，天还没有亮，我就被一阵哇哇乱叫的有线广播声吵起来了。这种哇哇的声音提醒我们，现在已经是电子时代。然后我紧紧裤腰带，推起独轮车，给地里送粪。独轮车很不容易叫我想起现在是电子时代。俗话说得好，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我们老家的人就认这个理。独轮车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在各种糟糕的路上走，绕过各种坑和石头；坏处在于它极难操纵，很容易连人带车一起翻掉。我们老家的人在提高推车技巧方面不遗余力，达到了杂技的水平。举例来说，有人可以把车推过门槛，有人可以把它推上台阶。但不管技巧有多高，还是免不了栽跟头，而且总造成鼻青脸肿的后果。现在我想，与其在车技上下苦功，还不如把路修修——我在欧洲游玩时，发现那边的乡间道路极为美好——但这件事就是没人干。不要说田间的路，就是村里的路也很糟；说不清是路还是坑。我们老家那些地都在山上。下乡时我带了几双布鞋，全是送粪时穿坏了。整双鞋像新的一样，只是后跟豁开了。我的脚脖子经常抽筋，现在做梦梦到推粪上山，还是要抽筋。而且那些粪也不过是美其名为粪，实则是些垫猪圈的土，学大寨时要凑上报数字，常常刚垫上就挖出来，猪还来不及在上面排泄呢……我去起圈时，猪老诧异地看着我。假如它会说话，肯定要问问我：抽什么疯呢？有时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揍它。被猪看成笨蛋，这是不能忍受的。
　　坦白地说，我自己绝不可能把一车粪推上山——坡道太陡，空手走都有点喘。实际上山边上有人在接应：小车推到坡道上，就有人用绳子套住，在前面拉，和两人之力，才能把车弄上山去。这省了我的劲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更笨了。这道理是这样的：这一车粪有一百公斤，我和小车加起来，也快有一百公斤了，为了送一百公斤的粪，饶上我这一百公斤已经很笨，现在又来了一个人，这就不止是一百公斤。刨去做无效功不算，有效功不过是送上去一些土，其中肥料的成份本属虚无飘渺……好在这些蠢事猪是看不到的；假如看到的话，不知它会怎么想：土里只要含有微量它老人家的粪尿，人就要不惜劳力送上高山——它会因此变成自大狂，甚至提出应该谁吃谁的问题。
　　从任何意义上说，送粪这种工作决不比从低洼地里提水更有价值。这种活计本该交给风能去干，犯不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能。我总以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纪的荷兰人，肯定遍山都是缆车、索道——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工程师、经济学家、能工巧匠。至于我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这是不容争辩的。
　　现在可以说说我是种什么人。在老家时，我和乡亲们相比，显得更加勤劳朴实、更加少心计。当年我想的是：我得装出很能吃苦的样子，让村里的贫下中农觉得我是个好人，推荐我去上大学，跳出这个火坑……顺便说一句，我虽有这种卑鄙的想法，但没有得逞。大学还是我自己考上的。既然他们没有推荐我，我就可以说几句坦白的话，不算占了便宜又卖乖：村里的那些活，弄得人一会儿腰疼，一会儿腿疼。尤其是拔麦子，拔得手疼不已，简直和上刑没什么两样——十指连心嘛，干嘛要用它们干这种受罪的事呢。当年我假装很受用，说什么身体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说良心话就是：身体在受罪，思想也更坏了，变得更阴险，更奸诈……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共有两种选择：一种朴实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一种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出去，自已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这种歌颂虽然动听，但多少有点虚伪……站在荷兰牧场面前，我发现还有第三种选择。对于个人来说，这种选择不存在，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不仅存在，而且还是正途。

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
　　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学区里。长大以后，到美国留学，想要恭维港台来的同学，就说：你国语讲得不坏！他们也很识趣，马上恭维回来：不能和你比呀。北京乃是文化古都，历朝历代人文荟萃，语音也是所有中国话里最高尚的一种，海外华人佩服之至。我曾在美国华文报纸上读到一篇华裔教授的大陆游记，说到他遭服务小姐数落的情形：只听得一串京片子，又急又快，字字清楚，就想起了《老残游记》里大明湖上黑妞说书，不禁目瞪口呆，连人家说什么都没有去想——我们北京人的语音就有如此的魅力。当然，教授愣完了，开始想那些话，就臊得老脸通红。过去，我们北京的某些小姐（尤其是售票员）在粗话的词汇量方面，确实不亚于门头沟的老矿工——这不要紧，语音还是我们高贵。
　　但是，这已是昨日黄花。今天你打开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就会听到一串“嗯嗯啊啊”的港台腔调。港台人把国语讲成这样也会害臊，大陆的广播员却不知道害臊。有一句鬼话，叫作“那么呢”，那么来那么去，显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说。我不知这是从哪儿学来的，但觉得该算到港台的帐上。再发展下去，就要学台湾小朋友，说出“好可爱好高兴噢”这样的鬼话。台湾人造的新词新话，和他们的口音有关。国语口音纯正的人学起来很难听。
　　除了广播员，说话港台化最为厉害的，当数一些女歌星。李敖先生骂老K（国民党），说他们“手淫台湾，意淫大陆”，这个比方太过粗俗，但很有表现力。我们的一些时髦小姐糟塌自己的语音，肯定是在意淫港币和新台币——这两个地方除了货币，再没什么格外让人动心的东西。港台人说国语，经常一顿一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他们在想这话汉语该怎么说啊。他们英语讲得太多，常把中国话忘了，所以是可以原谅的。我的亲侄子在美国上小学，回来讲汉语就犯这毛病。犯了我就打他屁股，打一下就好。中国的歌星又不讲英文，再犯这种毛病，显得活像是大头傻子。电台请歌星做节目，播音室里该预备几个乒乓球拍子。乒乒球拍子不管用，就用擀面杖。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升，我估计用不到狼牙棒，就能把这种病治好。治好了广播员，治好了歌星，就可以治其它小姐的病。如今在饭店里，听见鼻腔里哼出一句港味的“先生”，我就起鸡皮疙瘩。北京的女孩子，干嘛要用鼻腔来说话！
　　这篇文章一直在谈语音语调，但语音又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港台文化正在侵入内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电视连续剧，正在电视台上一集集地演着，演得中国人连中国话都说不好了。香港和台湾的确是富裕，但没有文化。咱们这里看上去没啥，但人家还是仰慕的。所谓文化，乃是历朝历代的积累。你把城墙拆了，把四合院扒了，它还在人身上保留着。除了语音，还有别的——就拿笔者来说，不过普普通通一个北方人，稍稍有点急公好义，仗义疏财，有那么一丁点燕赵古风，台湾来的教授见了就说：你们大陆同学，气概了不得……
　　我在海外的报刊上看到这样一则故事：有个前国军上校，和我们打了多年的内战；枪林弹雨都没把他打死。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火力还不够厉害，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老东西确实有两下子。改革开放之初，他巴巴地从美国跑了回来，在北京的饭店里被小姐骂了一顿，一口气上不来，脑子里崩了血筋，当场毙命。就是这样可怕的故事也挡不住他们回来，他们还觉得被正庄京片子给骂死，也算是死得其所。我认识几位华裔教授，常回大陆，再回到美利坚，说起大陆服务态度之坏，就扼腕叹息道：再也不回去了。隔了半年，又见他打点行装。问起来时，他却说：骂人的京片子也是很好听的呀！他们还说：骂人的小姐虽然粗鲁，人却不坏，既诚实又正直，不会看人下菜碟，专拍有钱人马屁——这倒不是谬奖。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骂不误：“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在我这儿起腻，惹急了我他妈的拿大嘴巴子贴你！”断断不会见了港客就骨髓发酥非要嫁他不可——除非是领导上交待了任务，要把他争取过来。粗鲁虽然不好，民族自尊心却是好的，小姐遇上起腻者，用大嘴巴子去“贴”他，也算合理；总比用脸去贴好罢。这些事说起来也有十几年了。如今北京多了很多合资饭店，里面的小姐不骂人，这几位教授却不来了。我估计是听说这里满街的鸟语，觉着回来没意思。他们不来也不要紧，但我们总该留点东西，好让别人仰慕啊。

迷信与邪门书
　　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书，有工具书、科学书和文学书，还有戴尼提、气功师一类的书，这些书里所含的信息各有来源。我不愿指出书名，但恕我直言，有一类书纯属垃圾。这种书里写着种种古怪异常的事情，作者还一口咬定都是真的，据说这叫人体特异功能。
　　人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可靠的知识，有不可靠的猜测，还有些东西纯属想入非非。这些东西各有各的用处，我相信这些用处是这样的：一个明理的人，总是把可靠的知识作为根本；也时常想想那些猜测，假如猜测可以验证，就扩大了知识的领域；最后，偶尔他也准许自己想入非非，从荒诞的想象之中，人也能得到一些启迪。当然，人有能力把可信和不可信的东西分开，不会把怪诞的想像当真——但也有例外。
　　当年我在农村插队，见到村里有位妇女撒癔症，自称狐仙附了体，就是这种例外。时至今日，我也不能证明狐仙鬼怪不存在，我只知道他们不大可能存在，所以狐仙附体不能认定是假，只能说是很不可信。假设我信有狐仙附了我的体，那我是信了一件不可信的事，所以叫撒了癔症。当然，还有别的解释，说那位妇女身上有了“超自然的人体现象”，或者是有了特异功能（自从狐仙附体，那位大嫂着实有异于常人，主要表现在她敢于信口雌黄），自己不会解释，归到了狐仙身上；但我觉得此说不对。在学大寨的年代里，农村的生活既艰苦，又乏味；妇女的生活比男人还要艰苦。假如认定自己不是个女人，而是只狐狸，也许会愉快一些。我对撒癔症的妇女很同情，但不意味着自己也想要当狐狸。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病态。
　　我还知道这样一个例子，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得了癌症，已经到了晚期，食水俱不能下，静脉都已扎硬。就在弥留之际，忽然这位老伯指着顶棚说，那里有张祖传的秘方，可以治他的病。假如找到了那张方子，治好了他的病，自然可以说，临终的痛苦激发了老人家的特异功能，使他透过顶棚纸，看到了那张家传秘方。不幸的是，把顶棚拆了下来也没找到。后来老人家终于在痛苦中死去。同学给我讲这件事，我含泪给他解释道：伯父在临终的痛苦之中，开始想入非非，并且信以为真了。
　　我以为，一个人在胸中抹煞可信和不可信的界限，多是因为生活中巨大的压力。走投无路的人就容易迷信，而且是什么都信（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这样来解释巫术的）。虽然原因让人同情，但放弃理性总是软弱的行径。我还以为，人体特异功能是件不可信的事，要让我信它，还得给我点压力，别叫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比方说，让我得上癌症，这时有人说，他发点外气就能救我，我就会信；再比方说，让我是个犹太人，被关在奥斯维辛，此时有人说，他可以用意念叫希特勒改变主意，放了我们大家，那我不仅会信，而且会把全部财物（假如我有的话）都给他，求他意念一动。我现在正在壮年，处境尚佳，自然想循科学和艺术的正途，努力地思索和工作，以求成就；换一种情况就会有变化。在老年、病痛或贫困之中，我也可能相信世界上还有些奇妙的法门，可以呼风唤雨、起死回生。所以我对事出有因的迷信总抱着宽容的态度。只可惜有种情况叫人无法宽容。
　　在农村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狐仙附体的人，那就是巫婆神汉。我以为他们不是发癔症，而是装神弄鬼，诈人钱物。如前所述，人在遇到不幸时才迷信，所以他们又是些趁火打劫的恶棍。总的来说，我只知道一个词，可以指称这种人，那就是“人渣”。各种邪门书的作者应该比人渣好些，但凭良心说，我真不知好在哪里。
　　我以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应以诚信为根本。假如知识分子也骗人，让大家去信谁？但知识分子里也有人信邪门歪道的东西，这就叫人大惑不解。理科的知识分子绝不敢在自己的领域里胡来，所以在诚信方面记录很好。就是文史学者也不敢编造史料，假造文献。但是有科学的技能，未必有科学素质；有科学的素质，未必有科学的品格。科学家也会五迷三道。当然，我相信他们是被人骗了。老年、疾病和贫困也会困扰科学家，除此之外，科学家只知道什么是真，不知道什么是假。更不谙弄虚作假之道，所以容易被人骗。
　　小说家是个很特别的例子，他以编故事为主业；既知道何谓真，更知道何谓假。我自己就是小说家，你让我发誓说写出的都是真事，我绝不敢，但我不以为自己可以信口雌黄到处骗人。我编的故事，读者也知道是编的。我总以为写小说是种事业、是种体面的劳动；有别于行骗。你若说利用他人的弱点进行欺诈，干尽人所不齿的行径，可只因为是个小说家，他就是个好人了，我抵死也不信。这是因为虚构文学一道，从荷马到如今，有很好的名声。
　　我还以为，知识分子应该自尊、敬业。我们是一些堂堂君子，从事着高尚的事业；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看自己和自己的事业，小说家也不该例外。现在市面上有些书，使我怀疑某人是这么想的：我就是个卑鄙小人，从事着龌龊的事业。假如真有这等事，我只能说：这样想是不好的。
　　最近，有一批自然科学家签名，要求警惕种种伪科学，此举来得非常及时。《老残游记》上说，中国有“北拳南革”两大祸患。当然，“南革”的说法是对革命者的污蔑，但“北拳”的确是中国的一大隐患。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的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宣扬种种不可信的东西，是触发这种隐患。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不可为一点稿酬，就来为祸人间。

生命科学与骗术
　　我的前半生和科学有缘，有时学习科学，有时做科学工作，但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充当科学的辩护士，在各种江湖骗子面前维护它的名声——这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身为一个中国人，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
　　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国人先把科学当作洪水猛兽，后把它当作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但是，这种体会过于深奥，对大多数中国人不适用。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科学有移山倒海的威力，是某种叫作“科学家”的人发明出的、我们所不懂的古怪门道。基于这种理解，中国人很容易相信一切古怪门道都是科学；其中就包括了可以呼风唤雨的气功和让药片穿过塑料瓶的特异功能。我当然要说，这些都不是科学。要把这些说明白并不容易——对不懂科学的人说明什么是科学，就像要对三岁孩子说明什么是性一样，难于启齿。
　　物理学家维纳曾说，在理论上人可以通过一根电线来传输；既然如此，你怎么能肯定地说药片不可能穿过药瓶？爱因斯坦说，假如一个车厢以极高的速度运动，其中的时间就会变慢；既然如此，三国时的徐庶为什么就不能还在人间？答案是：维纳、爱因斯坦说话，不该让外行人听见。我还听说有位山里人进城，看见城里的电灯，就买个灯泡回家，把它用皮绳吊起来，然后指着它破口大骂：“妈的，你为什么不亮！”很显然，城里人点电灯，也不该让山里人看到。现在的情况是：人家听也听到了，看也看到了；我们负有解释之责。我的解释是这样的：科学对于公众来说，确实犯下了过于深奥的罪孽。虽然如此，科学仍然是理性的产物。它是世界上最老实、最本分的东西，而气功呼风唤雨、药片穿瓶子，就不那么老实。
　　大贤罗素曾说，近代以来，科学建立了权威。这种权威和以往一切权威都不同，它是一种理性的权威，或者说，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权威。科学所说的一切，你都不必问它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那人可不可信，因为你可以用纸笔或者试验来验证。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验证数学定理的修养，更不见得拥有实验室，但也不出大格——数学修养可以学出来，试验设备也可以置办。数学家证明了什么，总要把自己的证明写给人看；物理学家做出了什么，也要写出实验条件和过程。总而言之，科学家声称自己发明、发现了什么，都要主动接受别人的审查。
　　我们知道，司法上有无罪推定一说，要认定一个人有罪，先假设他是无罪的，用证据来否定这个假设。科学上认定一个人的发现，也是从他没发现开始，用证据来说明他确实发现了。敏感的读者会发现，对于个人来说，这后一种认定，是个有罪推定。举例来说，我王某人在此声明自己最终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我当然不是认真说的！），就等于把自己置于骗子的地位。直到我拿出了证明，才能脱罪。鉴于此事的严重性，我劝读者不要轻易尝试。假如特异功能如某些作家所言，是什么生命科学大发现的话，在特异功能者拿出足以脱罪的证明之前，把他们称为骗子，显然不是冒犯，因为科学的严肃性就在于此。现在有几位先生努力去证明特异功能有鬼，当然有功于世道，
　　但把游戏玩颠倒了——按照前述科学的规则，我们必须首先推定：特异功能本身就是鬼，那些人就是骗子；直到他们有相反的证据。如果有什么要证明的，也该让他们来证明。
　　现在来说说科学的证明是什么。它是如此的清楚、明白、可信，绝不以权威压人，也绝不装神弄鬼。按罗素的说法，这种证明会使读者感到，假如我不信他所说的就未免太笨。按维纳所说的条件（他说的条件现在做不到），假如我不相信人可以通过电线传输，那我未免太笨；按爱因斯坦所说的条件（他说的条件现在也做不到），假如我不相信时间会变慢，也未免太笨。这些条件太过深奥，远不是特异功能的术者可以理解的。虽然那些人可能看过些科普读物，但连科普都没看懂。在大家都能理解的条件之下，不但药片不能穿过塑料瓶，而且任何刚性的物体都不可能穿过比自身小的洞而且毫发无损，术者说药片穿过了分子间的缝隙，显然是不要脸了。那些术者的证明，假如有谁想要接受，就未免太笨。如果有人持相反的看法，必然和“骗”字有关；或行骗、或受骗。假如我没有勇气讲这些话，也就不配作科学的弟子。因为我们已经被逼到了这个地步，假如不把这个“骗”字说出来，就只好当笨蛋了。
　　关心“特异功能”或是“生命科学”的人都知道，像药片穿瓶子、耳朵识字这类的事，有时灵，有时不灵。假如你认真去看，肯定碰上他不灵，而且也说不出什么时候会灵。假如你责怪他们：为什么不把特异功能搞好些再出来表演，就拿他们太当真了。仿此我编个笑话，讲给真正的科学家听：有一位物理学家致电瑞典科学院说：本人发现了简便易行的方法，可以实现受控核聚变，但现在把方法忘掉了。我保证把方法想起来，但什么时候想起来不能保证。在此之前请把诺贝尔物理奖发给我。当然，真正的物理学家不会发这种电报，就算真的出了忘掉方法的事，也只好吃哑巴亏。我们国家的江湖骗子也没发这种电报，是因为他们的层次太低。他们根本想不到骗诺贝尔奖，只能想到混吃混喝，或者写几本五迷三道的书，骗点稿费。
　　按照许倬云教授的意见，中国人在科学面前，很容易失去平常心。科学本身太过深奥，这是原因之一。民族主义是另一个原因。假设特异功能或是生命科学是外国人发明的，到中国来表演，相信此时它已深深淹没在唾液和粘痰的海洋里。众所周知，现代科学发祥于外国，中国人搞科学，是按洋人发明的规则去比赛规定动作。很多人急于发明新东西，为民族争光。在急迫的心情下，就大胆创新，打破常规，创造奇迹。举例来说，五八年大跃进时就发明了很多东西。
　　其中有一样，上点岁数的都记得：一根铁管，一头拍扁后，做成单簧管的样子，用一片刀片做簧片。他们说，冷水从中通过，就可以变成热水，彻底打破热力学第二定律。这种东西叫作“超声波”，被大量制造，下在澡堂的池子里。据我所见，它除了割破洗澡者的屁股，别无功能；我还见到一个人的脚筋被割断，不知他现在怎样了。“特异功能”、“生命科学”就是九十年代的“超声波”。
　　“超声波”的发明者是谁，现在已经不可考；但我建议大家记下现在这些名字，同时也建议一切人：为了让自己的儿女有脸作人，尽量不要当骗子。很显然，这种发明创造，丝毫也不能为民族争光，只是给大家丢丑，所以让那些假发明的责任者溜掉有点不公道。我还建议大家时时想到：整个人类是一个物种，科学是全人类的事业，它的成就不能为民族所专有，所以它是全人类的光荣；这样就能有一些平常心。有了平常心，也就不容易被人骗。
　　我的老师曾说，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学习科学，尤其要有平常心。如罗素所言，科学在“不计利害地追求客观真理”。请扪心自问，你所称的科学，是否如此淳朴和善良。尤瑟纳尔女士说：“当我计算或写作时，就超越了性别，甚至超越了人类。”请扪心自问，你所称的科学，是否是如此崇高的事业。我用大师们的金玉良言劝某些成年人学好。不用别人说，我也觉得此事有点可笑。
　　现在到了结束本文的时候，可以谈谈我对所谓“生命科学”的看法了。照我看，这里包含了一些误会。从表面上科学只认理不认人，仿佛它是个开放的领域，谁都能来弄一把；但在实际上，它又是最困难的事业，不是谁都能懂，所以它又最为封闭。从表面上看，科学不断创造奇迹，好像很是神奇，但在实际上，它绝无分毫的神奇之处——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科学是对真正事实的实事求是——它创造的一切，都是本分得来的；其中包含的血汗、眼泪和艰辛，恐非外人所能知道。但这不是说，你只要说有神奇的事存在，就会冒犯到我。我还有些朋友相信基督死了又活过来，这比药片穿瓶更神奇！这是信仰，理当得到尊重。科学没有理由去侵犯合理的宗教信仰。但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一种远说不上合理的信仰在公然强奸科学——一个弱智、邪恶、半人半兽的家伙，想要奸污智慧女神，它还流着口水、吐着粘液、口齿不清地说道：“我配得上她！她和我一样的笨！”——我想说的是：你搞错了。换个名字，到别处去试试吧。

与同性恋有关的伦理问题
　　1992年，我和李银河合作完成了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之后，出版了一本专著（opig按：指与妻子李银河教授夫妻合著的《他们的世界》，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男同性爱人群的性社会学专著。），写了一些文章。此后，我们仍同研究中结识的朋友保持了一些联系。除此之外，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更深的研究，但始终关注着这一社会问题。
　　从1992年到现在，关注同性恋问题的人已经多起来。有不少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发表，还有一些人出来做同性恋者的社会工作，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当然假如在艾滋病出现之前就能有人来关注同性恋问题，那就更好一些。据我所知，因为艾滋病流行才来关注这个问题，是件很使同性恋者反感的事情。我们的研究是出于社会学方面的兴趣，这种研究角度，调查对象接受起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些。
　　做科学研究时应该价值中立，但是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价值判断。作为一个研究者，可以回避同性恋道德不道德这类问题，但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曾经使我相当困惑，但是现在我就不再困惑。假定有个人爱一个同性，那个人又爱他；那么此二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又不伤害别人的事，谈不上不道德。有些同性恋伴侣也会有很深、很长久的关系。假如他们想要做爱的话，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他们。我总觉得长期、固定、有感情的性关系应该得到尊重。这和尊重婚姻是一个道理。
　　这几年，我们听到过各种对同性恋的价值判断，有人说：同性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同性恋不道德，等等。因为我有不少同性恋者朋友，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这些话曾经使我相当难过。但现在我已经不难过了。这种难过已经变成了一种泛泛的感觉：在我们这里，人对人的态度，有时太过粗暴、太不讲道理。按现代的标准来看，这种态度过于原始──这可能是传统社会的痕迹。假如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期望将来情况会变得好些。
　　我对同性恋者的处境是同情的。尤其是有些朋友有自己的终生恋人，渴望能终生厮守，但现在却是不可能的，这就让人更加同情。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总是让人敬重。但是同性恋圈子里有些事我不喜欢，那就是有些人中间存在的性乱。和不了解的人发生性关系，地点也不考究；不安全、不卫生，又容易冒犯他人。国外有些同性恋者认为，从一而终，是异性恋社会里的陈腐观念，他们就喜欢时常更换性伴。对此我倒无话可说。但一般来说，性乱是社会里的负面现象；是一种既不安定又危险的生活方式。一个有理性的人总能相信，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可取。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人们对同性恋现象的关注，是和对艾滋病的关注紧密相连的。但艾滋病和男同性恋的关联，应该说是有很大偶然性的。国外近几年的情况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不再是男同性恋，它和其它性传播疾病一样，主要在社会的下层流传。这是因为人们知道了这种病是怎么回事，素质较高的人就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预防它。剩下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才会患上这种病。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化，人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倒以为，假如想要防止艾滋病在中国流行，对于我国的流浪人口，不可掉以轻心。
　　艾滋病发现之初，有些人说：这种病是上帝对男同性恋者的惩罚，现在他们该失望了──不少静脉吸毒者也得了艾滋病。我觉得人应该希望有个仁慈的上帝，指望上帝和他们自己一样坏是不对的。我知道有些人生活的乐趣就是发掘别人道德上的“毛病”，然后盼着人家倒霉。谢天谢地，我不是这样的人。
　　鉴于本文将在医学杂志上发表，“医者父母心”，一种人文的立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共鸣。我个人认为，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性可以带来种种美好的感受，是人生最重要的资源。而同性恋是同性恋者在这方面所有的一切。就我所知，医学没有办法把同性恋者改造成异性恋者──我猜这是因为性倾向和人的整个意识混为一体──所谓矫治，无非是剥夺他的性能力。假如此说属实，矫治就没什么道理。有的人渴慕异性，有些人渴慕同性，但大家对爱情的态度是一样的，歧视和嘲笑是没有道理的。历史上迫害同性恋者最力者，或则不明事理，或则十分偏执──我指的是中世纪的某些天主教士和纳粹分子──中国历史上没有迫害同性恋的例子，这可能说明我们的祖先既明事理，又不十分偏执，这种好传统应该发扬光大。我认为社会应该给同性恋者一种保障，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举例来说，假如有一对同性恋者要结婚，我就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
　　至于同性恋者，我希望他们对生活能取一种正面的态度，既能对自己负责，也能对社会负责。我认识的一些同性恋者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很好的工作能力。我总以为，像这样一些朋友，应该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像个样子。我是个异性恋者，我的狭隘经验是：能和自己所爱的女人体面地出去吃饭，在自己家里不受干扰地做爱比较好；至于在街头巷尾勾个性伴，然后在个肮脏的地方瞎弄几下是不好的。当然，现在同性恋者很难得到这样的条件，但这样的生活应该是他们争取的目标。

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因为太太在作妇女研究．读了—批女权主义的理论书，我们常在—起讨论自己的立场。作为—个知识分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接近某种女权主义的立场。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尊重女权，就不能叫作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女权主义的理论门类繁多（我认为这—点并不好），到底是哪一种就很重要了。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要靠社会制度的变革来消除。这种观点在西方带点阶段论的色彩．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众所周知，我国现在已是社会主义制度，党主张男女平等，政府重视妇女的社会保障，在这方面成就也不少。但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了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不足。举个例子来说，现在企业精简职工，很多女职工被迫下岗。假若你要指责企业经理，他就反问道：你何不问问，这些女职工自身的素质如何？像这样的题目报刊上讨论的已经很多了。很明显，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单纯地依赖社会保障，还要靠自身的努力；而且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保障越多，目身的努力往往就越少。正如其他女权主义门派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向社会寻求保障的同时，也就承认了自己是弱者，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较多保障的人总是值得羡慕的——我年轻时，大家都羡慕国营企业的工人，因为他们最有保障。但保障和尊严是两回事。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男女是否平等了，在这方面有—点争议。中国人自己以为，在这方面做得已经很不错；但是西方一些观察家不同意。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否把男人和女人同等看待。这个问题有难以评论的性质：众所周知，一有需要，上面就可以规定各级政府里女干部的比例，各级人代会里女代表的比例，我还听说为了配合九五世妇会，出版社正在大出女作家的专辑。因为想把她们如何看待就可以如何看待，这件事就丧失了客观性，而且无法讨论。另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国家里，妇女的实际地位如何，她们自身的素质、成就、掌握的决策权，能不能和男性相比。这个问题很严肃，我的意见是：当然不能比。妇女差得很多——也许只有竞技体育例外，但竞技体育不说明什么。我们国家总是从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框架出发去关怀女性，分配给她各种东西，包括代表名额。我以为这种关怀是不够的。真正的成就是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分配来的东西。
　　西方还有—种激进的女权主义立场，认为女性比男性优越，女人天性热爱和平、关心生态，就是她们优越的证明。据说女人可以有比男人更强烈、持久的性高潮，也是一种优越的证明，我很怀疑这种证明的严肃性。虽然女人热爱自己的性别是值得赞美的，但也不可走火入魔。一个人在坐胎时就有男女之分，我以为这种差异本身是美好的。别人也许不同意，但我以为，见到一种差异，就以为这里有优劣之分，这是一种市侩心理——生为一个女人，好像占了很多便宜。当然，要按这个标准，中国人里市侩更多。他们死乞白赖地想要男孩，并且觉得这样能占到便宜。将来人类很可能只剩下一种性别——男或女。这时候的人知道过去人有性别之分，就会不胜痛惜，并且说：我们的祖先是些市侩。当然，在我们这里，有些女人有激进女权主义者的风貌，中国话叫作“气管炎”。我个人认为，“气管炎”不是中国女性风范的杰出代表。我总是从审美的角度、而不是从势利的角度来看世界，而且觉得自己个是个市侩——当然，这一点还要别人来评判。
　　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性之于女权主义理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的理论一样重要。这个观点中国人看来很是意外。再过一些年，中国人就会体会到这种说法的含义，现在的潮流正把女人逐渐地往性这个圈子里套。性对于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单方面地要求妇女，就很不平等。西方妇女以为自己在这个圈子里丧失了尊严，这是有道理的。但回过头去看看“文化革命”里，中国的妇女和男人除了头发长几寸，就没有了区别，尊严倒是有的，只可惜了无生趣。自由女权主义者认为，男人也该来取悦妇女，这样就恢复了妇女的尊严。假如你不同意这个观点，就要在毫无尊严和了无生趣里选一种了。作为男子，我宁愿自己多打扮，希望这样有助于妇女的尊严，也不愿看到妇女再变成一片蓝蚂蚁，当然，按激进女权的观点，这还远算不上有了弃暗投明的决小。真正有决心应该去作变性手术，起码把自己阉掉。
　　我太太现在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着了迷。这种理论总想对性别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我很同意说，以往的人对性别问题理解得不对——亘古以来，人类在性和性别问题上就没有平常心，开头有点假模假式，后来就有点五迷三道，最后干脆是不三不四，或者是横蛮无理——这些错误主要是男人犯的——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和后现代女权理论没有丝毫的相近之处。那些哲学家、福科的女弟子们，她们对此有着一套远为复杂和深奥的解读方法。我正盼着从中学到一点东西，但还没有学会。
　　作为一个男人，我同意自由女权主义，并且觉得这就够了。从这种认同里，我能获得一点平常心，并向其他男人推荐这种想法。我承认男人和女人很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别的：既不意味着某个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优越，也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高明。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像男孩一样，有权利寻求她所要的一切。假如她所得到的正是她所要的，那就是最好的——假如我是她的父亲，我也别无所求了。

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我有个外甥，天资聪明，虽然不甚用功，也考进了清华大学——对这件事，我是从他母系的血缘上来解释的，作为他的舅舅之一，我就极聪明。这孩子爱好摇滚音乐，白天上课，晚上弹吉它唱歌，还聚了几个同好，自称是在“排演”，但使邻居感到悲愤；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吉它上有一种名为噪声发生器的设备，可以弹出砸碎铁锅的声音。要说清华的功课，可不是闹着玩的，每逢考期临近，他就要熬夜突击准备功课；这样一来就找不着时间睡觉。几个学期下来，眼见得尖嘴猴腮，两眼乌青，瘦得可以飘起来。他还想毕业后以摇滚音乐为生。不要说他父母觉得灾祸临门，连我都觉得玩摇滚很难成立为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除非他学会喝风屙烟的本领。
　　作为摇滚青年，我外甥也许能找到个在酒吧里周末弹唱的机会，但也挣不着什么钱；假如吵着了酒吧的邻居，或者遇到了要“整顿”什么，还有可能被请去蹲派出所——这种事我听说过。此类青年常在派出所的墙根下蹲成一排，状如在公厕里，和警察同志做轻松之调侃。当然，最后还要家长把他们领出来。这孩子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姐姐、姐夫，对这种前景深感忧虑，他们是体面人，丢不起这个脸。所以长辈们常要说他几句，但他不肯听。最不幸的是，我竟是他的楷模之一。我可没蹲过派出所，只不过是个自由撰稿人，但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我的职业和摇滚青年有近似之处，口口声声竟说：舅舅可以理解我！
　　因为这个缘故，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要负起责任，劝我外甥别做摇滚乐手，按他所学的专业去做电气工程师。虽然在家族之内，这事也属思想工作之类。按说该从理想、道德谈起，但因为在甥舅之间，就可以免掉，径直进入主题：“小子，你爸你妈养你不容易。好好把书念完，找个正经工作罢，别让他们操心啦。”回答当然是：他想这样做，但办不到。他热爱自己的音乐。我说：有爱好，这很好。你先挣些钱来把自己养住，再去爱好不迟。摇滚音乐我也不懂，就听过一个“一无所有”。歌是满好听的，但就这题目而论，好像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我外甥马上接上来道：舅舅，何必要快乐呢？痛苦是灵感的源泉哪。前人不是说：没有痛苦，叫什么诗人？——我记得这是莱蒙托夫的诗句。连这话他都知道，事情看来很有点不妙了……
　　痛苦是艺术的源泉，这似乎无法辩驳：在舞台上，人们唱的是“黄土高坡”、“一无所有”，在银幕上，看到的是《老井》、《菊豆》、《秋菊打官司》。不但中国，外国也是如此，就说音乐罢，柴科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是千古绝唱，据说素材是俄罗斯民歌“小伊万”，那也是人民痛苦的心声。美国女歌星玛瑞·凯瑞，以黑人灵歌的风格演唱，这可是当年黑奴们唱的歌……照此看来，我外甥决心选择一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以此净化灵魂，达到艺术的高峰，该是正确的了。但我偏说他不正确，因为他是我外甥，我对我姐姐总要有个交待。因此我说：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柴科夫斯基自己可不是小伊万；玛瑞·凯瑞也没在南方的种植园里收过棉花；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她有的是钱……听说她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因为我外甥是个聪明孩子，他马上就想到了，虽然开掘出艺术的源泉，却不是自己的，这不合算——虽然我自己并不真这么想，但我把外甥说服了。他同意好好念书，毕业以后不搞摇滚，进公司去挣大钱。
　　取得了这个成功之后，这几天我正在飘飘然，觉得有了一技之长。谁家有不听话的孩子都可以交给我说服，我也准备收点费，除写作之外，开辟个第二职业——职业思想工作者。但本文的目的却不是吹嘘我有这种本领，给自己作广告。而是要说明，思想工作有各种各样的作法。本文所示就是其中的一种：把正面说服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马上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我看老三届
　　我也是“老三届”，本来该念书的年龄，我却到云南挖坑去了。这件事对我有害，尚在其次，还惹得父母为此而忧虑。有人说，知青的父母都要因儿女而减寿，我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做父母的总想庇护未成年的儿女，在特殊年代里，无力庇护，就代之以忧虑。身为人子，我为此感到内疚，尤其是先父去世后更是如此。当然，细想起来，罪不在我，但是感情总不能自已。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两千万知青境遇不同；有人感觉好些，有人感觉坏些。讨论整个老三届现象，就该把个人感情撤除在外，有颗平常心。老三届的人对此会缺少平常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极不寻常。怎么就落在我们身上，这真叫活见鬼了。人生在什么国度，赶上什么样的年月，都不由自己来决定。所以这件事说到底，还是造化弄人。
　　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我们知道，有些盲人眼睛并没有坏，是脑子里的病，假如脑袋受到重击就可能复明。假设有这样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楼梯，有个不良少年为了满足自己无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脚踢了下去，这位盲人因此复了明，但盲人滚下楼梯依然是件惨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楼者当然是个下流胚子，决不能因为该盲人复明就被看成是好人。这是一种简单的逻辑，大意是说，坏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好事，让我们先言尽于此。至于坏事可不可以变成好事，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有一位老师，有先天的残疾，生下来时手心朝下，脚心朝上，不管自己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变手脚的姿态。后来他到美国，在手术台上被人大卸八块又装了起来，勉强可以行走，但又多了些后遗症。他向我坦白说，对自己的这个残疾，他一直没有平常心：我在娘胎里没做过坏事，怎么就这样被生了下来？后来大夫告诉他说，这种病有六百万分之一的发生几率，换言之，他中了个一比六百万的大彩。我老师就此恢复了平常心。他说：所谓造化弄人，不过如此而已。这个彩我认了。他老人家在学术上有极大的成就，客观地说，和残疾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别人玩时他总在用功。但我没听他说过：谢天谢地，我得了这种病！总而言之，在这件事上他是真正地有了平常心。顺便说一句，他从没有坐着轮椅上台“讲用”。我觉得这样较好。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
　　坦白地说，身为老三届，我也有没有平常心的时候，那就是在云南挖坑时。当时我心里想：妈的！比我们大的可以上大学，我们就该修理地球？真是不公平！这是一类想法。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比我们小的也直接上大学，就我们非得先挖坑后上学，真他妈的不公平。另一类想法是：我将来要当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上过绞首台哪。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现在的年轻人没吃苦，也当不了作家。这两种想法搅在一起，会使人彻底糊涂。现在我出了几本书，但我却以为，后一种想法是没有道理的。假定此说是有理的，想当作家的人就该时常把自己吊起来，想当历史学家的人就该学太史公去掉自己的男根，想当音乐家的人就该买个风镐来家把自己震聋，以便像贝多芬，想当画家的人就该割去自己的耳朵，混充凡·高。什么都想当的人就得把什么都去掉，像个梆子，听起来就不是个道理。总的来说，任何老三届优越的理论都没有平常心。当然，我也反对任何老三届恶劣的说法。老三届正在壮年，耳朵和男根齐备，为什么就不如人。在身为老三届这件事上，我也有了平常心：不就是荒废了十年学业吗？这个彩老子也认了。现在不过四十来岁，还可以努力嘛。
　　现在来谈谈那种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也可以变坏事的说法。它来源于伟人，在伟大的头脑里是好的，但到了寻常人的头脑里就不起好作用，有时弄得人好赖不知，香臭不知。对我来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个逻辑很够用。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
　　本文是对《中国青年研究》第四期上彭泗清先生文章的回应。坦白地说，我对彭先生的文章不满，起先是因为他说了老三届的坏话。在我看来，老三届现象、老三届情结，是我们这茬人没有平常心造成的。人既然不是机器，偶尔失去平衡，应该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仔细想来，“文革”过了快二十年了，人也不能总是没有平常心哪，老三届文人的一些自我吹嘘的言论，连我看着都肉麻。让我们先言尽于此：对于彭先生所举老三届心态的种种肉麻之处，我是同意的。
　　然后再说说我对彭先生的不满之处。彭先生对老三届的看法是否定的，对此我倒不想争辩，想争的是他讲出的那一番道理。他说老三届有种种特殊遭遇，所以他们是些特殊的人；这种特殊的人不怎么高明——这是一种特别糟糕的论调。翻过来，说这种特殊的人特别好，也同样的糟。这个论域貌似属于科学，其实属于伦理；它还是一切法西斯和偏执狂的策源地。我老师生出来时脚心朝上，但假如说的不是身体而是心智，就不能说他特殊。老三届的遭遇是特别，但我看他们也是些寻常人。对黑人、少数民族、女人，都该做如是观。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是非。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从最深的意义上说，更是尊重自己——所有的人毕竟属同一物种。人的成就、过失、美德和陋习，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You are special，这句话只适于对爱人讲。假如不是这么用，也很肉麻。

诚实与浮嚣
　　我念大学本科时，我哥哥在读研究生。我是学理科的，我哥哥是学逻辑学的。有—回我问他：依你之见，在中国人写的科学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读？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现在假如有个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不管他是学什么的，我的回答还是《江村经济》——但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还是叫作“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好。它的长处在于十分诚实地描述了江南农村的生活景象，像这样的诚实在中国人写的书里还未曾有过。同是社会学界的前辈，李景汉先生做过《定县调查》，把一个县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学社会学的人总该读读《定县调查》——但若不学社会学，我觉得可以不读《定县调查》，但不读《江村经济》可不成。中国的读书人有种毛病，总要把某些事实视而不见，这些事实里就包括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读书人喜欢做的事情是埋首于故纸堆里，好像故纸之中什么都有了。中国的典籍倒是浩若烟海，但假若没人把事实往纸上写，纸上还是什么都没有。《江村经济》的价值就在于它把事实写到了纸上，在中国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马林诺夫斯基给《江村经济》做序，也称赞了费先生的诚实。所以费先生这项研究中的诚实程度，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谈《江村经济》，而是谈诚实。以我之见，诚实就像金子一样，有成色的区别。就以费先生的书为例，在海外发表时，叫作“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是十足赤金式的诚实。在国内发表时叫作《江村经济》，成色就差了一些，虽然它还是诚实的，而且更对中国文人的口味。我们这里有种传统，对十足的诚实甚为不利。有人说，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学问，什么叫作“是”（be），什么叫作“应该是”（should be），从来就没搞清楚过。我们知道，前者是指事实，后者是指意愿，两者是有区别的。人不可能一辈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总把意愿和事实混为一谈，那他怎么生活呢。所以，当朱夫子开始学术思维时，他把意愿和事实当成了一回事——学术思维确有这样一种特点；不做学问时，意愿和现实又能分开了。不独朱夫子，中国人做学问时部是如此 ，自打孔子到如今，写文章时都要拿一股劲，讨论国计民生乃至人类的前途这样的大题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结论，在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诚实倒显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题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结论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愿和 事实混为一谈，这却是很难做到的。
　　人忠于已知事实叫作诚实；不忠于事实就叫作虚伪。还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这既不叫诚实，也不叫虚伪，我把它叫作浮嚣。这是个含蓄的说法，乍看起来不够贴切，实际上还是合乎道理的：人选择事实，总是出于浮嚣的心境。有回，我读一位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文集（我对海外的新儒学并无偏见，只是举个例子），作者一会儿引东，一会儿引西，从马克斯·韦伯到现代美国黑人的“寻根文学”引了一个遍，所举例子都不甚贴切，真正该引用的事例他又没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发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终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记者问，把自己所治之学和台湾当局的“文化建设”挂上了钩——看到这里，我算是看明白了。我还知道台湾当局拉拢海外学人是不计工本的，这就是浮嚣的起因——当然，更远的起因还能追溯到科举、八股文，人若把学问当作进身之本来做，心就要往上浮。诚实不是学术界的长处，因为太诚实了，就显得不学术；像费先生在《江衬经济》里表现出的那种诚实，的确是风毛鳞角。有位外国记者问费先生：你觉得中国再过几时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他答：五十年。这话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终还是不得不信。

苏东坡与东坡肉
　　我父亲是教逻辑的教授，我哥哥是修逻辑的Ph·D.我自己对逻辑学也有兴趣，这种兴趣是从对逻辑学家的兴趣发展来的：本世纪初年，罗素发现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悖论，连忙写信告诉弗雷泽，顺便通知弗雷泽，他经营了半生的体系、因为这个悖论的发现有了重大的漏洞。弗雷泽考虑了一番，回信说：我要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结论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弗雷泽简直逗死了，他要是有女儿，我一定要娶了做老婆，让他做我的老岳丈，话又说回来，就算弗雷泽有女儿。做我的姥姥一定比做老婆合适得多。这样弗雷泽就不是我的老岳丈，而是我的曾外公啦。我在美国上学时还遇见过一件类似的事：有一回在课堂上，有个胖乎乎的女同学在打瞌睡，忽然被老师叫起来提问。可怜她根本没听，怎么能答得上来。在美国，不但老师可以问学生，学生也可以问老师。万一老师被问住，就说一句：问得好！不回答问题，接着讲课。这位女同学迷迷糊糊，拖着长声说道： This is a good question、（问得好）……差点把大家的肚皮笑破。下课后，我打量了她好半天，发现她太胖，又有狐臭。这才打消了不轨之心——弗雷泽就有这么逗。让我们书归正传，另一个有趣的逻辑学家是维特根斯坦，罗素请他来英国，研究一下出书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没有路费，又不肯朝罗素借。最后罗素买下了维特根斯坦留在剑桥的一些旧家具——我觉得他们俩都很逗。受这种浅薄的幽默感驱使，我学过数理逻辑，开头还有兴趣，后来学到了烦难的东西，就学不进去了。
　　我对数学也有过兴趣，这种兴趣是从对方程的兴趣发展来的。人们老早就知道二次方程有公式解，但二次以上的方程呢？在十九世纪以前，人们是不知道的。在十七世纪，有个意大利数学家，又是一位教授，他对三次方程的解法有点心得。有天下午，外面下着雨，在教室里，他准备对学生讲讲这些心得。忽听“喀嚓”一声巨响，天上打下来个落地雷，擦着教室落在花园里——青色的电光从狭窄的石窟照进来，映得石墙上一片惨白。教授手捂着心口，对学生们转过身来，说道：先生们，我们触及了上帝的秘密，……一我读到这个故事时，差点把肠子笑断了。三次方程算个啥，还值得打雷——教授把上帝看成个小心眼了。数学我也学了不少，学来学去没了兴趣，也搁下了。类似的学科还有物理学、化学，初学时兴趣都很大，后来就没兴趣了，现在未必记得多少。
　　总而言之，我对研究学问这件事和研究学问的人有兴趣，对这门学问本身没什么兴趣。所有的功课我都是这么学的，但我的成绩竟都是五分。只有一门功课例外，那就是计算机编程。我学的时候还要穿纸带，没意思透了。这一门学科里没有名人轶事，除了这门科学的奠基人图林先生是同性恋，败露后自杀了。我既不是同性恋，也不想自杀，所以我对计算机没兴趣，得的全是三分。但我现在时常用得着它，所以还要买书看看，关心一下最新的进展，以免用时抓瞎。这是因为我写文章的软件是自己编的，别人编的软件我既使不惯，也信不过，就这么点原因。但就因为这点小原因，我在编程序这件事上，还真正有点修为。由此可见，对研究某种学问这件事感兴趣和对这门学问本身感兴趣可以完全是两回事。
　　这篇小文章想写我的心路历程，但有一件别人的事情越过了这个历程，我决定也把它写上。“文革”中期，我哥哥去看一位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走进那间房子，我哥哥被惊呆了：这间房子有整整的一面被巨幅的世界地图占满了。这位同学身着蓝布大褂，足蹬布底的黑布鞋，手掂红蓝铅笔，正在屋里踱步，而且对家兄的出现视而不见。据家兄说，这位先生当时梳了个中分头，假如不拿红蓝铅笔，而是挟着把雨伞，就和那张伟大领袖去安源的画一模一样了。我哥哥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才小声问道：能不能请教一下……你这是在干吗呢？他老人家不理我哥哥，又转了两圈，才把手指放到嘴上，说道：嘘，我在考虑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然后我哥哥就回家来，脸皮乌紫地告诉我此事。然后我们哥俩就捧腹大笑，几乎笑断了肠子……
　　罗素、弗雷泽研究逻辑，是对逻辑本身感兴趣，要解决逻辑领域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投身革命事业，也是对革命本身感兴趣，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这些先辈自然会有些事迹，让人很感兴趣。如果把对问题本身的兴趣抹去，只追求这些事迹，就显得多少有点不对头。所以，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对名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并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仅仅对名人感兴趣。
　　古时候有位书生，自称是苏东坡的崇拜者。有人问他：你是喜欢苏东坡的诗词呢，还是喜欢他的书法？书生答道：都不是的。我喜欢吃东坡肉……东坡肉炖得很烂，肥而不腻，的确很好吃。但只为东坡肉来崇拜苏东坡，这实在是个太小的理由。

个人尊严
　　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做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一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纬线。回到国内，一条纬线就像是没有，连尊严这个字眼也感到陌生了。
　　提到尊严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的英文词“dignity”，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词。在英文中，这个词不仅有尊严之义，还有体面、身份的意思。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举个大点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有过皇上对大臣施廷杖的事，无论是多大的官，一言不和，就可能受到如此当众羞辱，高官尚且如此，遑论百姓。除了皇上一人，没有一个人能有尊严。有一件最怪的事是，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种光荣，文死谏嘛。说白了就是：无尊严就是有尊严。此话如有任何古怪之处，罪不在我。到了现代以后，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仍有这种遗风──我们就不必细说文革中、文革前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到了现在，已经不用见官下跪，也不会在屁股上挨板子，但还是缺少个人的尊严。环境就是这样，公共场所的秩序就是这样，人对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容你有任何自尊。
　　举个小点的例子，每到春运高潮，大家就会在传媒上看到一辆硬座车厢里挤了三四百人，厕所里也挤了十几人。谈到这件事，大家会说国家的铁路需要建设，说到铁路工人的工作难做，提到安全问题，提到所有的方面，就是不提这些民工这样挤在一起，好像一个团，完全没有了个人的尊严──仿佛这件事很不重要似的。当然，只要民工都在过年时回家，火车总是要挤的；谁也想不出好办法。但个人的尊严毕竟大受损害；这件事总该有人提一提才对。另一件事现在已是老生常谈，人走在街上感到内急，就不得不上公共厕所。一进去就觉得自己的尊严一点都没了。现在北京的公厕正在改观，这是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也会内急，所以北京的公厕已经臭名远扬。假如外国人不来，厕所就要臭下去；而且大街上改了，小胡同里还没有改。我认识的一位美国留学生说，有一次他在小胡同里内急，走进公厕撒了一泡尿，出来以后，猛然想到自己刚才满眼都对黄白之物，居然能站住了不倒，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急忙来告诉我。北京的某些街道很脏很乱，总要到某个国际会议时才能改观，这叫借某某会的东风。不光老百姓这样讲，领导上也这样讲。这话听起来很有点不对味。不雅的景象外人看了丢脸，没有外人时，自己住在里面也不体面──这后一点总是被人忘掉。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发现自己曾有一种特别的虚伪之处，虽然一句话说不清，但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假如我看到火车上特别挤，就感慨一声道：这种事居然可以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假如我看到厕所特脏，又长叹一声：唉！北京市这是怎么搞的嘛！这其中有点幽默的成份，也有点当真。我的确觉得国家和政府的尊严受到了损失，并为此焦虑着。当然，我自己也想要点个人尊严，但以个人名义提出就过于直露，不够体面──言必称天下，不以个人面目出现，是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
　　当然，现在我把这做为虚伪提出，已经自外于知识分子。但也有种好处，我找到了自己的个人面目。有关尊严问题，不必引经据典，我个人就是这么看。但中国忽视个人尊严，却不是我的新发现。从大智者到通俗作家，有不少人注意到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这一点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人关心。龙应台为这类事而愤怒过，三毛也大发过一通感慨。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所有指出这个现象的人，或则是外国人，或则曾在国外生活过，又回到了国内。没有这层关系的中国人，对此浑然不觉。笔者自己曾在外国居住四年，假如没有这种经历，恐怕也发不出这种议论──但这一点并不让我感到开心。环境脏乱的问题，火车拥挤的问题，社会秩序的问题，人们倒是看到了。但总从总体方面提出问题，讲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其实这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削我们每个人的面子──对此能够浑然无觉，倒是咄咄怪事。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挤火车和上公共厕所时，人只被当身体来看待。这里既有其一的成份，也有其二的成份；而且归根结蒂，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
　　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我的算法是：一个人独处荒岛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滨孙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的活着。这就是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知道了这一点，火车上太挤了之后，我就不会再挤进去而且浑然无觉。

在美国左派家作客
　　上个礼拜王先生（opig按：王集伟，这次的访问内容请见《孤岛访谈录》，原书误做“九”，可能是书体“王”的误认。）来访问我，问我爱听谁的歌。我实在想不起歌手的名字，就顺口说了个披头士。其实我只是有时用披头士的歌来吵吵耳朵；现在我手上有这四个英国佬的几盒磁盘，LD连一张都没有，像这个样子大概也不算是他们的歌迷。只是一听到这些歌就会想到如烟的往事：好多年以前，我初到美国，深夜里到曼哈顿一位左派家里作客；当时他家里的破录音机上放着披头士的歌。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们根本不认识人家，只是朋友的朋友告诉了我们这个地址。夜里一两点钟—头幢了进去，而且一去就是四个人。坦白地说，这根本不是访友，而是要省住旅馆的钱——在纽约住店贵得很。假如不是左派，根本就不会让我们进去，甚至会打电话叫警察来抓我们。但主人见了我们却很高兴，陪我们聊了一夜，聊到了切·格瓦拉，托洛斯基，还有洁然的《金光大道》。这位先生家里有本英文的《金光大道》，中国出版，是朋友的朋友翻译的，我翻了翻，觉得译得并不好。这位朋友谈到了他们沸腾的六七十年代：反战运动、露天集会、大示威、大游行，还讲到从小红书上初次看到“造反有理”时的振奋心情。讲的时候，眼睛卑部冒金光。我们也有些类似的经历，但不大喜欢淡。他老想让我们谈谈中国的红卫兵，我们也不想谈。总的来说，他给我的印象就像某位旧友，当年情同手足，现在却话不投机——我总觉得他的想法有点极左的气味。要是按他的说法，我不必来美国学什么，应该回去接着造反，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不管怎么说，美国的左派人品都非常之好，这一点连右派也不得不承认。
　　我记得这位左派朋友留了一头长发。穿着油光水滑的牛仔裤，留了一嘴大胡子，里面有不少白丝。在他那问窄小、肮脏的公寓里，有一位中年妇女，但不是他老婆。还有一个傻呵呵的金发女孩，也不是他的女儿。总的来说，他不像个成功人士。但历史会给他这样的人记上一笔，因为他们曾经挺身而出，反越战，反种族歧视，反对—切不公正。凌晨时分，我们都困了，但他谈意正浓——看来他惯于熬夜。在战斗的六七十年代，他们经常在公园里野营，在火准边上谈着吉它唱上一夜，还抽着大麻烟，这种生活我也有过。只不过不在公园里，是在山坡上。可能是在山边打坝，也可能是上山砍木头，一帮知青在野地里点堆火，噢噢地唱上一夜。至于大麻，我没有抽过。只是有一次烟抽完了，我拿云南出的大叶清茶给自己卷了一支，有鸡腿粗细。拿火柴一点，一团火冒了上来，把我的睫毛燎了个精光。茶叶里没有尼古丁，但有不少咖啡因，我抽了一口，感觉好像太阳穴上挨了两枪，一头栽倒在地。只可惜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只是自己受了些罪而已：对此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只是觉得已经够了，我想要干点别的——这是我和左派朋友最大的不同之处。但不管怎么说，在美国的各种人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左派。

门前空地
　　十年前我在美国，每天早上都要起来跑步，跑过我住的那条街。这条街上满是旧房子，住户一半是学生，另一半是老年人。它的房基高于街道，这就是说，要走上高台阶才到房门口。从房子到人行道，有短短的一道漫坡。这地方只能弄个花坛，不能派别的用场——这就是这条街的有趣之处。这条街上有各民族的住户，比方说，街口住的似是英裔美国人，花坛弄得就很像样子。因为这片空地是漫坡，所以要有护墙，他的护墙是涂了焦油的木材筑成，垒得颇有乡村气氛。花坛里铺了一层木屑，假装是林间空地。中央种了两棵很高的水杉，但也可能是罗汉松——那树的模样介于这两种树之间，我对树木甚是外行，弄不清是什么树。一般来说，美国人喜欢在门前弄片草坪，但是草坪要剪要浇，还挺费事的；种树省心，半年不浇也不会死。
　　我们门前也是草坪，但里面寄宿的学生，谁也不去理它，结果长出耐旱的篙子和茅草来，时常长到一人多高。再高时，邻居就打电话来抱怨说这些乱草招蚊子，我们则打电话叫来房东，他用广东话嘟嚷着，骂老美多事，把那些杂草砍倒。久而久之，我们门前就出现个干草垛。然后邻居又抱怨说会失火，然后房东只好来把这些干章运走，上述两栋房子里的人都不想伺候花草，却有这样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我们门前比较难看，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左面住了一家意人利人。男主人黝黑黝黑、长了一头银发，遇上我跑步回来，总要拉着我嘀咕一阵，说他要把花坛好好弄弄。照我看，这花坛还不坏。只是砖护墙有些裂缝，里面的土质也不够好，花草都半死不活。这位老先生画了图给我看，那张图画得太过规范，叫我怀疑他是土木工［程师出身。其实他不是，他原来是卖比萨饼的。这件半他筹划来筹划去，迟迟不能开工。
　　在街尾处，住了一对中国来的老夫妇，每次我路过，都看到他们在修理花园，有时在砌墙。有时在掘土，使用的工具包括了儿童掘土的玩具铲以及各种报废的厨具，有—回我看到老太大在给老头砌的砖墙匀缝，所用的家什是根筷子。总而言之，他们一直在干活，从来就没停过手。门前的护墙就这么砌了出来，像个弥陀佛，鼓着大肚子。来往行人都躲着走，怕那墙会倒下来。把自己压在下面。他们在花园里摆了几块歪歪扭扭的石头，假装是太湖石。但我很怕这些石头会把老两口绊倒。把他们的门牙磕掉……后来，他们把门廊油得红红绿绿，十分恶俗，还挂上了块破木板钉成的匾，上面写了三个歪歪倒倒的字“蓬莱阁”。我不知蓬莱仙阁是什么样了，所以没有意见，但海上的八仙可能会有不同意见……
　　关于怎样利用门前空地，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其中之一是在角落里拦出个茅坑，捞点粪，种菜园子。小时候我住在机关大院的平房里，邻居一位大师傅就是如此行事。他还用废油毡、废铁板在门前造了—间难以言状的古怪房子，用稻草绳子、朽烂的木片等等给自己拦出片领地来，和不计其数的苍蝇快乐地共同生活。据我所见，招来的几乎全是绿荧荧的苍蝇，黑麻蝇很少来，由此可以推断出，同是苍蝇，黑麻蝇比较爱清洁，层次较高；绿豆蝇比较脏、层次也低些。假如这位师傅在美国这样干，有被拉到衔角就地正法的危险。现在我母亲楼下住了另一位帅傅，他在门前堆满了拣来的易拉罐和废纸板，准备去卖钱。他还嫌废纸板不压秤、老在上面浇水，然后那些纸板就发出可怕的味道来，和哈喇的臭咸鱼极为相似。这位老大爷在美国会被关进疯人院——因为他—点都不穷，还要攒这些破烂。每天早上，他去搜索垃圾堆，然后出摊卖早点。我认为，假如你想吃街头的早点，最好先到摊主家里看看……我提起这些事，是想要说明：门前空地虽是你自己的，但在别人的视线之中。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人，就怎么弄好了。
　　后来，我的意大利邻居终于规划好了一切，开始造他的花坛。那天早上来了很多黑头发的白种男人，在人行道上大讲意大利语。他们从一辆卡车上卸下一大堆混凝土砌块来，打着嘟噜对行人说“sorry”，因为挡了别人走路。说来你也许不信，他们还带来几样测绘仪器，在那里找水平面呢。总共五米见方的地面，还非弄得横平竖直不可。然后，铺上了袋装腐植土，种了一园子玫瑰花。路过的人总禁不住站下来看，但这是以后的事。花坛刚造好时，是座庄严的四方形建筑。是一本正经建造的，不是胡乱堆的。过往的行人看到，就知道屋主人虽然老了，但也不是苟活在世上。

卖唱的人们
　　有一次，我在早上八点半钟走过北京的西单北大街，这个时间商店都没有开门，所以人行道上空空荡荡，只有满街飞扬的冰棍纸和卖唱的盲人。他们用半导体录音机伴奏，唱着民歌。我到过欧美很多地方，常见到各种残疾人乞讨或卖唱，都不觉得难过，就是看不得盲人卖唱。这是因为盲人是最值得同情的残疾人，让他们乞讨是社会的耻辱。再说，我在北京见到的这些盲人身上都很脏，歌唱得也过于悲惨；凡事他们唱过得歌我再也不想听到。当时满街都是这样的盲人，就我一个明眼人，我觉得这种景象有点过分。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卖唱者，就属那天早上看到的最让人伤心。我想，最好有个盲人之家，把他们照顾起来，经常洗洗澡，换换衣服，再有辆面包车接送他们各处卖唱，免得都挤在西单北大街——但是最好别卖唱。很多盲人有音乐天赋，可以好好学一学，做职业艺术家。美国就有不少盲人音乐家，其中有几个还很有名。
　　本文的宗旨不是谈如何关怀盲人，而是谈论卖唱——当然，这里说的卖唱是广义的，演奏乐器也在内。我见过各种卖唱者，其中最怪异的一个是在伦敦塔边上看到的。这家伙有五十岁左右，体壮如牛，头戴一顶猎帽，上面插了五彩的鸵鸟毛，这样他的头就有点像儿童玩的羽毛球；身上穿了一件麂皮茄克，满是污渍，但比西单的那些盲人干净——那些人身上没有污渍，整个人油亮油亮的——手里弹着电吉他，嘴上用铁架子支了一只口琴，脚踩着一面踏板鼓，膝盖栓有两面钹，靴子跟上、两肘栓满了铃，其他地方可能也藏有一些零碎，因为从声音听来，不止我说的这些。他在演奏时，往好听里说，是整整一支军乐队，往难听里说，是一个修理黑白铁的工场。演奏着一些俗不可耐的曲子。初看时不讨厌，看过一分钟，就得丢下点零钱溜走，否则就会头晕，因为他太吵人。我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哗众取宠得家伙。他的演奏没有艺术，就是要钱。
　　据我所见，卖唱不一定非把身上弄得很脏，也不一定要要哗众取宠。比方说，有一次我在洛杉矶乘地铁，从车站出来，走过一个很大的过厅。这里环境很优雅，铺着红地毯，厅中央放了一架钢琴。有一个穿黑色燕尾服的青年坐在钢琴后面，琴上放了一杯冰水。有人走过时，他并不多看你，只弹奏一曲，就如向你表示好意。假如你想回报他的好意，那是你的事。无心回报时，就带着这好意走开。我记得我走过时，他弹奏的是“八音盒舞曲”，异常悠扬。时隔十年，我还记得那乐曲，和他的样子，他非常年轻。人在年轻时，可能要做些服务性的工作，糊口或攒学费，等待进取的时机，在公共场所演奏也是一种。这不要紧只要无损于尊严就可。我相信，这个青年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下面我要谈的是我所见过的最动人的街头演奏，这个例子说明在街头和公共场所演奏，不一定会有损个人尊严，也不一定会使艺术蒙羞——只可惜这几个演奏者不是真为钱而演奏。一个夏末的星期天，我在维也纳，阳光灿烂，城里空空荡荡，正好欣赏这座伟大的城市。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首都，帝国已不复存在，但首都还是首都。到过那座城市的人会同意，“伟大”二字决非过誉。在那个与莫扎特等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歌剧院附近，我遇上三个人在街头演奏。不管谁在这里演奏，都显得有点不知寒碜。只有这三个人例外。拉小提琴的是个金发小伙子，穿件毛衣、一条宽松的裤子，简朴但异常整洁。他似是这三个人的头头，虽然专注于演奏，但也常看看同伴，给他们无声的鼓励。有一位金发姑娘在吹奏长笛，她穿一套花呢套裙，眼睛里有点笑意。还有一个东亚女孩坐着拉大提琴，乌黑的齐耳短发下一张白净的娃娃脸，穿着短短的裙子，白袜子和学生穿的黑皮鞋；她有点慌张，不敢看人，只敢看乐谱。三个人都不到二十岁，全都漂亮之极。至于他们的音乐，就如童声一样，是一种天籁。这世界上没有哪个音乐家会说他们演奏得不好。我猜这个故事会是这样的：他们三个是音乐学院的同学，头一天晚上，男孩说：敢不敢到歌剧院门前去演奏？金发女孩说：敢！有什么不敢的！至于那东亚女孩，我觉得她是我们的同胞。她有点害羞，答应了又反悔，反悔了又答应，最后终于被他们拉来了。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十几个人在听，但都远远地站着，恐怕会打扰他们。有时会有个老太太走近去放下一些钱，但他们看都不看，沉浸在音乐里。我坚信，这一幕是当日维也纳最美丽的风景。我看了以后有点嫉妒，因为他们太年轻了。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打工经历
　　在美留学时，我打过各种零工。其中有一回，我和上海来的老曹去给家中国餐馆装修房子。这家餐馆的老板是个上海人，尖嘴猴腮，吝啬得不得了；给人家当了半辈子的大厨，攒了点钱，自己要开店，又有点烧得慌——这副嘴脸实在是难看，用老曹的话来说，是一副赤佬像。上工第一天，他就对我们说：我请你们俩，就是要省钱，否则不如请老美。这工程要按我的意思来干。要用什么工具、材料，向我提出来，我去买。别想揩我的油……
　　以前，我知道美国的科技发达、商业也发达，但我还不知道，美国还是各种手艺人的国家。我们打工的那条街上就有一大窝，什么电工、管子工、木工等等，还有包揽装修工程的小包工头儿；一听见我们开了工，就都跑来看。先看我们抡大锤、打钎子，面露微笑，然后就跑到后面去找老板，说：你请的这两个宝贝要是在本世纪内能把这餐馆装修完，我输你一百块钱。我脸上着实挂不住，真想扔了钎子不干。但老曹从牙缝里啐口吐沫说：不理他！这个世纪干不完，还有下个世纪，反正赤佬要给我们工钱……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磁器活。要是不懂怎么装修房子就去揽这个活，那是我们的错。我虽是不懂，但有一把力气，干个小工还是够格的。人家老曹原是沪东船厂的，是从铜作工提拔起来的工程师，专门装修船舱的，装修个餐馆还不知道怎么干吗……他总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买工具、租工具，但那赤佬老板总说，别想揩油。与其被人疑为贪小便宜，还不如闷头干活，赚点工钱算了。
　　等把地面打掉以后，我们在这条街上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尊敬。顺便说一句，打下来的水泥块是我一块块抱出去，扔到垃圾箱里，老板连个手推车都舍不得租。他觉得已经出了人工钱，再租工具就是吃了亏。那些美国的工匠路过时，总来聊聊天，对我们的苦干精神深表钦佩。但是他们说，活可不是你们俩这种干法。说实在的，他们都想揽这个装修工程，只是价钱谈不拢。下一步是把旧有的隔断墙拆了。我觉得这很简单，挥起大锤就砸——才砸了一下，就被老板喝止。他说这会把墙里的木料砸坏。隔断墙里能有什么木料，不过是些零零碎碎的破烂木头。但老板说，要用它来造地板。于是，我们就一根根把这些烂木头上的钉子起出来。美国人见了问我们在干什么，我如实一说，对方捂住肚子往地下一蹲，笑得就地打起滚来。这回连老曹脸上都挂不住了，直怪我太多嘴……
　　起完了钉子，又买了几块新木料，老板要试试我们的木匠手艺，让我们先造个门。老曹就用锯子下起料来：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这锯子不像那么回事儿，锯起木头来直拐弯儿。它和我以前见过的锯子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呢。正在干活，来了一个美国木匠。他笑着问我们原来是干啥的。我出国前是个大学教师，但这不能说，不能丢学校的脸。老曹的来路更不能说，说了是给沪东船厂丢脸。我说：我们是艺术家。这话不全是扯谎。我出国前就发表过小说，至于老曹，颇擅丹青，作品还参加过上海工人画展……那老美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是艺术家！我暗自得意：我们身上的艺术气质是如此浓郁，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谁知他又补充了一句，工人没有像你们这么干活的！等这老美一走，老曹就扔下了锯子，破口大骂起来。原来这锯子的正确用途，是在花园里锯锯树杈……
　　我们给赤佬老板干了一个多月，也赚了他几百块钱的工钱，那个餐馆还是不像餐馆，也不像是冷库，而是像个破烂摊。转眼间夏去秋来，我们也该回去上学了。那老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天天催我们加班。催也没有用，手里拿着手锤铁棍，拼了命也是干不出活来的。那条街上的美国工匠也嗅出味来了，全聚在我们门前，一面看我们俩出洋像，一面等赤佬老板把工程交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连老曹也绷不住，终于和我一起辞活不干了。于是，这工程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掉进了美国师傅的怀里。本来，辞了活以后就该走掉。但老曹还要看看美国人是怎么干活的。他说，这个工程干得窝囊，但不是他的过错，全怪那赤佬满肚子馊主意。要是由着他的意思来干，就能让洋鬼子看看中国人是怎么干活的……
　　美国包工头接下了这个工程，马上把它分了出去，分给电工、木工、管子工，今天上午是你的，下午是他的，后天是我的，等等。几个电话打出去，就有人来送工具，满满当当一卡车。这些工具不要说我，连老曹都没见过。除了电锯电刨，居然还有用电瓶的铲车，可以在室内开动，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们留下的破烂从室内推了出去。电工上了电动升降台，在天花板上下电线，底下木工就在装配地板，手法纯熟之极。虽然是用现成的构件，也得承认人家干活真是太快了。装好以后电刨子一跑，贼亮；干完了马上走人，运走机械，新的工人和机械马上开进来……转眼之间，饭馆就有个样儿了……我和老曹看了一会儿，就灰溜溜地走开了。这是因为我们都当过工人，知道怎么工作才有尊严。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我到过欧美的很多城市，美国的城市乏善可陈，欧洲的城市则很耐看。比方说，走到罗马城的街头，古罗马时期的竞技场和中世纪的城堡都在视野之内。这就使你感到置身于几十个世纪的历史之中。走在巴黎的市巾心，周围是漂亮的石头楼房，你可以在铁栅栏上看到几个世纪之前手工打出的精美花饰。英格兰的小城镇保留着过去的古朴风貌，在厚厚的草顶下面，悬挂出木制的啤酒馆招牌。我记忆中最漂亮的城市是德国的海德堡，有一座优美的石桥夹在内卡河上，河对岸的山上是海德堡选帝侯的旧官堡。可以与之相比的有英国的剑桥，大学设在五六百年前的石头楼房里，包围在常春藤的绿荫里——这种校舍不是任何现代建筑可比。比利时的小城市和荷兰的城市，都有无与伦比的优美之处，这种优美之处就是历史。相比之下，美国的城市很是庸俗，塞满了乱糟糟的现代建筑。他们自己都不爱看，到了夏天就跑到欧洲去度假——历史这种东西，可不是想有就能有的呀。
　　有位意大利的朋友告诉我说，除了脏点、乱—点，北京城很像一座美国的城市。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是实情——北京城里到处是现代建筑，缺少历史感。在我小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那时的北京的确有点与众不同的风格。举个例子来说，我小时候作在北京的郑工府里，那是一座优美的古典庭院，眼看着它就变得面门全非、塞满了四四方方的楼房，丑得要死。郑王府的遭遇就是整个北京城的缩影。顺便说一句，英国的牛津城里，所有的旧房子，屋主有翻修内部之权，但外观一毫不准动，所以那座城市保持着优美的旧貌。所有的人文景观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假如你把它扒掉，再重建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这位意大利朋友还告诉我说，他去过山海关边的老龙头，看到那些新建的灰砖城楼，觉得很难看。我小时候见过北京城的城楼，还在城楼边玩耍过，所以我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真古迹使人留恋之处，在于它历经沧桑直至如今，在它身边生活，你才会觉得历史至今还活着。要是可以随意翻盖，那就会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捏造的东西，一个人尽可夫的娼妇；这两种感觉真是大不相同。这位意大利朋友还说，意大利的古迹可以使他感到自己不是属于一代人，而是属于一族人，从亘古到如今。他觉得这样活着比较好，他的这些想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现在我们谈这些已经有点晚了。
　　谈过了城市和人文景观。也该谈谈乡村和自然景观——谈这些还不晚。房龙曾说，世界上最美丽的乡村就在奥地利的萨尔兹堡附近。那地方我也去过，满山枞木林，农舍就在林中。铺了碎石的小径一尘不染……还有荷兰的牧场，弥漫精心修整的人工美。牧场中央仓放干草的小亭子，油漆得整整齐齐，像是园林工人干的活；因为要把亭子造成那个样于，不但要手艺巧，还要懂什么是好看。让别人看到自己住的地方是—种美丽的自然景观，这也是一种作人的态度。谈论这些域外的风景不是本文土旨，主旨当然还是讨论中国。我前半辈子走南闯北，去过国内不少地方，就我所见，贫困的小山村，只要不是穷到过不下去，多少还有点样。到了靠近城市的地方，人也算有了点钱，才开始难看。家家户户房子宽敞了，院墙也高了，但是样子恶俗，而且门前渐渐和猪窝狗圈相类似。到了城市的近郊，到处是乱倒的垃圾。进到城里以后，街上是干净了，　那是因为有清洁工在扫。只要你往楼道里看一看，阳台上看一眼，就会发现，这里住的人比近郊区的人还要邋遢得多。总的来说，我以为现在到处都是既不珍惜人文景观、也不保护自然景观的邋遢娘们邋遢汉。这种人要吃，要喝，要自己住得舒服，别的一概不管。
　　我的这位意大利朋友是个汉学家。他说，中国入只重写成文字的历史，不重保存环境中的历史。这话从—个意大利人嘴里说出来，叫人无法辩驳。人家对待环境的态度比我们强得多。我以为，每个人都有—部分活在自己所在的环境中，这一部分是不会死的，它会保存在那里，让后世的人看到。住海德堡，在剑桥，在萨尔兹堡，你看到的不仅是现世的人，还有他们的先人，因为世世代代的维护，那地方才会像现在这样漂亮。和青年朋友谈这些，大概还有点用。

文化的园地
　　我在布鲁塞尔等飞机，等“人民快航”。现在的人大概记不得人民快航（People‘s Express）了，十年前它在美国却是大名鼎鼎，因为它提供最便宜的机票，其国内航班的票比长途车票还要便宜；其国际航班肯定要比搭货船过海便宜——就算你搭得到，在舶上也要吃东西。这笔开销也不小——我乘它到了欧洲，还要乘它回去。很遗憾的是，这家航空公司倒掉了。盛夏时节，欧洲到处是蓝色的人流。大家穿着蓝色的牛仔裤，背着蓝色的帆布包，包上搭着一条小凉席，走到哪儿睡到哪儿，横躺竖卧，弄得候车室、候机厅都像停尸房一样。现在的北京街头也能看到这些人：头发晒得褪了色，脸上晒出了一脸的雀斑，额头晒得红彤彤的，手里拿着旅游地图认着路；只是形不成人流。但我是在这个人流里游遍了欧洲。
　　穷人需要便宜的食宿和交通，学生是穷人个最趾高气扬的一种：虽然穷，但前程远大。当时我就是个学生，所以兴高采烈地研究学生旅游书里那些省钱的法子：从纽约市中心前往肯尼迪国际机场，有直通的机场bus，但那本书却建议你乘地铁前往昆士区的北端，再坐昆士区的公共汽车南下。这条路线在地图上像希腊字母欧米伽。那本书这样解释这个欧米伽：要尽量利用城市的公共交通，这种文通工具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便宜的。书上还教你填饱肚子的诀窍：在纽约，可以走进一家中餐馆。要一碗白饭，用桌上的酱油下饭；在巴黎，你可以前往某教堂门口，那里有舍给穷人喝的粥。在布自塞尔，这个诀窍是在下午五点以后前往著名的餐饮城City2，稍微给—点钱，甚于不给钱，就可以把卖剩下来的薯条都包下来。这种薯条又凉、又面，但还可以填饱肚子。这些招儿我没有用过，就是用了也不觉得害臊：我是学生嘛。
　　我到布鲁塞尔时，已是初秋。这个季节北欧上空已是一片阴风惨雾，不宜久留，该干啥快去干啥，所以我在机场等飞机。忽然间肠胃轰鸣，那本旅游书上又没有在布鲁塞尔机场找便宜厕所的指导，我只好进了收费厕所。这地方进门要一个美元，合四十比利时法郎，在我印象中，这是全世界的最高价。走进格间，把门一关，门上一则留言深得我心：啊，我的心都碎了……看来是个愤世嫉俗的美国小伙子留在这儿的。他心碎的原因有二：一是被人宰了一刀；二是把自己的问题估计得严重了。至于我，虽然问题是严重的，必须立即解决，不能带上飞机，但也觉得收一美元实在太多。但仔细一看，不禁冷汗直冒：这行字被人批得落花流水——周围密密麻麻用各种字体写着：没水平——没觉悟——层次太低。这行字层次低，却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的层次也高不了……
　　我在布鲁塞尔等飞机。去了一趟收费厕所，不想走进了一个文化的园地。假如我说，我在那里看到了人文精神的讨论，你肯定不相信。但国外也有高层次的问题：种族问题、环境问题、“让世界充满爱”，还有“I have a dream today”，四壁上写得满满的，这使我冷汗直冒，正襟危坐——坐在马桶上。我相信，有人在这里提到了“终极关怀”。但一定是用德文写的。那地方德文的题字不少，我看不懂。大概还有人提到了后现代，但我也看不懂：那一定是用法文写的，我又不懂法文。那里还有些反着写的问号，不知写些什么。中文却没有，大概是因为该园地收费太贵，同胞们不肯进来——我是个例外。我住了一家学生旅馆，提供免费的早餐：面包片和人造黄油，我把黄油涂得比面包片还要厚，所以跑到这里来了。用英文写出的，大多是些虽很重要，但比较浅薄的问题。比方说，有位先生写道：保护环境。后面就有人批了一句：既然要保护环境，就不要乱写。再以后，又有一句批语：你也在乱写。我很想给他也批上一句：还有你；但又怕别人再来批我。像这样批下去，整个世界都会被字迹批满，所有的环境都要完蛋。还有不少先生提出，要禁止核武器。当时冷战尚未结束、两个核大国在对峙之中。万一哪天走了火，大家都要完蛋。我当然反对这种局面。我只是怀疑坐在马桶上去反对，到底有没有效力。
　　布鲁塞尔的那个厕所，又是个世界性的正义论坛。很多留言要求打倒一批独裁者，从原则上说，我都支持。但我不知要打倒些准：要是用中文来写，这些名字可能能认出个把来，英文则一个都不认识。还有些人要求解放一些国家和地区，我都赞成，但我也不知道这些地方在哪里。除此之外，我还不知道我，一个坐在马桶上的人，此时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些留言都用了祈使句式，主要是促成做一些事的动机——这当然是好的，但这些事到底是什么、怎样来做、由谁来做，通通没有说明。这就如我们的文化园地，总有人在呼吁着。呼吁很重要，但最好说说倒底要干些什么。在那个小隔间里，有句话我最同意，它写在“解放萨尔瓦多”后面：要解放，就回去战斗吧。由此我想到：做成一件事，需要比呼吁更大的勇气和努力。要是你有这些勇气和精力，不妨动手去做。要是没这份勇气和精力，不如闭上嘴，省点唾沫，使厕所的墙壁保待清洁。当然，我还想到了，不管要做什么，都必须首先离开屁股下的马桶圈。这很重要。要是没想到这一点，就会误掉班机。

环境问题
　　我生在北京城里。小时候，我爬到院里的高楼顶上——这座楼在西单——四下眺望、经常能看到颐和园的佛香阁。西单离颐和园起码有二十里地。几年前，我住在北大畅春园，离颐和园只行数里之遥，从窗户里看佛香阁，十次倒有八次看不见。北京的空气老是迷迷糊糊的，有点迷眼，又有点呛嗓子，我小时候不是这样。我已经长大了，变成了—条车轴汉了——这是指衬衣领子像车轴而言。在北京城里住，几乎每天都要换衬衣，在国外时，一件衬衣可以穿好几天。世界上有很多以污染闻名的城市：米兰、洛杉矾、伦敦等等，我都去过，只有墨西哥城例外。就我所见。北京城的情况在这些城市里也是坏的。
　　但我对北京环境改善充满了信心。这是因为一座现代大都市，有能力很快改善环境，北京是首都，自然会首先改善。不信你到欧美的大城市看看，就会发现有些旧石头居于像瓦窑里面一样黑，而新的石头房子则像雪一样白。找个当地人问问，他们会说：老房子的黑是煤烟熏的，现在没有煤烟，石头墙就不会变黑了，我在美国的匹兹堡留过学，那里是美国的钢铁城市，以污染著称。据当地人说，大约三十年前，当地人出门访友时，要穿一件衬衣，带一件衬衣。身上穿的那件在路上就脏了，到了朋友家里再把带的那件换上。现在的情况是：那里的空气很干净。现代大城市有办法解决环境问题：有财力，也有这种技术。到了非解决不可时，自然就会解决。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可以戴风镜、带口罩来解决空气不好的问题。
　　我现在住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出门不远，就不归办事处管，而是乡政府的地面。我家楼下是个农贸市场，成天来往着一些砰砰乱响的东西：手扶拖拉机、小四轮、农用汽车等等。这些交通工具有—个共同点：全装着吼声震天、黑烟滚滚的柴油机。因为有这种机器，我认为城市近郊、小城镇等地环境问题更严重。人家总说城市里噪音严重，但你若到郊区的公路边坐上一天，回来大概已经半聋了。县城的城关大多也吵得要命、上那里逛逛、回来时鼻孔里准是黑的。据报道，我国的农用汽车产值超过了正装汽车。叫作农用车，其实它们净往城市和郊区跑。这类地力人烟稠密，和市中心差不个很多。这里的人既有鼻子，又有耳朵，因此造这种车时，工艺也宜考究些，要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才好，否则是用不了几年的。
　　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七四年我在山东烟台一带插队，　见到现在农用车的鼻祖：它是大车改制的，大车已经有两个轮子，在车辕部位装上个转盘，安上抽水磨面的柴油机，下回装上第二个轮子、用三角皮带带动，驾驶员坐在辕上，转弯时推动转盘，连柒油机带底下的轮子一块转。我不知它的正式名称叫什么，只知道它的雅号叫作“宁死不屈”，因为在转急弯时，它会把头一扭、把驾驶员扔下车去，然后就头在后，屁股在前，　—路猛冲过去，此时用手枪、冲锋枪去打都不能让它停住，拿火箭筒来打它又来不及，所以叫宁死不屈。当然，最后它多半是冲进路边的店铺，撞在柜台上不动了。但那台肇事的柴油机还在恬不知耻地吼叫着。后来，它被政府部门坚决取缔了。不安全只是原因之一，主要的原因是：它对环境的影响是毁灭性的。那东西吵得厉害，简直是天理难容。跑在烟台二马路上，两边的人都要犯心脏病。发展农用汽车，也要以宁死不屈为鉴。
　　说到环境问题，好多人以为这是近代机器文明造成的，其实大谬不然。说到底，环境问题是人的问题。煤烟、柴油机是糟糕，但也是人愿意忍受它。到了下愿忍受时，自然会想出办法来。老北京是座消费城市，虽然没有什么机器，环境也不怎么样：晴天三尺土，雨天一街泥。我从书上看到，旧北京所有的死胡同底部，山墙底下都是尿窝子，过住行人就在那里撒尿。日久天长，山墙另—面就会长出白色的晶体，成分是硝酸铵，经加工可以做鞭炮。有些大妈还用这种东西当盐来炖肉，说用硝来炖肉能炖烂——但这种肉我是不肯吃的。有人说，喝尿可以治百病，但我没有这种嗜好。我宁可得些病。很不幸的是，这些又骚又潮的房子里还要住人，大概不会舒适。天没下雨，听见自己家墙外老是哗哗的，心情也不会好。费孝通先生有篇文章谈“差序格局”，讲到二三十年代江南市镇，满河飘着垃圾，这种环境也个能说是好。我住的地方不远处，有片乱七八槽的小胡同，是外来人口聚集区。有时从那里经过，到处是垃圾。污水到处流，苍蝇到处飞。排水口的筛子上净是粪——根本不成个世界。有一大群人住在一起，只管糟蹋不管收拾，所以就成了这样——此类环境问题源远流长，也没听准说过什么。
　　就我所见，一切环境问题都是这么形成的：工业不会造成环境问题，农业也不会造成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是人造成的。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哀号解决不了环境问题，开大会、大游行、全民总动员也解决不了这问题。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人不能只管糟蹋不管收拾。收拾—下环境就好了，在其中生活也能做个体面人。

工作与人生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副系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举例来说，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写小说），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