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自己站错队不能怪袁伟民

何振梁自己站错队不能怪袁伟民

司马平邦（发表于11月19日《新民周刊》）

一个是1939年出生，一个是1929年出生，两人加起来正好150岁。

一个是中国奥委会第三届主席，另一个是中国奥委会第五届主席；现在他们又都是中国奥委会的名誉主席，另一位名誉主席是当年带领新中国的体育代表团第一次杀进奥运会的李梦华。

一个是中国最著名的“体育外交家”，另一个是中国最功勋卓著的国家队主教练、体育总局长。

而他们之间矛盾的焦点又恰恰是2008年那场史上最宏大的北京奥运会。

有意思之极。

是“人品问题”？是“国家机密”？

袁伟民为什么选择在何振梁即将从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位上退休的关口，而不是在2008年中国的奥运之年推出自己的新书《袁伟民和体坛风云》，也颇耐人寻味。或者是他不得不说不吐不快，而终于等到了这个可以一抒胸臆的关口――反正何振梁要退休了，曝光一个已经离任的中国“最著名的体育外交家”的不堪事，并且在北京奥运会“成功”之后，或者这对中国的奥运声誉造成的伤害最小吧。

以袁伟民，一个运动员出身并曾把中国女排带到世界最高领奖台的血性汉子，这口气从2001年到2009年忍了8年，你不让它爆发出来，恐怕也有失人道――我看到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居然以袁伟民出书“犯了政治之大忌”和“泄露了国家机密”来指责其，说“诋毁过去的老上级是个人品质问题，造成国家机密泄露则是政治纪律问题”。

“诋毁过去的老上级”和诋毁任何人一样都有个人品质问题，但如果这位“老上级”果真有问题，揭一下自然算不上“诋毁”的，再袁伟民当副部级先于何振梁，袁后来是正部级，何一直是副部级，算不上何是袁的老上级。

说到“国家外交策略、外交机密泄露”，可能陈培德先生当年是被政治搞怕了，一提到“路线”、“政治”和“国家”就怕得要死，另一方面，或者是深谙其道，不管什么争议如果你不想让它分出是非或分出个是非后于己不利，咱就抬出“路线”、“政治”和“国家”这样的大块头词汇，吓得人尿裤子。说实话，中国体育的所谓“政治”大局再大大不过北京奥运，奥运都过去一年了，若真有秘密也到了该解密的时候了。

什么是“国家机密”？在我理解，所谓的“国家机密”起码都是经由国家保密制度和保密机关界定，然后经过技术手段处理，烙上火封锁进国家档案馆最秘密的保险柜里，并写上“此文件N年之后方可解密”的东西。别动不动就拿“国家机密”和“泄露国家机密”来唬人，而关于2001年中国申奥上什么“合纵连横”之策其实在当时都算不得秘密的事，各种“组合”外电都分开报道过的了，其核心内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世俗级别的约定俗成罢了。

而我们真正只关心的是：袁伟民书里说的那些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只相信诚实者

袁何之争公开后，何振梁在最初受到记者质问时的回答是：“你信吗？……”接着的一种回答是：“国际奥委会的投票从来都是秘密进行的，袁伟民怎么知道我投给谁？”之后的又一种回答是：“当时的策略是支持一个稳住四个，我所做的重大事情，都是得到奥申委主要领导批准的。”最近的回答是：“其实我连署提名了金云龙，而把票投给了罗格。”最新的回答是：“其实我由始至终支持的都是罗格，袁伟民编造事实，真是太离奇了！”

袁何之争，我只相信诚实者。从何振梁的一系列回答中，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申办是国家行为，连时任北京奥申委执行主席的袁伟民都不知道何振梁的票投给了谁，可见其我行我素。如果说连署提名金云龙是为了贯彻何振梁所说的“支持一个稳住四个”的策略，那也应该是首先提名支持者罗格，而不是先同意连署金云龙再提名罗格。

申办是国家行为，这么大的事，首先应听取国家、奥申委的意见。而无论是在何振梁的书中，还是在袁伟民的书中，都可以看到连署首提金云龙，是何振梁的个人行为。在他2001年3月1日的申奥日记中写到：“金云龙8时半来电话……金想请我联署。我知道金是想利用我的威望。但我别无选择，如我表现出犹豫，更不用说谢绝，都对北京不利，因为我知道金的为人。所以我当即同意。”何振梁最近向记者补充了一个他过去在书中并没写过的情节：“他深知连署这事对申奥的影响，所以，下午特意向当时北京市的主要领导以及袁伟民、李志坚进行了通报。”

而在袁伟民新书第86页是这么描述事情真相的：“第一次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2001年3月2日。有人告诉我，从来自境外信息获悉，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已推荐金云龙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这天，我们正在北京市政府会议室里开会，我和李志坚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因为按照国际奥委会章程规定，竞选主席需要国际奥委会执委成员推荐，当时中国只有这位资深委员是执委，平时他与金云龙关系较好，这是许多委员都知道的，但是，这次推荐谁竞选主席可直接关系到北京申办能否成功，为什么事先他一点儿也没有透露要这么做？很明显，此举与奥申委制定的总策略是完全相悖的。我立即将此信息告诉了时任北京申奥领导小组副组长、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贾庆林、刘淇和奥申委其他领导都感到吃惊，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天下午就立即召开奥申委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请这位资深委员讲明情况。他承认有这个事实，但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避免此举所带来的不良影响，造成罗格和欧洲委员们的误会，我们商量了一个紧急补救措施：请这位资深委员马上再连署推荐第二个新主席候选人罗格……

从以上两本书内容的摘录，谁诚实，谁真实，一目了然。显然，何振梁是把3月1日他当即同意金云龙连署后，第二天奥申委领导从外电获悉后对他进行质疑，他才被动讲出此事，说成了他主动通报此事，有偷梁换柱之嫌。在何振梁看来，通报一下已属不错，可在袁伟民看来，如他书中所写：按理说，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事前征求一下奥申委和中国奥委会的意见吧！按中国外事纪律是要打报告请示的，可是他没有，口头报告也没有。他年事已高，干了一辈子体育外交工作，按理什么规矩都懂，当时我们能说什么呢！可见，袁何之争不是简单的体育外事工作方法之争，而是作为个人国际化以后，要不要国家观念、组织观念，要不要摆正国家和个人位置之争。

客观反馈的投票走向

在袁何之争公开化之后，何振梁曾表示“将连署提名和投票支持混为一谈，是对国际奥委会基本运作缺乏起码的了解。”是的，提名是提名，投票是投票，但先提谁，后提谁有倾向，谁都懂。那么，再看看何振梁的票究竟投给了谁呢？按申办是国家行为，他理应投给罗格，但是否投给了罗格呢？

袁伟民的新书第87页中说：“国际奥委会投票产生新主席的前一天，从莫斯科惊爆险情：国际奥委会一位重量级人物碰见国际奥委会中国的女委员说：‘你们那个人（指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态度暧昧，告诉你们的部长。’请注意，这时候北京已经申办成功，已不存在需要稳住金云龙的问题。申办投票是国家行为，连老外都知道要？体育部长。”

袁伟民说：“当时我非常生气，我心想人家（罗格）说话算数，支持北京申奥成功了，现在我们却过河拆桥，不支持人家，不是丢脸吗？更何况，金云龙能和罗格比吗？金云龙是韩国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后来因为贿选问题被国际奥委会点名，并遭到韩国检察机关的起诉。据说他在（2001年）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曾经许诺：只要给投他的票，他将给予酬劳。这种人怎么能当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是众望所归的主席第一候选人，我让于再清立即召集三个中国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开会，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罗格竞选成功！

可是，结果令人失望，这位资深委员（何振梁）依然我行我素。何振梁支持金云龙，后来“据多方反馈信息，也证实他这么做了”。袁书中说：这已经是一个被多人知晓的事：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一直在为金云龙积极拉票。一位在国际奥委会相当有影响的委员、某国家的亲王对中国奥委会官员说：“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全会上，XXX（指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曾动员我投票支持金云龙，我说，我不能这么做，我与你们体育部长有承诺。”连老外都信守与中国体育部长的承诺，何振梁却反其道而行之。甚至作出这样的回答：投票是秘密进行的，你袁伟民怎么知道我投给谁？何振梁在国家利益和个人自由之间的选择太不可思议了！

袁伟民在书中没有直接说何振梁把票投给了金云龙，但客观反馈的信息一清二楚：北京已经申办成功了，何对罗格态度还暧昧，仍对金云龙尽心尽力，为金拉票，难道还需要怀疑何的这一票的走向吗？在最近的媒体见面会上，何振梁也只是空喊：其实我由始至终支持的都是罗格。所列举的事实也只是他所写的2001年2月8日日记，他在与萨马兰奇私下谈话中的表态：“从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出发，我支持罗格。不过考虑到北京申办奥运会我不会当面对金云龙说‘我不支持你’。这种表态怎能证明他最终的票投给了罗格？而且投票是在7月16日，袁书中所写内容，都是发生在3月联署提名之后，到投票前后。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第88页，有一段文字又可以从韩国人的角度反证现在的何振梁可能在妄说：

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没有投罗格的票而投了金云龙，似乎已不是秘密，韩国媒体做了公开报道，金云龙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失败，“震动”韩国，2001年7月24日，金云龙从欧洲回到首尔，为了“平息舆论”，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一方面表示支持罗格，另一方面“说明真相”，矛头实际指向萨马兰奇。韩国某电视台采访金云龙，金云龙认为中国方面“只有何振梁投了我的票。”韩国内部对金云龙在各大洲得票的情况一清二楚，认为金云龙在亚洲得了7-8票，其中有中国的1票。

其实，何振梁先生现在才想起言之凿凿地咬定自己投票给了罗格而没有投给金云龙，实在有点儿晚了，在当年金云龙和韩国媒体高调宣布何最终投票支持金云龙而不是罗格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何并未见任何回应，现在，当袁伟民在书中摆开战场，把这场投给罗格和投给金云龙的投票上升为维护国家利益与伤害国家利益之别时，何振梁当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他现在在此处松口，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但除了空口一说，何振梁似乎也不能为自己的“连署推荐了金云龙而把票投给了罗格”拿出更多的证据。

国际主义价值观和国家利益角逐

还曾看到在袁何之争刚曝光时何振梁对媒体说：历史是由事实来写成的，不是靠某些人编造出来的。他（指袁）说的这个事，我不想说太多的东西，因为我很忙，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处理，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些无聊的东西，他爱炒就炒吧。我想说的话只有一句：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好人有多好！当然，我也不排除必要的时候会站出来说明一切的。

后来，何振梁对袁伟民新书的反应是很大的，反击动作也是很大的，除了以自己任会长的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名义到处发函要求停止发行袁书，指责“泄漏国家机密”、“损害国家荣誉”外，据说还给中央相关部门一一写信“状告”。说实话，何振梁对袁伟民的反击是相当无力的。他的回应大多是自说自话，自我表功，孤证难圆。

如果只以“国家利益”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袁伟民新书中曝光的何振梁当年所做的一切，其实看似也有不公，毕竟奥林匹克是一项“国际性”运动，这或者也反映了袁伟民、李志坚等一直在国内从事体育的官员与何振梁这样长期置身国际奥委会这样的更具开阔性的环境的人们之间对奥林匹克的理解不同――当然这不包括何振梁真的是为那一份报酬而将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选票投给金云龙。

但由袁伟民新书、李志坚文章甚至何振梁表态中所表现出的，又让我们确认，即使有国际化或者国际主义的价值观作为掩护，奥林匹克运动说到底还是国家力量和国家利益的角逐场

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的第152页里还披露了何振梁不积极支持中国另一位体育官员于再清接替他成为国际奥委会新执委一事：

要完成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任务，就迫切需要一位在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北京奥组委中都有现职的、在位的领导干部，能够进入国际奥委会执委，争取话语权直接对话，这样必将有利于加快北京奥运会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李志坚找到了这位资深委员（何振梁），希望他能支持于再清参与竞选，当时这位资深委员就表示：“如果推荐其他人，我反对，不同意，但是推荐于再清我没有意见，我全力支持他竞选执委。”他还答应写一封英文和法文的推荐信，由他出面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推荐于再清（第154页）。

谈话一结束，李志坚就立刻赶到北京市委，也代表袁伟民，向时任北京奥组委主席、市委书记刘淇报告了这一情况。

但是，令袁伟民和李志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传来的消息却说明：这位资深委员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做。

首先，在推荐信的问题上，他表现得不情愿，他没有写法文推荐信，而只是在外联司拟就的英文推荐信上盖上他的章（第155页）。

为此党组书记李志坚两次找何谈话，第二次谈话何竟然大发雷霆，矢口否认阻挠于再清当选之事。其实是他自己“另有想法”，不久之后就明白了——有委员反映，他在境外谈到执委竞选问题时说：他之所以不竞选，原因是中国政府的要求，体育部长的嫉妒。于是，德国媒体指责中国：“让一个政府告诉我们谁应该进执委会，这是不能允许的！”这些奇特的声音不仅严重地干扰了于再清的竞选，更不能容忍的是，给中国造成了不良影响，认为中国在干扰国际奥林匹克事务，中国体育部门在弄虚作假，严重损害了中国和中国奥委会的形象。结果，2003年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于再清以并不悬殊的票数竞选执委失利，这不能不和“某种声音”有关。又一年过去了，2004年9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于再清再次参加竞选，终于成功，4年后又顺利晋升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在上述叙述里，除了被确证何振梁在另一件事关中国体育的“国家利益”的大事上未能尽心尽力外，再一次反映出他在“国际”与“国家”这两者之间的犹疑，在国家与个人这两个位置上的错位。

何振梁在最近一次与媒体见面会上说：“于再清首次竞选失败，可以说完全是他们作为领导决策上的一个错误，拿这件事来说事，是希望推脱自己的责任。”并且说袁伟民给罗格写信推荐于再清“是犯了国际体育外交的大忌”，“那会被委员们理解为政府对国际奥委会的干涉。”还说当时罗格就对袁伟民表示“出于对中国有利的考虑，建议由我（何振梁）竞选副主席。且不说袁伟民的信、罗格的建议是否存在（袁书中未见），仅何振梁这些话就暴露了概念上、逻辑上的混乱。新老交替是国家的要求，中国奥委会的需要，让50多岁的于再清去接替70多岁的何振梁，即使第一次选不上，也不存在决策上的错误。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中国委员是没有资格“一票否定”国家决定推荐谁去竞选的。何况袁的书中也说了，萨马兰奇第一次竞选执委也没成功，罗格也说了，于再清即使2003年选不上，2004年还可选。至于说袁写信推荐于会被委员们误认为政府干涉，那么如何所说，罗格建议袁推荐何去竞选副主席，岂不是罗格在干涉中国政府吗？

国家力量与自由选择

袁伟民新书中所曝于再清参选和当选之事，一方面充分证明了何振梁在“国际”和“国家”问题上的掰不开摄子、摆不正位置，另一方面更是赤裸裸地揭示，所谓的国际奥委会执委或者副主席的选择，完全也是一场国家力量和国家利益的较量――现在何振梁可以站出来向境外媒体谈到中国政府的干预（中国的体育部长嫉妒他），那么试问他从1980年代起就以中国人身份担任国际奥委会高官，是不是就完全凭着自己的个人奋斗，或者因为他是中国体育界少有的同时会说几门外语的官员，而与中国的国家力量在国际奥委会的影响力无关呢？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对袁伟民和何振梁一个70岁一个80岁两个老体育人之争的最后结果并不感冒，令人感冒的是，埋藏在这场争执背后，打着“国际”招牌的奥林匹克运动，说到底还是“国家”的力量和利益的角逐。

其实，作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作为一个个人，何振梁于2001年国际奥委会竞选新主席和2004年竞选新执委中将手里的选票投任任何一个人都是他个人的权利，若从所谓“国际”视角评价，袁伟民对何振梁的指责看似无理，但袁伟民的新书好就好在它撕下了国际奥林匹克的那张所谓“国际”的面具，而将其还原为一个根本就是国家力量交换利益的大平台。

袁伟民新书中的何振梁可以给中国那些强烈迷信“国际”甚至高于“国家”的人人们狠狠的一个耳光，虽然，一个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把自己手中的选票投给某一个人看似是他的自由，但当你凭藉着国家的力量而不是自己的力量成为这样一位拥有投票权的大人物的时候，其实这时你已经没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袁伟民自2004年退休后就近似销声匿迹，5年后甩出这样一本雷人的新书，让人复见当年带领中国女排夺取三连冠的勇猛――为什么中国三大球，越来越走向世界反倒越来越不行了？为什么那么多运动员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知名的明星之后，他们为国家队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小了？为什么兴奋剂事件、假球事件屡禁不止……因为越来越缺少袁伟民这样一种强烈的国家利益观念。

这其实是中国体育面对的最大困境之一。这恐怕也是，越来越国际化的中国，其他行业也都遇到，或都会遇到的问题。

在袁书的第164页，有一小段关于何振梁将处于“审计风暴”中而从未下过任何结论的所谓中国奥委会的丑闻掀到国际的舞台上的内容，这是一个以“国际”压“国内”不顾国家声誉的典型事例：

2004年6月，雅典奥运前夕，因为审计定性有误，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声誉受到重创，一方面要启动内部申诉，一方面又要备战奥运，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这时，袁伟民收到了一份实名报告，说的是“中国刮起审计风暴时，国际奥委会有关方面告知，中国的这位资深委员向国际奥委会索要近年来分配给中国奥委会资金方面的材料。”国际奥委会负责团结基金的人在卡塔尔告，何振梁跟人家说：“你们知道吗？中国奥委会出丑闻了（指当时国家审计署认为，中国奥委会不该动用资金造职工住宅）！他要国际奥委会团结基金会的负责人告诉他一共给过中国奥委会多少钱，他要清单、收据。这位负责人没有给他，因为他认为XXX（何振梁）不能代表中国奥委会。”这时的何振梁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他很希望获得更有力的证据让中国奥委会出丑。国家利益和个人自由已完全本末倒置。

其实，因这本叫作《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呈现在国人面前的正是可以用袁伟民和何振梁作代表的两种中国人的生动面孔，字里行间袁伟民骨子里的价值观简单直接而且强烈真实：国家至上；而名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实际上从来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体育官员身份的何振梁似乎已然被所谓国际化改造得面目全非，说实话令人担心这个盛名所累的老人的“晚节”无法自保。

但在内心，何振梁也深知自己的这个“国际”身份究竟无法超越自己的那个“国家”的本质，这才正是令他越来越纠结不堪的地方。

其实，简单的一句话：想当“国际主义”的婊子咱就不要再立“国家利益”的牌坊。

一个曾把中国女排带到世界冠军领奖台的血性汉子（没有血汉有世界冠军吗？），一个40多年来一直和中国体育中的“国字号”相伴的男人，遇到2001年北京申奥这样的大事情，又遇到自己人在几件大事上的“放水”“反水”，袁伟民为了2008年北京奥委会的面子，已8年隐忍不吱一声——难道要让袁伟民把这些莫须有的“秘密”真的永远埋在心里吗？

既然何振梁有在2001年北京申奥期间有“放水”或者“反水”的自由，他有作为一名被国际奥委会派驻到中国（这是多么可笑的挟洋自重说法）的执行委员的投票给谁的自由，为什么就没有退休在家无官一身轻的袁伟民8年后说出事实真相一吐为快的自由呢？

袁何之争缘何：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一个开放的中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袁何之争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