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朝鲜--蒙昧的朝鲜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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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朝鲜--蒙昧的朝鲜国民2009-09-25 22:53 本文作者是一个和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以下都是他的真实记载
蒙昧的国民
朝鲜的老百姓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天堂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收音机没有短波，只能收听到平壤台的广播。电视机的频道是固定的，也仅仅能够接收平壤电视台的节目。电视和电台的主要内容就是歌功颂德。歌颂伟大领袖金日成的丰功伟绩。把一切好的事情都归功于伟大领袖。早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中央文化艺术部长的金正日就创立了无矛盾冲突的主体艺术，利用各种文艺形式颂扬金日成。
80年代，金正日又系统总结了金日成的自立、自主、自卫的主体思想，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
再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他们把遇到的一切困难都归罪于美帝国主义。他们利用这种宣传缓解国内的矛盾，挑起国内人民对美国的愤慨。
朝鲜没有经过政治动乱，自1948年建国，50多年来他们严格控制意识形态，不间断地向他的人民灌输一种思想，使得老百姓对领袖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每个朝鲜人都必须佩带金日成的像章，而且以能够佩带这个像章为荣。带像章也是有等级的，级别越高带的像章越小，越精致。我曾被赠送过一枚金日成的像章和一套中文版金日成回忆录。说是对朝鲜的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
我过他们海关之前就把像章带上，海关人员问，你怎么会有我们伟大领袖的像章？我说，是你们国家赠送给我的呀。他们肃然起敬，从此不对我搜身。而对其他人往往就象上飞机进行安检那样严格。后来才知道，那种样式的像章只有他们国家安全部的人佩带。
在朝鲜看电影，如果镜头上出现了金日成的镜头，全场会立即起立鼓掌。和贸易人员如果谈起他们的伟大领袖，你会发现他们眼睛里马上都会闪出泪花。他们说是领袖给了我们一切。他们把金日成称为父亲，金日成的生日为太阳节。你接触任何一个朝鲜人，对慈父领袖的感恩之情都会溢于言表。
1994年7月8日，金日成去世了。2200万朝鲜人好象天塌下来了一样。我们外贸公司向朝鲜的平壤、新义州等地运送了大量的鲜花。一时间丹东的花店和当地种植的鲜花全部售罄。只好从广州空运鲜花。我也随丹东各界到新义州进行吊唁。只见新义州站前广场，金日成的塑像前，鲜花堆积成山，成千上万的朝鲜民众在塑像前跪拜，哭声连成一片。担架队不断地往外抬哭晕过去的人。救护车繁忙地穿梭。这场面大概只有在朝鲜才能看得到。
除了正面的灌输引导还有严酷的法律。朝鲜的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会有国家安全部的派驻人员。我们进行商务谈判，国家安全部的人也会参加旁听。因此我们在谈判时从来不谈论政治问题。朝鲜还实行保甲连坐制度，如果你听到别人说对政府的不满言论不报告，也要受到连坐。据在朝鲜的华侨讲，哪个人如果今天说了对政府不满的话，一夜间这一家人就失踪了。具体被送到了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朝鲜在经济极度困难，老百姓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居然没有人说一个不字，与他们严格地控制舆论和严酷的刑律有关。
个别的人饿的实在不行了，觉得横竖是死，也有铤而走险越境跑到中国的。但朝鲜在中国的耳目也很多，他们一旦知道这个人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就会照会中国边防。中国边防根据两国之间的协定，只能把越境的朝鲜人送回去。在朝鲜，越境出逃就是叛国罪，要处以死刑。来接人的警察不用手铐。过来后就用8号铁丝从逃跑者的手心穿过去，把手绑在一起押回去。回去后，要把叛逃者的亲属和邻居都召集在一起，让他们亲眼看着把这个人绞死或者枪毙。
在丹东有个中朝合资兴办的酒店。酒店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是从朝鲜派来的漂亮姑娘。他们在朝鲜都受过大学教育，人人会说中文，各个能歌善舞。既温文而雅又活泼可爱。面对这群宛如天仙的朝鲜姑娘，不知道多少大款垂涎欲滴，想各种办法要把她们弄到手，可没有一个得逞的。那些朝鲜姑娘给多少钱你也领不走。原因是她们都是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的坚定分子才派出国。另外，如果她们有了不轨的行为就会受到严惩，如果她们叛逃了，她们留在国内的全家人都会遭殃。
即使朝鲜的外交人员，夫妻都在国外，孩子也要留在国内，叛逃了留在国内的人质就遭殃了。
在朝鲜，能派出国的都是国家非常信任的人。出国回去后，要经过长达一个月的集中洗脑。他们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只能烂到肚子里。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平壤国家级商社的朴科长，这个人很年轻，30岁出头，他第一次出国。入境后我请他吃饭。一顿饭没吃完，就开始腹泻了，连续上厕所。原因是他平时吃的都是咸菜，肚子里没一点油水，冷丁吃了这么多油腻的东西，胃肠接受不了。等住到一个星期，气色就变过来了，脸也红润有光泽了。
我给了他5000元人民币，让翻译带他到商店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翻译回来和我说：那朴科长到商店一看就傻眼了，中国怎么这么多东西呀？他感慨地说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决不会相信中国现在物质这么丰富。因为他们平时听到的对中国的宣传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他看见我们的居民都把自行车放在楼下，晚上也不搬到屋里去。就问：晚上自行车也不往回拿，不怕丢吗？我的翻译说：我们这里现在谁偷自行车呀，都偷汽车。朴科长哦了一声说，大概这就是共产主义吧。
我的公司就在鸭绿江边上，星期天这个朴科长坐在江边的台阶上，望着对岸他们自己的国家发呆，足足坐了一个上午。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么穷呢？我笑着说；这个问题只能让你们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同志来回答。
为什么贫穷
是呀，朝鲜为什么这么贫穷呢？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造成朝鲜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朝鲜问题的专家，这个问题应该是由他们去研究。我只能直观看到一两个侧面。
首先，朝鲜多年以来是靠中国援助才得以生存的国家。中国志愿军1958年撤出朝鲜以后，朝鲜军队的装备仍然是中国无偿供给的。在丹东有一个部队的武器交接所。他们把朝鲜部队需要的武器运过去，把使用坏了的拿回来，修理好以后再返回去。
在经济上中国在80年代以前每年也向朝鲜提供相当数量的无偿援助。输油管道都直接通到朝鲜，打开阀门石油就流了过去。在鸭绿江上我国修的水电站，都无偿的把一半的发电量给朝鲜使用。他们把朝鲜无烟煤高价给我们，我们国家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卖给老百姓。因此，在60-70年代，朝鲜的经济相对比较稳定，人民的生活甚至好于中国。那时侯开始就实行了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在我们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好多朝鲜族人都跑回到朝鲜去了，因为当时那里比我们这里生活的好。
8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停止了对朝鲜的无偿援助，包括军费开支。朝鲜2200万人口，正规军就有108万人，据说加上其他武装力量能达到200万。这样庞大的军队每年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占很大的比例。因此，中国停止援助以后，朝鲜就象一个断了奶的孩子瘫痪了。
朝鲜的穷兵黩武是出了名的。朝鲜人士兵很有战斗力。他们不怕打仗，而且随时可以为领袖牺牲。我和朝鲜驻北京大使馆的一个三秘是朋友。他每次回国路过丹东都和我联系。他汉语流利，因不用翻译，话题就广泛一些。他说朝鲜的潜艇经常到韩国水域侦察，如果一旦被对方发现，就可能遭到深水炸弹的袭击。潜艇受创以后，如果浮出水面，就可能被俘。在这种情况下，全艇的士兵就会选择集体自杀而决不当俘虏。
韩国人在心理上也十分惧怕朝鲜人。我曾接待了一个韩国的客户。他的祖籍就在北朝鲜。他来丹东后，站在鸭绿江边，十分感慨。说我活了50多岁了才第一次看见家乡的土地。我看他这个样子就说，那我带你坐游江船吧，可以更近距离的看看你的故乡。他连忙后退摆手连声说：不，不，不。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敢坐游江船。我说没关系，可以穿上救生衣，很安全的。他解释说：不是怕掉进水里去，我是怕离他们的岸边太近了，被朝鲜特务给抓去。他说，朝鲜小学生做算术题都是：一个手榴弹加一个手榴弹等于两个手榴弹。这说明韩国当局平时把北朝鲜宣传的挺恐怖，加重了韩国人的惧怕心理。另外韩国人害怕打仗，因为他们生活比较富裕，希望安定，而北朝鲜人反正什么都没有，打仗说不定还能好一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经济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体制问题。朝鲜是高度的公有化国家。计划经济一统到底。这种吃大锅饭的弊端我们都十分清楚，不用赘述。按说金日成在世的时候，也在努力抓经济建设。早在1956年，金日成就提出以跨上千里马的气势奔腾，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在执行下一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发挥出革命的热忱，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掀起新的高潮。这就是著名的千里马运动。据有关资料说，金日成在执政期间，从1948年到1994年共视察了20600个单位，用了8650天到基层。相当于23年的时间。行程57万多公里。就是临死的几天前他还到农村视察。《金日成猝死》一文有这样一段文字：
近几年来，朝鲜的农业形势一直不好，据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可各级领导不敢上报。现在正当夏收季节，虚报产量之风又可能刮起来，金日成实在信不过，这样的大问题他必须事必躬亲。
金日成亲自下到田间检查作物生产情况，放眼望去，只见遍地杂草，庄稼长得稀稀落落。金日成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刚才在道委员会听取汇报时，他得知此地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划，他已经发了一通脾气，如今亲眼看到这副景象，反倒默不作声了。
离开农田，他又到村中访问，一家农舍的主人连声说托金主席的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但金日成环顾四周，又看见一些破破烂烂的家当，大人小孩都是面黄肌瘦的模样，心头不禁一阵酸楚，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时，农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革命了这么多年，没想到农村还是这么穷，这是为什么？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过好日子，看来都是我没有领导好，我对不起你们！”
说到这里，金日成不由得落下泪来。领袖一动感情，陪同他视察的官员，警卫人员以及村中的百姓也受到了感染，全都掉下了眼泪。道委书记见状，急忙跪倒在地请求处分，金日成将他扶起来，安慰道：“责任在我，在中央，不在你们。”
我无从考证这段记载的真实性。但由于吃大锅饭，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这是事实。农民养猪可以，但不能自己宰，要交给国家。这样农民就没有养猪的积极性了。在插秧的季节，我们会看到城市里的工人，人民军战士都到农村去支援农业。这种情况和我们以前是一样的。再加上那三年的旱涝灾害，生产资料短缺，造成基本上颗粒无收。基层干部虚报产量，仅有的一点粮食都上缴了，人民肯定就要饿肚皮。这些在我们国家也都曾发生过。
从历史的角度看，金日成执政后朝鲜人民的生活和旧社会相比显然是有进步的。可高度公有制带来的一系列弊病，以及官员的腐败等等人祸，再加上天灾，造成了朝鲜经济明显滞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金正日掌权以后，曾先后三次到中国访问，学习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2002年朝鲜取消了供给制，大幅度提高了工人工资，从平均工资110元提高到2000元。同时开放物价，取消粮食等生活用品的国家补贴。初露了改革的端倪。工厂实行独立核算制，合作农场实行分组核算制。在开城建立了工业园区，吸引韩国客商投资。在新义州拟建立特区，任命荷兰籍华人杨斌为特首，后来因杨斌被中国警方逮捕，新义州建特区计划搁浅。现在朝鲜的经济比前几年有了好转，老百姓基本上可以吃饱饭了。市场经济开始露头，单位团体也可以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但总体上看，朝鲜改革的步伐还不是很大，成效也不是很显著。
贫穷和饥饿
在朝鲜“苦难的行军”时期，人民生活的困苦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粮食短缺，基本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人们在生死线上挣扎。
那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新义州去。新义州的饭店很少，我们只能在海关旁边的一个饭店吃午饭。而这个饭店每天中午永远都是煎牛肉。这是朝鲜风味的一种吃法。就是在一个平底锅上放点油，在上面煎切好的生牛肉。然后蘸调料吃。再有的就是朝鲜泡菜。主食是朝鲜冷面或米饭。这种东西偶尔吃一次还可以，每天都吃就不行了。到后来几乎闻到牛肉的味道就要吐了。在那里吃饭一般都是朝鲜客户请我们。他们带支票就可以结算，而且价格很便宜。如果我们自己结帐，四个人吃一顿煎牛肉，大约需要50-60美圆，贵的令人咋舌。但是又不能回去吃饭，虽然一分钟就能回国，可来回海关检查的手续烦琐，要耽误很长的时间。
为了解决中午的吃饭问题，我们就经常去熟悉的华侨家里吃饭。那时候朝鲜海关管理还不是很严，我们可以开车到华侨家里去。新义州的华侨都做些边贸生意，因此都很富，家里吃的用的都是从国内带过去的，应有尽有。在华侨家里吃饭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想吃什么都行。
一次我从华侨家里吃饭出来，看到一个场景，令我吃惊。华侨家住的是平房，有一个小院子，大门外的路旁有一条排水沟。华侨家的下水也流到这个排水沟里。时间长了下水流出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水坑。一些食物的残渣就会沉淀在那里。我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用手在小坑里捞那些食物残渣，然后送进嘴里。那人看见我出来连忙用手搽嘴。手上的污泥反而把脸也弄脏了。他低着头要离开，我喊住他，转身回到华侨家里，拿了两个馒头递给他。他看见馒头双手接过去，一面哭一面说着感谢的话，向后退着深深地鞠躬，退出去十几米后才转身离开。看着他的背影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的翻译郑先生是个朝鲜族，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到了中国，叔叔还留在朝鲜新义州。他在做外贸以前也从来没有到过朝鲜，只知道朝鲜还有个婶婶和堂兄妹。我们每天出入海关的时候，都会看到围栏外面有一些人站在那里翘首张望。这些大都是在中国有亲戚的朝鲜人，他们期待着能遇到他们的亲戚，或者能给中国的亲戚捎个口信什么的。这里面就有郑翻译的堂弟。他有闲暇就到海关门那里去站着，希望能遇到亲人。也不知道站了多少天，有一次，从来没见过面的堂兄弟终于碰面了，堂弟大哭，说这下可有救了。
郑翻译把他的堂弟介绍给我，他是一名船员，每月工资100朝鲜币。在当时朝鲜的工人当中算是很高的工资了。可100元朝币在民间的兑换价只相当于我们5元人民币。在新义州的黑市上仅仅可以买2斤大米。看他面目黝黑，眼窝深陷就知道处于极度的营养不良之中。此后，我们每次过江都要给他和他的家人带一些吃的东西。有一次我问他什么东西可以在黑市上卖好价钱，他说香烟。我第二天买了两箱红玫瑰香烟，送给了海关一箱，另一箱送给了堂弟。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堂弟在海关大门前等到我们。要我一定要去他家吃一顿饭。他说为了这顿饭，筹备了好长时间。他年迈的母亲冒着被抓的危险，到义州的亲戚家去弄了点糯米。要给我做一点打糕吃，表示他全家的谢意。朝鲜人从甲地到乙地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必须由警察部门开通行证，没有通行证随便走动抓住就可能坐牢。我说真的不必冒这么大的危险去为我准备一顿饭。他说你给我的一箱香烟，我一盒卖了50朝币，一共卖了2万5千朝币，等于我20多年的工资了，我们家把你当作了救命恩人。我告诉他，这烟在中国每盒是5角钱，两箱500元。我每天过来都差不多要花这么多钱来救济难民，你不必放在心上。尽管他是真情实意的请我，我还是没去吃那顿饭。因为在朝鲜，如果朝鲜人私下里和中国人接触就会被国家安全局的人调查，很可能为这一顿饭就会给他全家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
朝鲜的儿童很可爱也最可怜，普通家庭的孩子根本吃不到糖果饼干之类的食品。孩子病了，妈妈背着孩子到华侨家里花5元钱买一块糖给孩子吃。或者花一块钱买一粒糖精回家化点甜水给孩子喝。
我的一位姓桂的同事也是朝鲜族，他的姐姐和弟弟在新义州。稍信过来说，快点来吧，再不来我们就要饿死了。老桂急忙申请探亲。以做贸易的名义带了一吨大米和各种日用品。过朝鲜海关的时候大米被克扣的只剩了几百斤。这对姐姐弟弟全家来说也是救命的粮食。姐姐的小孙女整天围在舅爷身边，生怕舅爷走了。孙女说舅爷来了就有米饭吃，走了就没有了。老桂返回的时候，身上穿的西装、衬衣、皮鞋都被亲属要去了，他穿着裤衩背心。穿着拖鞋，身上套了件风衣回来了。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朝鲜的民众并不抱怨政府。他们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是美国封锁我们，使我们这么困难。朝鲜的普通老百姓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只能收听到自己的广播和电视。我曾和一个老者交谈，我说你生活的怎么样，他说：我们的生活就象天堂一样，都是慈父领袖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朝鲜的妇女
把朝鲜的妇女作为第二篇是因为我对朝鲜妇女的印象太深刻了。以前我和大家一样，只能从电影上看到朝鲜妇女的形象。比如“南江村妇女”的勤劳勇敢，“卖花姑娘”的美丽善良，“鲜花盛开的村庄”里的姑娘们的活泼可爱，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朝鲜妇女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她们具备妇女所有的美德。可是在贫穷的国家里，妇女们却遭受着更大的苦难。
1997年以后的三年里，朝鲜因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原因，经济处于频临崩溃的边缘。这段困难时期，朝鲜官方称之为“苦难的行军”。最严重的是缺乏粮食，没有市场经济，吃供应粮食的城市居民，居然几个月都领不到供应粮。朝鲜官方封锁一切真实的消息，无从知道那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从熟悉的朝鲜人口中得知，许多地方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
当时我们每天都要把大量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朝鲜。我每天都去朝鲜办公，送粮的卡车到朝鲜后，要办理一些过境手续，然后交给与我们合作的朝鲜商社。朝鲜妇女是各种重体力劳动的主体。每次卸车搬运粮食的都是朝鲜妇女，而那些男人们往往都在点数，记帐什么的。朝鲜的妇女大都身材矮小，瘦弱。扛一袋面粉走路，双腿会不断地颤抖。卸一车粮食，她们往往大汗淋漓。每次卸车我都不忍心看这些妇女劳动的场面。我通过翻译了解到，其实这些妇女来做这么重的体力活，只是为了多挣点粮食，她们每天有300克的粮食的定量，如果来干活就可以挣到500克的粮食。
按照我们现在每天所摄入的食物，300克大概也足够了，可朝鲜不同，他们副食匮乏，整年都吃不到肉，在太阳节，也就是领袖金日成生日的时候才供应两块豆腐。肚子里没一点油水，因此他们的饭量都很大。当兵的定量最高，每天600克，也是照样不够吃。那些年，见到的所有的朝鲜人，大都黑瘦。有人开玩笑说，朝鲜除了金日成父子以为，没有第三个胖子。
于是，我每次运送粮食的时候，都要带上几箱面包和饼干之类，卸车的时候，先发给这些妇女，让她们吃饱了再干活。可发给她们的时候，她们都不吃，把面包放到衣服里，带回家给孩子吃。可恶的是那些当官的等我们走后，经常搜查她们，面包统统收上去供他们享用和支配。我知道了以后，非常愤慨。因为这些商社的头头都很富有，我们和他们做生意，都送给他们很多礼品，而且每单生意都有回扣，用美圆支付。即使这样，他们却连妇女们的一点面包都不放过。下次过去时我只好多带食品，先给头头几箱，然后给妇女们分发，关照她们先吃下去，干完活以后再发给带给孩子的。因为我曾经挨过饿，我知道挨饿的滋味，虽然每次要多花上几百元钱，但觉得心里能好受一些。
朝鲜的劳动妇女在外面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回家还要最全部的家务。在朝鲜，谁家的男人如果做了诸如洗衣服这样的家务活，那是会被人笑话的。男人回家以后什么都不做。女人背着孩子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饭好了以后，要服侍男人和孩子先吃，自己往往就在灶房里吃几口。千百年来的传统使得这些朝鲜妇女任劳任怨，从来不抱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每天就这样辛辛苦苦的劳作着。
在贸易活动中，我也接触到一些上层的妇女，比如在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工作的女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我认识的一位文女士，曾经在北京大学留学，在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过八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每次和她面谈，她总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穿着得体，举止大方。她在朝鲜的女性中，社会地位算很高了，可她身上看不到一点点骄嗔，一点点傲慢，这大概就是朝鲜妇女的可爱之处。
朝鲜妇女在整个社会活动中担负着很重的社会责任，各行各业女性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女军人，女警察，女工程师，公务员，工人，农民。她们共同的特点是吃苦耐劳，温柔善良。因此有人说朝鲜男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如果你能机会接触一些朝鲜女性，也会同意这个说法的。
蒙昧的国民
朝鲜的老百姓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天堂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收音机没有短波，只能收听到平壤台的广播。电视机的频道是固定的，也仅仅能够接收平壤电视台的节目。电视和电台的主要内容就是歌功颂德。歌颂伟大领袖金日成的丰功伟绩。把一切好的事情都归功于伟大领袖。早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中央文化艺术部长的金正日就创立了无矛盾冲突的主体艺术，利用各种文艺形式颂扬金日成。
80年代，金正日又系统总结了金日成的自立、自主、自卫的主体思想，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
再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他们把遇到的一切困难都归罪于美帝国主义。他们利用这种宣传缓解国内的矛盾，挑起国内人民对美国的愤慨。
朝鲜没有经过政治动乱，自1948年建国，50多年来他们严格控制意识形态，不间断地向他的人民灌输一种思想，使得老百姓对领袖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每个朝鲜人都必须佩带金日成的像章，而且以能够佩带这个像章为荣。带像章也是有等级的，级别越高带的像章越小，越精致。我曾被赠送过一枚金日成的像章和一套中文版金日成回忆录。说是对朝鲜的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
我过他们海关之前就把像章带上，海关人员问，你怎么会有我们伟大领袖的像章？我说，是你们国家赠送给我的呀。他们肃然起敬，从此不对我搜身。而对其他人往往就象上飞机进行安检那样严格。后来才知道，那种样式的像章只有他们国家安全部的人佩带。
在朝鲜看电影，如果镜头上出现了金日成的镜头，全场会立即起立鼓掌。和贸易人员如果谈起他们的伟大领袖，你会发现他们眼睛里马上都会闪出泪花。他们说是领袖给了我们一切。他们把金日成称为父亲，金日成的生日为太阳节。你接触任何一个朝鲜人，对慈父领袖的感恩之情都会溢于言表。
1994年7月8日，金日成去世了。2200万朝鲜人好象天塌下来了一样。我们外贸公司向朝鲜的平壤、新义州等地运送了大量的鲜花。一时间丹东的花店和当地种植的鲜花全部售罄。只好从广州空运鲜花。我也随丹东各界到新义州进行吊唁。只见新义州站前广场，金日成的塑像前，鲜花堆积成山，成千上万的朝鲜民众在塑像前跪拜，哭声连成一片。担架队不断地往外抬哭晕过去的人。救护车繁忙地穿梭。这场面大概只有在朝鲜才能看得到。
除了正面的灌输引导还有严酷的法律。朝鲜的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会有国家安全部的派驻人员。我们进行商务谈判，国家安全部的人也会参加旁听。因此我们在谈判时从来不谈论政治问题。朝鲜还实行保甲连坐制度，如果你听到别人说对政府的不满言论不报告，也要受到连坐。据在朝鲜的华侨讲，哪个人如果今天说了对政府不满的话，一夜间这一家人就失踪了。具体被送到了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朝鲜在经济极度困难，老百姓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居然没有人说一个不字，与他们严格地控制舆论和严酷的刑律有关。
个别的人饿的实在不行了，觉得横竖是死，也有铤而走险越境跑到中国的。但朝鲜在中国的耳目也很多，他们一旦知道这个人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就会照会中国边防。中国边防根据两国之间的协定，只能把越境的朝鲜人送回去。在朝鲜，越境出逃就是叛国罪，要处以死刑。来接人的警察不用手铐。过来后就用8号铁丝从逃跑者的手心穿过去，把手绑在一起押回去。回去后，要把叛逃者的亲属和邻居都召集在一起，让他们亲眼看着把这个人绞死或者枪毙。
在丹东有个中朝合资兴办的酒店。酒店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是从朝鲜派来的漂亮姑娘。他们在朝鲜都受过大学教育，人人会说中文，各个能歌善舞。既温文而雅又活泼可爱。面对这群宛如天仙的朝鲜姑娘，不知道多少大款垂涎欲滴，想各种办法要把她们弄到手，可没有一个得逞的。那些朝鲜姑娘给多少钱你也领不走。原因是她们都是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的坚定分子才派出国。另外，如果她们有了不轨的行为就会受到严惩，如果她们叛逃了，她们留在国内的全家人都会遭殃。
即使朝鲜的外交人员，夫妻都在国外，孩子也要留在国内，叛逃了留在国内的人质就遭殃了。
在朝鲜，能派出国的都是国家非常信任的人。出国回去后，要经过长达一个月的集中洗脑。他们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只能烂到肚子里。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平壤国家级商社的朴科长，这个人很年轻，30岁出头，他第一次出国。入境后我请他吃饭。一顿饭没吃完，就开始腹泻了，连续上厕所。原因是他平时吃的都是咸菜，肚子里没一点油水，冷丁吃了这么多油腻的东西，胃肠接受不了。等住到一个星期，气色就变过来了，脸也红润有光泽了。
我给了他5000元人民币，让翻译带他到商店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翻译回来和我说：那朴科长到商店一看就傻眼了，中国怎么这么多东西呀？他感慨地说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决不会相信中国现在物质这么丰富。因为他们平时听到的对中国的宣传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他看见我们的居民都把自行车放在楼下，晚上也不搬到屋里去。就问：晚上自行车也不往回拿，不怕丢吗？我的翻译说：我们这里现在谁偷自行车呀，都偷汽车。朴科长哦了一声说，大概这就是共产主义吧。
我的公司就在鸭绿江边上，星期天这个朴科长坐在江边的台阶上，望着对岸他们自己的国家发呆，足足坐了一个上午。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么穷呢？我笑着说；这个问题只能让你们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同志来回答。
为什么贫穷
是呀，朝鲜为什么这么贫穷呢？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造成朝鲜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朝鲜问题的专家，这个问题应该是由他们去研究。我只能直观看到一两个侧面。
首先，朝鲜多年以来是靠中国援助才得以生存的国家。中国志愿军1958年撤出朝鲜以后，朝鲜军队的装备仍然是中国无偿供给的。在丹东有一个部队的武器交接所。他们把朝鲜部队需要的武器运过去，把使用坏了的拿回来，修理好以后再返回去。
在经济上中国在80年代以前每年也向朝鲜提供相当数量的无偿援助。输油管道都直接通到朝鲜，打开阀门石油就流了过去。在鸭绿江上我国修的水电站，都无偿的把一半的发电量给朝鲜使用。他们把朝鲜无烟煤高价给我们，我们国家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卖给老百姓。因此，在60-70年代，朝鲜的经济相对比较稳定，人民的生活甚至好于中国。那时侯开始就实行了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在我们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好多朝鲜族人都跑回到朝鲜去了，因为当时那里比我们这里生活的好。
8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停止了对朝鲜的无偿援助，包括军费开支。朝鲜2200万人口，正规军就有108万人，据说加上其他武装力量能达到200万。这样庞大的军队每年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占很大的比例。因此，中国停止援助以后，朝鲜就象一个断了奶的孩子瘫痪了。
朝鲜的穷兵黩武是出了名的。朝鲜人士兵很有战斗力。他们不怕打仗，而且随时可以为领袖牺牲。我和朝鲜驻北京大使馆的一个三秘是朋友。他每次回国路过丹东都和我联系。他汉语流利，因不用翻译，话题就广泛一些。他说朝鲜的潜艇经常到韩国水域侦察，如果一旦被对方发现，就可能遭到深水炸弹的袭击。潜艇受创以后，如果浮出水面，就可能被俘。在这种情况下，全艇的士兵就会选择集体自杀而决不当俘虏。
韩国人在心理上也十分惧怕朝鲜人。我曾接待了一个韩国的客户。他的祖籍就在北朝鲜。他来丹东后，站在鸭绿江边，十分感慨。说我活了50多岁了才第一次看见家乡的土地。我看他这个样子就说，那我带你坐游江船吧，可以更近距离的看看你的故乡。他连忙后退摆手连声说：不，不，不。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敢坐游江船。我说没关系，可以穿上救生衣，很安全的。他解释说：不是怕掉进水里去，我是怕离他们的岸边太近了，被朝鲜特务给抓去。他说，朝鲜小学生做算术题都是：一个手榴弹加一个手榴弹等于两个手榴弹。这说明韩国当局平时把北朝鲜宣传的挺恐怖，加重了韩国人的惧怕心理。另外韩国人害怕打仗，因为他们生活比较富裕，希望安定，而北朝鲜人反正什么都没有，打仗说不定还能好一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经济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体制问题。朝鲜是高度的公有化国家。计划经济一统到底。这种吃大锅饭的弊端我们都十分清楚，不用赘述。按说金日成在世的时候，也在努力抓经济建设。早在1956年，金日成就提出以跨上千里马的气势奔腾，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在执行下一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发挥出革命的热忱，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掀起新的高潮。这就是著名的千里马运动。据有关资料说，金日成在执政期间，从1948年到1994年共视察了20600个单位，用了8650天到基层。相当于23年的时间。行程57万多公里。就是临死的几天前他还到农村视察。《金日成猝死》一文有这样一段文字：
近几年来，朝鲜的农业形势一直不好，据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可各级领导不敢上报。现在正当夏收季节，虚报产量之风又可能刮起来，金日成实在信不过，这样的大问题他必须事必躬亲。
金日成亲自下到田间检查作物生产情况，放眼望去，只见遍地杂草，庄稼长得稀稀落落。金日成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刚才在道委员会听取汇报时，他得知此地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划，他已经发了一通脾气，如今亲眼看到这副景象，反倒默不作声了。
离开农田，他又到村中访问，一家农舍的主人连声说托金主席的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但金日成环顾四周，又看见一些破破烂烂的家当，大人小孩都是面黄肌瘦的模样，心头不禁一阵酸楚，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时，农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革命了这么多年，没想到农村还是这么穷，这是为什么？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过好日子，看来都是我没有领导好，我对不起你们！”
说到这里，金日成不由得落下泪来。领袖一动感情，陪同他视察的官员，警卫人员以及村中的百姓也受到了感染，全都掉下了眼泪。道委书记见状，急忙跪倒在地请求处分，金日成将他扶起来，安慰道：“责任在我，在中央，不在你们。”
我无从考证这段记载的真实性。但由于吃大锅饭，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这是事实。农民养猪可以，但不能自己宰，要交给国家。这样农民就没有养猪的积极性了。在插秧的季节，我们会看到城市里的工人，人民军战士都到农村去支援农业。这种情况和我们以前是一样的。再加上那三年的旱涝灾害，生产资料短缺，造成基本上颗粒无收。基层干部虚报产量，仅有的一点粮食都上缴了，人民肯定就要饿肚皮。这些在我们国家也都曾发生过。
从历史的角度看，金日成执政后朝鲜人民的生活和旧社会相比显然是有进步的。可高度公有制带来的一系列弊病，以及官员的腐败等等人祸，再加上天灾，造成了朝鲜经济明显滞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金正日掌权以后，曾先后三次到中国访问，学习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2002年朝鲜取消了供给制，大幅度提高了工人工资，从平均工资110元提高到2000元。同时开放物价，取消粮食等生活用品的国家补贴。初露了改革的端倪。工厂实行独立核算制，合作农场实行分组核算制。在开城建立了工业园区，吸引韩国客商投资。在新义州拟建立特区，任命荷兰籍华人杨斌为特首，后来因杨斌被中国警方逮捕，新义州建特区计划搁浅。现在朝鲜的经济比前几年有了好转，老百姓基本上可以吃饱饭了。市场经济开始露头，单位团体也可以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但总体上看，朝鲜改革的步伐还不是很大，成效也不是很显著。
贫穷和饥饿
在朝鲜“苦难的行军”时期，人民生活的困苦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粮食短缺，基本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人们在生死线上挣扎。
那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新义州去。新义州的饭店很少，我们只能在海关旁边的一个饭店吃午饭。而这个饭店每天中午永远都是煎牛肉。这是朝鲜风味的一种吃法。就是在一个平底锅上放点油，在上面煎切好的生牛肉。然后蘸调料吃。再有的就是朝鲜泡菜。主食是朝鲜冷面或米饭。这种东西偶尔吃一次还可以，每天都吃就不行了。到后来几乎闻到牛肉的味道就要吐了。在那里吃饭一般都是朝鲜客户请我们。他们带支票就可以结算，而且价格很便宜。如果我们自己结帐，四个人吃一顿煎牛肉，大约需要50-60美圆，贵的令人咋舌。但是又不能回去吃饭，虽然一分钟就能回国，可来回海关检查的手续烦琐，要耽误很长的时间。
为了解决中午的吃饭问题，我们就经常去熟悉的华侨家里吃饭。那时候朝鲜海关管理还不是很严，我们可以开车到华侨家里去。新义州的华侨都做些边贸生意，因此都很富，家里吃的用的都是从国内带过去的，应有尽有。在华侨家里吃饭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想吃什么都行。
一次我从华侨家里吃饭出来，看到一个场景，令我吃惊。华侨家住的是平房，有一个小院子，大门外的路旁有一条排水沟。华侨家的下水也流到这个排水沟里。时间长了下水流出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水坑。一些食物的残渣就会沉淀在那里。我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用手在小坑里捞那些食物残渣，然后送进嘴里。那人看见我出来连忙用手搽嘴。手上的污泥反而把脸也弄脏了。他低着头要离开，我喊住他，转身回到华侨家里，拿了两个馒头递给他。他看见馒头双手接过去，一面哭一面说着感谢的话，向后退着深深地鞠躬，退出去十几米后才转身离开。看着他的背影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的翻译郑先生是个朝鲜族，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到了中国，叔叔还留在朝鲜新义州。他在做外贸以前也从来没有到过朝鲜，只知道朝鲜还有个婶婶和堂兄妹。我们每天出入海关的时候，都会看到围栏外面有一些人站在那里翘首张望。这些大都是在中国有亲戚的朝鲜人，他们期待着能遇到他们的亲戚，或者能给中国的亲戚捎个口信什么的。这里面就有郑翻译的堂弟。他有闲暇就到海关门那里去站着，希望能遇到亲人。也不知道站了多少天，有一次，从来没见过面的堂兄弟终于碰面了，堂弟大哭，说这下可有救了。
郑翻译把他的堂弟介绍给我，他是一名船员，每月工资100朝鲜币。在当时朝鲜的工人当中算是很高的工资了。可100元朝币在民间的兑换价只相当于我们5元人民币。在新义州的黑市上仅仅可以买2斤大米。看他面目黝黑，眼窝深陷就知道处于极度的营养不良之中。此后，我们每次过江都要给他和他的家人带一些吃的东西。有一次我问他什么东西可以在黑市上卖好价钱，他说香烟。我第二天买了两箱红玫瑰香烟，送给了海关一箱，另一箱送给了堂弟。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堂弟在海关大门前等到我们。要我一定要去他家吃一顿饭。他说为了这顿饭，筹备了好长时间。他年迈的母亲冒着被抓的危险，到义州的亲戚家去弄了点糯米。要给我做一点打糕吃，表示他全家的谢意。朝鲜人从甲地到乙地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必须由警察部门开通行证，没有通行证随便走动抓住就可能坐牢。我说真的不必冒这么大的危险去为我准备一顿饭。他说你给我的一箱香烟，我一盒卖了50朝币，一共卖了2万5千朝币，等于我20多年的工资了，我们家把你当作了救命恩人。我告诉他，这烟在中国每盒是5角钱，两箱500元。我每天过来都差不多要花这么多钱来救济难民，你不必放在心上。尽管他是真情实意的请我，我还是没去吃那顿饭。因为在朝鲜，如果朝鲜人私下里和中国人接触就会被国家安全局的人调查，很可能为这一顿饭就会给他全家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
朝鲜的儿童很可爱也最可怜，普通家庭的孩子根本吃不到糖果饼干之类的食品。孩子病了，妈妈背着孩子到华侨家里花5元钱买一块糖给孩子吃。或者花一块钱买一粒糖精回家化点甜水给孩子喝。
我的一位姓桂的同事也是朝鲜族，他的姐姐和弟弟在新义州。稍信过来说，快点来吧，再不来我们就要饿死了。老桂急忙申请探亲。以做贸易的名义带了一吨大米和各种日用品。过朝鲜海关的时候大米被克扣的只剩了几百斤。这对姐姐弟弟全家来说也是救命的粮食。姐姐的小孙女整天围在舅爷身边，生怕舅爷走了。孙女说舅爷来了就有米饭吃，走了就没有了。老桂返回的时候，身上穿的西装、衬衣、皮鞋都被亲属要去了，他穿着裤衩背心。穿着拖鞋，身上套了件风衣回来了。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朝鲜的民众并不抱怨政府。他们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是美国封锁我们，使我们这么困难。朝鲜的普通老百姓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只能收听到自己的广播和电视。我曾和一个老者交谈，我说你生活的怎么样，他说：我们的生活就象天堂一样，都是慈父领袖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朝鲜的妇女
把朝鲜的妇女作为第二篇是因为我对朝鲜妇女的印象太深刻了。以前我和大家一样，只能从电影上看到朝鲜妇女的形象。比如“南江村妇女”的勤劳勇敢，“卖花姑娘”的美丽善良，“鲜花盛开的村庄”里的姑娘们的活泼可爱，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朝鲜妇女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她们具备妇女所有的美德。可是在贫穷的国家里，妇女们却遭受着更大的苦难。
1997年以后的三年里，朝鲜因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原因，经济处于频临崩溃的边缘。这段困难时期，朝鲜官方称之为“苦难的行军”。最严重的是缺乏粮食，没有市场经济，吃供应粮食的城市居民，居然几个月都领不到供应粮。朝鲜官方封锁一切真实的消息，无从知道那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从熟悉的朝鲜人口中得知，许多地方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
当时我们每天都要把大量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朝鲜。我每天都去朝鲜办公，送粮的卡车到朝鲜后，要办理一些过境手续，然后交给与我们合作的朝鲜商社。朝鲜妇女是各种重体力劳动的主体。每次卸车搬运粮食的都是朝鲜妇女，而那些男人们往往都在点数，记帐什么的。朝鲜的妇女大都身材矮小，瘦弱。扛一袋面粉走路，双腿会不断地颤抖。卸一车粮食，她们往往大汗淋漓。每次卸车我都不忍心看这些妇女劳动的场面。我通过翻译了解到，其实这些妇女来做这么重的体力活，只是为了多挣点粮食，她们每天有300克的粮食的定量，如果来干活就可以挣到500克的粮食。
按照我们现在每天所摄入的食物，300克大概也足够了，可朝鲜不同，他们副食匮乏，整年都吃不到肉，在太阳节，也就是领袖金日成生日的时候才供应两块豆腐。肚子里没一点油水，因此他们的饭量都很大。当兵的定量最高，每天600克，也是照样不够吃。那些年，见到的所有的朝鲜人，大都黑瘦。有人开玩笑说，朝鲜除了金日成父子以为，没有第三个胖子。
于是，我每次运送粮食的时候，都要带上几箱面包和饼干之类，卸车的时候，先发给这些妇女，让她们吃饱了再干活。可发给她们的时候，她们都不吃，把面包放到衣服里，带回家给孩子吃。可恶的是那些当官的等我们走后，经常搜查她们，面包统统收上去供他们享用和支配。我知道了以后，非常愤慨。因为这些商社的头头都很富有，我们和他们做生意，都送给他们很多礼品，而且每单生意都有回扣，用美圆支付。即使这样，他们却连妇女们的一点面包都不放过。下次过去时我只好多带食品，先给头头几箱，然后给妇女们分发，关照她们先吃下去，干完活以后再发给带给孩子的。因为我曾经挨过饿，我知道挨饿的滋味，虽然每次要多花上几百元钱，但觉得心里能好受一些。
朝鲜的劳动妇女在外面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回家还要最全部的家务。在朝鲜，谁家的男人如果做了诸如洗衣服这样的家务活，那是会被人笑话的。男人回家以后什么都不做。女人背着孩子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饭好了以后，要服侍男人和孩子先吃，自己往往就在灶房里吃几口。千百年来的传统使得这些朝鲜妇女任劳任怨，从来不抱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每天就这样辛辛苦苦的劳作着。
在贸易活动中，我也接触到一些上层的妇女，比如在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工作的女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我认识的一位文女士，曾经在北京大学留学，在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过八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每次和她面谈，她总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穿着得体，举止大方。她在朝鲜的女性中，社会地位算很高了，可她身上看不到一点点骄嗔，一点点傲慢，这大概就是朝鲜妇女的可爱之处。
朝鲜妇女在整个社会活动中担负着很重的社会责任，各行各业女性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女军人，女警察，女工程师，公务员，工人，农民。她们共同的特点是吃苦耐劳，温柔善良。因此有人说朝鲜男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如果你能机会接触一些朝鲜女性，也会同意这个说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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