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奴的嘴脸：做革命的两面派。

感谢袁伟民，让我们又掀开被捂得严严实实的历史的冰山一角。何振梁终于开口了：

“2001年3月1日的日记上记的是:金云龙8点半来电话，说斯拉夫科夫(注:保加利亚委员)支持北京，并且他讲他现在需要5个提名人，姆巴伊——非洲最有影响的委员，还有德国的巴赫，也是欧洲很有影响的一个委员都已经同意联署。金云龙想请我也为他联署。我知道金云龙是想利用我的威望，但我别无选择，如果我表现出犹豫，更不用说谢绝，都对北京申办奥运会不利，因为我知道金云龙的为人，所以我当即同意了”。

“因为这是件大事儿，所以在3月2日15点，申奥委的领导小组开会，谈完议题后，我请申奥的两位主要领导及袁伟民、李志坚留下，汇报此事。请注意，是我主动要求他们留下开会的，而不是书里说的什么大吃一惊”。

“我向他们说明我为何不得不联署，但我准备与罗格通话，告诉他原来对罗格的承诺不变。主要领导认为，你也只能同意，但要跟金云龙说好:“何振梁可以联署你，但你必须保证你的朋友支持北京；如果北京没有成功，何振梁的承诺就不算数。”这次大会先选举办城市、再选主席，对我们有利；领导还让我做稳定其他4位竞选人的工作，我跟他开玩笑说了一句:“那我就当两面派了！”他说:“对，为了申奥成功，你就做革命的两面派吧。””

何振梁到底是个粗人，毫不害羞而且还有点沾沾自喜地坦诚是“革命的两面派”，就像曾国藩把“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一样，真可谓鬼斧神工，一下子就化腐朽为神奇了。我看还不如这样说，我就是个骗子，、就是个流氓无赖、就是个不讲信义的龌龊小人伪君子，但我是革命的骗子、革命的流氓无赖、革命的小人伪君子！来的更直白。说白了就是，为了革命成功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厚颜无耻、可以丧尽天良。可以欺骗人民和世人、可以出卖朋友和同志。

革命的两面派的事例还很多，比如：1944年6月13号《解放日报》上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团说，“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而至今人民没有选举权；1945年6月26日《新华日报》说，“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可是昨天南方周末采访奥巴马的专访还是要开天窗；1944年4月 19日《新华日报》报导说，“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進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实现情况是民主、言论自由和榜样好像还是洪水猛兽；1946年3月30号，《新华日报》社论标题就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而六十多年后今天，我们又说必须坚持某某党的绝对领导；我们的主旋律的电影和电视上全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革命者牺牲自己的性命拯救人民的故事，但我们终于还是知道了在解放战争中林彪在围困长春时，让数十万完全可以免死的平民成为无辜的冤魂。

假如正义和真理的东西，一定要用欺骗的两面派手段去取得，那么正义和邪恶、真理和邪说还有什么区别呢？凡相信人民有识别善恶、对错的智慧的政治组织都用不着使用欺骗人民的手段为人民谋取福祉，即便知道人民不理解，也会苦口婆心地宣传解释而不是欺骗。只有想引诱人民最终想奴役人民的人才会戴上真理和正义的面具让人民上当受骗。骗子就是骗子，无论以革命名义欺骗还是以反革命名义欺骗，都是骗子！

但是人民终归是人民，最终是会识别骗子的伎俩。欺骗可以得逞一时，但决不会得逞一世，所以我们必须煞费苦心地掩盖历史，掩盖欺骗人民的痕迹，把我们曾经向人民振振有词地推销宣传的思想说的一钱不值。结果我们看到的是，没有“攘外必先安内”，但有“先把国内的事情做好”；没有“宁赠友邦勿赠家奴”，但清清楚楚看到友邦在我们手上获得了数不清的好处；没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但到处都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没有专制的国民党和独裁的蒋介石，但整个社会的角角落落都弥漫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阴魂，而且有过而无不及。

但是谚语说，把别人看成傻瓜的人其实自己才是傻瓜。现在我们终于明白是何振梁为我们骗回了北京奥运会，而不是我们以一个经济迅速发展人民日益幸福的大国地位和实力所取得的。如果这样，这样的奥运会又有什么值得我们花费那么多心血和钞票去争取的意义呢？金云龙和金正日大概后来也知道我们的策略和手段了，大概也不再会相信何振梁们的承诺了，我现在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金正日会见克林顿时会口误说：我们的核武器打不到美国，但可以打到中国”。这一点大概恐怕是何振梁始料未及的。

何振梁振振有词地说“何振梁是党员不是奴才”，这与他说他要做“革命的两面派”是意思正好相反，在我看来，革命与两面派本来应该是对立的水火不容的，所以党员和奴才也应该是对立的水火不容的。但既然何振梁可以把革命和两面派和谐统一起来，那么，我们就以此类推，把他这个党员和奴才也可以和谐统一起来。因此他就是一个奴才，一个靠两面派手段为我们这个本来可以堂堂正正做人的大国争取利益的党员，一个可怜可鄙还不知羞耻的党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