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重庆黑帮最爱的生意

黑帮生意

黎强身后的公交黑白法则

“黑”不足以概括重庆公交乱象

被“肉霸”强割的猪肉

躲不掉的黑帮渗透

经营环境恶化导致黑帮横行

11月3日下午，谢才萍及其团伙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后，等候在法院外的受害者家属们失声痛苦。 摄影·王远凌

重庆，这个因水而兴的码头城市，骨子里有着深厚的袍哥江湖文化。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行业，黑恶势力的踪迹似乎更容易渗透、发展、壮大。即使一个小小的菜市场，在重庆，也有一个形象的说法，“肉有肉霸，鱼有鱼霸”，即使同为江湖一霸，也得分出个三六九等。

暴力、金钱、权力，三位一体，这就是黎强和一批黑老大发家的秘密。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则，在吃喝住性等民生关联度高的产业，被横扫的棍棒所取代，威逼恐吓、欺诈利诱变成了所谓成功的捷径。据重庆市警方披露的数据，单重庆高利贷逾300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强。运输、放水、建筑、饮食，行业的方方面面，构成了重庆黑恶势力的江湖乱象。

然而，黑势力不是一天形成的。10月中旬开始，杨天庆、谢才萍、李义、黎强等涉黑团伙案件的开审，已经进行了四个月的重庆“打黑除恶”行动进入了第二阶段。随着庭审的展开，黑与白的交织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黎强身后的公交黑白法则

黎强落马，重庆公交江湖仍在继续，行业格局是否生变尚不可知，但如果不深层次改变运作法则，这个行业仍将乱象迭生，“红顶黑商”仍会层出不穷。

南都周刊记者· 陈鸣 重庆报道

2009年10月26日，重庆市渝中区南纪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原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渝强公司董事长黎强涉黑一案开庭审理。摄影·《重庆商报》钟志兵

重庆国营与民营公交公司时常斗气。2007年1月4日，停靠在车站的817公交车被无故放气，每辆车的前轮都被刺破。修理人员给公交车换上新轮胎。 《重庆晚报》

2009年5月31日，在执法人员的监督下，重庆一长排“7字头”公交车正在办理收编手续

黎强被捕的消息一传来，陈勇陷入了震惊和不解，协会里的一位民营老板在听到消息后，更是当场号啕大哭。

作为重庆市巴南区工商联的副会长，陈勇言及这位老领导，有些谨慎，“我不清楚他企业内部的事，但在工商联的两年时间里，他的确为民营企业的发展争取到了很多话语权。”

位于巴南区鱼轻路上的渝强公司总部照常运营，由于黎家在此次“打黑”中几乎被全部抓尽，公司暂由渝强旗下宏达公司的叶张平经理接手。重庆市公安局的专案组每日到渝强公司三楼办公，并禁止包括渝强员工在内的任何人入内。

51岁的黎强落马之后，重庆的民营运输企业陷入集体沉默。此前在政府取消7字头民营公交车时纷纷向媒体诉苦的老板们现在一律噤声。重庆江南公交公司总经理王成跃在电话里告诉《南都周刊》的记者：“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我们按照政府规定已经退出主城区公交行列，不再谈这方面问题。”

与民营公交公司失声相同步的是，国有的公交集团多条线路以低档车换高档车的形式悄然涨价，很多原价1元的公交车，起步价调整为1.5元，到终点站调整为3元到5元，最贵的是重庆大学城到主城区的公交车，起步价高达5元。

4月上旬，重庆市第3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重庆市深化主城区公交营运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其中规定，所有拥有“7字头”公交线路的民营企业必须在2009年5月31日前退出公交市场。

国营公交挑战者

渝强公司一度是重庆民营公交公司的一面旗帜，在国营公交公司十分强势的公交市场，黎强从来不掩饰不满与积怨，而二者的竞争也几乎贯穿在黎强的商海历程中。

实际上，渝强公司经营的7字头公交车仅为6辆，占重庆市所有公交车辆的1.5%，在所有5家企业中排名最末。渝强公司的实际主营范围是在巴南区和大学城，这两块区域渝强公司从1990年代就开始着手经营逐渐做强。

一位巴南民营企业老板认为：“民营公司和公交集团的矛盾由来已久，黎强的‘倒霉’更多源于他的倔强。”

2006年，渝强集团率先在769线路上将儿童免费乘车线从1.2米提升至1.3米，这在重庆市尚属首次。这个举措在当时被黎强解读成“民营公交对国有公交发起挑战”。

而他被指控黑社会的其中一条罪证，恰恰是他“控制客运市场，公然对抗国家对客运行业的正常管理秩序的意图日益明显”。

一个插曲是设想中的共创公司。2005年11月，黎强召集其他几家民营公交公司负责人，提议组建“共创公司”。公司章程中规定：如公司董事因执行公司事务、执行董事会决议的行为被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或拘留，则其他董事每人补助被追究者人民币200万元。这个意在组成民营公交公司同盟的做法最后并没有实行。在庭审中，黎强解释，这么做“完全是学公交公司的”。

梳理重庆公交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民营公交公司从被收编为7字头公交车，到退出主城区，一路命途多舛。

2000年2月起，经过一系列调整，民营公交剩下400辆左右，被编为“7”系列，国有公交则有5000辆左右，拥有336条线路。7字系列公车正式上路后，与重庆公交集团的矛盾空前激化，双方因路线和停车屡发冲突。

一位经营车辆20多年的车主告诉记者，作为对7字头的“反击”，每一条有民营车辆运营的线路上，国营公交公司都派出大量车辆同线竞争。这一说法得到重庆本地媒体人士和一些市民的确认，有一段时间在一些线路上，经常能看到一辆民营车辆被数辆国营公交形成合围的奇特场景。

渝强公司与公交公司最激烈的一次冲突也在这一时期爆发。

2000年9月30日，渝强公司投入20辆车到鱼沙线（其中大部分没有合法运营手续）。上路的第一天几辆车子就被公交公司阻拦砸烂。事后黎强组织员工反击，放公交公司车子的气，致使堵塞交通。

双方摩擦数个回合后，公交公司去重庆市政府上访。渝强公司于是也开着两辆打烂的车辆，打着“我要吃饭”的标语上访。最后当地政府部门出面调解，线路上20个指标就给渝强公司11辆，公交公司9辆。

起诉书中检方指控黎强指使员工上访，“这些上访人员打出横幅，高呼口号，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黎强在庭审上则辩解，公交公司打砸车辆在先，渝强公司拦堵报复在后，渝强公司将受损车辆停至市政府大门，是作为证据向政府喊冤，并不是什么向政府施压。

在2006年以前，民营公交还面临着没有站台的尴尬。由于公交站台归城建部门，实际上由国营公交公司垄断，这些站台不允许民营公交停靠，只允许它们在距离车站50米到200米的范围内搭送乘客。

因为没有车站，7字头一上路就违章、一停靠就违章。“从某种意义上讲，7字头就是为违章而生的。”重庆市工商联政策研究室主任黄卫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位曾经是渝强公司的李姓车主介绍，他从2006年开始经营708线路的一辆车，接手时这辆车上还有前任车主留下的上个月160张罚款单据。

2006年10月1日，一辆挂靠于国营公运集团利民公司的711路公交车，在嘉陵江石门大桥南坠落，导致30人死亡。这起标志性事件引发了重庆交通行业大整顿，客观上整肃公交运营环境，消除很多乱处罚现象，民营公交公司也在这之后获得进站权，相对缓解了双方的竞争环境。

在与国营公交公司的抗争中，51岁的人大代表黎强四处为民营企业出头。

一位采访过黎强的当地媒体记者称，黎强曾对他抱怨国有公交享受各种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而民营公交却在政策和资本夹缝中求生存。根据一份来自重庆市物价局成本调查队的统计显示，在近三年来重庆市政府总计补贴国有及国有控股公交4.20亿元，而民营企业却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丛林中的两个黎强

案发后，一张胡子拉碴、面相凶狠的黑社会老大黎强的肖像被印上各大媒体，这也成为最初为外人所认识的黎强。在检方提交法院的起诉书进一步勾勒了这张脸谱后面的罪恶：强烈的控制欲，操纵企业成员，垄断公交市场，组织有计划犯罪。

然而现实中的黎强，在他曾经的几位车主、朋友和同事的描述中，这是一个严谨细致、精于管理的商人。在一片喊杀的打黑舆论风暴中，这张面孔显得越发模糊。

前述的李姓车主告诉《南都周刊》记者，黎强经常会过问他们经营的细节，包括收入多少，节余多少，是否有经营压力等等。每年12月28日公司年会的时候，他还会要求驾驶员带上家属，与家属交谈，以了解员工家庭情况。

一个有强烈控制欲的黑社会老大，一个管理严谨、按原则办事的商人，两副看似矛盾的面孔贯穿于所有对黎强的描述之中，也贯穿于黎强治理企业、人际关系和政企关系的始终。

在民营公交企业的野蛮生长中，黎强与其他公司一样，采取了正式规则之外的灰色手段，表现出了铁血的一面，黎强辩护律师赵长青在庭审上形容黎强的性格：“他这个人是‘你打我的鼻子，我也要咬你的耳朵’”。在奉行丛林法则的重庆公交江湖中，渝强公司以此获得了生存和发展。

2006年的“10·1公交车坠桥”事故发生后，重庆市政府要求全市所有公交企业在当年12月31日前完成公司化改造，规模必须达到100辆以上自有营运车辆，同时可享受同国营公交车一样的财政补贴。

这导致了渝强公司与挂靠在公司的27辆车主所有权的冲突。在挂靠还没到期的情况下，渝强公司将27台车的经营权纳入自己公司名下，许洪清、黄有萍等车主一度在公司闹腾了六七天。最后，黎强授意下属找人将多名车主打伤、驱散。

为了应付接踵而至的纠纷，渝强公司豢养了两名打手，两人在公司拿工资，不上班，一旦有纠纷就请他们摆平。而这些活，大多需要另出“出场费”，以便他们叫人。此事被指证成黎强涉黑的证据之一。

与个人风格无关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困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公交公司监管缺失，甚至纵容非法营运，使得为争夺线路而大打出手之事层出不穷，经营环境更加恶劣。

黎强在庭审中数次为自己辩解：民营企业之间经常因越线经营产生矛盾，企业到运管部门投诉，但“运管部门说，政府没有那么多执法力量，你们自己管好自己的人”。黎强认为，政府部门疏于责任，企业只能用自己的办法维护利益。

恶劣的市场情况也得到官方的承认，重庆市政府2006年颁布的《关于改革主城区公共交通汽车公交营运与管理体制的决定》中提到：公交领域存在市场失序、治理不力、不平等保护等现象。

黎强在解释非法营运问题时，频频提到历史背景及行业潜规则。他说：“谁率先投入车辆运营，谁就更容易获得线路牌照，这是市场规律”。

一位行内人士认为，黎强使用的手法同样被其他公司所运用，公交行业的乱象不是黎强一人可以促成，在竞争手法上，无数个“黎强”组成了这个江湖。

在此次打黑中，被打掉的李义团伙2008年成立了江里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李义组织周和平、李先春、李红兵等人，强迫临江至开县、太原、中和、义各、全合等5条线路的34辆中巴车，进站接受“服务”，收取“过路费”。仅2008年3月至2009年3日就非法收取过路车辆40余万元。

黑白辩证法

打黑只是揭开了公交江湖乱象的一角，更深层次的利益链条并没有被深挖出来。

在检方的起诉书中，出现了至少四位公职人员为黎强的非法营运提供便利，其中包括原沙坪坝区交通运输管理所所长肖庆隆、原市地税局稽查科长曾安东、原巴南区公路运输管理所所长蒋洪和市信访办来访二处处长姜春艳。

然而，运管所所长和信访办工作人员是否足以为黎提供庇护，这一点受到很多人质疑。蒋洪的辩护律师出示多份政府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下至巴南区交通局，上至重庆市交委，均为渝强公司黑车合法化提供了便利。

一条黑白交杂的线索可以通过车辆置换弊案被勾勒出来。

2004年，重庆为降低空气中氮氧化物污染，启动净空工程，规定19座及以下的汽、柴油中巴车，必须在年底前退出主城区。在巴南区鱼洞镇范围内，渝强公司30辆中巴车应被报废更新，并按照3比1的比例置换出租车。渝强公司完成置换后，另外购买了38辆中巴车，在无证无照状态下投入非法运营。

2004年10月16日渝强公司提交巴南区政府的《关于开行区内公交线路的请示》，希望保留中巴车运营线路及运营指标，以补充社会运力缺口。当时主管交通的巴南区副区长雷现平于当年11月13日作出批示，同意渝强公司的请示，并指示运管部门办理手续，该批示同时加盖巴南区人民政府公章。在10月30日的庭审中，原巴南区运输管理所所长蒋洪的辩护人认为，主管领导的态度导致区运管所无法确认是否应该对这些车辆进行查处。

2006年9月21日，一项批复从重庆市交委下达到重庆市运管局。该批复同意新增40辆环城车。运力指标经巴南区政府下达给区交通局草拟方案。

此后的10月份，巴南区交通局组织了一次听证会。11月13日，巴南区交通局和信访办就听证会内容向区政府提交报告。报告表示，各方均同意将38个新增运力指标分配给渝强公司，剩余两个分配给巴南区汽车运输公司。蒋洪的辩护人认为，分配方案早在9月26日的《请示》中就已经明确，召开听证会不过是履行程序。

就这样，渝强公司最终获得了38个新增运力指标。

“现在是讲法的时代”

黎强于2007年被选为巴南区工商联会长后，提出的“六个率先”还曾被全国工商联评作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在全国推广。其中一个创新，是在区县成立“非公有制经济调解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得到市、区法院和司法部门的认同和支持。陈勇认为，这个办法无论是化解民营企业内部矛盾，还是争取民营企业权益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记者在巴南图书馆中查看到现存为数不多的黎强的官方资料。黎强在维权上时常表现出一种民营企业对权力部门罕见的强势。

2006年2月，黎强旗下的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公司将“婆婆”重庆市运管局推上被告席，理由是市运管局在渝黔高速公路客运班车经营权招投标中，制定出歧视民营企业的招标评分办法，导致所有民营运输企业落标。

2007年，渝强公司在与玉祥公司的营运权转让纠纷中，人大代表黎强邀约多位市人大代表到人大信访办反映法院“审判不公”。

而在去年11月3日晚上，重庆市政府组织的出租车复运协调会上，一位在现场的人士说，“大哥”黎强更是打断了薄熙来的讲话：“薄书记，你来重庆的时间很短，不了解重庆的情况，我来给你讲讲”。一位当时在场人士回忆说，黎强的发言令整个会场陷入尴尬。

然而面对混乱的行业和强势的国营公交公司，强硬的黎强时常也寻求一些妥协。

2006年，渝强公司和公交集团第二公司合资成立了学海公司，共同开发重庆大学城公交市场。一位知情人士介绍，渝强公司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即已开发鱼洞至大学城方向的线路，当时大学城几乎还是偏僻的农村，2001之后，随着大学城的发展和璧山隧道的开通，公交公司的进入已经势不可挡，于是黎强主动寻求了和解。在一次面对车主的大会上，黎强说服了那些感到不服气的员工，称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以前的流血冲突，用合法的手段解决问题”。

2008年8月，玉祥公司与渝强公司在沙坪坝线路上发生纠纷，玉祥公司派车辆与渝强同线运营，双方车主纷争不断。黎强出面制止车主打架，并要求忍让，6天的纠纷里造成的营业损失，最后由公司一次性补贴每人1500元。

黎强把几位车主召回公司当面训斥：“打架划不来，现在要通过法律手段。”这样的做法甚至招致很多车主的不满，几位当事车主现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认为黎强的做法太过“软弱”。

一方面黎强努力把自己“染红”、“洗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继续拿出“江湖上的手段”，在混乱的市场中前行。几位当事车主认为，恰恰是人大代表、工商联会长这些红顶子，把黎强压垮了。“他想讲法，但很多情况下行不通，最后还得按‘行规’办事，该疏通的还是要疏通。”

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黎强感叹“六天的庭审是法制教育”。对一个行走在黑白之间的商人，这样的感喟显得意味深长。

江湖依旧

重庆公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国民政府陪都时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改装空余的军用卡车服务市民出行。1950年，重庆市人民政府设立公共汽车管理处来提供公共汽车服务，逐步对民营汽车客运进行改造，实现了国营公交公司垄断。

1980年代初，重庆政府为发展交通事业，鼓励多种力量合办公交，出现了“康福来”、“中北”这样的民营和合资公司。1988年，重庆市公用局开始审批中小型民营公共汽车在主城区作为辅助公共交通的运营。

历史上公营力量的参与扩大了公共交通服务的供给，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市民出行难的问题。王健认为，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规范，但在社会运力不足的情况下，黎强为代表的民营公交客观上方便了群众出行。但是由于政府部门长期只监不管，纵容违规，公交市场的混乱政府应该承担责任。

王健说，“乘坐公交的主要人群是城市的工薪阶层，政府部门监管缺失，使得公交行业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行业。而这种遗忘的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弱势人群被忽视。”

今年4月18日，随着民营公交的退出，重庆市就公交集团公交票价上涨召开了听证会，会上公交集团称：“近三年来，重庆公交集团获补贴后仍亏损2.54亿，负债总额达12.4亿”。而在过去三年里，民营企业公交线路执行的是每13.5公里1元的票价，依然保持盈利。

针对涨价，天涯社区上一位重庆网友的帖子痛彻心扉：“重庆公交之痛，不是皮肉之痛，是痛入骨髓的痛，是连最基本的服务大众都还没理解的痛！”

黎强的落马对民营公交公司未来发展的深远影响尚难评估，但是一些民营老板对是否继续坚守这块市场产生了动摇。

在起诉书中，检方总结：“以黎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强占重庆市客车市场份额的惯用手法是：先投入车辆进行非法营运，然后采取拦车、砸车、堵路、打架斗殴等违法犯罪手段，排挤、打压其他客运公司，并通过操作上访及集体上访、制造群体性事件向政府施压，伺机获取营运指标。”

一个尴尬而不争的现实是，黎强采用过的灰色甚至黑色手段，大多数公交公司都曾经使用过。

黎强的落马标志着重庆民营公交走入一个低谷，但那些灰色的、黑色的经营手法远未随黎强一人的离去而消除。重庆公交车收费高、运力紧缺、乱停乱靠、赖站、服务态度恶劣等现象，也并没有因为民营公交的退出而消失。红遍网络的“同志们收腹，再上两个”式的重庆公交语录，背后是市民无车可乘的深深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