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决作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8:11:17

       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两千名作家被处决、关押、流放。中国反右运动几乎将能称得上是作家的人一网打尽。中国虽然因为毛泽东的“不杀人”的带有偶然性的指令而较少处决作家,但是令他们完全无法写作的折磨同苏联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对于没有思想和创作冲动的组成人口99%以上的人群来说,有没有思想的自由是无所谓的事,但是对于那不到人口百分之一的需要思想自由的人来说,窒息的感觉是真切的,压抑也是确实存在的。否则,无法解释茅盾、沈从文等人完全不写任何东西这一已经由他们的谢世成为历史事实的选择。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权力为什么要控制人们的思想,为什么会把人们的思想视为一种威胁。唯一可能的解释在政治体制上面: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之下,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不会对权力造成任何威胁(当然可能造成权力易手,但是不会威胁到权力本身);而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下,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却可能对权力产生威胁。这一点从中国王朝时代的文字狱也可得到验证。

       尽管宪法上有言论自由的条文,但是它必定是无法彻底实行的,因为它同这个权力的性质和它的存亡是矛盾的。这就是中国目前所有的言论不是被检查监督就是必须自检的原因。所有可以发出声音的人对这一点都心照不宣,言论的自我检查成为一种行规,成为一种潜规则。而这一规则的形成是通过无数细小的每日发生的事情累积而成的,比如北京大学对在互联网上批评中宣部的某人的处理方式。通过大量这样的日常处置,人们变得不那么幼稚,不那么激烈,而显得成熟、平稳得多了。潜规则就这样通过一天又一天、一件事又一件事地明晰起来。目前已经达到了秩序井然的境界。

       想说话的人与权力的关系像淘气的孩子和家长的关系,所以在传媒业从业人员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就是“走钢丝”和“打擦边球”。他们所做的就是把允许说的话的疆界一毫米一毫米的扩大,而权力所做的就是把言论自由的范围一毫米一毫米的缩小。双方的游戏旷日持久,无休无止。而结果是在某些问题上,言论自由的范围在慢慢扩大,如同性恋问题,一开始是允许学术研究类言论,然后是允许一般传媒从艾滋病角度谈论同性恋,最后达到可以在传媒上谈论同性恋这件事本身。在另外一些问题上,言论自由的范围保持不变,不能扩大,比如直接批评和反对权力本身的言论。这一点从明清的文字狱到今天,扩大的范围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