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就是“做事”——答邝海炎先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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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涌按：

　　我的《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一文发表后，收到邝海炎先生贴在留言中的来信。特将其信贴出，并回复如下。

　　薛涌先生：

　　小文被你读到，不胜惶恐！需要解释的有如下几点：

　　1、我对薛先生的文章向来相当佩服，有人把你划为“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我认为，你与前两代最本质的差别就是积极介入中国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所以，对于你为中国公共领域建设所做的贡献我表示我个人的感谢。

　　2、由于你的“异域之眼”，你常常能看到一些国内时评人士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你的长处。尤其值得我佩服的是，你对言论自由的执着。你与《南都》的事情，我也认为他们应该刊登你的文章，但前提是你的文章应该修改涉嫌茅老的过激语言，并且与反驳你的文章一起登出。很遗憾，《南都》没有这样做，这在中国其实也没什么，可你很认真，我相信你的认真一是想扩大此问题的讨论；二是，想引进美国的专栏作家制度。所以，在你跟笑蜀的争论帖中，我是回帖支持你的。

　　3、在听完徐先生演讲后，我也曾经纳闷：“贫富差距问题明明是大家关心的，为什么徐先生说不应该重视这场争论？”后来想来想去，最好的解释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罪魁是“权力寻租”，所以首先解决“权利平等”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国内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是这样想的，这应该与你的观点也差不多。而茅老则是这方面行动的楷模，只是他这次出于保护“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用了个暧昧的标题，你不了解茅老，所以，直言而来，据理批评；但徐先生这些与茅老很熟的人，对茅老比较了解，所以觉得茅老只是说错话而已，你对他穷追猛打，似乎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

　　4、其实贫富差距拉大，国内谁都知道，茅老也不是要粉饰太平，关键是说多了也没用，要有具体的解决办法才是。你执着于西方的言论自由精神，有一说一，确实认真的很，但在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来看，却有唱道德高调的嫌疑，这也是笑蜀先生激烈批评你的原因。其实言语之争能争出个什么结果？它唯一的一点意义就是指导人们往正确的方向走，如果争论反而变成对正确做事的人的伤害，那这种争论不要也罢！这就是我的理解，对不对，还请薛先生指教。

　　5，还要申明一点的是，徐先生这次讲座虽然我去现场听了，但难免有误记的地方，而且我发现速记员也漏了很多。如果徐先生认为他的演讲与我的记忆有出入，那就以徐先生自己的解释为准。

　　最后，祝您早日学成归国！

　　后学邝海炎敬上

　　邝海炎先生：

　　谢谢来信。你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至少帮助我这个长年不在国内的人，了解了不少国内思想界的动向。我也非常感谢你在来信中的诚恳意见。我相信，国内许多自由派人士，对我批判茅于轼的做法有所保留。所以我也有必要对你信中提出的诸问题做一个答复。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自由主义必须有草根性才会有生命力。自由主义不是几个精英的游戏。我们应该走出士大夫那种圈子文化。二十多年前，自由主义是个时尚；如今，有些自由主义者（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样自由主义还有前途吗？我想这里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这些自由主义者对公众的蔑视。他们把熟人之间的关系、把对一个熟人的个人道德评判，看得比这个人公共言论中的错误还重要。我希望破的，就是八十年代北京文化人圈子中的这个规矩。

　　我认为国内政治权利不平等是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最根本原因。你说“其实国内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是这样想的，这应该与你的观点也差不多。而茅老则是这方面行动的楷模，只是他这次出于保护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用了个暧昧的标题，你不了解茅老，所以，直言而来，据理批评；但徐先生这些与茅老很熟的人，对茅老比较了解，所以觉得茅老只是说错话而已，你对他穷追猛打，似乎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

　　你这段话里有几点我不同意。第一，公共辩论必须有公共性，不能因为熟人就采用双重标准。茅老说错了话，如果他自己出来承认，还可以另当别论。怎么能因为是熟人就为他辩护，说他“只是说错话而已”呢？这岂不是“化公为私”了吗？他说错了话，而且这种话影响非常大。在我看来，知名人士这样的话说得太多，就降低了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怎么能因为是熟人就不管呢？话语权力是社会重要的权力资源，对人们日常生活有真实的影响。说话就是做事。为富人说话也就是为富人做事。传统士大夫有这样的观念，仿佛天下就是他们几个人的，别人没有说话的份。这个规矩，非破不可。我博客上有一篇《中国媒体的潜规则》，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