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蛋糕是门大学问

切蛋糕是门大学问

    感冒期间，各界兄弟姐妹纷纷慰问，提供正方偏方无数，寄来板蓝根咳喘宁好几斤，还有一个十多斤的大蛋糕，一刀切下去，手都陷在里边了。孔和尚感动得嗷嗷直哭，木鱼敲穿了七八个。这才体会到以前俺不过稍微照顾了一下生病的同学，他们为什么感激终生。郁文那厮还专门在诗里记叙，1985年他刚入北大时，大雪天被某学姐抛弃，寒气攻心，轰然病倒，奄奄一息，是83级的孔庆东学兄“饭我板蓝根，喂我白米羹”，又给他讲革命前辈失恋了照样干革命的故事，终于恢复元气，重振朝纲。当年俺诗中曾有一句：“病中故乡远，梦里恋人亲。”老皮挑剔说：“妈妈的，应该是梦里故乡远，病中恋人亲。”我说老皮你是书呆子，妈妈的等你大病一场，就知道哪个远哪个亲了。
    这两天在家一边养病，一边为国家做点秘密事业——其实说出来也没啥秘密，就是出点革命试题，整一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顺便备备课，读读书，看看电视。
    殷谦寄来一部奇书《天廷秘传》，号称继四大名著之后的“第五大名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09年9月版。把中国古代的各种神话故事都熔为一炉，伏羲女娲跟范蠡张良，还有七仙女和猪八戒，打成一片，写得非常热闹。说殷谦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要说其笔名“北野”，大概知道的人就多了。
    《教师月刊》09年10月发表孔庆东《书到用时方恨多》，编辑不怕误导广大教师和学生家长，一字未删，真是明白道理的编辑也。但该期最好的文章是《周恩来的落榜日记》。恩来同志考清华和日本各大学均落榜，在南开也是只注册不上课，被自动除名，到法国勤工俭学也是光闹革命不上学，所以他只是个中学文凭。然而谁敢说周恩来没学问呢？真正的学问不是上课考试抄论文混出来的，一个国家拥有四五亿拿着高校文凭的文盲，只能是为奴隶主批量制造奴隶而已。
    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清华大学作出结论：29岁市长周森锋的论文系正常引用，与抄袭无关》。新京报记者今年6月份就周森锋市长涉嫌论文抄袭一事与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教授取得了联系，但因为钱教授学术事务繁忙，直到11月才答应接受记者的采访。钱教授耐心地解释说，清华大学是目前公认的在中国大陆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也是学术道德水平最高的大学。国内的其它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学术水平比起清华大学都有不小的差距，随着学术水平的提高，对论文抄袭的规定也有很大不同，学术水平越高的论文需要引用他人的内容就越多，北京大学规定的50%就是明证。因此，考虑到学生论文在国内大学中的高水平，清华大学规定论文与他人文章的相同处超过60%才判为抄袭。

    钱教授再解释说，60%的规定是针对普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对身为政府公务员的论文，该尺度要放宽到65%，而副科级再放宽到70%，正科级则是75%，副处级是80%，正处级是85%，副厅局级是90%，正厅局级是95%，而对副省部级以上的党政官员则不再有论文抄袭的概念，因为论文作者的级别越高，论文的水平就越高，需要引用他人文章的程度也就越高。周森锋校友目前是正处级，就是说他的论文与他人的论文相同之处只要不超过85%，就是正常引用，而不是抄袭，显然周森锋的这篇论文与他人文章的相同程度还没有达到85%。

    最后钱教授总结说，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强调和谐，周森锋和他的夫人霍焰都是当地市委组织部选拔的优秀年轻干部，清华大学会坚决拥护当地党委的决定，保护这些清华大学出身的社会精英，让他们更好地在当地创造更大的辉煌，成为清华大学的骄傲，为清华大学增光添彩。
    孔和尚有点怀疑此文的真实程度，因为钱教授话中的一些提法，严重丧失了一个学者的起码道德良知。网上资讯不可轻信，是不是文中被加入了恶搞的成分，请广大网友明鉴。
    读了《中华文学选刊》09年10月号里虹影的长篇《好儿女花》和迟子建的中篇《鬼魅丹青》，感觉迟子建的更好些。11月号刊载了打工作家王十月的长篇《无碑》。近年来随着中国新一代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打工文学逐渐崛起，终于打入了大型主流期刊。陈建功、李敬泽、王干等作家评论家，都开始重视这一新世纪文学现象。而孔和尚则认为，我们宁愿世界上永远没有无产阶级文学，只要无产阶级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就行了。
   《绿叶》09年10期有关于是否开放双重国籍的两篇观点不同的文章，王辉耀主张开放，认为可以吸引人才。陶正华反对开放，认为只对精英有利，有损民族凝聚力。姚洋《跳出阴谋论与历史账，中国应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写得比较理性。但应注意，跳出阴谋论，不等于不关注可能存在的阴谋。《天涯》09年6期姚洋《在祖父的遗像前》，通过对革命烈士祖父的回忆，思考新中国60年的历程，写得深沉感人。
    双月刊《中文自学指导》改名为《现代中文学刊》，第1期有“五四运动专辑”和“沈从文佚文小集”。第2期有“当代文学六十年专辑”和陈子善考证张爱玲的《炎樱衣谱》，挺有意思。
    江力转给我万伯翱的散文集《五十春秋》，中国青年出版社08年4月版。这位当年的知青模范的大名，我早知道，也看过他的一些体育散文。不过现在看他写老将军的文章，觉得更有神韵。体育跟军事，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贺龙当体委主任，其实不算改行。万伯翱写许世友、写王近山、写侯镜如，都笔下生风，力透纸背。朱小平在跋中说他“无世家子骄矜之气”，“有披襟啸傲江湖之豪情”，不知道是天性如此呢，还是在当代中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呢。
    《竞报》09年11月6号《醉侠眼中的北大》介绍《千杯不醉》，《亮剑中国海》介绍翟晓光的《红海洋》，就是电视剧《沧海》的原作。几年前我曾跟着翟晓光和韩毓海到海军司令部谈这个剧本。
    11月初，现代文学馆召开史料研讨会，我因为感冒未能与会。但因为范伯群老先生远道来京赴会，我便专程溜入会场，悄悄拉了范老师，来到文学馆的食堂密谈了一阵。范老师送我新作《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09年8月版，这是范老师近年来的专业论文集，多数文章我已用心学习过，正好打包收藏。陈思和老师写的序，非常认真，而且对范伯群的学术做了精彩的高度评价。范老师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的确是无人可以取代的，特别是越老越厉害，让我们不禁汗颜。我只能幻想着：或许俺的学术黄金时代，也要从60岁才开始吧。
    厉以宁先生赠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厉以宁诗词选集》上下卷和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厉以宁散文集《山景总须横侧看》。厉先生电话打来时，我正参加中国杰出企业家联谊会的活动。我对大家说，厉以宁的经济学思想，我不是很懂，但从当年他给我们讲经济学开始，我就注意到厉以宁的人文底蕴非常深厚。他在课上给我们讲的是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家族》，然后从中抽绎出经济学的原理。我发现凡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不论他们的观点我是否赞同，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形象思维比较好。他们都善于讲故事，总是从故事模型中发现经济学的道理。例如张维迎喜欢讲老汉种瓜的故事，茅于轼喜欢讲上厕所的故事，还有人喜欢讲切蛋糕的故事，有人喜欢讲孤岛生存的故事等等，都很有学问。在所有这些善于讲故事的经济学家中，厉以宁是文学修养最高的。我十年前就高度评价过他的诗词，后来发现他的旅游散文也不错。这次集中阅读了他的诗词，发现他从1947年就开始写诗了。最早的一首《相见欢》：“长跳板，小河岸，洗衣人。绿裤红衫都道是新婚。”写得清新扑面。1951年在北大写下的“治学当如竞渡舟，做人应效南归雁。”可做学者圭臬也。2007年读《前汉书》后写的《卜算子》：“拦路为伸冤，不许轿帘卷，自有州衙按律行，丞相何须管？”字里行间蕴含着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和对现实政治的某种批判。厉以宁主编的《北大商业评论》，开始向我赠阅。我给编辑提意见说，刊物的人文精神很不错，但文章太沉重了，案例剖析得过于琐细，你们读读厉以宁的诗词，可能会把刊物办得更轻松一些吧。北大的另一本经济学刊物《中国经济》，里面的文章不错，但是装帧和编辑太难看了。建议北大所有的经管类学生，都应该必修10个以上学分的人文艺术类课程。
    北大出版社09年9月出版了一本北大贫困生的文集《我心所依》，展现了他们乐观的感情世界和豪迈的北大精神。书前有北大校长周其凤的题词和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的序，后面有一组前辈师长的殷切寄语。孔庆东写的是：“困难其实是一笔财富，困难越大，财富就越大。人生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我们会不会理财。”本人当年上北大时，其实也属于“贫困生”，我父母虽然是双职工，衣食无忧，但因为我老爸常年酗酒，家中没有存款，我上北大的钱是自己暑假打工挣的，另外亲戚朋友给凑了点份子。哈三中还给我寄来点钱，我写了封感谢信，给退了回去。《哈尔滨日报》还进行了报道。我在北大享受二等助学金，每月14元，家里每月寄给我30元，基本上花不完。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教育我们，“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中学时代就建立了个人的小金库，常年保持着3位数的存款。上北大后，自行车、录音机等大型设备，都是自己购置的。理财能力不需要专门学，真诚严肃地对待生活，就会过得神采奕奕。
    继续说点理财的事儿吧。看到一份央视主播收入，李瑞英基本月薪28万，其他董卿白岩松等也都26万左右，加上其他化妆费、营养费等补贴，每年收入三四百万吧。孔和尚认为堂堂国家电视台金牌栏目的主播，这个收入并不算高。只要他们有真才实学，兢兢业业做好这份工作，再高点，老百姓也不会嫉妒。问题是普通民众的工资是不是太低了点？阿忆以前月薪4千，在博客上抱怨，被看客们痛骂了一顿。后来他涨到了8千，现在也不抱怨了。孔和尚月薪已然涨到5千，虽然说不高，但毕竟温饱不愁。最可怜的，是那些毕业不久的“蚁族”弟弟妹妹们。这些被高校盲目扩招所坑害的孩子们，平均月薪不到2千，居住在京沪等大城市的城郊结合部，我经常看见他们节衣缩食地奔忙着，连生日蛋糕都舍不得买，但脸上带着希望的光。我不敢让他们读书或者遥想什么远大的目标。我只希望他们也都能够月薪5千，哪怕我的工资从此不再涨，我也愿意凌晨3点爬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次升旗。
    《经济史》2009年4期张东刚、关永强的文章《1930年前后中国农家收支状况的实证分析》指出：“在1920—1930年代，广大农民之所以会踊跃参与革命斗争，又是与当时大量农家收不抵支和负债经营的现实经济状况有关的。”孔和尚曾经告诉过大家，直到抗日战争前夕，中国的GDP仍然超过日本两倍以上，但为什么总是人家揍咱们呢？就因为咱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严重黑暗。这份报告指出：“民国时期中国农户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农家收不抵支，超过40％的农户负债经营，其中也包括了一定比例的富有农民和经营地主。在农户的大量负债中，有近40％是用于糊口的生存型负债，其余用于婚丧消费和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负债比例大致相当，各占总负债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些既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体现了民国时期农民的贫困状态。”你要把黄世仁的收入跟杨白劳的收入算个平均数的话，中国是“很富”的。但问题是，杨白劳已经活不下去了，而黄世仁为了继续骑在别人头上不劳而获，他不仅勾结官府、偷税漏税、私设公堂、包揽词讼，而且还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当汉奸。这就是蒋委员长时代的旧中国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不是蒋委员长不想把国家建设好，而是路线错了，蛋糕就切错了，蛋糕不断地切错下去，就会有人忍无可忍，一把夺过刀子，重新切啦。

本期博客思考题：

1、 是不是蛋糕做得越大，每个人所得到的就越大？
2、 切蛋糕是一刀切成两半好，还是吃一点切一点好？
3、 一边分享生日蛋糕，一边“吹灯拔蜡”，吉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