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934年天津国民饭店枪杀案中另一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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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饭店枪杀案中另一位将军
刘世如
轰动一时天津国民饭店枪杀案距今已75周年了，今天我又想起当时被捕和不久与吉鸿昌将军一块儿就义的任应歧（字，瑞周）。
关于吉鸿昌将军的生平事迹的书籍、报刊、我们信手拈来、唾手可得，影视、研究会、纪念馆也广为大家所熟悉。而关于任将军其何许人也，虽近期媒体虽有所刊载，但知之人不多。特别是不同版本的《吉鸿昌》小册子及大部头的《吉鸿昌将军》那里对事件细节的描述，特别是刑场上描写大有悖于史实。为什么要把和吉鸿昌同样饮弹就刑的任将军描写得那么可怜那么怕死？一个军政界要人，一个秘密底下党人竟是一个懦夫吗？为什么要把那样一段变了形的扭曲了的历史留给后人呢？临行前说：任应歧一进刑场就泪流满面，连走路都走不动了，颤颤地对吉鸿昌说，我死了不要紧，国家还需要你。然后吉鸿昌就说，你这是干什么，我送你先走吧。
去年作家文摘刊载我一篇文章“任应歧遗书背后”并附周骥良老先生一小稿，这小稿开头一段是：“‘十年浩劫’熬过去，我重又回到文艺界，可以执笔了。恰好长春电影制片厂《吉鸿昌》摄制组来到天津，指名道姓要找我谈。我是解放以后第一个写出吉鸿昌将军英雄事迹的人，自然责无旁贷。但在介绍情况时，对同时就义的任应歧将军只字未提。稍后，河南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传记小说《吉鸿昌》，七十多万字，竟然对必不可缺的任应歧将军落笔不多，而且写得不好。读了刘世如先生《国民饭店枪杀案》一文，这才对任应歧将军有了正确和全面的了解。但七十多万字长篇修订再版，已是心有余力不足的事了，只好补笔如次。 ”
老先生的态度令人敬佩！首先站起来说了公道话，并承认对任将军了解不多和那时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
这里简单说明一下新国民党，简称“西南”其成员多为国民党军政要人。是反蒋的另一个国民党政体。它实际的抗日作为也主要指30年代北平天津任应歧、刘人瑞、刘觉民等人的活动。《近代史资料》第65号“刘人瑞事略”中所记：1931年春，蒋介石扣留了胡汉民，于是广州又有非常之反蒋组织。并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盖因相对位置处于西南，故人们以“西南”相称，以示与南京的区别，同年4月刘人瑞，陈嘉名参加西南的反蒋活动，到广州出席有关会议，嗣后，刘人瑞往西南派驻北方的特派员，曹任远为华北书记长，朱庆澜，任应岐，刘承烈为“西南”反蒋抗日活动在北方的实际负责人。
所以任应歧、宣侠父、南汉臣、吉鸿昌在天津成立反法西斯大同盟是一个联合的抗日组织，其中包括冯玉祥、李济深。任应歧是这个组织的中央常委、南汉臣为秘书长、宣侠父、吉鸿昌为这里的中共党团领导。在“大同盟”中任应歧是可以全权代表李济深的。
当时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北平站的负责人陈恭尌曾有一个数万言的回忆，叫《北国锄奸》，里面也有类似的只言片语“这个大同盟的中央委员会有冯玉祥和西南的代表参加。吉鸿昌被推为主任委员，宣侠父、南汉臣、任应歧为中央委员、南汉臣兼任秘书长。”其中提到的西南代表即是任应歧。它的组织性质和任应歧在其中的位置可见一斑。
又据《天津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资料中记载：“……由于吉鸿昌与任应岐联系密切，与各地的反蒋抗日力量代表的会面大部分是通过任应岐，于是敌人便把目标集中在任应岐身上，计划先通过捕杀任应岐再引诱吉鸿昌上钩，取一箭双雕之效……王文到津后立即找到吕一民，亮明身份，自称是蒋介石的嫡系，正在执行北平军分会的一项秘密活动，希望吕一民参加，吕一民当即表示愿意。于是王文要吕一民设法接触任应岐，侦察他的行动，以便伺机刺杀。”这说明在国民饭店会面的西南代表刘少南是专门来和任应歧接头的。另外从任应歧捐款之多，抓武装，办学校抓教育说明他在北方，具体说在反法西斯大同盟中的地位和工作是举足轻重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把手了。
这次的暗杀行动把任应歧和吉鸿昌作为追杀目标，客观地说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抗日活动而是因为任应歧是蒋的异己分子，吉鸿昌是亲共分子。实际“蓝衣社”并没有掌握任应歧和地下党的关系也不掌握吉鸿昌已秘密加入了共党。但采取这样的手段蒋介石杀了不少革命志士。
在旧军队当中，任应歧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他总是保持着相当激进的观点使自己由地方军走到国军。直到1928年3月9日和孙连仲、石友三一起被增任为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天津组织反法西斯大同盟失败后，他的部下程耀德也确实在河南拉起了抗日队伍，后为李先念收编为新四军第五师。46年大突围中他的长子任来源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那么他的长子是怎么到的部队呢？原来任应歧在天津娶刘兰芳为妻，刘兰芳是天津人，为任生下一子就去世了。任应歧就义的时候还写给岳母一封遗书，提到天津家无积蓄，要刘老太把三个孩子送到河南。刘老太太大仁大义果敢干练，决定完成任将军的遗愿。就这样经过千辛万苦把任应歧后妻的两个孩子连同自己的亲外孙任来源一块儿送到了程耀德的队伍，只有女孩任秀霞回到了河南的姑姑家。后其岳母也死在队伍中。
从逻辑来讲，像任应歧这么久经沙场又这么有身份的人在刑场上怎么会表现出那样的可怜相？作为一个军人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岂有怕死之理！而书中对任将军的丑化却流传了30年、40年、50年…今仅以此拙文以视正听！传记类的书应该写实，即使是演义类的也应尊重历史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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