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让中国经济成为“内燃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08:33:13
世界银行11月4日把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从半年前的6.5%调高到8.4%，但指出，中国救市措施的效果明年将大幅减退，中国欲在明年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和投资拉动，变为消费驱动。
看了这条新闻，再联想起今年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大半年的经历，我的感觉是，中国经济的内在动力其实非常强劲，中国民间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中国早就应该把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从出口和投资转移到内需上去，靠中国人的消费力、而非美国人的消费力来拉动中国经济。
为什么这么说呢？
结合我在中国前前后后的亲身生活体验和在海外对中国的多年观察，我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习俗其实存在着很多激励人们多挣钱多花钱的因素。例如，中国人爱交际，中国人爱面子；中国人爱追风，中国人爱攀比；中国人爱随众，中国人价值单一等等，如果只谈是否，不谈好坏，只做因果推论，不做价值判断，那么，可以说上述文化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内推力。
先声明一下：我上面用的“中国人爱……”之句型，第一，是相对（相对西方而言）的，而非绝对的；第二，是为了行文方便，实乃“多数中国人爱……”之意，天下之大，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更何况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中国。中国人爱交际，中国人爱面子
社交在西方社会也很重要，但似乎没有中国那么重要。我在英国住了多年，发现他们的很多需求大多通过陌生人之间的市场交换来满足，较少通过熟人之间的人际交往来满足，相应地，他们的社交费用也比中国人少了很多。在英国，一般人即便走亲访友，送礼也不过是一盒巧克力或两瓶葡萄酒，花钱不过三、五镑；熟人之间吃饭，则基本上是AA制，各自掏钱，因为不存在请客者的面子问题，开销也不会太高；逢年过节，或碰到亲友生日，一般也是寄份贺卡，费用更是可以忽略不计；除了少数富豪偶尔会一掷千金大宴宾客之外，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在社交方面的花销，如果按其在收入中所占比例来看，应该远远低于中国人。
随着三十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交在中国社会中的功用其实也有所弱化，但依然至关重要。即使在今天，中国人仍然特别看重人际交往，“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还是重于西方。对中国人来说，大至仕途发展、商业扩张，小到个人看病、子女上学，都需要托门路，找熟人，甚至就连平常会朋友、走亲戚、看故旧，也要好好斟酌送什么礼物、认真掂量去什么档次的饭馆，而这些交际都是要花钱的，而且开销不低。
现在中国人相约见面，基本上都是去外面餐馆吃饭，除了少数比较西化的“小白领”之间开始时兴AA制之外，多数情况下还是邀请者主动对受邀者说“我请你吃饭”。请客费用多少因人而定，但如果邀请者有求于人，那一定不能去低档餐馆；点起酒菜，份量肯定超过肚量（否则那叫“小器”）；价位也不能低于彼此的社会地位（否则那叫“掉价”）。社交花销大，挣钱的动力自然也大，如果超过自己工资单的承受范围，那就八仙过海，通过其它途径去捞钱。当然，基于国情，中国为数不少的请客者是所谓的“报销族”：请客的花费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报销。用公家或公司的钱“借花献佛”，请客者出手自然更加大方，但不管谁来埋单，钱肯定是花出去了，内需因此“拉动”了，GDP也因此提升了。国人爱追风，中国人爱攀比追风就是追赶时尚。根据我在英国和中国的生活经验，中国人赶时髦的倾向远远超过英国人。
就拿手机来说吧，多数英国人通常仅仅把手机当做通讯工具，但中国人，尤其是中、高收入阶层的中国人，却把它当做身份、地位、时尚的标志，档次越高越好，而且不断更新；更关键的是，中国人不喜欢让同事、亲友、熟人看低自己，别人换了更新、更时髦的手机，对自己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所以，手机更新换代这笔钱或迟或早都会花出去。一些海外名牌手机制造商利用了中国人的这种消费心理，在中国大赚其钱，其同样型号的手机，在中国的价格，即使换成相应的外币，都要比在中国之外卖得贵。即使是低收入阶层的中国人，他们手中把玩的所谓“山寨机”，比起普通英国人使用的手机，其外观也要漂亮得多，功能复杂得多，价格占其收入的比例大得多。
这次在中国生活了八个多月，我还落下了一个“毛病”，即辨别汽车牌子的“强迫症”：无论是这次在中国生活时，还是回到英国后，只要路过停车的地方，我都会有意无意地看看汽车的牌子。令我吃惊的是：至少在北京的富人居住区和中产小区，像奔驰、宝马这样的豪华车比比皆是，数量远远超过了英国首都伦敦类似阶层的居住区。要知道，在中国大陆销售的国际名牌豪华车，折合成相应外币的价格都比海外贵得多。
至于占中国人口多数的低收入群体，虽然买不起奔驰、宝马或iPhone、诺基亚N97，但在低端、廉价消费品的需求上，他们力图与同阶层亲友彼此追风和攀比的愿望和热情也同样强烈，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有着非常繁荣的“山寨产业”的原因。其实，只要中国政府措施得当，底层民众的消费潜力也能被开发出来。
中国人爱随众，中国人价值单一
德国学者韦伯曾论述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某种契合之处，如勤奋工作的伦理，便是形而上的宗教价值与形而下的世俗价值的契合，这大概是资本主义在一些西方新教国家发展得最早、也最成熟的原因之一，但在这些新教国家，也一直存在着一些更多地追求精神价值的非主流教派。例如，我在加拿大和英国生活了近二十年，就经常接触“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中上门传教的业余牧师。在这个教派中，有许多信徒自愿地选择半职工作，其余时间则用来研习《圣经》和上门传教，做非职业的传教士。这些人并不把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视为自己主要的人生目标，而更看重精神的自我完善和业余传教的宗教使命。当然，西方还有不少不信教的无神论者，也奉行“物质财富至上”之外的另类价值观。
中国人的价值观则相对单一：古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里的“读书”应解为学而优则仕，即通过科举入仕、升官发财的世俗追求），文革中有“全民造反”（“造反”也是为了夺权的世俗目标），改革开放时期则有“全民经商”、“全民奔小康”等更为世俗化的追求（港式的新年问候语“恭喜发财”如今已成为全中国的流行语）。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追求形而上价值的宗教意识，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后也被“中国化”和“世俗化”，到了今天，某些中国人即使花点儿钱买根香插在佛庙的香台上，口中念念有词的也是求菩萨求佛祖保佑自己发财。综上所述，如果我们只对上述文化因素进行是与否的功能判断，不对其进行好与坏的价值判断，那么，它们确实有利于推动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促使人们拼命挣钱，其实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内在驱动力。如果中国政府及其经济谋士意识到这一点，那就应该想方设法把这些文化因素转化为经济上的内需，并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消除国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重建新型的公费医疗制度和更高水平的全民养老保险制度，从而让中国经济真正成为一台“内燃机”（内需拉动），而非仅仅是一辆“人力车”（投资拉动）或一部“外燃机”（出口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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