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长沙 钟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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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长沙    钟期光    1930.5.王首道同志(又名王一芬)把我调回平江,让我跟随三军团参加打长沙。
    7月中旬,三军团在平江长寿街开会。会议由彭德怀同志主持,讨论攻打长沙问题。我参加了会议,听到彭德怀同志和红八军政委邓乾元两人吵架。彭认为长沙好打,要打长沙;邓说中央指示打武汉,不同意打长沙。当时执行立三路线的党中央提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目标首先是打下南昌和武汉,长沙没有列入。所以彭、邓意见不一致。实际上当时武汉确实不好打,红军从湖南北进,隔着长江,又没有船,易守难攻。邓乾元是文人,不懂军事,也不敢放肆地跟彭德怀吵。彭德怀是打下岳阳以后,觉得武汉不好打,才回头将部队开到平江,准备打长沙的。会上除彭、邓意见分歧外,其他人都是听会,没人发言。最后按彭的意见做攻打长沙的准备。
    1930.7.打长沙时,名以上是红三军团,实际上是以红五军的部队为主打的,仗打得很顺利。红军从平江西门出发,过了西乡,有个瓮江市,在那里一下子把守敌一个旅打掉了,真是势如破竹。敌人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兵象鸟兽那样四散逃跑。红军乘胜追击,直抵长沙城。平江有个独立师参加了打长沙,师长叫朱平,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是我们那个塅里人,家住濁水。朱平同志很勇敢,在第一次打长沙的战斗中,他带头冲过长沙东郊的榔梨市,那时候榔梨河没有桥,是临时的浮桥。他指挥独立师通过浮桥向长沙浏阳门和小吴门进攻,首先占领的这两个门,为后续部队冲进市中心开辟了通路。他善于调查研究,熟悉路线,熟悉情况,仗打得很好。后来在中央苏区是牺牲了。
    第一次打长沙,敌军都逃到湘江西岸去了,红军和农民都没有多少伤亡,城里没有巷战,因此没有多少破坏。打开长沙以后,在市中心的教育坪开了好多次大会,群众队伍高举红旗,五彩缤纷,锣鼓喧天,火铳齐鸣,庆祝胜利。随即成立省苏维埃临时政府,选举李立三为临时省苏政府主席,他没有到职。实际上省苏的工作由王首道、彭德怀、杨幼麟等同志主持。当时还成立了一个肃反司令部,由省苏维埃政府成员、边区特委委员赖汝樵同志任司令维持社会秩序。打下长沙清街道时,捉住长沙四乡各县逃到城里的许多土豪劣绅,在天心阁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镇压。又打开何建的监狱放出几千名反对国民党的政治犯。红军派出大批小分队广泛进行街头宣传,受到群众热烈拥护。农民大量进城,因为有组织有领导,秩序并不乱。商店照常营业,只有大商店的老板跑掉了,就没收其财物,特别是红军和群众都需要的药品和现金。再就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盐、铁锅等,农民搞到不少,没收钟表店时,农民不要小表,专挑大钟,认为钟表越大越好。红军主要是清理敌人的兵器库,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打长沙时,平江县委的任务主要是动员农民参战,组织担架队。平江县农民参加打长沙的有几万人。农民扛着抬轿子的大杠,以区为单位编为赤卫队,秩序井然。他们过瓮江,到浯口,经长乐街,抵金井,从浏阳门进城,住在韭菜园,每天同市民一道参加红军召开的群众大会。农民很拥护打长沙,感到能到长沙来很了不起,又有实际利益,走在大街上威风得很。当时准备成立长沙市委,拟由王首道同志兼任市委书记,要我参加市委的工作,后来没有组织起来就撤退了。回来时,担架队没有什么伤员抬,主要是抬运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那时俺们不懂科学,缺乏军事常识,帝国主义的军舰在湘江里打探照灯,一照几十里,农民不知道是什么新式武器,赶紧撤退。农民先出城,红三军团在后面掩护,平安地撤回平江。
    红军打下长沙,对湘鄂赣几省震动很大,并影响全中国以至全世界。这是我军在红军时期夺取的唯一一座省城,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对国民党武装镇压人民的有力回击!给了湖南敌军以沉重打击,使白军后来“谈红色变”壮了红军的军威,为以后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鼓舞了军心民心;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对装备和扩大红军与地方游击队起了很好的作用;搞到了不少现金和物资,不仅改善了红军的给养,而且长沙附近各县的农民也得到了实际利益。
    但红军并不具备占领大城市的条件,这次打下长沙在客观上起了证明立三路线“正确”的消极作用。
(8801评:钟将军谈起攻打长沙时可谓眉飞色舞,谈起“消极作用”时轻描淡写。俺以为:胜利了当然正确,难道是错误不成?)--摘自《中共党史资料》第八辑之《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