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之前的农村应如何定义？

文章提交者：章立凡 加帖在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新农村”之前的农村应如何定义？
——中国农村建设问题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章立凡
初次读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报道时，心中产生这样的惶惑：我们习惯于将1949年以前的中国称为 “旧中国”，将1949年以后的中国称为 “新中国”，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给“新农村”方针出台之前的中国农村下定义？
一、礼失求诸野
听说政府要派出3万名农业官员到韩国考察学习“新村运动”，我不知道这要花费纳税人多少钱？“礼失求诸野”，这些经验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已经存在了。我国近代曾出现了三位“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先生，都从事过农村社会发展新模式的实验。毛泽东早年也撰写过一篇《新村计划》，他当时的合作社思想，深受日本的新村主义的影响。
晏阳初先生搞“博士下乡”，在河北定县建立“社会实验室”。他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提出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的三种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
梁漱溟先生主张“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先后在广东、河南以及山东邹平等县从事乡村建设实验，建立政教合一的乡农学校，发展农村教育，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推行禁烟、禁赌、放足等社会改良；进行农村行政组织改革，举办合作社，组织乡村自卫团体。
卢作孚先生主张“乡村现代化”，在重庆北碚开展乡村建设实验。作为著名的实业家，他筑路治河，开矿建厂，兴办银行、邮电、电站、农场，发展贸易。他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服务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卫生、市容建设。
这三位先驱同气相求，各自树立了成功的先例，在思想上也各有千秋。例如梁先生比较坚守中国的文化传统，并不完全认同西方的城市化理念。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重视教育。
但是这一套东西到1949年以后都被废弃了，代之以意识形态上的垄断。毛泽东认为只有共产党最了解农村，问题却在于他不懂经济。
二、历史得失
新政权通过实行激进的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然后又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方式将土地逐步集中，用统购统销、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的权利被基本剥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似乎是一种规模经济，实际上类似于农奴制——“规模而不经济”。
以往中国农村宗法社会体系主要靠士绅阶层维系，封建社会的朝廷命官只到县级，像保甲这个层次是没有俸禄的，农村只有自治，没有政权。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以后，士绅的子弟到大城市接受教育，大多在城市就业定居，很少返回农村，士绅阶层因后继无人而逐渐式微。
农村精英的流失在1949年以后变得日益严重。新政权的一项创举，是通过土改将旧的宗法自治体系彻底摧毁了，把政权建到了乡镇一级，用新扶植起来的农村干部来管理，这样做确实便于管理和收税。但村干部的综合素质确实不怎么高，中间也有过去的二流子，只知道跟着新政权有饭吃，多吃多占，欺上压下，予取予求，多年来沿袭成风，积弊甚深。贫困、基层政权素质低下、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和沉重的税费，令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精英不再留恋热土。直到今天，读书的农家子弟，仍以上大学跳出“农门”为根本出路。
50年代的城乡关系，根据毛泽东在1955年的解释：“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治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要不干，我们就不给他原料，横竖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这是讲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显然，这是一种技治主义的思维。统购统销作为一种战时的“统制经济”体制，短期实行也许是必要的，但连续实行三十多年，对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其结果是消灭市场经济，走向国家垄断。
三、现代化的悖论
执政党的社会理想是消灭分工、消灭差别，现代化进程却要求扩大分工、扩大差别，这就使执政理论逐渐形成了悖论，至今无法自圆其说。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重新走向市场经济。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滞后，垄断的惯性并未随着经济开放而消除，反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权力的不受监督而越发贪婪，阻碍着生产力的健康发展。
说到发展模式，我想到20世纪70年代拉美发展中国家提倡的巴里洛克模式，这是由阿根廷的巴里洛克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
传统的观点认为发展主要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这种模式认为当前世界面临的问题不是物质问题，而是社会、政治问题，根源在于国际、国内的不平等权力结构，必须改变发展的价值观：
一、建立一个国际、国内的平等社会，个人有满足营养、住房、保健、教育等权利；
二、这个社会是一个面向需求而不是面向消费的社会，消费不是目的，社会生产取决于社会需求而不是利润；
三、消灭私有制，但不是国家所有。
这种模式主张的消灭私有制，是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同时消灭统治、剥削和不平等的社会。该报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所要求的刚性权力集中，会因缺乏民众参政而造成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转化为高度集权和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
无论你是否同意这个模式，它确实揭示了当今制度上的根本问题——垄断。
四、垄断之下无和谐
垄断产生腐败，垄断之下无和谐。
1937年抗战爆发，晏阳初先生应邀主持湖南省民众动员工作，在他的推动下，撤换了全省三分之二的县以上贪腐官员，而以知识分子专家代之，有力地支持了湖南的抗战。这在垄断体制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精神，从《共同纲领》上看是继承了联合政府的理念传统，五颗星各有自己的象征意义。直到1954年宪法才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执政党独自承担全部的社会责任。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实际上独自承担着改革的全部困难和压力，原因是这种模式缺乏民众的广泛参与。最近拜读了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执笔的《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其中的底线，我体会还是一党执政。
我们学者一般都主张渐进式的改良，以避免激进式的革命。我一直认为历史进程就是一个改良与革命的赛跑，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改良，最终难于避免揭竿而起的革命。
目前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把它视为一种改良，也可以理解为要实行“让步政策”。这种改良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垄断的一方能否放弃既得利益，哪怕是部分放弃，哪怕是做出一种态势，以缓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究竟能不能行得通，要看这个体制还有没有这种活力。
（2006年7月29日在“博客中国”专栏作家“中国新农村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