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摧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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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摧毁之后

邵建    发表于2009年10月22日 07:16  

这是前几天从“人民网”看到的一个题目:“调查显示:九成上海市民认为政府最没诚信”。发起这项《上海社会诚信问题调查》的是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这样一个调查结果固然是意料之中,但还是让人惊悚。我特别注意到该调查显示“城管机构受市民关注度很高……,但其评价得分却很低”,甚至是诚信最低的三个机构之一。

因“钓鱼执法”导致河南青年自残断指的报道披露后,上海市政府要求浦东新区迅速查明事实,于是“该区责成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进行了全面的核查”,结果是“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但,这样的结果没有公信力,本质上它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自查,这里没有出现本该在调查中出现的“第三方”。那个断指小伙连自残都不能自证清白,社会凭什么相信该区城管执法局自己执法又自己调查的一面之词。何况在以上关于社会诚信的调查中,该市城管机构的评价本来就最低。因此,这次调查不足为凭,应当作废;更应当以媒体介入为主(一定要包括外地媒体),重新组织调查。这里的关键是,不要让权力调查权力,而应让权利调查权力。

以“钓鱼”为名的城管执法在上海频频出现,极大地败坏了政府的公信力。整个一个钓鱼过程不但让我们感到城管方面的“权力流氓化”,甚至我们更怀疑,上海还是不是一个能够让文明人居住的地方。钓鱼执法已不仅是权力敛财的问题,它在敛财过程中多方面地恶化了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人的德性。这里的多方面,不仅包括受害的被钓者,亦包括那些用来作为垂钓的“饵”,同时还包括设计钓鱼的权力者自己。

对那些受害而言,不能忽略还有一个隐形的受害对象,那就是内存于我们人性深处的“恻隐之心”。有了它,社会就会多出一份在他人感到需要时能够援之以手的互助。没有互助,社会则将趋向人际之间彼此离心的“原子化”状态。钓鱼执法正是利用人的恻隐,诱民入“罪”。以法的名义和猝不及防的方式,非但让受害者一次破财,更让他们的恻隐之心从此蛰伏,不敢恻隐。另外,我们固然痛恨那些为不义之财而害人的“诱饵”,但他们也是一种牺牲品。他们牺牲的是自己人性中的一部分,亦即同类之间本该相惜的那份同情。当他们在权力的诱惑下,决定助纣时,同时又丧失了作为人的德性的“是非之心”。至于那些利用手中权力的钓鱼者,不仅贪婪与残忍,而且对自己的行为振振有词,甚至把自己手中的“饵”诡称为“有正义感的人士”,这不过是想借正义之名为自己的丑恶漂白。此乃“羞恶之心”之彻底沦丧。人性在他们身上,不知是否还有可能修复。

无论孟子所言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还是羞恶之心,都是人性中德性的有机构成。钓鱼执法多方面摧毁人的德性,这些德性更多是人类长期以来文明进化的产物。当这些德性被摧毁之后,不知人性靠什么来支撑,社会这个共同体又靠什么以维系。然而,德性问题不能德性医,就其形成而言,德性本身是被动的,它更多取决于形成它的制度环境。橘逾淮则为枳,这里,“淮”就是决定人性为“橘”为“枳”的制度环境。

因此,就钓鱼执法而言,需要追究的是制度本身和制度设计。权力背后是制度,权力依凭其制度方才可以为所欲为。针对上海一个区就有高达五千万的黑车罚单,这里不仅要质询行政执法上的问题,也许更需要追究“非法营运”本身是否有问题。本来有车就可以营运,当然需要经过申请。但,申请是登记制,除了完成应当缴纳的税务外,不应当预先缴纳例如加盟出租车公司之类的份子费。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所谓的非法营运,其非法之处,不过是没有缴纳高额份费就私自上路而已。然而,除了税务之外的份子费,其合法性本身就不成立。如果取消出租车公司这个额外的环节并开放登记,事实上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黑车和非法营运。因此,这里是制度设计以及由此导致的制度环境出了问题,是它方便甚至怂恿了权力对权利的渔猎,同时也是它在摧毁我们人性中的德性。

这一次,权利自残断指,向权力声讨公道。同为权利者,我们无法旁观。希望我们能够以舆论的力量,持续关注此案,看看在所谓的非法营运之后,还有多少黑幕没有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