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 J · 杜丹德：你能想像一个没有鸟叫的世界吗？

　　“今天的北京天气不错哦！微风拂面，我还听见小鸟唱歌！”别以为这是英国绅士才有的开场白—— 谈论天气。眼前的杜博士操着一口不急不徐的美式英语笑眯眯地望着我们，说到鸟叫，还把手放到耳后比划了几回。

　　他身后是一排大大的书柜。书架上有《中国酸雨控制战略》、《排污权交易在中国》、《区域环境合作高层国际论坛》。书柜两侧都摆放了翠绿的植物，往阳光的方向伸长了脖子。

　　这是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的办公室一角。笑容可掬的杜丹德博士（Daniel J Dudek）是排污权交易项目的首席经济学家。从1991年到现在，他已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中国了。

　　和大自然亲近的童年我对博士提的第一个问题有关童年。他滔滔不绝地回忆起那些在农场、河边和草垛旁的岁月。“小时候我们家境并不好，没有太多钱用来娱乐。最简单的找乐的方式就是一家人开着车去我祖母的小农场。我父亲在那里种植了瓜果蔬菜。他和我叔叔常带着我去河边钓鱼。我们早晨三点钟就起来赶往小河边。河水流动得快，水质又干净，鳟鱼就生活在这样的小河里。我不太会钓鱼，跟爸爸、叔叔一边呼吸清晨的新鲜空气一边听鸟儿唱歌就让我开心得不得了。对了，我那时是个小男孩，农场的草垛高过了我的头，冬天降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们穿梭在白雪覆盖的草垛之间，真是无比奇妙的感受。”

　　“我妈妈很喜欢观察鸟儿，她搜集了不少鸟的标本，每次开往乡间的路上，她都沿路听鸟儿的不同叫声。我们不得不乖乖坐在车里不许吵闹。想来这倒是个管教孩子的好方法。我现在跟母亲一样喜欢听鸟儿的叫声。”

　　“那段和家人一起领略美好自然的童年时光培养了我最初的环境价值观。”

　　“等我再长大一些的时候，别说钓鱼，连游泳都不敢去河里了。好在现在已经治理好了。河水重新变得干净。”

　　曾是政府官员和大学教师我一直觉得童年的剪影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在关键时候做出的选择。杜博士却说他和环保是一步步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1969年美国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提议设定地球日（每年的4月22日），次年的这一天，美国爆发了2000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当时，即将从军队退伍的杜丹德正在思索进大学主修什么课程。他选择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资源与环境学，后来又获得该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学习的过程引发了我深入地思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什么对人类是至关重要的？我深刻了解人们需要在财产问题上获得安全感。这就引发了我对经济的关心。我在自然模式和经济行为的互动关系上做了不少研究。人类就是环境的一部分，实在不能把二者分离。”

　　拿到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杜丹德进入了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对于这段经历，他觉得是完善了他的大学教育，清楚看到政府的法案和条例如何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他深谙政府角色的重要性，“很多人觉得追寻经济利益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实际情况是：关键在政策和法规。”政府的态度，强硬也好，柔和也好，都是推行环保的一剂良药。

　　在农业部任职7年之后，杜丹德来到了母校马萨诸塞州大学农业与资源经济学系任教。谈到当大学老师的经历，他自嘲了一番：“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成功。”“学生们从来都不喜欢早上的课，更别说枯燥的统计学了。他们宁愿在宿舍睡大觉。我那时养了一条模样很特殊的狗，我把它牵到课堂，让它在讲台上待着，这倒是吸引了不少学生来上课。可那条狗觉得被这么多人盯着很不自在。它跟学生一样，想快快逃离课堂。”

　　虽然这位激情澎湃的大学老师承认，学生们并不跟他一样热情高涨。做老师的这4年，还是带来很多益处：要怎么刺激人们的意识，一个想法怎么应用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如何劝服他人接受你的观点？“你走进北大清华的任何一间教室，听听那些学生的讲话，他们有不少闪光的想法！可是有几个又真正应用在实践了呢？”他向我抛出了这个问题。

　　普通人看的报纸和科学家们写出的研究报告是有很大差距的。他每周上课都会从报纸上选取新闻，在课堂上他要引导学生用环境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环境状况，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

　　不能忍受沉默的春天1962年，雷切尔·卡森（Rachel Karson）写了《沉默的春天》（Silent Spring）。在书里她描绘了一幅可怕的未来景象，化学工业、政府和农业部门被指责毒化了环境。《沉默的春天》警示人们，通过毒化自然，人类最终会毒化自己，并剥夺她所认为的人类应拥有健康环境的基本权利。这本书在美国引起前所未有的轰动，它迫使人们超越杀虫剂的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我们的环境。卡森被视作现代环保运动的发起人，正如一个作家所说：“卡森写了几千字，世界就改变了方向。”

　　杜丹德说这是一本对他影响极大的书。跟我讲到《沉默的春天》，他再次说到了鸟儿。“你能想象一个没有鸟叫的世界么？你能想象一个沉默的春天么？”

　　1985年的一天，还在马萨诸塞州大学批改学生考卷的杜丹德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加入美国环保协会。面对这个在当时刚刚起步、只有一个经济学家的非政府组织发出的邀请，杜丹德问自己，是继续批改学生的考卷，讲授历史，还是尝试自己做些创新？他选择了后者。

　　来到美国环保协会，杜丹德的第一项工作是参加了《蒙特利尔公约》谈判的美国代表团，《蒙特利尔公约》关注的问题只有一个—— 如何控制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氯氟烃，他们希望基于市场的政策来控制氯氟烃，即允许在某地的一个国家减少这种物质的排放量，同时也允许在其他地方的某个国家增加排放量，但在总量上把排放量控制在零。这次谈判历时长久，过程相当艰难，用他的话说可以和《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之艰难相提并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已经形成。这个发现在根本上改变了谈判，因为它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问题是真正存在的，而且是人类自身的活动破坏了臭氧层。美国环保协会得到了这样一条经验，即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试点才有机会推行这一基于市场的工具。

　　杜丹德带领的美国环保协会一直在倡导和推动排放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政策。老布什总统对他们的“市场化机制解决方案”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199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又称酸雨计划）的通过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机制在节约成本的同时，激励了企业把排放量减至规定的标准之下，刺激了技术革新和提高能源效率。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脱硫设施价格降低了60%，而脱硫率却由70%~75%提高到90%~95%. 1990年的夏天，杜丹德接到一位曾经任职美国环保局的朋友的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去中国。对方希望他到中国和这里的环境官员们探讨他们在美国推行的基于市场的新方法。那时中国正在引进和发展污染物罚款系统，还没有引入排污权的概念。无疑，美国排污权交易政策为像中国这样的燃煤大国治理污染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排污权可以在政府管理下，像货物一样买卖，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相当新鲜的概念。

　　“外国人来中国有很多原因的。这是个古老迷人的国家。我在长期的环境研究中思索，什么是环境问题的重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里每年有4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早早离世。我答应了朋友的邀请，在这里开始了我的环保事业。”

　　杜丹德开始频繁地往来于中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