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涵漠：飘零在外的中国历史(中国青年报 2009-11-4)

    唐德刚用尽一生气力，想讲述一段完整的历史。但这段历史并没讲完，他的一生却走完了。

    11月26日晚，在美国加州旧金山东湾佛利蒙市的居所，这位已经被肾病和脑中风折磨了几年的老人，在向夫人道晚安时，只讲出了一个“再”字，便停止了呼吸。饱受争议的华裔历史学家，在89岁的年纪，带着他的全部故事离开了。

    他留下的大多数著作，都在重构一段日渐模糊的历史。他在《梅兰芳传稿》里描绘的梅兰芳，让许多国人感到陌生；他在《袁氏当国》中讲述的，则是一个与多数人心里的形象截然不同的袁世凯。

    作为历史写作者，他留下的最著名头衔，可能就是“为胡适写史的那个人”。1948年,他坐了几个月的轮船去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读欧洲史和美洲史。那时，他是在图书馆里推着书车来回跑的小职员，胡适则在那里经历着一生中最为困顿的时光。

    这促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师生关系”。

    因为本是“学生的学生”，他被胡适亲切地称为“小门生”，并逐渐成了这位流落海外的大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倚重的“小管事”：借书，还书，充当司机，或是拉上一帮小兄弟陪师母打麻将。胡适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无课可讲，便将这个年轻人想象成为台下千百名听众。

    这唯一的听众摸准了讲演者的脾性，当学生的越不同意自己的观点，当老师的就越高兴，惟其如此，“他老师才能滔滔不绝，详述其‘好在哪里？坏在哪里？’的大道理”。

    于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原杜威研究室前的那个“大光屁股铜人”像前，许多夹着书本匆匆走过的美国人，便常会看到一老一少两个黄种人，在那里口沫横飞地讨论。

    “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曾经这样说。中国社科院教授耿云志记得，1993年在青岛召开的一次胡适研讨会上，他邀请这位为胡适作传的学者作一个主题报告。

    这个“最好的学生”走上台，两手空空，不拿讲稿，“我对胡适是‘半肯半不肯’”，他的话锋转向胡适在台北的秘书，“像王志维那样就太过分啦，一切以胡先生之是为是，以胡先生之非为非”。

    唐德刚力图以历史观照现实。在美国排华最高潮时期，他曾直斥，胡适之、陈衡哲一行“少爷小姐唱和最乐之时”，无视华侨苦力血淋淋的痛苦。尽管他心里仍深以胡适为荣，并将胡适誉为近代中国“思想言论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

    为此，在台湾作家李敖的嘴里，这个年长他16岁的朋友，乃是胡适学生中的“假犹大”。而据安徽大学教授陆发春回忆，多年后，这个极好交友的老人还向陆提起，李敖第二次入狱时，他曾专程从美国飞回台湾探监。

    但他没有提起的是，除了“汝青、武慰先这些漂亮的小女生”外，李敖并没有见包括他在内的朋友们，“唐德刚……枉来土城看守所”。

    上个世纪50年代，哥大创建“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让唐德刚从纽约的众多“中国难民”中找一位采访对象。校方暗示他，“陈立夫先生更具诱惑力”。尽管如此，这位忠心的学生还是推荐了自己的老师胡适，并且最终成就了一部《胡适口述自传》。

    自此，唐德刚正式涉足口述历史这个领域。他为李宗仁写回忆录，两人断断续续地谈了3年，经整理、撰写、修改，成书已是7年之后。因为李氏逃至美国时，身上片纸不存，一切所谓的“历史”，全靠他的脑袋。

    唐德刚只能边记录，边考证，对于不可信的一段，总得向对方提醒：“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

    后来，纽约街头多如牛毛的国民党流亡高官纷纷找到唐德刚，想做一本自己的历史。张学良在看完《李宗仁回忆录》后也找上了门，因为尽管他从未见过李宗仁，但他看得出唐德刚“笔下的‘蒋’，是百分之百的‘蒋’”。

    话虽如此，当唐德刚回忆起给张学良作传的过程，总是抱怨连天。他总是以一个历史学者的判断告诉张学良：“汉公，这个事情你记错了。”

    “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那位说一不二的将军反问，“你要听我的话。”

    因为“不能听话”，这部自传终究没有完成。“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需要大量资料来校正。”唐德刚说。直至今日，他已经在美国辗转数地，但一个个收藏着珍贵访谈磁带的铁盒子，仍然被完好地保存着。

    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名老师。直到现在，还有学生记得他的“中国现代史”那门课，时间安排在校园里最冷清的周末下午3点到6点，但这门在大洋彼岸落地生花的课，一讲起来，竟“连窗外都有人驻足聆听”。

    就算是未曾谋面的晚辈，他也热情相待。1990年，一位读过《胡适口述自传》的青年学生给唐德刚去信，唐在回信中写道：“我民族十分优秀，在将来世界必终有再度出类拔萃之一日。近年来我收到很多像您这样优秀青年的来信，真是最大的鼓励。……我已是个退休教授。但是还在学习，日内且将去沈阳。以后我们再通信嘛。”

    但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应热情的唐先生之约，再次去信。因为他的父亲听说这事后，大为惶恐：“现在你写信到美国去和人说胡适，是要闯祸的。”最终，这个青年成了一名律师，但是直至十几年后，他仍然能大段地背诵这封回信的内容。

    唐德刚还曾被选举为哥大亚洲学系的系主任，而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设了十几门美国教育史上从无先例的“亚美文化冲突”、“美国政法冲突与亚裔移民适应之研究”等课程。

    “他的家国情怀很浓。”耿云志回忆，唐曾经因为研究对象是大陆“批判两胡”的目标之一，而不敢回国，但在1972年中美建交后，他成了当年第一批回国探亲的华侨。

    唐德刚的外甥刘永生还记得那次相见。1947年，刘永生年仅10岁，当时舅舅“穿着一身黄色的军服，英姿勃发”。而25年后再见，舅舅却“已显老态了”。

    当归国的飞机刚刚飞入中国的高空时，这位54岁、功成名就的大学者，拿着一块手绢，躲进卫生间里大哭了一场。从那一年开始，唐德刚频繁地往返中美之间。

    凡是曾经听过他上课、讲座，甚至只是简短谈话的人，都记得这位老先生讲一口江淮官话，甚至连英文都带点安徽腔。而照顾他的保姆回忆，老人总是爱用方言讲笑话，并且自称会唱安徽地方戏，可是唱来唱去却总是一句“咚咚锵”。

    “和他在一起绝对不会寂寞，他永远有话题。”耿云志这样描述。一次，他在苏州的一场报告中问大家：知道李宗仁年轻当兵时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然后回答：“是退伍之后回家养鸭子，因为鸭子肥了肉最好吃。”全场哈哈大笑。

    刘永生告诉记者，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时年79岁的唐德刚也加入到北大游行的学生中，那次，他本只是应邀参加庆祝五四运动80周年的活动，不知怎么，这个已经在美国生活了51年的老华侨，就和学生们一起走到了游行的队伍中，一路上还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

    一个曾经在纽约与他见面的学者，记住了唐德刚曾经发出的感慨：“我们中国人即使在美国待了几十年，也难以融入当地的生活。”2000年，当他最后一次回到老家安徽合肥时，他在刘永生的书桌上，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从故乡出发，愈走愈远，就回到了故乡。”

    而这一次，他真的走了，骨灰将从旧金山的半月湾乘船出发，最终撒在太平洋的海面上。也许，某一股洋流，会真的将他生命的一部分，送回他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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