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治理的逻辑—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思想评述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两者都是制度分析大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主要是一位政治科学家, 也称得上是政治经济学家，却对经济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威廉姆森是一位经济学家，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创始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涉及政治科学和经济科学，但超越了传统的政治科学和经济科学。从经济学视角看，她的研究涉略到非主流经济学。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勉强可以融入主流经济学，但只是主流经济学的延展。

瑞典皇家研究院对诺奖得主贡献的评述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获奖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分析”。虽然同是“经济治理分析”，但两者的贡献领域实际上大为相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聚焦于在私人经济部门的经济治理，其代表文献包括《市场与层级组织：分析与反托拉斯意蕴》（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以及《治理机制》(Mechanisms of Governance)；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侧重于在“公共池塘资源”（也称“共有品”、“公共财”等）方面的经济治理上的贡献，其代表作为《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Action)。按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定义，“公共池塘资源”属于“一种公共资源，对于它，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这些资源包括鱼塘，草场，森林，湖泊，地下水资源等等。这是一个狭义的界定。按照广义的界定，“公共池塘资源”有时候涵盖“公共产品”（public good）和狭义的“公共池塘资源”。暂且按照狭义的界定来继续我们的分析。在有关资源环境中，个人的理性行为可能导致资源使用拥挤或者资源退化的问题。比如每个理性的个人增加放牧的羊的数量最终导致整个草场的过度放牧。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制度缺失，个人的理性达致集体非理性。按照瑞典皇家研究院的解释，对于公共池塘资源或者“共有财产”（common property）的使用不善问题，传统的解决方法是，要么采取集权方式，要么私有化。该研究院继续解释到，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资源使用者管理的鱼塘，牧场，森林，湖泊和地下水资源进行了大量研究，其研究结论是，这些使用者的自主管理更多的时候要比标准理论预测要来得好。该研究院认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观察到资源使用者经常开发细致的决策和规则实施机制以处理利益冲突，她还总结了那些促进产生成功结果的规则的特征。由此，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集权和私有化解决方案之外的第三种解决途径，那就是使用者自主管（治）理，一种社会自治解决方法。

瑞典皇家科学院对威廉姆森界分市场边界的贡献做了概括性说明。按照威廉姆森，市场和层级组织（如公司）代表着替代性的治理结构，这些治理结构涉及不同的利益冲突解决方法。市场的缺点是，他们往往需要讨价还价和分歧。公司的缺点是其权威虽然能够减轻争议(contention)，但可能会被滥用。竞争性市场运作得相当好，因为买卖双方在达不成一致时，可以转向其他贸易伙伴。但是，当市场竞争是有限的时候，企业比市场更适合于解决冲突。因此，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威廉姆森的理论的一个关键预测就是经济行为人在企业边界内从事其交易的倾向随着其资产专用性程度提升而增大，而且这一预测也得到经验支持。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两者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的不足。传统经济学关注对市场的优势和劣势的分析，但缺乏对其他制度安排的研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研究表明，经济研究不仅在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而且也适用于在企业，协会，家庭和机构的研究。瑞典皇家科学院认定，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研究表明经济分析可用以揭示大多数类型的社会组织的特征。

金融危机对诺奖的可能影响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似乎考虑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正统经济学由于其“市场原教旨主义”遭到了经济学界内外人士的众多诘难。对于这些人士，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市场失灵”。两者的获奖至少向大家提出了提示：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存在着较大的缺陷，需要得到新的经济学理论的补充、修正，需要另类思考，而不是经济学失灵了。

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括：一是政府部门公共治理的原因，比如，政府为市场长期提供大量的低息廉价流动性，导致从投资/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相对价格扭曲，尤其是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的持续飙升，直至越来越多的人对资产价格继续上扬产生怀疑，市场信心动摇，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下挫和很多低收入房地产抵押家庭的资金链断裂，最终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又如，从社区再投资法要求银行把一定比率的存款使用于本地社区，助长了银行对不合格的低收入家庭发放房地产抵押贷款，联邦政府所属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大量又为不合格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大量贷款担保，联邦政府还放松对房地产贷款信用评级的要求；二是私人经济部门本身经济治理失当的原因，比如评级公司对贷款资产评级时发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三是私人经济部门制度环境的治理失当问题。私人经济部门经济治理失当问题，不能说威廉姆森的治理机制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能够一揽子解决问题，但是有助于解决问题；而公共部门的公共治理问题和私人经济部门制度环境问题的解决，很多方面需要增进一些新的制度安排，也不是说这些问题均能由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理论来解决，但其理论仍然有助于解决问题。比如一些维护金融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无论是新是旧，不完全是、但有些类似于公共池塘资源。当华尔街少数银行家和经理人由于道德风险或者政府要求和怂恿，在金融市场制度这一池塘里“倾倒污水”之后，市场制度就不成其为“共享的信念”（青木昌彦），市场信心因之随风飘去。市场制度可以是内部形成的，也可以是外部强加的，但是最终是需要主要由市场主体自主管（治）理和维护的。单靠政府不行，主要靠政府不行，靠政府干预更不行。

经济治理的要义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说明了一个制度安排导致次优的绩效，并不等于说明了另外一个制度安排会表现得更好”（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经济的比较研究”）。她指出了一般经济学文献总体上的不足：很多经济学家在面对市场失灵时，即提出要政府干预；在面对政府失灵时，即提倡私有化。两者均没有考虑如果建立激励机制来克服问题。我们权且把很多经济学家的上述悖论式“解法”称作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意义上的“失灵论陷阱”，把在市场内部和政府体制内部建立激励机制的解法（包括公共池塘资源的解法）称作为“奥斯特罗姆解法”。

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看看斯蒂格利茨新凯恩斯经济学、哈耶克奥地利经济学、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奥斯特罗姆制度主义理论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以简约的语言先把斯蒂格利茨新凯恩斯经济学和哈耶克奥地利经济学的药方放在一起对照，再看看这两者与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奥斯特罗姆制度主义理论的关联。

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的基本思路是，由于市场是不完善的，信息是不完备的，要进行政府干预。这恰恰落入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意义上的“失灵论陷阱”。与此相反，哈耶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典型思路是，由于市场是不完善的，信息是不完备的，应拓展市场过程，增加市场机制，减少市场不完善和信息不完备。

哈耶克奥地利学派的这一思路隐含了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增进治理机制的理念，与提倡增进市场激励机制的这一半“奥斯特罗姆解法”相契合，并且避开了“失灵论陷阱”。也正因为奥地利学派对市场过程的机理和作用的洞见，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可以把奥地利学派改称为市场过程理论。

“奥斯特罗姆解法”的另一半涉及解决公共池塘资源和公共产品领域的问题。这一半解法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及其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共同完成的。这里包括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使用者自主治理理论，她对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公共经济的论述以及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体制。根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经济与市场经济相对，由规模不一的集体消费单位构成，这些单位通过安排集体物品的生产，管制集体物品的使用者范围，用途的类型，以及分配集体物品来提供服务。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经验分析中进一步细化和合理化了马斯格雷夫财政学中的公共和私人提供以及公共和私人生产的划分，提出了自主治理的一整套规则，为多中心秩序理论奠定了经验基础。

诺奖得主理论的短长评述

一家理论，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此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比如，威廉姆森的治理机制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界定了企业的边界，这种界定是可以延伸到政府治理领域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可以视为这种理论的一种应用。比如，一些政府服务可以由政府自身提供，也可以通过市场外包采购。但这种企业与市场的边界的划分也是相对而言的。关键是怎么看待企业和市场的边界。看法不同，答案不同。比如婚姻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是一个“集体人合企业”，可以视为内部市场，这样一夫一妻制属于双边垄断结构，会产生双边垄断内在的一些长处和短处。如果完全遵循威廉姆森（和此前的科斯）的企业边界的划分，那么就不能把双边垄断放在里面分析—毕竟垄断分析是针对“市场”结构的分析。又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也主要只是分析了这方面的经济治理问题和案例，提出一些自主治理解决规则和思路，有些治理规则是其通过调研总结而得的，但其调研总结永远是一种归纳法，也许后人可以补充其他规则，也许对其所归纳的规则提出挑战。

下一轮诺奖展望

不过，经济学研究是一种增量研究。我们欣赏增量的研究和增量的贡献，更欣赏其许多原创性的内涵。也只有原创性的研究，才有获得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纵观经济学领域，未来能够获得诺奖的经济学研究贡献也许包括：一是演化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贡献，演化经济学和神经元经济学是最逼近经济现实的研究，难度也较大，如果这方面有位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学者的主业不一定是经济学家，也可能是生物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二是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对非理性行为进行了研究，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概念，将人文、社会、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研究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以更好地理解消费者、借款人、投资者的经济决策，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问题。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很有可能成为下一轮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三是财政学，更加精确地说是“真正的财政学”，是“反财政学”，或“修正的财政学”。“真正的财政学”要颠倒当前的财政学，因而是“反财政学”或“修正的财政学”。目前的财政学是充满漏洞和谬误的学科。很多理论存在着“仁慈性政府”预设。“反财政学”将不停留在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政经济学的贡献，这些贡献集中在政府财政和政府行为及其规则约束研究方面的贡献。“修正的财政学”将改写和颠覆财政学，拨乱反正，抛弃财政学中的“仁慈型政府”预设，从“自利型的政府”甚至“竞争性政府”预设出发，从秉承原则的、积极并务实的角度分析和描述财政的理念、原则、行为、特点、问题和规则。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其实在她的研究中从这些方面对“修正的财政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要完成“修正的财政学”，仍然“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