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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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简史》上   作者：李桂芝

　　第一章   契丹的兴起与辽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契丹的兴起

　　公元9世纪后期，唐政权衰落，对周边各族控制放松。藩镇间无休止的争夺和攻伐，使中原陷入混乱之中。回鹘汗国灭亡后，黠戛斯并没有建立起控制蒙古高原的强大、统一政权，草原各部也处于分散游牧状态。游牧于潢水（西拉木伦河）和土河（老哈河）流域的契丹人乘机崛起，势力迅速发展，916年，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在部落联盟的废墟上，建立了统治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的辽政权。辽同中原频繁更迭的五代各政权以及后来的北宋都有密切的交往与联系。它是继匈奴、柔然、突厥、回鹘各游牧民族政权之后，在我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做出突出贡献的又一游牧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

而在统治范围与时间，政权建设的完备与巩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等方面，又远远超过了前者。它继承并发展了自匈奴以来的草原牧业文化，同时也积极学习、吸收中原农业区高度发展的汉文化，因而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一  契丹人的渊源

　　“契丹”见于记载起自北魏。《魏书》在记载与北魏政权联系和交往的各部族时，首次为契丹和与它关系密切的库莫奚立了专传。此后，《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及《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文献通考》、《宋会要》等，都有关于契丹人活动情况的专门记录。

　　上述文献在记载契丹人的族源时，大致有“匈奴说”和“东胡说”两种意见。魏收的《魏书》载：“库莫奚之先，东部宇文之别种也”，“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①薛居正《旧五代史》称：“契丹者，古匈奴之种”②；欧阳修《新唐书》则主张“契丹，本东胡种”③。此后，马端临、胡三省主“东胡说”④，王钦若主“匈奴说”⑤。元人脱脱主编的《辽史》认为： “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⑥抛开炎帝之裔不论，仍主契丹源于东胡。

　　后世治契丹民族史和辽史者，也多认为契丹为东胡系统东部鲜卑宇文部之裔。

“契丹”为本民族自称。关于语义，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多数学者认为是“镔铁”或“刀剑”之义。⑦

①《魏书·库莫奚传》、《魏书·契丹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引各史不注版本者皆同此。

②《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一》。

③参见《新唐书·北狄传》。

　　④《文献通考》卷345，《四裔二十二·契丹上》；《资治通鉴》卷188，《唐纪四》。

　　⑤参见《册府元龟》卷956，《外臣部·种族》，1960 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⑥《辽史·世表》。

　　⑦参见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第13 期；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版。

　　契丹兴起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这里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距今一万年以前，这里就已经有了原始人类的足迹。这一地区民族的迁徙、融合呈现出十分频繁复杂的状态。西拉木伦河，《后汉书》称“饶乐水”，《三国志》称“作乐水”，《魏书》、《北史》称“弱洛水”、“弱落水”，《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辽史》称“潢水”，《新五代史》称“黄水”、“枭罗箇没里”，《契丹国志》又称“袅罗箇没里”、“女古没里”、“潢 河”。“老哈河”，《后汉书》称“乌侯秦水”，《隋书》称“托纥臣水”，《新唐书》称“土护真水”，《辽史》称“土河”，《契丹国志》又称“北乜里没里”、“陶猥思没里”、“土河”。

　　五六千年以前，这里气候温暖，水量充足，大小河流和湖泊纵横，适宜于农业生产。原始居民在这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新石器时期文化——红山文化。这里出土的劳动工具，既有用于渔猎和畜牧的，也有用于农耕的，说明了那时人们已经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精美的玉器反映了当时不但有了审美的要求，而且有了等级、礼仪的观念。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群的发现，更表明当时的人类已达到了我国北方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开始了由原始社会向阶级 社会的过渡。

　　但是，由于气候的变化，这里的居民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这里逐渐寒冷和日益干旱，居民开始南下中原，这一地区便由农业区转为牧业区。此后见于文献记载的居民是东胡和山戎。

　　（一）东胡部落联盟

　　东胡和山戎与中原各国的联系，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司马迁说，春秋时“燕北有东胡、山戎”①。匈奴称“胡”，“东胡”因居于匈奴之东而得名。

　　战国时，东胡已进入部落联盟阶段，其势力自燕国北部达其东北，为燕国北方的劲敌。燕昭王时，曾击败燕国，迫使它以大将秦开为人质。秦开归燕后，率军出击东胡，使之北退千余里。于是燕在北境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筑长城东起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西至造阳（今河北沽源县与内蒙古正蓝旗间闪电河上游一带）以御东胡。从此东胡退居老哈河下游和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老哈河上游、大凌河、滦河流域则为燕所据。

秦统一后，派大将蒙恬北御匈奴，增筑长城，秦长城东段多沿用燕国所筑部分，个别地段又向北推移。

自战国至汉初，东胡一直很强大。匈奴冒顿单于（前209—前174年在位）杀父自立之初，东胡王自恃强盛，曾向冒顿索取名马、阏氏和土地。冒顿单于以名马、阏氏相赠以骄其志、弛其备，然后率军乘虚进击，大获全胜，东胡部落联盟瓦解。

　　东胡遭此惨败，余众退保乌桓山（辽代称黑山，今罕山）与鲜卑山（大兴安岭中段、北段），①后世便以乌桓、鲜卑之名见于史乘。

　　①《史记·匈奴列传》。

　　①关于乌桓山、鲜卑山之方位，参见[清]张穆《蒙古游牧记》、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贾敬颜《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文史》1982第12期）。

　　（二）乌桓与鲜卑

　　乌桓、鲜卑是东胡部落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联盟瓦解后，他们受制于匈奴。匈奴奴隶主强迫他们缴纳贡赋，负担兵役。乌桓人不堪忍受，时时起兵反抗。汉武帝时，因匈奴扰汉边，曾多次派兵北击。元狩二年（前121年）、四年霍去病两次北击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迫使其远遁漠北，余众降服于汉。于是汉朝将乌桓迁于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境）、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县境）、右北平（郡治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甸子镇南）、辽西（郡治在今辽宁义县西偏南古城子）、辽东（郡治在今辽宁辽阳市老城）五郡于塞外。利用乌桓对匈奴的仇怨，使之侦视和抵御匈奴。同时设置护乌桓校尉监领、防范乌桓，隔断他们与匈奴的联系。又坐视二者互相攻击，削弱双方实力。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利用乌桓北击匈奴，因措置失宜，激起乌桓人的不满，匈奴乘机诱使乌桓附己。

东汉初，乌桓与匈奴连兵袭扰汉边，“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①。

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贵族争权内讧，又值连年旱蝗，人畜饥疫，乌桓人乘机出击，迫使匈奴北迁，漠南地空，从此乌桓人摆脱了匈奴人的控制。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附汉，被安置在五原西部塞。

　　与此同时，汉对乌桓也取优待、招抚政策，以币帛赂其首领。二十五年，汉光武帝刘秀封乌桓大人81人为侯、王、君长，令其招徕种人（即乌桓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在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西北）置护乌桓校尉，管理乌桓、鲜卑互市、赏赐、质子等事。从此，东自辽东属国（治今辽宁义县），西至朔方（治今内蒙古磴口市北），缘边诸郡皆有乌桓人居住。

 

　　汉献帝初年，蹋顿强盛，统一辽东属国和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在官渡之战中败亡的袁绍之子袁尚、袁熙投奔乌桓，企图借助乌桓，卷土重来。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其余众内徙汉境，渐与汉人融合。

　　乌桓的渐次南下，南匈奴的内迁和北匈奴势力的衰落，使我国北方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鲜卑人的南下与西迁。

　　鲜卑人起源于大兴安岭的中段与北段地区。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大兴安岭东麓发现的鲜卑石室，为早期鲜卑人居住地之一，它为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卑与乌桓一样，是我国北方一古老民族。“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

　　但由于它的发展较乌桓为晚，且居于乌桓之北，受其阻隔，与中原的联系也晚于乌桓。随着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形势的变化，鲜卑人有两次大规模的迁徙。

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7年），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乌桓人南迁近塞，居于鲜卑山的鲜卑人南下饶乐水流域，占有了乌桓故地，这就是后世的东部鲜卑。居于大鲜卑山（即石室所在的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人也随之南迁大泽（呼伦、贝尔湖一带），这是鲜卑人的第一次大迁徙。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北匈奴国内连年饥蝗，单于兄弟争立。于是汉与南匈奴连兵，大败北匈奴，三年，北单于率领部分部众西迁，匈奴势力退出漠北。

　　建武二十五年（49年）的乌桓入塞和永元（89—104年）初北匈奴的西迁，给鲜卑人带来了第二次大迁徙的机会。东部鲜卑势力发展到塞外，留居在塞外的乌桓人则逐渐融入鲜卑。迁居大泽的鲜卑人走出大泽，经过九难八阻，到达蒙古草原的西北部。

　　东汉桓帝时（147—167 年），鲜卑首领檀石槐（？—181年）建立了鲜卑人的部落联盟，此时鲜卑人势力强盛，“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地”，又时时袭扰汉边，成为汉北面的劲敌。汉朝无力抵御，则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并许和亲。檀石槐拒而不受。又分联盟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领之，而自建庭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北三百余里弹汗山，统辖三部。汉灵帝光和（178—183年）中，檀石槐死，后裔争立，联盟瓦解。

　　檀石槐后裔步度根和中部大人之一的轲比能势力稍强，但终不能重组联盟，各部便分别归附于汉、魏，且时有叛降。

　　迁入草原西北的鲜卑人也加入了檀石槐联盟，联盟瓦解，又乘势南下。

　　他们迁徙的路线长、时间久，所经多为匈奴故地。这种民族大迁徙必然导致不同民族的杂居、通婚以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变化，于是在草原上出现了很多新的族称。如胡（匈奴）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鲜卑父、胡母的拓跋鲜卑，高车为养父、鲜卑为养子的乞弗氏等等。拓跋部始祖力微组建了新的部落联盟，加入这个联盟的除在漠北吸收的匈奴、高车、柔然各部落外，还有塞外的乌桓与东部鲜卑中的一些部落。此后，力微的后裔建立了北魏政权。

　　（三）东部鲜卑势力的消长

　　檀石槐部落联盟瓦解，拓跋鲜卑南下后，东部鲜卑经过迁徒也发生了变化。到魏晋时期，逐渐形成了宇文、慕容、段三部，各以首领姓氏为名。

　　宇文部的首领系出匈奴南单于远属，始祖葛乌菟原居阴山。东汉末年，葛乌菟之裔莫那迁至辽西郡塞外，统治了以鲜卑为主的部民。西晋时，占据濡源（滦河上游）至柳城（今辽宁朝阳）一带地区，西与拓跋部为邻，东与慕容部相接，控制了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地区，建牙紫蒙川（在老哈河上游）。

慕容部的先祖在檀石槐联盟时为中部大人之一，原居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塞外之地，即今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曹魏初年，首领莫护跋率军向东南移至辽西 郡，景初二年（238年）北居大僰城（今辽宁锦州市附近），其境北至昌黎郡北（今辽宁义县境）。二传至涉归，再迁至辽东之北，控制了今辽宁西部锦州、阜新、彰武、义县一带地区。东界夫余、高丽，西接宇文部属地。

　　段氏出身低微，其先人日六眷曾为渔阳乌桓大人家奴。渔阳岁饥，被遣至辽西就食，乃招诱流亡，遂至强盛，形成段氏鲜卑集团。日六眷死，传弟乞珍，乞珍死，子务勿尘立。初建牙阳乐（今河北昌黎境），后迁令支（今河北迁安），据有大凌河西南至河北东北部一带。段部所居偏南，为汉人农业之区。4 世纪初，务勿尘奉晋正朔，但务勿尘及子就六眷死后，段氏集团争权内讧，南部受石勒威胁，东邻慕容部逐渐强大，至公元333年为慕容部所灭。

　　慕容部初期力量较弱，常遭宇文部、段部的侵掠。至公元三四世纪之交，慕容廆立，他整顿内政，网罗人才，安辑流亡，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减轻赋税，发展农业生产，国势日强。公元302年，击败宇文部的进犯，遂与宇文、段部实力相当。从此三部间争夺更加激烈，战争日益频繁。公元319年，慕容廆击败宇文、段部和高丽的联合进攻，俘获甚多，尽占辽东之地。325年，又击败宇文部的进犯，占据柳城。333年，廆死，子慕容皝立，灭段部，尽降其众。344年，慕容皝率军20万亲征宇文，尽俘其军。宇文部众5000余落被迁至昌黎，余众或逃入高丽或奔匿松漠。经过数十年繁衍生息，逃奔松漠的部落渐强，不时抄掠北魏边界。

　　登国三年（388年），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东巡、北征，游牧于松漠间的原宇文部众迎战于弱落水南，此后部众遂分为库莫奚和契丹两部分，各自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库莫奚居近魏边的老哈河一带，契丹则游牧于其北的西拉木伦河流域。

　　二   古八部时期的契丹

　　自登国三年之战与库莫奚分背后，经过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契丹人元气渐复，开始与北魏建立联系。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三年（437年），契丹遣使朝献，从而首次被载入史册。太平真君年间（440—450年）岁贡名马。北魏显祖献文帝拓跋弘（466—470年在位）即位时，契丹与北魏已交往多年，终于得到正式承认，“得班飨于诸国之末”。

自此至6世纪中叶，当为契丹古八部阶段。关于契丹古八部的名称，《魏书》的《显祖纪》和《契丹传》以及其后的《册府元龟》、《辽史》的《营卫志》和《世表》记载不一，学者们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古八部性质的研究，也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在与北魏的通使、朝贡、互市和共同抵御邻部的袭击中，各部联系日益密切，大约在5世纪60—70年代，古八部组成了以契丹为核心的联盟。

关于古八部名称，目前大体有两种意见：一、认为“契丹”是八部总称，古八部分别是悉万丹、阿大何（何大何）、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叱六于、羽真 侯；二、认为“契丹”为古八部之一，其余七部分别是悉万丹、阿大何、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叱六于。关于古八部的性质，也有“为互有血缘关系的部 落”和“为松散的部落联盟”两种意见。参见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48年印行）、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与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5—6期）、嵇训杰《关于契丹族名称、部落组织和源流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李桂芝《关于契丹古八部之我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 年第1 期）。

　　古八部是一个为抵御强邻侵袭而组建的松散的部落联盟，契丹当是联盟的核心，首领当由选举产生。《契丹国志》所载“于各部内选雄勇有谋略者，立之为主”，当是古八部选举制的记录。平时，各部在各自首领莫贺弗（莫贺弗，见《隋书》、《北史》；《魏书》、《辽史》作“莫弗贺”、“莫弗纥”）的领导下，“逐寒暑，随水草畜牧”③。畜牧业是主要经济部门，牲畜数量增多，畜牧业已相当发达。天保四年，北齐击败契丹，俘虏人口十余万，牲畜数十万，由此推断，每人占有牲畜已有数头之多。渔猎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契丹人祭奠死者时，常常祈请亡灵护佑生者，使之狩猎多得猎鹿。车是主要运载工具，北魏太和三年，莫贺弗勿于内附时，众万余口，有车3000乘。工具的改进，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他们提供了较多的畜产品和猎获物，也才有可能以名马、丰貂入贡北魏。物质生活改善，就产生了以本部产品换取中原农业、手工业产品的要求。部落的发展，实力的增强，同外界联系的增多，为这一要求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朝贡、回赐、互市贸易是他们与中原进行物质交流的主要方式，“寇盗”、“寇钞”也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手段。随着社会的进步，部落实力的增强，他们迫切需要向外发展，但同其邻族、邻国相比，力量还相对弱 小，生活也不安定。他们的东邻是经济、文化相当发达，早已封建化的高丽，西边有强大的游牧部落集团柔然汗国，北部是与其同一系统的地豆于、室韦、豆莫娄等，西南为库莫奚。游牧于东西两强间的契丹八部，时常遭到邻国、邻族的侵逼，发展十分困难。北魏孝文帝大和三年（479 年），高丽与柔然合谋联兵瓜分地豆于，迫使莫弗贺勿于率部落内附北魏，北魏将其安置在白狼水（大凌河）以东。

　　北魏末年，突厥渐强，降铁勒，破柔然，减轻了契丹人来自西邻的压力，给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于是他们开始与柔然抗衡。北齐初年，契丹乘柔然新败势衰之际，出兵袭击，杀其首领铁伐。同时西抗突厥，南扰齐边，介入了北方强族间的角逐。但天保四年（553年），北齐显祖文宣帝高洋率军北讨，契丹大败，损失惨重。

　　突厥木杆可汗（？—572年）即位后，继续攻击并最终灭亡柔然，契丹人又遭到了突厥的侵袭。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一些契丹部落不得不归附突厥。另有万余家避乱东走，寄居高丽，契丹古八部联盟瓦解。

　　古八部联盟是为抵御强邻侵袭而建的松散的、临时的军事联盟，对各部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各部仍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它还不能进行有效的防御和组织有力的出击，因此一遇强敌的袭击，便各自归附或逃避，联盟也就随之解体。

　　隋朝初年，突厥势强，为了减轻北部边境的压力，隋文帝采纳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隋书·长孙览传》，一面遣使招谕契丹，一面在突厥各可汗间制造不和，突厥果然分裂，契丹也从而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开皇四年（584年）诸莫贺弗入朝。五年，迁回故地。寄居高丽和陷于突厥者也相继来归。这时契丹人分十部，各部兵多者三千，少者一千，为抵御突厥和扩张势力，各部常常联合作战，“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隋书·契丹传》。各部间联系又有所加强，为部落联盟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三  大贺氏联盟时期的契丹

　　隋末政治动乱，北方反隋势力纷纷结突厥以求自固，突厥势力再度崛起，《隋书·契丹传》。契丹再次役属于突厥。

　　唐初突厥颉利可汗袭位，以侄突利可汗主管东部契丹、靺鞨诸部事务。

　　突利敛取无度，激起不满，自武德至贞观间，契丹各部相继入贡或投附唐朝。

　　武德四年（621年），“大帅”孙敖曹与靺鞨酋长突地稽入朝；六年，“君长”咄罗遣使贡名马、丰貂；贞观二年（628年），“其君”摩会率其部落来降，二十二年窟哥等部请内附，大酋辱纥主曲据（一作据曲，又称李去闾）率众来归……

　　大约在隋末唐初，契丹人又组建了第二个部落联盟——大贺氏联盟。唐初对契丹部落的安置有两种方式，在大贺氏联盟各部落置松漠都督府，以联盟首领为都督，部落置州，各部首领为刺史。联盟外各部则分别置州，隶于营州、幽州都督府。

　　（一）大贺氏联盟

　　大贺氏联盟，由达稽、纥便、独活、芬问、突便、芮奚、坠斤、伏部等八部组成。经过内附、迁徙和重新组合，八部名称与古八部已无一相同。但从八部 所建各州的名称仍可追溯出与古八部的承袭关系。如达稽部所建的峭落州，州名与古八部叱六于略同，可看出达稽部与古叱六于部有一定的渊源。

其他如独活部的无逢州与古八部的具伏弗、芬问部的羽陵州与郁羽陵、突便部的日连州与日连、坠斤部的万丹州与悉万丹、伏部的匹黎州与匹黎尔等音近或音同，都表明大贺氏八部是由古八部发展、重组而来的。至于纥便部的弹汗州，武则天时（684—704 年）刺史为窟哥曾孙祜莫离（一说为窟哥孙枯莫离），可见纥便部首领为大贺氏，大贺或与古阿大何部有关，则纥便部的核心当为阿大何部。

大贺氏联盟八部共有兵4.3万人，总人口当在20万上下，各部人数多寡不一，力量强弱不等。平时各部单独从事畜牧、渔猎等生产活动，遇有调发攻战，则需诸部议合，不得独举，即所谓“猎则别部，战则同行”《旧唐书·契丹传》。八部首领称“大人”。重大事件，如调发攻战、对外议和、联盟首领的选举与罢免等，必须由“八部聚议”，这种“聚议”，当为联盟的议事会。八部大人为议事会的当然成员。

　　部落联盟首领由大贺氏家族中“世选”产生，建旗鼓统领八部，有一定任期。他代表八部处理对外事宜，统帅八部进行征战，协调联盟内各部间的关系。联盟首领的世选制，不同于古代的“禅让”和古八部时“于各部内选雄勇有谋略者”的做法。联盟首领须从同一家族中产生，大贺氏家族取得了“世选”联盟首领的 特权。这是向世袭制发展、过渡的阶段和步骤。

咄罗当是大贺氏联盟的第一位首领，摩会为第二任，窟哥是他的继承者。

据《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大贺氏联盟自窟哥后共有联盟长七人，皆出自大贺氏。阿卜固（又作阿不固）为窟哥继任，世系不详，当为其子或侄，显庆五年（660 年）因起兵反唐被俘杀。其后任李尽忠为窟哥曾孙（一说为窟哥孙），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死于反唐战争。自开元二年（714年）失活遣使降唐，至十八年邵固被杀，其间的五任联盟长失活、娑固、郁于、吐于（又作咄于）、邵固皆为李尽忠兄弟行。

　　大贺氏联盟设有专掌兵马的军事首长，称“蕃长”、“衙官”、“牙官”，君长摩会时，窟哥为“蕃长”，曾率领契丹兵在营州都督张俭统帅下进攻辽东，为唐太宗征伐高丽的先行部队。李尽忠为松漠都督时，以孙万荣为将，在起兵反唐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到了后期，军事首长权力扩大，势力发展，对联盟首 领的地位和权力构成了威胁。失活、娑固时的军事首长可突于，为静析军副使，悍勇得众，联盟首领与军事首长间矛盾加剧，娑固在唐朝营州都督的支持下，联合饶乐都督奚人李大酺讨伐可突于，反为后者所杀。从此，大贺氏联盟的实权便掌握在可突于手中，他先后立郁于、邵固，逼走吐于，杀死邵固，别立屈列，胁逼奚、契 丹背唐依附突厥，后为唐所杀。

　　（二）联盟外的契丹部落

　　除大贺氏八部外，尚有一些契丹人部落游牧于营州（今辽宁朝阳）附近地区。他们先后归附了唐朝。唐朝以他们的部落置州，由营州都督府统领，营州所属各州的契丹人便被置于唐朝直接统治之下。

　　这些州包括贞观元年（627年）以内稽部落所置的威州（初治营州，后迁至今北京周口店西北）；二年以松漠部落设置的昌州（朝阳西北，后迁至今河北廊房市境）；以辱纥主曲据部落所置的玄州，州始置于隋开皇初，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曲据归唐，因隋旧仍置玄州；三年以契丹、室韦部落置师州；十九年以乙失革部落置带州（初在营州界内，后南迁至今北京昌平县境）；载初（689年）中，析昌州松漠部落置沃州（初在营州城内，后迁至今天津蓟县境）；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以失活部落所置信州（后迁至今河北涿州市）。初期所置各州均在营州界内，隶营州都督府。万岁通天中，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起兵反唐，据营州，契丹各州遂内迁，改隶幽州都督府，进一步密切了与唐的关系。

　　（三）大贺氏联盟与唐的关系

　　唐初，高祖、太宗、高宗三朝，是契丹各部相继内附置州时期。大贺氏联盟所隶的松漠都督府和各部所属州就建立于贞观二十二年。

　　贞观二年，“摩会率其部落来降”。三年，摩会入朝，太宗赐以旗鼓。

　　旗鼓是权力的象征，摩会的入朝是大贺氏联盟与唐朝政治联系的开始，他对联盟的领导权得到了唐朝的承认。

　　大贺氏联盟归附唐朝，对突厥是个沉重打击，引起了颉利可汗的重视。

　　他遣使与唐交涉，希望将反隋起家、依附突厥扰唐边的北方割据势力梁师都遣还唐朝，以换回摩会所统的契丹人众，遭到唐太宗的拒绝。

　　贞观二十二年，摩会的继任者窟哥“举部内属”，唐朝在契丹大贺氏联盟游牧地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显庆（656—661年）初，又拜左监门大将军；在八部游牧地置州，以八部首领为诸州刺史。在营州都督府下设东夷校尉兼统松漠、饶乐府，处理唐朝与契丹、奚间的交往事宜；大贺氏联盟内部事务由松漠都督和诸州刺史管理。这是大贺氏联盟与唐朝羁縻关系的正式确立。从此，大贺氏联盟长皆以得到唐朝的册封为合法。开元初年，又以李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授左金吾卫大将军，于松漠府置静析军，以失活为经略大使。以后各都督也均有册封。

　　唐朝为了更牢固地控制契丹并利用它挟制突厥，采用赏赐、和亲等手段加意笼络大贺氏联盟和契丹各部首领。大贺氏首领也需要借助唐朝的支持巩固其地 位和权力，维持契丹联盟的稳定和发展，抵御突厥的侵扰。他们不断遣使或亲自入觐、朝贡，按照唐朝的要求派遣质子和率本部军从征。

　　大贺氏联盟自唐初建立至开元十八年邵固被杀，存在了一百多年，这期间与唐朝有和好也有征战。总的来说，武德、贞观和永徽年间（618—655年），开元前期（714—730年）是双方的和平交往时期。窟哥死后至失活遣使附唐（660—713年），是双方的战争时期。战争起因一是唐朝“寄任非材，拙於绥抚”《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入觐》。导致大贺氏联盟首领的不满；而唐政府不能妥善处理，却自恃强大，依靠武力征服，激起广大契丹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二是契丹势力发展壮大，其首领自立意识增强。

　　窟哥死后，大贺氏联盟与唐关系恶化。松漠都督阿卜固联合奚人首领反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唐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为行军总管，北伐契丹，擒阿卜固。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唐战争。

　　唐营州都督赵文  ，刚愎自用，坐视契丹饥馑不加赈济，对联盟首领又不能待之以礼，激起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的不满，于是二人于万岁通天元年五月起兵占据营州，杀赵文  。尽忠自号“无上可汗”，以孙万荣为将，旬日之间，兵至数万，进逼檀州（今北京密云县）。唐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  、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率兵进讨。八月，双方战于西陕石黄獐谷（今河北卢龙附近），契丹设伏横击，唐军大败，曹仁  、张玄遇被俘。

　　九月，唐朝下令以罪犯和奴婢骁勇者充军，又令山东（太行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以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清边道行军大总管统兵讨伐，不能克，万荣兵袭檀州。

　　十月，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李尽忠之子因受到排斥而不满，逃往突厥求援。突厥默啜可汗乘机与唐交涉，愿率突厥兵马讨伐契丹，以换取河西降 唐的突厥人众。于是默啜出兵袭击松漠，骚扰契丹后方，俘虏尽忠、万荣的妻子家口和大批契丹人众，使孙万荣反唐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孙万荣收合余众，攻陷冀州（今河北冀县），进攻瀛州（今河北河间），河北震动。

　　神功元年（697年）三月，唐朝又遣夏官尚书王孝杰、羽林卫将军苏宏晖率兵17万往讨，战于东硖石（今河北卢龙附近）。契丹将孝杰军引至悬崖，回兵猛攻，孝杰坠崖死，宏晖逃遁，将士死亡殆尽，万荣乘胜入幽州。

　　唐朝又以河内郡王武懿宗为神兵道大总管，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娄师德为清边道大总管，右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率兵20 万击契丹。懿宗军至赵州（今河北赵州市），不敢进，退至相州（今河南安阳）。万荣领军鼓行而南，兵势甚锐。

　　万荣以所获器仗资财，置于营州西北，依险筑新城，留老弱妇女，以妹夫乙冤羽居守。突厥默啜趁万荣军南下，营州守备空虚之际，发兵掩击，尽俘留守人众。后方为默啜袭击的消息传到军中，契丹军心动摇，奚人叛去，唐军趁势进击，擒契丹将何阿小，降李楷固、骆务整，契丹溃败。万荣率数千骑东撤，至潞水（今北京通县境北运河）东，为其侍卫所杀。大贺氏联盟轰轰烈烈的反唐战争宣告结束。

　　这场战争，对唐和契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显示了契丹人民反抗唐王朝昏愦无能、生事扰民的边将的决心和力量，显示了他们的英勇顽强和契丹首领指 挥战争的聪明才智。他们能利用群众的情绪和争取民心，以“何不归我卢陵王”问罪朝廷。李尽忠称“无上可汗”也反映了联盟首领扩大权力的政治要求。

　　孙万荣被杀后，契丹又降附突厥，与唐朝断绝来往几二十年，开元二年（714年），大贺氏联盟首领失活遣使随奚人入朝，玄宗倍加抚慰，三年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四年，封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卫大将军。再置营州都督府，统辖和备御契丹。失活死后，军事首长可突于专权，累废其首领，唐朝惟务怀柔，多从其请。开元十八年（730年），可突于杀邵固，另立屈列为首领，大贺氏联盟为遥辇氏所取代。契丹再次断绝了与唐的关系。

　　第二节  契丹社会的发展与辽国的建立

　　一  遥辇氏部落联盟

　　大贺氏联盟瓦解后，可突于立屈列为首领。734年，屈列、可突于又被亲唐的蜀活部首领遇折（遇折，《旧唐书》、《新唐书》、《辽史》称“过折”；[唐]张九龄《曲江集》为“郁捷”、“过折”。）杀死。唐朝以遇折为北平郡王、松漠都督。这就是辽代史学家萧韩家奴所说的“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辽史·世表》）时期。屈列当为遥辇氏联盟的首任联盟长洼可汗。第二年，可突于同党、遥辇氏的支持者、辽皇室始祖涅里（又作泥礼、泥里、雅里）杀遇折，屠其家，推举迪辇俎里（又作迪辇祖里）为首领，称阻午可汗。阻午当是遥辇氏联盟的第二任可汗。

　　经过与大贺氏和唐朝的战争，部落离散。阻午可汗时，大贺氏原有的八部“仅存五部”（《辽史·兵卫志》），当形势开始稳定后，阻午可汗在涅里的辅佐下，立即着手整顿和重组部落。

遥辇氏联盟仍由八部组成，新八部为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突吕不、涅槃、突举。《辽史·营卫志》所载阻午可汗二十部应是遥辇联盟后期部落组织扩大的记录，它是契丹人实力增强后不断对外征伐的结果，与阻午可汗整顿部落组织无关。

遥辇氏联盟的部落首领称夷离堇，汉译为“大人”，自部落贵族家族中选举产生。他们对联盟的重大事务有决定权，并可任免联盟首领。“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以代之”（《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便是他们行使权力的记录，这同大贺氏联盟各部情况基本相同。

　　逼辇氏联盟首领称“可汗”，仍由世选产生。据《辽史》记载，遥辇氏联盟共有可汗9人，皆出自遥辇家族。联盟成立时间如自可突于立屈列算起，共存在170多年，平均每位在位近20年，如《辽史》记载没有遗漏，则即使有一定任期，也可以连任。任期的延长，表明可汗权力的增长。可汗可以利用权力和地位，左右选举，从而加强对联盟的控制。阻午可汗继立时，创制了继位仪式——柴册礼。这就使可汗的继任制度化，使他的权力在礼仪上、制度上得到了保障，从而巩固了他的地位。

　　遥辇氏联盟仍设军事首长，也称夷离堇。涅里为联盟首任夷离堇。唐朝封他为松漠都督。而他“让阻午而不肯自立”（《辽史·太祖纪》），却将兵马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同可汗权力的增长一样，夷离堇的职位也逐渐为部落中的显贵家族所控制。迭剌部的夷离堇，兼任军事首长，他们不但掌管联盟兵马大权，主持对外征伐，同时掌握了联盟内部的裁判权。（《辽史·刑法志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贤，命为夷离堇以掌刑辟。”）。遥辇后期，迭剌部首领也可举行柴册仪，表明夷离堇的权限已不在可汗之下。

　　遥辇氏联盟初期，曾依附突厥，与唐朝对抗。

天宝四年（745 年），回纥首领骨力斐罗灭突厥，建回纥汗国。契丹人彻底摆脱了突厥势力的控制，三月，阻午可汗降唐，唐赐姓名李怀秀（又作李怀节），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又以宗室外甥女独孤氏封静乐公主嫁怀秀。这时，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押两蕃（契丹、奚）、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借开边启衅邀功市宠，不断侵掠契丹和奚，激化了唐与契丹、奚之间的矛盾。九月，李怀秀等与奚首领杀公主叛唐，依附于回纥。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回鹘汗国（788年回纥改名回鹘）为黠戛斯所灭，契丹脱离回鹘。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屈戍可汗附唐，拜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屈戍请唐颁发新印以取代回鹘所颁旧印，唐铸“奉国契丹之印”颁赐。契丹与唐间的隶属关系得以恢复。

　　回鹘汗国存在期间，契丹受其控制近百年。他们每年要交纳贡赋，并为回鹘侦视唐的动向。遥辇首领受回鹘的官号，使用回鹘颁赐的印信，回鹘在契丹驻地派监使进行控制和监督。回鹘汗国灭亡之后，在唐朝招抚使张仲武的支持下，奚、契丹共杀回鹘监使等800余人。

　　契丹依附突厥、回鹘期间，突厥文化、制度传入契丹，对它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自大贺至遥辇，以至于辽朝建立之初，其官号多借自突 厥与回鹘。大贺氏依附突厥期间，接受其“俟斤”官号。“俟斤”一名，本出自鲜卑、柔然，后为突厥承袭。至遥辇时，又转写为“夷离堇”，并赋于它新的含义。（“俟斤”在突厥诸部中，为部落首领称号；遥辇时，联盟军事首领、部落首领、氏族首领均称“夷离堇”。）。遥辇时有官称“梅录”，也做“梅落”、“梅老”，此即回鹘的“媚禄”、“密禄”，而不同时期不同民族，转写方式不同，职掌也有变化，或总兵为指挥官，或为“皇家总管”。耶律阿保机在遥辇联盟后期曾任挞马狘沙里。“挞马”为突厥的“答摩支”，至辽为扈从官，侍卫军首领。“沙里”，也做“舍利”，意为“郎君”。

　　阿保机取代遥辇后，曾以弟撒剌为惕隐，掌本族帐事务。“惕隐”即突厥的“特勤”，回鹘的“狄银”，多以可汗子弟及族人担任。（参见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载《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至辽建国后，“惕隐”便成为掌皇族事务的“宗正”了。

　　二  联盟后期契丹社会的发展

　　安史之乱后，唐朝实力削弱，放弃了对契丹的征讨。藩镇的军事力量也被中原地区的争夺和角逐所吸引，无意北顾。回鹘一方面南下助唐平定叛乱和掠夺 财富，一方面向西与吐蕃争战，又减轻了契丹人来自西、北的军事压力。回鹘灭亡后，黠戛斯势力远在西北，契丹人周围已没有强大的敌对势力，这就使它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社会环境之中，契丹社会有了较大发展。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显贵家族的出现早在大贺氏联盟后期，游牧的契丹人就已有了原始的农业。所以唐朝在给涅里和遇折的诏书中，分别提到可突于叛唐使契丹“丁壮不得耕耘，牛马不得生养”，“羊马不保于孳生，田畴不安于耕种”。（[唐]张九龄《敕契丹都督泥礼书》、《敕契丹兵马中郎李过折书》，见《全唐文》卷285、286.）。在潢水、土河流城，原始农业的出现当在9 世纪中叶，即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期。史载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这时，契丹人的畜牧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以羊马为财富的契丹人有了大群的牲畜，产品有了 剩余，财富得以积累。至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始置铁冶，教民鼓铸”（《辽史·太祖纪》）。契丹人早与中原有着物质、文比交流，铁制工具和武器的使用当早已开始。能够冶铁和制造铁器，就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从而增强了经济实力和对外作战的能力。撒剌的之兄、阿保机的伯父释鲁（又作述澜）为于越，“始兴版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辽史·太祖纪》），使游牧的契丹人逐渐有了定居的手工业和农业中心。这对长期逐水草游牧的契丹人来说，是划时代的大事。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财富的积累，必然导致阶级分化的产生。早在大贺氏联盟时，契丹社会就出现了奴隶。遥辇氏联盟一经建立，就显示了阶级分化 的趋势。奴隶人数增加了，使用奴隶的现象较前普遍了。原始氏族部落组织中涌入的大批因征伐被俘的外族人，是在部落成员名义掩盖下的被奴役者。他们被编入部落，从事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同时也是首领向外征战的军事力量。

　　回鹘汗国灭亡后，遥辇氏联盟趁草原政治实力空虚之机，大肆兴兵对邻部、邻族进行征战。他们北掠于厥、室韦，南攻易、定、奚、霫，虏掠大批人口、牲畜，不但增加了财富，而且为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大批劳动力。

　　在奴役邻族、邻部的同时，契丹部民因债务和犯罪降为奴婢者逐渐出现。

　　痕德堇可汗时（约885—906年），由于联盟中权力斗争日益激烈，犯罪的部落贵族便被籍没，从此产生了“籍没之法”。于是，不但部落平民因种种原因可能沦为奴隶，犯罪的贵族也不能幸免。将本部族人降为奴隶不但成为既成事实，而且有了法的依据。这是阶级分化的具体表现和直接结果。

与奴隶同时出现的是部落贵族。可汗和夷离堇利用管理联盟事务的机会，为本家族谋取利益，权力日渐扩大，任期不断延长。夷离堇利用掌握联盟兵马大权和主持对外征伐的权力，将较多的俘虏和战利品攫为己有。世里（耶律）家族的势力迅速膨胀，成了部落显贵。部落成员逐渐失去了对他们进行约束和限制的能 力。同时，部落首领和下级军事首领也从对外征战中聚敛了个人的财富，成为大大小小的奴隶占有者。这时，“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

（二）联盟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机构调整

涅里立阻午时，“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辽史·太祖纪》），联盟开始了从管理本身事务的部落组织向反对人民的压迫机关转化的进程。与唐的交往和冲突，对突厥、回鹘的依附与反叛，大大开阔了部落首领们的眼界，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文化制度，也不断从外部影响和推动着契丹社会的发展。

　　早在大贺氏联盟时期，原始的部落联盟就受到唐朝封建制度和文化的冲击，联盟首领和部落首领，可以得到唐朝较多的赏赐；在唐朝的扶植、保护下，拥 有部落成员赋予他们的权力之外的特权。这种权力的争夺，导致了大贺氏与遥辇氏的权力交替。唐朝也不断向部落首领们灌输权力意识，唐玄宗在给涅里的敕书中，就教训他：“卿彼之蕃法，多无义于君长”，“为此王者，不亦难乎”，“卿虽蕃人，是当土豪杰，亦应防虑后事”。（《敕契丹都督泥礼书》）当契丹社会发展到相应程度，这种说教就会被接受，涅里时的“制度”、“官属”是行使联盟权力的保障，“契”、“牢”是约束人民、惩罚反叛的工具，遥辇联盟自重建起，就开始了由“自由处理自己事务 的部落组织”向“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转化的过程。此后，联盟组织机构也有了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职位和新事物。

　　决狱官的设置：9、10世纪之交，契丹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联盟各级首领的世选造就了最初的部落贵族，对外征伐和掠夺增加了贵族的权力和财富，“公共权力”就成了部落贵族追求和争夺的目标。

　　迭剌部是遥辇联盟中的强部。它的首领夷离堇兼任联盟军事首长，长期以来迭剌部夷离堇一直从涅里后人耶律氏家族中选出，于是争夺这一职位的斗争首先在迭剌部耶律家族中爆发。大约在鲜质可汗（约860—885 年在位）前期，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为夷离堇，被族人耶律狠德（又作狼德）杀死，狠德继任为夷离堇，这一斗争很残酷，以致匀德实的四个儿子不得不逃往突吕不部避难。而872 年耶律阿保机出生后，祖母月里朵恐其为狠德集团所害，将他藏于别帐，不使外人发现。不久，耶律蒲古只用计杀死了狠德及其同党，蒲古只做了迭剌部夷离堇。

　　激烈的斗争，使狱讼增加，由军事首长兼掌刑狱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专掌刑罚的决狱官产生了。遥辇联盟见于记载的决狱官是胡母里，他出身于与迭剌部耶律氏互通婚姻的国舅拔里氏家族。决狱官的设置使遥辇联盟有了明显的镇压和统治职能。

　　于越的出现：迭剌部夷离堇权力的扩张，使耶律氏家族内部的争权斗争愈演愈烈，在残酷的杀伐之外，也用阴谋手段攫取。夷离堇撒剌的之后，在耶律释鲁的策划下，发生了争夺夷离堇的戏剧性事件。痕德堇可汗时，迭剌部推举了匀德实之兄帖剌的儿子罨古只为夷离堇。在即将举行继位仪式时，罨古只的异母弟辖底身着红袍，戴貂蝉冠，乘白马而出，他的拥护者们高呼“夷离堇出矣”，于是趁罨古只措手不及，辖底抢先举行了柴册礼。辖底以欺诈的方式，违反联盟议事会的决定，自立为夷离堇。

　　在辖底篡夺夷离堇职位的阴谋活动中出谋划策的释鲁被立为于越，与辖底同掌国政。《辽史》称于越“总知军国事”，其地位仅次于联盟长，而在夷离堇之上，握有军、政实权。释鲁之后，其侄耶律阿保机为于越，联盟大权已操纵在耶律家族手中。

　　侍卫军——挞马的组建：释鲁既然以打破部落联盟传统秩序的方式攫取了联盟领导权，就很难指望取得传统习惯的支持和保护。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他组建了一支侍卫军——挞马，并用自己的侄子和亲信耶律阿保机担任这支精锐部队的指挥——挞马狘沙里。挞马是联盟首领的亲军，是契丹人的第一支常备军。常备军的建立使联盟在向国家过渡的进程中又前进了一步。

“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将逐渐取代“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05 页。）

“瓦里”和“籍没之法”：“瓦里”是管理贵族罪犯的机构，“籍没之法”是对在权力斗争中失势的贵族进行处分的不成文法。按照这一法规，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贵族首要分子将被处死，他们的家属将被籍没为奴，由瓦里管治。这一法规出现在痕德堇可汗后期，是部落贵族争权斗争激化的结果和产物。

　　于越高踞于部落贵族之上，享有统治联盟的大权与殊荣，对耶律氏贵族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不能不使他们心生觊觎，取得于越职位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阿保机任挞马狘沙里期间，发生了谋杀于越释鲁的大案。作案者是战胜过狠德集团的蒲古只族人和释鲁的儿子滑哥。痕德堇命阿保机审理此案，将这次谋杀案的首要分子蒲古只三族的家属籍没为奴，编入瓦里。从此，他们不但使用战俘奴隶和役使贫困的族人，而且贵族犯罪也将沦为奴隶。

　　至此，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法庭、监狱等，都已初具规模。部落联盟已经走到了其历史行程的尽头，契丹社会即将跨进文明的门槛。

　　三  辽政权的建立

　　遥辇联盟后期，在权力争夺中，耶律阿保机实力大增。901年任迭剌部夷离堇兼联盟军事首领，专征伐。903年为于越，907年取代遥辇氏为部落联盟首领。

　　这期间，他先后攻伐了室韦、奚、霫、吐浑等部；南下河东、代北、幽蓟，与幽州刘仁恭父子、河东李克用父子时而联合，时而相攻，参与了藩镇间的角 逐；又趁中原混乱、渤海势力衰微之际，向东发展，将辽东置于契丹势力控制之下。他大量收罗汉人，吸收汉地先进文化，建城郭，置佛寺，通市易；立惕隐典族属，扩大了侍卫亲军组织，以诸部豪健2000余人置腹心部。值宿卫，议朝政，定礼仪，为政权建立做了必要的准备。

 

　　但社会的进步，是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实现的。按照契丹社会的传统，联盟首领三年一代，阿保机继任后，五年不曾进行选举。于是，围绕着联盟首领的选举，斗争在阿保机与诸弟之间展开了。

　　911年五月，诸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策划罢免阿保机，安端妻将这一情况报告了阿保机，诸弟阴谋未能得逞。阿保机“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辽史·太祖纪》）。这是阿保机兄弟间的一场争夺联盟领导地位的斗争。诸弟是以维护传统习惯，借助传统方式和传统势力进行争夺的，阿保机的行为是违背联盟传统的。在传统势力和军政实力的较量中，双方各自作出了让步，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912年十月，于越辖底、惕隐滑哥（又作化葛）又鼓动剌葛等反对阿保机。他们趁阿保机亲征术不姑（阻卜）回军之际，以兵阻道拦截。阿保机避开兵锋，率领拥护者，抢先举行了燔柴祭天仪式，造成连选连任的既成事实。诸弟不得不遣使谢罪。

　　但不久，他们识破了阿保机的阴谋。双方的对抗发展为武装冲突。913年三月，迭剌、安端以千余骑相逼，被擒。剌葛则建旗鼓。欲效阿保机自立。

　　他们焚烧了阿保机营帐的辎重，抢走了祖先的神帐和联盟旗鼓。阿保机之妻述律月理朵组织反击，仅夺回旗鼓。阿保机在土河秣马休兵，纵剌葛等北逃， 欲待其远离部落、人心离散时一举讨平。四月，阿保机以室韦、吐浑酋长先行，于剌葛军北退路上设伏以待；以北府宰相萧敌鲁为先锋进击，大败叛军。五月，擒剌葛等。这次战争进行得很艰苦，阿保机“大军久出，辎重不相属，士卒煮马驹、采野菜以为食，孳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器服资货委弃于楚里河，狼藉数百里”（《辽史·太祖纪》）。经过反复较量，阿保机终于战胜了诸弟的势力。

　　914年，他以绞、斩、投崖、生瘗、射鬼箭等刑法处死300 余人。赦寅底石、安端，首恶剌葛、迭剌也“杖而释之”。

　　915年，阿保机又用述律氏的策略，制伏了其余各部的反对者，享有了独一无二的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力。

　　916年，阿保机正式称帝，建立了以契丹贵族为核心的政权，国号契丹，建元神册，阿保机称天皇王，述律氏称地皇后，以长子耶律倍为太子。神册三年（918年），建皇都于西楼地（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为辽。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复号大契丹；统和二十五年（1007 年）

  第二章  辽朝前期的统治

  第一节  疆域的开拓与统治制度的确立

　　辽太祖、太宗时期，是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时期。草创制度，开拓疆土，巩固统治，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活动。世宗有志于建功立业，在制度的确立方面 有一定推进，为辽朝确立胡汉分治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穆宗昏庸残暴，在位的18年是辽朝政治的黑暗时期。景宗致力中兴，皇后萧绰发挥了重要作用。圣宗初年，萧绰奉遗诏摄政，辽朝政局逐渐稳定，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典章制度日益完备，辽朝进入全盛时期。

　　一  部落的改编与疆域的开拓

　　辽朝建立时，草原各部正处于衰落时期，突厥、党项、吐谷浑、室韦和阻卜诸部分散游牧于契丹的西、西南和西北部草原。东北的渤海经过200 多年的统治，也走向了衰落；高丽经唐朝的打击，势力已退出辽东。朱温篡唐后，立足未稳，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盘踞河东，一直在恢复唐朝统治的旗号下与之抗争。这就给辽朝统治者提供了发展势力、开拓境土的大好时机。耶律阿保机在不断征伐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权，扩大了境土和实力。

　　辽政权建立后，仍不断向外扩张。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灭渤海。

　　会同元年（938年），辽太宗得幽蓟十六州地，九年（946年）灭晋。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底（1005年初），与北宋签定澶渊之盟，最后确定了与宋的边界。

　　（一）诸部的征服与改编

　　阿保机取代遥辇后，不断向室韦、乌古、奚、霫和女真等部用兵，联盟控制的人口急剧增加，原有的八部组织规模已经不能适应联盟发展的需要，新编部 落不断出现，最终形成了“太祖二十部”，即《辽史·营卫志》所载的“阻午可汗二十部”，它是遥辇氏联盟后期，在阿保机“化家为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对外征伐的结果，是阿保机赖以建立政权的基础。（）所以，部落的改编是与国家建立的过程同步进行的。

　　太祖二十部的组编，依然是以契丹诸贵族为核心，它充分照顾了大贺、遥辇、世里（即耶律）三大家族和与耶律家族通婚的二审密，更明显地增强了耶律家族的实力。（《辽史·营卫志》载：“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并前八部为二十部。”“其分部皆未详；可知者曰迭刺，曰乙室，曰品，曰楮特，曰乌隗， 曰突吕不，曰捏刺，曰突举。”“大贺、遥辇析为六，而世里合为一。”对于这段记载，我认为“并前八部为二十部”，即阻午可汗时组编的八部继续保留，又由三 耶律（大贺、遥辇、耶律）、二审密扩建十二部。因《辽史》将遥辇前、后期的部落组织与太祖二十部混为一谈，即将新编各部纳入太祖二十部中，所谓“阻午可汗二十部”——实即遥辇后期二十部——当然就“不可知”了。“大贺、遥辇析为六”即令大贺、遥辇家族中的实力人物或有功者六人各掌一部。“世里合为一”则是将耶律家族成员所统的人户合为一部，自然人多势众，“兹所以迭刺部终遥辇之世，强不可制云。”参见拙文《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辽史 ·营卫志>考辩》（载《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唯本人对该文所述又有修订和补充。）。

　　神册元年（916年），阿保机亲征突厥、吐谷浑、党项、沙陀，俘其酋长和部民1.5 万多人，获铠甲、兵仗、器服90 余万，宝货、驼马牛羊无数。

　　三年，以皇弟安端攻西南诸部。四年，命太子击乌古，俘获生口1.4万多，牛马、车乘、庐帐、器物20余万，乌古举部内附。天赞元年（922年）又出兵西南诸部。二年，率次子、大元帅德光再征吐谷浑、党项、阻卜、回鹘等部。过古回鹘城（蒙古共和国哈喇八喇哈孙），逾流沙，拔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尽降西部各游牧部族，将疆域向西推进到阿尔泰山，向北扩展至胪朐河（克鲁伦河）。

　　至天赞元年（922年），又对二十部作了调整。将强大难制的迭剌部分为五院、六院；将皇族中玄祖匀德实（阿保机祖父）三个儿子的后裔，分为孟父、仲父、季父三房；将与皇族通婚的拔里、乙室己二族编为国舅帐。

　　部落的调整是契丹人口增加、实力增强的结果，也是契丹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需要和加强对诸部控制的措施。阿保机建立政权的阻力，多来自迭剌部旧贵 族。这是自遥辇联盟以来，迭剌部贵族凭借联盟权力不断加强本部实力的结果。强大的迭剌部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因此，无论是功臣曷鲁还是逆臣辖底，临死前皆认为“析迭剌部”（《辽史·耶律曷鲁传》）、“以弱其势”（《辽史·耶律辖底传》）是当务之急，这正是分迭剌部为五院、六院的背景。二院夷离堇（后为大王）由皇帝任命，率本部驻守南境，既减少了对皇权的威胁，又加强了南境的防务。皇帝通过二院夷离堇控制二部，迭剌部的特殊地位相对削弱，成了与乙室、奚和遥辇并列的互相牵制的力量，所谓太祖“有英雄之智者三：任国舅以耦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辽史·百官志·北面诸帐官》）。

　　以内附各族新编诸部除奚之六部由奚王继续统领外，其余各部皆冠以原八部名称，由原八部贵族分别统领和监督，分隶南、北二宰相府。各部设夷离堇、令稳或节度使。通过朝廷任命的部落首领和二宰相府，将新编各部、新附人户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各部同原八部契丹人一样，既从事畜牧、渔猎，也为朝廷守边。

　　（二）建立州县，安置汉人早在遥辇后期，契丹人已将势力深入到东部、南部。阿保机为联盟长后，更重视对辽东的经略。他数次巡视辽东，筑长城防御 渤海、高丽。辽初，修辽阳故城，实以汉户、渤海户，改辽阳为东平郡，设防御使，进一步加强对辽东的控制与开发。契丹境内早已有汉人迁入。藩镇的互相攻战，使中原人民倍受战乱之苦。

窃据幽州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尤为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机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参见《辽史·太祖记》；金殿士《试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经略辽东》，《社会科学辑刊》1984 年第1期。）。辽东的经略和汉人的北迁，增强了契丹人的实力，为契丹贵族接触中原文化和学习统治农业人口、管理农业经济提供了条件。契丹建国前，阿保机已开始“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这是阿保机势力迅速增长，取代遥辇和化家为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辽初，契丹频频南下，俘虏人口，掠夺财富。神册元年（916 年）攻朔（今山西朔县）、蔚（今山西蔚县）、新（今河北涿鹿）、武（今河北宣化）、妫（今河北怀来）、儒（今北京延庆）等州。二年，河东新州威塞军校卢文进降，引契丹攻下新州，乘胜围攻幽州。三年，攻云州（今山西大同）。五年，攻云内（今内蒙古土左旗）、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六年，从河东新州防御使王郁、镇州成德留后张文礼所请，分兵略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 顺义）、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俘其民徙内地。天赞元年又攻掠幽蓟。二年，克平州，攻幽州。三年，略地燕南。

　　所俘汉民，契丹统治者多按中原汉制，设州县安置在上京、东京、中京和南京等地，并多以原籍州县为新地命名。如天赞元年，以所俘幽州潞县人置潞县 于上京东。以檀州俘户置檀州（今辽宁康平）于东京道，以檀州三河县民置三河县（今辽宁沈阳）。此外，上京、中京道的临潢县、龙化县、惠州、武安州、霸城县等也多为安置所俘汉人而设。随着汉人的大量北迁，幽蓟地区人口减少，契丹的掠夺范围却日益深入，于是幽蓟地区又相继以河北中部俘民设置了安喜、行唐、望都 等县。渤海灭亡后，契丹境内的州县设置就更加普遍了。

　　（三）灭渤海，建东丹天赞四年（925年），阿保机举兵征渤海，皇后、太子、大元帅和南北二府宰相，南北二院夷离堇以及汉臣康默记、韩延徽等全部从行。天显元年（926年）正月，下扶余府（今吉林农安）。进围忽汗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渤海国王大諲譔出降。同时诏谕渤海郡县。二月，渤海安边（今属俄罗斯，临日本海）、鄚颉（治今黑龙江阿城）、南海（治今朝鲜咸兴）、定理（今属俄罗斯，临日本海）等府及诸边道节度使、刺吏相继归降，渤海灭亡。

　　契丹统治者利用渤海上层，袭用渤海制度治理渤海地区。天显元年，阿保机改渤海为东丹，以太子倍为东丹王，主东丹事。设置中台省为行政和决策机 关，以左、右大相，左、右次相辅佐东丹王。首任的左大相为皇弟迭剌，右大相以渤海老相留任，左次相为渤海司徒大素贤，右次相为六院部贵族耶律羽之。为了防止渤海人的反叛，阿保机将渤海国王大諲譔及其家族，渤海的名门大姓迁至契丹内地，依汉俘的方式建州县安置。上京道以渤海俘所建州县有长泰、定霸、保和、扶 余、显理、富义、长宁、义丰等，渤海人州县也多袭用他们原籍的地名。太宗初年，渤海右次相耶律羽之上表请徙渤海民于东平郡。他认为忽汗城距上京辽远，不便控制，宜乘渤海新败势衰之际，南迁其民，以防日后繁息为患。且“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鱼盐之利”（《辽史·耶律羽之传》），迁民必能安居乐业。于是天显四年 （929年）太宗下诏徙东丹民至梁水（今辽宁太子河）之地，升东平郡为南京。六年，置中台省于南京，东丹国政治中心南移。这次迁民，除便于控制外，或许也有缩小东丹国规模、限制东丹王势力的意图。

　　东丹王因遭太宗猜忌，于天显六年浮海投奔后唐。辽以东丹王妻萧氏主东丹。耶律羽之为左相，镇抚渤海。世宗即位后，以叔祖安端主东丹。

　　东丹为辽的组成部分，却保留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有自己的国号、年号，可直接向外遣使与邻国交往。耶律倍主东丹时，东丹国每年向辽廷贡纳布15万端、马千匹，宰相以下百官可自行除授。东丹王去国后，国王和宰相等百官须由朝廷任命，后则并入辽朝，由东京道管辖。

　　（四）幽蓟十六州的并入

　　天显十一年（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末帝李从珂互相猜忌，石敬瑭谋取后唐而代之，遣使向契丹求援，称臣、称子，约以事成后割卢龙道和雁门关北诸州。九月，辽太宗亲率契丹军援石敬瑭，于晋阳（今太原）败后唐张敬达、杨光远。十一月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晋割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市）、涿（今河北涿州市）、檀、顺、新、妫、儒、武、云、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马邑）、朔、蔚十六州地与契丹，每年输帛30万匹。

　　幽蓟十六州并入契丹版图，是灭渤海建东丹后的又一件大事。从此契丹又占有了幽州、云中一带的大片农业区，这将极大地促进契丹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大批汉人进入契丹统治范围，中原地区以州县治理地方的政治体制和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直接影响着契丹贵族和契丹社会。汉人、渤海人已成为辽政权统治范围内的重要成员。前此，契丹统治者面临的是如何管理进入草原地区的汉人，而现在则必须考虑如何治理汉地。

　　“契丹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后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太祖因之。”建国后，随着汉族人口的增加，不断任命汉官主持汉人事宜，仍袭用唐朝官号。神册、天赞年间，康默记曾任宣徽使、左尚书。韩延徽曾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参决政事；平渤海后又拜右仆射；太宗朝累官政事令、南京三司使。韩知古曾总知汉儿司事，兼掌诸国礼仪，拜左仆射；渤海平，迁中书令。王郁以 平渤海有功，累官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守中书令，政事令。但这时的汉官多因人因事而设，机构很不完备，没有形成汉官体系。

　　会同元年（938年），晋献十六州图籍，辽太宗初步调整了统治机构和官号，改皇都为上京，府名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以主簿为令，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惕隐为司徒，达剌于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剌干为马步。置宣徽、阁门使，控鹤、客省、 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侍中）、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闼林为仆射，鹰坊、监冶等局长官为详稳。调整后，五院、六院、乙室部地位提高，以便加强对十六州地区的控制和监督；在部落组织中引入了汉官名号；增加了负责监督、礼仪、文翰、对外交往方面的机构和官员。在南京所辖州县，“置百官，皆依中国，参用中国之人”。从而向南、北面官制的形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契丹统治者没有改变十六州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是因其故俗袭其旧制，选拔汉族人士治理，于是在燕云地区首开科举，选拔人才，也为汉族士人提供了入仕之途。

　　十六州是先进的农业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它的并入增强了辽朝的经济实力，直接推进了契丹社会和辽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会同五年（942年），后晋高祖石敬瑭死，侄石重贵即位。致辽太宗书只称孙，不称臣。导致辽的南伐。九年十二月，石重贵降，后晋灭亡。

　　辽太宗下诏晋文武群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

　　大同元年（947年）正月，太宗入汴，改服中原皇帝衣冠，用中原朝仪接见晋百官，改国号为大辽，升镇州为中京。降石重贵为负义侯，迁兴中府安置。以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晋官张砺为平章事，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和凝为翰林学士，赵莹为太子太保，刘昫守太保，冯玉为太子少保。同时下诏给各藩镇，令其奉表称臣或入朝。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机观变，做建国称帝的准备。

　　当时，契丹骑兵在晋境，以牧马为名，四出分番剽掠，称为“打草谷”，百姓倍受扰攘，以致“丁壮毙死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大梁和洛阳属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富殆尽”。

　　太宗又以契丹军平晋有功，宜加赏赐为名，责令三司使刘昫营办钱帛。

　　后晋府库空竭，只好括借于都城市民，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至诸州县括借，逼迫严急，民不堪命。于是各地聚众反抗，杀契丹官兵，攻 占州县，给契丹人的统治造成极大困难和威胁，辽太宗感慨万端，他说：“我不知中国之人难治如此”。深入中原的实践使他亲眼看到了中原地区的富庶，文物制度的完备，中原皇帝的威仪，也使他体验到治理中原的不易，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统治这新占领的地区了。

　　二月，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各地节度使又多杀契丹监军、使者和所任各官，附刘知远。中原州县秩序混乱，契丹不能进行有效控制。

　　三月，太宗召集百官，以天时向热，难以久留，欲回省太后为名，离汴北归，所任各节度使遂相继叛去。他在总结这次军事征伐的教训时说：“朕此行有 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节度使还镇，三也。”在向皇弟李胡介绍军情时，又指出：“河东尚未归命，西路酋帅亦相党附，夙夜以思，制 之之术，惟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三者而已”。

　　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年，太宗在后晋故都汴梁驻跸近三个月，对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和民情、军情有了初步了解和切身体会，对如何治理中原也有了初步设想。

　　四月，在回军途中，太宗病死栾城，东丹王长子耶律阮受军中诸将拥戴，即位于中京镇州，为世宗，改大同元年为天禄元年。世宗天禄元年八月，置北院枢密使，以总宿卫事、孟父房耶律安搏为之；九月，以叔祖安端主东丹国，安端子察哥（又作沤僧、沤里僧）为泰宁王，寅底石子刘哥为惕隐，四方馆使、晋降官高勋为南院枢密使，任命了北、南面官系统的最高长官，天禄四年（950年），建政事省。五年，诏州、县录事参军、主簿，委政事省铨注。南面官中的枢密使、政事令的办事机构建立，职掌日益明确。北南面官制的体系初步确立。

　　二  圣宗之治

　　天禄五年（951年）火神淀之乱，世宗被杀。太宗子耶律璟即位，是为穆宗。穆宗“荒耽于酒，畋猎无厌”，“赏罚无章，朝政不视”。他统治期间，契丹贵族夺权活动频繁，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应历十九年（969年），近侍小哥杀穆宗于行宫，世宗子耶律贤即位，为景宗。景宗四岁遭火神淀之乱，留下终身疾患，常不视朝，刑赏政事，用兵征讨，多由皇后萧绰与蕃汉诸臣共议裁决。乾亨四年（982年）景宗死，子隆绪立，为圣宗。圣宗时年十二，主少国疑，宗室诸王心存觊觎，萧绰奉遗诏辅佐幼主，自保宁元年（969年）至统和二十七年（1009 年），她执政达40年之久。这期间，她依靠契丹臣僚耶律斜轸、耶律休哥、耶律沙、萧幹、萧挞凛（又作萧闼览）、萧排押和汉臣韩德让、室昉、马得臣、邢抱朴、王继忠等，稳定了局势，巩固了圣宗的皇权，同时重视发展生产，整顿吏治，完善统治机构与各项制度，推动了契丹社会的发展，辽朝国力大大增强。圣宗时期，辽朝的统治达到了鼎盛，辽政权完成了封建化进程。

　　（一）选拔人才，整顿吏治辽景宗耶律贤、睿智皇后萧绰和圣宗耶律隆绪，承穆宗暴政之后，统治集团内部人心不稳，宋朝威胁南部边防。他们摒弃民族 偏见，唯才是用，任人不疑，使蕃汉臣僚各尽其职，了无嫌隙，同心辅政。内安百姓，外抗强敌，为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兴盛繁荣创造了条件。

　　他们重视人才的选拔，不但信任宗室、外戚和契丹各部有才能的贵族、官员，而且重视任用汉官。景宗时，科举开始制度化，选拔和任用汉族士人。

　　同时从俘虏、投降的宋人中搜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充实官僚队伍。

　　辽朝的汉官，最初多为俘虏和出使被留的汉人及其子孙，如韩延徽、韩知古、赵思温、刘晟等。此后，由进士和降官、降将中也选拔了不少治国人才，如 降将王继忠、进士张俭等。韩知古孙韩德让在国家治理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先后为上京、南京留守，南院枢密使，政事令，北府宰相领枢密使事，兼北院枢密使，拜大丞相。他与契丹官将共同参决国事，“孜孜奉国，知无不为”，对内减轻赋税，任贤去邪，杜绝请托，安定秩序；对外“结欢宋朝，岁时修睦”，因而能 “帖服中外”，“无少间隙”。他辅佐承天太后（即萧绰）、圣宗，尽心竭力，建立了不世之功，也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殊荣，封王、赐姓、出宫籍，隶季父房，置王府，赐铁券。死后葬于乾陵（辽景宗陵）侧，葬礼规模一如景宗皇后萧绰。（《辽史·穆宗纪》）

　　契丹臣僚中如于越耶律休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西北路招讨使萧挞凛等，在安边治国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一代名臣。其中耶律休哥主持南面军务，“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统和四年（986年），败北伐的宋将曹彬于歧沟关（今河北涿州市西南），擒宋知雄州贺令图，使宋军不敢北向。又“以燕民疲弊，省赋役，恤孤寡，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 北者悉还之。远近向化，边鄙以安”。他们不但注意选任官员，而且重视对官吏的考核。圣宗时，参考宋朝制度，确立了官员考核办法，奖励清勤自持者，惩治贪酷和阿顺迎合行为。朝廷赏罚严明，故圣宗朝有明干俭朴如张俭者，抚民善断如邢抱朴者，直言敢谏如马得臣者，有临民善治如耶律海里、耶律学古、萧排押、萧 柳者，有镇抚边陲战功卓著如萧挞凛者。而太师柘母因迎合被罚，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因虐民决以大杖；萧合卓蔽贤能，耶律阿没里好聚敛则为时议所鄙。故当时朝野风气较正。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承天太后和圣宗也重视审理狱讼，平反冤抑。保宁三年（971年），恢复被穆宗废弃的钟院，又置登闻鼓院，以达民冤。四年，诏中外官上封事，了解政事得失。太后与圣宗锐意求治，留心听断，多次亲决滞狱和分遣诸臣决诸道滞狱，使罪犯得以及时判决，冤枉得尽速开释。统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狱空闻。开泰中，诸道狱皆空。这既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反映，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圣宗时，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多次更定法令，摒除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旧制，增加维护封建秩序的内容。如奴婢犯罪由官府治罪，主人不得擅杀；族帐有罪，黥墨依诸部例；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同时还不断完善诉讼制度，健全司法和行政机构。统和元年（983 年），敕“诸刑辟已结正决遣而有冤者，听诣台诉”；开泰八年（1019 年），又“诏诸道，事无巨细，已断者，每三月一次条奏”；统和十二年（994 年），大理寺置少卿及正；十六年“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开泰三年（1014年）增枢密使以下月俸；南京、奉圣、平、尉、云、应等州置转运使；太平元年（1021年），立长子宗真为太子，确立长子继承制；十年，诏来岁行贡举法等。通过上述措施加强了皇权，逐步确立和巩固封建秩序。各项制度最终确立，法令也日益完善。这期间，辽朝统治者还不断提倡儒家思想，并力图以它作为辽朝的统治思想，尽量以诏旨的方式确立和倡导忠、孝、礼、义等封建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如 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免其租赋数年；禁命妇再嫁；中京建太祖庙，制度、祭器皆从古制；禁皇族与卑小族帐通婚；分别嫡庶，庶子以母论贵贱等。在削弱契丹旧制的同时，封建尊卑、等级制度逐渐形成。（关于辽朝官吏考核制度详情，文献记载缺如。《辽史·圣宗纪》载：统和元年，“下诏谕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副留守判官、诸道节度使判官、诸军事判官、录 事参军等，当执公方，毋得阿顺。诸县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征求，毋或畏徇。恒加采听，以为殿最。”统和十二年六月，“诏州县长吏有才能无过者，减一资考 任之”。知圣宗时，辽朝已制定了官员考课办法。）

（二）调整阶级关系，减轻赋役，发展生产调整部落组织，解放奴婢自太祖编部后，辽朝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发展，社会面貌已大大改观。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圣宗再次调整部落组织。这次编部，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以户口蕃息，需建部进行治理。太祖时，为备御奚 人，曾从契丹八部中各抽调20 户置20 详稳，侦候于落马河、速鲁河（老哈河支流）侧。经数十年，户口蕃息，圣宗遂置特里特勉部，设节度使治理，隶于南府，戍守倒塌岭（阴山山脉北，燕山山脉西北，大兴安岭南段西南），这是辽朝社会稳定、人口增长的结果。

　　二是以横帐大族奴婢和宫分户置部。太祖伐奚，以所俘奚人为著帐子弟，编为撒里葛、窈爪、耨盌爪三营，籍隶宫分，设夷离堇管理。圣宗以三营置三部，脱离宫分，设节度使治理，隶于南府。三部各有游牧地，备畋猎之役。类似情况还有讹仆括部。

　　辽初，从诸宫和横帐大族抽调奴隶编成稍瓦石烈与易术石烈，为皇室捕捉鹰鹘和冶铁。圣宗时两石烈人口增加，遂各自置部，设节度使管理，隶东京都部署司。

　　通过以宫分人和奴隶设置新部，解放了大批奴隶，调整了阶级关系，宫分人和奴隶编为新部，摆脱了被奴役的处境，成为与诸部属民一样的国家编户。这 是一大进步，使辽朝的奴隶占有制进一步削弱，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进一步增强。它使契丹社会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而最终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

　　三是以新附诸部族民户置部。对于俘虏或新附的室韦、女真、达鲁虢、乌古、敌烈、唐古、回鹘、鼻骨德、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诸部族人户，圣宗朝不再配隶诸宫和诸部，而是将他们分别编组为部，设节度使管理，与原来各部一样分隶北、南二府或沿边军事机构，为辽朝戍守边境。不改变他们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强制他们迁入内地。根据各部的发展水平，采用相应的方式管理，使诸部各得其所。

　　圣宗以编部的方式解放大批奴隶的同时也不断下令解放俘奴和债务奴隶，并采取措施不再使新俘汉民沦为奴隶。

　　统和七年（989 年），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使相从。十三年，诏诸道民户应历（951—969 年）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二十九年，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自来年正月起，日计佣值10 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同时禁止主人擅杀奴婢。开泰六年（1017 年），公主赛哥擅杀无罪婢，被降为县主，驸马萧图玉以不能齐家，削平章事官。在法律上，也为奴隶的生存权利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留心民情，注意减轻人民负担，赈济灾贫，采取了一些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为备水旱等灾，统和年间，下令诸道设置义仓，丰年纳粟储积，以备荒年赈济贫乏。圣宗朝屡见赈济灾贫的记载，故此时，虽不断有水、旱、蝗灾，又遭到宋军的攻击，社会秩序却依然维持稳定。

　　统和元年（983 年），东京、平州发生旱灾、蝗灾，国家发仓赈济；南京秋雨伤稼，停收关税以通山西籴粟。七年，以国有牲畜赐边部贫民。八年，因岁旱，诸部艰食，赈之。十五年，发义仓粟赈南京诸县民。二十五年，赈饶州饥民，等等。

　　在赈灾和救济贫民的同时，辽统治者更重视减轻人民负担，制定和推行保护农田、奖励垦荒等发展生产的措施。

　　圣宗时期，不但重视牧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统和八年（990 年）检括民田，对农区进行整顿，完善制度法令。十二年定均税法，恢复封建秩序。但这次括田、定税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括田过严，定税过高，于是九年下令停止括田，十三年又下诏减轻括田租赋，十四年再蠲三京税赋。

　　承天太后和辽圣宗还多次遣使诸道劝农，视禾稼；禁止诸军官非时畋猎妨农，行军中禁止士卒出营劫掠，禁部从伐民桑梓，禁刍牧伤禾稼，改变了契丹军队打草谷的旧制。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保护农田。同时根据情况，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

　　统和三年（985 年），枢密院反映契丹诸部役户多困乏，请以富户替代。

　　圣宗亲自查阅诸部户籍，因涅剌、乌隗二部户少役重，酌情予以减免。四年，因对宋战争，州县民逃亡，禾稼不能按时收获，采纳韩德让建议募民收割， 以其一半给收割者。政事令室昉反映，山西诸州因军兴，民力凋敝，田谷多遭践踏伤害，遂免当年租赋。六年，霜旱民饥，诏三司，旧以税钱折粟，估价不实，令增价以利民。十年，免云州租赋，安辑朔州流民，免其徭役三年。

　　十二年，免行在五十里内租，蠲宜州（今辽宁义县）赋调。免南京遭水灾民户的租赋，免诸部岁输羊和关征。十四年，蠲三京及诸州税赋。审定南京道新定税法。同时罢兴不急之役，减少诸部岁贡，调整贡物种类以减轻部民负担。

　　圣宗采取徙民耕种和募民垦荒的方式，发展农业生产，成效显著。

　　统和七年（989 年），徙宋朝鸡壁砦降民200 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耕种，官给耕牛、种子；诏燕乐、密云二县（属檀州）荒地，许民耕种，免赋税10 年。十三年，许昌平、怀柔等县民请业荒地。十五年，令诸道劝民种树，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募民耕滦州（今河北滦县）荒地，免租赋10年。开泰元年 （1012 年）又诏：“百姓徭役烦重，则多给工价；年谷不登，发仓以贷；田园芜废者，则给牛、种以助之”。以上措施，安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太平五年， 圣宗车驾至燕，人民以年谷丰熟，争献土物。于是圣宗礼高年，惠鳏寡，微服出行观士庶嬉游，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这期间，对西北境的开发更是成绩卓著，为控制西北各游牧部族，辽圣宗时增加了西北路招讨司的兵力，并在胪朐河、镇州开展屯田，解决驻军的供给。

　　（三）开疆拓土，加强对西北、东北边区的控制随着国势的增强，辽朝对周边各国家、政权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圣宗统和七年（989 年），封党项贵族李继迁为夏国王，确立了同夏的宗藩关系。

　　为了对宋战争的需要，拆散宋与高丽可能结成的联盟，解除后顾之忧，迫使高丽臣服，自统和十年（992 年）至开泰八年（1019 年），辽朝三次出兵攻打高丽，终于迫使高丽臣服。统和二十二年底，与宋签定“澶渊之盟”，开创了辽宋和好局面。二十五年，于奚王牙帐地建中京城。

　　在调整与周边各国家、政权关系的同时，辽朝也将势力伸向周边各民族、部族，将他们变成辽朝的属部。

　　辽太宗时，渤海人南迁，辽对东境的控制中心南移至东京辽阳一带。对以忽汗城为中心的渤海故地控制放松，原役属于渤海的女真各部得以乘机发展，自 鸭绿江两岸、长白山周围至混同江（北流松花江、东流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之间的广大地区为女真各部活动范围。居于鸭绿江和长白山一带的女真人与辽接壤，曾向辽朝贡和朝觐，被称为鸭绿江女真和长白山女真。景宗朝，鸭绿江女真不断侵扰辽东京道的贵德州（今辽宁抚顺市北）东境和归州（今辽宁复县北）五寨。圣宗初 年，为对高丽用兵和消除女真边患，开始了对女真人的征讨。统和元年（983 年），辽圣宗亲自检阅东京留守兵马，以宣徽使耶律蒲宁（又作蒲领，即耶律阿没里）为东路行军都统，驸马都尉、林牙萧恒德（又作肯德、勤德）为都监，东讨女真。三年（985 年）又诏诸路缮甲兵准备东征。遣使阅东京诸军兵器和东征道路。遣枢密使耶律斜轸、林牙萧恒德、宿直官萧挞凛等讨女真，为东征扫清道路。这次征伐的主要对象是鸭绿江各部。在辽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女真人或被俘，或归降。归降者被安置在辽阳南，编入辽朝户籍，成为曷苏馆女真的组成部分。

　　辽朝东北境，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同江县沿江一带有乌惹部，距辽边城黄龙府不远，却一直没有臣服。统和十三年（995 年），圣宗遣将征讨乌惹，十四年，乌惹首领乌昭庆请求内附，乌惹也成为辽朝的属国。

　　鸭绿江女真和乌惹城降附后，长白山女真三十部、回跋、蒲鲁毛朵、五国等部也相继归附，成为辽朝东北属国和属部。辽分设大王、节度使和详稳治理，从而加强了对东北边境的控制。

　　辽朝北部海勒水（今海拉尔河）、栲栳泊（今呼伦湖）周围地区居住着乌古部族。乌古，《辽史》又作“乌古里”、“于骨里”、“于厥”、“于厥里”、“于厥律”，为室韦系统部族之一。乌古之西为敌烈，《辽史》又写作“敌烈德”、“敌烈得”、“迪烈得”、“迭烈德”，分为八部，与乌古关系密切。乌古、敌烈是辽北境大部，并常常联合反抗辽朝的统治。

　　太祖初年，曾多次征伐乌古。仅神册四年（919 年）一次，就俘虏1.4万人。他将所俘人口编部，使之成为契丹人的组成部分。太祖二十部中的乌古涅剌和图鲁（图卢）二部就是以乌古俘户编组的。留居原地的乌古人则成为辽的属部，即所谓“辽国外十部”之一。辽朝派遣详稳、都监驻守其境，镇抚和监临其部众。太宗初年和穆宗晚年，乌古部曾两次起兵抗辽，皆被镇压。

　　辽圣宗统和初年，乌古承叛降之后，部族贫困，辽廷曾予以赈济。为加强对边部的控制，统和初年开始向乌古派遣由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同时征调乌古部兵镇守西北边境，由契丹将领统率，防遏阻卜诸部。

　　圣宗朝乌古、敌烈曾展开抗辽斗争，遭到镇压。辽朝以所俘二部人户置部，成为圣宗三十四部的组成部分。如迭鲁敌烈部、北敌烈部、乌隗乌古部和斡突 碗乌古部就是由乌古、敌烈俘户组成的。他们分别隶属北、南二府，驻守在辽的西南和北部边境。同时在乌古、敌烈各部所在地置乌古敌烈统军司以控制二部。

　　阻卜，《辽史》又写作“术不姑”、“述不姑”、“直不姑”、“直不古”，是契丹人对室韦系统蒙古语族各游牧部族的泛称。有若干互不统属的部落，分别游牧在辽的西界和西北界。南自阴山，北至胪朐河，西达流沙（阿尔泰山以南，新疆西北部沙漠），东接黑车子室韦的广大草原地区，都是阻卜人活动的区域。 辽朝依游牧区域的方位，将他们分为北阻卜、西阻卜和阻卜（东境阻卜各部）。由于他们的游牧地接近契丹内地，辽太祖在征服黑车子室韦后，就开始对阻卜用兵，迫使临近契丹的阻卜部落降服，早期降服者当为东阻卜。辽太祖晚年，曾大举北伐西征，兵锋所及，北达古单于国（汉单于庭，今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一带），西至 浮图城。阻卜诸部均在征伐范围之内。景宗保宁三年（971 年），先后任命耶律贤适、耶律速撒为西北路招讨使。至统和初，速撒“赏顺讨逆，威信大振。在边二十年”①。一些部落成为辽朝的属部，并与辽进行互市贸易。

　　统和十二年（994 年），以皇太后姊、齐王罨撒葛妃胡辇领乌古部兵和永兴宫分（辽太宗斡鲁朵）军驻守西北境，以萧挞凛督其军事。挞凛征讨招怀，拓土既远，降附亦众，尚未归附的阻卜诸部相继内附入贡。二十一年，太妃与萧挞凛奏建边防三城。二十二年，修复了古可敦城，置建安军；营建了防、维二边防城，开境数千里。辽选诸部族2 万骑为屯军，移渤海、女真、汉人700 余户分驻三城。以镇州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防、维建刺史州，三城成为辽朝西北军事重镇。辽对西北地区各部的统治大大巩固了。

　　自公元840 年黠戛斯灭回鹘汗国后，回鹘分裂，西迁。辽初在征伐战争中俘虏了一些回鹘人，并编组成部，成为契丹部族，圣宗三十四部中的薛特部就是由回鹘人组成的。留居原地没有西迁的回鹘人归降辽朝，成为辽国的附庸，辽国外十部中有回鹘部，他们对辽国岁有常贡。西迁的回鹘则分为甘州回鹘、高昌回鹘（又称西州回鹘、和州回鹘、师子国）和喀喇汗国（《宋史》称黑韩王朝，《辽史》称阿萨兰回鹘）。甘州回鹘可汗为夜落纥（药罗葛）氏，牙帐在甘州（今甘肃张掖），占有肃（今甘肃酒泉）、凉（今甘肃武威）、秦（今甘肃天水）等州，隔贺兰山与西夏为邻。高昌回鹘首府在喀喇和卓（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北庭为其贵族避暑地，第二首府。喀喇汗国首府在八 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部政治中心在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其东北疆界在今新疆的西北部伊犁河、诺敏河流域，与辽的上京道西界相接。高昌、甘州回鹘的北境也都临辽上京道西界。

　　辽初西征，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遣使致书于乌母主可汗（英义可汗仁美）。书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回鹘因定居已数世，军民安土重迁，不能复返，但开始与辽通使、入贡。

　　高昌回鹘为辽朝属国，辽在高昌派有都监。

　　喀喇汗国同辽也建立了朝贡通使关系。

　　圣宗统和年间，在经略西北，绥服阻卜诸部之后，加强了同回鹘诸部的联系，各部至辽入贡史不绝书。辽将回鹘列入属国，并分别设置甘州回鹘大王府、高昌国大王府和阿萨兰回鹘大王府等属国官机构。

　　甘州、高昌回鹘同时附属于辽和北宋，11 世纪初，甘州回鹘屡遭西夏攻击，常遣使入朝北宋，请求共讨西夏。西夏则与辽合兵，先后于统和二十六年（1008 年）、二十八年和太平六年（1026 年）三次合兵袭击甘州回鹘，辽数败于回鹘，并导致乌古、敌烈、阻卜各部的反抗。太平八年甘州回鹘政权为党项李元昊所灭。甘、凉、瓜、沙诸州相继为党项所有。

开泰二年（1013 年），辽枢密使耶律化哥征剿叛辽阻卜，阻卜溃逃过翼只水（额尔齐斯河），入喀喇汗国界。化哥深入，误掠喀喇汗国。从此喀喇汗国诸部断绝了与辽的联系。化哥被谴，出为大同军节度使。至兴宗、道宗朝，与喀喇汗国又逐渐恢复了联系。[m1] 

　　第二节统治制度及其特点

 

　　辽国幅员广阔，民族成分复杂，有“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①的契丹人和其他游牧部族，也有“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 居，城郭以治”②的汉人和渤海人。各族间经济、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社会发展水平也很不平衡。在开拓疆域的同时，辽的统治者不断吸收各族统治者的治国经验，学习各族的文化和制度，以完善辽国的统治机构。辽世宗耶律阮时基本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经穆、景、圣三朝，统治制度逐渐完备，机构基本健全。

 

　　辽国统治制度的特点是“因俗而治”，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③，其统治机构的设置也是与此相适应的。

 

　　一官分南北，因俗而治“因俗而治”的方针体现在统治机构的设置上就是官分南北。辽国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北面官和南面官。 “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④，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事宜，长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北面：“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 马之事”

 

　　⑤，管理汉人、渤海人事务，长官由契丹贵族、汉人和渤海人中的上层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南面。

 

　　在中央，北面官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北枢密院，也称契丹枢密院。长官为

 

　　北院枢密使、知北院枢密使事、北院枢密副使、北院枢密直学士、北院枢密

 

　　都承旨等。

 

　　南、北二宰相府是总理契丹等各游牧部族军、政和游牧事宜的中央机构。

 

　　长官为南、北府宰相。早在遥辇阻午可汗时，契丹八部就已由二府分领，910年以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后族萧氏世预北府宰相之选。圣宗时，北府统 五院、六院、乌隗、涅利、突吕不等二十八部；自神册六年（921 年）以皇弟耶律苏为南府宰相后，宗室世预南府宰相之选。南府统乙室、楮特、突举、品等十六部。后期，随着辽朝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契丹别部人和汉人、渤海人为两府宰相者，也不乏其人。

 

　　北宣徽院，掌御前祗应事。凡朝会、行幸、还京、接见使臣等，掌殿庭礼仪。长官为北院宣徽使、同知北院宣徽使事等。

 

　　夷离毕院掌刑狱，长官为夷离毕。夷离毕为遥辇联盟后期所设，除掌政刑外，也兼掌契丹仪式的祭祀，如岁除、祭山、丧葬等仪。

 

　　大林牙院掌文翰，修文告。长官为北面都林牙、北面林牙承旨、北面林牙等。

 

　　北面官中还有位居百官之上的大于越。大于越无职掌，用以授有大功德者，相当于汉制中的“三公”。

 

　　① 《辽史·营卫志》。

 

　　② 《辽史·营卫志》。

 

　　③ 《辽史·百官志》。

 

　　④ 《辽史·百官志》。

 

　　⑤ 《辽史·百官志》。

 

　　南面官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南枢密院，也称汉人枢密院。长官有南院枢密

 

　　使、同知南院枢密使事、南院枢密副使、南院枢密直学士和南院枢密都承旨

 

　　等。南院下设吏、户、兵、刑、厅五房，分管各部事，兼有唐代尚书省的职能。

 

　　中书省是南面朝官中的又一机构。它的前身是辽太祖时的汉儿司，为初期治理汉人事务的机构。及至南枢密院成立，尚书省职能多归南枢密院，汉儿司改名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 年）改称中书省，负责六品以下汉官除授，兼掌礼部事。长官为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南面官中的宰相。但“汉宰相（即南面宰相）必兼枢密使，乃得予闻机事”①。

 

　　随着辽朝境内封建因素的增长，中央集权化的倾向逐渐增强，圣宗以后，汉人也不乏任北面官者，如韩德让，曾兼北、南院枢密使，大丞相；室昉、刘晟、刑抱质、大康尅也先后任过南、北府宰相。

 

　　辽国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每年冬、夏两次在捺钵召集的北、南臣僚会议。

 

　　政治中心则在皇帝巡幸的四时捺钵。

 

　　管理皇帝行宫事务和皇族事务的北面官有契丹诸行宫都部署司，长官为契丹行宫都部署，掌“行在行军斡鲁朵之政令”②；各斡鲁朵设有都部署，也称宫使，分别掌管本斡鲁朵的军政、民政、司法和游牧事宜。

 

　　大惕隐司掌皇族政教，长官为惕隐，系大宗正之职。

 

　　皇帝的禁卫、宿值等由殿前都点检司承担，长官为殿前都点检，也称大内都点检。都点检一职出现在辽穆宗时期，当是从后周和北宋学来的。

 

　　管理行宫汉人、渤海人事务的机构是南面官中的汉人诸行宫都部署司。

 

　　二五京与四时捺钵

 

　　圣宗时，辽朝已建有上、中、东、南四京。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 年），升石晋所割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俱备。初期，以上京为首都。中京建成，遂取代上京成为辽朝的都城。但是，游牧的契丹人所建的国家，具有行国的基本特征。它的政治中心不在具有城国特征的五京。五京是用来统辖州县的，治理重点是汉人和渤海人。五京各有特点，作用也不尽相同。上京临潢府是辽太祖创业之地， “负山抱海，天险足以自固。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①，是辽内四部族的游牧地。后又迁入了大批汉人和渤海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一定发展。东京用以控制渤海、女真，备御高丽。西京备御西夏和西南各游牧部族。中京、南京经济发展水平略高，多设财赋官，对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辽国皇帝并不常居上京、中京，他与北、南面臣僚和皇族一起，随寒暑、逐水草，巡行于四时捺钵之中。辽国的政治中心也随着皇帝的行踪转移。

 

　　“捺钵”又作“纳拔”、“纳钵”、“剌钵”、“纳宝”，汉意为“行宫”或“行在”。辽帝的四时捺钵制度正是与契丹人游牧和渔猎经济活动相适应的，同时也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制约。

 

　　① 〔宋〕余靖《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

 

　　② 《辽史·百官志》。

 

　　① 《辽史·地理志一》。

 

　　辽初，冬春多在上京及其以南的潢水、土河流域，夏秋多在上京西北永安山、拽剌山（大兴安岭东南余脉）一带。圣宗前期，因对宋交涉的需要，捺钵也相应南移，春捺钵多在鸳鸯泊（今河北张北昂古里诺尔），夏秋在炭山（大兴安岭东南余脉），冬季则多住南京。天祚帝末期，东北战事起，被迫将捺钵移向西南鸳 鸯泊、西京、南京一带。

 

　　圣宗后期，历兴宗、道宗和天祚帝前期百余年间，社会稳定，捺钵制也得以完善，四时捺钵地点逐渐固定。春捺钵在长春州②附近的鸭子河、混同江、鸭 子河泊③；夏捺钵在永安山、拽剌山一带；秋捺钵在庆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伏虎林；冬捺钵在潢、土二河间的广平淀。

 

　　跟随皇帝至四时捺钵的是一个庞大的行宫部落集团。它包括皇帝的族人（四帐皇族），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诸斡鲁朵和中央的北、南面官员。中央的北面官全部随行。南面官中宣徽院所属百司官员全部随行；枢密院、中书省宰相1 人，枢密都、副承旨2 人，令史10 人，中书令1 人，御史台、大理寺各1 人从行。其他汉官留守中京，办理汉人公务。留守官有权任命县令、录事以下文官，县令以上文官只能以堂帖权差，待会议行在所取旨后方可给敕正式任命；武官则必须奏准。

 

　　春捺钵的主要活动是钩鱼和捕鹅。正月上旬起牙帐离开冬捺钵，三月上旬到达。江河尚未解冻，鹅雁未至时，凿冰钩鱼；冰雪融化，鹅雁北归后，放鹰鹘猎捕天鹅。钩得第一尾鱼，捕得第一只鹅后，便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互相庆贺。这既是契丹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内容，也是辽国统治者的娱乐活动。春捺钵活动 期间，捺钵周围千里之内的属国、属部首领要到捺钵朝见辽帝，以示臣服。所以，春捺钵活动也包括了安抚、控制、考察各属国、属部的政治内容。

 

　　四月中旬，行宫集团离开春捺钵进山避暑、赏花。皇帝与北南面臣僚共议国事，这是一年中的第一次大政会议。闲暇时间则从事游猎。

 

　　七月中旬，入山射虎、鹿，转入秋捺钵。天冷后到冬捺钵违寒，再与北南面臣僚举行第二次大政会议，共议大政方针。同时接见宋及诸国使臣，闲暇时校猎、讲武。

 

　　辽国皇帝的捺钵活动，既是契丹人的经济活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反映，也是辽国统治集团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 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①。宋朝人对此十分理解，他们说“北人打围，一岁各有处 所，……如南人趁时耕种也”②，并非像宇文懋昭所谓的“承平日久，无以为事，……四时无定，荒于游猎”③。捺钵是举行国政会议的地点，又是皇帝处理国事的 场所，它才是辽国的政治中心。

 

　　② 关于长春州的所在地，有吉林洮南县城四家子古城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他虎城两说，参见《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版）。

 

　　③ 鸭子河泊有为今月亮泡、黄花稍泊两说，参见《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 年版。

 

　　① 《辽史·游幸表》。

 

　　② 〔宋〕张舜民《使辽录》，载《说郛》卷3，商务印书馆本。

 

　　③ 《大金国志》卷11.

 

　　三斡鲁朵

 

　　斡鲁朵汉译为“行宫”，由皇帝巡行时居住的毡帐、办事的衙署以及负责保卫皇帝安全、承应皇帝日常役使的宫分人组成。斡鲁朵有自己的机构、军队和从事生产、服务的宫分人。他们“入则居守，出则扈从”④，“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⑤。辽国共有斡鲁朵13 个，包括九帝、二后（太

 

　　祖后述律月理朵和景宗后萧绰）、一个皇太弟（圣宗时的孝文皇太弟耶律隆

 

　　庆）的12 个斡鲁朵和圣宗朝大丞相韩德让所建的文忠王府。

 

　　斡鲁朵制创于辽初，耶律阿保机将迭剌部分为五院、六院二部，将宗室分为孟父、仲父、季父三房后，他本人则以侍卫军腹心部为核心，另建立宫卫算斡鲁朵（汉名弘义宫）。这是辽国的第一个斡鲁朵，它的主人就是辽的开国皇帝太祖阿保机。阿保机死后斡鲁朵由其子孙继承。此后各斡鲁朵是以“分州县，析部族， 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⑥的方式建立的。

 

　　斡鲁朵辖有著帐户、宫分户和州县。著帐户是由犯罪的宗室、外戚和大臣家属组成的，他们承担仆役、侍从、警卫等非生产性的祗从之役。宫分人多来源于战争俘虏，后妃的陪嫁者——媵臣，或由州县、部族中抽调。初期还有一定数量的自愿附宫籍者。他们中有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和其他部族人。宫分人中大多从事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狩猎业。

 

　　隶属斡鲁朵的州县人户，由诸宫提辖司管理，不参加四时捺钵活动，但要向斡鲁朵提供徭役和出兵马从征。①斡鲁朵的管理机构为都部署司，长官称都部 署，也称宫使。宫使掌本斡鲁朵的户口、钱帛、司法和刑狱。同时统领宫分军，既是本斡鲁朵的行政长官，也是军事统帅。总领辽国各斡鲁朵军政事务的机构是契丹诸行宫都部署和汉儿诸行宫都部署。

 

　　在四时捺钵中，皇帝的斡鲁朵组成小禁围，其他各斡鲁朵跟从在皇帝斡鲁朵附近，组成大禁围，共同保卫皇帝的安全。斡鲁朵的武装力量是宫卫骑军，而平时侍卫有殿前都点检和诸宫都部署所统的武装。

 

　　四地方建置与投下州、军

 

　　辽朝盛时，疆城“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②。辽分全国为五道，以上京临潢府之地置上京道，东京辽阳府之地置东京道，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之地为中京道，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之地为南京道，西京大同府（山西大同市）为西京道，又置兴中府（今 辽宁朝阳市）于中京道，计为五道六府。

 

　　在地方的治理和机构设置上，也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特点。契丹等游牧部族以部落治理，汉人和渤海人则统以州县。

 

　　“辽的地方行政区划，道以下一般为府州军城与县（城）两级。府有京④ 《辽史·兵卫志》。

 

　　⑤ 《辽史·营卫志》。

 

　　⑥ 《辽史·营卫志》。

 

　　① 《文献通考》卷346，《四裔二十三·契丹下》载“十宫各有民户，出兵马”。

 

　　② 《辽史.地理志》。

 

　　府、蕃府之分，州有节度、观察、团练、防御、刺史之分；观察以下诸州或隶属于道，或隶属于府与节度州”①。京府设留守，诸府设知府事。诸州则分别设节度、观察、团练、防御使或刺史。县有令、丞、尉、主簿。

 

　　契丹等游牧部族的部落即是辽朝北面官制的地方行政机构。前期，除奚六部设王府外，诸部落长官皆称夷离堇。太宗时，升大部族首领为王，设王府，如北大王府（又称五院司）统五院，南大王府（又称六院司）统六院，乙室大王府统乙室部等。诸部落则设节度使司，长官为节度使。

 

　　除国家所辖州县外，辽朝还有由贵族建立的投下州。投下也作“头下”，是辽国诸王、公主、外戚、大臣以征伐所得俘虏和奴隶建立的“私城”。诸王、公主、国舅可创立州城，其余则为军、县或堡。州、县名额由朝廷赐与。

 

　　投下户主要是战争中俘虏的汉人、奚人和渤海人。后期对外攻伐减少，公主所建投下州多以陪嫁的媵户设置。初期，辽太祖采纳韩延徽的建议，“树城 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②。这是契丹统治者安抚俘虏和降人的方式，也是投下制产生的背景。

 

　　它对安抚汉人、渤海人，发展辽国的农业、手工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投下州的官员，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刺史以下官由投下主以本主部曲充任。

 

　　属国和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③。大王、节度使任以契丹贵族或各部族酋长。

 

　　五刑法

 

　　建国前的契丹人，没有文字，“刻木为契，穴地为牢”①，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成文法，有罪则量其轻重，临时决谴。当社会陷入尖锐的矛盾中，斗争日益激化时，有了进行法律约束的必要。遥辇后期，在审理释鲁被杀案时，制定了“籍没之法”。阿保机为联盟长期间，惩治诸弟叛乱集团时，也曾“权宜立法”，规 定：亲王犯谋逆罪，不送有司行刑，可使其投崖自杀；淫乱或逆父母者以五车辕杀；谤讪犯上者，以熟铁摏其口杀死；从坐者，量轻重处以杖刑。

 

　　建国后，逐渐制定和完善法律。神册六年（921 年）“诏定法律，正班爵”②，以突吕不“撰决狱法”③，“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仍置钟院以达民冤”④。这是辽朝制定成文法的开始。 太宗时规定，“治渤海人一依汉法”⑤。从此，辽朝境内各族人犯罪，有了治罪判刑的法律依据。辽朝的法律也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特点，汉人、渤海人所依的 “律令”，即《唐律》、《唐令》，契丹与其他游牧部族则依《治契丹及诸夷之①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辽北宋时期图组编例》，地图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辽史·韩延徽传》。

 

　　③ 《辽史·百官志·北面属国官》。

 

　　① 《辽史·太祖纪》。

 

　　② 《辽史·太祖纪》。

 

　　③ 《辽史·突吕不传》。

 

　　④ 《辽史·刑法志上》。

 

　　⑤ 《辽史·刑法志上》。

 

　　法》。汉、渤海、奚、契丹间的纠纷，则以汉法断。即所谓“四姓相犯，皆用汉法”⑦。

 

　　圣宗时，承天太后“留心听断，尝劝帝宜宽法律”，圣宗本人也锐意求治，“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⑥圣宗更定法令的主要 特点是定罪量刑多从宽简，逐步缩小契丹和汉人量刑上的差别，限制契丹贵族的某些特权，加进汉法中维护封建统治的“十恶八议”等内容。兴宗重熙五年 （1036 年）编成《新定条制》，定刑5 种，凡547 条。道宗咸雍六年（1070 年）至大安三年（1087 年）又多次修订条例，意在使治契丹和汉人的法律合而为一。后因“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而于大安五年（1089 年）悉除新法，复用旧制。

 

　　辽朝的刑罚有5 种：死、流、徒、杖、笞。死刑有绞、斩、凌迟、辕、枭、支解、腰斩、生瘗、投崖、射鬼箭等。有的是继承唐的刑名，有的是中原社会隋朝以前的酷刑和契丹社会固有的刑罚。流刑有置于边远部族、投诸境外和令出使绝域三等。徒刑有终身、五年、一年半三等。杖刑自50 下至300 下。此外，尚有笞刑、宫刑、黥刑等。

 

　　辽朝也有连坐、籍没和赎罪法。叛逆之家，兄弟虽不知情，也需连坐；贵族谋反，除首恶处死外，家属没为官奴；品官公事误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可输铜赎罪。

 

　　刑具有沙袋、木剑、大棒、铁骨朵等。拷讯用刑则有粗、细杖，鞭、烙法。木剑、沙袋、铁骨朵为契丹特有刑具。木剑，太宗时制，面平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宽宥则击以木剑。沙袋，穆宗时制。用熟皮缝合成长六寸、宽二寸的口袋，以沙填充；木柄长一尺许，牛皮缝裹。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决罚。铁骨朵用熟铁 制成，八片虚合，用柳木作柄，长约三尺，打数或五或七。

 

　　辽代法律在执行中，同罪不同罚的现象比较常见。世宗时，天德等谋反，诛天德，杖萧翰，流刘哥，遣盆都出使黠戛斯，“四人之罪均而刑异”，“辽之世，同罪异论者盖多”。①穆宗常因细故虐杀侍御、近臣；兴宗时也常因请托减免罪行。有法不依，任情用法的现象颇为普遍。

 

　　圣宗前，“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圣宗更定法令时，虽曾明确规定“一等科之”，但契丹人侵害汉人正当权益，却往往受到袒护。

 

　　直到道宗时，这种状况仍无根本改变。苏辙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以旧矣。然臣等访闻山前诸州祗侯公人，止是小民争斗杀 伤之狱则有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①。这段议论反映了辽朝有法不依、任情用法现象的存在，同时也充分反映了辽朝法律的阶级性实质。

 

　　六军队

 

　　契丹与其他游牧部落一样，兵民相兼。民年十五隶兵籍，平时游牧射猎，从事生产，有征伐则应调出征。每正军一人，附打草谷、守营盘家丁各一名，⑦ 《辽史·刑法志上》。

 

　　⑥ 《武溪集·契丹官仪》。

 

　　① 《辽史·刑法志上》。

 

　　① 《栾城集》卷40《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马匹、甲胄、武器自备。调发兵马有金鱼符，传令有银牌。

 

　　辽朝的军队有宫卫骑军、部族军、五京乡丁和属国军等。

 

　　宫卫骑军也称斡鲁朵军、宫分军，是隶属于辽朝各斡鲁朵的武装力量，平时从事生产，有兵事则由各宫提辖司征调，随行军将领出征。辽朝的十二

 

　　宫一府在五京和奉圣州、平州分别设置提辖司（其中道宗的太和宫、天祚永

 

　　昌宫所置提辖司，《辽史·营卫志》失载）。隶宫州县蕃汉人丁8000 至6万不等，各宫出骑军少者2000，多者1.6 万，总计人丁40 万余，出骑军10万余。“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②。辽朝皇帝也有侍卫、宿直军。建国前阿保机选精锐为腹心部，后组成皮室军（皮室，契丹语，意为“金刚”），从事宿卫和征战。

 

　　立斡鲁朵后，皮室军逐渐转变为从事征伐和镇戍的常备军。禁卫任务逐渐为斡鲁朵宫分军所取代。辽世宗时，受北宋制度的影响，设殿前司掌宿卫。

 

　　辽境内各游牧部族都有本部军队，称部族军，分隶南、北二宰相府。平时同本部一起从事游牧业生产，并承担守边的军事任务，遇有战事，也应调出征。各部有本部的游牧范围，镇守地一般与游牧地接近。五院、六院部镇南境，防宋；乌隗等部驻东北，防女真；突吕不、楮特等驻西北，备御西北各游牧部族；涅剌、 乙室、品等驻守西南，控扼西夏、阻卜等。

 

　　五京分别统有汉、渤海、契丹等军，平时守卫京城，有战事则奉调出军。

 

　　各州设节度使，五京兵事各有专司总领，南京设有元帅府，统蕃汉兵；中京军事由南、北两大王府统领；西京由乙室王府统领；东京有都部署司和统军使司；上京有上京总管府和上京城隍使司等。此外，南京、中京、西京又各有禁军。辽国盛时，二帐（二国舅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104 万。

 

　　这是辽朝的主要军事力量。

 

　　各属国、属部皆有本部的军队，有奉调从征的义务，不从者将被讨伐。

 

　　但辽有战事，多调用宫卫骑军和五京所统汉、渤海、契丹兵，部族和属国军调用较少。

 

　　辽朝在边境又设有镇戌一方的招讨司等机构。在镇州（可敦城，今蒙古共和国布尔根省喀鲁哈河下游南之青托罗盖古城）置西北路招讨司，以镇遏西北各游牧部族；在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置西南路招讨司控制西夏；泰州置东北路统军司，黄龙府置兵马都部署司，控制东北诸属国、属部。招讨司设招讨使，统 军司、都部署司有统军使、都部署。

 

　　行军作战，有都统、副都统、都监等指挥，由皇帝任命勋戚、宗室、大臣担任。

 

　　七科举与学校

 

　　耶律阿保机曾多次征战燕云地区，俘虏汉人，接触了中原文化。他本人懂汉语，并有借助于儒家思想维护统治的政治倾向。太子耶律倍更加热衷于汉文化。所以辽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就显示出契丹和汉文化共同发展的倾向。

 

　　辽太祖时，创制了契丹文字，与汉字并行于境内。

 

　　在官员的选用方面，科举是汉人、渤海人入仕的途径之一。会同年间，从后晋得幽蓟十六州地。为了安抚和统治新附之区，辽国急需选用汉士，于② 《辽史·兵卫志》。

 

　　是以汉士平素所习之业进行选拔，曾举行科举考试。历仕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五朝的汉官室昉就是会同初登进士第的。

 

　　辽国的科举制度，有一个从权宜向定制发展的过程。会同（938—946 年）

 

　　初因急需选汉士为汉官治汉地，故在幽蓟地区以科举选拔士人，保宁八年（976年），“诏南京复礼部贡院”①，正式建立了主持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圣宗统和六年（988 年），“诏开贡举”②，科举已成定制。太平十年（1030 年），“诏来岁行贡举法”③，制度已趋健全。统和二十七年（1009 年）是辽朝殿试的开端。是年，“御前引试刘二宜等三人”④。兴宗重熙五年（1036 年），“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⑤，则是由皇帝亲自出题举行殿试。

 

　　辽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时间，前后不同。自会同元年（938 年）至统和六年（988 年）无定期，为笼络和选拔汉族士人的临时措施、权宜之法。统和六年至重熙元年（1032 年），大抵每年举行一次。重熙后为三年一次。前者为沿袭唐制，后者则是受宋朝的影响。⑥考试科目在圣宗时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后则借鉴宋朝，“程文 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①。终辽之世，重词赋，轻经、律，故律科进士为数很少。道宗朝，曾设贤良科，应试者先以所业十万言进。③其程序“有 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②。省试由礼部贡院主持，按成绩分甲、乙、丙三科取士，合格者以“喜帖”书其姓名。

 

　　辽代的科举专为选汉官、取汉士之用，只有汉人、渤海人可以应试。对契丹人参加科举限制甚严。契丹人中虽不乏文学之士，却多不是进士出身。

 

　　重熙中，季父房耶律蒲鲁虎应试及第，为有司告发，其父耶律庶箴以“擅令子就科目”，被处以鞭刑二百。至道宗朝，有白霫进士郑恪，天庆五年又有契丹进士耶律大石等。可见，至道宗朝，对契丹、奚、霫等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已放宽。对汉人应举的限制，则承袭了中原历代之制。禁止医卜、屠贩、奴隶、商贾之 家和背弃父母、犯罪逃亡者应试。

 

　　在实行科举的同时，辽代也设立学校培养人才。太祖、道宗时，分别于两京置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教授上京、中京国子学生徒。

 

　　太宗于南京设太学。圣宗曾赐南京水■庄一区，以助学养士。五京州县也设有学校。道宗清宁元年，诏设学养士，并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不但契丹、勃海、奚、汉人子弟可入学学习，圣宗朝，高丽也曾遣学生入辽学习契丹语。

 

　　辽朝诸官员，除选自宗室、外戚、诸部贵族有功劳、有能力者外，汉官① 《辽史·景宗纪》。

 

　　② 《辽史·圣宗纪》。

 

　　③ 《辽史·圣宗纪》。

 

　　④ 《辽史·圣宗纪》。

 

　　⑤ 《辽史·兴宗纪》。

 

　　⑥ 参见朱子方、黄凤歧《辽代科举制度述略》，载《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版。

 

　　① 《契丹国志·试士科制》。

 

　　③ 《契丹国志·试士科制》。

 

　　② 《续文献通考》卷34，《选举一》。

 

　　中科举是入仕之一途，后期也有以入粟补官者。

 

　　辽国的科举，为汉人和渤海读书人提供了入仕之途，虽然通过科举作官者只占辽国官员的十分之二三，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他们中既有治国安邦的政治家，也有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

 

　　科举取士扩大了辽国的统治基础，促进了辽国境内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汉文化和儒学在辽国境内的传播。

 

　　第三节社会矛盾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辽朝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包括汉人和渤海人、奚人上层共同进行统治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圣宗时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成为保留着较多原始部落制残余的封建政权。境内有以契丹各部落为主，包括所俘各游牧部族人户组成的部落，他们是辽朝北面官治下的主要编户，隶属于南、北二宰相府；有辽的内属游 牧、渔猎部落，如乌古、敌烈、阻卜、回鹘、党项、乌惹、女真、五国等，他们的内部事务由本部大王、节度使处理，与辽相涉事和军事征伐等则分别由辽设于边境地区的招讨司、统军司、兵马都部署司等经略。

 

　　渤海人和汉人，是发展程度较高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他们是南面官治下的编户，由五京、州、县管理。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经济、文化上的差异，治理方式的不同，决定了辽朝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辽朝社会既有奴隶与奴隶主、属民与领主、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矛盾，也有做为统治民族的契丹人与其他各被 统治民族间的矛盾；既有契丹贵族同奚人、渤海人上层的矛盾，也有契丹贵族间新、旧势力的矛盾和争权夺利的斗争。阶级矛盾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在不同时期矛盾和斗争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表现出了各自的特点。

 

　　一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斗争

 

　　阿保机建国后，册立了皇太子，初步确立了继承人。但契丹社会世选制的残余仍根深蒂固，贵族特别是宗室成员在辽朝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于是，统治集团内部新、旧势力的矛盾冲突与争权夺利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一）东丹失位与太宗之立

 

　　辽太祖有嫡子三人，长子耶律倍立为太子。及灭渤海，耶律倍奉太祖命主东丹国事。耶律倍仰慕汉文化，尊崇孔子和儒家思想。次子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掌征伐和兵马大权，事母淳钦皇后述律氏甚孝谨。少子李胡残忍好杀，不得人心，却甚得述律氏偏爱。

 

　　天显元年，太祖灭渤海回军，死于黄龙府。淳钦皇后称制，权决军国事。

 

　　述律氏“简重果断”，在太祖建立政权的活动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国家治理上却重视契丹部落和畜牧业，忽视汉人、渤海人和农业。早年辽太祖有意南下幽州，述律氏则主张遣骑兵掠其四野；王郁、王处直求援解镇州李存勖之围时，述律氏也曾极力反对。在皇位继承上，她舍弃太子倍另立大元帅德光，并杀害 了一些拥护耶律倍，倾向学习中原文化的契丹、汉人官僚。

 

　　这又为以后的权力争夺埋下了隐患。为削弱和控制耶律倍，辽太宗将东丹国的政治重心自牡丹江流域移至辽东，同时加强对他的监视和防范，以至耶律倍发出“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的感慨，并愤而浮海投奔后唐。

 

　　辽太宗德光在位期间，与太后述律氏政见也多有不合。在太宗灭晋战争中，述律氏一直持消极和反对态度。她认为，“虽得汉地，不能居也”，屡欲与晋 和。至太宗死于栾城，遗体运回草原，述律氏不哭，且说：“待诸部宁一如初，则葬汝矣。”①一方面反映了她对灭晋战争耿耿于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她对这次皇位继承仍忧心忡忡。不出所料，不久，在述律氏、李胡与辽世宗耶律阮之间就爆发了又一次斗争。

 

　　（二）横渡之约——世宗之立

 

　　大同元年（947 年）四月，耶律德光灭晋后回军，病死栾城。东丹王耶律倍子、永康王耶律阮为契丹随军诸将拥立，即位于镇州（今河北正定），为辽世宗。

 

　　世宗之立，是东丹王失位后辽宗室内权力斗争的继续。太宗在述律氏支持下夺太子之位当了皇帝，东丹王无端失掉了继承权，契丹贵族的同情自然在他一边，太宗死后，人们便于军中拥立其子。太宗即位时，述律氏曾杀害了一批持不同意见的契丹贵族，军中诸将担心悲剧重演，也希望早日确立继承者。因拥护东丹王 被杀的契丹贵族的子孙，对述律氏一直心怀不满，也欲借此机会为先人复仇申冤。耶律阮同其父一样仰慕中原文化，能任用晋朝降臣，得到汉臣的拥戴，所以在军中和朝中都有众多的拥护者。

 

　　辽军中诸将会议于中京镇州，议所当立。南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洼、宿卫耶律安搏起了关键作用。吼先与洼议，指出“天位不可一日旷。

 

　　若请于太后，则必属李胡。李胡暴戾残忍，讵能子民。必欲厌人望，则当立永康王”①。洼颇表赞同。请将虽欲立阮，又因李胡与太宗子寿安王璟在太后 身边，不能不有所顾忌。耶律阮召宿卫耶律安搏问计，安搏认为：“大王聪安宽恕，人皇王之嫡长；先帝虽有寿安，天下属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断，后悔无及。”② 适逢京师有使至军中，安搏乘机诈传李胡已死，以坚定众心。然后拜诣南、北大王。三人议合，遂召集诸将，洼下令说：“大行上宾，神器无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 长，天人所属，当立；有不从者，以军法从事。”①诸将皆从，于是派天德等护太宗灵柩先至上京。

 

　　述律氏对东丹王奔唐心怀不满，又偏爱幼子李胡，加之与耶律阮政见分歧，拒绝接受军中的决议，并决心以武力否决耶律阮对权力的继承。她派李胡领兵逆击耶律阮。耶律阮以皇叔祖、五院夷离堇安端，西南边大详稳刘哥为先锋，败李胡军于泰德泉。接着，述律氏与李胡以兵据潢水之北，双方于潢水石桥，夹河对 阵，形势危急。惕隐耶律屋质居间调停，为双方陈述利害。

 

　　为避免骨肉相残和国家实力的损失，述律氏勉强接受了约和的建议。她说：“向太祖遭诸弟乱，天下荼毒，疮痍未复，庸可再乎！”②一触即发的横渡之 战终于和平了结。不久，述律氏又与李胡秘密策划夺权，被世宗囚禁于祖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哈达英格），同时处死太后派贵族划设、楚不里。

 

　　辽世宗为人隽伟，亦工画，能饮酒，好礼士，虽在辽朝九帝中享国最短，却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他致力于辽统治机构的建立和制度的完善。

 

　　由于世宗多用晋降臣，轻慢契丹贵族，引起了契丹诸贵族的不满。在他① 《契丹国志·太宗嗣圣皇帝下》。

 

　　① 《辽史·耶律吼传》。

 

　　② 《辽史·耶律安搏传》。

 

　　① 《辽史·耶律洼传》。

 

　　② 《辽史·耶律屋质传》。

 

　　执政的短短四年中，契丹贵族的谋杀行刺事件不断发生，严重地干扰了他建立统治秩序的活动，并最终结束了他的统治。这就使辽朝的巩固与发展推迟了至少20 年。

 

　　（三）天禄年间的夺权斗争

 

　　述律氏舍耶律倍立耶律德光，破坏了耶律阿保机最初的安排，嫡长子继承制未能确立。由于世选制在贵族中的影响，契丹贵族君臣观念并不严格，如麻答（耶律拔里得，太宗叔剌葛之子）留守中京期间，“出入或被黄衣，用乘舆，服御物，曰：‘兹事汉人以为不可，吾国无忌也。’”①这是辽宗室内权力争夺屡屡发 生的社会基础。

 

　　天禄二年（948 年），太宗第三子天德密结侍卫萧翰、惕隐留哥（刘哥）

 

　　及其弟盆都，阴谋行刺世宗，事觉未遂。天德被杀，杖萧翰而释之，流刘哥于乌古部，遣盆都出使黠戛斯。不久，萧翰与其妻、世宗妹阿不里致书安端，谋废世宗。耶律屋质得其书，上奏世宗，萧翰被杀，阿不里囚死狱中。

 

　　契丹贵族的夺权斗争牵扯了世宗的精力，辽军北撤后中原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太宗离汴时，以宣武军节度使萧翰守汴，翰担心刘知远领军南代，遂擅自立唐明宗子李从益为帝，自领契丹兵至中京与世宗会。世宗自中京撤军时，又以麻答为中京留守。麻答残忍贪酷，克扣汉军粮饷，激起兵变，被逐出镇州，北还草 原。世宗责其失守，不服，杀之。萧翰、麻答北归后，中原州县所任各节度使纷纷降汉，世宗统治不稳，无暇南征，遂失去对中原的控制权。

 

　　天禄五年（951 年），后汉枢密使郭威即位，建立后周。河东节度使刘崇自立于晋阳，称北汉。刘崇使其子承钧致书辽世宗，称“本朝沦亡，绍袭帝位，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 ②，约世宗率兵南下，与北汉合击后周。时值灭晋战后不久，诸部厌兵，不欲南下。世宗强令出兵，自将南伐。军至归化州祥古山火神淀（今河北宣化西），祭东丹王，群臣皆醉。安端子泰宁王察哥（又作察割）与南京留守燕王牒腊（又作述轧）等乘机杀世宗于行宫，立牒腊为帝，史称“火神淀之变”。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逃 出，遣人召诸王和侍卫军平乱，杀察哥、牒腊，立太宗子耶律璟，是为穆宗。

 

　　（四）应历时期贵族的篡权活动

 

　　辽穆宗改天禄五年为应历元年。应历前期，契丹贵族的夺权活动仍不时发生。穆宗“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 王”①。他“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②，大失人心。他既无政治才干，又无治国求贤之志，却心胸狭隘，任人唯亲，凡当时拥立世宗者，并其子孙，多被疏远，不见任用，辽统治集团人心不稳。应历二年（952 年），先有太尉忽古质谋逆，伏诛。接着，政事令娄国（东丹王子，世宗弟）因“穆① 《资治通鉴》卷287，《后汉纪二》。

 

　　② 《资治通鉴》卷290，《后周纪一》。

 

　　① 《资治通鉴》卷290，《后周纪一》。

 

　　② 《辽史·穆宗纪》。

 

　　宗沉湎，不恤政事”而生觊觎之心，与林牙敌烈（又作敌猎）、幽州节度使萧眉古得（世宗妻弟）、侍中神都、郎君海里密谋废立。一些汉人官员对辽政 权也失去了信心。宣政殿学士李瀚向后周提供情况说：“今皇骄駇，唯好击鞠，耽于内宠，固无四方之志，观其形势，不同以前。亲密贵臣，尚怀异志，即微弱可 知。……乘其乱弱之时，计亦易和，若办得来讨唯速，若且和，亦唯速，将来必不能力助河东”③。鼓励后周对辽用兵或与之讲和，事情败露后，图谋南奔，未能实现。李瀚遭杖责，眉古得、娄国等被处死。

 

　　三年（953 年），李胡之子宛，郎君嵇幹、敌烈，林牙华割，郎君新罗等又谋废穆宗，穆宗弟罨撒葛令司天占卜吉凶。事泄，华割、嵇幹被杀。宛获释，罨撒葛被贬戍西北。

 

　　九年（959 年），穆宗四弟王子敌烈与前宣徽使耶律海思、萧达干等再次谋反，事情败露，敌烈获释，海思囚死狱中。

 

　　十年（960 年），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等谋反被杀。接着李胡子喜隐又反，李胡也被牵连。喜隐获释，李胡被囚，死于狱中。经十年多次争夺，穆宗一次次制止了宗室的夺权活动，保住了统治地位，此后宗室间的篡权活动暂告平息，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却日趋尖锐。

 

　　穆宗时期的权力斗争仍在东丹王、李胡和太宗的子孙间进行，实质上是东丹失位和横渡之约两次权力斗争的继续。

 

　　（五）乾亨、保宁间的权力斗争

 

　　应历十九年（969 年）春，穆宗春猎至怀州，亲射获熊，侍中萧思温、夷离毕雅里斯等进酒上寿，欢饮而醉，庖人辛古挟刀进食，与近侍小哥、盥人花哥等杀穆宗于行宫。萧思温与南院枢密使高勋、飞龙使女里迎立世宗子耶律贤，是为景宗。

 

　　为巩固统治地位，景宗与皇后萧绰首先向自己的拥护者授以重要官职，以控制辽朝的军政大权。保宁元年（969 年），任命萧思温、高勋为北、南院枢密使，耶律贤适加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时大封宗室子弟为王，以安反侧。仅保宁元年一次，就分别封东丹王、太宗和李胡等人的儿子共八人为王。

 

　　景宗幼遭火神淀之变，赖御厨尚食刘解里以毡包裹，藏于积薪中，得以免遭杀害。即位后，患风疾，多不视朝，“刑赏政事，用兵追讨，皆皇后决之”①。故夺权者的打击目标首先指向皇后父萧思温。

 

　　保宁二年（970 年），在国舅萧海只、海里、神都的策划下，萧思温被害。海只、海里被杀，神都被流于黄龙府，后被杀。

 

　　保宁六年（974 年），李胡子宋王喜隐因密谋夺权被废，乾亨二年（980年）复反，被囚；三年，上京汉军军变，劫喜隐未成，另立其子留礼寿，被镇压，留礼寿被杀。四年，喜隐被赐死。

 

　　保宁八年（976 年），景宗弟宁王只没、高勋等谋废立，只没、高勋除名，只没妻安只伏诛。

 

　　③ 《册府元龟》卷762《总录部·忠义三》。

 

　　① 《契丹国志》卷6，《景宗孝成皇帝》。

 

　　景宗与皇后萧绰“任人不疑，信赏必罚”①，却仍不能使辽宗室诸王的夺权活动稍事收敛。诸王的争权活动严重干扰了辽朝秩序的稳定和统治的巩固，也牵制了辽与宋在河北、河东的争夺，幸赖诸臣的同心协力，皇后萧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取得了燕京保卫战的胜利，得以辅佐圣宗，开创了统和、开泰年间的繁荣局 面。

 

　　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穆宗的残暴统治与各族人民的反抗

 

　　辽穆宗用了十年时间战胜了争夺权力的对手，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但他并没能很好地治理国家。他相信巫者的谎言，取男子胆调治延年药，肆意戕害人命，死者甚多；他残酷地奴役、屠杀和镇压奴隶，常以服侍不周等细故，诛杀近侍和五坊奴隶，用刑残酷。他用来镇压奴隶的酷刑有杖、斩、击、射、燎、划口、碎 齿、铁梳、枭首、脔尸、剉尸、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等。

 

　　残酷的镇压反映了奴隶反抗的强烈，也进一步激起了更强烈的仇恨与反抗。

 

　　应历十九年（969 年）二月，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合谋杀穆宗于行宫，结束了他的残暴统治。

 

　　穆宗死后，景宗耶律贤以宿卫不严斩杀殿前都点检夷腊葛、右皮室详稳萧乌古只。但小哥等却一直没有擒获。这可能是因为这次事件牵涉面宽，参与的人多，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奴隶反抗斗争，也可能小哥等的反抗活动受到某些权贵的怂恿、支持、利用，因而也受到他们的保护，直到保宁五年（973年）景宗的统治地位巩固，小哥才受到镇压。

 

　　穆宗统治时期，边疆属部也发动了抗辽起义。应历十四年（964 年）十二月，北境黄室韦、乌古相继起兵反辽。详稳僧隐战败被杀。穆宗遣枢密使雅里斯为行军都统，合诸部兵平叛，反为室韦所败。五坊人40 户也参加了乌古的反辽队伍。穆宗又遣秃里、女古等率轻骑进讨，同时招抚各部。乌古、室韦不受招抚，屡败辽军，斗争持续了两年多，震动了辽西境和北境。辽朝动员了诸部和群牧的兵力，才镇压了这次反抗。

 

　　（二）保宁年间渤海、乌惹的反抗斗争

 

　　渤海灭亡之后，除将其强宗大族迁往辽阳和上京附近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渤海人留居故地。渤海扶余府，太祖时更名黄龙府，仍以渤海降人为将驻扎。同时任命都监与守将共同防御，并对地方加以控制监督。景宗时，黄龙府守将为渤海人燕颇。保宁七年（975 年），燕颇杀辽所派都监张琚，率领当地渤海人反抗辽的统治。辽景宗遣北院大王耶律何鲁不（又作曷里必）往讨，燕颇兵败，退走乌惹城。他联合乌惹部首领乌玄明，共同抗击辽军。八年，乌玄明在燕颇的支持下，以乌惹城为中心，建立政权，国号“定安”（一作“安定”），年号元兴。乌玄明曾通过使宋的女真人致书宋太祖，希望与宋南北呼应。因而，宋太宗北伐燕云时，曾下诏谕乌玄明，“令张犄角之势”

 

　　① 《辽史·景宗纪》。

 

　　①，牵制东北边境的辽军。保宁至统和初，辽朝迫于南边宋军的压力，不曾对乌惹大力用兵，燕颇据乌惹城达20 年之久，并不断向周围发展势力。统和十三年（995 年），乌惹首领乌昭庆进攻辽属部铁骊，辽遣奚王和朔奴、东京留守萧恒德往讨，包围乌惹城，乌昭庆请降。辽军都部署奚王和朔奴贪图俘获之功，不许降。乌昭庆率军民死守，城未下。辽军无功而还，士马死伤很多，和朔奴、恒德因而被削去爵号。

 

　　（三）乌古、敌烈和阻卜诸部的抗辽斗争

 

　　耶律速撒死后，西北形势不稳。统和十二年（994 年），承天太后与圣宗以萧挞凛为西北路招讨使，皇太后姊、齐王罨撒葛妃胡辇领乌古部兵和永兴宫分军驻守西北境。十四年（996 年），挞凛诱杀阻卜诸部叛辽首领阿鲁敦等60 余人，平定了诸部。十五年，敌烈八部又杀详稳叛辽，逃向西北边境。

 

　　挞凛将轻骑追袭，俘其部族之半。并招降了西北地区的阻卜部落。

 

　　统和十九年（1001 年），萧图玉为西北路招讨使，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上言“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节度使”①。于是，二十九年，置阻卜诸部节度使。但所置往往 非才，不能安抚诸部，激化了辽与阻卜诸部的矛盾，“部民怨而思叛”。开泰元年（1012 年），阻卜各部相继反叛，围萧图玉于可敦城。乌古、敌烈也与之呼应，形成了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抗辽高潮。辽派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前往征剿，俘获其羊马、辎重，阻卜溃逃。萧图玉遣人招谕，各部又陆续归附。

 

　　开泰二年，以东京留守萧惠为西北路招讨使。萧惠暴虐，不善绥抚，对属部和招讨司军卒临以威刑。太平六年（1026 年），招讨使征兵讨回鹘，阻卜酋长直剌因未能如期到达，被杀。其子聚兵袭击萧惠，西阻卜各部又叛。

 

　　都监涅鲁古（又作涅里姑）、突举部节度使谐里、阿不吕（又作曷不吕）将

 

　　兵赴援，与阻卜战于可敦城西。涅鲁古、阿不吕为阻卜所杀。萧惠设伏兵，阻卜败走。此后，阻卜各部时降时叛，加重了辽朝西北部的边防负担。

 

　　（四）大延琳领导的反辽斗争

 

　　东京地区早期在东丹国统治下，享有若干特殊待遇。“自神册来附，未有榷酤盐曲之法，关市之征亦甚宽弛”①。随着辽朝境内封建因素的增长，封建统治的加强，对东京地区的控制也在逐步增强。圣宗太平年间，东京户部使韩绍勋等在东京地区推行行之于南京地区的赋税制度，加重了当地负担，引起了渤海人的不 满。时值南京连年饥荒，户部副使王嘉使人造船，募熟谙航海的东京民自海道运粮，赈济燕地。水路艰险，船只覆没者多。韩、王等不加体恤，反而严刑峻法威逼，民心思乱。太平九年（1029 年）八月，东京舍利军详稳、渤海人大延琳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掀起反抗斗争。杀韩绍勋、王嘉、四捷军都指挥使萧颇得，囚禁东京留守、驸马都尉萧孝先和南阳公主崔八，自称皇帝，国号兴辽，年号天庆，设官任职，建立了统治机构。大延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① 《辽史·萧图玉传》。

 

　　① 《辽史·圣宗纪》。

 

　　琳举起反辽旗帜后，一面派太府丞高吉德使高丽，以反辽建国相告，并争取高丽的援助、支持；一面派太师大延定鼓动女真起兵反辽，配合东京。南、北女真一致响应，高丽也停止了向辽纳贡，对辽在东北的统治形成了很大威胁。同时，大延琳又遣使黄龙府、保州，争取后援。东京副留守王道平逃出辽阳，与遣往黄 龙府的大延琳使者一起至行在告变。驻戍保州的渤海太保夏行美将大延琳反辽实情报告了保州统军将领耶律蒲古，蒲古杀渤海兵800人，断绝了大延琳的东路之 援。国舅详稳萧匹敌的投下渭州（今辽宁彰武境）

 

　　地近东京，遂率本管武装和家兵占据要害地点，断绝了大延琳西进之路。大延琳北方援绝，东西都为辽军所阻，遂分兵攻沈州（今辽宁沈阳），又中缓兵之计，不克而还。

 

　　这时，朝廷也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镇压。十月，圣宗任命南京留守、燕王萧孝穆为都统，萧匹敌为副都统，奚六部大王萧蒲奴为都监，率军往讨。先败大延琳于蒲河，然后一方面占据冲要，阻扼高丽、女真援军，一方面追击大延琳，再败其于手山（今辽宁首山）。大延琳退保辽阳城。萧蒲奴率军讨周围各城邑。萧孝穆 于东京城四周筑城堡、置楼橹，断绝东京与外部的联系，城中不得不拆屋为薪。十年（1030 年），守将杨详世等擒大延琳以降，大延琳发动的反辽战争失败。

 

　　第三章辽朝的社会经济

 

　　从经济结构分析，辽朝境内的民族大体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处于原始氏族部落制阶段的以渔猎为主的部落民；以契丹等诸部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经营定居农业的汉、渤海等民族。因此，辽朝的经济也存在着多种形式、多种成分，境内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牧业、渔猎业，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和相当繁荣的商业。

 

　　第一节土地占有与赋役制度

 

　　一土地所有制及其变化

 

　　辽朝境内各民族的经济结构、经营方式不同，对土地的使用、占有方式也不同。一般说来，南京、西京的农业区以私人占有制为主。东京土地私有制受到来自契丹贵族的冲击。中京、上京为牧区与半农半牧区，并有较多的投下州。适应这种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也发生着变化。“契丹之 初，草居野处，靡有定所”①。遥辇阻午可汗时，涅里整顿部落，才确定了各自的分地，于是契丹各部有了各自固定的游牧范围。国家建立后，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因此，过去为部落公有的土地实际上已转化为国有土地，并以分封的形式转为领主占有。

 

　　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私有制又不断地冲击着国有制，于是上京和中京地区，土地所有制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变化关系。

 

　　（一）国有土地与部落的牧场

 

　　辽朝国家设有群牧，是为国家提供马匹、牛羊、骆驼的机构。群牧的草场、牲畜均属国家所有。群牧多在大兴安岭南端西麓。可知者有迪河斡里朵、斡里保（斡里本）、蒲速斡、燕思、兀者等。群牧官由国家委任，司牧者是诸部族富户或品官家子弟、余丁或奴隶。他们在国有的牧场上放牧国有的牲畜，供国家需要。

 

　　为了防御的需要，辽朝在西北边境设置州城，屯驻军队。屯军一方面从事耕牧，一方面守卫边境。他们耕种的农田和游牧的草场也属国家所有，生产的谷物、牲畜提供边备所需。这两种土地无论所有权还是使用权均属国家，是名符其实的国有土地。

 

　　契丹诸部的游牧地，本属部落公有。阿保机建国后，在遥辇八部的基础上，重新编组部落并再次确定诸部的游牧范围。这次调整的结果，将上京道中心地区，西起大兴安岭南端的庆州、仪坤州，东到鸭子河流域的长春州，北自挞鲁河（今洮儿河），南至中京北界广大地区，全部划归了辽内四部族。

 

　　其余诸部，则分别被安置在其四周。诸部落的游牧地是由最高统治集团分配确定的，诸部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这类土地的使用，其最高支配权仍属于皇帝代表的国家，它是在部落占有制形式下的国有土地。而部落成员因地位不同，对部落公有的牧场在使用上也存在差异。

 

　　辽朝前期，诸王、公主、驸马、功臣多建有投下。从投下户需向国家缴纳田赋看，诸投下户使用的土地也是国有的。投下主人在这些土地上享受特殊的优待，享有国家允许的某些经济实惠。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投下制逐渐衰落，一些投下州收归国家所有。

 

　　上京诸州由俘虏、移民垦殖的荒地以及南京等地区的荒闲土地属国家所

 

　　有。圣宗时许民开垦的燕乐、密云二县荒地，即属于这类土地。朝廷可根据需要划出界线，以为牧场，也可招徕农户垦种，酌免租赋数年，这些农户就成了耕种国有土地的官佃户。一些农户可立籍缴纳赋税，于是这类荒田就变① 《辽史·营卫志中》。

 

　　成了耕种者的私产。朝廷或清道有时遣使至各地检括荒地，如为人所冒占私耕，或没收入官，或立契定赋。

 

　　（二）诸宫提辖司所掌土地

 

　　辽帝各斡鲁朵皆设有提辖司，管理诸宫所属蕃汉转户。蕃汉转户多从事农业，以南京、西京、奉圣州、平州为多，中京、上京也有少量提辖司所属蕃汉户。他们耕种的土地属斡鲁朵所有，实际上就是皇帝的庄园。

 

　　在诸宫卫大量占有土地的同时，一些契丹贵族、汉族官僚的庄园也有了很大发展。如圣宗时的俘臣李知顺，占籍中京，“庄宅田园，奴仆人户，牛驼车马 等，卒不能知其数”①。王继忠被俘后，家无奴隶，圣宗一次就赐宫户三十。冯从顺统和十七年望都之役后入辽，“车乘服玩，台馆园林及藏获之徒，皆国家所给” ②。在中京，汉人地主的庄园有了很大发展。这些庄园的所有者，都是辽朝的蕃汉贵族。

 

　　（三）寺庙土地

 

　　辽朝建国前就建有寺庙。中期以后，佛教盛行，各地广建寺庙，各寺庙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如义州静安寺，在创建之初，阿保机同族玄孙耶律昌允及其妻就施地三千顷。蓟州盘山上方感化寺“创始以来，占籍斯广。野有良田百余顷，园有甘栗万余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①。景州观鸡寺有庄土三千亩，山林百 余顷，果树七千余株。寺院地主与国家、世俗地主一样广占田土，以营佃所入供僧众衣食。

 

　　（四）地主和小农私有土地

 

　　东京、西京和南京的土地以私有为主，其中地主广有土地，农民则只有少量土地，有的完全没有土地，靠佃种地主土地为生。这种情况在中京奚人地区也很普遍。苏颂、苏辙在他们的《使辽诗》中都记录了这方面的情况。②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北宣化（辽西京归化州）发掘了几座辽墓，出土的墓志、随葬品和壁画皆可反映出这一带地主阶级生活的富裕、优越。地主张世卿在大安年间出粟赈灾，一次就进粟2500 斛，得授官右班殿直。③韩师训墓壁画中所绘《饮酒听曲图》、《备装图》，即使不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真实记录，至少也反映了此时汉族地主和富商的生活状况。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富裕的① 《全辽文》卷6，《李知顺墓志铭》。

 

　　② 《全辽文》卷6，《冯从顺墓志铭》。

 

　　① 《全辽文》卷10，《上方感化寺碑》。

 

　　② 《苏魏公集》卷13《牛山道中》记录了他在牛山馆（今河北平泉西）道中所见：“耕种甚广，牛羊遍谷，问之皆汉人佃奚土，甚苦输役之重。”诗称“农人耕凿遍 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冈。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边方。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赋役百端闲日少，可怜生事甚茫茫。”苏辙在《栾城集》卷16 《出山》中也描述了汉人佃种奚田的情况，诗称“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③ 《全辽文》卷6，《张世卿墓志铭》。

 

　　汉人，即使不为官宦，也可以奴役贫苦的契丹人。壁画中的髡发门吏显系契丹人无疑。④

 

　　二封建因素的增长与阶级、阶层的变化

 

　　（一）领主、地主和富商

 

　　契丹诸部长官大王、节度使、都监、司徒等，握有管理部落的军事、行政、经济权力，有些家族则世预节度使之选。这些部落长官实际上就是本部分地的领主。因此，契丹人的部落只能是保留着部落组织形式的领主占有制组织机构。

 

　　辽朝皇帝的斡鲁朵占有牧场、农田，有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宫户，皇帝及诸王、公主、驸马、契丹贵族、官僚都是大大小小的领主。

 

　　早期投靠契丹统治者并为辽朝的建立与巩固建有功勋的某些汉人、渤海

 

　　人上层，也不同程度地占有土地、人户，他们中一些人既是经营庄园的领主，也是出租土地的地主。圣宗时期的大丞相韩德让，在上京、中京、西京、南京、平州、奉圣州都有提辖司，管理属下各地的庄园。中京内省使、知宫苑司事李知顺，上京户部使冯从顺等在中京也有庄园。

 

　　随着社会的发展，诸王、公主等的投下州也发生了变化。到圣宗时，领主对属下的控制已日益削弱，国家对投下军州的政治、经济管理职能日益加强。领主占有制衰落。

 

　　太宗时，东丹国中心南移，留居原地的渤海人大批南迁到东京辽阳地区。

 

　　他们中的富户、贵族多拥有部曲。在迁徙中，一些贫苦无力者又为富户所收容，故东京地区的渤海贵族、富户也多是拥有属民的领主。随着辽朝封建化程度的提高，东京的领主制也逐步向地主制经济转化。

 

　　南京、西京的大土地所有者，多以租佃方式经营地产。中京的奚人，也多将土地租给汉人和渤海人耕种，他们或成为地主，或为小土地出租者。

 

　　寺庙的上层僧侣，是寺庙地产的管理者。由于土地来源不同，他们的佃户既有二税户，也有具有独立自由身分的国家编户。上层僧侣实质上是靠地租生活的地主。

 

　　由于商业的发展，辽朝境内也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或经商于五京、州县，或来往于辽、五代诸国、宋境，有的甚至成为代表辽朝办理交涉的使臣，如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经商于晋境，又为辽朝商业贸易的代表，并可作为使臣与后晋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

 

　　（二）牧民、农民和手工业者

 

　　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

 

　　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分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负担。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是既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

 

　　辽朝境内也有一些从事手工业产品制造的个体手工业者，他们同农、牧民一样是国家赋役的承担者和财富的创造者。

 

　　（三）宫分人、奴隶和著帐户

 

　　宫分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就民族成分讲，有契丹人、奚人、渤海人、汉人和乌古敌烈、女真等诸部人。究其来源，汉人、渤海人和各部族人多为战争俘虏，契丹人则或为宫卫建立时析部族所得，或为自愿投附者，或后妃出嫁时陪嫁的媵户和贵族犯罪没入者。他们的身分、地位也不相同。有的享有自由民身分，占有 一定数量的奴婢、部曲，本身就是领主、地主，并可任高官。如宫分人中的八房子弟，是耶律欲稳的后裔。欲稳本为突吕不部人，自其祖台押时，就与耶律家族关系密切，有保护阿保机父辈之功。阿保机初置宫卫，欲稳率部曲来归，附宫籍，为宫分人。他官至奚迭剌部夷离堇，弟霞里为奚六部秃里，祖台押配享皇室耶律家祖 庙。穆宗朝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虽为宫分人，却与穆宗为布衣交，并占有宫户。景宗、圣宗时的韩德让，位极人臣，却一直到统和二十二年才出宫籍，赐国姓，隶季父房，并进而建文忠王府，一跃而成为斡鲁朵主人。他们不但是部曲、奴隶的主人，而且是辽朝的高官，他们的家族属辽朝统治集团行列。

 

　　大部分宫分人是有少量财产的农、牧业劳动者，是领主占有制下的农、牧民，有自己的财产和家庭，享有较奴隶为多的自由，但对主人仍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经允许，不得脱离主人。主人却可按自己的意志将他们转送与人。他们承担的赋役，是主人的私人收入，同时按主人的意志提供力役。

 

　　而他们承担的军役，则是以向主人提供的方式为国家的军事目的服务。这一类宫分人，在地位上与诸部部民相似，而在名分上，前者为私人部曲，且人身依附关系较强，甚至可以被统称为“奴婢”，后者为隶属于地方组织的国家编户，但比编入国家州县的民户受着较多的控制与约束。①诸宫和贵族都占有相当数目的 奴隶。他们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和供家内驱使，圣宗时的稍瓦、曷术二部，原来即由皇室、贵族的奴隶组成。他们当是战争俘虏和部落制末期沦为奴隶的部民。被编入稍瓦、曷术石烈后，由贵族私人奴隶转为国家官奴婢。宋朝也有拐骗人口卖到辽境为奴者。①著帐户是一种特殊的奴隶，他们是由犯罪被籍没的贵族组成的，最早被没入者是杀害遥辇氏联盟于越释鲁的蒲古只三族人。遥辇后期，他们被编入瓦里。阿保机死后，皇后述律氏将他们编为著帐户。世宗时，放免为良。此后，凡贵 族、世官之家犯罪，便被没入，编为著帐户。“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诸王祗从、伶官之属，皆充之” ②。他们是宫廷奴隶，皇室占有的奴隶。

 

　　著帐户的身分并非终身。原有的著帐户不断放免，新的罪犯不断没入，故终辽之世，“释宥、没入，随时增损，无常额”③。

 

　　① 参见李锡厚《辽代诸宫卫各色人户的身分》，《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 年第4 期。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② 《辽史·营卫志上》。

 

　　③ 《辽史·营卫志上》。

 

　　此外，诸部落也有瓦里，管理部落所有的奴隶，而在国家手工业作坊中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也处于工奴地位。某些被贬黜的官员，也常被罚入作坊服役。如圣宗朝秘书正字李万因上书“辞涉怨讪”，被处以杖刑后，罚至陷河冶采炼白银。道宗朝北面林牙萧岩寿因反对和揭露耶律乙辛获罪，被流放乌隗路，“终身 拘作”。

 

　　（四）阶级关系的变化

 

　　辽朝是在游牧的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政权，它在政治制度、经济成分、习俗法规等诸方面必然还有某些部落联盟时期的残余和痕迹。建国后，辽朝统治者不断扩张境土，统治了农耕的渤海人和部分汉人，又受到了来自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和农业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冲击，这就决定了辽朝境内的

 

　　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及文化等方面几种成分并存且不断发生调整变化的社会

 

　　进程。

 

　　在契丹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部落组织形式下存在的早期封建制，即领主制占主导地位。部落组织转化为国家的地方行政机构时，部落显贵、开国功臣成为国家的上层统治阶级，于是部落内部有了牧主、富裕的牧民和只有少量牲畜的贫苦牧民，部落节度使等既是国家的地方官员，同时也是本部的领主。

 

　　自大贺氏联盟时期起，契丹人中已经出现了奴隶，他们来自贫苦的牧民和战争俘虏。遥辇联盟后期，又出现了因犯罪被籍没为奴的贵族。但牧业生产不同于农业和手工业，不适宜大量使用奴隶，因而契丹社会一直停留在家庭奴隶制阶段。建国后，牧业区仍有一定数量的奴隶，主要从事家内劳动、宫廷服务和手工业生 产。随着封建因素的日益增长，从事手工业等专业性生产的奴隶大批得到解放，编部为民，奴隶制的残余成分日益减少。奴隶主要从事家庭、宫廷服务，供主人日常驱使。

 

　　投下及斡鲁朵所属的民户，为领主、贵族的部曲。但早已有了独立身分的自耕农民长期被抑为农奴，是不能容忍的。由于投下是在国家准许的情况下建立的，他们就不可能完全摆脱国家的控制和约束。投下户尽管身分是部曲而其地位实质上并不完全是领主的私属。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 地位。一方面投下军州日益减少，投下户便随之转化为国家州县民户；一方面对领主的依附关系日益松弛。以投下的变化为先导和动力，牧区的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社会发展的进程加快。这种变化自圣宗以来日益深化。

 

　　进入辽朝统治集团的汉人和渤海人上层，在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同时，也像契丹贵族一样建立庄园，占有大量部曲、人户，由地主又蜕变为领主，身兼地主、领主双重身分，这也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地位决定的。

 

　　在靠近燕云的奚人地区，租佃制经营方式较为普遍。因为它靠近农业区，有大批被俘和流入的汉人，受燕云先进经营方式的影响，同时，也与契丹上层早期没有过多地向这一地带伸展势力有关。

 

　　总的来说，除战争期间外，西京、南京原有的经济基础没有因归入辽朝受到破坏，而是在租佃制经营方式上继续发展。东京地区租佃制、庄园制并存。上京、中京地区变化较大，总的趋势是部落残余日益减少，封建领主制逐渐向地主制经济过渡。整个辽朝境内，早期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成分应该是领主制。与之相适 应的辽政权也应是早期封建制政权。圣宗以后，地主制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三赋役制度

 

　　辽朝境内的牧民、农民以及诸属国、属部都承担着向国家缴纳贡赋、提

 

　　供劳役和军役的义务。由于身分、地位不同，所承担的赋役名目也多种多样。

 

　　而官僚、贵族、诸节度使等却享有免役特权。随着辽朝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制度逐渐完善，赋役制度也经历了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大抵在圣宗时期逐渐确定下来。

 

　　（一）部落民赋役

 

　　契丹和奚人诸部牧民，岁输羊为常赋，以供国家所需和支付官俸。所输数目，以拥有牲畜的多少为等第。

 

　　常赋之外，节度使每年例向皇帝进献鞍马、珍玩。国家有急需、节庆或婚丧等，贵族、官员、宗室等也另有贡献。如皇帝及太子结婚，宗室、贵族等需进会亲帐幕、礼物和费用；皇帝死，进助山陵费。这些额外贡献，虽自诸宫、贵族、官员进上，而其诸物则皆出自部民和贵族的属民。此外，国家对官员额外加恩，有 所颁赐，也皆取自于民。如奚六部大王萧观音奴“俸秩外，给獐鹿百数，皆取于民”①。

 

　　贡赋之外，部民还需出力役，承担修桥、筑路、治河、搬运官物及其他工程。道宗时，贾师训在同知永州军州事任上，致力于减轻部民负担，又措置得法，一次就奏减永、龙化、奉圣三州“岁供行在役调计民功三十余万”；在扈从皇帝春捺钵活动时，“规度春、泰两州河堤及诸官府课役，亦奉免数万工”②。

 

　　部民负担最重者，莫过于兵役。国有军情，皇帝视所需，征调诸宫卫、诸王府和诸部族军。诸部民则需自备武器、鞍马随从节度使出征。平时，诸部也各有戍边兵役。诸部戍军由节度使管领，屯驻戍守地区。老弱贫病者留居部落，由司徒管领从事耕牧。长期的兵役，虽有轮换补充之制，仍给牧业生产带来影响和损 失。圣宗时拓土开疆，镇州可敦城为西北军事重镇，驻兵屯戍。东北重点防御鸭渌江和黄龙府。西北、东北边境属部时降时叛，屯戍役户负担日益加重。部落富民被征调戍边，多致破产。有的则雇人应役，被雇者或中途逃亡，更有死于戍所者。至兴宗时，已成为影响政局稳定和国家兴衰的严重问题。

 

　　（二）农户赋役

 

　　辽朝境内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户，因居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背景不同，赋役负担也存在某些差异。《辽史·食货志》载：“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韩延徽曾献在草原安① 《辽史·萧观音奴传》。

 

　　② 《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铭》。

 

　　置汉人之策，并被采纳。后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参与了制度、政策的制定。“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③。辽朝农户赋役制度的初定，当在此时。其范围，当只限上京和中京奚人所在地区的农户。

 

　　太宗时，渤海故地和幽蓟十六州并入，有必要检核各地户口人丁，从幽蓟十六州的平稳交割判断，这时的赋役制度当是参照渤海、唐、五代之制确定的。

 

　　圣宗和兴宗时，又做过某些修改和局部调整，大致只是数额的增减。

 

　　辽朝的赋役，凡田赋，计亩征收；徭役，随户物力高下征调。为均平赋役，也常括田、括户。

 

　　田赋南京、西京地区的田赋，与唐、宋一样，分夏、秋两季征收，并有正色、折色之分。《宣府镇志》载：“统和十八年，诏北地节候较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这当是夏税的缴纳期限。

 

　　农田有官田、私田两种。私田计亩缴纳赋税。官田又有屯田、闲田两类，屯田收粟归官，置仓积储，不得擅贷。闲田多募流民耕种，垦种之初，酌免租赋数年。后或由垦种者承佃，向国家交租；或许农民占为私产，依例纳赋。

 

　　东京道多为渤海迁民，赋役之制多从宽减，“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①，故较南、西二京为轻。

 

　　上京、中京道农户多为所俘汉人、渤海人，他们依据身分、地位的不同，纳税情况也不同。隶属州县的自耕农向国家缴纳田赋；佃耕奚人田土的汉人除缴纳田赋外，还要按比例向田主交租，即苏辙所说的“力耕分获世为客”，负担同宋朝境内缴纳分成租的佃客大致相同。

 

　　诸贵族投下户分别向国家和领主缴纳贡赋：向国家缴纳田赋，向领主缴纳“市井之赋”②，即元好问所说的“输税于官，且纳课给其主”①，所以，他们被称为“二税户”。

 

　　辽朝农民缴纳田赋的数目虽不可考，但根据苏辙的记载判断，当比宋朝农民负担为轻。他说：“契丹人每冬季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 敢侵犯税土。兼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惟是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于汉户索取，县吏动遭鞭笞，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兼法令不明，受赇鬻狱习以为常，盖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县，盖亦粗有法度”②。苏辙使辽，十分重视体察辽朝国情，他所记录的辽道宗晚年珍惜辽宋和好关系，蕃汉人户得以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以及辽道宗佞佛，耶律延禧凡弱，“虽心向汉，但恐不能保其禄位”

 

　　等情况皆切合实际，他对燕地汉人负担的记录也颇可信。

 

　　同时，上京、中京一带，赋役制度定于建国之初，出于招徕、安抚汉人，巩固统治的需要，所定税额也应是较轻的。这从无大批汉人南逃的事实中也可得到印证。

 

　　③ 《辽史·韩延徽传》。

 

　　① [宋]洪皓《松漠纪闻》载：“阿保机灭渤海，迁其族帐千余户于燕，给以田畴，捐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有战则用为前驱。”当是指东京渤海人的情况。《辽史·圣宗纪》也说：“自神册来附，未有榷酤盐曲之法，关市之征亦甚宽弛。”

 

　　② 《辽史·食货志上》。

 

　　① 元好问《中州集·乙集》。

 

　　② 《栾城集》卷40，《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此外，寺庙的佃户中也有一些二税户。

 

　　杂税辽朝沿五代旧制，仍有名目不一的杂税，如盐铁税、曲钱、农器钱、鞋钱、匹帛钱、义仓粟等。商业贸易则有关征。田赋之外，盐铁、曲钱和商税是辽朝收入的大宗。盐、铁、酒贸易一直由国家控制，实行专卖。为此，上京置有盐铁司、都商税院；中京置度支使司；东京置户部使司、转运使和曲院；南京有都曲 院、商税都点检、酒坊使；西京置都商税点检；各州县则分别设有商、曲、盐、铁等都监或院使。辽圣宗统和年间，诸道各州县置义仓，令民岁出粟入仓积储。义仓粟实为田赋的附加，将国家赈济灾贫的负担

 

　　转嫁给农

 

　　此外，或为战争所需，或补充群牧，辽朝还不时括富民车马。这种负担，因并非常赋，故无限额，可因人因事随时而定，其扰民之甚，正如苏辙所见。

 

　　徭役农户向国家提供的力役，有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多种名目。主要用于运输、保管官物，维持地方秩序，供官府驱使以及修河、筑路等工程。徭役的征调，也依户产的多少为等第，但诸州县因所在不同，有轻重不均之弊。如涿州新城县，驿路所经，辽、宋使节过境频繁，送往迎来，多役民户。 中京松山县，岁运泽州官炭，傍近州县却无此负担。县令马人望力争于中京留守，才得以均役他邑。同时，由于法度不明，执行不严，也常因时因地因人而有轻重不同等情。如马人望为南院枢密使，深患民户徭役之重，遂使民户出钱，官为募役，减轻了役户负担。渔阳定躬冶，每年修桥路役工千数，主者凌逼，役户不堪忍受， 往往出高价以庸代役，伤财害民。三河县尹刘瑶上任后，亲为措置，只用百工，桥路工程即告竣，民力得以苏息。又前此役民兴功，经办者多人，“专使交杂，蠹耗 乡栅，驱良民如婢使，取私货若己产”。刘瑶去繁整蠹，委专人董役事，“凡差发，立排门历，量见在随户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①。

 

　　（三）属国和属部赋役

 

　　属国、属部随部所出，缴纳贡赋。初期，东丹岁供布15 万端、马千匹。

 

　　后东丹南迁，属东京道，不再为属国。阻卜除马、驼外，岁贡貂皮1 万张、青鼠皮2.5 万张。五国、乌惹等部贡马匹、珍珠、胶鱼皮、貂皮和海东青鹘。

 

　　女真贡弓矢、人参、生金、蜜腊、珍珠、布帛、海东青和唤鹿、养鹰鹘的奴

 

　　隶。乌隈乌古部初以貂皮、青鼠为贡，因非本土所产，自圣宗统和六年（988年），从其所请，改为只贡牛、马。回鹘诸部所贡为玉、珠、犀、乳香、 琥珀、玛瑙器、镔铁器、斜合里皮和各色毛织品。①西夏进马、驼、锦、药材、皮毛等。高丽以布、铜器、人参、纸、墨、藤造器物、龙须草席和酒、醋等进献。

 

　　此外，遇有战事，诸部须按辽廷的要求出兵从征。

 

　　① 《全辽文》卷10，《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

 

　　① 高昌回鹘“一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丝等，亦有互市，其国主亲与北主评价”。

 

　　见《挥麈前录》卷4，并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

 

　　第二节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畜牧与狩猎

 

　　（一）畜牧业——辽朝重要经济部门

 

　　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洮儿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匈奴、乌桓、柔然、突厥、回鹘等部族也都从事牧业，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史 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 ②。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

 

　　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

 

　　羊、马是游牧民的主要财产，早在古八部时期，契丹人就以“名马貂皮入献”北魏，羊、马是与中原农业区交换的主要商品和赠送中原王朝的重要礼品。大贺氏、遥辇氏联盟时期，契丹各部落入贡和交换的主要物品多是马匹和羊只。五代初年，耶律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共抗朱温，也曾以“马千匹，牛羊万计”赠与李 克用。后同五代各政权、南唐以及北宋也仍主要以羊、马等作为礼物和商品，互相交流，换回所需的各种物品。因此，“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 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①。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

 

　　（二）游牧业经营方式

 

　　契丹等游牧民族牧养的牲畜，羊、马为多，牛、驼次之。四至八月，牧草繁茂，是放牧的黄金季节。秋季则驱牲畜迁于朝阳背风的平沙处。据苏颂记载：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十分骑。蕃汉人户以羊、马多少定 其贫富等差。其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剃，认为马遂性则滋生益繁。羊也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他更以诗描述契丹人的羊、马生息情况。②辽朝治下的各游牧部落是集政治、军事、经济各职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

 

　　② 《辽史·食货志上》。

 

　　① 《资治通鉴》卷271，《后梁纪六》。

 

　　② 《契丹马》诗：“边城养马逐莱蒿，栈阜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才驹事力豪。略问滋养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北人牧羊》诗：“牧羊山下动成群，啮草眠沙浅水滨。自免触藩羸角困，应抚挟策读书人。毡裘冬猎千皮富，湩酷各朝中百品珍。生计不赢衣食足，土风犹似茹毛纯。”参见《苏魏公集》卷13《后使辽诗·北人牧羊》、《契丹马》诗及序。

 

　　“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败渔为生”③。每一部落都有自己的游牧范围。

 

　　如五院部大王、都监春夏居五院部之侧，秋冬居羊门甸；六院部大王、都监春夏居泰德泉北，秋冬居独庐金（今山西大同附近）；乙室部司徒居鸳鸯泊，闸撒狘居车轴山（今河北丰南县境）；乌隈部司徒居徐母山、郝里河（今内蒙古哲里木盟境内霍林河）；涅剌部节度使居黑山北，司徒居郝里河侧等。

 

　　首领所居当在部落活动区域附近，部民“随阳迁徙，岁无宁居”。

 

　　除部落民私有的畜群和部落所属的草场外，辽朝还有国有的畜群与草场——群牧。群牧的设置当在辽太祖建国之际。遥辇氏联盟后期，阿保机为迭剌部夷 离堇，掌联盟兵马大权，专征伐。他“明赏罚，缮甲兵，休息民庶，滋蕃群牧，务在戢兵”①。这时，迭剌部内似已有了部落公有而由其首领控制的畜群。辽太宗时，设官置牧，群牧的组织建设已有了一定规模，成为国家军用马匹的重要牧养场所。群牧除设置于上京道大漠南北草原地区外，在南京道的雄、霸、清、沧诸州地 也辟有群牧，养马数万头，一备皇室、贵族四时游畋，一备燕、云防务和对宋军事活动的需要，有时也用来赈济贫苦牧民，羸老的羊只和皮毛则于榷场贩易与宋。

 

　　群牧由北枢密院管辖，设林牙掌管部籍，另有马群、牛群太保等负责掌管群牧的具体事务，朝廷定期检验簿籍，了解牲畜繁息情况，以牧畜数量的增减考核群牧官政绩的优劣，决定升黜。群牧的牲畜各有烙印，以相区别。

 

　　群牧的马匹，来源于征伐的掳获、属部的贡纳和群牧的自然繁息。《辽史·食货志》载：辽太祖即位后，“伐河东，下代北郡县，获牛、羊、驼、马十余 万。枢密使耶律斜轸讨女直，复获马二十余万，分牧水草便地，数岁所增不胜算。”可知初期群牧牲畜主要来自战争掠夺。“厥后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直不 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以故“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 之盛如一日”。每有战事，则五京禁军的马匹多取自群牧。一旦群牧因战事频繁耗损过多或自然灾害造成牲畜死亡，则括富人马以益群牧。辽朝盛时，群牧马匹达百万以上。

 

　　群牧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辽朝武装力量的强弱。因此，辽朝统治者历来重视群牧的管理和牲畜数目的增减。兴宗后期，群牧的管理出现混乱，至有群牧人私自改换马匹印记而以官马作为私物赠送他人者。道宗时，政治腐败，也直接影响到群牧，以至“群牧名存实亡，上下相欺”，不得不重新检括以现数再定簿籍。天 祚时，辽、金间战争频繁，民间马匹多被征调，马价增至数倍仍难以购求，人们不得不违法购买群牧马匹应征。群牧马匹多被私卖，所余草原群牧马匹，为耶律大石北迁时所得。

 

　　（三）渔猎业——游牧业的补充

 

　　辽朝所属各游牧部族，依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所居地域的自然条件，或主要从事游牧业，或仍以渔猎为主。北阻卜（后来的克烈部）主要从事牧业，已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和显贵家族的出现。斡娘改（兀良哈）等部发展水平较低，居地又有广袤的森林，有貂、鼠等野兽栖息，主要从事狩猎业。女真诸③ 《辽史·营卫志》。

 

　　① 《辽史·兵卫志上》。

 

　　部视其发展水平的不同，有原始农业，同时采集、渔猎仍占重要地位。

 

　　契丹各部虽主要从事牧业，但并没有放弃渔猎。土河流域有悠久的捕捞史，早在檀石槐联盟时，鲜卑人就曾在这里捕鱼以补充军粮的匮乏。辽朝皇

 

　　帝每年在四时捺钵的捕鹅、钩鱼、猎虎、射鹿等也反映了渔猎业仍是契丹诸

 

　　部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畜牧业经济的必要补充。早年，耶律阿保机平诸弟之乱回军途中，曾在乌林河观渔；征乌古部时，曾在漠北射野马；征阻卜、回鹘时，也曾“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此后行军“六百余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天显四年，辽太宗西巡时，也曾“选轻骑数千 猎于近山”。①这是在远征时，长途行军，糗粮不继的情况下，以渔猎所获充军食的情况。平时，契丹统治者也以狩猎作为习武的手段。会同三年，晋高祖石敬瑭请辽太宗节制畋猎，太宗说：“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②开泰二年（1013 年），宋翰林学士晁迥使辽，在长泊亲眼见到辽圣宗君臣的捕鹅活动，他说：“泊多鹅鸭，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绕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辽人皆佩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又好以铜及石为锤以击兔。”③辽朝在宴饮、款待宋使时，熊、鹅、雁、鹿、貂、兔、野鸡等腊肉和鲜肉，都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如果说皇室贵族将渔猎作为娱乐和习武的手段，而普通百姓则以“挽强射生”为解决生计、日用的手段之一。苏颂在出使途中偶然遇到并记录了契丹人 冬季围猎的情况：“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④。可见在冬季牧业闲暇时间 进行围猎是一项经常性的活动。

 

　　宋绶则记录了契丹人凿冰钩鱼的冬钓活动，其方法与辽国皇帝春捺钵捕鱼相同。他说：“蕃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水（冰）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举 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竿，罕有失者”⑤。程大昌在《演繁录》中更具体、更生动地描述了辽圣宗和萧太后的钩鱼场面。①得头鱼、头鹅预示着渔猎的丰收，当与中原皇帝耕籍田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胪朐河下游，呼伦湖一带，也有丰富的鱼产资源，胡峤说：乌古（也称妪厥律）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②。

 

　　契丹诸部渔猎所用工具，除弓箭、网罟外，狩兔、打狼有练锤；捕鱼有鱼叉、鱼钩；冬季凿冰取鱼时，有专用的冰穿；秋季射鹿有鹿哨；春季捕鹅① 参见《辽史·太祖纪》、《辽史·游幸表》、《辽史·太宗纪》。

 

　　② 参见《辽史·太祖纪》、《辽史·游幸表》、《辽史·太宗纪》。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④ 《苏魏公集》卷13，《后使辽诗·观北人围猎》。

 

　　⑤ [宋]宋绶《契丹风俗》。

 

　　① [宋]程大昌《演繁录》载：“北主与其母皆设次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集冰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间透水，旁三眼环之不透，第斲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处，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 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视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北主，即遂于斲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即中遂纵绳令去，鱼倦即曳绳出之，谓之得头鱼。头鱼既得，遂相与出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

 

　　这里所述虽是皇帝捕鱼的情况，普通契丹人的凿冰捕鱼活动也当类此，只是场面不及而已。直至近代，北方沿江湖地区的民众仍袭用这一方式捕鱼。

 

　　② 《新五代史·四裔附录》。

 

　　时，有惊鹅用的扁鼓，刺鹅用的锥。这些猎具，近年来考古发掘的辽墓中皆有出土，辽墓壁画也有对契丹人渔猎活动生动形象的描绘。同时，他们狩猎也借助于驯练有素的猎犬、猎豹。宋绶曾见辽兴宗的三只猎豹，“甚驯，马上附胡人而坐，猎则以捕兽”③。北方极寒地区的狩猎部落，以滑雪板代替马匹在高山丛林 中狩猎，即因“地多积雪，惧陷坑井，骑木而行”④。北方沿江和山林地区各部族，如五国部、生女真、阻卜等渔猎业仍占主要地位。辽帝秋捺钵时即有来自女真的 “唤鹿人”，阿骨打的兄弟子侄，也曾为辽帝刺虎搏熊。

 

　　二农业的发展

 

　　（一）农业的作用与地位

 

　　辽朝农业的发展和作用的增强，始于灭渤海和幽蓟十六州的并入。发达的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成为牧业经济的必要补充。幽蓟地区的赋税是辽朝的重要收入之一，它不仅增强了国力，而且对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辽朝统治者大多十分重视农业，对农业 采取支持、鼓励、保护的政策和措施，使农牧业两种经济在辽朝统治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和谐、稳固、统一的整体，并将其矛盾和冲突化为互利互补，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各得其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这是辽朝统治者的功绩和成功的经验。

 

　　发达的牧业为游牧民族提供了生活必需品，而且能供给辽朝军事征伐所需的大量马匹；长于骑射、吃苦耐劳的游牧民，是辽朝维护统治和对外征伐的主要军事力量。发达的农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弥补了牧业产品比较单调的缺憾，丰富了农、牧民的生活内容，为手工业提供了广泛的原料， 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繁荣，增强了辽朝的经济实力，使之避免了前此草原各游牧政权倏起倏落的命运，在我国北方立国二百余年，并在与北宋、西夏的对峙中长期起着主导作用。

 

　　（二）农业政策和农业的发展

 

　　草原地区农业契丹各部的农业，大约出现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朝在给大贺氏联盟首领的敕书中常常农牧并提，说明某些部落已经有了简单粗放的农业。迭剌部的农业生产当始于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期，即遥辇氏联盟的中期。史称“皇祖匀德实为大选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①，“兴版筑，置城邑”③。

 

　　阿保机本人也重视农业，在遥辇氏联盟期间，曾以所俘汉人在炭山东南滦河上（今河北沽源县境）置汉城，种植五谷，兼收盐铁之利，并采纳韩延徽的建议，“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以故部落发展很快，实力迅速增长。

 

　　③ 《契丹风俗》。

 

　　④ 《契丹国志》卷23，《诸蕃记》。

 

　　① 《辽史·食货志上》。

 

　　③ 《辽史·食货志上》。

 

　　其后，平定诸弟之乱，弭兵轻赋，更专意于农。尝因“户口滋繁，乣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②。这些措施，不仅妥善安置了所俘汉人，同时也为草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输入了大量有经验有技艺的劳动力。

 

　　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优良的作物品种，在草原上开出了部分农田。这正是上京、中京地区投下制和州县制产生的背景。

 

　　天显元年（926 年），上京周围又迁入了大批渤海人，再一次充实了草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加之上京地区“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④，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上京成为农牧兼营地区。契丹人也开始走上半农半牧的道路。

 

　　会同三年（940 年），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将欧堇突吕（即欧昆石烈）、乙习本（即乙斯勃）、斡纳河剌（即温纳何剌，又作斡纳阿剌）三石烈迁至乌古地，拨赐于谐里河（谐里河、海勒水，今海拉尔河）、胪朐河附近地区为农田，从事农业。这样，上京、中京地区在迁入大批汉人、渤海人的同时，契丹各游牧部落也随之向北迁徒，并根据 水土所宜从事农耕。

 

　　契丹北部的室韦人中，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只是气候多寒，田收甚薄。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海拉尔市附近的浩特陶海古城，它有土筑的城墙和护城壕，出土了辽代的篦文陶片，这里当有从事农耕的定居居民。

 

　　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为上京道泰州遗址，这里发现了辽大安七年石刻，记有47 个汉人姓名，说明这一带最晚到辽道宗时已经有了汉人居住。

 

　　统和年间，对西北阻卜各部控制加强。齐王妃、肃挞凛受命统乌古等部和永兴宫分军镇守西境，置镇州，迁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700 余户，分居镇、维、防三州。为解决西戍诸军的粮饷供给，辽圣宗又命耶律唐古于胪朐河侧和镇州附近督劝诸军屯田垦种，连续15 年获得好收成，积贮粮食数十万斛，不仅解决了军粮供给问题，而且为漠北地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直至元朝，这里仍是粮食产区之一。通过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的北迁和契丹人的屯田戍守，在潢水、海勒水、胪朐河、土兀拉河（今土拉河）流域一带，农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

 

　　中京地区曾是奚人的居住地。奚人除畜牧、狩猎外也从事农耕。早在唐朝时，一些部落就开始经营农业，种植穄、麻等作物。欧阳修说西奚去诸部落“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

 

　　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①。宋绶说“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人“善耕种、步射，入山中采猎，其行如飞”②。王曾所见 “草庵板居，亦务耕种”的也是奚人，他们“所种皆从垅上，盖虞吹沙所壅”。③苏颂、苏辙更将奚人耕作的情况写入诗中。早期中京地区的奚人曾借唐、五代边民土地种植收获。入辽后大量汉人流入，有些奚人已成为出租土地的田主，中京奚人地区又增加了大批汉族农户，并成为中京道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二苏看到的正 是这种情况。

 

　　东京、西京、南京诸道农业东京、西京和南京道是辽朝的农业区。东京② 《辽史·太祖纪》。

 

　　④ 《辽史·地理志一》。

 

　　①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② 《契丹风俗》。

 

　　③ [宋]王曾《上契丹事》。

 

　　辽阳地区，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是辽朝农业区之一。天显三年，迁渤海人至此。圣宗时，又迁入大批熟女真。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较轻的赋役，为东京道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东京地区成为拱卫辽政权的强劲左翼。

 

　　东京道北部生女真也有粗放的农业，种植麻、谷、稗，蔬菜有葱、韭、蒜、瓜等。据《松漠纪闻》载：宁江州“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

 

　　可知早在辽代，混同江流域已有果树栽培，并积累了防冻越冬的知识和经验。

 

　　南京道和西京道南部的大同府，蔚、应、朔、武、归化、可汗、儒等州有较发达的农业和丰富的物产，是辽朝的重要农业区。云中郡白道川“地至良沃， 沙土而黑，省功多获”①，也有谷物种植。南京道“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 ②。但自唐末以来，这一地区动荡不安，战事频繁，人口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辽初曾多次南下攻击冀中地区，将俘获人口迁往冀北、冀东，以充实幽、蓟。《辽史·地理志·南京道》载：“行唐县。本定州行唐县。太祖掠定州，破行唐，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县。”平州所 辖的安喜、望都等地也都以俘户设置，并保留其原籍名称。此外，滦、营二州也各有定州俘户错置其间。这一措施恰可弥补燕、蓟人口北迁草原造成的当地人口减少的弊端，对恢复燕、蓟的农业生产无疑是有利的。

 

　　辽朝统治者多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安置农业人口，为安业力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护，使燕云等农业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会同（938—946 年）初年，辽太宗拟至辽阳游畋巡幸，臣下因农务方兴，以减少辎重、抒解民力为请，太宗欣然采纳，下令还朝。三年，巡幸南京时，下诏不许扈从者扰民；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即使在战争期间，保护和发展农业也仍为契丹统治者所重视。会同六年，辽伐晋，“征山后诸州兵，因下令曰‘兵行有伤禾稼损租赋者，以军 法论’。又敕有司每村定有人力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逮顷亩，自愿者据状征收”①。

 

　　甚至在灭晋回师病笃之际，仍以“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为此行之失而痛悔不已。乾亨四年（982 年），因宋辽战争负担加重，民力凋敝，田园荒芜或为兵行所毁，景宗下诏免当年租赋，又命“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 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②，保证了农田不致荒废，并使无地农民得以耕种。

 

　　圣宗和太后萧绰执政时期，更重视发展农业，开垦荒闲土地，减轻人民负担，整顿赋税，赈济灾贫，安置流亡，保护商旅。这些政策直至道宗时都没有改变。苏辙见到并如实记录了这种情况。

 

　　由于辽朝最高统治者重视和保护农业，各级官僚也多能以劝课农桑为己任，汉官、渤海官韩德枢、韩德让、室昉刘伸、杨佶、马人望、大公鼎等在任上整纷剔蠹，劝课农桑，兴教化，薄赋息民。契丹官僚也多身体力行，如① [清]厉鹗《辽史拾遗》卷15.② 《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① 《辽史拾遗》卷3 引《宣府镇志》。

 

　　② 《辽史拾遗》卷3 引《宣府镇志》。

 

　　耶律挞烈在任南院大王时，“均赋役，劝耕稼，部民化之，户口丰殖”③。耶律休哥为于越，总南面军务，驻守南京时，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耶律学古为彰国军节度使驻应州时，以“南境未静，民思休息”，能“禁寇掠以安之”。④耶律抹只任开远军节度使驻守云州时，“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 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①。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时，“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使“政赋稍平”，并力主维持辽宋和好，反对败盟兴兵，以使“燕民乐 业，南北相通”。②章愍宫使萧韩家奴在奏对时，以炒栗为治民之谕，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

 

　　使大小均熟，始为尽美”③。耶律昭在被流放期间，还念念不忘“为今之计，莫若振穷薄赋，给以牛种，使遂耕获”④。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同时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

 

　　从辽墓出土情况看，辽朝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犁、铧、锄、镰、锹、镐、镢、刀、叉等应有尽有。

 

　　在辽朝各级统治者的提倡、保护下，各族农民辛勤劳作，共同发展了辽朝境内的农业生产，使仓廪充实，甚至在景宗时，就能“以粟二十万斛助汉”。

 

　　圣宗时，边城春州斗米才值六钱；唐古屯田镇州积粟数目可观；东京道积粟也有二三十万硕，虽然常有战事，也足以支应。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新陈相易，民得以低息借贷。辽末天祚播迁之际，耶律敌烈立梁王雅里向西北迁移时，尚能征调盐泊（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境）诸仓所储之粟。

 

　　三手工业和商业

 

　　（一）手工业的发展

 

　　辽朝有矿冶、铸造、食盐、纺织、陶瓷、建筑等多种手工业，尤长于车马具的制造。

 

　　矿冶、铸造辽朝的矿冶业，起于建国之前，史称太祖之父撒拉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阿保机继任可汗的第五年（911 年），征幽燕回师，得银、铁矿，命置冶采炼。这次所置矿冶，当在汉城附近，《新五代史》说：“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这里的农耕、畜牧和盐 铁之利为阿保机实力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俘汉人及其技艺促进了迭剌部生产力的发展，是阿保机得以建国的坚实基础。

 

　　辽东是铁的重要产地，这一地区的并入进一步促进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曾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③ 《辽史·耶律挞烈传》。

 

　　④ 《辽史·耶律学古传》。

 

　　① 《辽史·耶律抹只传》。

 

　　② 《辽史·萧孝穆传》。

 

　　③ 《辽史·萧韩家奴传》。

 

　　④ 《辽史·文学·耶律昭》。

 

　　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因户口繁息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其中手山为今辽宁省鞍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此外，东京道的同州（今辽宁开原县南），上京道的饶州（治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樱桃沟村古城址）长乐县，分别有300 户和4000 户从事冶炼，皆以铁纳赋。中京柳河（今伊逊河）流域的渤海人，也就河滤沙炼铁；南京道有景州龙池冶，营州有新兴冶，都由官府设官提点，为官营坑场。

 

　　东京道的银州（今辽宁铁岭），南京道的渔阳，中京道的泽州、严州等地有银冶。泽州陷河冶，太祖时募民立寨，专事采炼。据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陷河冶地当今河北省平泉县会州城西南。此地开采时间很长，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开采，储量当很可观。①此外，尚有阴山、都峰、大石、宝兴等银冶。前者在阴山山脉大青山一带，圣宗太平七年（1027 年），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故置冶，后则以山金为统军司名。后三者当在南京道内。①1981 年，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契丹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尸。通过对其葬具铜丝网络和出土铁器的分析可知，契丹族的冶炼铜铁等技术已很发达，当时既可冶炼黄铜，又可冶炼纯铜，而且冶炼方式稳定，其铁钉成分已“接近现代08 沸钢板或纯铁成分”②。

 

　　辽朝金、银、铁器的制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辽墓出土的铁器看，铁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中京的“打造部落馆，有蕃户百户，编荆篱，锻铁为 兵器”③。东京道河州有军器坊，显州设甲坊，制造兵器。辽墓出土的一些兵器有的已使用优质低碳钢。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镰等多种，有些已同近代所用工具极为接近。手工业工具种类繁多，仅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凿就有宽刃、窄刃、圆刃、斜刃等多种，不但可看出铁器制造的水平，也反映了木器制造的技术。生活用品有 火盆、剪、熨斗、火筷、灯、铜镜和丧葬用的金、铜面罩和金、铜丝网络等。生活用品的工艺细致、复杂。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嵌银缠枝花鸟纹铁罐、银鎏金镂花捍腰，赤峰市驸马墓出土的鎏金龙凤纹鞍桥，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冠、

 

　　金花银靴、琥珀璎珞、八曲花式金盒、镂雕金荷包、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

 

　　金镯、金花银枕等，都反映了辽朝铸造工艺的水平。辽朝金银器的加工制作在工艺上继承了唐朝的传统，在造型上具有契丹民族的特征。

 

　　采盐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前，安置汉人的炭山东南滦河上游地区产盐，八部曾仰以为食。黑车子室韦所在地内的鹤剌泊（又名广济湖、太盐泊，今内蒙古达布苏盐池）储量极丰，“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石”①。契丹人取盐为枕，细碎者食用和贩卖。及灭渤海，得燕云，又增加了海盐。辽的制盐业很发达，不仅满足了境内的消费，而且私贩至宋境。北盐① 参见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组《辽泽州、陷河及陷河银冶考》，《辽金史论文集》第二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版。

 

　　① 参见《辽史·圣宗纪》；《李内贞墓志考》，见《潜研堂文集》卷18；《贾师训墓志》、《师哲为父造幢记》、《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见《全辽文》卷9、 10.② 陆金生《豪欠营辽代古墓中金属网套上锈蚀物的分析》，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③ 《上契丹事》。

 

　　① [宋]路振《乘轺录》。

 

　　南贩增加了辽朝的收入，也直接影响了北宋河北盐政的制定和实施。北宋前期，两度拟于河北行食盐专卖，余靖、张方平等力陈若行专卖，则盐价益贵，势必招致河北人民的怨愤，而辽朝贩卖入境者将更多，若处理不当，必然破坏辽宋间的和平局面，宋不得不停止在河北榷盐。②纺织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已掌握了简单的织造技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则在大批汉人迁入之后。辽上京、中京、祖州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绫锦院，为皇室提供丝织品。中京道的宜州（今辽 宁义县）、川州（今辽宁北票南）、锦州、霸州（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和东京道的显州，地产桑麻，除向绫锦院提供纺织原料外，也以纺织为副业，生产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甚至专以丝织品纳贡赋，供契丹统治者赏赐群臣、赠送或赐予外国之用。

 

　　世宗以定州俘户所置的弘政县，“民工织祍，多技巧”③，带动了中京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南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④。豪欠营契丹墓发掘的契丹女 尸，身穿衣、裙八件，皆以罗、绢为原料，可以反映辽朝丝织业的一般水平。据专业人员判断，女尸身上的轻罗薄绢，在当时属第一流产品。“罗纹丝织物生产达到 了历史上最高水平的宋代，其最高水平的样品正是在辽，而女尸身上的轻罗或蜡光式绢，应是这种最高水平样品的实物之一。”辽地生产的“蕃罗”，在宋辽贸易中很受宋朝商人欢迎，“辽地生产的优质罗，到宋地也是奇货”①。宋真宗曾将宋初辽朝赠予的织物同圣宗时所赠的织物进行比较，前者“朴拙”，而后者“工巧”， 判断后者为幽州所产。南京是辽朝官营纺织业的中心，对纺织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辽道宗时下诏禁止南京私造御用彩缎，也反映了南京纺织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之高。纺织品种类齐全，绫、罗、锦、绢、绮、縠、纱、缎、刻丝等应有尽有。与纺织品发展相适应，辽朝在南京、中京等地设有染院，置使提点院 事，管理印染等相关事宜，辽朝的印染业有很大发展，已能用“夹缬”、“蜡缬”法印染各种花纹。

 

　　陶瓷辽代陶瓷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制造工艺上继承和学习了唐、宋的技术，在造型方面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特点。鸡

 

　　冠壶、长颈瓶、牛腿瓶、凤首瓶和辽三彩、仿定白瓷是辽瓷器物和工艺的代

 

　　表。

 

　　辽三彩直接继承了唐三彩的风格，色彩为黄、绿、白。器形有长瓶、长盘、方碟、圆碟等。鸡冠壶是辽瓷中的典型器物，从造型上看，应是由盛贮水、酒、乳等的皮囊发展而成的，早期的鸡冠壶器腹较大，造型浑厚，甚至保留着皮绳缝制的印记。中期渐趋扁平，口高，体小。晚期器体细高，多为捏把。

 

　　仿定窑的白瓷器多为碗、碟、盘等，金银饰器的边缘异常豪华，几与定窑制品一般无二。

 

　　辽代陶瓷多为早期实用器物，除鸡冠壶外，仓式罐的造型也别具特色。

 

　　它形似蒙古包，开设小门，并刻有子母鹿纹。这种仓式罐有被用作骨灰罐的。

 

　　辽中京松山州有一规模很大的窑场。从考古发掘得知这里生产的陶瓷品② 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③ 《辽史·地理志三》。

 

　　④ 《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南京》。

 

　　① 参见王丹华《契丹女尸的丝织品》，载《契丹女尸》。

 

　　种齐全，而以粗白瓷为主，器物多为生活用品，除碗、盘、杯、碟、盂、盆、注子、瓮、牛腿瓶外，还有玩具、骰子等。色釉有茶、绿、黄、黑、褐和三彩等多种，花纹有卷草、牡丹、荷花、梅花、水波、凤鸟、蝴蝶等。中京附近辽墓出土的瓷器，都是这里烧制的，产量当是很高的。

 

　　皮革与木器加工长于骑射的契丹人，重视车马具的制造，皮革和木器加工也有较高的水平。契丹贵族所用鞍勒，尤为考究。东丹王耶律倍（后唐赐名李赞华）善画契丹人物，所画贵族“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①宋人对辽朝所制马鞍也赞不绝口。他们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 不及”②。因此辽朝馈赠宋、高丽等物品中例有鞍辔，并且种类不一，如涂金银龙凤鞍勒、白楮皮黑银鞍勒、绿褐楮皮鞍勒、红罗匣金线绣方鞯、毡鞯、海豹皮鞯等，皆极工巧。近年考古发现了多座契丹墓葬，得以见到契丹所制的鞍辔实物。

 

　　辽朝属部黑车子室韦人善造车，早年，契丹人曾向他们学习造车技术。

 

　　车是游牧民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型制、用途多种多样，迁徙载物用大车、毡车，妇女老幼乘小车，富贵人家的车又加之华饰。宋朝派往辽国的使臣，因年老、疾病不任乘骑者，也可乘车往返。辽上京有车子院，并设监管理，可见当时造车的技术和规模。

 

　　除造车以外，还能制造舟船，加工桌、椅、床等生活用具。韩绍孚、刘可度等曾以商税曲铁都监和榷盐使的身分提点、监造舟船。造船技术具有一定水平，有的可用于海上航行；有的既可于水中航行，又有轮可以陆行。目前发现的实物有叶茂台辽墓出土一架木作结构的“小帐”，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用粗大 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迭涩式顶大型木椁等。从木器加工工具种类之多，也可看出其工艺水平。此外，契丹人的弓箭制造也有特色，“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杆，鞯勒 轻快，便于驰走”①。

 

　　建筑业以车马为家的契丹人也重视城市建设，这一点不同于其先各游牧民族。辽朝的建筑始于建国之前，阿保机的伯父释鲁为夷离堇时曾“兴版筑”。

 

　　阿保机任迭剌部夷离堇兼联盟军事首长的第二年（902 年），即于潢水之南建龙化州，筑开教寺。此后又相继建羊城以通市易，于龙化州增建大广寺、天雄寺等。神册三年（918 年），于西楼地建皇都（后为上京），以汉人康默记为版筑使。

 

　　上京周围二十七里，有南北二城，北城为皇城，皇城北为大内，建有宫殿和东、西、南三门。大内南门外有大街直通皇城南门，街两旁为官署、庙宇、寺观和契丹贵族住宅。城墙外建有军事防御设施马面。皇城南为汉城，有南北大街和东西横街。横街两端有楼遥遥相望，城内分布有市场、作坊和民居，并有接待使臣 的驿馆。

 

　　澶渊之盟后，辽圣宗择燕、蓟良工，仿照宋都汴京，在土河之滨建中京城。中京城有外城、内城、皇城。外城四面绕内城，两者成“回”字形。皇城在内 城北部中央，其北墙即内城北墙。中京城布局整齐，东西对称，井然有序。自外城南门至内城南门有一条宽64 米的中央大道，东西又各有三条与中央大道平行的南北向街道，五条东西向街道。街道两旁有排水沟，城墙下① [宋]佚名《宣和画谱》卷8.② [宋]太平老人《袖中锦》。

 

　　① 《契丹国志》卷23，《契丹风俗》。

 

　　有排水涵洞。干道两侧为坊市，据路振所见，“街东西各有三坊，坊门相对”

 

　　②，为商贾贸易场所、作坊和民居。外城内还有官署、寺观和驿馆。中京大明塔是保存至今的辽代建筑之一，其规模宏伟壮丽，造型优美，反映了辽代建筑艺术的风格和水平。辽代建筑物保存至今的还有庆州白塔，上京南、北二塔，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雄宝殿，义县奉国寺大雄宝 殿，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等。它们都以气势宏伟、构造精巧、风格独特著称，是研究辽代宗教、政治、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宝贵文物。

 

　　（二）商业的繁荣

 

　　随着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交换逐渐频繁，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早期，阿保机在炭山北建羊城，“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后版图扩大，建置完善，经济成分增加，范围扩大，商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

 

　　上京“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①。据晋亡后被俘入辽的胡峤所见，“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 作、宦者、斡林、伎术、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②可见，上京的修建，除政治需要外，也是中原农业、手工业和儒、释、道 等各色人士流入的结果。他们带来了各种技艺，也有了更多的需求，这无疑会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汉城中还建有回鹘营，安置回鹘商贩。

 

　　东京“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③，是东京道商业贸易的中心。

 

　　南京的繁华富庶为五京之首，“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④。

 

　　中京建成后，为辽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西京也是辽朝商业中心之一。“在这些壮丽的商业城市中，商旅辐凑，邸店骈列，贸易相当活 跃”①。辽在上京、南京、西京置都商税院，设点检、都监、判官等主持征收商税和进行市场管理；上京、东京置户部司；西京、东京又设转运使，分别管理通商、贸易等事。五京属下州县根据不同情况设有钱帛司、盐铁司、商曲院和征商榷酒等诸务。

 

　　五京之外，东京道的乾、辽西等州，西京道的朔、蔚诸州，中京道的兴中府，锦、宜、泽诸州，南京道的儒、顺、营、蓟等州及潞县、范阳等，还有上京道的庆州、祖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场所，如南京蓟州的新仓镇“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雾集百城之常货”②。西② 路振《乘轺录》。

 

　　① 《辽史·地理志一》。

 

　　② 胡峤《陷辽记》。

 

　　③ 《辽史·地理志二》。

 

　　④ 《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① 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 年版。

 

　　② 《全辽文》卷6，《广济寺佛殿记》。

 

　　京朔州榷场也是宝货山积，功作迭兴。

 

　　与游牧业经济相适应，上京道的交易除固定的场所外，行宫所在，皆有市场，并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诸事项。

 

　　辽朝是个开放的社会，对外联系广泛。辽初，同五代的梁、唐、晋、汉和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经济往来，后来与北宋、高丽、高昌回鹘和女真等也都开展了商业活动。辽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后晋时，辽除每年得到30 万匹绢帛贡献外，双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规模不断扩大。辽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辽、晋间，并置邸大梁，存贮货物，停居商贩。不少契丹人到晋境经商。辽朝甚至借道后晋远至南唐进行交易。会同元年（938 年）、二年，辽太宗及其弟东丹王安端曾分别遣使入唐，除使节所带礼品外，又另带羊3万只、马300 匹贩卖，以换取“罗纨茶药”。

 

　　宋初，曾许缘边商民与辽市易，但未设官司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开设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河北易县）、雄（今河北雄县）、霸（今 河北霸县）、沧（今河北沧州市）、静戎军和代州雁门砦等处榷场，以常参官和内侍同管榷务，向辽提供香药、犀象及茶等。但双方政治关系不稳定，时有军事冲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往来，榷场时开时禁。直至澶渊之盟后，宋于雄、霸两州的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境）、广信军等处置场，设官“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 ①，双方贸易往来日渐正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

 

　　辽以银钱、布、羊、马、驼、皮毛换取宋的茶、绢、犀象、香药、缯帛、漆

 

　　器和《九经》等书籍。辽每年仅于河北就向宋贩易羊数万只。同时，双方也各有禁令，限制某些商品出入，如宋方严禁铜、铁、矾、私茶和《九经》以外的印本书籍出境，禁止辽盐私自贩入河北。除榷场贸易外，民间交易难以禁绝，辽私盐的涌入，冲击着宋河北食盐专卖制度；而宋的印本书籍和文人诗赋也不断流入 辽境。对宋的边界贸易是辽境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它满足了辽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宋在榷场贸易中每年也可有40 余万缗的收入，以致每年交纳辽朝的岁币多可以从榷场交易中收回。

 

　　此外，辽还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宁江州以及高昌回鹘、渤海等边界地区开互市，与西夏、女真、回鹘、高丽等交易。“女直以金、

 

　　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

 

　　之皮、牛羊驼马、毳剴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②。但在与西夏阻卜等属部交易中，辽朝严禁铜、铁等出境。

 

　　除互市贸易外，使者往来所携礼物和辽朝所赐礼品也是一种互相交流的手段。高丽所进有纸、墨、米、铜、人参、粗布；西夏、回鹘所进有珠、玉、犀、乳香、琥珀、镔铁器、马、驼和毛织品。辽朝回谢礼物则有鞍马、弓箭、皮毛、丝织品。辽朝除以本地所产与周边各属国贸易外，还以互市所得转贸于他地，从中渔 利。如宋徽宗时，宋宫室所需北珠，皆由契丹得之于女真又转贸于宋。辽朝赐予宋使的徐吕皮（又称斜喝里皮，即回鹘野马皮）、红虎皮（回鹘獐皮）等皆得自回鹘，至为珍贵，深受契丹人喜爱，因而作为礼物转赠给宋人。也因其宝贵，甚至于有以熟皮染色冒充者。宋使者在辽朝寺院所见的供具，有些则是宋朝馈赠高丽者， 显系由高丽再转而至辽的。通过各① 《宋史·食货志下》。

 

　　② 《辽史·食货志下》。

 

　　族、各政权、各国间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出自回鹘、女真、西夏、宋、契丹和高丽的各种物品，得以在上述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循环交易。

 

　　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而从考古发掘所得和保留至今的辽钱考察，最迟在阿保机时期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22 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发现。

 

　　货币铸造由国家统一管理。太宗置五冶太师，掌四方钱铁。景宗时置铸钱院，岁铸钱500 万贯。此后，长春州、平州、辽西、蔚州等地都设有钱帛司，以都监或提点掌握司事，严禁私铸和外流。

 

　　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长期以来，布帛、羊马曾与金属货币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故辽世宗时胡峤在上京看到的是“交易无钱而用布”。自辽圣宗至道宗前期，朝廷屡申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入市之禁。

 

　　直至道宗大康七年（1081 年）才废除“绢帛尺度短狭之令”，布帛作为货币的职能正式废除。前期，与羊、布作为流通比价的同时，辽贵族也曾使用称量货币，穆宗就曾“以银百两市酒”。 除辽朝自铸货币外，流通中大量使用汉、唐、五代和宋朝钱币。太宗时，后晋石敬瑭曾献沿边积钱，助辽军实。

 

　　圣宗时，凿大安山（今北京市房山县境），取刘仁恭所藏钱，与辽钱共同流布。澶渊之盟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宋钱不断流入辽境。近年发掘的几处辽朝窑藏钱币，发现的汉、唐至宋所铸钱币量远远超过辽自铸货币量，当可反映辽朝货币流通情况。

 

　　第四章辽朝的衰亡

 

　　第一节辽兴宗和辽道宗的统治

 

　　太平十一年（兴宗改景福元年，1031 年），辽圣宗死，长子耶律宗真即位，为辽兴宗。兴宗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工诗词，善书画。他统治时期，继圣宗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法律制度，在文治方面有所发展。但兴宗热衷于佛、道，满足于表面上的繁荣昌盛，缺乏孜孜求治之心，又受制于太后萧耨斤，没有大的建树，却逐渐滋长了奢靡逸乐的习气。这一时期，辽朝君 臣陶醉于表面上的富强、繁荣、和平景象，以强国自居，对潜在的社会危机缺乏必要的警觉，没有采取防范和缓和矛盾的措施。辽朝的统治已开始了由盛转衰的过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斗争再起，社会矛盾也逐渐尖锐。

 

　　一辽朝由盛转衰

 

　　（一）钦哀之变

 

　　圣宗仁德皇后（齐天皇后）萧菩萨哥，生子不育，养宗真如己子。圣宗遗命立宗真为帝，萧菩萨哥为皇太后。宗真生母、圣宗元妃萧耨斤却自立为皇太后，史称钦哀皇后。

 

　　萧耨斤素与萧菩萨哥不睦，既为太后，把持朝政，便着手陷害后者。景福元年六月，她指使护卫冯家奴、宫分人耶律喜孙诬告北府宰相萧浞卜（又作萧锄不里）、国舅萧匹敌与齐天皇后等夺权谋反，杀浞卜、匹敌，迁齐天皇后于上京，并借此诛除旧臣，引诸弟参政。后弟孝穆、孝先、孝友先后分别为南、北府宰相， 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西北路招讨使等，萧氏奴隶任防御使、团练使、节度使者至几十人。“南北面蕃汉公事率其兄弟掌握之。

 

　　凡所呈奏，弟兄聚议”①。兴宗“不亲庶务”，处于无权地位。

 

　　重熙元年（1032 年），钦哀皇后遣人至上京杀齐天皇后，兴宗怀念养育之恩，不忍加害，钦哀终不从，齐天皇后死于上京囚所。三年，皇太后萧耨斤与弟、北院枢密使萧孝先谋废兴宗，立少子耶律重元（宗元）为帝。重元将阴谋报告了兴宗。兴宗又与耶律喜孙定谋，废除太后，幽禁于庆州，使守圣宗陵寝，兴宗始亲政。史称“钦哀之变”。

 

　　兴宗从太后手中夺回了统治权，却未能解决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冲突。皇弟重元在粉碎钦哀政变中有功，同时拥有自己的势力，对皇权又形成了新的威胁。为了调整与重元的关系，兴宗封他为皇太弟，并许诺传位与他，使他判北南院枢密使事，赐金券，这就给辽朝的统治制造了更大的隐患，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兴宗认为“天下无事，户口繁息”②，欲继其父之后，再建伟业，于是将目标转向了宋和西夏，以军事讹诈和政治交涉的手段向宋索取关南十县，迫使宋朝增加岁币；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夏，又两次兴兵代西夏。但对西夏的战争，并未取得预期的胜利，却暴露了辽朝实力下降的事实。东北、西北的防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② 《辽史·萧孝穆传》。

 

　　务又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应付渐形支绌。

 

　　（二）边防戍守，役重民困圣宗东征高丽，西降阻卜诸部，虽有拓土广地之功，却难免边防戍守之劳。圣宗后期，辽军驻守鸭渌江东，戍役之重已难于应付。萧韩家奴指出：“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①至兴宗时，富户服役，多已贫困，“苟无上户，则以中户当之”，时日既久，民户贫困 日甚一日，以至难于征到可为代役之家。东北边防状况如此，西北戍守之役更重于别处，成为辽朝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兴宗曾以“徭役不加于旧，征伐亦不常 有，年谷既登，帑廪既实，而民重困”的原因询访于群臣。萧韩家奴以“如无西戍，虽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为对，建议撤回西北、东北边镇戍军，缩小戍守范围；加强南部边防；同时希望统治集团“节盘游，简驿传”，“戒奢侈”，“轻徭省役，使民务农”，以发展生产。

 

　　②兴宗虽以他为“大儒”，日见亲信，却未能采纳他的意见。

 

　　当年屯田镇州的耶律唐古也指出：“自建可敦城以来，西蕃数为边患，每烦远戍。岁月既久，国力耗竭。不若复守故疆，省罢戍役”③。

 

　　有识之士虽已认识到潜伏的危机，并提出了缓和矛盾、发展生产、巩固统治的措施。而辽兴宗却沉醉于“南北无事”、内府储积尚丰的表面繁华景象之 中，“拓落高旷，放荡不羁”，与佛、道教上层人物密切往来，甚至任他们以显官。萧耨斤被囚于庆州，群臣屡劝谏接回奉养，兴宗都不予理睬，而听了僧人讲报恩经后，即遣使迎回。在他的影响下，崇佛之风日盛，契丹贵族舍子女为僧尼，舍金钱供奉寺院者日益增多。群臣求治之心日减。

 

　　政治上的无所作为，生活上的日益奢侈，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加剧，影响了辽朝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人民负担的加重，造成了农民和部落民的贫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渐趋激化，甚至爆发了人民的反抗斗争。

 

　　二辽道宗统治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重熙二十四年（辽道宗改为清宁元年，1055 年），辽兴宗死，子耶律洪基即位，为辽道宗。

 

　　辽道宗自即位之日起，就面临着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钦哀之变失败后，皇太后与耶律重元把希望寄托在对兴宗的继承上。由于兴宗的妥协、忍让，皇太后的支持，重元日益骄纵不法，朝臣无敢言其非者，且久处戎职，握有兵权，对兴宗和道宗都是很大的威胁。

 

　　重熙后期，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兴宗与重元的矛盾已逐渐尖锐化、表面化。双方甚至都在谋求宋朝方面的支持，①争夺已到了箭拔弩张的地步。兴① 《辽史·萧韩家奴传》。

 

　　② 《辽史·萧韩家奴传》。

 

　　③ 《辽史·耶律唐古传》。

 

　　① 重熙二十三年（1054 年），宋使王拱辰见辽朝皇太后和兴宗于混同江，他记载了这样一段事实：“契丹宗死后，这个难题便留给了辽道宗耶律洪基。

 

　　为了缓和紧张局势，辽道宗听政的第二天，就册重元为皇太叔，享有入朝免拜、不称名的特殊待遇。第二年又任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清宁四年（1057年）再赐金券，尊宠倍至。但是，这些措施并未奏效，夺取皇位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之中。

 

　　（一）滦河之变

 

　　清宁三年（1057 年），重元母钦哀皇后死，他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

 

　　但他的儿子涅鲁古已长大成人，涅鲁古的野心和阴狠决不在其父之下，重元又增加了一个同谋和积极行动者。涅鲁古屡以篡夺皇位事鼓动重元。七年，他们策划让重元称病，请道宗至帐视疾，乘机行剌，没有成功。九年七月，道宗秋猎太子山，住滦河行宫。重元父子认为有机可乘，迁他们的行帐逼近道宗行宫。耶律 良得到重元父子的诗，得知其夺权计划，遂告知皇太后。太后称病召道宗，告以重元、涅鲁古的阴谋。道宗遣使召涅鲁古，涅鲁古扣留使者不赴召。使者割破帐幕得以逃回，道宗知事情紧急。仓卒中，南院宣徽使耶律仁先环车为营，率领官属、近侍三十余骑迎战。涅鲁古被杀，重元负伤，余众逃散。同党耶律撒剌竹劫奚族猎夫 赴援，与重元兵合，黎明再战。

 

　　南京统军使、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劝谕猎夫投戈勿战，奚族猎夫奔溃，撒剌竹战死。重元见大势已去，北走大漠，穷蹙自杀。

 

　　滦河之变消除了30 年来对皇位的威胁，重元叛党多被治罪。但辽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并没有结束。此后接二连三地又有陷害皇后、太子的悲惨事件发生。

 

　　（二）耶律乙辛擅权

 

　　滦河之变中，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乙辛与耶律仁先等共同反击重元，保护了道宗。事件平息后，道宗论功行赏，以仁先、乙辛分别为北、南院枢密使，并分别授封为晋王、魏王，赐功臣名号。乙辛逐渐专恣，排挤仁先，培植个人势力，专权跋扈。

 

　　大康元年（1075 年），皇太子耶律浚奉诏总领朝政，整饬法令制度，处事公正，乙辛的权势受到了威胁和限制。他指使皇后萧观音的奴婢单登和教坊伶人朱顶鹤诬陷皇后与伶人赵惟一私通，道宗使乙辛及其同党北府宰相张孝杰共同审理，遂以所诬为实，陷皇后于死地。然后又盛称其党萧霞抹的侄女美丽、贤惠，使道宗纳为皇后，为自己的党 援。

 

　　皇后既死，太子浚忧形于色，乙辛深感不安，又将打击陷害的矛头指向了太子。林牙萧岩寿向道宗密奏：“乙辛自皇太子预政，内怀疑惧，又与宰相张孝 杰相附会，恐有异图，不可使居要地”①。道宗使乙辛出任中京留守，国母爱其少子宗元（即重元），欲以为嗣，问拱辰曰：‘南朝太祖、太宗，何亲属也？’拱辰 曰：‘兄弟也。’曰：‘善哉，何其义也。’契丹主曰：‘太宗、真宗，何亲属也？’拱辰曰：‘父子也。’曰：‘何其礼也。’既而契丹主屏人，谓拱辰曰：‘吾 有顽弟，他日得国，恐南朝未能高枕也！’”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① 《辽史·耶律乙辛传》。

 

　　但不到半年，又召回仍为北院枢密使。

 

　　乙辛再任枢密使后，加紧了陷害太子的活动。大康三年（1077 年）五月，

 

　　乙辛指使同党诬告南院大王耶律撒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等8人谋立皇

 

　　太子。道宗查无实据，但令速撒出为上京留守，撒剌为始平军节度使，流护卫撒拨等六人于边地。六月，乙辛又指使其同党牌印郎君萧讹都斡出首，诬称：“耶律撒剌等谋害乙辛，欲立皇太子事，臣亦预谋。今不自言，恐事泄连坐”。②道宗又使乙辛、孝杰等审理。于是囚皇太子，杀速撒、撒剌等数十人。不久， 又废皇太子为庶人。十一月，乙辛同党杀皇太子于囚所，以病死上奏。道宗召太子妻，乙辛党又杀之灭口。五年，道宗出猎，乙辛又请将皇孙延禧留在自己身边。在北院宣徽使、同知点检萧兀纳的一再提醒下，道宗才开始怀疑乙辛，令其出任知兴中府事。七年，乙辛以它罪被杀。乙辛擅权14 年之久，凡不与他结党和敢于揭露他的人，先后被排挤出朝或陷害致死，时谚称“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③，以致皇后、太子被诬陷致死，造成了辽朝历史上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冤案和道宗本人最大的悲剧。

 

　　这场悲剧的发生，暴露了辽朝政治的腐败和道宗的昏庸。道宗不辨忠奸，世掌辽朝大权的皇族、后族竟然也无人为皇后、太子辨白，可见上层统治集团的矛盾之深和斗争之残酷。这场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钦哀之变、滦河之变的继续。自钦哀执政，引用后族，国舅少父房势力增强，左右了朝政，宗室间的争权斗 争已变为后族对皇权的操纵。这是辽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一大特点。

 

　　（三）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激化，政治的腐败，极大地影响了辽国政局的稳定，削弱了统治力量。长期受辽朝控制和直接统治的各族人民也乘机起兵抗辽。

 

　　自咸雍三年（1067 年）至寿昌六年（1100 年），辽朝境内及属部相继爆发了武装反抗契丹贵族统治的斗争，其范围广泛波及到辽朝南境、东北、西北和西境。

 

　　咸雍三年，南京道爆发了新城县民杨从领导的农民起义，且自置官属；五年，阻卜和五国剖阿里等部分别起兵抗辽；九年，乌古敌烈部民杀节度使起兵，辽的南部、东北和西北都发生了人民的反抗事件。这些局部的、小股的反抗活动虽相继遭到镇压，却是更大规模反抗活动的前奏。

 

　　大安八年（1092 年），阻卜酋长磨古斯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辽斗争。磨古斯属北阻卜。大安五年（1089 年）磨古斯继承先人受辽任命为北阻卜诸部首领。八年，辽朝属部耶睹刮犯边，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何鲁扫古令磨古斯助辽军讨伐，俘获甚众。辽军再讨耶睹刮时却袭击了磨古斯，于是磨古斯杀辽金吾吐古斯，起兵反抗。九年春，何鲁扫古与都监萧张九前往讨伐，为阻卜所败，二室韦、拽剌、北王府、特满群牧和宫分等军损失惨 重。何鲁扫古被撤职，另以西南面招讨使耶律挞不也领西北路招讨司，意在招抚。十月，磨古斯诈降，乘虚袭击辽军于镇州西南，杀耶律挞不也，表示了抗辽的决心。

 

　　在磨古斯抗辽斗争的影响和鼓舞下，辽的西部、西北部各游牧部族相继② 《辽史·萧讹都斡传》。

 

　　③ 《文献通考》卷346，《四裔二十三·契丹下》。

 

　　再起，北至胪朐河流域，南至倒塌岭，所在蜂起，茶扎剌、拔思母、达里得、耶睹刮、颇里八、梅里急等部都加入了抗辽行列，西北路招讨司已无力控制局面。辽廷不得不向诸路征兵，组织大军再度讨伐。十一月，以左夷离毕耶律秃朵、围场都管撒八并为西北路行军都监，率兵讨磨古斯；南院大王、同知南京留守事 特末派郑家奴往援倒塌岭，对西北属部进行全面镇压。辽军的全面征讨虽屡有小捷，却不曾给反抗势力以重创，拔思母、达里得等屡降屡起，磨古斯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

 

　　十年（1094 年）四月，辽又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为都统、耶律秃朵为副都统、龙虎卫上将军耶律胡吕为都监，派积庆宫使萧乣里督战，以强大的阵容再讨磨古斯。但这次各游牧部族的反抗斗争波及面广，参与的部族多，虽不曾联合，却能彼此呼应，使辽军陷入了被动。当斡特剌等集中大军讨伐磨古斯时，敌烈部又袭击了西北路招 讨司，招讨司出战不利，敦睦宫太师爱奴父子战死。与此同时，阻卜又袭倒塌岭，尽掠西路群牧马匹。半年之后，辽军在军事上略有转机，它先后击败北阻卜四部、耶睹刮、梅里急等，各部酋长又相继归命、入贡，返回故地。磨古斯势孤，终于在寿昌六年（1100年）被擒，并被处以磔刑，轰轰烈烈的游牧民反抗辽朝的武装斗争被镇压了。

 

　　这次游牧民的反抗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给了辽朝统治以沉重的打击。辽廷动用了部族军、宫分军、诸路兵和禁军，并借助于西夏，历时8 年才将这次反抗斗争平息下去。自此以后，辽对周边各族的控制力量削弱了，女真和蒙古各部得以乘机发展和兴起。

 

　　第二节辽政权的衰亡

 

　　寿昌七年（天祚即位后改元乾统，1101 年），辽道宗耶律洪基死，其孙延禧即位，为天祚皇帝。

 

　　终道宗之世，有为的官僚、将领始终遭到排斥、压制，元气大伤，辽朝的政治形势也一直没有出现好转的契机。在人心涣散、治国乏才的状况下即位的天祚皇帝对内外形势都缺乏清醒的认识，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反而一味地游畋享乐，从而使辽朝陷入了更深刻、更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中，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对此， 道宗朝使辽的张舜民已有认识，他看到延禧只对名茶、古画、音乐、美姝兴趣浓厚，曾预言“他日必有如张义潮挈十三州以归，当不四十年见之”①。

 

　　一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加深（一）天祚邪正不辨，任人唯亲耶律乙辛擅权给辽朝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创伤，道宗宣懿皇后和皇太子浚的冤案是辽朝后期的一大政治事件，它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不同于以往皇室内部的矛盾冲突。因此彻底清除乙辛党羽和他们对辽朝政治的影响，平反大康年间的冤案，起用勇于抵制乙辛 的官僚将领是争取人心、振兴朝政、扭转世风的关键所在。

 

　　可惜庸碌无为的天祚皇帝没有把握住这一时机，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兴趣和勇气。虽然在即位之初下了一道命令，“诏为 耶律乙辛诬陷者，复其官爵，籍没者出之，流放者还之”②，但对处理乙辛余党，清除他们的影响却无一字提及。这就不能不使盼望振兴的官民灰心失望。

 

　　天祚皇帝沉湎于游畋，不恤政事，亲佞人而远正直。北府宰相萧兀纳，是两次冤案洗劫后朝中硕果仅存者，他力主以延禧为皇嗣；在乙辛猖獗之际，冒死保护延禧，使之免遭暗算，有保护、辅导之功。但因延禧即位之前，“兀纳数以直言忤旨”③，令延禧反感，故即位伊始，首先出兀纳为辽兴军节度使，而崇以太傅 虚名，令其远离朝廷，出守地方。随后，延禧又轻信诬告，夺萧兀纳太傅之官，降为宁边州刺史。接着，他又下诏禁止陈告先朝行事，对大康年间的冤案不予调查平反。

 

　　因厌恶乙辛的行为被流放镇州的耶律石柳，乾统初被召还，他上书力请惩治乙辛余党，主张“尽收逆党以正邦宪，收四方忠义之心，昭国家赏罚之用，然 后致治之道可得而举矣”。石柳还详细记述了太子浚被害和乙辛专擅等事上奏，天祚仍不予采纳，“闻者莫不叹惋。”①乾统二年（1102 年）天祚下诏，“诛乙辛党，徙其子孙于边；发乙辛、① [宋]王偁《东都事略》。

 

　　② 《辽史·天祚皇帝纪》。

 

　　③ 《辽史·萧兀纳传》。

 

　　① 《辽史·耶律石柳传》。

 

　　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尸；以其家属分赐被杀之家”②，却未能认真进行。负责清查的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有才而贪”，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其“将为祸 基”③，天祚却以他为于越，把这项关系到辽朝兴衰的大事交他处理。阿思贪赃枉法，参与诬陷和杀害耶律浚的首恶都以行贿得免，并继续任职，罪轻者却往往被罗织罪名，受到处罚。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附会阿思，敷衍塞责，幸赖警巡使马人望“平心以处，所活甚众”④。结果，清查乙辛党羽的活动草草结束，贪墨之 徒继续用事，阿谀奉迎者得以提升。佞臣萧胡笃见天祚“好游畋，每言从禽之乐，以逢其意。天祚悦而从之。国政隳废，自此始云”⑤。胡笃因此自永兴宫太师提升为殿前副点检，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奉先、保先、嗣先因系皇后的兄弟而居中任事。他们既无军政才干，又专事保位固宠，“阿谀取容”，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打击 排斥忠直之士，引荐逢迎取媚、贪污误国之辈，辽朝的统治更是每况愈下，一发不可收拾了。

 

　　（二）统治集团腐化糜费，因循怠惰辽朝皇帝的春水秋山活动，一以习武，一以娱乐。至辽末，习武之意渐废，娱乐欲望日增，以致因射猎而误国事。圣宗酷爱击鞠（打马球），因马得臣一谏便为之节制。道宗喜射猎，皇后却因谏被疏。天祚因射猎而置政事、军事于不顾，征调女真贵族子弟陪同射猎，令其呼鹿、射 虎、搏熊。天祚乐此不疲，兴之所至，便加官赏。

 

　　皇帝春捺钵捕鹅，海东青鹘是必不可少的猎禽。海东青自海东（鞑靼海峡以东，库页岛一带）飞来，历由阻卜、五国、鼻骨德诸部贡进。每年，鹰坊子弟入五国、女真等部索取。道宗朝，除鹰坊畜养，皇帝得放外，又许士庶蓄养，于是对海东青需求大增。而五国诸部不断发生反抗辽朝的活动，鹰路常常被阻，辽朝则 命女真人协助讨叛，女真人不愿辽兵深入其境，不得不自行发兵往讨，这就不能不加重女真人的负担，激起女真各部的不满。

 

　　辽东海汊中所产珍珠十分名贵，称为北珠。天祚即位之初，正当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 年），宋徽宗生活腐化奢侈，“宫禁竞尚北珠”，多向辽贸易榷场购求。天祚曾欲禁止，而臣僚认为宋朝倾府库以购无用之物，将日益困弊，此则辽朝之利，于是任 其市易。不料天祚也受其影响，颇慕宋徽宗所为，契丹贵族也开始了对北珠的崇尚，北珠需求量又增。女真各部的贡献已不能满足需求，遂大量向榷场购求。在与女真的贸易中，辽方任意压低价格，且时时欺侮甚至拘禁女真人，又恶化了与女真的关系。

 

　　辽朝末年，吏治败坏，官僚将领需索无厌。东京留守、黄龙府尹到任，必向女真诸部科敛拜奉礼物。朝廷所遣“银牌天使”更为骄横，每因事至女真，便 “百般需索于部落，稍不奉命，召其长加杖。甚者诛之”①。而其时“使者络绎，恃大国之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②，激起了女② 《辽史·天祚皇帝纪》。

 

　　③ 《辽史·萧陶隗传》。

 

　　④ 《辽史·马人望传》。

 

　　⑤ 《辽史·萧胡笃传》。

 

　　① 《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3.真各部的强烈不满，反辽情绪日益高涨。

 

　　天祚帝君臣日以游畋射猎为事，争比享乐，夸示富强。除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外，又侵占国库和地方官府的财物，每年春捺钵，契丹贵族都向长春州钱帛司借贷。此风上行下效，地方钱谷出纳十分混乱，甚至府库空虚。官僚专事聚敛，吏员肆行不法，百姓或恨之入骨，或畏之如虎，一有机会，便起而反抗。

 

　　天祚帝君臣因循怠惰，对官员的贪黩、吏员的跋扈听之任之，不思整肃，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不重视，不采取缓和措施，不加防范。个别有为的官僚或上书力陈国家急务，或身体力行惩治不法者，又常常不为当权者采纳，甚至被排挤、诬陷、去位，以致得以提升也惴惴不安，担心为奸人所害。

 

　　（三）赋繁役重，阶级矛盾激化兴宗时期，东北、西北的戍守成为辽朝“民以日困”的重要原因。到了辽后期，西北、东北各族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辽 廷倾国之力，调兵遣将剿抚兼施，也只能勉强应付。末年，除游牧各部屯戍防边之役外，州县的赋役负担也不断增加，诸如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役，扰民尤甚，“至破产不能给”③。女真兴兵之后，东北边防吃紧，辽朝又屡次征兵诸路，令民计户产出军，民多破产。在对女真的战争中，辽军屡屡失败，溃兵衣食短缺，或发生哗变，或啸聚为盗，劫掠州县，官府不能约束。此时，辽朝外有诸部的反抗，内有人民的起义和溃兵为乱，人心不稳，形势混乱，天祚帝一筹莫 展，灭亡的局势已无法挽回。

 

　　二女真人的反辽斗争

 

　　辽中期以后，女真完颜部逐渐强大，开始组建生女真部落联盟。辽道宗时，完颜阿骨打之祖乌古乃因助辽讨五国部有功，被任命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此后，完颜部首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袭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之职。

 

　　他们向辽朝贡，与辽互市，助辽讨伐叛部，并借助于辽的威势征伐和招抚女真诸部，增强完颜部贵族的实力，同时，又利用诸部的反辽情绪，与辽朝抗衡。

 

　　（一）萧海里叛辽，女真兴起辽兴宗以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形式发生变化。自辽圣宗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后，前期宗室对皇权的争夺行动得到了控制，代之而起的则是后族萧氏集团对朝政的垄断，萧氏各族帐间互相倾轧、排挤，甚至互相残杀。道宗末年，大国舅帐郎君萧海里（又作解里）私养亡命之徒，肆行不 法，“饮食用度，强取办于富民”①。天祚即位的第二年（1102 年），他因杀人遭到追捕，遂聚众叛乱，有众数千人，陷乾（今辽宁北镇西南观音洞）、显（今辽宁北镇西南北镇庙）二州，劫乾州武器库。辽遣北面林牙郝家奴追剿无功，③ 《辽史·马人望传》。

 

　　① 《契丹国志》卷9，《道宗天福皇帝》。

 

　　乃命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盈歌（又作杨割）捕讨。海里也遣使完颜部，相约“愿与太师为友，同往伐辽”②。盈歌拒绝与海里联合，扣留使者并将其送归辽朝，然后募兵千余，与海里战，阵斩海里，函首以献。

 

　　助辽讨叛的胜利，使女真人对辽军的战斗力有了初步了解，增强了他们抗辽的信心，减轻了他们对辽的敬畏心理。同时，在追剿海里时，缴获了一批器甲，壮大了军事实力。从此他们更“力农积粟，练兵牧马，多以金珠名马岁时赂遣权贵”①，对辽渐生轻慢之心，并开始集中精力向东南发展。

 

　　辽朝一些将领看到了女真兴起所带来的威胁，不断向天祚反映，以期引起重视。被贬任宁江州刺史的萧兀纳上书说：“自萧海里亡入女直，彼有轻朝廷 心，宜益兵以备不虞”，天祚未予理睬。天庆元年（1111 年），萧兀纳知黄龙府，为东北路统军使，又上书陈言：“臣治与女直接境，观其所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发，举国图之”②，仍不见从。二年，天祚至春捺钵， 驻跸春州，生女真诸部首领来朝，恰逢头鱼宴，诸部首领依次起舞助兴，独完颜阿骨打推辞再三。第二年，阿骨打承袭其兄乌雅束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因为春捺钵头鱼宴上曾违背辽帝之命，得罪于辽，故心怀疑惧，治其兄乌雅束丧事时，又与辽使发生争执。而天祚因游畋荒废政务，节度使的任命久久未下，阿骨打遂生疑心。 加之完颜部统一生女真各部的活动不时受到辽的阻挠，于是阿骨打利用各部的反辽情绪，筹划自卫，并伺机起兵反抗。

 

　　头鱼宴后，天祚曾私下密令枢密使萧奉先寻找借口除掉阿骨打，以绝后患。萧奉先却认为阿骨打远夷粗人，不知礼节，对辽一贯诚服，无大过被杀，恐伤各部向化之心。同时认为女真不过是“蕞尔小国”，即使有反叛之心，也无此能力。此后，萧奉先对生女真各部的纠纷及阿骨打的统一活动，也都视为寻常小事，不向天祚禀奏。

 

　　（二）宁江州、出河店之战

 

　　女真人抗辽的直接原因是辽朝的压迫和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阿骨打起兵的借口则是阿疎事件。

 

　　寿昌二年（1096 年），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部首领盈歌讨伐温都部，至星显水（今吉林布尔哈通河），为纥石烈部阿疎所阻。盈歌遣兵围阿疎城（今吉林延吉市附近），阿疎走诉于辽。六年，辽遣使令盈歌罢兵解围，盈哥以计驱逐辽使，攻占阿疎城，阿疎不得归。辽再遣使命盈歌归还攻城所获，盈歌则诈称鹰路受阻，并扬言非生女真节度 使则无以开通。于是辽使盈歌往讨阻绝鹰路者，并遣使赏平鹰路功，不复提阿疎城事，阿疎则滞留辽境。此后，女真凡与辽朝交涉，必以归还叛人阿疎为由。

 

　　天庆四年（1114 年），阿骨打又以索取阿疎为名，遣使入辽，观察辽朝的动向和防御情况，尽知天祚骄纵，防御废弛之状。于是召集诸部首领，使之备冲要，建城堡，修戎器，准备起兵抗辽。辽遣枢密院侍御耶律阿息保问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真仍以归还阿疎为辞。阿息保还，具实报告女真边备情况，辽朝才开始部署东北防御，调浑河北诸军 增强东北统军司的兵力。秋，② 《金史·世纪》。

 

　　① 《辽史拾遗》卷10 引汪藻《谋夏录》。

 

　　② 《辽史·萧兀纳传》。

 

　　阿骨打又连续两次遣使，仍以索取阿疎为名，实则侦伺辽军兵力部署情况。

 

　　趁辽军部署尚未就绪之际，抓紧时机抢先出兵。九月，阿骨打决定进攻宁江州，大会诸军于涞流水（今拉林河），誓师励众。

 

　　辽东北路统军司向天祚报告了女真兴兵和宁江州将遭到攻击等军情，天祚正在庆州秋猎，略不以边事为意，只遣海州刺史高仙寿率渤海军应援。女真兵入辽界，渤海军首当其冲。两军“战数合，渤海大败，或阵殁，或被擒，获免者无几”①，辽军“相蹂践死者十七八”②。女真军一鼓作气，乘胜进逼宁江州，填堑攻 城。东北路统军使萧兀纳率军出东门迎击，其孙移敌蹇战死。

 

　　兀纳退兵入城，留官属守御，自率300 骑渡混同江（《金史》作鸭子河，系东流松花江西段）西遁。十月，女真“攻破宁江州，无少长，悉杀之”①。

 

　　宁江州是辽同女真贸易的榷场之一，也是辽东北边防的前哨。它的失陷，震动了辽廷内外。天祚召群臣讨论对策，群臣意见不一，讨论毫无结果。辽对女真的抵御一开始就失去了主动。

 

　　天祚以萧嗣先（又作乣里、敌里）为都统、萧兀纳为副，将契丹、奚军、中京禁军和诸路所征武勇屯驻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县茂兴站南吐什吐），备御女真。“时辽国太平日久，闻女真兴师，皆愿从军冀赏，往往将家属团结军营随行”②，视守边防御如同儿戏。女真人初战告捷，士气大振，辽朝的轻敌，又给他们提供了进取的机会。

 

　　十一月，阿骨打主功出击，率兵渡混同江，突然袭击，辽军大溃。都押官崔公义、邢颖等战死，出河店失陷。女真兵乘胜追击百余里，至斡论泊（又称长泊，在出河店西南），再败都统萧嗣先、萧兀纳，获辽军家属和大量牛羊、辎重、器械。又连下宾州（今吉林农安县北境红石垒广元店古城）、咸州（今辽宁开原县 老城镇）。第二年，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政权。

 

　　辽统治集团妄自尊大，不图进取，对各族人民的不满情绪与反抗斗争漠然处之，官僚将领中普遍存在麻痹轻敌思想，任何加强边备的建议一概被斥为怯懦，导致了边备的废弛和边将的懈怠，这是辽朝军事失利的根本原因。

 

　　萧奉先兄弟“缘恩宫掖，专尚谄谀，朋结中人，互为党羽”③，并以球猎声色取悦于皇帝。天祚又偏听偏信，是非不明，严重地打击了正直有为的官僚将领治理国家的积极性，辽朝统治集团人心日益涣散，天祚逐渐失去了臣僚的信任与支持。

 

　　出河店之役失败后，萧奉先恐其弟兵败获罪，以“东征溃军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将啸聚为患”为理由，主张尽赦东征溃军。天祚不思整肃军纪，振作军威，却对萧奉先言听计从，萧嗣先仅免官而已。这种处置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诸军私下议论说：“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

 

　　①。从此，辽军士气不振，军心涣散，战斗力急剧下降。

 

　　（三）天祚亲征

 

　　① 《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

 

　　② 《金史·太祖纪》。

 

　　① 《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

 

　　② 《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

 

　　③ 《契丹国志》卷19，《萧奉先传》。

 

　　① 《辽史·天祚皇帝一》。

 

　　辽人预计，“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②。出河店一战，女真兵力已发展至万余人，对辽朝的统治形成了威胁。天祚认为宁江州、出河店之战的失败，是枢密使萧奉先不知兵所致，于是召南府宰相张琳、吴庸等，付以东征事。

 

　　张琳等素不知兵，且庸碌无为，不敢担此重任，便以“旧制，凡军国大计，汉人不与”为由力辞，天祚不允，他们只好以广招兵丁、分路进讨之策塞责。

 

　　于是，天祚宣札上京、长春、辽西诸路征军，凡民以家产多少为等第，每300贯出一军，限20 日赶到指定地点。时间紧迫，命令严急，富民至有一户出200 军者。仓促间备办，多以枪刀、毡甲充数，弓弩铁甲百无一二。诸路骚扰不安，大失人心。

 

　　十二月，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斡里朵（又作斡离朵）任行军都统，耶律章奴、萧乙薛为副，分涞流河、黄龙府、咸州、好草峪四路防御。

 

　　五年正月，天祚又派出议和使者，拟承认金政权，而令其为属国。阿骨打仍以归还阿疎为请，并要求辽朝将黄龙府迁往别处，同时部署攻取黄龙府。

 

　　金军至益州（今吉林省农安县境内），辽守军退保黄龙府。阿骨打留兵牵制黄龙府守军，自率金军进攻达鲁古城（今吉林扶余市伯都讷附近的土城子），斡里朵以新征军迎战，为金兵所败，退保栅寨。斡里朵弃军离营先退，诸军无统帅，自推都统再与金军战，又败，步卒尽失，器械皆为金人所获。

 

　　女真起兵以来，辽军三战三溃，仍未引起天祚的重视，他依然以上国自居，犹视金朝为附庸，认为只需遣一介之使，便可令其降服。自三月至六月，辽使往返三次，天祚“直斥阿骨打名”，“冀以胁降”，辽使情知必不见从，天祚却仍然执迷不悟。此时，金朝态度日渐强硬，回书也直称耶律延禧名，且令辽朝降金，并先后扣留辽使六人。议和活动毫无进展，军事上也没有起色。七月，斡里朵再败于白马泊；九月，金兵攻占黄龙府。

 

　　黄龙府是辽东北边防重镇，设有兵马都部署司，主持东北五国、女真等部军政事务，它的失陷，严重地削弱了辽朝的东北防御，极大地震动了辽廷内外。九月，天祚被迫下诏亲征。他自率蕃汉兵10 万，以围场使阿不为都统、耶律章奴（又作张奴、张家奴）为都监，自长春路北出骆驼口；都点检萧胡笃、枢密直学士柴谊率汉兵3 万，南出宁江州；驸马萧特末、林牙萧查剌（又作察剌）率骑军5 万、步兵40 万屯驻斡邻泊。

 

　　天祚向不以国事为意，对这次声势浩大的亲征，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周密的战略部署，对双方的形势和战斗力也没有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了解军心不稳、将士不肯用命这一致命弱点，盲目地相信辽军数目众多，限定数月内翦除女真势力。

 

　　相反，阿骨打充分利用女真人对辽朝的怨愤，激励将士同仇敌忾，誓死抵抗，故士气旺盛，人人求战。结果，萧胡笃所率先锋军进至剌离水（今拉林河），与女真兵一战即溃不成军。接着，亲征军发生哗变，耶律章奴等率军叛归，谋废天祚另立新帝。亲征的部署被彻底打乱，天祚仓促回军讨叛。

 

　　三辽统治集团的分裂

 

　　（一）耶律章奴的废立活动

 

　　② 《金史·太祖纪》。

 

　　耶律章奴，皇族季父房之后，历任宿直官和东北路统军将领，他多次出使女真，对天祚的无能和拒谏，阿骨打的雄心和女真人的反辽情绪都有所了解。黄龙府的失陷使辽朝在军事上更加被动，他对天祚已失去信心。为了维护契丹贵族的统治，他把希望寄托在有为的君主身上，于是产生了废黜天祚、另立新君的想法， 他选中了天祚的叔父、魏国王、南京留守耶律淳。

 

　　天庆五年九月，章奴虽为亲征军都监，却不曾拼死力战，当萧胡笃前军败北之后，他便于十二月与耶律淳之子阿撒、淳妻兄萧敌里、淳甥萧延留等率300 人逃归，并遣敌里、延留驰报耶律淳，表明推戴之意。

 

　　耶律淳不敢响应，并囚禁章奴使者。章奴废立事未成，于是连结反辽起义军，攻掠上京庆、饶（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小城子）、怀（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幸福之路）、祖（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诸州。在祖州，告太祖庙以表明心迹。①至庆州，又移檄州县和诸陵官僚。

 

　　耶律章奴代表了部分官僚、将领甚至吏民对天祚的态度，归附者日众，举行反辽起义的饶州渤海人和中京侯概等也相继率众响应，队伍发展至数万人。耶律章奴又进军广平淀（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境内），袭击行宫。

 

　　但章奴队伍庞杂，指挥不一、纪律不严，部将耶律女古等暴横不法，掠夺妇女、财畜，严重影响了章奴的声誉。加之攻打上京不克，士气受挫。天祚遣附辽女真人阿疎率军追剿，章奴兵败，贵族被擒者200 余人，全部被杀。逃脱者皆投奔女真，章奴在投奔女真途中为辽军所俘，被天祚杀死。

 

　　（二）耶律余睹叛辽降金

 

　　章奴谋立耶律淳失败，使天祚对废立事更为敏感，对百官更加缺乏信任。

 

　　不久，又导致了都统耶律余睹的叛辽降金。耶律余睹出身皇族，其妻萧氏与天祚文妃和耶律挞曷里妻为姊妹。文妃生子敖鲁斡，封为晋王，较得人心。

 

　　萧奉先之妹元妃，生秦王定、许王宁。奉先欲使天祚立秦王定为嗣，寻找机会陷害敖鲁斡。一天，文妃与其姊挞易里妻、妹余睹妻会于军中，奉先遂以此为由，使人诬告驸马萧昱与挞曷里、余睹谋立晋王。天祚信以为真，杀昱、挞曷里，赐文妃死。余睹自知难以获免，于保大元年（1121 年）五月率军千余人及本族帐入户到咸州降金。

 

　　余睹为辽东北路统军将领，有一定威望，素为萧奉先所忌，以被诬陷走投无路投降金朝，深为辽朝将领所同情。天祚遣军追至闾山，即将追及，诸将却不愿再进。他们说：“萧奉先恃宠，蔑害官兵。余睹乃宗室雄才，素不肯为其下。若擒之，则他日吾辈皆余睹矣。”①遂以追之不及还报于朝。至此，天祚已陷入了众 叛亲离的地步。保大二年，南京又发生了秦晋国王耶律淳自立的事件。

 

　　① 《辽史·耶律章奴传》载章奴告庙辞称：“我大辽基业，由太祖百战而成。今天下土崩，窃见兴宗皇帝孙魏国王淳道德隆厚，能理世安民，臣等欲立以主社稷。…… 迩来天祚惟耽乐是从，不恤万机；强敌肆侮，师徒败绩。加以盗贼蜂起，邦国危于累卵。臣等忝预族属，世蒙恩渥，上欲安九庙之灵，下欲救万民之命，乃有此举。”

 

　　① 《辽史·耶律余睹传》。

 

　　（三）北辽之立

 

　　耶律淳因破坏了章奴废立计划而得到天祚的信任，进封秦晋国王，拜都元帅，允许自择将士。中京失陷后，天祚为金兵追击入夹山（今内蒙古武川县北吴公坝一带）避敌，信息不通。留守燕京的蕃汉官僚耶律大石、萧幹（又作回离保）、李处温等共立淳为帝，改元建福，史称北辽，淳称天锡皇帝，据有燕、云、平及 上京、中京、辽西六路，降天祚为湘阴王，辽朝遂一分为二。

 

　　章奴的活动和北辽之立，都是辽朝将领、官僚用废黜天祚、另立新君的方式维持契丹贵族统治的尝试。章奴告庙辞、余睹降金表和耶律淳降天祚为湘阴王诏书等的内容中都体现了这一动机，章奴的同谋耶律术者和耶律淳的拥戴者耶律大石后来的言论也都有相同的反映。①但是，辽末将领和群臣的努力都未能挽回辽国的败局，反而分散了他们抵御金兵的力量，在金军的节节进逼之下，辽军逐渐失去了抵御的能力。

 

　　四辽境内各族人民的反抗

 

　　辽统治集团的腐败、怠惰，天祚的昏愦无能以及政事的荒废，国势的衰弱，早已激起了境内各族人民的普遍不满。对女真的征讨，频繁的征兵征赋，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战争的失利造成了秩序的混乱，统治集团的分裂加剧了辽政权的危机。天祚亲征失利后，境内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士兵哗变又频繁发生，严重地动 摇了辽朝的统治。

 

　　（一）高永昌自立

 

　　东京为统驭渤海、女真和控制高丽的东部军政重地。留守萧保先为枢密使萧奉先弟，他为人酷苛，素为渤海人嫉恨。女真兵起，对辽朝统治不满的渤海人受到了鼓舞。天庆六年（1116 年）正月初一日夜，渤海少年十余人持刀越墙入东京留守府，杀死萧保先。户部使大公鼎权摄留守事，与副留守高清明①率奚、汉兵镇压和安抚，但仓促之际多伤及 无辜百姓，更激起民愤，局势继续恶化。城外反抗者烧寨起营，围攻东京，城内举火相应。大公鼎招谕不从，迎敌不胜，遂出西门奔往行在。渤海人高永昌则乘机自立，称大渤海皇帝，建元隆基②。为备御女真，辽朝征渤海武勇马军2000 人，屯白草谷，高永昌亦在行中。及事起，他乘机占据东京，拥兵自立，分遣兵马，占据辽东50 余城，并遣使求援于金。辽宰相张琳募辽东失业者和转户从军，得2万余。五月，自显州进兵沈州，与渤海军战。永昌失利退保东京。张琳隔太① 《辽史·耶律术者传》载，耶律术者被俘后，天祚曾问他：“予何负卿而反？”术者回答：“臣诚无憾。

 

　　但以天下大乱，已非辽有，小人满朝，贤臣窜斥，诚不忍见天皇帝艰难之业一旦土崩。臣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举，非为身计。”《辽史·天祚皇帝附耶律 大石传》载，大石至夹山，天祚责备他：“我在，汝何敢立淳？”大石则对以“陛下以全国之势，不能一拒敌，弃国远遁，使黎民涂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孙，岂不胜乞命于他人耶？”

 

　　① 《契丹国志》作清臣。

 

　　② 《契丹国志》称“改元应顺”。

 

　　子河扎寨，遣人招抚，永昌不从。张琳军渡河攻永昌，为渤海军所败。金朝以援救高永昌为名，攻占沈州，击张琳，同时败渤海军，擒高永昌，占据东京。

 

　　（二）董才反辽投宋

 

　　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备御女真和张琳奉旨主持东征事时，都曾征集诸路武勇军。辽军屡败，诸路武勇和蕃汉兵将多逃走回乡，或散而为盗，劫掠州县。

 

　　董才，一名董庞儿，易州涞水人，“沉雄果敢”③，曾应募为武勇。天庆七年（1117 年），董才率众起兵抗辽。西京留守萧乙薛、南京统军都监查剌率军镇压，战于易水。董才率众西越飞狐、灵丘，入云、应、武（今山西神武）、朔诸州，又北上奉圣州，辽军不能制。宋岢岚军遣人招抚，董才降宋，宋赐姓名赵诩。他向宋徽宗陈说辽朝可取之状，鼓动宋朝北上伐辽。

 

　　与此同时，上京道安生儿、张高儿，中京道侯概，东京道霍六哥等也相继起兵。他们聚众数十万，或与耶律章奴配合，或互相应援，活动于龙化州

 

　　至懿州（今辽宁阜新县境内）、海北州（今辽宁义县境）、义州（辽宁义县

 

　　境内）、川州一带，沉重地打击了辽朝的统治势力。

 

　　（三）怨军哗变

 

　　辽朝官兵士气消沉，人心涣散，无力抵御咄咄逼人的金军和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抗浪潮，不得不多次征募地方土豪和武勇充军。将领的怯懦和指挥无方导致战斗的连连失利，不但不曾扭转败局，反而招致诸路武勇的聚众反抗。天祚无力整饬军纪，也选拔不出堪当重任的统帅。先是以萧奉先不知兵而委任张琳，继之 以秦晋国王耶律淳素有人望，任为都元帅，付以东征事。

 

　　耶律淳等认为，自高永昌自立以来，辽东人逃亡失业者为数众多，如招募从军，必能死战，于是招募辽东饥民2 万余人，名为“怨军”。天庆六年（1116年）十月，怨军驻扎十三个山（今辽宁省境内石山）。十一月，管押武勇军、太常少卿武朝彦率军劫中军帐，图谋劫杀 耶律淳。武朝彦为汉军将领，目睹辽朝政治的腐败和军势的衰弱，不愿再为辽出力，遂密谋劫杀其将领，举兵反辽。事不成，拥兵二千余南奔，后为辽军所杀。

 

　　天庆七年，耶律淳以四路兵马防秋。怨军以所募之地编营，共置前宜、后宜、前锦、后锦、乾、显和乾显大营、岩州营等八营。时怨军装备不能继，无御寒之衣，遂生不满，乾显大营和前锦营怨军起而劫掠乾州。耶律淳、萧幹等一面安抚一面镇压，平息了哗变，后以怨军屯驻卫州蒺藜山①，与女真战，失利，显州及附近州县陷于女真。保大元年（1121 年），怨军罗青汉、董仲孙等再叛，攻锦州，被萧幹、耶律余睹镇压。

 

　　五辽朝的灭亡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3 引[宋]朱胜非《秀水闲居录》。

 

　　① 《中国历史地图集》定在辽宁阜新北，（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定在医巫闾山尖山。

 

　　天祚帝亲征失败，彻底暴露了辽朝外强中干的本质，在金兵的威逼、各族人民反抗的联合打击下，境内一片混乱，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不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东部重镇东京、沈州、显州、春州、泰州相继为金朝所据，乾、懿、濠、徽、成、川、惠等州先后降金。天祚认为，若女真追来，逃往宋和西夏，仍不失富 贵。最高统治者不作抗敌的准备，将帅也缺乏斗志。天庆八年、九年间，双方战事暂时停止，而代之以议和活动。辽朝向金遣使求和，希望以承认金政权换取双方和解。金朝此时也还没有灭辽的决心，故与辽在和谈上讨价还价，以期获得较多的实际利益。而宋朝又频繁遣使金朝，希望与金联合，对辽行夹攻之势，以收复燕云地 区。于是辽金间战事暂停，辽得到了一次短暂的喘息机会。然而天祚并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整顿戎备，加强防御，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议和上。

 

　　自天庆八年（1118 年）正月耶律奴哥使金以来，至九年十一月，辽先后向金派遣议和使者12 人次，金向辽遣使4 人次。初，完颜阿骨打提出辽帝称金帝为兄；岁贡方物；割上京、中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以亲王、公主、驸马、大臣子孙为人质；归还女真使人和辽朝发给女真的信符；并将辽与宋、夏、高丽往来的书诏、表牒送给金朝等作为议和条件。经使者多次往返，金朝答应免取质子和割让土地，裁减岁币数目之半，但仍要求辽帝称金 帝为兄，并要求辽以汉礼册封金帝。九年春，辽册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遣使持书至金。此时，宋金海上之盟已初见眉目，阿骨打便以辽朝国书无“兄事”之语，不 言“大金”而称“东怀国”，及册文中有若干轻侮、不善之语为辞，拒绝接受。九月，辽使以修改过的册稿再次使金时，阿骨打已经以使臣失期不至为由，下诏诸军过江屯驻，作武力伐辽的部署了。

 

　　（一）上京失陷

 

　　天庆十年（1120 年）二月，金使带来了由金朝拟定的册稿。三月，辽遣使金朝，就册稿用词再议定夺。完颜阿骨打已做好了武力进攻的准备，断然拒绝了辽方的要求，双方和议遂绝，使者被留。四月，阿骨打亲率金军进攻辽上京，并让辽使习泥烈、宋使赵良嗣从行观战，以决去就。

 

　　五月，金遣先锋完颜宗雄进军上京，同时遣归降的辽人马乙持书招降，上京固守。阿骨打亲临城下督战，攻陷外城，辽上京留守挞不野（又作挞不也）以城降。上京既下，阿骨打又分兵攻打庆州。

 

　　保大元年（1121 年）五月，辽宗室、都统耶律余睹降金，金朝对辽朝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阿骨打信心大增，决议亲征，并以灭辽取而代之为其军事、政治目标。

 

　　（二）中京失陷

 

　　余睹被迫降金后，将领们不肯再为辽朝出力。天祚和萧奉先拿不出整军御敌的方略，又担心请将效法余睹，唯以爵赏笼络诸将。他们不部署中京的防御，却一路西下南逃，在西京路、南京路一带游猎和避敌。萧奉先等知天祚不愿听到女真的消息，连上京失陷的重要军情都迁延不报，不过，天祚得知这一消息时，也只 是草草询问了事，概不过问中京的防御事宜。十二月，阿骨打以余睹为向导，下诏伐辽。中京守军无斗志，或焚毁粮草，作迁徙逃跑的准备；或游疑观望，以期侥幸取胜。金都统完颜杲（又作斜也）以轻兵奔袭，先下高（今内蒙古赤峰市东）、恩（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东）等州，进至中京，辽兵不战而溃。保大二年 （1222 年）正月，中京失陷，金兵获马、牛、羊、驼、车数万，并分兵屯守要害。天祚在南京，知中京失守，又仓皇西逃，出居庸关至鸳鸯泊，以避敌锋。

 

　　（三）西京失陷

 

　　金军攻陷中京后，又连下泽州（今河北平泉县境）、北安州（今河北承德西），俘获护卫习泥烈，得知天祚已逃往鸳鸯泊。天祚知金兵过岭西，又逃入西京，令西京留守萧查剌、转运使刘企常守城，取西京马匹三千出逃。

 

　　保大二年三月，完颜宗翰（又作粘罕）等将领尾追天祚至西京，萧查剌迎降，宗翰只留少数兵力与查剌守西京，自率主力继续追袭天祚。金军离开西京七日，城中辽军发生兵变，驱逐萧查剌和金兵，遣使向南京求援。四月，宗翰等相继回师镇压，再占西京。云内、宁边、东胜等州相继降金，阿疎也为金兵所俘。

 

　　（四）南京失陷

 

　　中京失陷后，天祚离南京西逃，将南京守卫事托付给秦晋国王耶律淳。

 

　　及西京再陷，天祚又逃，数月间信息不通。保大二年三月，耶律淳在耶律大石、萧幹、李处温等大臣的拥戴和支持下，即位于南京，是为北辽，改怨军为常胜军。北辽面临的局势是严峻的，它分别向宋、金遣使，要求与宋维持和好局面，请求金朝罢兵。宋朝指责耶律淳擅立非法，派兵北上，意在趁北辽初立、统治未 稳之机，收回燕云，遂以童贯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领军10万巡边。北辽遣使求为藩附，宋不应。五月，耶律大石击败宋军于白沟。六月，耶律淳死，群臣拥其妻 萧氏为太后，执掌政权。宋朝再议出师。九月，常胜军将领、辽涿州守将郭药师降宋。

 

　　金军虽连下三京，但天祚在夹山，耶律淳自立于燕，新附州县人心不固，金朝诸将请阿骨打率军亲征。与此同时，宋金协议也在加紧进行。双方商定：宋自涿、易，金自古北口，共同围攻燕京。

 

　　十月，阿骨打驻军奉圣州。宋以刘延庆为都统制、郭药师为向导，率军10 万出雄州，渡白沟。至良乡，北辽遣枢密使萧幹率军拒敌，双方对垒于卢沟河，郭药师以兵潜渡卢沟河，突袭燕京，夺迎春门入城，萧幹紧急回师救燕，双方展开巷战，药师等因援兵不至，兵败奔逃，萧幹追至白沟，宋军损失军资无数。

 

　　十一月，阿骨打自居庸关，宗翰自南暗口，挞懒自古北口三路进军燕京。

 

　　十二月，居庸关失守，萧太后与萧幹等扬言出城迎敌，弃燕逃走。留守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刘彦宗等开门迎降，阿骨打率军入城，南京失陷。

 

　　（五）天祚被擒，辽朝灭亡对于女真的兴起和金朝的威胁，天祚始则不以为意，游畋射猎不辍。及至亲征失败，众叛亲离，又多与汉官商议军国大事。时汉官执政者多年老昏聩，唯唯诺诺，时谚称：“五个翁翁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杀女真。”①汉官也不能改变辽朝军事上的被动。于 是，天祚再诏萧奉先回朝任枢密使，这导致了耶律余睹叛辽降金和晋王敖鲁斡的被害。当东京失陷，怨军哗变，乾、显失守之际，天祚在中京，不作保卫上京、中京根本之地的部署，却为自己安排退路，他私下命人打点珠玉、珍玩五百余囊，选择骏马二千余匹，作逃跑避敌之计，他认为：“若女真必来，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一作三五百里）马若干，又与宋朝为兄弟，夏国舅甥，皆可以归，亦不失一生富贵”①。政治上的无能，对形势判断的错误，用人的失当，使他的措置连连失误，军事上处处失利。

 

　　天祚一路出逃，金军穷追不舍。及至西京失陷，天祚无以为据，才明白萧奉先等不忠误国。他驱逐萧奉先父子，逃往夹山。保大三年（1123 年）四月，金军与辽军战于白水泊，围其辎重于青冢（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昭君墓），俘获天祚子秦王定、许王宁、赵王习泥烈和后妃、公主及从臣多人。

 

　　保大五年，天祚出夹山，投奔党项，为金人完颜娄室军所俘。金人降天祚为海滨王，徙于金朝内地，辽朝灭亡。

 

　　① 《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

 

　　① 《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

 

　　第三节辽政权的重建——西辽

 

　　天祚的所做所为，早已使辽朝官僚中的有识之士大失所望。北辽的建立，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他们选择了耶律淳，但耶律淳年事已高，即位不足百日便故去，北辽的统治陷入了危机。同时，它北有金朝、南有宋朝的威胁和攻击，躲入夹山的天祚也声言率兵讨伐。内部契丹、汉和奚族官僚又多各为身计，不能同舟共 济，这就注定了它难以担当振兴辽朝、抗击金军的重任。

 

　　因此，当金人兵临城下之际统治集团便发生了分裂，耶律淳妻萧德妃和林牙耶律大石出古北口，趋天德军，投奔天祚；奚人萧幹退至奚地，称帝建号自立；汉人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等降金。

 

　　北辽的抗金自立虽以失败告终，但坚持抗金、重整河山却是一部分契丹官僚贵族始终不曾放弃的目标，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耶律大石。

 

　　一耶律大石的抗金活动

 

　　耶律大石字重德，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八世孙。他通晓契丹、汉文字，天庆五年举进士，历任翰林应奉，翰林承旨，泰州、祥州刺史和辽兴军节度使，是耶律淳的重要拥戴者之一。他是一位文武双全、有胆有识的契丹上层人物。

 

　　北辽建立后，耶律大石曾为西南路都统，败宋兵杨可世、种师道于兰沟甸（今河北涿州新城境）和白沟。居庸关为金人攻破，大石与耶律淳妻德妃萧氏出古北口投奔天祚。

 

　　大石率属下投奔天祚，希望争取喘息时间，积蓄力量，重整辽朝。他率兵至龙门（今河北赤城县西南）阻截西进的金军，兵败被俘。九月，乘隙逃归。此时，阴山室韦谟葛失也提供了部分兵力支援辽朝。于是天祚又忘乎所以，主张立即收复燕云。耶律大石反对仓卒出兵，他说：“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国势至此，而方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①天祚不从。

 

　　大石知天祚难以共事，便于保大四年（1124 年）率所部200 人出夹山北行。一路招募诸部人众，得白达达详稳床古儿献马400 匹、驼20 峰和一批羊只等资助，抵达镇州可敦城，号召当地十八部共同抵御金朝。镇州是辽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有一定的基础，对西北诸部也有一定影响。大石得到大黄

 

　　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骨德、尼剌、达剌乖、达密里、密

 

　　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长宁宫斡鲁朵军余部）、唐古、忽母

 

　　思、奚的、乣而毕等十八部和威武、崇德等七州的支持，得精兵万余、战马万匹，遂称王自立。他重新组建机构，“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①，乘金 兵无暇北顾之机，积聚力量，做恢复辽朝统治的准备。他在诸部、诸州长官大会上，指责“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 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②。激励与会官员同心协力，共抗金兵，动员诸部拯救辽朝社稷，“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

 

　　① 《辽史·天祚皇帝纪》。

 

　　① 《辽史·天祚皇帝纪附耶律大石》。

 

　　② 《辽史·天祚皇帝纪附耶律大石》。

 

　　镇州周围地区，有水草丰美的牧场，有辽代屯军开垦的农田，大石亦农亦牧，实力迅速发展。他一面联合西夏，一面与南宋沟通，成为抗金复辽的一面旗帜。降金的契丹诸部也人心怀二，这对金朝西北方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金太宗即位之初，不敢冒然出兵征讨，只戒敕西南、西北路将领谨斥堠，严备御，防止大 石与西夏联合。1129 年（金天会七年）大石结束休整，开始向外发展，攻占了金朝北部二营，并将西部群牧马匹数十万据为己有。

 

　　大石力量的壮大引起了金朝的重视。1130 年（金天会八年），金遣降将耶律余睹等追讨，进至乌纳水。大石以可敦城、古回鹘城为中心，向西北谦河地区（叶尼塞河上游地区）推进，遭到当地黠戛斯人的抵抗。于是他又向西发展，越过阿尔泰山，进入额尔齐斯河，在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修筑城池，招抚当地部族，来属者已有四万户之多，这当中有些是为喀喇汗国 守边的契丹人。然后他借道高昌回鹘，进军喀喇汗国。行前，他致书高昌回鹘王毕勒哥，追述契丹与回鹘先世之好，表明借道西进的意图。回鹘王献马600匹、骆 驼100 峰、羊3000 只，并愿送子孙为质，做大石的附庸。大宴三日后回鹘王送大石兵马出境。1131 年（金天会九年），大石在东西两线同时与金朝和喀喇汗国交战，东线取得胜利，保卫了漠北；西线没有取得进展，但却牢固地控制了叶密立。于是，1132 年他在叶密立城正式称帝，采用突厥汗号称“菊儿汗”（又作葛尔汗、古儿汗，意为大汗、众汗之汗），又用汉尊号称“天佑皇帝”，重建辽政权，史称“西辽”，又称“哈喇契丹”。延庆三年（1134 年），改元康国，定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

 

　　耶律大石北击黠戛斯，西征喀喇汗国，都是为了增强实力，反攻金朝，收复失地。他毅然将驻守漠北的任务委于部下，而亲率主力西进，军队所过之处， “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获驼、马、牛、羊、财物，不可胜计。军势日盛，锐气日倍”①。然后，他再次派兵遣将，部署东征。延庆三年（即 康国元年），大石以六院大王萧斡里剌为兵马大元帅，率七万骑东征，以青牛白马祭天，建旗誓师。大石命斡里剌：“今汝其往，信赏必罚，与士卒同甘苦，择善水 草以立营，量敌而进，毋自取祸败也。”②这次东征，是收复失地的最后一次搏击，终因西辽与金朝相距辽远，兵出无功。此后，这一部分西迁的辽朝人便在中亚定居下来，与当地诸部共同建设了这一地区。

 

　　二西辽在中亚的统治

 

　　（一）西辽的统治范围

 

　　西辽是一个在不断迁移和征伐中建立的以抗金为目标的政权。初期，主力虽已西进中亚，但不曾放弃漠北和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一带。在西辽康国元年东征前后，漠北留守的契丹人马也向金军发动了攻势，金将宗翰率军深入，“攻凡三昼夜，其胜负未分”，金军“粮草已断，人马冻死”，契丹降将又发生哗变，金军大败而归。③可见此时漠北的辽军还有相当的实力。

 

　　① 《辽史·天祚皇帝纪附耶律大石》。

 

　　② 《辽史·天祚皇帝纪附耶律大石》。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178 引《粘罕狱中上书》。

 

　　但随着耶律大石收复旧疆目标的放弃，对漠北和阿尔泰山地区的控制也日益放松，于是才有粘拔恩（即乃蛮）君长撒里雅等“乞纳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 （金朝）牌印”①的事件发生。西辽疆域的基本确定，应是在耶律大石之子夷列和其妹普速完在位时期，②约当金朝海陵王和世宗在位时期。此后，西辽疆域东部以 高昌回鹘为附庸，与西夏为邻；北至阿尔泰山、巴尔喀什湖一线，与乃蛮、康里为邻；西达咸海，为花剌子模宗主；南以喀喇昆仑山脉

 

　　和阿姆河中、上游为界与塞尔柱王朝所属的呼儿珊（今伊郎北部霍剌散）和

 

　　吐蕃等接壤。

 

　　（二）政治制度与统治方式

 

　　西辽是辽政权的重建和西迁，它的制度直接承袭辽朝。在漠北立国期间，曾置北、南面官属，统治七州、十八部民众，可知大石治内，既有游牧部落，也有定居从事农业的州县。

 

　　西迁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在设官治理上也有某些调整。可知者有主管国家军政事务的枢密院，管理皇帝宫帐的都部署，管理部民的六院司，镇守边地的招讨使，行军打仗则有都元帅、都统和都监。

 

　　首都虎思斡耳朵地区为西辽皇帝直接管辖的地区，有丰美的水草、完善的灌溉系统和肥沃的农田，宜农宜牧，居民有契丹人、汉人、回鹘人和其他突厥语族部落。耶律大石对朝廷直接管辖地区不再实行分封，据说“他拨给任何人的骑士都从不超过一百人”③。官僚、将领们享受朝廷的俸禄和赏赐，不再建有“投 下”。军队由皇帝直接控制，不再有部族军和诸王大臣的私甲。

 

　　这是耶律大石吸取东、西喀喇汗王朝分裂的历史教训，在总结辽、宋统治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它对中亚的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西辽的税制也是承袭辽、宋的，它向居民征收户税和土地税。户税按财产多少征收，即刘郁所说“民赋岁只输金钱十文，然贫富有差”①；土地税则大体 按收获量的十分之一缴纳。②西辽统治范围内，除皇帝直接治理的地区外，还有高昌回鹘，东、西部喀喇汗国，花喇子模和葛罗禄等附庸。这些地区都是在大石西征 中投附或征服的。西辽保留了各地上层的统治地位，只派少数代表常驻或临时巡视各地，实行监督和收纳贡赋。

 

　　朝廷在附属地区不派驻军队，但常应当地统治者的要求，支持他们向外扩张或帮助他们平定内乱。

 

　　（三）西辽的兴衰

 

　　① 《金史·粘割韩奴传》。

 

　　② 《金史·世宗纪》：“大定十五年……粘拔恩与所部康里勃古等内附。”是阿尔泰以北地区脱离西辽的记录。

 

　　③ （苏）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七讲《西辽和可失喀儿的突厥文化》，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① [元]刘郁《西使记》。

 

　　② 《金史·粘割韩奴传》载：大定中，回鹘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

 

　　耶律大石苦心经营20 年，创建了东至鄂尔浑、土兀拉河，西达咸海的幅员辽阔的帝国，统治了包括漠北诸部族、乃蛮、康里、葛罗禄、回鹘、党项、契丹、汉和其他突厥语族诸部族的游牧和农业人口，制定了一系列统治制度，实行轻徭薄赋的措施，为西辽在中亚地区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康国十年（1143 年），耶律大石死，子夷列年幼，皇后塔不烟执掌国政，改元咸清。7 年后，传子夷列，改元绍兴。夷列在位13 年，死后子幼，由妹普速完权掌国事，称承天太后，改元崇福。

 

　　普速完统治时期，西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动乱。普速完杀丈夫、驸马东平王萧朵鲁不，驸马的父亲斡里剌又杀普速完。1178 年，夷列次子直鲁古继位，为西辽末帝。西辽政权开始衰落。

 

　　直鲁古统治时期，一反其父祖的作法，开始作威作福，他的征求和需索，令属国难以容忍。他的傲慢无礼，也激怒了各地的统治者。①直鲁古统治后期，河中地区终于爆发了桑贾尔（桑扎儿）领导的人民起义。

 

　　自12 世纪下半叶，花剌子模实力逐渐增强，积极向外发展势力，并力图摆脱西辽的控制。他们连续三年不向西辽缴纳贡赋，并杀死前来征收贡赋的使者。漠北蒙古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成吉思汗兼并了乃蛮等部，统一了蒙古草原。乃蛮太阳汗之子屈出律逃往西辽，得到直鲁古的信任。

 

　　屈出律利用直鲁古的信任，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阴谋夺取西辽统治权。

 

　　1211 年，西辽政权为屈出律篡夺。1218 年，蒙古军击败屈出律，西辽政权终结。

 

　　西辽历5 主，统治中亚地区87 年。它将契丹和汉族的文化、辽朝的制度带到了中亚，是中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在中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西辽统治时期，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发展，所以在西辽灭亡后，人们仍对它怀念不已。②西辽的建立，结束了中亚地区纷争的局面，使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在契丹、汉人和中亚各族人民的共同开发下，中亚社会城市发展迅速，经济繁荣，同时契丹人又把高度发展的汉文化带到了中亚，使吉尔吉斯斯坦出现了高度发展的汉文化新浪潮，③在西辽境内“汉语 在商业交往中是官方语言”①。西辽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辽朝的政治、文化，而且对中亚的社会发展和汉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它在中亚史、契丹民族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① （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②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12《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载：大石林牙，辽之宗臣，挈众而亡，不满二十年，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余年，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庙号德宗。

 

　　③ 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①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

 

　　第五章辽朝与国内其他政权的关系

 

　　阿保机继任联盟首领后，契丹社会迅速发展，不断向外征伐，扩张境土，掠夺了大量人口、财富，实力大增。此时，中原地区正陷入混乱之中，各割剧势力为了战胜对手，常常借助契丹兵力，这就为伺机南下的契丹人提供了契机。辽与五代各政权都有联系，北宋建国后，辽又先后控制北汉和联结西夏，使自己在与宋 的对峙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与高昌回鹘、喀喇汗国等也先后建立了宗藩关系。

 

　　第一节辽同五代各割据势力的关系

 

　　一同河东李氏的结盟与争战

 

　　契丹人南下，首当其冲的是割据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和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刘仁恭习知契丹情伪，常选将练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岭击 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辄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常以良马赂仁恭买牧地”①。刘守光守平州，则以欺诈手段陷契丹于被动。终刘仁恭之世，契丹人 在燕蓟不曾取得重大进展。

 

　　（一）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

 

　　阿保机取代遥辇时，刘守光囚其父自立，刘氏骨肉相残。守光弟、平州刺史守奇率众降契丹，兄守文以讨逆为名，发兵击幽州，并以财物赂遗契丹，请其相助，使契丹人得以参与幽蓟地区争夺权力、土地的斗争。911 年，契丹人乘幽蓟混乱之机，从刘守光手中夺取了平州。及刘守光为李存勖所逼，也遣使契丹求援，阿保机因刘守光为人无信，坐视不救，守光终为存勖所败。

 

　　早年，李克用曾联合契丹，与刘仁恭和朱温对抗。905 年，李克用为报刘仁恭木瓜涧役之仇，曾遣人与阿保机联络，双方盟于云州，易袍马，约为兄弟，开创了割据势力联合契丹打击对手的先例。阿保机乘机击刘仁恭，虏掠数州。907 年，李克用再会阿保机于云州东城，约以共击朱温，同收汴、洛。

 

　　河南的朱温与契丹没有直接冲突，也曾遣使奉书币、衣带、珍玩，与之通好，以期牵制和削弱李氏、刘氏的势力。朱温篡唐自立后，又遣使相告。

 

　　于是，阿保机转而向梁求册封，朱温则以“共灭沙陀”为条件。又值李克用死，河东、契丹联兵之议遂寝。次年（909 年），李存勖向契丹借骑兵以抗朱温，契丹不应，关系恶化。

 

　　辽政权建立后，继续向河北、河东用兵，并将攻占黄河以北作为军事、政治目标。这时，燕、蓟与河东都已为李存勖所控制，辽军的南下导致了与后唐之间的多次军事冲突。

 

　　神册元年（916 年），辽政权一经建立，就在虏掠突厥、党项、吐浑、小蕃、沙陀诸部后，进军朔州，虏掠蔚、新、武、妫、儒、幽、涿、定等州，并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为管理所占州县和向西南发展势力的机构。此后，辽与晋及后唐发生了几次大的争夺。

 

　　（二）新州、幽州之战

 

　　李存勖率军南下征后梁，以弟、威塞军节度使李存矩守新州。神册二年（后梁贞明元年，917 年），存勖令存矩招募山北部落和刘守光亡卒，支援南讨晋军，又令民出马，激起不满。新州兵杀李存矩，拥副将卢文进降辽。

 

　　辽命卢文进再攻新州，并派30 万大军增援，大败晋军，乘胜围攻幽州达半年之久。

 

　　① 《资治通鉴·唐纪八十》。

 

　　李存勖遣李嗣源、李存审、阎宝率军增援。三将自易州北行，距幽州六十里与辽军遇，“存审、嗣源极力以拒之，契丹大败，委弃毳幕、毡庐、弓矢、羊马不可胜纪，进军追讨，俘斩万计”①，辽不得不仓卒撤军。阿保机之弟撒剌也乘机背辽奔晋。

 

　　辽以卢文进为卢龙节度使，常居平州。此后，奚、契丹兵不时南下，而卢文进每以汉军为向导。晋之卢龙所属诸州，不断遭到辽军的袭扰。同时，辽军也不断袭扰云州等地，伺机大举南下。

 

　　（三）望都之战

 

　　神册六年（后梁龙德元年，921 年），辽太祖趁镇、定混乱之机，率军南下，与李存勖再次交锋。

 

　　十二月，阿保机亲率辽军入关，下涿州，围定州。李存勖自将亲兵往救定州。天赞元年（后梁龙德二年，922 年）正月，双方战于沙河，辽军败，阿保机率众退保望都。李存勖又引兵追至，辽军又败。退至易州，“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 ②，辽军北撤。

 

　　辽军屡攻河北、河东，牵制了李存勖南下灭梁的军事力量，客观上延缓了后梁覆灭。但是在与李存勖战争中，辽方并未取得预期的进展。

 

　　天赞二年（后唐同光元年，923 年），李存勖建后唐，灭后梁。阿保机也改变了战略部署，暂时放弃了对中原的军事进攻，转而出兵渤海，为进一步南下中原解除后顾之忧。对中原，则采纳皇后述律氏的意见，只以少量兵力袭扰燕、赵，并不深入。①但是辽统治者并没有放弃南下中原的长远目标。

 

　　天显元年（后唐天成元年，925 年），唐明宗遣姚坤出使辽朝，见阿保机于扶余府，阿保机仍坚持以取得河北为条件，与后唐讲和。②

 

　　（四）曲阳、唐河之战

 

　　天显三年（后唐天成三年，928 年），后唐削王都官爵，以王宴球为北面招讨使、权知定州行州事。王都求救于奚秃里铁剌（秃馁），辽遣铁剌以万骑授王都，与王宴球战于曲阳，不胜，退保定州。辽援军至，王都、铁剌率军再至曲阳，辽军又败，死者过半。铁剌、王都退保定州。六月，辽又遣惕隐涅里兖、都统查剌援救定州，王宴球逆战于唐河北，援军 再败，退至易州。“时久雨水涨，契丹为唐所俘斩及陷溺者，不可胜数”③。败军北撤，道路泥泞，人马饥疲，至幽州，又遭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军邀击，涅里兖等数十① 《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二》。

 

　　② 《资治通鉴·后梁纪六》。

 

　　① 《资治通鉴·后梁纪四》载：述律氏认为，对幽州等汉地城池，“但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阿保机数次出师无功，重新 调整了战略部署。从神册、天赞之际辽朝对幽州地区的军事行动看，当时采取的就是以骚扰、掠夺为主的方针，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资治通鉴》记载：“时契丹 入寇，抄掠馈运，幽州食不支半年。”

 

　　② 《资治通鉴·后唐纪四》载，阿保机对姚坤说：“吾儿与我虽世旧，然屡与我战争；于今天子则无怨，足以修好。若与我大河以北，吾不复南侵矣。”

 

　　③ 《资治通鉴·后唐纪五》。

 

　　人被擒。

 

　　在与晋、唐的战争中，辽军屡屡失利，未能达到向南扩张境土的目标。

 

　　天显五年（后唐长兴元年，930 年），东丹王耶律倍浮海奔唐，唐以之为检校太师、安东都护、怀化军节度使，赐姓名李赞华。为争取后唐放回唐河之役的俘虏和东丹王，辽不再轻易对后唐用兵，并多次遣使与后唐交涉，后唐明宗也不想结怨于辽，放回了部分契丹俘虏。

 

　　二立后晋为附庸

 

　　（一）援立石敬瑭

 

　　天显十一年（后晋天福元年，936 年），后唐末帝李从珂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互相猜忌，移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治郓州。石敬瑭不受命，并遣使至辽求援。九月，辽太宗率5 万骑，号称30 万，自扬武谷（今山西朔县南）

 

　　南下，至晋阳，与唐兵战于汾水，唐军大败，太原四面招讨使张敬达等被围于晋安寨。末帝李从珂问计群臣，吏部侍郎龙敏请立李赞华为契丹主，自幽州送归辽境，使辽太宗有后顾之忧，必无心恋战，然后选精锐奋击，可解晋安之围。群臣恐其无成，计竟不行。

 

　　后唐遣将自洛阳、魏州、幽州、耀州等地趋山西救晋安，卢龙节度使赵德钧父子欲乘乱取代后唐，逗留不进，伺机兼并诸军，扩充实力。赵德钧密与辽太宗联络，要求立己为帝。晋安被围数月，城中食尽，援军不至，副将杨光远杀张敬达出降。晋安失守，唐军解体，未帝自焚死。十一月，辽太宗作册书立石敬瑭为大 晋皇帝。石敬瑭称臣于辽，尊德光为父，割幽、蓟、云、朔、蔚等十六州给辽，每年向辽供帛30 万匹。

 

　　从此，辽朝境土扩展至河北、山西北部。中原失去了古北、居庸等天险。

 

　　后晋成了辽朝的附庸。这对辽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石敬瑭依辽为后盾，稳定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因此，他对辽太宗奉命唯谨，每有辽使至，必拜受诏敕。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太后、太子、诸王、大臣处也多有馈遗。小不如意，辽便遣使责问，石敬瑭则卑辞逊谢，故终石敬瑭之世，辽晋间少有嫌隙。会同五年（后晋天福七年，942 年），石敬瑭死，侄石重贵立，辽晋关系恶化。

 

　　（二）灭晋之役

 

　　石敬瑭死后，晋群臣在向辽奉表告哀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同平章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主张致书称孙而不称臣；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崧则主张依旧称臣，以避免战事再起。石重贵终从延广议，“朝廷遣使告哀契丹，无表致书，去臣称孙”①。辽大为不满，遣使问故。景延广又口出狂言，激化了辽与晋的矛 盾。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因与延广有隙，暗通辽朝，鼓励辽对晋用兵。赵德钧之子赵延寿更希望借机实现多年的梦想。

 

　　会同六年（后晋天福八年，943 年）十二月，辽太宗至南京，集山后（指太行山北段西北地区）及卢龙兵5 万，命赵延寿等由沧、恒、易、定等州分① 《旧五代史·景延广传》。

 

　　道而进，大军继之。七年正月，辽军攻陷任丘、贝州，围忻、代，东路军前锋已达黄河西岸、北岸，与晋兵相持于澶、魏间。三月，因晋军势尚盛，撤军，留赵延寿守贝州。

 

　　十一月，辽太宗征兵诸道。十二月，再次大举南下。八年正月，连下邢、洺、磁三州，入邺都。晋军与辽军战于漳水南，辽军撤退，石重贵下诏亲征。

 

　　二月，晋诸军会于定州，取泰州（今河北保定）、满城、遂城。辽回军反攻，晋军退守定州。辽军两次出兵均无进展，辽太宗退回南京，整肃军纪，杖责出战不利者。

 

　　九年（晋开运三年，946 年）七月，再征诸道兵。九月，诸军集于南京枣林淀。辽使赵延寿诈降，约晋军接应，将晋军调往河北。十一月，辽军再举，晋北面行营招讨使杜重威军败瀛州。辽军自易、定趋恒州，双方夹滹沱河陈兵对阵。河北辽军“夜则列骑环守，昼则出兵抄掠”，太宗则“自将骑卒夜渡河出其后，攻下栾城，降骑卒数千”，凡获晋民， 皆黥其面为“奉敕不杀”，运夫在道遇见，皆弃车惊走。杜重威等与外界隔绝，探报不通。奉国都指挥使王清率2000 步卒突围，后军不继，清战死。十二月，杜重威以20 万大军降辽，晋军精锐尽失。辽遣晋降将张彦泽与御史大夫解里、监军傅住儿（《辽史》作桂儿）将2000 骑持诏入汴，石重贵奉表降。辽先后三次兴兵，历时三年，终于灭亡后晋，实现了占领黄河流域的宿愿。

 

　　947 年正月，太宗入汴，令石重贵举族北迁，并对群臣说：“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①二月，改国号大辽，年号大同。

 

　　但是，为解决军食，契丹人四出打草谷。太宗又命判三司刘昫筹措钱帛犒军，括借都城和诸州吏民财物，群情骚动。各地吏民多杀辽所任官，太原刘知远也乘机称帝自立，辽未能真正控制中原局势。

 

　　三月，以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留守汴梁。四月，太宗北归，载晋图籍、卤簿、法物等，以晋百官、方技、百工从。辽大军北归后，中原汉官、汉将多投靠刘知远，萧翰与中京留守麻答（耶律拔里得）弃汴梁、镇州，北归草原，辽灭晋所得州县旋复失去。

 

　　三援汉抗周

 

　　大同元年（947 年）二月，后晋北平王刘知远在太原即位，六月改国号汉。天禄五年（九月，穆宗改元应历，后周广顺元年，951 年），后汉天雄军节度使郭威灭汉建周，这是五代的最后一个政权。刘知远从弟刘崇不承认后周，在太原建立北汉。北汉、后周都遣使与辽结好。辽世宗选择了北汉，以“书辞抗礼”为由，留周使姚汉英。六月，遣使册封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北汉成为辽朝在中原的又一个附庸，并得以依辽与后周抗衡。九月，北汉自团柏谷出兵击周，辽世宗率军南下相助，诸部厌战，世宗强行发兵，至新州，为泰宁王察哥所杀。

 

　　辽穆宗继续奉行援汉抗周的政策。十月，北汉出兵与后周争夺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辽彰国军节度使萧禹厥率契丹、奚军5 万入援。此后，仍不断派兵掠夺河北州县，并伺机兴兵南下。应历四年（后周显德元年，954 年），郭威死，北汉乘机大举击周，遣使向辽请兵，辽遣武定① 《资治通鉴·后汉纪一》。

 

　　军节度使、政事令杨衮将万骑至晋阳，配合北汉军自团柏谷趋潞州，与后周激战于高平。由于刘崇轻敌，不使辽军参战，周军拼死力战，北汉大败而归。

 

　　刘崇忧愤成疾，以子承钧监国。五月，崇死，承钧即位，奉表向辽穆宗称男，成为自石敬瑭之后的又一个儿皇帝。受北汉、辽联兵的威胁，后周则不得不把防线南移至胡芦河（今河北深县、冀县间衡漳水）。

 

　　这时，后周意在灭汉，却不愿与契丹发生直接冲突。晋阳之战后，北线退守胡芦河，与辽、北汉相持。军锋则转而南向，同南唐、后蜀争夺淮北和陕南。立国于金陵的南唐希望借助辽朝的力量牵制和削弱中原势力，同辽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晋时，制造事端，暗杀辽使，嫁祸于晋，蓄意离间辽、晋关系。后周时，仍不 断遣使与辽相结，约为兄弟。应历六年、七年，南唐屡遭后周攻击，多次遣使向辽求援。辽朝只重视与南唐的经济往来，对它的军事要求不过虚与周旋而已。当后周致力于淮南时，北汉与辽又联兵乘机南下，夺取潞州，依旧无功而还。八年，后周结束南征，回师北向。次年四月，周世宗亲率大军自沧州沿水路入辽境，辽益津 关、瓦桥关守将和莫州、瀛州刺史举城降，辽关南二州十县地入周。周世宗改瓦桥关为雄州，改益津关为霸州。从此，辽失去了十六州中的瀛、莫二州。

 

　　第二节辽宋对峙

 

　　应历十年（960 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辽宋对峙时期。北宋初年，在审慎分析当时全国形势后，决定暂时放弃北进的军事目标，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对辽采取守势。辽穆宗也无意进取，双方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而当北汉遭到宋军攻击时，必向辽求援，辽也必出 兵相助。正是这种支持，使北汉得以苟延残喘20 年。

 

　　辽景宗保宁六年（宋太祖开宝七年，974 年），辽主动调整与宋的关系，命涿州刺史耶律琮（又作耶律合住）①与宋议和，得到了宋朝的响应。双方开始通好，互派使节，吉凶节日皆有庆吊馈遗，沿边任人互市。九年，宋在镇、易、雄、霸等州置榷务，加强了对互市的管理。但这种和好的局面只维持了五年，当宋朝削平南方割据政权回军北向后，辽宋关系开始恶化， 直至澶渊之盟签定，双方才进入和平交往时期。

 

　　一高粱河之战与燕云之战

 

　　景宗乾亨元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宋灭北汉。七月，宋太宗乘胜率师北征，意欲收复后晋割让与辽的燕云诸州，引起辽宋正面冲突。宋军一路东进，辽易州、涿州守将开门迎降。宋军直抵南京城下，宋太宗驻跸城南，分兵遣将，备御东南，攻击西北。辽五院详稳奚底、统军使萧讨古和乙室王撒合与宋军战于沙河，辽军失利。蓟、顺二州又降。辽南京守军 人数不多，留守韩德让率军民坚守，城垂陷，惕隐耶律休哥和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将五院、六院援军赶到，左右夹击，败宋兵于高粱河。同时宋军发生哗变，太宗仓卒撤军，为辽军追袭，乘驴车逃归。此即高粱河之战，也称围城之役。

 

　　乾亨四年，辽景宗死，圣宗隆绪幼年继位。宋君臣认为：“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正是北伐的绝好时机。

 

　　于是宋太宗决定再次出兵，收复燕云。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 年），宋大举兴兵，三路北伐。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出雄州；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靖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出雁门。并选在辽帝春捺钵的三月出师。辽方初 无戒备，宋东路军曹彬连下歧沟（今河北涿州市西南）、涿州、固安、新城，军声大震。西路潘美兵进寰、朔、云、应等州。中路田重进出飞狐北，俘辽西南面招讨使大鹏翼等，进军飞狐、灵丘、蔚州。辽遣宣徽使蒲领（耶律阿没里）驰援，同时征兵诸路，下诏亲征。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避开宋军兵锋，乘夜以轻骑出两军 间，杀其单弱以胁其余众；昼则以精锐虚张声势，使宋军疲于防御；同时设伏于林中，绝宋粮道。曹彬以粮饷不继，退师雄州。五月，闻中、西两路进展顺利，再回师涿州。所带军粮又尽，而辽亲征军已至，东路军再退。辽军追至歧沟关，宋军大败，溺死于拒马河者不可胜计，弃戈甲若丘陵。西路军撤退时又失大将杨继业。

 

　　① 耶律琮，《辽史·景宗纪上》作“耶律昌术”，本传作“合住”，“昌术”当为“曷术”之误，曷术即合住。

 

　　高粱河和燕云两次大战的胜利，巩固了辽对河北、河东北部的统治。宋朝两次北征失利后，也放弃了武力收复燕云的方针。此后，宋对辽取守势，而辽却不时伺机南下，掠夺宋河北州县，向南扩张境土。当辽圣宗巩固了统治地位以后，又开始大举南下，与宋争夺河北了。

 

　　二澶渊之盟

 

　　统和十七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 年），辽军南下，于瀛州俘宋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十九年，又胜宋军于淤口、益津。二十一年，南京统军使萧挞凛攻入望都，俘宋副部署、殿前都虞侯、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二十二年九月，圣宗、太后萧绰亲率大军南下，攻遂城、望都、祁州、定州、瀛州，下德清，兵临澶州城下，宋廷震动。在宰相寇准的主持下，宋真宗亲 征，双方隔河对阵。辽将萧挞凛出营，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辽军士气受挫。

 

　　王继忠乘间调停，主南北议和。他致书宋真宗，通报辽方有息民止戈之意。

 

　　宋真宗也复书愿息战以安民。于是，议和使者频繁往来。辽要求收回后晋所割关南地，宋则取寸土不让而不惜金帛的方针。经反复谈判，终于以宋方向辽提供助军银帛达成协议，从此双方结束军事对峙状态。

 

　　澶渊之盟规定：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10 万两，绢20 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既为兄弟，吉凶庆吊，生辰节日，便当互派使节，双方经济、文化联系加强。澶渊之盟是在辽、宋都无力完成统一的情况下签定的和平协议，它使双方从互相对峙，转为和平往来，统治者得以巩固各自的统治地位，致力于境内的治理。人民也得以免受战乱之苦，有了从事生产的和平安定环境。此后120 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

 

　　契丹人十分重视与宋朝的友好关系。澶渊之盟后，宋使首次入辽，“所过州县，刺史迎谒，命幕职、县令、父老送于马前，捧卮献酒。民庶以斗焚香迎 引，家置盂勺浆水于门。令接伴使察从人中途所须即供应之。所至民无得鬻衾物受钱，违者全家处斩。行从刍秣之事，皆命人掌之”①。此后，对宋使也非常热情， 每有宋使入辽，辽朝大臣必争相问慰，并一一询问前曾使辽诸人平安与否，令宋使十分感动，回宋后纷纷上言建议宋方也应依例热情对待辽使。辽圣宗恪守信誓，对宋“岁献方物，皆亲阅视，必使美好中意，守约甚坚，未尝稍启边衅”。

 

　　辽兴宗即位后，自视国力强盛，又欲广土扩地，再立新功。于是，在萧惠、刘六符等人的主持下，又欲谋取后周占领的二州十县。

 

　　三关南十县的交涉

 

　　① 《宋会要辑稿·蕃夷一》。

 

　　西夏建国后，连续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延川、宜川、洛川三河汇合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大败宋军，宋朝的军力被牵制在西北。辽君臣认为“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正是取关南十县的大好时机。重熙十年（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 年）十月，宋河北转运司得知辽朝的动向，请调民夫修河北二十一城，又给辽朝遣使出师提供了借口。次年正月，辽朝遣南院宣徽使萧特末（又作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指责宋于河北“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要求宋交还关南十县。同时会兵南京，声言南伐，以武力为谈判后盾。宋朝一面调兵、遣将、买马、修路、治河、屯粮，作军事防御的准备，一面派出谈判使者，并坚持许和亲、岁币而不许割地。

 

　　六月，宋使富弼、张茂实至辽。弼以“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的道理打动辽兴宗，使其接受金帛而放弃军事行动。九月，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再定盟约。辽放弃对关南十县的要求，宋则“别纳金帛之仪，用代赋税之物，每年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 ①，并迫使宋朝将所输银绢名目改为“纳”、“贡”。

 

　　四河东地界之争

 

　　澶渊之盟签定之初，辽宋双方都能谨守条款，少有争执。和平既久，边民或有互相越界耕牧的情况发生，或由边民典卖土地导致边境地界不明。宋朝一边能及时督促地方官员，约束百姓，避免生事。辽朝则对边民侵占边地的行为不加约束。重熙年间（宋康定、庆历年间），因辽边民过境耕种，侵占宋境，宋地方官曾 上奏本朝，请旨定夺，宋仁宗以“和好多年，不欲争竞”，曾与辽朝重新划定朔州一带地界，将朔州原定疆界自六蕃岭南移至黄嵬大山北麓。宋朝的迁就姑息助长了辽边民向南侵占耕地的行为，道宗咸雍年间，仍屡有辽人南向侵耕宋界土地，双方也曾派员再次明确地界。河北有边民违约在界河捕鱼，河东则发生了咸雍、大康年 间的地界之争。

 

　　宋神宗即位后，起用王安石实行新法，以期富国强兵。为了钳制西夏，

 

　　派遣王韶经营熙州（今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西南）、河州（今甘肃临洮）、洮

 

　　州（今甘肃临潭）地区，成功地招抚和征服了这一带的吐蕃部落，增强了宋朝在黄河上游地区的实力，对西夏的西部形成了一定的威胁，也直接影响了辽利用西夏牵制宋的效果。宋夏双方再定誓约，关系也趋于缓和。为了分散宋经略河西的精力，试探宋方的虚实，辽朝以宋边民侵耕辽属土地为借口，挑起了河东地界 的纷争。咸雍十年（宋熙宁七年，1074 年），辽遣林牙萧禧使宋，指责宋朝在“雄州拓展关城”，在应、朔、蔚州辽境一边“营修戍垒”、“存止居民”，要求双方派员“同共检照”。宋神宗许以雄州 “创盖楼子箭窗等，并令拆去”，又先后两次遣使至河东边界与辽方共同勘验地界，都没能解决问题。萧禧违制留居宋境不归，宋神宗忧形于色，以“国家与契丹通 和年深，终不欲以疆场细故有伤欢好大体”①为由，满足了辽的要求。除重熙年间新定地界外，又承认了辽在应州、武州南界侵占的宋边地。熙宁八年（辽大康元年，1075 年）遣知制诰沈括使辽回谢，次年双方再遣使按新定地界重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新分划，九年各开壕立堠置铺，宋又向辽出让了大片领土。辽此次与宋交涉，前后历时三年，不论是谈判还是划界立标，多有故意拖延的情况，其根本目的当不在得地，而在窥探宋方的军事动向，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采取相应措施。

 

　　自澶渊之盟后的多次地界交涉，都是以谈判方式解决的。辽方深知宋迫于西夏的军事压力，不愿与辽重开战局，屡以政治手段向宋方施压，同时以武力解决虚声恫吓，冀以在不破坏盟约的前提下，得到更多的实惠。这一点，不少宋人也看得很清楚，李焘“契丹实固惜盟好，特为虚声以动中国”的认识，是符合实际 的。由于辽朝君臣充分掌握和利用了宋朝的这一弱点，故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第三节辽夏和战

 

　　西夏是党项贵族建立的政权，同宋辽双方都有密切关系。辽朝成功地利用了西夏同宋朝的矛盾与军事冲突，在辽、宋、夏三方角逐中得以坐收渔人之利。

 

　　一册封李继迁，臣服党项割据势力宋朝建立后，割据银、夏诸州的党项贵族曾与之建立联系，受宋册封，并曾帮助宋朝攻击北汉。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党项首领李继捧因不能解决党项贵族间的矛盾冲突，入朝并请留住宋京师，献所辖州县。宋太宗征党项贵族入朝，激起继捧族弟李继迁的不满。继迁率所属逃往夏州东北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组织武装力量，与宋对抗。

 

　　统和二年（宋雍熙元年，984 年），继迁为宋军所败。次年，李继迁组织反攻，占领银州，自称定难军留后。为了增强与宋对抗的实力，李继迁决定依附辽朝。统和四年，李继迁向辽称臣。辽十分重视李继迁的内附，遂授他为

 

　　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

 

　　事。并将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耶律汀封为义成公主许嫁李继迁，赐马3000 匹。八年，辽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李继迁在依附辽朝的同时，并不彻底继绝与宋的交往，或因受到宋的军事压力，或希冀来自宋的经济实惠，随时都会向宋请降。所以辽与夏间也不时发生战争。九年，宋兵致讨，继迁奉表降宋，宋授他银州观察使。当军事压力稍减，继迁又将宋所授敕命转交给辽，连李继捧也附辽接受册封。 不久李继迁又暗中与宋通款，辽朝遣使责问，继迁托以西征，避匿不出，辽遂大掠银州。

 

　　二十二年，李继迁死，子德明立，遣使纳贡，借助辽朝的外援，巩固对本部的统治，辽仍封他为西平王，二十八年再封为夏国王。李德明受册封，使辽得以安抚境内的党项部落。开泰二年（1013 年），辽属部分党项部落叛辽逃往黄河北，其余各部也相继逃离，有的投靠西夏。李德明顾惜与辽朝的臣属关系，拒不接纳。辽朝兴兵讨叛时，又下诏令李德明东击以配合辽军。

 

　　但是，李德明为加强对内统治的需要，对辽、宋取等距离交往的政策，也得到宋朝定难节度使、西平王的册封，并从宋朝得到银、帛、钱各4 万，茶2万斤的岁赐。辽与德明间时有摩擦，他对辽圣宗出兵配合追讨叛逃部落的诏令不予理睬，并阻止吐蕃使者借道西夏通贡于辽。此时，辽宋间已定立盟好，对德明的两属方针辽方并未提出异议。兴宗景福元年（1031 年），又将兴平公主嫁与德明子元昊，封元昊为驸马都尉、夏国公。当年，德明死，元昊立。

 

　　元昊改变其父的作法，采取依辽为援、与宋对抗的方针，同时积极筹划建立独立的政权。

 

　　二西夏政权建立，辽夏关系恶化重熙元年（1032 年），辽册封元昊为夏国王。同时元昊也接受宋的册封，他在父祖两代割据经营的基础上，继续向西与吐蕃争夺河西和青海，向东、南攻打宋朝的麟、府、环、庆诸州。重熙七年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夏。

 

　　元昊遣使以建国告宋，仍请册封，未获应允。宋仁宗下诏削夺元昊官爵，停止互市，募人擒杀元昊，宋夏关系恶化。元昊认为：夏与辽联姻通使多年，宋与辽也有和平协议，宋朝若出兵西夏，辽方定不会坐视。于是他有恃无恐地不断骚扰宋朝边镇。重熙九年，夏军攻下金明寨（今陕西延安西北），围延州（今陕西延 安），在三川口大败宋军，俘宋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和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

 

　　宋朝在讨论对夏的攻守之策时，也充分考虑了辽朝的态度。知延州范雍主攻，认为宋朝久以恩信对待辽朝，可遣一介之使，令其出师相助。如败元昊，则增金帛十万与辽。于是，宋先遣使以出师伐夏相告。

 

　　辽朝的态度却出乎夏宋双方所料，它不倾向任何一方，态度超然。重熙十年，宋兵败于好水川，西夏遣使献宋俘，辽的态度随之明朗了。次年，辽遣使至宋，指责宋朝兴兵伐夏，俨然以西夏的宗主、保护者的身分与宋交涉，以此作为索要关南十县的一个借口，迫使宋每年增加二十万两匹的岁币。

 

　　辽朝既已从宋夏交兵中得到了实惠，又知宋不会对己构成军事威胁，而西夏军事力量增长却于己不利。于是，将防御的重点转向西夏，一方面限制边境吐蕃、党项向西夏卖马，一方面遣使令西夏与宋讲和，又开始对夏行使宗主国的权力和为宋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辽与宋的矛盾冲突缓和而同夏的关系开始紧张。

 

　　（一）河曲之战

 

　　李元昊建立政权的最大障碍来自宋朝，辽对他的自立并未多加干涉，对宋的战争也得到了辽方的默许，甚至怂恿。为了得到辽朝的支持，在政权建立之初，元昊对辽态度还算恭顺，按例朝贡马、驼，战胜献俘，同时也按辽的意志与宋讲和。但随着辽朝态度的转变，李元昊的不满情绪也在与日俱增。

 

　　李元昊与宋议和，尽管有其自身的原因，但辽态度的反复也令他十分不快，因而时出怨言。重熙十二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 年）七月，夏遣使向辽上表，再请伐宋，辽仍不从，元昊当然失望。于是，他开始争取辽属党项部落。

 

　　十三年，辽属夹山党项岱儿族（呆儿族）人叛辽附夏，被元昊收容。既而辽山西部族节度使屈烈又以五部叛入西夏，辽西南面招讨都监罗汉奴发所部兵往讨，元昊又出兵接应屈列，辽军失利。辽朝责令放还叛部，元昊非但不遣，反而自称西朝，称辽为北边，摆出分庭抗礼的姿态。辽兴宗遂下诏征诸道兵以讨元昊，并 拘留和责罚夏使。七月，遣使以伐夏告宋，书称“元昊负中国当诛，故遣林牙耶律祥问罪，而元昊顽犷不悛，载念前约，深以为愧。

 

　　今议将兵临战，或元昊乞称臣，幸勿亟许”①，作出为宋兴兵以伐不臣的姿态，实则担心宋趁辽夏交兵与元昊修好。九月，大军会于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和北院枢密使萧惠为先锋，举兵西征。

 

　　西夏不愿与辽战，辽军既出，元昊立即上表谢罪，同时遣使贡方物，表示愿归还所收容的党项部落。元昊亲率所纳党项，送往辽军。北院枢密副使萧革责备他纳叛背盟，元昊伏罪，遂赐酒遣还，许以自新。但辽君臣认为“大军既集，宜加讨伐”，于是诸军继进。辽军三路渡河，兴宗入夏境四百里不见夏军迎战，遂军 于河曲得胜寺。北路萧惠与元昊战于贺兰山北，接连获胜，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辽军兵数益多，元昊请降，不许。夏军连续三次退却，每退，必纵火烧草，使辽军马无所食。待辽师老兵疲，夏军组织反攻，时“大 风忽起，飞沙迷目，军乱，夏人乘之，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①。北路军既败，元昊又回师至河曲击南路，驸马都尉萧胡笃被俘，“兴宗从数骑走，元昊纵其去” ②。夏乘胜请和，归还所俘，称臣纳贡如故。

 

　　但是，辽兴宗深以河曲之败为憾，必寻找时机以图报复。不久，双方再次交兵。

 

　　（二）贺兰山之战

 

　　重熙十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 年），元昊死，不满周岁的儿子李谅祚即位，辽兴宗终于得到了报仇雪耻的机会。

 

　　次年（夏延嗣宁国元年，1049 年）正月，辽拘留西夏贺正使，停谅祚封册。同时遣使宋朝，以伐夏相告，宋则照例献赆礼。七月，以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为北道行军都统，兴宗自统中路，再次兴兵伐夏。萧惠自河南进，认为夏军主力必直取中路迎击兴宗，故不设备，所率“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既入敌境，侦候不远，铠甲载于车，军士不得乘马”。不意夏军突至，辽军猝不及防，兵将不及被甲，仓皇逃走，死伤惨重。北路进至贺兰山，俘元昊妻和西夏官僚家属，小胜夏军。

 

　　十九年（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 年）三月，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败夏军于三角川。兴宗又诏西南面招讨使萧普奴等帅师伐夏，“不与敌遇，纵军俘掠而还”。夏人连续遣使要求依旧称藩，贡献马、 驼、牛、羊等物。辽终于可以向宋夸示胜利了，遣使向宋赠送战利品。二十三年（夏福圣承道二年，1054 年），辽、夏和议成。

 

　　辽虽然两次伐夏均以先胜后败或小胜大败告终，但它毕竟有较强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西夏难于与之持久抗争。河曲之战时，宋与夏正在议和。宋朝一方面致书西夏，称“当顺契丹如故，然后许汝归款”；一方面向辽送去赆礼，并称“已诏元昊，如能委谢辕门，即听内附，若犹固拒，当为加伐”。但私下却筹划 “速行封册，使元昊得以专力东向，与契丹争锋”，希望辽夏“自相杀伐，两有所损”①。于是1044 年（辽重熙十三年，宋庆历四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封元昊为夏国主，宋、夏和议成。通过宋夏、辽夏和议的签定，夏成为辽、宋双方的臣属。它无力取得与辽、宋平等的地位，不能不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但是，西夏不敢轻易对辽动武，却不断袭扰宋朝边境，这就使辽得以坐制宋、夏两方。辽朝既不能以武力征服西 夏，又重视与宋朝的和好，还可以利用宋、夏矛盾从中渔利。所以，尽管在对夏战争中两次失利，却是三方中得利最多者。这一结局客观上对巩固辽夏、辽宋、宋夏的既定关系都有好处，也稳定了辽、宋、夏鼎立的局面。

 

　　三辽夏宗藩关系稳定发展

 

　　① 《辽史·萧惠传》。

 

　　② 《宋史·夏国上》。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1.经受辽朝两次军事打击后的西夏，实力已大不如前。自辽兴宗与夏毅宗重定和议后，“夏国事之极为恭顺”，辽夏宗藩关系稳定发 展，夏对辽的依赖增强。为了加强同辽朝的关系，西夏除定期朝贡和遣使庆吊外，还迎合辽朝君臣笃信佛教的需要，多次遣使献回鹘僧、金佛和佛经。辽朝也得以再次利用西夏牵制宋朝。同时向西南发展势力，与吐蕃董毡部落和亲，借以牵制夏、宋。

 

　　西夏有辽朝为后盾，得到辽的默许、怂恿甚至支持，得以有恃无恐地骚扰宋朝边境，宋夏间的和平局面维持不到20 年。1067 年（辽咸雍三年，宋治平四年，夏拱化五年），宋神宗即位，七月，知青涧城种谔突袭西夏，收回绥州，宋、夏战事再起。宋神宗采纳王韶“欲取西夏，当先复河、 湟”①的建议，一方面与夏议和，一方面致力于河、陇，同西夏、辽争夺吐蕃部落。

 

　　宋以王韶兼管勾秦凤路缘边安抚司，负责招纳蕃部、市易、营田等事。王韶

 

　　先后取熙、河、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肃迭部）、

 

　　宕（今甘肃宕昌）等州，降抚吐蕃俞龙珂（包顺）、瞎药（包约）、瞎吴叱（赵绍忠）、巴毡角（赵醇忠）等部，加强了宋在甘肃一带的实力，对西夏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辽朝挑起的地界之争无疑牵制了宋朝的战略部署，宋朝也终因辽朝之故，不敢轻易加兵于夏。

 

　　1081 年（辽大康七年，宋元丰四年，夏大安七年），夏惠宗秉常为其母所囚，宋大举伐夏，期在荡平。夏求救于辽，辽朝国内政局不稳，未能派兵助战，只在宋军兵败撤军后，令涿州致书于宋问兴兵之由。

 

　　此后，夏屡受宋朝攻击，银、夏、宥诸州曾一度为宋军攻陷。夏多次向辽求援。此时辽境内也爆发了阻卜诸部的反抗斗争，自顾不暇，只好连续遣使至宋为夏人请和，同时要求西夏配合讨伐拔思母等反叛部落。

 

　　此时，辽、夏国力都已大不如前，宋朝实行变法后实力却有所增强，宋徽宗在王韶经营熙河的基础上，继续招抚西蕃部落，加强了对西夏的军事压力，夏崇宗李乾顺多次遣使向辽求援，为了表示恭顺，密切与辽的关系，还不断恳请尚主，自大安八年至乾统五年（夏天祐民安三年至贞观五年，1092—1105 年），夏求援使者不绝于途。天祚即位后，辽朝既不能向夏提供军事援助，只好利用祖宗的影响，遣使为夏请和，并于乾统五年将族女南仙封为义成公主，嫁与乾 顺，以巩固辽夏关系。宋朝一贯认为，要解除辽的威胁，必须先制服西夏。当辽、夏均已衰弱之际，宋朝的态度却强硬起来。乾统六年，辽遣参知政事牛温舒为夏请和，宋朝虽许和，却绝不归还所攻占的西夏土地，辽朝也无能为力。

 

　　由于辽朝的支持和调停，李乾顺得以维持其统治。尽管辽朝的统治也已朝不保夕，辽夏关系却依然密切。天祚在金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走投无路时，李乾顺还曾派兵援助，并遣使请天祚到西夏避难。天祚被金军逼往夹山，也正是在逃往西夏的途中被金军俘获的。

 

　　① 《宋史·王韶传》。

 

　　第六章辽朝的文化与契丹人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辽朝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辽朝的创建者耶律阿保机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通晓汉语，也吸收了一部分幽蓟地区的上层人物参与国家治理，积极借鉴中原封建政权的统治经验，吸收汉地的封建文化，同时也重视继承和发展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胡汉分治相适应，辽朝的文化也表现出了游

 

　　牧文化与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特

 

　　点。境内契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草原牧业文化特点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它促进了契丹民族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一语言文字

 

　　契丹语为与乌桓、鲜卑一脉相承的东胡语的一个分支，属阿尔泰语系。

 

　　与古蒙古语同源，关系密切，某些契丹语词汇与古蒙古语相同或相近。

 

　　辽建国前，契丹无文字。神册五年（920 年），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文字。他们在汉人的协助下，以汉字隶书减少笔划，或直接借用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即所谓“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①。

 

　　契丹大字笔画较汉字为简，但字数仍有3000 之多，不便掌握。并且用以记录多音节词汇较多、语法中有粘着词尾的契丹语时，效果也不理想。后来，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对大字加以改造，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拼音方法受了回鹘字的启发和汉字反切注音的影响，有300 多个表音符号，称原字。将若干原字拼在一起以记录契丹语，“数少而该贯”①，使用起来比大字更为方便。

 

　　契丹小字的研究，现在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内外学者已释出语词四百余条，构拟出一百多个原字的音值。②辽朝境内，契丹语和汉语都是官方和民间的 通用语言。两种契丹字和汉字也同样被官民使用并在境内外通行。契丹字创制后，用于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同时也用契丹字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和文学、史学、医学著作。萧韩家奴曾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耶律倍译《阴符经》，耶律庶成译方脉书。耶律庶箴还曾用契丹大字记录建国 初诸部乡里之名，附于大字篇末。寺公大师著有《醉义歌》。今天所能见到

 

　　的契丹字多为墓志铭文、碑文和铜镜、玉盘、鱼符、印章、铜币及银币的边

 

　　款铭文等。

 

　　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经验，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层人物多仰慕汉文化，很多人有较①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① 《辽史·皇子表》。

 

　　② 参见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高的汉文化修养，汉人上层也多通晓契丹语，连出使辽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语作诗，对沟通契丹人与汉人的思想感情，加强辽宋间的兄弟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辽兴宗时，宋使余靖用契丹语作诗①，深受契丹人喜爱，兴宗十分高兴，亲自为之劝酒。

 

　　二文学艺术

 

　　契丹人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的技巧，他们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评论事物和品评人物。如用“空车走峻坂”形容人说话随便，不加收检；用“着靴行旷野 射鸨”评论人说话言不及意；用连毡裘上附着的苍耳子都要收取来比喻人之贪婪。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著帐郎君子弟。

 

　　辽圣宗十岁能诗，一生作诗五百余首，常出题目诏宰相以下赋诗，并一一审阅。兴宗也善为诗文，他不但与诗友唱和，还亲自出题，以诗赋试进士于廷。重熙十九年（1050 年），宋使赵概至辽，兴宗于席上请概赋《信誓如山河诗》。诗成，他亲自以玉杯斟酒劝概饮，并命近臣刘六符将诗写于折扇上，自置袖中珍藏。

 

　　在辽朝诸帝中，道宗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

 

　　有《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②有诗文集《清宁集》。

 

　　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耶律资宗、耶律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资宗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道宗皇后萧观音《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天祚文妃的讽谏歌，太师适鲁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时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们的文学修养，而且表达了她们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诗文中每引前代帝王行事为典，更体现了她们的经学、史学造诣。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阆苑 集》，枢密使萧孝穆有《宝老集》，北女直详稳萧柳有《岁寒集》，萧韩家奴有《六义集》，敦睦宫使耶律良有《庆会集》等诗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诗》，耶律韩留有《述怀诗》等，惜皆不传，现已无从知道他们是用哪种语言文字创作的。辽朝境内的汉人如杨佶、李瀚等也分别有诗文集《登瀛集》、《丁年集》。流传至今 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系用契丹语创作，有金人耶律履的译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失传。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辽人颇喜宋人的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①有的诗文集，在宋朝① 诗称：“夜筵没罗（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斡勒（厚重也），微臣雅鲁（拜舞也）祝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参见[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39. [宋]刘攽《山中诗话》，《契丹国志》所记与此不尽相同，“没逻”或作“设罢”、“设摆”：“斡勒”或作“干勤”、“感勤”：“雅鲁”作“稚鲁”。

 

　　②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① [宋]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记载：“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等初至燕境内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①。

 

　　三史学

 

　　辽朝继承了中原王朝的修史传统，设置国史院和史官，编撰《起居注》、《日历》和《实录》。

 

　　太祖时曾命耶律鲁不古监修国史。圣宗时，随着各种制度和机构的健全、完善，又任命了起居注和日历官，记载皇帝言行、群臣章奏和国家大事，修史制度也日益完备。统和九年（991 年）监修国史室昉和邢抱朴合撰《统和实录》20 卷，记载了太祖至景宗五朝史事。兴宗时，又命前南院大王耶律古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与翰林萧韩家奴等编辑上世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

 

　　谷欲等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20 卷，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又作《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或《先朝事迹》。道宗大康年间，耶律孟简上表请修国史，并编耶律曷鲁、耶律屋质和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复命置局编修。乾统三年（1103 年），又命监修国史耶律俨（李俨）纂修太祖诸帝实录。俨撰成70 卷以进，称《皇朝实录》，成为后来金元编修《辽史》的重要依据。私人著述有《礼书》、《契丹官仪》、《辽朝杂礼》、《契丹会要》、《大辽登科记》、《七贤传》、《契丹地理图》等。此外，辽朝也重视收集前朝史书，翻译、颁行了《史记》、《汉书》、《五代史》等。

 

　　圣宗常阅读《唐实录》、诸帝纪和《贞观政要》，颇慕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太宗的为人行事，称他们是“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

 

　　辽代私家著述传世极少。道宗时王鼎所撰的《焚椒录》是现存的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私人著述。它记录了道宗宣懿皇后被诬陷的始末，并保留了她的部分诗文。

 

　　四儒学与宗教

 

　　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他们所尊的天神和地祇的形象是骑白马的男子和驾青牛的女子；他们把黑山看成是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地；木

 

　　叶山（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附近的白音他拉）是传说中契丹始祖奇

 

　　首可汗的发祥地。这些都与契丹人的起源、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契丹人对它们极其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狩猎曾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狩猎前也祭麃鹿神，祈求多获。这种多神信仰形成了契丹人生活中的若干禁忌和习俗。

 

　　辽政权建立前，佛教已经传入。902 年，在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传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郑颛押宴，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辙，闻常服茯苓，欲乞其方。盖臣辙尝作《服茯 苓赋》，必此赋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露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

 

　　① 《玉壶清话》，《宋史·魏野传》。

 

　　入契丹的标志。神册三年（918 年），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天显元年（926 年）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 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 海山（郎思孝）被授予荣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道宗授予惠聚寺僧法均（法钧）崇禄大夫、守司空，奉福寺僧非浊崇禄大夫、检校太尉等。僧人有的甚至与皇帝诗文唱合或被赐与御制诗篇。海山与兴宗关系甚好，“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以师不肯作诗，以诗挑之”①。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行高峰顶松千尺，戒 净天心月一轮。”①统治者的信仰与提倡，使佛教在辽朝境内发展更快，道宗时甚至出现“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视发三千”的情况。

 

　　随着佛教的传播，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1068 年），校勘雕印佛经579 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的较好版本。1974 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内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12 卷，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是圣宗时雕印的，可见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的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经着手进行了。

 

　　辽朝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建国初，阿保机将择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②于是神册三年，建孔子庙于上京，次年阿保机亲谒祭祀。契丹上层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连作述时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③。金元之际杰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怀古一百韵》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辽家尊汉制，孔 教祖宣尼”这一历史事实。

 

　　仕辽的汉官利用一切机会向契丹统治者介绍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统治

 

　　经验，对契丹上层接受儒家思想也起了推动作用。辽圣宗继位之初，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进《尚书·无逸》篇，太后“闻而嘉奖”。侍读学士马得臣录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进与圣宗，又上书谏止频繁击鞠，皆得到圣宗的赞许。兴宗时枢密使马保忠见皇帝“溺于浮屠”，“朝政不纲”，尝从容进谏，他说：“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① 兴宗诗：“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海山和诗：“为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来批 见过深。天子天才已善吟，那堪二相更同心，直饶万国犹难敌，一智宁当三智深。”二相指杜防、刘六符。

 

　　① [辽]王鼎《法均大师遗行碑铭》，碑立于今北京戒坛寺。

 

　　② 《辽史·宗室·义宗倍》。

 

　　③ 《辽史·烈女·耶律氏》。

 

　　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①。道宗对儒家经典更是“神领心解”，侍读官进讲时，讲至“夷狄之有君”，不敢加以解释。道宗却说： “先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②可见他不但学习和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同时 也满怀自信。自圣宗至道宗，都注意学习和吸收儒家经典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内容，并用修订法令和制定礼仪的方式加以贯彻、执行，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契丹上层崇佛、尊儒，但对佛、儒的态度并不相同。佛教是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而儒术却是他们治国的主导思想和统治者极力提倡的行为标准。

 

　　随着佛教的传播，语言文字学也得到了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按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的体例，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的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10 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的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

 

　　燕京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善于音韵，闲于字书”，撰成字书《龙龛手镜》4 卷，收字约26430 个，注用字约163170 个，总约189610 字，立424 部首，部首字及部内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在《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并广收当时所用异体、俗体、简体字。书成后传入宋朝，并雕版发行，改名《龙龛手鉴》。此书编纂的目的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释义一般都很简单，用例多引佛经。此书对研究宋以前异体字、简体字 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如上京有天长观，中京有通天观，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观。某些契丹上层和契丹部民也信仰道教。

 

　　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①，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又别 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②。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辽圣宗曾予道士冯若谷加官太子中允。

 

　　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蝉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圣宗时于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某些契丹墓葬

 

　　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中得到印证。

 

　　五绘画与雕塑

 

　　契丹人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辽朝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东丹王耶律倍和著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所画多入宋内府，被誉为“神品”。他们多以契丹人生活为创作题材，耶律倍“多① 《契丹国志·马保忠》。

 

　　② 《契丹国志·道宗天福皇帝》。

 

　　① 《契丹国志·圣宗天辅皇帝》。

 

　　② 《契丹国志·诸王传·齐国王隆裕》。

 

　　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国衣冠”①。他画的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⑤。

 

　　他的作品工甚精微，甚为五代人所喜，自梁、唐及晋初，北边防戍及榷易商人有的曾得到东丹王画品，京师人争相购买。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射骑图》和流传到美国的《人骑图》、《射鹿图》。胡瑰也“善画蕃马，骨格体状富于精神。其于穹庐部落、帐幕旗旆、弧矢鞍鞯，或随水草放牧，或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②。胡瑰画契丹人马“用狼毫制笔，疏渲鬃尾，细密有力。至于穹庐什 物，各尽其妙”③。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卓歇图》，流传到海外的《出猎图》、《回猎图》，也有人列为他的画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学有父 风”，宋内府收藏他的画品44 幅，与其父的画品“殆未可分真膺也”。④辽兴宗“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飞白书答之”⑥。

 

　　此外，契丹人耶律璟履（耶律防）、耶律题子、萧幹、秦晋国妃萧氏，汉人陈升、常思言、吴九州等也皆以善画称。

 

　　外戚萧幹，尤善丹青。“慕唐裴宽、边鸾之迹，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购求。凡遇名迹，不惜重价。装潢即就而后，携归本国，建小楼以贮之。风日晴和，焚香展卷，临摹所至，咸有法则”⑦。

 

　　秦晋国妃萧氏，萧排押女，母为圣宗妹长寿女。她“雅好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自为书画。①汉人陈升，圣宗时为翰林待诏，曾奉诏画《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五鸾殿。

 

　　燕人吴九州，“善画鹿，穷尽蕃鹿之态”②。燕京布衣常思言，“善画山水林木，求之者甚众”。思言淡于名利，凡求画者与其志趣相投者则可得，既不可以利诱，复不可以势动。③除上述见于记载的画家外，辽代还有大量湮没无闻的丹青手。一些保存至今的辽代所建寺庙、塔刹和辽墓出土的画幅、壁画，同样反映了辽代的绘画水平和技巧。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彩画，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珍藏的挂幅《神农采药图》、《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立轴《药师琉璃光佛说法 图》、《炽盛光九曜图》。这些画品无作者名款，却同样反映辽代不同时期的绘画水平。

 

　　近年发掘的辽代墓葬中，也出土了一些卷轴画和大量壁画，大大地丰富了传世辽代绘画的内容。1974 年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了两轴绢本辽画，① 《宣和画谱》卷8.⑤ 《宣和画谱》卷8.② [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

 

　　③ [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

 

　　④ [元]汤垕《画鉴》。

 

　　⑥ 《契丹国志》卷8.⑦ [清]王毓贤《绘事备考》。

 

　　① 《全辽文》卷8，《秦晋国妃墓志铭》。

 

　　② 《辽史拾遗》卷21.③ [宋]郭若虚《图画闻见志》，《四部丛刊续编·子部》。

 

　　一为山水画《山弈候约图》（《山水楼阁图》），一为花鸟画《竹雀双兔图》。

 

　　前者熔唐、五代和宋初的表现手法于一炉，比较成熟，后者构图上取对称形式，装饰气味尚未洗净，当出自契丹画师之手。

 

　　今天所能见到的辽代绘画作品，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当属辽墓中保存的大量壁画，有的艺术水平相当高。

 

　　早期被毁的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墓内和墓道两侧均绘有丰富的彩画，有

 

　　建筑装饰、人物像、四季山水和牡丹、卷草、飞凤、双龙、彩蝶、祥云等饰

 

　　纹。其中有人物71 个，大小略与真人相等，包括蕃汉官僚、侍卫和奴仆。中室四壁所绘《四季山水图》，分春、夏、秋、冬四幅，描绘了北方草原的四季风光，以象征皇帝四时捺钵之义。景色与庆陵所在的山林景色相近，当是写实之作。艺术形制虽显生拙幼稚，内容却生动活泼，富有草原生活气息。

 

　　近年来，辽代壁画墓已发现了数十处，壁画内容有草原风光、蕃汉人物、飞禽走兽、祥云花草、穹庐车帐等，真实记录辽朝社会情况，为研究契丹人

 

　　的冠服、发式、车帐穹庐形制、生产生活状况、蕃汉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腐化

 

　　生活和辽代社会习俗提供了真实的形象资料。库伦辽墓壁画《出行图》、《归来图》即描绘了契丹贵族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也记录了契丹人“随阳迁徙”

 

　　的具体情况。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辽墓石棺画《契丹放牧图》、《游牧生活住地小景》、《备马图》，敖汉旗康营子辽墓的《仪卫图》、《奉侍图》，翁牛特旗山嘴子辽墓的《引马图》、《奏乐图》，奈曼旗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的《侍从牵马图》，解放营子辽墓的《侍女图》、《宴饮图》、《毡车出行图》，河北宣 化韩师训墓壁画《出行图》、《备装图》、《散乐图》、《饮酒听曲图》以及张世卿墓的《散乐图》、《备经图》等，有的描绘契丹人牧业生产生活情景，有的描绘墓主人的奢华。画面色彩鲜艳，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既是研究辽代绘画的重要实物，也是研究辽代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的重要资料。

 

　　辽朝的雕刻艺术有其自身特色。作品以宣扬佛教信仰为多，有石雕和砖雕，保存至今的有几座石窟寺、几座石雕造像和大量墓葬石刻。

 

　　真寂寺石窟（后召庙石窟，在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南约20 公里）、开化寺石窟（前召庙石窟，在后召庙东大山南坡）、灵峰院千佛洞石窟（在赤峰市西南约30 公里）和大同云冈石窟都有辽代雕刻的佛像。其中真寂寺中窟的圆雕佛涅槃像和悲恸涕泣的佛弟子，造形浑厚，比例适当，堪称佳作。北窟后室的浮雕像为全寺造形之最优美者，富有地方特色，也是不可多得的辽代雕刻作品。

 

　　据《辽史》记载，南京延芳淀、东京道乾州、上京五鸾殿都曾安放辽景宗石像，惜今已不存。20 世纪初至今相继发现的辽代石雕像，有上京城内观音菩萨立像，中京辽太祖立像、辽景宗坐像，兴中府天庆寺玉石观音像和西京遗存的一些石雕造像。玉石观音像用汉白玉雕成，体形高大，镌刻精致，上承北齐以来佛家造像风格，又有辽代特有的艺术特征。大同市西郊佛字湾观音堂保存着一组辽朝石刻群像，其中的观音菩萨立 像神态端庄，镌刻工丽，是辽代圆雕高大完美的石造像之一。其两侧的胁侍和稍前的八大明王像，神情生动，姿态各异，其中一作契丹装束，更是少见。大同市拒墙堡西南辽南堂寺遗址尚存有释迦佛坐像和文殊、普贤、弟子、侍女、狮、象等石雕残像。

 

　　此外，辽代的墓葬石刻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石棺、墓志、墓壁石刻、部分画像砖和墓前神道碑、石人、石兽等。

 

　　墓前石雕发现的有耶律琮墓神道两侧石雕一组，有文官、武吏、石羊、石虎。“文官头带幞头，身着右衽肥袖长袍，腰系大带，拱手恭立；武吏头戴兜 鍪，身着紧袖铠甲，足登长靴，双手按剑，神情严肃。石羊盘角昂首，曲膝而卧，石虎则作蹲坐式，前腿竖立，翘首远视。全组石雕风格古朴。”①

 

　　墓中出土石雕像还有出自辽宁法库萧袍鲁墓的男性头像和朝阳孙家湾辽墓的

 

　　男女侍俑、石伏听等。男性头像头带冠巾，方颐高鼻，颧骨隆起，细眉大眼，口微张，神态自然，似带微笑，富有写实色彩，形象栩栩如生，当为墓主人萧袍鲁的头像。墓室内石雕多以主人车马出行、狩猎、宴饮、歌舞、民间故事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题材，用浮雕、半圆雕、剔地平钑、阴阳线刻等技法 进行创作。

 

　　辽宁地区发现的几口石棺多刻四神图案，如朝阳耶律延宁墓、前窗户村辽墓、商家沟赵为干墓，北票水泉辽墓，叶茂台辽墓等。前窗户村辽墓石棺别致，雕工精细。①叶茂台辽墓石棺是目前发现雕刻最好的石棺，无论从造型、图案布局，还是从执刀刻法、雕造风格上看，都可说是最严整的作品。

 

　　草原地区的辽墓石棺，在雕刻内容和技巧上与辽宁地区有所不同，如阿鲁科尔沁旗北部发现的石棺，主要刻划牲畜和车帐，每板构图一或二幅，每幅所刻牛、羊、马、骆驼的数目不等，或一只，或一双。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游牧生活的实质。这种不均衡、不规则的画面构图，反映了当时当地民间雕刻艺匠无拘无束的 创作态度；也说明其创作时间较早，受区外影响尚少。

 

　　墓壁雕刻多以故事画和饮宴图为主，有的则雕刻家畜和野兽。这类画像石墓在辽东京道所属的辽阳、鞍山、锦西等地发现较多。

 

　　辽代宫廷雕刻艺术以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15 方辽朝帝后哀册为代表。其中辽圣宗哀册最为精美，“册盖四斜面中间刻四神，围绕以云纹、卷草纹、宝相纹、牡丹花纹。纹络繁华富丽而有规范，雕刻精细，于柔韧中富有刚劲之气”②。而圣宗两皇后、兴宗皇后和道宗及其皇后的哀册篆盖上又皆刻有双龙纹，且构图多样，形象生动，雕刻精细，均属上乘之作。

 

　　此外，辽朝还有大量的石经幢和石浮图。石经幢除刻佛经经文、真言咒语或佛、菩萨造像外，也刻佛传故事。这类以修功德、消灾祸、报恩祈福、立传扬名为目的的经幢数量很多，其造型风格独特、雕刻技艺精湛。原立于河北涿州的多宝千佛陀罗尼石幢是一座稀有的辽刻艺术精品，现藏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保存 至今的辽代石浮图有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塔，塔身刻《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叙述辽刻石经始末甚详，极为珍贵。

 

　　其须弥座八面石刻尤为精美，雕刻精湛，图像逼真生动，各具特征，明显地体现了受外来雕刻艺术的影响。

 

　　辽代的石雕艺术在继承契丹人固有文化和中原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佛教文化，“把三者融会、消化，故能冲破宗教艺术的牢笼，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民族艺术成品，充溢着写实的生活气息”①。

 

　　石雕之外，辽朝尚有砖雕和泥塑作品传世。辽宁朝阳北塔有砖雕力士、侍者、狮、虎、莲花等图案和密宗五方如来坐佛各一尊，有五象、双马、五① 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辽海文物学刊》1992 年第2 期。

 

　　① 参见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 年第12 期。

 

　　② 《辽朝的石雕艺术》。

 

　　① 《辽朝的石雕艺术》。

 

　　孔雀、五金翅鸟（迦楼罗）生灵座，佛两侧有胁侍菩萨、飞天、宝盖、八大灵塔及塔名，雕刻生动，技艺精湛，是辽塔砖雕艺术的杰作。②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中耸立的辽代观世音菩萨是我国最大的泥塑像之

 

　　一。它通高16 米，立于须弥座上，面带微笑，头顶上还有10 个小头像，也称“十一面观音像”。像旁另有两座小型的侍立菩萨。

 

　　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佛坛上完整地保存着31尊辽代泥塑菩萨

 

　　像，有的盘膝趺坐，有的站立，或合掌，或扬手，体态各异。其中合掌胁侍菩萨，体态丰盈，衣饰飘带流畅、自然，为辽塑中的精品。③

 

　　辽宁义县奉国寺辽代所建大雄宝殿内现存有迦叶、拘留孙、尸弃、毗婆

 

　　尸、毗舍浮、拘那含牟尼、释迦牟尼等七尊佛像，高大庄严，神态慈祥。每尊佛像两侧各塑胁侍菩萨一尊，或仰面，或俯首，或斜视，或平视，姿态各异，栩栩如生。①

 

　　六医学与天文学

 

　　辽朝的医学吸收了中原汉医、汉药的成就，也有本身的特色，境内不乏医术精湛者。东丹王耶律倍“精医药、砭焫之术”，曾译《阴符经》。耶律迭里特“视人疾，若隔纱睹物，莫不悉见”。耶律敌鲁“察形色即知病原”。

 

　　吐谷浑人直鲁古擅长针灸，曾撰《脉诀》、《针灸书》。兴宗时耶律庶成译方脉书，契丹人更学会了切脉审药。北方寒冷，契丹人积累了治疗冻伤的经验，有治疗冻伤的特效药。贵族用成药，辽道宗曾亲自命人为宋使涂此药预防冻疮。此药涂于患处，其热如火，疗效甚佳。普通牧民用狐尿调药医治冻伤也很有效。 另有止疼药，含乳香、没药、地龙、禾鳖子等成分，可使“受杖者失痛觉”，故名“鬼代丹”。

 

　　辽朝有司天监，掌管天文历法。史载“大同元年，太宗皇帝自晋汴京收百司僚属伎术历象，迁于中京，辽始有历”。②穆宗时司天所进乙未元历，当是太宗灭晋所得者。圣宗统和十二年，改用大明历，此历为可汗州刺史贾俊所进，并颁行至高丽。

 

　　辽墓中绘制的天文图反映了辽代天文学的成就。1974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发现了葬于天庆六年的右班殿直张世卿墓，后室穹窿顶部绘有一幅彩绘星图，穹顶中央悬一铜镜，镜周绘重瓣莲花，莲花周围绘二十八宿，外层绘黄道十二宫。1989 年，在这座墓附近又发现了一座辽墓，墓室穹窿顶上同样绘有一幅彩绘星图，与前者大同小异。穹顶中央也悬有铜镜，绘有莲花，莲花外绘黄道十二宫，外层绘二十八宿。星图外轮绘一周十二生肖像，生肖像皆作人形，身着长袍，双手持笏，每人头上各冠一相。这两幅星图，既有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又有巴比伦的黄道十二 宫，表明辽代即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的天文知识。这是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这类星图，对研究我国天文史和辽代天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② 张剑波、王晶辰、董高《朝阳北塔的结构勘察与修建历史》，《文物》1992 年第7 期。

 

　　③ 员海瑞、唐云俊《华严寺》，《文物》1982 年第9 期。

 

　　① 杜仙洲《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调查报告》，《文物》1961 年第2 期。

 

　　② 《辽史·历象志》。

 

　　宣化辽墓的星图，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用中国传统对其加以改造，如将双子宫的西方二男童改为二男立像和坐像；室女宫的西方丰收女神改为二女立像和坐像；同时女神变成了女仆，裸体改为依中国礼俗着装；人马宫半人半马的射手变成了人牵马；摩羯宫的鱼尾山羊变成了大鱼。它“既显示了中国传统星象的主流形态，也显示了诸家对星象的利用和再加工（改造）：有佛教的象征手法（例如室顶莲花和宝镜）；也有儒家的道德观念形态（如黄道十二宫人物的服式，以及 让西方的裸像全都穿上了衣服等）。它是科学与文化的形态表现，也反映着当时政治与文化的混合局面，是很具代表性和时代特色的”①。

 

　　① 伊世同《河北宣化辽金墓天文图简析》，《文物》1990 年第10 期；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

 

　　第二节辽代契丹人的社会生活

 

　　一婚姻、姓氏、家族、部落

 

　　早期契丹人经历过族外婚制，即一个部落分成互相通婚的两个氏族或两个半边（胞族）。随着社会的发展，外族的加入，部落的重建等等，严格的族外婚制遭到了破坏。但氏族部落时期婚姻习俗的残余却保留了很久很久。

 

　　受这种传统的影响，契丹人始终奉行着同姓不婚的原则，即所谓“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姑舅表亲的婚姻比较普遍，并且不受行辈的限制，辽初还有“姊亡妹续之法”。就现存的文献和发现的志石文字考察，契丹人早婚较为普遍，女子十三四岁结婚者不在少数，有的夫妇年龄相差悬殊。

 

　　婚姻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在辽统治集团中反映为皇族与后族结成了比较牢固的婚姻集团。耶律阿保机在变家为国的政治活动中，得到妻族述律氏的有力支持，同时述律家族也就成为辽朝统治集团中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述律、拔里、乙室己三族都是与皇族耶律氏互通婚姻的家族，太宗天显元年（926年），合述 律、拔里二帐为国舅司。世宗时，将其母所从出之族尊为国舅，此当即国舅别部。圣宗开泰三年（1014 年），又并拔里、乙室己二司为一帐，设大国舅司管理两族事物。二国舅族世与皇族通婚姻，成为辽朝仅次于宗室的贵族。为了将权力集中在势家大族手中，圣宗时明令禁止横帐三父房与卑小族帐结婚。

 

　　后族这种女为后、男尚主的特殊地位和它所反映的婚姻形态，既有早期婚姻习俗的影响，又是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它不可能完全如实地反映契丹人的婚姻状态。但普通部民却仍然遵循着同姓不婚的原则，这一点可从契丹人的姓氏得到证明。早期，“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机变家为国之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①。世里，汉译又作“耶律”，为阿保机家族姓氏。其余诸族帐也各以所居地名为别。契丹大字创制之初，曾用以记录诸部乡里之名，著为一篇，这当是契丹诸部贵族的姓氏谱。阿保机建国后，从巩固统治的目的出发，又人为地制定了契丹人的姓氏。大 贺、遥辇、世里三族世为契丹人的部落贵族，为了笼络和迁就他们，壮大自己的实力，巩固辽国的统治，阿保机将大贺、遥辇和皇族世里定为同姓，这就是“三耶 律”。于是这三大家族的后人便全都以耶律为姓。而与他们通婚的家族，后来便统统成了萧氏。

 

　　“萧”作为姓氏始于辽太宗灭晋之后，是由汉人依汉制制定的。①后族萧氏则脱离部落归属于二国舅帐。由此可知，不论是后族萧氏还是部落中的萧氏，原本并非都是同族或同姓，作为汉姓的“萧”，同耶律一样，乃是统治集团意志的产物。

 

　　皇族耶律氏依其与阿保机亲缘关系的远近，分成四帐皇族和二院皇族。

 

　　① 《契丹国志·族姓原始》。

 

　　① 《辽史·外戚表》载：“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曰萧翰，以从中国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己、述律三姓皆为萧姓。”《新五代 史·四裔附录》称：“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阿钵本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将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

 

　　由此可知，萧氏得姓自萧翰始，而萧翰本名小汉，因太宗灭晋回军时留为驻守汴京的宣武军节度使，为适应中原习俗，才由汉人以其名字的谐音制定姓名为萧翰的，此后后族便以萧为姓。

 

　　四帐皇族是耶律阿保机祖父的后裔。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有子四人，长子麻鲁无后；次子岩木的后人为“孟父房”；第三子释鲁的后人为“仲父房”；阿 保机诸弟的后人为“季父房”，这就是“皇族三父房”。他们是阿保机的同胞和从兄弟的子孙。阿保机的子孙则独立于三父房之外，称为“大横帐”，是阿保机的直 系后裔，他们与三父房合称四帐皇族，由大惕隐司负责管理。

 

　　与四帐皇族相比，二院皇族与阿保机的关系又疏远一些。阿保机的五世祖耨里斯有子四人，长子洽慎的后裔在“五院司”（五院部）；次子为阿保机的四 世祖，他也有四子，长子早卒无后，第三子匀德实的后裔为四帐皇族，第二、第四子的后裔与耨里斯第三、第四子的后裔同在“六院司”（六院部），他们就是所谓 二院皇族。四帐皇族与阿保机同祖，二院皇族与阿保机同宗。

 

　　他们都是阿保机五世祖的后代，并分别属于各自的家族。

 

　　早在遥辇阻午可汗整顿部落时，大贺、遥辇、耶律三大家族已被分别编入契丹八部之中，使得遥辇八部中都有耶律氏。同样，各部中也都有与他们通婚的家族，这些家族后来也就通通成了萧氏。二院皇族所在的五院、六院部同契丹诸部一样，为太祖组编的辽初契丹二十部的组成部分。他们所在的部落，也包括了与他 们互通婚姻的萧氏家族，他们都是部落中的贵族，他们的属民则从其主人，也分别以二者为姓。所以，同为耶律或萧，身分地位却并不相同，耶律氏中就有贵族和平民的不同，所谓“庶耶律”就是普通牧民或贵族的属民。贵族犯罪，也可能被降为庶耶律。部落中的平民，依其婚姻情况，也分别取得了各自的姓氏。各部中的耶律与萧都可以互通婚姻。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 年），都林牙耶律庶箴曾上表主张增加契丹人的姓氏，用诸部乡里之名各立姓氏，以扩大契丹人的婚姻范围，使“男女婚媾有合典礼”，未被采纳，故终辽之世，契 丹人只有耶律与萧二姓。

 

　　契丹人分别以耶律与萧为姓，但并非都有亲缘关系，他们对与自己亲缘关系的远近区分得非常清楚。所以，契丹人的耶律与萧并非都是同一祖先的后裔，他们的族姓也不再是氏族。

 

　　契丹人的部落，是辽朝境内游牧民族的地方行政机构，它与血缘的原始部落也已大不相同，因而，普通契丹人的婚姻或可在本部落内缔结。四帐皇族已脱离了部落，与他们通婚的国舅族帐也从部落中分离出来，组成了二国舅帐。它们与遥辇九帐族合称“辽内四部族”，是与辽朝最高统治集团关系最为密切的特殊的组 织，分别称为“房”、“族”、“帐”和“部”。在辽朝的地位也在诸部之上。

 

　　辽朝契丹人部落组成情况各不相同，实力相差悬殊。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统治者主观意志的产物。《辽史·营卫志》载：“部落曰部，氏族曰族。

 

　　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类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韦之类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曷术之类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是也。”不论是部落还是氏族，都已不同于原始意义上部落和氏族。他们中的血缘关系早已被打破，部落成了地缘组织，氏族则为宗族所取代。这里所说的族，既有部族，也有宗族，同时也是辽朝的行政机构和行政组织单位。

 

　　阿保机是在破坏了传统的“世选”制取代遥辇为部落联盟首领并进而建立政权的，他对遥辇不能不给予特殊优待和更多的防范，故将遥辇九可汗后裔族帐置于耶律家族之上。后更将他们从部落中分离出来，单独组成了“遥辇九帐”。除辽内四部族之外，五院、六院、奚六部和乙室部实力较强，阿保机为使这些实力较强的家族互相制约，在编部上也是煞费苦心的，他“任国舅以耦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而其他各较弱小的部落则分别被安置于辽国的四周，为 辽朝防边，所谓“分镇边圉，谓之部族”①，就是指这些镇守边境的弱小部落。

 

　　二、生活习俗

 

　　（一）饮食起居

 

　　游牧的契丹人“随阳迁徙，岁无宁居”②，生产生活方式与农耕民族大不相同。他们居住的是便于迁徙的穹庐式毡帐，类似现在牧区蒙古人居住的蒙古包。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辽墓的石棺上所绘的契丹住地小景提供了这种毡帐的形制：半圆形顶，用皮绳拴缚，四周以木架支撑，以毛毡覆盖，开半圆形券顶状小 门，门多东向。这种帐幕便于迁徙，适合于逐水草游牧的契丹等游牧民族。契丹人的迁徙地，夏日选择高阜处，秋、冬、春季则选择背山向阳临水处，即所谓“契丹 骈车依水泉”，“背依苍崖面曲浔”。辽朝皇帝和王公、大臣的四时迁徙与普通牧民相似。苏辙对此有具体的描绘。①对于转徙随时的契丹人，车马是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由于用处不同，契丹人的车种类不一。“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人乘马，亦有小车，富贵者加之华饰”②。辽人的绘画和辽墓壁画中，契 丹车多有出现，其形制与时人的记载完全一致。库伦辽墓壁画中的车，皆有螭头，车楼、帷子饰青色帐幔，盖部或四角垂旒苏，与沈括的记载“后广前杀而无般，材 俭易败，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长毂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轸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旒，惟富者加毡幰之饰”③完全相符，当属《辽史·仪卫 志》中所记的青幰车之类。

 

　　契丹人的食物以乳肉为主，除家畜牛、羊外，野猪、狍、鹿、兔、鹅、雁、鱼等猎获物也是食物来源。肉类可煮成濡肉，也可制成腊肉。牛、羊乳和乳制品是他们的食物和饮料，即所谓“湩酪胡中百品珍”。契丹人也食用少量粮食，如用米作粥或制成炒米，即所谓“■粥”、“糜粥炒糒”。果品有桃、杏、李、葡萄 等，常用蜜渍成果脯，夏日有西瓜，冬天有风味果品“冻梨”。中京的酿酒业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辽朝境内汉人、渤海人的饮食，除保留其本身固有的习惯外，也受到契丹习俗的某些影响。奚人的食物中，粮食的比例多于契丹。同时，汉人、渤海人的食品也传入了契丹。辽朝皇帝过端午节时就有渤海厨师制作的艾糕。

 

　　契丹贵族的服装依其所任官职而有所不同，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又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之别。辽人的衣着，从绘画作品和辽墓壁画中看，有长袍、短服、裤、靴、帽。袍服为圆领、交① 《辽史·北面诸帐官》。

 

　　② 《辽史·营卫志上》。

 

　　① 参见《苏魏公集》。又《栾城集》载：“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宫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

 

　　② 《辽史·仪卫志一》。

 

　　③ 《沈括使辽图抄疏证稿》，贾敬颜疏证，油印本。

 

　　领或直领，左袄，窄袖，有红、黄、蓝、绿、紫等多种颜色，视外衣颜色着不同颜色的内衣。腰带，有丝、革等不同质地，有的带上还悬佩小刀、荷包、针筒、锥、火石和各种金、玉、水晶、碧石等饰物。下层部民或侍者为行动方便有时将衣襟撩起，掖入带中。长裤多为白色，有的还穿套裤。靴多为长筒，颜色以 黑、黄为多。上层人物头着冠、巾，皇帝有金冠、硬帽、实里衮冠；臣僚和贵族有毡冠、皮帽和巾帻；贵族妇女着瓜皮帽，侍女着黑色小帽。

 

　　富民欲戴头巾者则需纳马、驼，为舍利，取得贵族资格。①冬日，以皮毛为衣，“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②。

 

　　契丹人男女皆佩戴耳环，并同乌桓、鲜卑人一样，也有髡发的习惯。其发式不一。有的只剃去颅顶发，颅四周发下垂并向后披；有的在颅两侧留两绺长发，自然或结辫下垂；有的留双鬓上两绺，或自然或结辫下垂，或使其从耳环中穿过再下垂，即沈括所说的“其人剪发，妥其两髦”③。从辽墓壁画考察，以后二者 为多。乌兰察布盟豪欠营出土女尸又提供了文献所不曾记载的契丹女性髡发样式。

 

　　契丹妇女分娩前需拜日，居住专门搭制的毡帐。分娩时卧于甘草苗上，用手帕蒙住接生者的双眼。若生男，产妇饮调酥杏油，其夫用蓬子胭脂涂面；生女，产妇饮加盐的黑豆汤，其夫以炭墨涂面。他们认为这样有利于婴儿的发育成长。皇后生产，还需另搭48 座帐幕，每帐各置一羊。至其时，用力扭羊角令其惨叫，以代皇后忍受痛苦。日后，此羊不得宰杀，直至老死。若皇后生男，皇帝穿红衣，奏蕃乐；生女，皇帝穿黑衣，奏汉乐。

 

　　（二）节日

 

　　契丹人的节日多与宗教信仰和游牧生活相关。

 

　　“乃捏咿儿”“乃捏咿儿”即契丹语正月初一。至时，以糯米和白羊髓作成饭团，每帐49 枚。傍晚，于帐内自窗中掷出。得偶数则吉，奏乐，宴饮；得单数则不吉，令萨满鸣铃、执箭，绕帐唱念咒语禳灾，帐内则于火上爆盐，烧“地拍鼠”（鼬鼠），称 惊鬼，该帐中的人居七日方可出。

 

　　立春以青缯为帜，刻龙或蟾蜍，并书“宜春”二字。朝中举行立春仪式，包括拜先帝御容，向御容进酒，赐群臣幡胜，击土牛、撒谷豆等。这当是受汉人习俗的影响，奖勤劝农，预祝丰收。

 

　　人日自正月初一至初七，每日各有所属：一鸡、二狗、三豕、四羊、五马、六牛、七人。至人日，晴则吉；阴则有灾，需于庭煎饼食，称“薰天”。

 

　　此项风俗晋代已有，可能承自汉人或鲜卑。

 

　　鹘里尀即“放偷”、“纵偷”。“鹘里”契丹语为“偷”，“尀”为“时”。

 

　　正月十三至十五日许人作贼三日。至夜，家家都需加意防范，遇人来盗，只能设法支遣。若稍一疏忽，大则妻女、宝货、衣服、鞍马、车乘，小则杯盘、箕帚、锹镐之类，都可能为人窃去，且不加处分。有的甚至以拜访为名，率奴婢侍女堂而皇之地进入邻家，趁主人出门迎送之机，指使随人行窃。如有① “舍利”汉译“郎君”。契丹平民不得戴巾帻，欲戴者，需纳马、驼，以取得“舍利”身分。

 

　　② 《契丹风俗》。

 

　　③ [宋]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

 

　　失窃，数日后访知物之所在，或窃者自言，失者需备酒食钱物赎回。这当是氏族公有制的遗风。

 

　　■里尀二月初一为中和节，与六月十八日同称“■里尀”。“■里”为“请”。即请客的日子。中和节国舅萧氏请耶律；六月十八日耶律回请萧。

 

　　这项活动显然与婚姻有关，当是古鲜卑人“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①的遗风。或是两姓男女通过这一活动寻找意中人，或是两姓家长趁此机会为子女择偶。

 

　　陶里桦三月三日为“陶里桦”。“陶里”为“兔”，“桦”为“射”。

 

　　此日，契丹人刻木为兔，分队骑马竞射。先中者胜，负者下马列跪进酒，胜者饮于马上。这是与骑射相关的竞技，也是一种有趣的娱乐活动。

 

　　讨赛咿儿五月五日称“讨赛咿儿”。“讨”为“五”，“赛咿儿”为“月”。

 

　　午时，采艾叶和绵制衣，皇帝7 件，臣僚3 件。君臣宴饮，食艾糕。妇女用彩丝为索缠臂，称“合欢结”，又以彩丝缠绕成人形簪于头上，称“长命缕”。

 

　　赛咿儿奢中元节称“赛咿儿奢”。“奢”为好。七月十三日，于行宫西二十里卓帐，住宿。十四日奏契丹乐曲，饮宴至暮，称“迎节”；十五日奏汉乐，大宴于行宫。十六日再住卓帐处，然后鼓噪“送节”。

 

　　必里迟离重九称“必里迟离”，皇帝率群臣、部落射虎。获少者为负，罚备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共饮菊花酒，以兔肝、鹿舌为酱，研茱萸酒洒门户以禳灾。

 

　　炒伍侕尀腊月辰日称“炒伍侕尀”。“炒伍侕”为“战”。届时，皇帝、臣僚着戎装，傍晚坐朝，饮酒作乐，皇帝赐群臣甲杖、羊、马。

 

　　（三）礼仪与禁忌

 

　　再生仪遥辇氏联盟的首领，辽朝的皇帝、执政的皇后和皇储可行再生礼，于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举行。先期于御帐禁门北设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至期，将童子和接生老妇置于室中，老叟持箭囊立于门外。

 

　　先从神舆中取出先帝神主，祭奠。皇帝入再生室，除去朝服，与童子徒跣俱出，模仿初生时的情景。然后，拜先帝御容，宴饮群臣。这一礼仪创于遥辇阻午可汗时期，目的是使人重温初生时的情景，追念“母氏劬劳”，“起其孝心”。①仪式颇具生活气息。

 

　　瑟瑟仪此为天旱祈雨的仪式。先期搭设百柱天棚，至期皇帝致奠先帝御容，射柳。次日，植柳于天棚东南，萨满用酒醴、黍、稗供奉所植柳枝，诵祝辞，再射柳。如三日内降雨，赏礼官；不降，则用水互相泼洒再事祈求。

 

　　岁除仪除夕，敕使和夷离毕率执事郎君至殿前，将盐、羊膏置炉火中烧燎，萨满以次赞祝火神，皇帝拜火。

 

　　祭山仪黑山和木叶山是契丹人的两大神山，每年皆按时节祭祀。契丹人将黑山视为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地，人无贵贱，死后皆归黑山神管辖，故敬畏有加，非祭祀不敢入山。每年冬至，杀白马、黑牛、白羊、白雁，取血和酒，焚烧纸制人马，奠祭黑山。木叶山为其始祖居地，山上有奇首可汗、可敦庙，二祖及所生八子 神像。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杀白马、青牛和赤白羊为祭，①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① 《辽史·礼志六》。

 

　　示不忘本。

 

　　春秋时祭前，五京各进纸制衣甲、刀枪、器械万副，以契丹字书写祭文、祝辞，与纸物一起焚化，称“戴辣”。“戴”为“烧”，“辣”为“甲”。

 

　　皇帝亲祭时，先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向；植君树和群树，象征朝班、神门，将祭物悬置君树上。先致奠天神、地祇，阁门使读祝辞，群臣依次致奠君树和群树。奏乐，皇帝率三父房绕神门树三周，余族五周。然后，礼拜上香，萨满致辞。再将酒食东向抛出。

 

　　祭山仪为遥辇胡剌可汗时制定，后世多有变更。太宗时，自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建庙千木叶山，尊为家神，故拜山仪过树后，增诣菩萨堂一节，然后拜神。兴宗时先至菩萨堂和拜木叶山辽河神，然后行拜山仪。仪式日臻完善，礼仪渐趋繁缛，当是吸收了汉礼的仪式。

 

　　信仰萨满教的契丹人，对天、地、日、山、河等皆怀敬畏，除以时祭奠外，有出征等重大活动也举行祭天地、日神等仪式。契丹人崇日尚东，祭祀皆东向，也称“祭东”。

 

　　禁忌由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形成了契丹人的诸多禁忌。对天日的崇拜演生出对日蚀的忌讳，凡遇日蚀，则望日而唾或拜日相救，并背日而坐。遇月蚀则置酒相庆。他们又忌旋风和霹雳。遇旋风，口称“坤不刻”（鬼风），同时用鞭子向空中抽打49 下；闻霹雳声则互相勾中指、口作唤雀声以厌禳。

 

　　狗是契丹人看门护帐、游牧、狩猎的重要帮手，备受重视，也被视为驱邪禳灾的神物。每年八月八日，杀白狗埋于寝帐前七步处，露其喙。至八月十五日，移帐于埋狗处，称“捏褐耐”。“捏褐”为“狗”，“耐”为“头”，以狗头驱邪护宅。辽太宗灭晋入汴时，入晋宫前，先“磔犬于门，以杆悬羊皮于庭为厌 胜”①。澶渊之盟后，辽圣宗首次接见宋使时，“有巫者一人乘马抱画鼓，于驿门立竿长丈余，以石环之，上挂羊头、胃及足。又杀犬一，以杖柱之。巫诵祝词，又 以醯和牛粪洒从者”②。皆基于对狗的信赖。

 

　　（四）丧葬

 

　　唐时，契丹人行树葬、火葬。将尸体置于山树上，3 年收骨焚化。辽建国后渐行土葬。墓有单室、多室之分；形制有圆、方、长方、六角、八角之别；构筑有砖室、石室、石棺、木椁等。早期多为单室墓，石棺；中期以多角形为主，石木、砖木混合结构，室内多筑有尸床、尸台，并有多室墓和装饰性结构出现。晚期多室墓普遍，结构更复杂。有的有砖雕和石雕人物及花卉、图案 或色彩鲜艳、形象逼真的壁画。随葬品视年代与墓主人地位的不同，多寡精粗不一，有玉、金、银、铜、铁、瓷、陶、木、骨等诸种器物和车马具、丝绸等。辽三彩器、鸡冠壶、凤首瓶、牛腿坛和仿定白瓷碗、盘、碟及马具等出土较多，体现了草原生活特色。圣宗前尚有人殉遗风。贵族墓葬多有墓志。

 

　　受佛教影响，辽朝的汉人和契丹人死后，有的用柏木雕成人形（真容木雕像），中空，尸体焚化后，将骨灰储入真容胸腔中。

 

　　契丹人处理尸体方式独特。对不能及时下葬者，将尸体倒悬，使滓秽自① 《资治通鉴·后汉纪一》。

 

　　② 《宋会要辑稿·蕃夷》。

 

　　口鼻流出，用尖苇或笔管刺其皮肤，令血液流尽，用白矾涂其尸使干；或待血液流尽后，剖腹取出胃肠，腹中实以盐、矾等，再用丝线缝合。下葬时，有的用金、银或铜为面具覆面，同时用银或铜丝制成网络，罩裹全身或手足。

 

　　追念死者有烧饭之俗。早期，焚骨并诵咒语：“夏时向阴食，冬时向阳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①祈求祖先保佑射猎丰收。

 

　　烧饭多于既死、七夕、周年、忌日、节辰、朔望诸日举行。筑土为台，或掘地为坎，上置大盘，盛以酒食并焚化，以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享用。

 

　　凡死者生前所用衣物、弓矢、车马、珍玩等物皆可奉祭。

 

　　（五）娱乐

 

　　辽朝的游戏与娱乐活动，既有游牧民族文化娱乐特色，也受汉人、渤海人娱乐活动的影响。击鞠、射柳、打髀石、角觝、围棋、双陆都是契丹人喜爱的活动。

 

　　击鞠又称骑鞠、击球，即打马球。球大如拳，以质轻坚韧的木材制成，中间枵空，外涂颜色并加雕饰。球杖长数尺，顶端如偃月。球场设于开阔地，一或两端置门施网。参与者分两队，各以杖击球，以击球入网多者为胜。契丹贵族多酷爱这项活动。

 

　　射柳也是一种马上竞技活动。多在祈雨的瑟瑟仪之后进行。先在场上插柳枝两行，削皮使之露出白色。当射者以尊卑为序各用手帕系于柳枝上以为标志，使距地数寸。然后乘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射断而接枝在手者为优胜，断而不能接者次之，断其青处或不断及不中者为负。

 

　　髀石即“髌骨”，俗称“背式骨”、“拐”、“嘎什哈”。四面凹凸不平，形状各异。最晚北魏时的鲜卑人已经用它为玩具了。契丹人也有击髀石的游戏，甚至皇帝都以冰上击髀石为乐。

 

　　契丹人也酷爱角觝.角觝既是一项受契丹人喜爱的竞技活动，也是一种宴会、集会上的表演节目。不但契丹人参加，也有汉人参加。二人两两相角，以倒 地为负。宋使张舜民曾亲见契丹人角力，“两人相持终日，欲倒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褫露之，则两手覆面而走，深以为耻也”①。

 

　　1931 年在辽阳发现了一只八角形陶罐，罐腹绘有八幅小儿角觝图，为研究辽代角觝提供了形象资料。②汉人的游戏娱乐活动也传入了契丹人地区。可知者有双陆、围棋和彩选格。文献记载，辽兴宗和耶律大石都曾与人作双陆博戏，道宗晚年曾以彩选格掷骰子任官。考古发掘则发现了围棋棋盘、围棋子、双陆棋盘和锥形棋子。

 

　　可知契丹人也颇爱此类博戏。

 

　　① 《新五代史·四裔附录》。

 

　　① 《辽史拾遗》引张舜民《画墁录》。

 

　　② 参见（日）鸟居龙藏《契丹之角觝》，《燕京学报》第29 期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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