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袁世凯的两次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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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两次历史机遇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起家，创建北洋新式陆军，是继晚清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后起之秀。在顽固派看来，他是一个新派人物，并不值得信任。
戊戌变法之初，袁氏也曾经附和过。变法岌岌可危之际，由于他是新进能臣，又手握精锐，从光绪皇帝到维新派，无不寄予厚望，所以才有谭嗣同深夜密访的故事。如果袁某人按照对谭氏的承诺，杀荣禄、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出权力，致变法成功。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许不亚于日本的西乡隆盛。
但袁世凯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保个人名位，他出卖六君子，致变法失败。以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顶子，却失去了一次在历史上的正面地位。
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又再度面临历史机遇。这次他夤缘时会，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如果沿着共和之路走下去，不搞洪宪帝制，其在民国史上地位如何？我想也许仅次于孙中山，或相当于美国的杰弗逊，也未可知。
其时民智未开，群众没有公民意识，议员选举舞弊甚多，国会党派纷争不断。对于民主共和，老百姓还不习惯，袁大总统当然更不喜欢，希望自己一人说了算。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当上终身大总统还不够——他想君临天下。
于是请出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两位国际知名的宪法学权威，考证比较中外政治制度。这两位是严肃的学者，特
知识分子无耻起来，与娼妓无异。“旷代逸才”杨度写了《君宪救国论》，又发起“筹安会”，想抢一个“开国元勋”的地位。他拉舆论界“骄子”梁启超做共同发起人不成，又耍了一点小伎俩，对大学者严复说，有学问的人不研究政治不对，蒙骗严氏上了贼船，于是全国掀起了复辟帝制的舆论总动员。
返观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袁氏失败后，民主共和制度为何长期有名无实，确有研究之必要。以当时民智国情，主
袁世凯身为清廷第一重臣，从孤儿寡妇手里夺了天下，自己做上民国大总统，本来不够光彩，但有“民主共和”光环萦绕，在历史上还算站得住。此时又出尔反尔，要废除共和称孤道寡。尽管是做“立宪”皇帝，但无论
主张共和的各派反对他，前清的遗老唾弃他，连同享富贵的北洋袍泽也开始离心离德，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都不愿向老长官叩首称臣。但袁世凯贪恋权位，爱听对扩张权力有利的话，最终丧失了对形势的判断力。他能听到的，只是各省各地、各“公民团体”的劝进声。长子克定梦想当“
他声称本不想当皇帝，实行君宪是为救国家牺牲自己；称帝未成，被迫宣布撤消帝制；又恋栈不去，回头想继续当民国的终身大总统。人居然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无非是出于一人一家的私利。
袁某人非等闲之辈，也不是没有一点新知识，但是缺乏新思想，至多只能算一个新旧之间的人物。其向西方学到的，只是先进的军事管理经验，却始终没学会政治游戏规则。其才干肯定在末代皇帝溥仪之上，但太醉心于政治权术和眼前利益，见识远不如封建时代的曹操。他是传统与现代交替的特殊历史环境造就的一介失败奸雄。
袁世凯背上千古骂名，弥留之际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学者们反复考证所指“害”者为谁，有说“二陈汤”的（指袁氏亲信陈树藩、陈宧、汤芗铭宣布独立），有说袁克定的，虽莫衷一是，但都在最亲近者的范围内。
数十年机关算尽，靠欺骗民意登上极峰；又被伪造的民意捧杀，八十三天就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谓现世现报。
历史本不在乎当事者的人品，有时也能将小人推上前台，遂成竖子之名。只要大节不亏，尽可安贵尊荣度过一生。
伪临朝袁氏者，小人也。从小不爱读圣贤书，不明春秋大义，到老更不知珍惜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能给一个人两次大机会，已是特殊眷顾，他却欲壑难填，连“见好就收”的民间常理都忘记了。
分明是自己害了自己，又何怨他人？
2004年2月28日风雨读书楼
发表于《炎黄春秋》2004年第4期
戊戌年八月初四：袁世凯的人生空白点？——再谈袁世凯的历史机遇
拙文《袁世凯的两次历史机遇》发表以后，亦鸣先生写了《袁世凯的第一次历史机遇并不存在--与
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否与袁氏有关，我认为首先要看他是否主动告密，以及告密的时间。
袁氏告密的经过，按时序排列，大体上有三说，一、八月初四（西历1898年9月19日）告密说，认为袁世凯在谭嗣同八月初三夜访法华寺，请他发动兵变后，立即通过某种途径（如庆王奕劻）告密，八月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初六正式宣布“训政”。二、八月初五告密说，即袁氏当日下午返回天津后，即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回京向慈禧告变，后党于八月初六发动政变，这是最传统的说法。三、八月初六告密说，即袁氏八月初五回津见荣禄，说有人“结党煽惑，谋危宗社”，但没有说出谭嗣同的密谋；初六北京发生政变的消息传到天津，同时杨崇伊也从北京来见荣禄，通报政变消息，袁世凯见维新派大势已去，向荣禄长跪不起，说出实情。
前两说属于主动告密，后一说属于被动告密。第二说主要源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第三说来源于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而第一说则根据清宫档案及袁克齐、杨度等人记述，是比较新近的观点。我认为，光绪虽然在初五还陛见过袁世凯和伊藤博文，但从初四起已处于慈禧的控制之下，故在撰写《袁世凯的两次历史机遇》时采信主动告密说。
一 初四宫中有变，袁某行踪可疑
关于政变的起因，有些学者举负责光绪帝起居注的恽逸鼎《崇陵传信录》为证，认为是由于杨崇伊通过庆王向慈禧所递的密折引起，袁世凯告密时，政变正在或已经发生。因此政变开始时只搜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八月初九、初十才根据袁世凯告密的内容，扩大搜捕范围，逮捕了“六君子”及其他主张变法的官员。
但恽逸鼎的记载似乎并不能支持这种观点。他在《崇陵传信录》中，叙述了庆王将杨崇伊的密疏转奏慈禧的情节后说："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奏章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 恽逸鼎在这段文字后特别注明："政变各节，凡已见官书及外间记载者，概略之，以此录非政纪也。"１
由此可见，他不见得是要推翻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的常规说法，但须为历史补上一条秘闻：八月初四这天，也就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若干小时之后，政变就已经发动了（根据清宫《穿戴档》记载，光绪在初四卯正到乾清官见母后，按其他档案则慈禧在申刻或酉刻曾到达西苑，待考）。当天光绪即离开他日常居住的养心殿，搬到了瀛台涵元殿，即他后来被长期幽禁之所在。
从史料上看，确是密疏在前，告密在后，但慈禧何时阅读密疏，却没有准确的时间记录。再看密疏内容，尽是些顽固派攻击维新派的陈词滥调，最严重的指控有两处，一是提到慈禧所厌恶的文廷式（珍妃的老师）与新党勾结，创立大同学会"盅惑士心，紊乱朝局"；二是"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柄……伊藤果用，即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这两条虽然足以激起慈禧的愤懑，但不足以构成她指责光绪"听小人之言谋我"的证据，她的"今日无我"一语，也明系指自己被儿子除掉的意思；而直闯光绪寝宫"尽括奏章携之去"，则显然是在搜检光绪和维新派"谋我"的证据。她没有指责儿子"变更成法"和"引用东人"，却指责他要谋害自己，这就不能不引发一个疑问：谭嗣同离去时“已夜深”，袁世凯是否在后半夜就去告密？这也许正是恽毓鼎要特别透露的信息。
那么，光绪在初五还陛见袁世凯和伊藤博文，又作何解释呢？
查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记初五面君请训情形，他提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等建言，"上为动容，无答谕" ，而众多记载中光绪有密诏给他的情节，却没有只字提及。数天前圣眷正隆，勉励有加，临别何以无语？是别有隐情？还是意识到被这个臣子出卖了？
当事人梁启超和袁世凯发表各自的文件时，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都没有说出全部真相。但最可疑的还是袁某人，《戊戌日记》有两处语焉不详：一、他七月十九日就到北京为自己活动升迁之事，但没有具体记载；二、他重点记述八月初一至初三面君、拜访李鸿章、庆王等权贵及谭嗣同来访等经过，此后略过初四，直接写初五入觐、返津乃至告密经过各事。初三后半夜至初四全天的活动，全部隐去，而这正是政变实际发生的时间。比照恽毓鼎记录的初四宫变，以及光绪幽禁中“日书项城（袁世凯字）名以志其愤”，驾崩后其弟摄政王载沣欲杀袁世凯以报旧仇，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恨。
根据伊藤博文在《谒见清国皇帝陛下始末》中的记载，光绪的谈话多是些礼仪性的问答，与他在慈禧"训政"以后所扮演的角色，没有太大区别。维新派自八月初二以后，就没有得到皇上本人发出的任何信息，至少在初四以后，他已处于被控制的状态。
二 京津两度告密，并非没有可能
根据袁世凯之子袁克齐记载，当谭嗣同离开后，“大人(袁世凯)就匆匆去某亲王处。过了几天，听说太后把光绪皇帝囚在瀛台，把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个人杀了，那天晚上来的那个人就是谭嗣同”２。杨度在日记中也直指：“时袁在京，谭复生以兵挟之，袁已告庆王，事遂败”３。
按照传统说法，袁世凯是初五在天津向荣禄告密。如果他在北京就通过庆王的管道告了密，返津后再度向老上司荣禄告密，意义又何在呢？
我想至少有如下好处：一、表示驯服，打消荣禄对自己的疑虑；二、给老上司一个邀功的顺水人情；三、他还不知道自己在北京告密的结果如何，需要给自己一个双保险。由于袁世凯参加强学会，与维新派过从较密（否则就不可能解释谭嗣同密谋于他的事实），慈禧对他一直是有疑虑的，在政变后处理维新派时，她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荣禄果然为他说了话，再度升官。而杨崇伊密疏在前，初六日又到天津向荣禄传达"训政"懿旨（袁氏当时也在场），却没有袁世凯的好命，有功未赏，潦倒以终。其原因恐在于：一、他只是个守旧庸碌之辈，非荣禄、庆王嫡系；二、告密之功大于密疏，足见袁世凯在政变中的关键作用。至于"长跪不起"的情节，不排除故作姿态的可能，未必是被动告密的铁证。
有学者以八月初六日"训政"公布时，只下令缉拿康氏兄弟，兵变主谋谭嗣同到初十才被捕为由，作为政变在前，袁氏被迫告密在后的佐证。这种观点可备一说，但也必须注意到：一、“围园劫后”之谋关乎封建人伦，需要拿到确切证据，慈禧从搜检的奏章上查不到证据，故要先抓最重要的幕后主使人康有为；二、变法首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在逃，清廷尽可留下谭作为诱饵，直到确信捕获康、梁无望，才最后收网；三、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即袁世凯初四凌晨至初五下午之前，只举报有人谋危宗社，后来才进一步扯出谭嗣同，他在《戊戌日记》中也自称，是初六那天上午才将密谋之事向荣禄说出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无论具体情节如何，天津告密是客观存在的，北京告密也是不无可能的。但无论是在何处告密，仍以主动告密的可能性最大。
三 一个必备条件：皇帝在我手中
谈过史料，再考察袁世凯当时有无历史机遇。
"没有弹药"是亦鸣先生的第一个理由，当时还是一个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年代，弹药是决胜的重要因素，但未必是绝对的因素。梁启超记载袁世凯当时原话是："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４袁氏自己的记述是：“本军粮械子弹，均在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５两说差异不大，可见弹药不是不能解决，而是需要准备。
"授权不明"是亦鸣先生的第二个理由，光绪有无密诏，一直有些争议。但根据苏继祖的记载：“八月十三日复有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袁世凯先一同盟者也，既同盟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６。杨锐之子杨庆昶在宣统即位后曾上缴过一份密诏，被交付史馆。在谭嗣同与袁世凯密会于法华寺之前，也有维新派曾与袁氏的幕僚徐世昌共同诵读密诏的记载，看来未必是假。关键在于有无"正统"旗号，师出有名，这正是我在下面要讲的问题。
"路远敌多"是亦鸣先生的第三个理由，杀了荣禄，再从天津运兵到北京，至少要三个小时。"围园劫后"有一定难度，袁世凯也希望拖延到天津阅兵时再发动兵变。根据梁启超的记述，袁曾向谭表示："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７；袁氏也承认曾对谭说：“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８两段话都表达了一个很要紧的信息，如有光绪在营，袁世凯完全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以少胜多。这也符合他后来在辛亥革命时将宣统小儿当作手中人质的思路。
由是可知，举出"勤王"的正统旗号，袁氏与维新派是有共识的，未必是虚与委蛇，但在发动的时机和方式上有分歧：谭嗣同认为事情紧迫，不能等到九月天津阅兵，要他立即带兵入京，出奇制胜；袁氏则不愿打无把握之仗，更希望将人事、装备安排停当，待机而举。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会考虑告密呢？关键仍在于能否抢到皇帝做旗号。
袁世凯刚被光绪破格擢升，荣禄恰于初三下午以英国兵船在渤海游弋为由，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札陈家沟，并要袁即日回防，不能不引起他的疑虑。谭嗣同的深夜密访，无论兵变成败与否，都是要将袁氏绑在维新派的战车上，使他心情沉重，“反复筹思，如痴如病”。 "抢旗"要冒风险，告密是条捷径，袁氏本来就是反复无常、惯于投机的势利小人，权衡利害，最后选择告密，抢一个比较容易得到的头功。
四 无论必然偶然，袁氏罪无可绾
亦鸣先生认为："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以子而谋害父母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康梁始终不承认有此密谋，......袁世凯如果当真做成了围园劫后的事，说不定也会被当做替罪羊而杀头的。"但请注意这样一个史实：当时慈禧太后已不是"垂帘听政"的身份，光绪则处于"亲政"的地位，是"正统"所在。从封建男权社会的传统而言，"女主"乱政为宗法所不容，是处于"不义"的道德位置，光绪捍卫帝位的对策，纵有"以下犯上"的意味，但从皇权正统的角度，如果只是劫后而非弑母，便可避免"陷母后于不义"，比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更有道德后盾。袁世凯如果襄助光绪，则是"勤王"的义举，成功后怎会"被当做替罪羊而杀头"呢？
亦鸣先生认为，带兵入京对袁世凯来说“只能是一个送命的机会。他若去冒险，结果必然是兵败被杀；也可以不去冒险，但也不去告密，这样做救了别人，但也救不了自己，密谋一旦暴露，他就会落个参预谋逆、知情不报的罪名。"
我认为此事可从四个层面来考量。一、如果袁氏是主动告密，铁定是戊戌变法的千古罪人，因为他未必没有时间筹备举义，后党如不知兵变的密谋，也不见得会立即发动政变；二、即便他是在政变发生后被动告密，后党事先也同样不知兵变密谋，实因袁氏告密导致全盘泄露，后党才兴此大狱。三、如果他只是明哲保身，没有告密攀扯，维新派就有可能保留较多的元气。四、按照荣禄所说“袁乃我的人”，则他本来就可能是一个打入维新派内部的坐探。按这四种情节中的任意一种推断，"六君子"人头落地，变法彻底失败，袁世凯都难辞其咎。
多年来史学界有一种惯性，就是将革命视为唯一的历史选择，强调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动辄套用"历史的必然性"去评价各种历史事件，而忽视历史的偶然性。比如谈戊戌变法的失败，强调改良派的历史局限性，以证明其失败的"必然性"，从而证明革命的必要和正确，以及辛亥革命发生的"必然性"。
历史本来不容假设，但历史也是有机遇的，是要靠人去推动的，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不可能不考虑偶然性的因素。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赵匡胤"陈桥兵变"等历史事件，都是"以下犯上"而又出奇制胜的政治豪赌，成算未必就是百分之百。如果密谋泄露，举事不成，这两位英主在历史上就是乱臣贼子：李世民弑兄杀弟，犯上作乱，在大唐史册上罪无可绾；赵匡胤或许还可推脱是事先不知情，被部下胁迫"黄袍加身"，历史上就可能只有后周而无大宋。唐宗宋祖都会永失发挥雄才大略的历史机会。
常言道："不以成败论英雄"，退一万步讲，如果袁世凯能够坚定地站在维新派立场，纵使"勤王"失败，他也会成为与谭嗣同、唐才常一样的仁人志士，在历史上享有正面地位。但“奸雄”是要权衡成败得失的，袁世凯改变立场，是他政治投机的小人本性所决定的，谭嗣同确实看错了人。在这一点上，我与亦鸣先生看法一致。
袁世凯之所以两次失去历史机遇，没有成为正面人物，原因正在于他是一个患得患失的“奸雄”，最后才会以失败告终。
2004年6月24日 风雨读书楼
注释：
１ 恽逸鼎：《崇陵传信录》
２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
３《杨度日记》
４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
５ 袁世凯《戊戌日记》
６ 苏继祖：《戊戌朝变记》
７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
８ 袁世凯《戊戌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