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中国十大国家问题

来稿／一百年前的今天，这个世界上游荡着一个问题：如何瓜分中国？不仅在欧美各列强的首都，甚至在殖民地地区，政客们也都在谈论这个问题。人们心照不宣：中国的命运只能是殖民地。
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世界上游荡着另一个问题：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人们公开承认：中国人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不仅竟然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且超过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成爲了一个强国，成爲了世界新的一极。
一百年前，中国人甚至不仅被看作是一般意义的低等种族，中国人被认爲缺乏所有使西方人成爲现代人、成爲强国公民、建设起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基本素质。一百年后，中国人的理性能力、科学能力、组织能力、工业能力、军事能力等这些西方人所赖以建设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能力都已被证明了。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传统中一些独有的因素正在与这些新获得的能力发生着有机的结合，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局面。
一百年时间并不算什麽，它在发生过无数大小变局的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很短的一小段。中华文明五千年从未因外来文明的冲击而中断过，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冲击算是最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一次，然而，中国人在经历了最大的阵痛和最长的探索之后，也再次恢复过来了。
恢复了从容，恢复了元气，恢复了常识智慧，中国人终于会明白，自己的事情只能自己来做。今天，梳理出这百年历史中的大思路、总结这一百年来的深刻教训、归纳出当前的国家问题、看清未来的民族之路，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也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
有必要说明，中国人这个概念本质上应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体，不同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都不过是这个主体的不同选择。下面这十个国家问题，不专属于哪个政党和哪个政府，而是中国人的问题。
问题之一：国体问题。
辛亥革命期间，关于中国的国体问题曾有过一番博弈。南方革命党坚决要共和，以英日爲主的外国列强坚持要君主立宪，最后在袁世凯的“假共和”方案下达成了妥协。当时的“假共和”成功协调了各方的立场、避免了全面内战和南北分裂、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诸列强的“在华利益”、保证了民国的顺利诞生；而此后爲反对“假共和”而进行的“真共和”尝试却引发了空前的群氓运动灾难。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现阶段的（邓小平主政以后的）国体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第二、如果认爲现在仍是“假共和”，爲什麽中国人的国体反而是“假共和”比较稳定？第三、如果中国人现在的任务仍是要建立“真共和”，从近百年历史中应当吸取的主要教训是什麽？
问题之二：统一问题。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被瓜分几乎已成必然。自1840年以来的短短半个多世纪，西方列强一直都在商量着“如何瓜分中国”这个问题。尽管十年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但直到二战结束之前，中国作爲一个统一国家的地位仍然没有任何保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自身国力才达到了可以维护自身统一的程度，从此宣告了“如何瓜分中国”这个问题的消亡。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统一都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都是自身国力与国际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目前的统一状态（大陆部分）和分裂状态（台湾部分）本质上也就是中国自身的防御性国力与国际列强的进攻性国力之间的一种动态均衡。自身国力越强，统一的程度越大，反之亦然。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第一、中国最终完成统一是否一定要等到中国的国力从防御型转爲进攻型之后才可能得到解决？第二、在美日同盟这个强大的进攻性力量遏制下，中国国力从防御型转爲进攻型将意味着什麽？第三、如果认爲当今国际社会越来越依靠“软国力”的对抗和均衡，那麽，中国的“软国力”强在何处？弱在何处？
问题之三：政制问题。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首创“五权宪法”说，即西方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国特有的“考选权”和“纠察权”。孙中山的理想是：中国的政制应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它不仅能够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甚至能够克服英美等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选举不得其人”、“议会专制”等流弊。但是，建国之后，“五权宪法”转瞬之间成了空中幻影，革命运动的连续失败迫使孙中山一路退到了反宪政的专制集权道路上，并最终确定了“以党治国”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爲日后的蒋介石军事专制独裁奠定了基础。
力主民权主义的孙中山走向专制，完成国家统一的蒋介石走向专制，反独裁争民主起家的毛泽东走向更大的专制，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宪政之梦仍在空中飘荡，专制主义的大树仍根深叶茂、其命惟新。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西方现代民主自由理念与中国的传统政治实践之间差距如此之大？第二、如果说分权宪政和民主法治占尽了天下所有的浅白道理，那么一党专制和集权人治所依据的隐秘道理和深层知识到底是什么？第三、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了阴谋与民主并非不能够共存，那么这个实践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未完待续）
文扬：中国十大国家问题（2）
来稿（续前）／问题之四：民生问题。
当初，革命党提出“三民主义”，保皇党提出“君主立宪”或“虚君共和”，对抗的焦点集中在“民族”和“民权”两大方面，而在“民生”方面并无根本上的冲突。若将康有爲早年的《理财救国论》与孙中山的国家社会主义民生观相比较，用今天的观点看，前者的合理性甚至更强。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欲使民族、民权、民生三者毕其功于一役的企图最终失败，在乱党政治之下，民权与民生两者竟成了对立之物。之后的几十年历史甚至可以被视爲人类历史上的经典社会试验：民权越膨胀、民生越凋敝，民权的极端也就是民生的灾难，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一局面才逐步得以改变。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第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穷人占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实现民生主义的条件到底是什麽？第二、百年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暴民在上精英在下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灾难社会，民生问题解决得最好的时期反而是精英统治最有力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悖论中，民权主义的意义是什麽？第三、百年来，中国人历经了国家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各种试验，如今是否找到了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出路？
问题之五：生存空间问题。
在帝制时代，国家不是人民的国家，而是朝廷的天下。朝廷及所有皇亲国戚们的生存空间建立在对人民抽丁抽税的范围之上，只要人民不造反，其生存空间即可得到保障；而人民则没有利用国家机器拓展生存空间的能力，处于自生自灭的自然生存状态。
在民国或共和国的国体内，国家属于全体国民，国家的主权空间就是全体国民的生存空间，同时，国家也成爲了国民扩展其生存空间的工具。或者说，国家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爲国民扩展生存空间。
若国家主权具有强大的进攻性，国民的生存空间即可借国家之力向海外扩展；国力扩展的范围越大，国民的生存空间也越大，呈良性循环的“外爆”状态。若国家主权很脆弱，在外部压迫下疲于防御，全无进攻性，国民的生存空间就只能囿于国土边界之内；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国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呈恶性循环的“内爆”状态。
中国人的建国是在诸列强的进攻性国家主权压迫下被动完成的，一直处于艰苦的防御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自身国力守住了现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已错过了向外开拓海外殖民地国土的机会。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人口成倍增长，囿于现有国土边界之内的“内爆”已经接近极限，中国人的生存空间问题已非常之严峻。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第一、在当今这个“软国力”取代了“硬国力”、经济-文化-技术征服取代了政治-军事征服的“新殖民主义”时代，中国人如何借助国家之力扩展自身的生存空间？第二、将族群的生存空间视爲首要，将国家视爲扩展生存空间的工具，这个工具应当如何改进？
问题之六：经济增长问题。
在中国人的建国之初，世界是一个军国主义时代，各国只有靠“硬国力”才能生存发展。一百年后，世界已经进入了经济主义时代，各国都把经济-文化-技术爲主要内容的“软国力”当作了自身发展的保障和生存竞争的手段。正是在这样一个国际形势下，埋头于本国经济增长成爲了同时解决民族发展、民权扩大和民生改善三大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一百多年前的建国先驱们所不具备的可行道路选择。
无论是今日的经济竞争，还是以往的军事竞争，本质并没有变化，仍然是各不同族群借助民族国家这个工具所进行的生存竞争。在资源的刚性约束下，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大，人类各族群之间的生存竞争只能愈演愈烈。当经济竞争白热化到了相互威胁、相互对抗的程度时，作爲捍卫生存空间的最后手段，国际社会仍有可能重回“硬国力”对抗的时代。
因此，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多重意义，对内是民生和民权的基本保障问题，对外仍是民族国家国力保障的问题，既包括对“软国力”的保障，也包括对“硬国力”的保障。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第一、当几乎所有的国家问题都归结爲保持经济增长的问题、并对经济增长形成过度依赖时，其潜在的危险是什麽？第二、在危机的压迫下，不顾一切地一味发展经济，其代价是什麽？
问题之七：自然生态问题。
经济的本质就是剥削，或者是对自然生态的剥削，或者是对劳动者的剥削，工业技术是剥削自然的手段，管理技术是剥削劳动的手段。这是主流经济学不肯正视的理论，但同时又是中国人必须明白的道理。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可能发展出平衡和可持续的经济，不可能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点上讲，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具有误导的性质。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之间基本上呈“零和”对抗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自我剥削”性质所决定的。庞大的“食利者”阶层对底层“劳力者”阶层形成重度剥削，“劳力者”阶层只能靠加重对自然生态的剥削维持生存；来自“食利者”阶层的剥削越重，转嫁到自然生态上的剥削也越重，直到崩溃为止。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第一、经济增长－＞剥削加重－＞向自然生态转嫁－＞生态平衡透支，这样一个关系链条靠什么来解开？第二、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向海外转嫁劳动剥削关系来维持自己国内的劳工生活水平和自然环境，中国有没有可能走这条路？第三、按照目前的状况，中国的“自我剥削”和“对内殖民”经济模式还能持续多久？
（未完待续）
文扬：中国十大国家问题（3）
来稿（续前）／问题之八：社会和谐问题。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的支柱是“天道”。在中国的“天道”宗教政治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全部关系都规定在“天道”当中，社会的和谐由“天道”来保障。儒家学说的本质就是“天道”与“人道”的同构，在中国历史上有两千多年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成熟经验。
共和革命结束了帝制，同时也颠覆了“天道”。“天道”的颠覆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破坏作用一直没有被人们充分意识到。辛亥革命之后，各种“主义”的泛滥、道德体系的崩溃、心灵生活的丧失、思想观念的混乱、底层暴力的崛起、精英社会的瓦解等等社会乱象，无不与中国传统“天道”的颠覆密切相关。
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靠反传统来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时至今日，传统的“天道”已彻底成为废墟，而所有的社会危机却依然深重，甚至恶化。此时当政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民间掀起“国学热”，都是在重拾废墟中的“宝葫芦”。其意义在于：在官方一整套现代化意识形态面临破产之际，借助传统意识形态的力量维护中国社会稳定。这里引出的问题是：第一、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正是靠着彻底的、激进的反传统获得了巨大的动力，那么向着传统保守主义路线的回归将意味着什么？第二、当年东亚新兴工业国家中涌现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成功模式，事后被证明存在很大的泡沫成份，中国的“和谐社会资本主义”能否再次重新证明儒家意识形态的价值？儒家学说与自由资本主义、与现代化之间到底可不可能发生有机结合？
问题之九：文化复兴问题。
在“西学东渐”之初，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并没有受到动摇，一向睨视天下的中国人面对全新的西学，也表现过致力于“耶儒会通”的从容和气度。
但自从“西学东渐”竟然变成了“西力东渐”，形而上的“中国固有之道”竟被形而下的“西方器数之学”痛打得七零八落，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从容和气度也就一去不复返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从技术不如人追究到政制不如人，又从政制不如人追究到文化不如人，1919一场“五四运动”，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通天的精神大厦在西方人与中国人同心协力的摧毁之下土崩瓦解，一场“文化大革命”，连最后一块废墟也被彻底砸成了砂砾。曾经拥有最为宏伟的精神宫殿的中国人竟然以“革命”的名义向世人证明了自己在文化沙漠中也能□活的可怕能力。
严格讲，近百年来中国人所说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指的都是那片已成废墟的文化遗址，作为一座巍巍大厦的那个中华文化早已彻底消亡了。今天高喊复兴儒家传统、复兴国学、复兴中华文化的人们最多也就是在整理废墟，他们心怀梦想地努力“复原”着片片砖瓦，其实同时也是在有意无意地“篡改”着那座消失的大厦的本来面貌。前后几代人都是文化废墟中长大的精神贫民，“文化复兴”也只能是野孩子们的街头闹剧。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第一、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复兴？胡适先生当年提出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任务还有没有可能完成？第二、文化的振兴与经济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说西方经济大国对海外的经济征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征服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中华文化是否具有对外征服的潜力？
问题之十：国际竞争问题。
一百年前，中国在世人眼里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者一个文明概念，没有几个人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建起自己的民族国家。一百年后，中国人在自己人的累累白骨之上建起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世界为之叹服，世界也为之惊悚──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不知疲倦、野心勃勃、靠透支生态来发展经济、靠改造国民来追求“进步”的“现代国家”，又少了一个构成这个世界多样化的“文明物种”。
但是，历史并不会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个高度上终结。毕竟，国家形式只是族群生存空间扩张的政治工具，当工具不再能够符合目的时，工具的使命也就走向了终结。国家主权这个概念既然可以创造出来，也同样可以令其消失。当被征服者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主权时，征服者会高喊“主权至高无上”，当被征服者运用自己的国家主权捍卫自身独立时，征服者会高喊“人权高于主权”。在征服者眼中，只有征服和征服者的权力才是永恒的，手段本身只服从于目的。
族群生存空间的扩张是国际竞争的本质，具体的国家形式只是手段。在这样一个世界观中，中国人的建国事业尚未完成，因为中国人生存空间的问题并未很好地解决。在当今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中国人面临着一个在经济世界中建立新型“经济国家”的问题。区别于建立在国土边界之内的“政治国家”，“经济国家”本质上是虚拟的，是跨国界的，是建立在全球经贸关系之上的新型国家形式。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第一、“经济国家”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中国人的“二次建国”应当从近百年来“一次建国”的悲壮历程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什么？第三、中国人“经济国家”的全面建立对这个激烈竞争的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结语
本人的文章一向着重在提出问题，不在固执己见，也没有政治企图。民国建国百年纪念在即，中国人的百年反思是当前的一件大事。在我看来，这个反思事关中国人世界观的重建和超越，值此“二次建国”大业滥觞之际，其意义尤其重大。
本人才疏学浅，难担此大业于万一，只望能以瓦釜之微鸣，引来黄钟之响应。谨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