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vs李鸿章

林则徐vs李鸿章：私誉与国利，孰大？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这一慷慨佳句，简直成为百年来的爱国圣经语录。然而，在那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位著名的爱国外交官，虽未对林文正公予以贬斥，却并未将其摆上通常所在的神龛。民国时期的著名“海归”学者外交家蒋廷黻（1895年-1965年，“黻”音fu，指古代礼服上黑与青相间的花纹，或古代祭服的蔽膝），于1938年出版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一书，奠定中国近代史研究基石。他是这样分析林则徐的：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第一章《剿夷与抚夷》第四节《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可以说，蒋廷黻还原了一个被日益神化（我们已经看到在蒋廷黻之后的时代，这类神化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颠峰）的林则徐。对历史中的神话化现象,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一书中,有精到的分析，他认为：“历史的每一个侧面都有以神话的形式在现实中继续存在的潜在可能......历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用于编排和取舍历史资料的理念，均受到性别、阶级、国籍、种族和时间等诸多因素的极大影响，所以探求历史真相的行动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即使是最有造诣的历史学家，在向某一被神话化的历史事件提出质疑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回制造出另外一些神话。”

蒋廷黻在还原了一个有个人名利考量、忧谗畏讥、韬光养晦的林则徐的同时，也点出了中国士大夫精英阶层最大的问题：将私誉和所谓的“名节”看得高过一切，在利益面前，或许能做到“岂因祸福避趋之”，但在名誉面前，却难以“苟利国家生死以”了。

中国的士大夫们，在外儒内法的面子和里子包裹下，在做着出将入相的梦想的同时，其“治国平天下”有一个前提：不可以超越“修身养性”的界限，也就是说，一旦国事需要他做出某种在名誉方面的巨大牺牲的时候，他的爱国、忠君、以天下为己任，便要让位于对自己羽毛的爱惜。

这一类故事，在中国史书中实在是不绝于屡，而在晚清的复杂内政外交背景下，表现得尤为明显。

蒋廷黻先生的笔下，和林则徐的明知故不说不同，琦善成了那个说出老大帝国没穿衣服的真相、并且在竭力不使裸露的帝国遭受更大的侮辱的小男孩。结果是我们都知道的：从当年开始，琦善就基本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与林则徐/琦善可以形成最显著对应的，是晚于他们、但命运的坎坷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另两位宰辅级大佬：翁同龢与李鸿章。

最明显的对比就在甲午年间。战事未起时，翁同龢等爱国分贝十分高昂，一力主战，大大压缩了本就回旋艰难的外交空间，并将最了解中日战力的李鸿章的意见置之不理；战败之后，清廷走投无路，据翁同龢自己的日记说，1895年正月十六，君臣谈及战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罔知所措”。而此时，翁尤高唱战歌，连一向在文字上对他礼敬有加的当代作家和清史专家高阳，也说“翁同龢主战的态度，始终不变；所变的是偏离了他的原则。本意是求乾纲大振，致君于有为之地；及至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了自己的名声，执持如故，为主战而主战。”（《翁同龢传》p221，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

清廷在无奈之下，只好请李鸿章出面议和，翁同龢又再三慷慨陈词赔款可以、不可割地，李鸿章就说：如果这样，谈不成我就马上回来（“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翁只好说：“若余办洋务必不辞，今胡可哉？”其实他也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无非是多割与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从自己手上割，于是便将和谈的重担及几乎必然招来的“汉奸”骂名一股脑儿推给李鸿章。（以上引文均见《翁文恭公日记》，转引自《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三卷第415、41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即使和议成后，李鸿章被赋闲，翁同龢当国，尤百计为难。

对此，李鸿章自己有深刻的评论，他说自己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可见，李鸿章并非不重视名节，只是任事知难而上，“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庚子西狩丛谈》，转引自751、752页）。梁启超就为他打抱不平，说“当时盈廷虚骄之气，若以为一杀李鸿章，则万事皆了......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折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10月版，104页）

而到了八国联军侵华，那些激烈主张排外的“铁帽子们”一抹脚开溜，李鸿章又被推到前台，再次被赋予了“卖国”的艰巨任务。如果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李鸿章完全像他的老师曾国藩那样推脱，比如装病（他当时已经病得很重，离死不远）、比如装傻（吹捧吹捧当权的“铁帽子们”如何爱国和神勇，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善后），但他选择了带病北上（必须注意到，次年李鸿章就去世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只要李鸿章拒绝或拖延北上，列强必在北京另立傀儡，可以说，李鸿章的不避嫌疑，在中国最有可能被分裂的当口挽救了国家。（《李鸿章：防止分裂第一人》徐绥之）

李鸿章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庚子西狩丛谈》，转引自751、752页）

其实，梁启超做的李鸿章与张之洞对比，我觉得倒是有点委屈了毕竟办了不少洋务和实物的张之洞，对张之洞的评价用在两代帝师翁同龢可能更贴切：“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媸名故常趋巧利。”（《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p174）

 晚清另一个著名人物曾国藩，在勇于任事与爱护羽毛方面，融会贯通，达到了相当高超的境界。这么一位能臣、忠臣在事业的顶峰嘎然而止，对自己来说，或许是急流勇退、韬光养晦，但对于国家而言，未尝不是损失。从个人爱惜羽毛的角度看，曾国藩的确比他的学生李鸿章做得精细，但对于国家利益而言，李鸿章比乃师更接近“纯臣”的标准。而精英阶级普遍的对自我“名节”的自觉或被迫的维持，总是限制了“人尽其才”的发挥。

中国古代并未将名节置于僵化的教条的祭坛，大舜“事亲尽孝，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恐陷亲不义”，这就是礼有从权、名节需有节制的典范。孔子就很推崇此点。《史记》中有关鸿门宴的记叙中，就有“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名言，这是中国每一个高中生都要熟读的课文。但后来的迂阔之人及投机之人，将名节当成一种“虚拟利益”，便有了学姜太公故意用直钩子垂钓的公关手法，真正是在“沽名钓誉”。 至于“终南捷径”，则是将隐居作为一种扬名的手腕，可真是对隐居的绝妙讽刺。

名节便成了中国士大夫和满朝衮衮诸公们躲避现实、以口号替代行动的最好理由，“宁左勿右”便也成为最安全的选择，私誉以堂皇的理由凌驾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忧谗畏讥”便成为历代束缚实干者的牢笼，偶尔出了些如李鸿章般的实干家，却要将大半精力花在对付这些口水专家身上，自己只好悲叹着“秋风宝剑孤臣泪”，时刻小心“李二先生是汉奸”的讥讽。在这样一种完全是逆向淘汰的体制下，谁还敢于真正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