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保护环境一样保护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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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保护环境一样保护汉语

日期:[2008年12月28日]  版次:[TM05]  版名:[评论周刊 文化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

  京华烟云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近日正在读聂尔的新书《最后一班地铁》(花城出版社),这本散文集收在林贤治先生编辑的《满天星文丛》中。书的前面有林贤治为“文丛”写的一个序,序中说:“当代散文写作使用的语言,则普遍是宣传的、流行的、大众的、简易的、乏味的语言,是多次政治运动冲荡过后留下的,而又失去应有的人文教育和审美教育的修复的语言,是缺乏丰富个性和人性润泽的语言,刚性的语言,布满沙砾的语言。要建设一代散文,必先恢复精神的自由,具体一点说,必先从拯救文学化、人性化、个性化的语言开始。净化语言,这是最根本的工作,也是最艰难的工作。”

 

  这个说法让我为之一动。想起当年自己读中学时,语文课本里选的多是杨朔的散文。老师告我们说,报纸上发表的《放歌虎头山》,那是好文章。而刚恢复高考,1977年还是各省命题,山西省当年的作文题目是《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一个名叫边新文的考生因为作文拿了满分,老师就把这篇作文刻印下来,人手一份,命令我们全文背诵。我至今依然记得这篇作文的开头句:“我在词汇的花园里采集,构筑我心中最美好的诗句;我在音韵的瀚海上游渡,谱写我心中最庄严的乐曲。啊,英明的领袖华主席,我把心里的话儿献给您;我把火热的颂歌献给您。”现在看来,像杨朔的散文,像《放歌虎头山》之类的文章,像边新文的作文,它们所使用的语言就是林贤治所谓的宣传语,流行语,它们华丽,浮夸,像是在糟朽的木头上刷了层漆。

 

  时隔三十年之后,这样的语言是不是销声匿迹了呢?我觉得没有。固然,那种汉大赋式的、直眉愣眼的、一看就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歌功颂德的语言和语体已不多见,但它们往往又会以其他方式在人们的语言系统中发作。当今的网上经常会有愤青的文章面世,他们虽然置办了爱国主义的行头,然而一旦开口说话,却立刻暴露出那种语言家族的谱系。这样的语言充满了戾气、霸气和“文革”气。它们从另一个层面延续了当年政治运动的语言遗传。

 

  于是我想到汪曾祺先生去世后,李陀曾写过一篇重要的长文:《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李陀认为:“毛文体真正关心的是在话语和语言两个实践层面对言说和写作的控制,而不是汉语多元发展的诸种可能性。”而汪曾祺的写作出现于80年代初,无论从哪方面看,他的写作实践都是对毛文体的突破,也是对拓展现代汉语表达空间的一个宝贵贡献。如此定位汪曾祺的语言和语体,我觉得很是恰当。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像晚年孙犁,汪曾祺,史铁生,王小波,还有我现在读到的聂尔等作家,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修复现代汉语的工作。他们的语言体现着林贤治所谓的对精神自由的追寻。

 

  然而,这种修复工作其实又是非常艰苦的。因为经过多年的污染,我们的语言已发生诸多变异,许多人并不知道什么样的语言是优美的现代汉语。与此同时,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文化时尚又让许多人远离了语言,他们或者每天蒙头念英语,或者沉浸在视觉文化的图像世界里,逐渐丧失了对美的语言的敏感性。而一旦他们操着语言的家伙在网上出场,就如同李逵拎着他的板斧。他们不讲究技法,也不可能懂得含蓄蕴藉。他们以为这就是自由,其实却是对自由的滥用。而在这种“排头砍去”的语言狂欢中,语言再度受到污染。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当我们的存在出现了诸多问题时,我们常常会在其他层面寻找原因。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在语言层面寻找一下原因呢?如果我们能像保护自然环境一样去保护我们民族的语言,或许才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http://epaper.nddaily.com/F/html/2008-12/28/content_6709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