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真理并非投票决定 学者论述科学很可能不得人心

本报记者 方烨

易纲简介

易纲，男，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其中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09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清华经管学院等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最新一期于10月15日召开。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作了题为“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主题演讲。易纲在演讲中通过对比中西方的研究方法，指出了中国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只有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才能保证中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民族复兴。

中西逻辑思维迥异

易纲的报告从一个例子讲起。今年3月4号全国人大召开的前一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曾有过一句话叫：“推进税费改革，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实行单边征收。”发布会召开一个半小时后，海外两个非常著名、权威的新闻媒体都对此做了一个不实的新闻报道，称中国将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并实行单边征收制度。而事实上，这个新闻发言人说的话是指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指的是2008年4月24号，中国证券交易的印花税由千分之三下调到千分之一，2008年9月19号由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国外媒体之所以出现这个错误，是因为中西方语言上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中文没有时态，分不出过去时和将来时。

中文的优点在于，有利于照相记忆。根据研究结果，在相同时间内用中文书写的信息会被更多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手机短信如此受欢迎的一大原因。中文可以用很短的文字，表述很多的信息。所以中国人用短信的频率要远远超过外国人。

但是更要看到中文不如西方文字的地方。最大的问题是多年来文字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语不统一。从国际上看，意大利文形成于距今700多年前，当时拉丁文的中心在罗马，但是伟大的文学家但丁却极力主张用意大利文代替拉丁文。但丁用意大利老百姓日常说的土语来代替原先欧洲的高级知识分子才说才写的拉丁文，这样就极大地普及了当地老百姓说的普通话。

英文也是如此。英文在六、七百年以前只是伦敦附近的方言，当时叫做中部土语。通过数位英国伟大的文学家和神学家大力普及和规范，才得以形成。至于法文，则更是一种非常严谨的文字。

但是中国的文字和老百姓日常语言什么时候才统一起来的呢？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以后。从1919年开始算，到现在才刚刚90年。虽然中国古人已经有很多很好的白话文著作，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石壕吏》、《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但是中国直到近代，才有系统的语法，直到近代才开始系统地从语法的意义上用标点符号。

长期以来，中国人由于文化上的原因，有很多的著作和知识分子，不愿意把话讲明白，讲准确。比如说宋朝时出的《三字经》中有句话叫“明句读”。就不发明标点符号，而是让知识分子凑到一起比，谁能完成断句过程，我能断句，你不能断句，我比你学问大，我就笑话你这个不能断句的，他们并没有考虑把这个文字写得更简单，让人家一读就懂。但是西方的教材，则是想尽办法让读者读懂，把事情说得越明白越好。于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头，文明就不能穿透普通的老百姓，或者说它不愿意穿透普通的老百姓。这使得我们的文明虽然这么伟大，但在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精英的文明，真正的中国老百姓懂得的很少。于是在鲁迅先生以及很多中国的文学家笔下，以前的中国人就是浑浑噩噩的，没有是非观念。所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话写明白，在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时候，语言要准确。

不仅如此，中文的动词没有时态，要靠副词，或者靠从句来说明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中文的名词没有阴性、阳性、单数、复数，也没有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上的变化，格的变化。而动词的时态，名词的性和单复数，还有语言中格的变化，则反映了思维的严谨性。所以，把外国著作翻译成中文，由于语言或者说是思维严谨性的问题，就会失去一些信息。

之所以说语言，是因为文字实际上是跟抽象思维和抽象概念连在一起的。中文简洁、美丽，擅长于写大写意，讲大道理。于是《道德经》、《论语》，把天下所有的哲学问题全都回答完了，孔孟老庄把天下人间哲学意义上的道理基本上讲透了。但是，中国人推理的能力弱，缺少形式逻辑。长于归纳而短于逻辑的推理和演绎。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墨子、荀子是有过形式逻辑的初步体系的。比如说《墨经》，对逻辑有过比较系统的论述。《墨经》说的大故就是充分条件，故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小故近似于必要条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但是后来，战国时期的所谓名家，公孙龙等等，好争辩，同时在争辩的过程中发展了一套诡辩术，以把对方辩糊涂为乐趣。这就搞垮了形式逻辑体系，使其在中国始终处于停滞的状态。

所以，中国人比较重视剖析个案，得讲一个故事才信，但是如果你告诉他这几件事的逻辑关系和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不一定能够说服他。我在政策方面做了这么多年，深有体会。你要想使得一个政策能够通过，你是用逻辑的方法来说服人，还是用讲故事，重局部经验，解剖麻雀个案的方法来说服人呢？这个在中国和西方，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中国人重视调查研究，强调眼见为实。然而，实际上我们眼见的都是事物的表象，并不一定是这个事物的实质，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有可能就不一样了。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靠的不是重视个案经验，而是推理。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才20多岁，懂什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打过多少仗，领导过谁？怎么就已经知天下事了呢？唯一能解释的是诸葛亮研究古书，研究历史，然后用逻辑的力量，做出了预测，做出了分析和判断。

国人的研究方法存在五大问题

易纲之所以谈到语言的中西方对比，进而谈到形式逻辑的中西方对比，主要是为了归纳出中国目前在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跟我们的文化是有关的。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学生，见大不见小，都愿意研究大问题。“我去讲课，人家都问我货币政策的问题，问我汇率利率的问题。大家都关心宏观经济的问题，但是大家在关心这些大问题的时候，缺少逻辑框架，他不知道大问题和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注意那个框架，就愿意重视那个结论。说这是阴谋论，这是货币战争，我们喜欢用一个最高的概括，用一个最宏观的框架来解释一个现象。”易纲说，这跟我们的老师有关。因为老师对具体问题和真实的情况也不懂，也只能讲大问题。但是一到真正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债券、股票、衍生产品，利率、收益率局限等等，说到市场的操作了，那只有真的干过，或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造诣的人才能把它们说清楚。实际上，由于有了市场经济，使得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务实。因为做买卖的人要真赚钱，在市场上取胜，不能靠忽悠。浙江人办事，就很扎实。你们要是能够碰到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他就会告诉你奥巴马得诺贝尔奖是怎么回事，美国打伊拉克是怎么回事，最后阿富汗又出了什么问题了，他就是在关心国家大事。但是只有少数人能以关心国家大事为生，大多数人还是要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专业，这样将来才能够在市场上有价值。

我们研究中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自以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研究的成果，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哪些是文献中已有的，哪些是作者的新贡献。我们现在的书太多了。你拿出一本书来，尤其是经济问题的书，翻开看，看不清楚这本书的作者他写的这些东西，有哪些是前人的东西，有哪些是新贡献。这就失去了学术进步的基础。你只有知道什么是文献中有的，才知道你研究这个问题的增加值在哪儿。或者你就是普及，就是要把一个题目比别人讲得更清楚，这也是一个贡献。

我们研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滥用参考书目。我们在参考书目上常犯这么一个毛病：信洋人不信国人。参考书目，拿洋人经典的文章和著作吓唬人。把经典的文章都罗列在那儿充门面。实际上洋人得诺贝尔奖的文献跟文章本身没多大关系。而且洋人研究的东西，也许有一些中国人也研究过，但是作者连提都不提。我们这儿的文化是文人相轻，不愿意引用国内别人的东西，明明知道这个教授有这个结果，那个教授有那个结果，他不仔细研究别人的东西。洋人的文献名气大，他都罗列在那儿，充门面，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参考书目，跟文章的关系是什么。实际上按照学术的要求，你最好是把文献中跟你这个文章，或者这个论文最有关的那些参考书列下来，你在文章中应该表述出你用的是这个经典文献的哪一个结论，能够把你的论文和经典文献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坏的风气。

另外，现在出版太容易了，谁都可以写书，谁都可以出版。导致我们现在的出版物，在质量上比较低。出版物质量低就会毒害年轻人，年轻人一到书店，不知道哪个好，哪个坏，鱼龙混杂，分不清好坏。他要是运气不好，遇见几本烂书可能会受不好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定义不清，不讲逻辑，争论情绪化。我们研究都要有一个定义，要有一个研究的起点。定义是讨论的基础，定义一样才有共同语言。然而，我们有很多非常情绪化的争论，由于定义不清，看着争论挺激烈，实际说的完全是两码事，各讲各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关于医疗体系改革的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但是对公益性，没有定义，最接近的概念是公众产品。对外部性、信息不对称都没有很好的定义，导致这个争论不太有意义。

破解“李约瑟之谜”

所谓“李约瑟之谜”，是指中国古代有众多发明，但是为什么中国后来落后了，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这是李约瑟在科学史上，系统研究了中国在历史上的发明和科学上的贡献以后提出来的问题。

在易纲看来，原因有三个：

首先，是语言问题，中国的文字具有模糊性。他说，我们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发明，但这些伟大的发明有很多没有记载清楚，时间长了就失传了。由于我们语言不够精确，记载得不够细致，很多说得很神奇，但是没有对这个神奇东西的精确描述，使得你无法判断这个神奇在科学上到底达到了何种成就。比如说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工学的著作。特别是宋朝，有很多非常系统的工学著作。但是这些工学著作，描述不够精确，总得靠感觉。有的建造结构非常神奇，到现在也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但由于记载不够精细，不够准确，使得我们无法判断当时是不是掌握了这种技术。我们的语言，比如没有单数、复数，就造成了很多的歧义。如韩国的前总统跳崖自杀，中文的报道说不明白有几个警卫，而英文报道有单数、复数，就可以说清楚是一个警卫给他拿烟去，这时候前总统就跳崖了。很多历史之谜都是因为没有单数、复数导致的，这是语言上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文人的习惯。文人只愿意记最重要的。什么事最重要？皇上的事最重要，朝廷的事最重要。怎么科学地建一个房子，这些是雕虫小技，很多大学者们不屑记载这些，更别说非常细致地记载下来。中文的菜谱，常说盐少许，酱油少许。而用英文，这个菜单就是盐几克，或是汤勺一小勺。我们不屑把许多事情写得非常严谨，认为那只是小事，不屑记载。所以历史上我们虽然有很多非常聪明的工匠，在力学、建筑学等学科可能已经达到了某种高度，但是由于文人们不屑记载这个，最终就失传了。

第三个原因就是形式逻辑体系的缺乏，特别是演绎推理能力的缺乏。我们不善于，或者我们没有这个训练和这个体系，做这个推理，这是一个重大的缺失。如果你没有受过形式逻辑最基本的训练，你没有一个比较近似于科学方法论的东西，就只能停留在对事物认识模模糊糊的阶段。在2000年以前，发明都江堰是先进生产力，但是如果你没有形式逻辑，那就会使得你这个东西很难推广，很难重复。这不是科学，只能算一次性发生的事件。形式逻辑的缺乏，形式推理、演绎体系的缺乏是我们一个致命的缺点。

第四个原因，则是封建专制。学者为什么不愿意把话说明白呢？因为封建专制搞文字狱，把话说明白了以后非常麻烦。所以我们的老百姓说的普通的生活中的语言，跟写出的文言文大不一样。

提升民族素质保证民族振兴

谈到这些方法论上的问题，易纲是希望国人能够深刻认识这些问题，努力提高民族素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民族复兴。

易纲说，现代科技发达，互联网、出版物非常便宜，电视和大众媒体已经给了我们能够把中华文明传承的精华穿透给中国老百姓的客观条件，但是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我们的知识分子，都有责任来尽我们的微薄之力，把我们自己那块具体工作做好，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能够传承、介绍、发扬伟大中华文明的这些精华。这样就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得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的素质有一个大的提高。我们说中国什么时候能赶上美国，什么时候能变成世界第一，人民币什么时候可兑换，什么时候能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简单的回答就是中华民族老百姓的文明程度普遍提高的时候。如果老百姓还是文明程度不高，到处可以看到不文明的现象，不守法的现象，那么中国即便是在有些指标上一时达到了一个高度，也长久不了，要摔下来。全世界的其他民族也不服你，因为你的文化，你的核心价值没有吸引力。只有你的整体文明程度提高了，你的民族的核心价值才有希望向全世界推广。

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易纲说，我们现在建设得这么快，经济增长得这么好，但是到处可以看到不文明的现象。比如说有个农民工因为要施工换牌匾，就用电焊枪对着附近一颗生长了100多年的树喷火，完全没想到这棵树可能会值多少钱。又比如他在朝阳公园看到有人种树，工具不顺手，就把工具在行走的盲道上敲击，一下子就敲坏了4块盲道上的砖。他就没考虑过换这几块砖需要多少钱，如果盲人在这个砖上摔一个跟头，再进了医院，那得多少钱。

“我在日本一个朋友家里头做客，赶巧了那天他们家空调坏了，打电话叫人来修空调，约的三点。日本工人整三点敲门，问可以进来吗？进来以后，套上鞋套，到他们家空调那先从小包里拿出一块布铺上，然后趴在地上修理了半个钟头。在修空调过程中，一些碎屑掉下来，工人把碎屑完全放在他的布里头，再从包里面掏出一个小扫帚和一个簸箕，把空调底下用小扫帚扫干净，再倒入他的布里头，再给你鞠两个躬走了。”易纲说，中国虽然是一个以9%-10%的速度增长了30年的国度，但是如果看细节的话，我们的文明程度还远远不够。

最后，他表示：“总之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发扬传承伟大的中华文明，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可持续，只有这样，中国富了，中国强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具有吸引力，外国人才愿意接受我们的价值观。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和平地、可持续地屹立在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