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年代奇观：足协党员干部大搞封建迷信

　　来源: 体育周报

　　中国足协一位党员干部竟然在担任青少年国字号队伍领队时大肆进行封建迷信活动。在组织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后，这人表示：“批评接受，意见保留。”依然我行我素，没有什么收敛。

　　堕落环境影响深远

　　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大搞封建迷信活动，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足协是真实存在的。2003年到2006年的国青、国少队里，经常都能看到领队公开摆放佛像、播放诵经录音，甚至队伍还被要求在选定的“黄道吉时”出发到赛场。赛前，全队要绕场走三圈，甚至还有人去拜球门。除了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部分教练对于这样的活动也是相当热衷，只是没有这般公开和猖狂罢了。

　　足协工作人员的贪污腐败和足球行业的黑暗，并非只是中国足球和中国体育这两个层面的环境影响就能够造成的。

　　足球场上的假球黑哨，显然是受到社会上假冒伪劣泛滥的影响。当年在谈到假球黑哨问题时，时任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的郎效农就曾经说过：“社会上的假冒伪劣现象少了，足球上的假球黑哨也会少。”假球黑哨和假冒伪劣之间，显然是后者影响了前者。我国的市场经济，因为历史短，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观念都没有完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应该整饬的问题。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之前，依然会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最近三十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也是人们观念变化最大的时期。传统观念和道德标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逐渐被抛弃，是非标准和价值取向都出现了混乱。大量的人嘴上说的和实际上做的，完全就是两套。在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界，同样也有这样的人和事存在。为了追求结果而不择手段，同样在足球界里成了准则。2007年女足世界杯时候发生的“窃听门”事件，应该是新中国体育历史上最大的丑闻，然而当事人事后竟然不以为耻，甚至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窃听门”事件的策划者和执行人，至今还在中国足协任职。同样是“窃听门”丑闻的当事人之一，中国足协一位党员干部竟然在担任青少年国字号队伍领队时大肆进行封建迷信活动。在组织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后，这人表示：“批评接受，意见保留。”依然我行我素，没有什么收敛。这也说明中国足协内部，早就是非不分，没有正常的道德价值标准。这个集体和单位里，早就已经没有了正气。

　　从改革之初的民主商议到最后的领导独断专行，中国足协的工作作风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步改变。王俊生时代的中国足协，每年举行足球工作会议全行业进行足球发展工作研讨并制定对策，在中国足协内部也是时常进行内部研讨会议。务虚会，也是那时候开始出现的，为的就是中国足协在决策前在内部征求意见。而到了阎世铎时候，以往每年一届的足球工作会议在2001年年初深圳会议后就再也不开了，而且阎世铎不顾大部分工作人员反对一意孤行暂停升降级豪赌世界杯，对中国足球造成了恶劣深远的影响。谢亚龙则干脆不在足协内部举行工作研究会议，而到南勇成为一把手时基本上领导班子独自决策，而现在韦迪主政后这方面就更是江河日下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都在为此付出代价并承担责任。

　　历史地来看，中国足球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丑恶现象，是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不能说明中国足球的改革大方向有问题，而是在改革配套监管、监督等方面措施不力造成的。

　　“8·25风暴”给了中国足球一次纠正清洗的机会，关键是今后中国体育和中国足球是否会真的吸取教训，建立、健全、强化监管机制，巩固打假扫赌运动成果。

　　封闭色彩的江湖

　　接替王俊生担任中国足协 “一把手”的，是阎世铎。2000年4月到任后，阎世铎还是折腾了不少事情出来：暂停升降级、豪赌世界杯，提出了“人民足球”的口号，2001年年底处置“假B五鼠”，国家队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但是2008年8月份，阎世铎因病住院时接受采访，谈到自己和足球圈关系时候，他哀叹：“他们还是认为我是外行。”

　　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原来是北京队球员，绰号 “瞎武”。不过，在对待东家问题上，杨祖武一点不瞎，多年来全身心为国安效力。在2004年那场“G7革命”里，杨祖武也是鞍前马后为主子奔波，毅然决然地站在了中国足协的对立面。对于杨祖武的表现，国安集团领导的评价就是：他是国安的一条狗。这个评价，杨祖武倒是很受用。

　　足球界，有着比较浓厚的封闭色彩。

　　在职业联赛发展过程中，进入足球圈人数最多的群体，就是俱乐部管理人员。他们是进入足球圈最快，融合也最迅速的。不过，这些管理人员的进入，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中国足球圈从业者的整体素质。甚至，这些职业经理人进入足球圈后，迅速在圈子里占据了比较高层的地位，在足球界向腐败和黑暗堕落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较典型的就是辽足的前老总张曙光，他不是足球圈内的人士，但是在捣鼓辽宁队过程中却成功地把这支队伍变成了一个提款机，辽宁队大多数问题都是和他有关的。中国足球界的传统中坚力量，还是教练和球员。但是这两个群体文化水平低，眼光短浅，对足球行业的新思想、新观念接触少，甚至持排斥态度。从甲A到中超，中国的国字号队伍都在对韩国足球的对抗中全面落后，但是教练、球员无一认真思考韩国足球可借鉴之处;对待上世纪9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的日本足球，中国足球界大部分人士依然是充满蔑视，老是以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足球的强势说事。最滑稽的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中国足协组织国内教练现场观摩，竟然有甲A主教练在看台上大放厥词：“他们比赛节奏太慢，还不如甲A激烈。”职业甲A之初，外籍教练大批进入中国足坛。经过短期磨合后，不少中国教练就认为，外籍教练的那些本事也不过如此。在我国职业联赛里，频繁出现外籍教练被本土助教和队员们联手逼宫的例子。文化水平低下的中国教练绝大多数人都思想保守，在攻防思想上侧重防守。在对队伍和球员的管理上，中国教练也基本上无所作为，甚至有人向球员低声下气以求保住自己的教练位置。

　　而历届世界杯决赛阶段，中国足协组织的各地体育局官员和俱乐部官员观摩团，成员们都无心观摩比赛，把在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观光和购物上。2006年德国世界杯，中国足协副主席观摩团回国后，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在德国期间逛街购物的经历——最大的笑话就是谢亚龙跟着崔大林出去逛街购物，最终体力不支坐在一家专卖店门口喘气。今年的南非世界杯，中国足协代表团也是在企鹅岛这样的旅游地和记者们“不期而遇”的。可以说，整个足球圈在职业化道路开启后，各色人等都很快适应了经济社会的要求，一切以资本和权力为标准，放弃了对足球规律的遵循。有原来的足球从业者，在资本进入足球后，主动向资本“投降”，甚至公开宣称自己愿意给东家当条狗。

　　这样的足球圈，阿斗云集，没有多少人把足球真正当成事业来做，而仅仅是为自己或者小集团捞取利益。在这样的圈子里，出现腐败堕落现象，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潜规则大行其道

　　1997年年底，从天津转会深圳平安的赵斌签约后返回天津乘坐飞机时，在深圳机场因为随身携带70万巨款而被安检人员拒绝登机。虽然事后平安俱乐部和赵斌本人都否认这70万是俱乐部给的签字费，不过当时赵斌以115万身价转会，转会费肯定不会让他带走，媒体当然还是猜测这70万就是签字费。俱乐部给球员在工资奖金之外再给一笔签字费，这是当年甲A火爆时候的潜规则，各家俱乐部在和主力球员签约时候都不得不忍痛这么出血。

　　2004年中超联赛推出，本来是中国足球深化改革的机会，但仍在环境治理和配套措施等方面无所作为而仅仅完成了的“翻牌”。

　　职业甲A联赛推出时候，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教练和球员的待遇有了大幅度提升。1994年首届职业甲A联赛，大连万达老板王健林就拎着几十万现金和队伍乘坐飞机赴客场。在飞机上，王健林拍着箱子告诉队员：“赢了球，奖金马上分给大家。”这种巨额现金奖励的方式，甚至传染了国家队——1994年和1995年国家队商业比赛后，国脚们都会领到成千上万的现金奖。

　　1998年开始，随着前卫寰岛等俱乐部向足坛烧钱运动进一步添材加薪，球员待遇被哄抬到了离谱的境地。国内球员转会市场上，球员身价飞速上升。而在能够公开的转会费之外，各队主力球员还能得到不菲的签字费、训练津贴等名目的收入。当年转会到深圳飞亚达的一名叫赵斌的球员，就是在和俱乐部签约后回天津时候，在机场因为携带了70万现金签字费被拒绝登机。为遏制球员收入飞涨，中国足协出台了限薪令，但限薪令却遇到了俱乐部阴阳合同的对抗。2004年著名球员谢晖就曾经拿着和力帆俱乐部的“阴合同”对簿公堂，还打赢了官司，要到了70万欠款。直到现在，阴阳合同依然存在。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中国足球的技战术水平，但是教练和球员的待遇却远比水平提升得快，这造成了全社会对足球运动的反感，也颠覆了中国足球的传统道德标准，使得金钱利益驱动的胡作非为大行其道。应该说，在甲A时代，中国足球内部先于环境走上了恶化道路。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从业者只为其有利于个人或小集体利益的歧途，而放弃了正规化、法制化监管等不利于谋取私利的建设。行业管理机构或是无能为力，或是有意放纵，导致潜规则流行，明规则仅仅是空文。在这样的环境里，当然容易滋生默契球、交易比赛，培养出专门进行不法比赛交易或者操控比赛的群体。

　　谁来承担领导责任

　　全运会的总分排名和奖牌排名，是各地体育行政部门的政绩工程。某届全运会时候，S省体育机构为了在男子曲棍球项目上捞取一点积分，竟然花两百万从其他省区买来了一支队伍。这个项目当时只有七支参赛队伍，而N区手上有两支队伍却只能派一支队伍参赛。这样，S省买来了N区的男子曲棍球二队参赛，也使得这届全运会的男子曲棍球项目凑足了八支参赛队伍。根据全运会的竞赛规则，只要取得前八名代表团就可以获得排名积分，即便比赛项目只有八支队伍参赛。

　　行业保护，是中国体育界面临危机时很正常的反应。也就是行业保护，使得中国足球失去了“8·25风暴”前自我纠正和自我拯救的机会。中国体育的管理者们最为得意的就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核心，其实就是吃国家财政。中国足协上级部门的历任领导，都醉心于宣传举国体制，目的就是安心于享受旱涝保收的“财政皇粮”。甚至在北京奥运会前，这个单位挪用奥运专用基金违规搞违规建设，为本单位小团体捞取好处。如果没有举国体制，这个单位是没有这样机会的。在地方体育行政管理部门里，也有运动员早已经退役甚至出国了，但是他们的关系依然保留，有关机构还在凭借这些花名册从国家财政领取工资。“吃空饷”，这个历史名词，在中国体育界却是真实存在的。而在全运会这样需要用成绩换政绩的大赛里，各省市区之间通过运动员流动、队伍买卖、积分交易，最后甚至到了合谋决定成绩和排名的地步，全运会上各种损人利己、弄虚作假的表演层出不穷。

　　舆论上，人们对举国体制是有很多质疑的。甚至有媒体算账，认为一块奥运金牌需要一两亿资金的投入，而体育界管理层对此的辩解却是：每年单位得到的财政拨款不过8亿，怎么也不会到一块金牌投入一两亿的地步。其实，如果把各级体育行政机构每年的财政拨款总额算上，一块金牌需要投入一两亿成本的算法不算离谱。在一个不能正确认识自身地位和投入产出比的机构体系里，出现问题不足为奇，当然谈不上什么自我批评、自我修正了。只有在政绩目标不能完成的时候，这个系统才会真正紧张起来，担心被来自外部的力量帮助纠正。体育行政管理部门里的干部们，很多人都开着捷达、桑塔纳、富康这样的老三样轿车。不过，他们的夫人们大多开着宝马之类的豪车。作为中国体育的组成部分，中国足球浓缩了中国体育的一些问题，难堪的就是中国足球的成绩实在不值得一提。但是“8·25风暴”扫荡，南勇、杨一民等中国足协各级工作人员落马的时候，足协上级负责人却无一人站出来为之承担责任。目前谢亚龙、蔚少辉、李冬生的问题没有明确，单就南勇、杨一民两位中国足协前副主席和张建强这一个前中层干部被刑拘，上级就应该承担用人失误的责任。中国足协内部一些德才兼备，在行业内拥有良好口碑的干部，不能得到提拔任用，而结党营私甚至公开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干部却逍遥自在，一方面是足协内部管理出现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总局在干部任用管理上的失职——这些问题，在媒体上都曾经被报道，而并没有引起关注。对于这样的怪现象，舆论是不满的，所以就有抓出“更大的鱼”的呼声。但是，至今“8·25风暴”都没有把“更大的鱼”扫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