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抗拒改革的“停滞”盛世(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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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抗拒改革的“停滞”盛世(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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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粉饰太平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勃列日涅夫作为平庸的党务工作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甚了了。在执政初期，勃列日涅夫还对自己的理论水平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曾对为自己准备发言稿的助手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都不会相信是我写的，他们会嘲笑我的。”“口气不要太大，我既不是导师，也不是什么伟大领袖……”②。他还常常要求删去摘自经典著作的引语，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①
随着权力的巩固以及开始立意培植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也开始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模样。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勃列日涅夫陆续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树立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
1967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提出“发达社会主义”概念。“发达社会主义”也被称做“成熟的社会主义”，其主要内容是:“苏联现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即新社会的成熟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和阶段:全部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内在和固有的集体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改造即将完成。社会主义规律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充分显示，社会制度具有有机完整性、蓬勃的活力、政治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部团结——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各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大小民族之间产生新的、和谐的关系。苏联已形成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②
苏联历史的演进无情嘲弄了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勃列日涅夫死后不到十年，苏联就在内外交困中解体。它没有实现“蓬勃的活力”，反而在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中破产；它也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稳定性”，反而持续地动荡；它也没有什么“牢不可破的团结”，反而在相互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垮台；至于“新的历史共同体”和“大小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很快就被民族冲突的血泊淹没。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掩盖矛盾、粉饰太平的“理论”，这表明勃列日涅夫并不准备认真解决苏联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种政治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否能针砭时弊，它不但要提出“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关键是还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然而，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回避矛盾、自我吹嘘，脱离实际地鼓吹“是什么”，而根本就不涉及“为什么”和“怎么办”。就在勃列日涅夫鼓吹“发达社会主义”的时候，还有多达7000万苏联城市居民生活在没有自来水的简易房屋中。由于缺乏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勃列日涅夫只好乞求于枯燥冗长论述和华丽的辞藻来掩盖这个“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空洞。
整个七十年代，全苏理论界在苏斯洛夫领导下所做的全部“贡献”，就是异口同声地论证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发达社会主义”。报纸、广播连篇累牍地试图证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伟大意义，电视新闻节目中理论界人士、党政官员、作家、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创新。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私下对这种“理论”的无情嘲弄，“用两种声音说话”成为苏联相当一部分人生活的准则。这些为勃列日涅夫唱赞歌的人，很多人都在八十年代成为反勃列日涅夫最激烈的人。
“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在1977年被写入苏联新宪法。为了表彰勃列日涅夫“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的杰出贡献”（《真理报》，
第六节:特权和腐败终成不治之症
官僚特权体系是斯大林主义一个重要的特征，也是一切独裁制度普遍的特征。因为独裁制度与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权在谁”。理想的代议制民主国家中，人民群众是通过根据自己意愿选举出的代表来管理国家的，这些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者，只能对选举出他们的那部分群众负责，否则，他们就会因为失去选票而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葬送掉自己作为国家管理者而拥有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而在独裁国家中，国家的统治者与人民群众没有任何真正的必然联系，即使是靠着群众拥护取得政权的统治者，也必然会因为始终不肯把主权让与人民而造成人民的失望，逐渐脱离群众，社会再次分裂为“我们”（指群众）和“他们”（统治者）。因此统治者除了以高官厚禄和不间断的、大规模的恐怖政策来拉拢走卒之外，别无他法保持下级对自己的忠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斯大林建立了斯大林特色的官僚特权体系。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后改称部长）、总局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一套专门的特权①。从斯大林本人到集体农庄主席，按照级别享受这些特权: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免费占用别墅，专用汽车（领导人和妻子、儿女都有，有时甚至一人几辆供选择），专职司机，免费早餐与午餐，假日去修养所，往返修养所、疗养所的大量路费、补助、“医疗费”，阔气的狩猎、不用排队就在特供商店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就存在数百家这样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除此之外，斯大林时代特权制度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被称做“斯大林钱袋”的附加工资制度。一般装在信封中，秘密地给予各级官员，每月金额一般根据职务从几百卢布到几万卢布之间（1960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卢布，与新卢布比价为10:1）。领取“信封”的人根据规定必须严守秘密，透露消息者是要遭到严厉处罚的。扣除通货膨胀及币制因素，斯大林时代一个部长每月的“信封”大约为2000新卢布（约合3500美元），相当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考虑到斯大林时代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00美元，戈尔巴乔夫时代为6800美元，斯大林的干部们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收入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对比①。
斯大林本人正处于这种特权金字塔的顶端。
作为斯大林时代特权制度最典型的代表事例，莫过于著名的“首都”牌伏特加的酿造过程了。这种牌子的伏特加酒是酿酒师斯维德利在1944年列宁格勒遭受围困、居民因饥饿而变成“活的幽灵”的情况下，根据上级的秘密指示在列宁格勒酿造成功的。宝贵的粮食被酿造成口味纯正的佳酿，根据文件规定专供军队高级干部和市委领导人享用。如果这些粮食节省下来，不知可以救活多少市民的生命。“首都”牌伏特加跟普通苏联百姓见面，则是赫鲁晓夫时代的事了⑧。
官僚特权是与官僚本人的职位相挂钩的。一旦失宠，官僚就不再能享受这种特权。被称为“斯大林的人民委员”的卡岗诺维奇在失去其职务之后，就再也享受不到任何特权:取消了“信封”，每个月只能拿到120卢布养老金；不能再进特供商店，和普通人一样排队购物，休假也只能去供普通工人去的疗养所⑨。甚至卡岗诺维奇到仅供高级领导就诊的医院看病，都遭到追查⑧。
赫鲁晓夫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很多官僚特权:“信封”、免费的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等。当然，这些还很不够，但是赫鲁晓夫确确实实向官僚特权发起了第一次讨伐①。赫鲁晓夫向特权制度发起的影响最大的冲击，莫过于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度。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人民出版社:《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③。
由于苏联官僚的特权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按照以前的制度，“就是区党委书记的薪金，也是很高的。”（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因此，赫鲁晓夫推行任期制无疑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因为任期制废除了干部终身制，轮换制打击了帮派现象，使官僚们时刻陷入丢掉官职的担心中，故而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这是他们下决心把赫鲁晓夫赶走的一个重要原因。赫鲁晓夫对官僚特权的讨伐，被称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①。
（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的毛派分子采取了伪激进主义立场，他们盛赞斯大林体制，污蔑赫鲁晓夫是“官僚资产阶级代表”，并以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为借口，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派分子一边心安理得地享用从斯大林那里照搬照抄的官僚特权制度，一边口口声声反对“官僚资产阶级”，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可悲的是，至今我们的某些公民，依然相信毛派分子精心伪造过的历史，依然把“文化大革命”看作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伟大实践”。）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并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3成员的做法，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保证要使干部得到尊重（叶利钦:《叶利钦自传》）。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第一年，地方党委书记只更换了9%，14个加盟共和国书记只更换了2个（费因沙拉:《苏联怎样进行统治》）。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担任了20年党的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也当了20多年第一书记；格里申于1967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被换下来；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则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7年，直到退休②。
这种干部队伍超常规的“稳定”，一方面造成了高层机关长期无法输入新鲜血液，造成这些机关陷入“严重的停滞”，成为一潭死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人政治”局面；另一方面，这些高层官员长期担任这些地区的“封疆大吏”，都按照对自己忠实程度提拔亲信，排斥异己，逐渐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帮派势力。例如前面提到的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层干部，及工业企业、工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领导干部更换过于频繁，朝令夕改，造成严重局面。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的“稳定”政策，是只针对高级官员的“稳定”，目的在于保证高级官僚的既得利益。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因而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特权制度又被称为“干部名册”制度，它把上层人物与苏联普通公民化分开来，引起了普通苏联公民的强烈不满。③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僚们还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本人，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私人会所。这些被称做“小屋”的私人别墅往往象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和其他设施①。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社会贪污、腐败和特权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勃列日涅夫本人生活非常奢侈，他在扎维多沃的“小屋”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曾赠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勃列日涅夫爱不释手，常常在几百万电视观众面前堂而皇之地摆弄这枚心爱的戒指①。
作为一个父亲，勃烈日涅夫有强烈的“舔犊之情”，对自己的子女非常“宽厚”。虽然他也常常斥责他风流纵欲的女儿和一心敛聚钱财的儿子，说他们给他丢脸，但这并不妨碍勃烈日涅夫动用公款为他的女儿与儿子修建别墅①。甚至连其甘当乌龟、不学无术、贪婪无比的的女婿邱尔巴诺夫也因为得到了勃烈日涅夫的庇佑而扶摇直上，当上了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和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邱尔巴诺夫贪污了多达20亿卢布的公款，在勃烈日涅夫死后才被押上被告席。
1980年，克格勃副主席谢苗.茨维贡将军在安德罗波夫布置下，领导一次反腐化调查时无意中从勃烈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邱尔巴诺娃的情人布里亚季亚家中搜查出一大批钻石等贵重物品，布里亚季亚供认钻石是属于加琳娜的，顿时弄的满城风雨。这时，一贯以所谓“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自居的苏斯洛夫不顾重病在身，亲自来掩盖勃烈日涅夫家族的丑闻。苏斯洛夫狠狠教训了茨维贡，并不许其逮捕布里亚季亚。茨维贡将军处于是忠于勃烈日涅夫家族还是忠于职守的矛盾中，
由于勃烈日涅夫的权力不是建立在群众拥护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他欣赏、提拔的亲信们的“团结”和“稳定”基础上的。因此，对于他的亲信，无论有多么腐败、多么无能、多么遭人憎恨，勃烈日涅夫都奉行着“保护干部”的方针予以庇护。“理论家”苏斯洛夫给勃烈日涅夫找到了一条“理论基础”:“干部的稳定，这是胜利的保障。”勃烈日涅夫时刻奉守这一准则，时刻注意“保护干部”。例如，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第一书记麦都诺夫滥用职权，他治理下的地区贿赂成风，腐败盛行。
当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建议将麦都诺夫撤职查办并交送法庭时，勃列日涅夫却连连摇头说:“不能这么办。他是一个大的党组织的领导人。人们信任他，跟他走，而现在我们要把他送上法庭？再说，他那个区里的事情还进行得不坏嘛。我们换一个不诚实的人会把这个区的事搞坏的，先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他怎么样再说吧。”当安德罗波夫问把要把他调到哪里呢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说:“当个副部长什么的，不行吗？”⑩。前面提到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孜别克斯坦党的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长期敛聚财富、将该共和国的棉花收入据为己有，将整个共和国党组织变成自己的“家天下”，为此，苏共中央收到了数以万计的举报信，而勃烈日涅夫却把这些信件送还拉希多夫，并且先后授予拉希多夫多达12枚的勋章，以表彰他的工作③。
在勃烈日涅夫日益腐败的统治下，苏联社会贪污、腐败和特权逐渐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腐败的深度、广度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这是斯大林时代腐败的继续深化和发展。“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中央委员都卷入肮脏的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送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们寄来的盒子。”（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特权制度把苏联社会分为“他们”（上层）和“我们”（下层），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他们”（上层）是个封闭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①。这实际上是把苏联人民分成了贵族和平民。“他们”的不劳而获的生活，致使普通苏联公民日益缺乏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败坏了社会风气，促使一部分人走向非法攫取财富的道路。据统计，全苏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大约形成了2400个黑手党组织，并且这些黑手党大都有官僚背景，苏联社会日益呈现“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的局面⑧。
早在斯大林集体化时代，由于集体化冒进政策引起的大饥荒（导致800万苏联人饿死），苏联出现了群众大规模地盗窃集体财物的行为，为此，斯大林用恐怖对付盗窃。他于1932年8月颁布了那条著名的命令:“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这个法令被民间称作《五穗法》，即盗窃五棵麦穗要被枪决，盗窃四棵麦穗要判处十年苦役。仅从1932年8月到1932年底不到四个月时间，就有55，000人依照本法令被判刑，其中2，000人被处决（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也是这一年，斯大林指着自己自杀的妻子满满一抽屉的钱问道:“她还需要什么呢？她要什么有什么。”）
由于斯大林体制下工人阶级普遍缺乏真正的主人翁责任感，大规模的盗窃始终是令苏联领导人头疼的问题。而当苏联历史演进到勃烈日涅夫时代，统治者再也不能像斯大林时代那样实行大规模的强制措施了，“五穗法”被废除了。在上层社会腐败的示范效应下，下层的盗窃集体财物的行为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到七十年代，苏联全国私人轿车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燃油是从国家盗窃来的，某些地方这个比例甚至高达80%；莫斯科、列宁格勒、奥德萨等大城市的民警机构也曾经公开表示，这些城市的工人中有“相当普遍的小偷小摸行为”（《消息报》，
第七节:不可避免的政治衰败
独裁制度一般可以分做两种:“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这两种制度虽然相似，但是却存在很大区别。极权主义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牺牲，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仅仅是不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仅仅被怀疑不积极参与）这个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镇压。极权主义的出现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这个国家个体意识尚未觉醒，民主意识尚未深入人心；二是这个国家经历长期的深重灾难之后，一部分劳苦大众渴望出现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对这个人物寄予无限信任，听信他的救世许诺，并为他甘愿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比如一战后的德国、俄罗斯、意大利，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七十年代的柬埔寨、伊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阿富汗。极权统治者一般依靠这部分群众的拥戴上台，政权稳固后就胁迫其他社会成员，剥夺他们的权利。极权统治者的意志在表面上是迎合当时社会一部分群众的，因而被赋予神圣性、不可侵犯性，然而实际上却是利用一部分群众幻想一步登天的、不切实际的愿望达到自己的个人目标，由于缺乏任何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这种目标往往是统治者人性阴暗面的肆意释放，是狂妄的、反人类的。极权统治者让群众忍受苦难，付出牺牲，则被解释为为了实现某种“崇高”的目标而付出的必要代价，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此极权统治下，群众必须承担无穷无尽的苦难，而统治者则开出一个个令人兴奋却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极权制度只产生于二十世纪。在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电报、电话、广播、汽车、火车等现代化技术的发明，以及热武器完全替代冷兵器，导致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交通手段，导致一个国家里再也无法存在统治的真空区域，“山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已经不复存在；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实力差距迅速扩大，力量对比发生了极其不利于被统治者的变化，已经由原来的大刀长矛对镰刀锄头变成了机枪大炮对镰刀锄头。在这两种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被统治者的武力反抗已经成为不可能。如果这个国家专制主义传统深厚并且在现代化面前没有充分心理准备，就极容易导致极权政体的建立。
极权主义政体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政体。凡是极权主义肆虐过的国家，无一不遭到一场巨大浩劫。由于极权主义是依靠一部分群众拥护上台的，并且拥有巨大的技术优势（所有极权主义国家无不拼命加强这一优势，“要大炮不要黄油”，勒紧裤带搞军备竞赛成为极权主义国家另一个重要特征），因此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稳固性与严密性都达到人类几千年以来历史的极至。
不能说极权主义没有一点优越性。由于极权统治者彻底地奴役了所有人，因此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不计代价地完成极权统治者的一个或几个目标，从而在很短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为此，人民群众付出的、千百万人的血的代价，在极权主义者眼里，就像是踩死一只小小蚂蚁那样不值一提。
毫无疑问，极权主义者是一些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他们深深理解权力的秘密，他们懂得什么时候该对群众露出微笑，什么时候该把他们撕碎。他们的才能与威仪是任何其他类型的统治者——无论是国王、皇帝还是总统——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们必然受到一部分人的歇斯底里的拥护与爱戴，这种状态半是麻醉，半是羡慕。同时，极权统治者也可以骗来绝大部分人的好感，并且把任何敢于怀疑挑战他们的人送进坟墓。人们在极权统治者的奴役之下，除了如醉如痴地爱戴统治者，或者是战战兢兢地生存下去，别无选择。那些歇斯底里的拥护者们甚至甘愿为这个“救世主”去送死，死前还感到无比幸福。从纳粹德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时代的中国，以及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和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我们发现了这些甘愿被奴役者死前喊的口号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极权主义政体的基础是暴民专政。过多的苦难和社会不公会导致下层群众的暴民化倾向，产生一种甘愿玉石俱焚的反抗心态。此时，极权主义者就以一种“救世主”的身份出现，煽动暴民的破坏情绪，允诺自己取得政权后就将带来幸福与公正。极权统治者怂恿暴民的无政府主义，怂恿暴民践踏一切旧社会的法律、道德和行为规范，而不管这种规范是否有益于人民。极权统治者的出发点也许带有某些建立新秩序的成分，但更多地是为了自己的充分解放——一种完全不受制于任何人、任何制度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是以牺牲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为代价的。
极权统治者人格上表现为勇气与怯懦同在。他们可以完全掌握政权之前是大无畏的勇士，甚至可以做出最狂热的自我牺牲；而在攫取政权之后，则变为彻头彻尾的懦夫，用铁甲、地堡和特工把自己严密地保护起来。阿道夫.希特勒敢于在啤酒馆暴动时孤注一掷，却在攫取政权后藏到了地堡里；金日成敢于在前线指挥作战，却连飞机都不敢坐；而斯大林曾在察里津勇猛作战，后来一生凡是出行都藏在铁甲列车中。所有的极权主义者，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安全，他们时刻害怕自己被敌人夺去生命，因此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的巢穴构筑得天衣无缝，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潜在的敌人。
由于极权主义政体的稳固性严密性，因此它是不可能从内部被军事政变或自由选举推翻的。极权主义政体的灭亡只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极权主义者的自然或意外死亡。由于其接班人不具备极权主义者的那种权威，同时由于民众对极权主义制度的普遍厌恶，导致极权主义蜕变为威权主义。在伊朗、中国、苏联，都出现了这种情形。但是，如果极权主义者培养自己的直系亲属做为自己的继承人，则这个继承人有可能承袭老极权主义者威势，被群众看作是老极权主义者的化身，进而使得极权主义政体有可能得以延续，朝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极权主义政体灭亡的第二种途径是国家被更强大的外力彻底摧毁，如纳粹德国、红色高棉；而目前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也出现了这种迹象。由于极权主义可以充分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捍卫自己，因此这种被外力摧毁的极权主义政体往往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的深重灾难和人民的血泊而灭亡的。
而威权主义则是极权主义相对温和的形式，由于统治者个人权威的衰落，以及个体意识的初步萌生，威权统治者只有力量保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往往放弃不切实际的狂想，而人们也不再被勒令必须积极参与到统治者个人意志中去，个体也拥有了一些选择的自由，甚至也被允许私下对统治者冷嘲热讽。因而，威权主义阶段最明显的特征，表现为统治者与群众利益高度的不一致，统治者只有依靠国家机器勉强维持其统治。威权主义是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既是极权主义政策的延续，也是民主主义萌发的阶段。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就是典型的威权主义阶段。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半个世纪以来最具扩张力的斯大林主义已经不可避免地显示出衰败的迹象:群众的革命激情都已被诺言无法兑现的冷漠所取代，社会主义理想被长期以来生活必需品的短缺所磨蚀，苏共渐渐缺乏活力，官僚机器越来越懒散和耽于谋取私利。随着极权主义的消亡，苏联社会正逐渐经历着因为现代化和对外交流的扩大而产生的变化，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对旧的、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文化的认同，转而接受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新的社会意识正在形成。社会的根本变化要求苏共提出新的、能够跟得上时代步伐的、对群众有说服力的新思想。但是，“苏共被苏斯洛夫这样的意识形态偶像弄得昏昏欲睡，对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丧失了主动权，只能无力地重复那些早已过时、干瘪无力的教条。”③
原捷克剧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典型例子。在六十年代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个商店的橱窗里，挂着这么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哈维尔认为:这个商店的店员挂这幅标语，并不是认为他们相信全世界无产者的团结会对他们的生意有帮助，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官方表明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就是他们愿意服从“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老百姓在独裁体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须习惯于在公开场合讲政治方面的假话，也正是这些假话，“巩固”着勃列日涅夫式的统治者的政权。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会出现对独裁者的挑战，这类挑战不是突然爆发的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示威，而是源自人们内心的讲真话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正如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中所言，总会有一个孩子在“多美的新衣服啊”之类的谎言里说出“可他什么也没有穿啊”一样，人们想讲真话的欲望是不可阻止的。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人们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
勃列日涅夫的专制体制导致了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厨房政治文化”现象的出现: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就是这样形成共识的，而许多青少年也因为偷听厨房里父辈们的政治议论，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
在官方陈腐的、虚伪的意识形态教条越来越失去支持者的同时，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却突破了官僚们建造的意识形态壁垒，深入到苏联普通公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灵深处。到了七十年代，穿牛仔裤、坡跟鞋、跳迪斯科舞、听爵士乐，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吸毒也开始风靡一时。这种对西方生活方式的追求，被官方斥责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青少年的侵蚀，经常受到干涉。然而，日渐衰微的教条主义者却无法真正阻挡年轻人的选择。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真的有优越性，而是因为教条主义者们没有能力提出更好的、更能够吸引人的选择。当教条主义者干瘪无力地重复着那些没有说服力的教条时，他们注定要遭到青年一代的抵制，从而把几乎整个青年队伍推到了党的对立面去。这种化友为敌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刚刚提倡“改革与新思维”时的1987年，莫斯科市有52%的青年技术人员、65%的青年工人和71.4%的大学生自认为自己是与官方持不同政见的“非正式组织”成员（《接班人》，莫斯科，1987年12月）。在其后发生的苏联政治演化中，正是这些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成为叶利钦“激进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力军。
青年一代的价值取向是关系到一个制度生死存亡的巨大问题，因为未来就是由青年人把握的。无论老一代人信念多么坚定，但终究无法逃脱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早晚要落到当初的青年一代的肩上。如果不注意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和吸引，怎么能够保护社会主义航船的方向呢？七十年代的青年人都是出生于卫国战争以后，他们从出生就没有领略过沙皇制度的残酷，也没有领略过资本主义的苦头。他们自幼就被告知生活在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当长为青年人之后又被告知生活在“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很自然，他们对这种制度就寄予更高的期待。可是现实生活与他们的期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无法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公仆”享受特权、贪污受贿、生活奢侈堕落，而“主人”们却排队购物、生活艰难，并且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表达自己的意愿；在“真正平等”的制度下，官僚的子女拥有无可比拟的机会，而普通人家的子女却机会渺茫；当他们在疯狂的迪斯科音乐中发泄自己的惆怅时，又遭到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们的干涉和指责——所有这一切，怎么能够使得青年一代对这种“社会主义”不失望，既而怀有深刻的敌意呢？怎么能使得他们对“水深火热”的西方国家不羡慕呢？党失去了青年一代，这无疑是苏联社会主义航船倾覆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种状态下，苏联社会公众出现了普遍的苦闷、彷徨和冷漠情绪。“这是最后一天”的末日心态出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怠工、酗酒、劳动纪律松懈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很多人上班迟到，到岗后点个名就匆匆到街上排队购买新到商品或者到电影院看电影，以至于安德罗波夫时代不得不派出克格勃和民警到商店和影剧院去拦截这些旷工者（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酗酒现象成为社会一大公害，据统计，到八十年代初，全苏有三分之一的成年公民处于经常性的烂醉如泥的状态下，因为酗酒导致的事故、伤亡和暴力事件直线上升，社会治安状况大大恶化。到八十年代初，莫斯科已经和纽约一样，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世界之窗》，1985年）。这也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发动声势浩大的“反酗酒运动”的直接原因⑤。
不仅是普通群众，在苏共高级官员中也弥漫着怀疑的情绪，七十年代末，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也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疑问③。他还对当时的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谈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苏共的政治衰败表现在这个自命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在苏联群众心目中的地位。1989年，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只的占1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1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因此当“八一九”的密谋者们，发动政变被叶利钦粉碎时，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第十节:镇压持不同政见运动
尽管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是作为后极权主义威权统治者，他对待对政权本身发起挑战的持不同政见者仍然是严厉打击的。苏联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起初是为了抗议官方对斯大林的重新美化和终止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自由化，但很快他们就表现出了相互之间的政治分歧。唯一的共同点是对苏联的政治高压不满，要求民主和自由。
西方国家当然乐于看到苏联出现持不同政见者，因而给予他们以大量的支持。然而，并非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亲西方:罗伊.麦德维杰夫因为全面肯定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主张复兴和革新列宁主义，把苏联社会主义从扭曲的斯大林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因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反对派”；萨哈罗夫则主张把苏维埃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因而被称为“社会主义自由派”；而索尔仁尼琴则呼吁恢复君主制度并且具有强烈的斯拉夫民族主义，因而被称为“泛斯拉夫主义反对派”。各种持不同政见者之间，互相斗争也十分激烈。③
持不同政见者自然遭到了来自官方的镇压与迫害，采取的措施有:集中批判，动员理论研究者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集中的口诛笔伐；分化瓦解，采取一些措施解决持不同政见者提出的一些社会问题，从而使得同情者们分化；限制自由，对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限制其言论或活动自由，降低其影响力；驱逐出境，逮捕、或者关进精神病院。应当说，这些措施是有效的，到七十年代末，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的只剩下那么几十个人了” 。（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的活动都已转移到苏联国外。
虽然从表面上看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受到了巨大打击，但是其潜在影响力却是非常巨大的。苏共自身政治号召力的下降，官员腐败特权现象的发展，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得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力发挥了与其自身规模完全不相称的巨大作用。普通苏联群众甚至苏共党员，都暗中同情持不同政见者。当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从流放地和国外归来时，他们受到了群众英雄般的欢呼。
第十一节:“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和老人政治
一个非民主国家，其官员的进身之路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确定的，而是通过自上而下选拔确定的。因此，选拔自己认为亲近的、可靠的、有能力的人当自己的副手，是最一切非民主政权统治者的选拔规律。在这种体制下，所选拔的官员的名望、品德、口碑和才干是否能够被大众认可，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民间向来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说。
虽说独裁者们在选拔干部时也要注意一下其品行和才能，但那都是次要因素，至关紧要的是这个人是否忠诚；而被选拔者的才能，也必须不能给独裁者带来威胁，否则就会招徕杀身之祸。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卫国战争期间出现的两位杰出的年轻活动家:中央书记阿.库兹涅佐夫，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兼部长会议副主席尼.沃兹涅先斯基。他们二者才干是如此杰出，以至于斯大林曾经表示:等自己退休后，应当让库兹涅佐夫继任自己的党的总书记职务，沃兹涅先斯基继任自己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然而当斯大林说出这番话，就意味着这两个人离死不远了，因为斯大林根本就不打算退休，更不会容忍一个能取代自己的人存在。果然几个月之后，两位杰出的年轻人，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就因“列宁阁勒案件”而被逮捕，然后被处决了。在无情的拷打与审讯中，沃兹涅先斯基崩溃了，如同布哈林当年一样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而库兹涅佐夫则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他说:“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结果，他被打断了脊椎骨。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时代那种残酷的宫廷政治已经被一种温和的斗争方式所取代。勃列日涅夫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人物，采取的是打发他们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职务，或者打发到遥远的国家担任大使，到了退休年龄的则打发他们体面退休。无论是前面提到过的谢列平，还是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担任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都采取了这种方式。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个性使然。
不过，虽然手段不同了，但领袖选拔官员的准则却没有改变。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他身边自然地聚集了一批曾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时的同事、部下和朋友。对此，西方媒体称之为“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官员要想获得升迁，首要问题不是自己的能力如何，而是要如何与这个“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搭上关系。
勃列日涅夫不动声色地排挤了很多党中央和政府中他所不信任的人，换上“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的成员。这些成员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吉洪诺夫，他不仅是勃列日涅夫的同乡，而且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的校友，1979年柯西金被迫辞职后，吉洪诺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也是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前面提到过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茨维贡，是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工作时的部下；克格勃第二副主席齐涅夫，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也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任州委书记时的主要助手；内务部长谢科洛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任州委书记时的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时期的
在给大量亲信委以重任的同时，勃列日涅夫也在逐渐排挤他不信任的人。谢列平、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柯西金、沃罗诺夫……一个个都被他排挤掉、继而销声匿迹了。苏斯洛夫只醉心于“灰衣主教”理论家角色，对勃列日涅夫权势构不成主要威胁，并且苏斯洛夫派系自身有相当实力，因而二者虽有过龃龉，但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动他。正如苏联老资格的外交家葛罗米柯私下发表感慨中说的那样:“我们的政治局就像百慕大三角一样，有的人突然从这里出现，有的人突然在这里消失。”
由于勃列日涅夫实行干部任期终身制，导致其后期整个中央领导层年龄的老化，主要领导人均已年过七旬。1981年3月苏共第二十六大上选出的政治局14名正式委员中，平均年龄为75.5岁，其中年龄最大的谢尔佩83岁；8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平均年龄也接近70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库兹涅佐夫81岁。
最高领导层的病态和老化的特点，在每年十月革命节阅兵式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一群面颊干瘦枯黄、病入膏肓的老人颤颤巍巍地站在列宁墓上，忍受着寒风的折磨。当苏联人看到老态龙钟的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被助手们吃力地扶到讲台上，发表断断续续和含混不清的讲话时，人们在厌恶的同时都认识到: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当时苏联群众流行一则名为《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笑话来讽刺老人政治。这一则笑话里，会议主持人庄严地宣布:代表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大会开幕！”接着，主持人宣布第二项议程:“把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抬进来！”第三项则是“请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等高层统治者却依然相信来自下级的报喜不报忧的“成绩”。他们“有些傻气地沉浸在一片大好形势中”，看不到身边隐藏的巨大危机①。无论是群众还是官员，对这些身居高位的政治盲人已经全然失望，党和国家的一切中期和长期计划都无人关心和承担，各级机关的官僚们都采取了专制制度下政治过渡期间最常采用的办法:等待新的政治领导人确定方向③。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死去”（施密斯:《苏联政治》）。1981年12月，列宁格勒的《阿芙乐尔》杂志突出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本杂志的第十二月号封面上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照片，而内容部分刊登了一段极为敏感的文字:“我前天听说他已经去世，我坦率地承认我感到非常喜悦和骄傲。但是我高兴的太早了。不过，我希望我们不用等很长时间。”这段话显然是影射勃列日涅夫的，因而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不满②。
1982年9月底，已经76岁高龄的勃列日涅夫来到阿塞拜疆共和国首府巴库视察。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因为多次中风的影响，他的智力和体力都大幅下降。当勃列日涅夫出席当地党组织为他举行的招待宴会时，勃列日涅夫照例发表讲话，整个苏联都在观看他讲话的电视直播。当勃列日涅夫照着讲稿念了几段之后，大厅里的人们都骚动起来，原来因为助手粗心拿错了稿子，已经半痴呆的勃列日涅夫却根本没有发觉。一阵紧张之后，一位助手跑上台来把另一份讲稿交给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没有任何窘态，而是平静地说:“同志们，刚才发生的事情不是我的过错。我要从头再来。”说完，他又庄严地念起了新讲稿。④此时的勃列日涅夫还没有意识到，死神已经向他一步步逼近了…….
一个月之后的
第十二节:结束语
也许读了我的文章的朋友会认为我是很反感勃列日涅夫的，因为我的文章中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不，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怀念并且留恋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苏联经济一度繁荣，科技大大发展，人民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艺事业空前繁荣，社会保障不断健全。应当说在苏联69年的历史中，勃列日涅夫统治的这18年是最祥和、最安宁、最富裕的18年。我这篇文章，只是选取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几个比较突出的内容进行叙述，不可能全面系统地介绍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对于这个世界大国来说，18年的历史显然不是一篇三万字的文章所能说得清楚的。
我对勃列日涅夫本人的评价也相当不错。在我眼中，勃列日涅夫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他待人宽容，作风随和，富于同情心；和暴戾的斯大林比起来，他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如果说缺点，那就是虚荣心比较强，对一些长年积累的问题缺乏彻底解决的决心。这样的品质，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他仍然是会受到人们欢迎的。
然而，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特别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那些缺点就不能忍受了。虽然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逐渐走向强大，经济能够得到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但由于缺乏对现实清醒的认识，苏联社会在运行中积累了无数尖锐矛盾累。由于勃列日涅夫等人缺乏解决问题的决心和魄力，这些矛盾越积越深，社会动乱的能量越积越大，为最后彻底炸毁这个国家埋下了足够的炸药。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国势达到虚幻的顶峰，随即落入不见底的深渊。
勃列日涅夫执掌政权时间长达18年。在苏联历史中，除了斯大林执政27年外，执政时间最长的就属勃列日涅夫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发展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其弊端已经暴露得十分清楚了:政治缺乏民主，人民没有参与国家管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特权腐败孳生，长官意志、官僚主义和瞎指挥盛行；生产中惊人的浪费，资源的过度消耗，投资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军备竞赛对社会资源的消耗……这些矛盾很多人都看得很清楚，但惟独勃列日涅夫和他的老人帮们看不清楚，继续沉醉在“发达社会主义”虚幻的自我满足中。
在勃列日涅夫的统治下，苏联不是正常地迈入八十年代的。而是像一个如勃列日涅夫般的病入膏肓的老人，浑身浮肿、跌跌撞撞、步履蹒跚地跨进了八十年代。当时苏联的工业生产已经出现了负增长，但有赖于石油惊人的“大输血”般的出口，才勉强维持了2%的增长率。为了弥补国民收入的不足，苏联政府把酒类销售量提高了三倍，每年从酿酒工业中收取多达530亿卢布的税收，占苏联国民收入的12%，“这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利加乔夫:《警示》）。苏联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世界列第一位，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产严重脱节，“苏联的火箭可以以惊人的准确性找到哈雷慧星并飞上火星，其宇宙飞船可以遨游太空”，但其汽车却缺乏足够动力，故障频出并且耗油惊人；许多家用电器陈旧不堪，电视机爆炸事件经常发生，以至于苏联人开玩笑说本国生产的电视机应当送给敌人；苏联虽然拥有世界最多的耕地并实现了机械化，但粮食连年歉收并且不得不花稀缺的外汇大量进口粮食；苏联的人均医生数目、人均医院床位数目都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寿命却排在几十名之后并且不断下降，看病难，医疗服务质量不断下降，死亡率上升；苏联的经济规模号称世界第二，但其主要的消费品却长期短缺；苏联号称“世界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有7000万城市居民住在没有自来水和厨房的简陋公寓中……
是啊！一切都那么奇怪。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就是如同月球正面与背面一样截然相反、黑暗与光明并存。正如苏联人自嘲的那样，苏联是一个手持原子弹的上沃尔特。然而，上层只看到光明的大好形势，下层只看到无尽的黑暗……难道不是这样吗？党员、干部们在干什么？他们都在忙碌着，忙着论述和证明那并不存在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忙着给不断下降的生产数字注入水分……官僚机器的一切齿轮都在忙碌、转动着，而可惜的是，这些转动都是在空转。
如今，勃列日涅夫已经去世二十年了，苏联本身也成为历史，每当人们提起苏联的时候，都要加一个“前”字，彼此提醒着，她已经和罗马帝国、亚述帝国一样成为历史。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假如赫鲁晓夫的改革持续下去，假如勃列日涅夫不那么顽固拒绝改革，假如安德罗波夫再长寿一些，假如戈尔巴乔夫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假如“八一九”事件的密谋者再聪明一些、坚决一些……是啊，假如这些因素有一个能够成立，苏联也许就不会解体。但是，历史怎么能够假设呢？
作为一名把苏联当作精神祖国的人，苏联解体时时刻刻折磨着我。我永远不会忘记:
如今，中国也在进行着改革，目前各种社会矛盾已经凸显出来，有些矛盾甚至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定。因此，弄清楚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总结出苏联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目前形势下尤其重要。苏联是一面镜子，她能够帮助我们看清自己。我衷心希望，历史不要再简单地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