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研究员邹平座:中国政府及领导人当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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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6日 22:15华夏时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2条

本报记者 晏耀斌 北京报道

10月12日19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美国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资料显示,前者是公共资源研究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学者,后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其突出贡献在于管理的科学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之前获奖呼声很高的主流经济学家,比如研究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约翰·泰勒等,却被诺贝尔经济学奖拒之门外。“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央行研究局研究员邹平座如是评价。

《华夏时报》:为什么说这两个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是“意料之外”?

邹平座:有两层含义:其一,他们获奖在意料之外;其二,也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这个奖项实际上是颁给中国的。当今世界,中国才是名副其实的新制度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解决了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还实现中国的崛起,有哪个国家取得了如此举世瞩目的成绩?

此外,强调人与生态的相互影响并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能担当这样评价的还是中国。中央不仅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战略,而且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这五个统筹蕴含着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远远超越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且已在中国得到切实的执行。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以及中国领导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是实至名归。

《华夏时报》:尽管有人对该奖项有质疑,但其仍具导向性,对此你怎么看?

邹平座: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种否定。具体说来,以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派,不仅没有预测到本次大危机的爆发,还对引爆大危机扮演了推手角色。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他们在决策上有错误?

邹平座:雷曼兄弟破产倒闭被视为大危机开始爆发,次贷随即被认是为引发大危机的根本原因,银行家的贪婪和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成为指责的对象。问题不单如此。自2004年开始到2006年底,美联储通过14次加息将利息提高3.5个百分点。美联储将物价上涨归咎于货币流动性过剩,其实这是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金砖四国需求的崛起。单纯错误的货币政策给了美国乃至世界经济致命一击,且成了次贷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而实施者就是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

《华夏时报》:美联储紧缩政策是错误的,我们似乎也未能幸免。自2007年1月开始,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你怎么看待?

邹平座:这也给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提了个醒。回过头来如何看待经济过热和泡沫是有必要的。

泡沫的产生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价格上涨过快偏离价值;一种是价值下降,包括企业利润下降、老百姓收入下降、成本上升导致的泡沫。中国当属于后者,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总体水平、推动自主科技创新、推动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泡沫,而不是紧缩政策。由此可见,完全依赖货币政策是有缺陷的。

《华夏时报》:对此,本报在今年两会时曾以《经济学家为何误判》一文率先对经济政策进行反思: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缺乏预见性的,并没有拿捏好分寸、做到灵活从紧,事实上加剧了经济困难。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复苏似乎掩盖了反思的深入。

邹平座:反思是必须的。中国现在的崛起主要是经济的崛起,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理论体系,这样才能形成中国的自信。经济理论傀儡还是抱着西方的不放,我们怎么能完全相信他们的经济政策呢?前苏联和阿根廷就有这样的教训,它们不是被自己的制度打倒,而是被西方的经济理论打倒,大危机给了我们反思的机会。

《华夏时报》:那么在复苏过程中,经济政策是不是更应该谨慎?

邹平座:是更应该谨慎。在保持资金的有效投入下,要对当前两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第一,所谓过剩是产能过剩还是需求不足?其二,贸易壁垒抬头隐藏着风险。1933年大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贸易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