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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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 （1892～1951），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首脑。原名祖焘。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七）生。陈其美之侄。幼年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受陈其美革命活动影响，加入同盟会。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后随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1918年起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春积极参与蒋介石“清党”反共。他曾几度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他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控制各级党部，竭力把国民党变成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与其弟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后来形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他们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
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于 1935年控制中国农民银行。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电影、广播单位改为“党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逝于台北。一生写有各种体裁的文字一百九十余万字，台湾当局将其编成“全集”十册。
在国民党官僚中，陈果夫算是比较清廉的。除了薪水外，他没有什么额外收入。
当时，“农民银行”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借给陈果夫一辆小车，用于治病。后来“农民银行”撤销，车还可以继续用，但汽油得自己解决。有车无油，也是枉然。
怎样才能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呢？陈果夫思前想后，只好放下架子，给当时台湾“交通银行”行长赵棣华写了封信：
赵行长钧鉴：
来台后，我身体一直不好，看病用去了我多年的积蓄，近来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实在是狼狈得很。我兼职农民银行董事长多年，给我的车马费不曾领过分文。以前用车方便，我也没打算领取这笔费用。现在生活难以为继，我想请农民银行将我以前没领的车马费补发给我，解决我有车无油窘境。您以为如何。 顺问
近祺！
陈果夫
赵棣华接到信后，连忙将陈果夫的窘况报告了蒋介石。
蒋介石与陈果夫毕竟是多年的交情，老蒋觉得，在政治上逼陈果夫交出权力，生活上还是应该给予照顾。于是，批给陈果夫５０００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又特批了一笔费用，作为陈果夫日常的生活补助。
有了这笔钱，陈果夫才解脱了经济危机。
这年的９月，陈果夫病情加重。他咯血不止，什么药都用上了，都没有多大作用。一直延续了一个多月，病情才被控制住。
１０月５日，是陈果夫５９岁的生日，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俩专程前往医院，看望陈果夫。
蒋介石父子坐了十几分钟，便离开了医院。
为了方便治病，１９５１年１月，陈果夫由台中迁往台北，住在台北青田街一幢公寓楼里。
夏天转眼来到了。
台北是一个盆地，夏天海风吹不进来，较台中炎热，空气湿度也大。入夏以后，陈果夫的病情加重了。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就支持不住。整天咳嗽不已，低烧不退，心脏也逐渐衰弱。他再次被送进了医院。医生用Ｘ光拍照，发现结核菌已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由血管侵入脑后。这等于说，陈果夫的病已宣告不治。医生的治疗，只能是延缓他的生命。８月２８日上午，陈果夫体温骤然升高。下午２点以后，开始昏迷不醒，进入弥留状态。延至４点５２分，陈果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年，他正好６０岁。
陈果夫的死讯，传到台中他父亲陈其业那里。陈其业其时已８１岁，老年丧子，其悲痛之情可想而知。他不顾劝阻，从台中赶到台北护丧。看到儿子的遗容，陈老先生放声大哭。远在美国的陈立夫，没有回台湾。这对于他来说，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蒋介石得知陈果夫去世的消息后，两次到殡仪馆吊唁。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蒋介石神色肃穆，露出悲哀之情。他向陈果夫鞠躬，再鞠躬，仿佛要陈果夫在天之灵对他原谅。回去的路上，蒋介石坐在车内一言不发，似乎还沉浸在悲痛中。他对随从人员说：“果夫还年轻，他不应该这么早就走了啊！”回到办公室，蒋提笔写下了“痛失元良”几个大字，作为挽额，派人送到了殡仪馆。
陈果夫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右侧的一块山地上，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４日，陈果夫的灵柩送到了这里。在一阵阵鼓乐声中，棺木缓缓入土。
陈果夫就长眠在这块草木葱茏、四季常青的异乡土地上了。
当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宋子文与孔祥熙去了美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的，惟有陈氏兄弟。此时，陈果夫病殁台北，陈立夫去了美国，二陈一逐一亡。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于 1935年控制中国农民银行。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电影、广播单位改为“党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逝于台北。一生写有各种体裁的文字一百九十余万字，台湾当局将其编成“全集”十册。
台湾后的陈果夫
陈立夫走后，陈果夫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家庭经济也发生了危机。治疗肺结核，需要巨额医疗费，陈既无财产，也没有以前的地位，医疗费都是靠朋友支持。在国民党官僚中，陈果夫算是比较清廉的。除了薪水外，他没有什么额外收入。
当时，“农民银行”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借给陈果夫一辆小车，用于治病。后来“农民银行”撤销，车还可以继续用，但汽油得自己解决。有车无油，也是枉然。
怎样才能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呢？陈果夫思前想后，只好放下架子，给当时台湾“交通银行”行长赵棣华写了封信：
赵行长钧鉴：
来台后，我身体一直不好，看病用去了我多年的积蓄，近来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实在是狼狈得很。我兼职农民银行董事长多年，给我的车马费不曾领过分文。以前用车方便，我也没打算领取这笔费用。现在生活难以为继，我想请农民银行将我以前没领的车马费补发给我，解决我有车无油窘境。您以为如何。 顺问
近祺！
陈果夫
赵棣华接到信后，连忙将陈果夫的窘况报告了蒋介石。
蒋介石与陈果夫毕竟是多年的交情，老蒋觉得，在政治上逼陈果夫交出权力，生活上还是应该给予照顾。于是，批给陈果夫５０００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又特批了一笔费用，作为陈果夫日常的生活补助。
有了这笔钱，陈果夫才解脱了经济危机。
这年的９月，陈果夫病情加重。他咯血不止，什么药都用上了，都没有多大作用。一直延续了一个多月，病情才被控制住。
１０月５日，是陈果夫５９岁的生日，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俩专程前往医院，看望陈果夫。
蒋介石父子坐了十几分钟，便离开了医院。
为了方便治病，１９５１年１月，陈果夫由台中迁往台北，住在台北青田街一幢公寓楼里。
夏天转眼来到了。
台北是一个盆地，夏天海风吹不进来，较台中炎热，空气湿度也大。入夏以后，陈果夫的病情加重了。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就支持不住。整天咳嗽不已，低烧不退，心脏也逐渐衰弱。他再次被送进了医院。医生用Ｘ光拍照，发现结核菌已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由血管侵入脑后。这等于说，陈果夫的病已宣告不治。医生的治疗，只能是延缓他的生命。８月２８日上午，陈果夫体温骤然升高。下午２点以后，开始昏迷不醒，进入弥留状态。延至４点５２分，陈果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年，他正好６０岁。
陈果夫的死讯，传到台中他父亲陈其业那里。陈其业其时已８１岁，老年丧子，其悲痛之情可想而知。他不顾劝阻，从台中赶到台北护丧。看到儿子的遗容，陈老先生放声大哭。远在美国的陈立夫，没有回台湾。这对于他来说，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蒋介石得知陈果夫去世的消息后，两次到殡仪馆吊唁。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蒋介石神色肃穆，露出悲哀之情。他向陈果夫鞠躬，再鞠躬，仿佛要陈果夫在天之灵对他原谅。回去的路上，蒋介石坐在车内一言不发，似乎还沉浸在悲痛中。他对随从人员说：“果夫还年轻，他不应该这么早就走了啊！”回到办公室，蒋提笔写下了“痛失元良”几个大字，作为挽额，派人送到了殡仪馆。
陈果夫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右侧的一块山地上，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４日，陈果夫的灵柩送到了这里。在一阵阵鼓乐声中，棺木缓缓入土。
陈果夫就长眠在这块草木葱茏、四季常青的异乡土地上了。
当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宋子文与孔祥熙去了美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的，惟有陈氏兄弟。此时，陈果夫病殁台北，陈立夫去了美国，二陈一逐一亡。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