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居河南说”之文献考辨：兼说二里头文化非夏文化

［摘要］夏人居于河南说和河南偃师二里头为夏都斟鄩说都缺乏可靠的文献依据，那些文献都是由于古代学者把《逸周书·度邑》中武王所说的“有夏”错误地理解成商以前的有夏后，逐步附会、演绎出来的，并非真是的古史记载；《度邑》中的“有夏”实乃周人的自称；河南伊、洛地区应是商人的活动区域，二里头应为先商时期某商王的都邑；夏都斟鄩当以山东潍坊的斟城说为是；夏人的活动区域是在今山东省及其周边地区，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历史学上的“东夷文化”才是真正的夏文化。

［关键词］度邑；有夏：河南；山东

现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多把河南伊、洛地区当成夏人之居，把偃师二里头遗址当成夏都斟鄩，研究夏史者也多以此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说：“古本《竹书纪年》称‘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另据《逸周书·度邑》、《国语·周语上》和《战国策·魏策一》等文献，太康、羿、桀诸王之都斟鄩应在洛水附近。二里头遗址面积达9平方公里，发现有宫殿、大墓、铸铜作坊遗址与精美的玉器、青铜器和陶器，因此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鄩”^［1］。

“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根据此论又配合考古发掘和C₁₄测定二里头文物来确定夏代纪年的。确实，古史记载中有夏人居于伊、洛地区说、禹都阳城或阳翟说、启享钧台说和太康、羿、桀都斟鄩说，这些地方都在今河南省。但笔者认为，这些记载如果仔细加以考查，都缺乏说服力。

现在研究古史，是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并重，文献材料需要考古材料的证明，考古材料更需要有文献材料的支持，准确地说是需要真是可靠的文献材料的支持。因此，对于古籍中关于夏史记载的材料，需要穷本究源加以考查，以确保它的可信度。很不幸。笔者经过一番系统深入地考察分析后认为，关于夏人居于今河南省的那些古史材料，都是极不可靠的。这不仅是考古学上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也是关于夏史研究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因此实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

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夏人居于伊、洛地区说的文献依据。主要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提到的那三条，兹录于下：

1、《逸周书·度邑解》：“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据阳（《史记·周本纪》作易，当是昜之形讹）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

2、《战国策·魏策一》：“吴起对曰：‘……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睾在其北，洛伊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

3、《国语·周语上》：“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据学者考证，《度邑》确为西周文献，是一篇真《周书》，司马迁把它录入了《史记·周本纪》中，是可信的古史资料。可是要把其中武王说的“有夏”理解为殷商以前的有夏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武王说的这个“有夏”实是指周人，也就是周人的自称。杨宽云：“‘其有夏之居’，旧注以为是说原是夏代的国都，这是错误的，屈万里说：‘周人自谓其国曰夏，《尚书》……区夏、有夏皆谓周也。此有夏亦当指周言。其，将然之词，言此地将为周之居处（意为京都）也。’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周人自称‘我有夏’（见《尚书》的《君奭》、《立政》），‘有夏之居’既是‘周居’，所以《史记·周本纪》下文接着就说‘营周居于洛邑而去’。”^［2］

杨先生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周人自称为“有夏”，是因为周原是夏王朝方国部落联盟的成员方国，而且是轴心集团姬姓氏族的成员，周人的姬姓实际上就是姒姓，姬与姒只是同一姓的不同写法而已，就像春秋时期齐国的陈氏又写作田氏一样^［3］。因此，自夏朝以降，周人一直以夏人的嫡系正宗自居，自称为“夏”、“区夏”或“有夏”；夺取天下后，把姬姓和与姬姓有亲缘关系的国族称为“诸夏”，其他姓氏的国族便是“蛮夷”。因此，周人文献中的“夏”或“有夏”，只有极少数是指殷商以前的夏，大部分是周人的自称。

《史记集解·周本纪》载徐广说引《周书·度邑》曰：“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也，南望过于三涂，北詹（瞻）望于有河。’”徐广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本子的《周书》，与今传的《度邑》不同（疑心是《六韬》的佚文）。有人可能会因此认为这是武王说将因袭夏人之旧居。那也是理解错误，关键是对“因”字的理解。“因”当从《说文》训“就”，“吾将因有夏之居”是说“吾将就处的有夏之居”，“有夏之居”仍是指周人的居地，即后来营建的成周洛邑。所以这个“有夏”仍然是指周人。

二

再来看《战国策·魏策一》中载吴起的话，其中的天门、天溪、庐睾是指哪些地方，各家所释都出于推断和臆测，至今也不能明确，这里也不好瞎猜。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也记录了吴起的这段话，就好明白多了：“起对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河、济即黄河和古济水，泰华即西岳华山，伊阙又名龙门，在河南洛阳南，羊肠即羊肠阪，在山西晋城县南。吴起说的这个地区，显然指的就是成周洛邑；《战国策》所在虽有三个地名不详所在，但说“伊、洛出其南”，结合《史记》所载，可知也是指洛邑。吴起的这个说法的根据何在？很明显，他这是看了《度邑》中武王的话，把其中的“有夏”错误的理解成了殷商前的“有夏”了——吴起是最早把《度邑》中的“有夏”理解错了的人。

据《吕氏春秋·当染》，吴起学于曾子，《史记·儒林列传》又载吴起受业于子夏，曾子、子夏都是孔子的弟子，是儒学大师，可吴起又写了兵法书《吴起》四十八篇（见《汉书·艺文志》，已佚），还是《春秋》的传人（见《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序》引刘向《别录》），所以郭沫若认为吴起既是儒，又是兵法家，同时还是一位史家^［4］。《度邑》是《逸周书》中的一篇，杨宽认为它是战国时代兵家所编辑的著作^［5］。这部书在吴起的时代已经流传于世，《左传》中已引用其文句，称“《周书》曰”。而其中的《度邑》作为一篇真《周书》，也有可能被选入儒家经典的《尚书》，同时它还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因此，吴起无论是从兵家的角度还是从儒家、史家的角度，都有可能看到这篇《度邑》，应非臆断。

吴起认为洛邑地区就是武王所说的“有夏之居”，这本来是不错的，可他把这个“有夏”理解成了殷商以前的夏，因而把成周洛邑的地理位置描绘了一番，安在夏桀身上，那便是大错特错了。吴起的这个错误既被载入《战国策》，又被司马迁写入《史记》，因此影响很大，对后人认识夏代疆域及国都的位置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于西汉中叶的《书序》，它在《五子之歌序》中说：“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这是作者看了《度邑》和吴起的话，相信洛邑之地原是殷商以前的有夏之居，又因为古史中有太康和桀共用一都的说法（如《竹书纪年》），所以才这样写。伪古文《五子之歌》说：“（太康）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这更是根据《左传·襄公四年》所载“羿因夏民而代夏政”及《书序》的说法编造出来的，难以据信。

三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国语·周语上》伯阳父的那句话。

首先要肯定的是这句话确是可信的古史记载，但用它来证明夏都在伊、洛附近便用的不是地方，因为“伊、洛竭而夏亡”只是商人的一个观察结果而已。

商汤灭夏之时，正逢商国内大旱，旱情极为严重且历时很长，《说苑君道》曰：“汤之时，大旱七年，雒（洛）圻（伊）川竭，煎沙烂石”，说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在这种旱情严重的情况下，汤犹发兵灭夏，《吕氏春秋·慎大》说“商涸旱，汤犹发师”，因此引起了国人的不满，《书·汤誓》载汤指责众人说：“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这是因为商之众人认为当前抗旱救灾、保证庄稼的收成（即穑事）是最重要的，“舍我穑事而割正夏”是错误的行为，但汤不听，结果发师灭夏成功。灭夏之后，商的旱情仍然没有终止，后来逼得汤没有办法，只好自己“以身为牲”去祈雨（见《太平御览》卷八七九引《尸子》、《尚书大传·汤誓》等书），若非老天开眼下了雨，差点被烧死。

由这些记载可以明确的知道，“伊、洛竭”是由于“商涸旱”造成的，说明当时洛、伊二水是在商国的地盘上，所以《说苑》用“洛、伊川竭”来描绘商国大旱的严重。二水枯竭为商人所见，也就在此时商汤灭夏，故传下来这么一句“伊、洛竭而夏亡”的话，它不仅不能证明伊、洛地区是夏人之居，反而恰好说明这里是商人之居。所以，用这句话来证明夏人原居于伊、洛地区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古史传说中。夏人确实与洛水有很大关系，不过夏人所说的洛水并非是周以后所说的洛水，而应当是今天的瀰河，瀰河古亦有洛水之名，至今其河南有洛城乡，其河北有北洛镇，皆是古地名之遗存，亦是古瀰河名洛之明证。瀰河与太康、羿、桀之都斟鄩相近，故夏人之事迹多与洛水有关，而非是今天所说的洛水也。

四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禹都阳城或阳翟说”的文献依据。

《竹书纪年》：“禹都阳城。”

《世本·居篇》：“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

《史记·夏本纪》：“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集解》引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

《国语·周语上》韦昭注：“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史记·周本纪》《集解》引作“禹都阳城，伊洛所近。”）

笔者认为“禹居阳城说”既见于《竹书纪年》，应该世可信的古史记载，但它没说夏代的阳城是在什么地方。最早说阳城实在今河南的，就是作于秦末汉初的《世本》，后来的诸家之说应该都是本此。现在一般认为阳城在今天河南省登封县东南30里的告成镇。

“禹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县）说”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其于《颍川·阳翟》下注云：“夏禹国。”但后来诸家之说就有分歧，或是或否，应劭曰：“夏禹都也。”而臣瓒不同意，他说：“《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曰居之，不居阳翟也。”颜师古则认为：“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也。”又《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集解》引徐广曰：“禹居阳翟也。”而张守节大约看了《竹书纪年》、《世本》和臣瓒的话，认为这种说法不妥，就在《正义》中调和说：“禹居阳城，颍川南阳，皆夏地也。”其实，这些理解均误，《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夏人”是指周人，并不是商以前的夏人，因为颍川南阳是周代诸夏的聚居地，故曰“夏人之居”，周人自称曰“夏”也，此与商以前的夏人毫不相干。

那么，把河南的阳城和阳翟说成是禹（夏）都的根据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项材料可以给我们启示：

1、《水经注·颍水》：“颍水自堣东经阳翟县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故武王之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营洛邑（宁按：此乃隐括《度邑》之文）。徐广曰：‘河南阳城、阳翟，则夏地也。’”

2、《史记·周本纪》：“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昜）毋固，其有夏之居。”（宁按：此亦《度邑》之文）。《集解》：“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索隐》：“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正义》：“自禹至太康与唐、虞，皆不易都城。然则居阳城为禹避商均时之都也。《帝王世纪》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阳翟是。’”

看了这两项资料便可明白，“禹都阳城和阳翟说”的根据，仍然是《度邑》！我们看看这些古人，哪一个不是把《度邑》中的“有夏”当成了商以前的有夏？正因为如此，他们坚信禹（夏）之°必定在河南的伊、洛地区。但为什么又出现了阳城和阳翟两种说法呢？其实，问题就出在《度邑》中武王所说的“居阳无固”上。前面说过，古史中确有禹都阳城的记载，可没说明是在哪里。唯《度邑》中武王说“有夏之居”的伊、洛地区“居阳无固”，于是古人就把其中的“阳”理解成“居于阳”了，也就是把“阳”理解成了古史中的地名，而伊、洛附近恰有两个带“阳”字的地名，一个是阳城，一个是阳翟，而且都和武王所说的“有夏之居”的位置相近，于是在附会时便产生了分歧，有说在阳城的，有说在阳翟的，其实不过都是臆断，因为他们都拿不出确切的证据来证明“阳”到底是阳城还是阳翟，否则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歧异。这两种说法，至少在汉代就同时存在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竹书纪年》，可《世本》里明明白白地写着“禹都阳城”，而《汉书·地理志》里还是要写阳翟是“夏禹国”，因为当时就有这种说法。汉代人都无法抉择，当然后来的人要辨别就更不容易了。徐广、张守节也觉得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于是就从中打马虎眼，调和二说，何尝有真凭实据？！

《世本》认为是在阳城，这大概是比较早的一种说法，因为《竹书纪年》里也这么说，特别是《竹书纪年》再现于世之后，这种说法成了影响较大的一种。由于阳城在大梁（今开封市西北）之西南方，故《世本》说它“在大梁之南”了；《度邑》中又有“无远天室”的话，天室即崇高山（今河南嵩山），所以韦昭就说“崇高所近”了；武王又说“宛瞻于伊、洛”，吴起也说过“伊、洛出其南”，所以韦昭又说“伊、洛所近”了。以上的这些说法，后来附会的痕迹十分明显，实在是经不住推敲的。

其实，《度邑》中的“有夏”即非商以前的有夏，其中“居阳无固”的“阳”也不是指阳城。“阳”当从《说文》训“高明也”，指高燥朗亮之地。盖古人择居地，高燥明朗之地为善地，卑湿阴暗之地为恶地，武王认为伊洛地区高燥明朗而且地势险固，是个好地方，因此才说“其有夏之居”，即我周人之居，并在此营建了成周洛邑，此与禹都阳城之事并无关系。因此，河南的阳城和阳翟为禹都或夏人之居的说法，根本就没有可靠的文献依据，那些所谓的文献都不是真正的古史记载，而是后人在对《度邑》误解的基础上逐步附会演绎出来的。

近年来，据一些学者研究，禹所居的阳城实际上就是春秋时还存在的阳国的故城，在今山东省青州东南，后来齐逼迁之于今沂水县西南，其地一直有阳都城，并非在河南也。^［5］

五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关于“夏后启有钧台之享”的说法。

《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注：“启，禹子也。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

《水经注·颍水》：“（嵎水）东经三封山东，东南历大陵西连山，亦曰启筮亭。启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钧台也。《春秋左传》曰：‘夏启有钧台之享’是也，杜预曰：‘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按：“……连山，亦曰启筮亭。启享神于大陵之上”，孙诒让校订为“《连山易》曰：‘启筮享神于大陵之上’”，见《札迻》卷三，或是也。）

首先说“夏启有钧台之享”的说法确系古传，是可信的，关键是钧台的位置，杜预、郦道元认为钧台在今河南的禹县（即古之阳翟）。可是古易书《归藏》却有不同的说法：

1、昔者夏后启享神于晋之虚，作为璿台，于水之阳。——《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

2、夏后启筮享神于晋之灵台，作璿台。——《太平御览》卷一七七

3、昔者夏后启筮享神于大陵而上钧台，枚占皋陶曰：“不吉。”——《太平御览》卷八二

这是记载了夏后启两次享神的地点，一在晋之虚，在那里作了一个璿台；一在大陵，钧台就在大陵之上。

晋之虚一般认为在今山西省翼城西，传言为尧之封国唐的故墟，故成王封弟叔虞于晋而号唐叔虞。《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杨向奎由此认为“晋地即大夏，亦即夏虚也。”^［3］王国维、杨向奎、程德祺诸先生认为夏民族本起源于东方，所谓“东方”是指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及其周边地区，后来河北、陕西、山西乃至甘肃、四川等地有了夏人的遗迹，那是夏朝灭亡后，一些夏朝的方国氏族迁徙过去的，是一种“后夏文化”^{［6］［7］［8］}。故夏代的晋之虚不当在山西，而当在今山东省境内。

春秋之时，今山东境内的鲁国仍有地名曰鄑，《左传·庄公十一年》：“公败宋师于鄑”，杜预注：“鲁地”。《说文》：“鄑，宋鲁间地。”在今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在其东约50里处的兖州地古亦称负夏，其地有大丘曰夏丘，后亦写作瑕丘。此夏丘当即最古老的夏虚，亦即夏代的晋之虚。盖夏代时的晋国曾在此附近，而夏都一度曾建于此，故此地即曰晋之虚，又称大夏或夏丘也。夏后启享神于此，做了一个璿台，于水之阳，水当即古泗水，水北为阳，夏丘正在泗水之北也。夏亡后，晋也西迁至山西，仍名曰晋，而其故地则加邑部为地名矣。

大陵当即大陆，原为夏王朝疆域西南部的一座大山，夏人西迁后，用之名泽薮，《尔雅·释地》：“晋有大陆”是也。《说文》：“陆，高平地。”《山海经·海外西经》作“大乐之野”，又作“大遗之野”，其《大荒西经》作“大（一作天）穆之野”。

《海外西经》云：“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

《大荒西经》云：“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开（启）上三嫔（宾）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开（启）焉得始歌《九招》。”

此陵、陆、乐古音皆来母字，双声音近；遗古音为余母字，与来母为准双声，音亦相近；陆、穆音同觉部，叠韵音近。故大陵、大陆、大乐、大遗、大穆其实一也。《大荒西经》言“大穆之野高二千仞”，古以八尺为仞，二千仞约为一万六千尺，约合十里强，可见此是一座高峻而顶平的大山，故可曰陆、曰野也。此即崮类山，地理学上又称为方山，夏后启享神的钧台即筑于其上。可是在河南禹县一带，哪里有这样高大的方山？《水经注·颍水》所言的大陵只不过是一座小山丘陵而已，钧台陂之情形更是与古记不符，这明显是出于古人的附会，因为按照古人的想法，禹（夏）都阳翟，启也应都阳翟，那么启享神的大陵钧台也必然要在阳翟附近，所以才在阳翟附近找了个地名附会上去，其实夏人从未居过河南，禹也根本不曾都过阳翟，启又何曾享神于此呢？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大穆之野在“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但是这句话明显被篡改过了，因为据《海内西经》说：“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又说：“赤水出（昆仑）东南隅，以行其东北（此五字乃别处文字误兑于此者，《淮南子·地形训》用此文无之，是其证），西南流注南海、厌火东。”由此可知，流沙是一条河流，先是西流，又向南流经昆仑之虚，又向西南流入海；赤水则是发源于昆仑东南隅，又向西南流的河流。由此，赤水只能是在流沙之东，二者有一段基本是平行而流，那么大穆之野在赤水之南，决不可能再到流沙之西；同理，在流沙之西也决不可能在赤水之南。因此其原文当是“赤水之西，流沙之南（或东）”。据何幼琦研究，赤水即沂水（沂河），流沙即泗水（泗河）^［9］，在沂水之西、泗水之东的鲁西南地区以多山著称，其山中有许多是高峻的崮类山，沂蒙山区素有“七十二崮”之说，较有名者如孟良崮、五王崮、抱犊崮等等，皆山势高峻而山顶平整宽阔，如抱犊崮，原名君山，《峄县志》卷五云：“君山，……一曰抱犊崮，山顶有平田数顷，昔有隐者王老，抱犊耕种其上，后仙去，因得此名。又《齐乘》：‘高九里，周四十五里，汉曰楼山，魏曰仙台山’。”其情形与大穆之野颇似。因此，大陵（大乐之野、大穆之野）当是在今鲁西南一带的某一座崮类大山，只是目前不能确定是哪一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夏后启享神的大陵钧台不在河南禹县，那里的大陵钧台纯系后人的附会，与古记并不相合，因而不可信。

六

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太康、羿、桀都鄩邑说，现在学界把偃师二里头遗址当成夏文化来研究，主要原因就是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都斟鄩，因此这个问题相当重要。

实际上，虽然自秦汉以降说夏人居于河南的不少，但在《竹书纪年》没出土之前，还没有人说夏都斟鄩实在河南巩（旧作鞏）县的鄩邑的，如《说文》说鄩是“周邑”，《左传昭公二十三年》：“郊、鄩溃”，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都不言是斟鄩。杜预《春秋左传注》、应劭《汉书注》等都认为夏都斟鄩就是今山东潍坊的斟城，看法很一致。但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或曰太康元年或二年，即公元280年或281年）《竹书纪年》的出土，给史学界带来了大量翔实宝贵的史料的同时，问题也就跟着来了。

最早把夏都斟鄩说成在河南的，是晋代的薛瓒（或以为于瓒或傅瓒，古书多称为臣瓒）的《汉书集注》。《汉书·地理志上·北海郡·平寿》下应劭注曰：“故斟鄩，禹后，今斟城是也。”其地在今潍坊市西南50里（一说在潍坊市东清池镇冶浑村，汉代于此置斟县）。可薛瓒不同意，他说：“斟鄩在河南，不在此也。《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尚书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所居为近洛也。又吴起对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河南城为值之。又《周书·度邑篇》曰：‘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南望过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

薛瓒的观点很明确，《汲郡古文》（即《竹书纪年》）说斟鄩是夏王之都，而《尚书序》、吴起和《度邑》都说夏人本居于伊、洛地区，那么斟鄩自然应该是在河南。他不仅理解错了《度邑》中的“有夏”，而且相信了吴起和《书序》的话，因而他的说法表面上看根据很充分，可实际上没有一个靠得住，从根本上就错了。

郦道元在《水经注·巨洋水》中对薛瓒的说法做了辨析，他说：“余考瓒所据，今河南有寻（鄩）地，卫国有观土。《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皇甫谧曰卫地。又云：‘夏相徙帝丘，依同姓之诸侯于斟寻氏’，即《汲冢书》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寻，明斟寻非一居矣。……是盖寓其居而生其称，宅其地而表其邑，纵遗文沿褫，亭郭有传，未可以彼有观目谓专此为非，舍此寻（鄩）名而专彼为是。以土推传，应氏之据亦可按矣。”

郦道元指出薛瓒说的斟鄩可能就是指河南巩县的鄩邑，但他不同意这个说法，其理由是从地名的沿褫上来看，应劭的斟城为斟鄩说是自古就有的，推传之迹斑斑可按，而薛瓒的说法是“创新”，虽然他引了一些古材料为证，可在此之前还没有说鄩邑就是夏都斟鄩的，因而他倾向于应劭的说法。明显的证据就是他在注《洛水》的鄩中、南鄩（上鄩）和鄩水时，只引了京相璠曰：“今巩洛渡北有鄩谷水，东入洛，谓之下鄩，故有上鄩、下鄩之名，亦谓之北鄩，于是有南鄩、北鄩之称矣。又有鄩城，盖周大夫鄩肸之旧邑。”对于夏都斟鄩的事情只字未提，可见郦道元对薛瓒的说法根本就不相信。

另外，《后汉书·郡国志一》云：“雒阳，周时号成周。……河南，周公时所城雒邑也，春秋时谓之王城。……巩，有寻谷水。”刘昭注：“巩伯国，《左传》曰：‘商汤有景亳之命。’”也是没提夏都斟鄩的事情，可见刘昭也不采信河南鄩邑是夏都斟鄩的说法。

不过，薛瓒在文中并没有明确地说斟鄩就是鄩邑（鄩城），把这个说法明确下来的，是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他在《夏本纪正义》中先引用了臣瓒的那段话，然后说：“《括地志》云：‘古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他大约是看过郦道元在《水经注》里的辨析，而且前人也鲜有持此论者，因而说这话的时候底气不足，不敢十分肯定，故用了个“盖”字，就是盖然之辞，但后人不加考察，把这些都一一承认下来，于是河南巩县的鄩城就是桀都斟鄩的说法便这样“三人成虎”地确定下来了。后来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遗址被发掘出来，学界便自然而然地把它和夏都斟鄩相联系，一唱百和，于是二里头为夏都的说法也被肯定了下来，可是谁也没有去仔细考察一下其文献依据的可信性。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凡是持河南巩县鄩邑或偃师二里头为夏都斟鄩说的，基本上都是引《度邑》、吴起说、《书序》来做最古的证据材料，然后便是薛瓒和张守节的话，其他证据便更后了，甚至还有引今本《竹书纪年》做证据的，这本书本身的问题就有很大争议，就更难以据信。穷本究源，都是因为吴起首先误解了《度邑》中的有“有夏”，把洛邑的地理位置当成了有夏之居安在了夏桀身上造成的，此后便以讹传讹，积重难返了。实际上，《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博物志》曰：“河南偃师尸乡，汤所都；河南巩，东周所都”，才是真实的历史记载。

就现在能掌握的古文献记载上看，在夏代，伊洛地区本来是商人的活动范围，所以偃师二里头应当是先商时代（时间相当于夏代）某位商王的都邑，刘绪说：

“二里头遗址从调查开始就怀疑与成汤亳都有关，尔后的多次发掘简报也总是把它同西亳联系起来。特别是60年代初一号宫殿的发现，更坚定了这种认识。在1977年第一次全国夏文化讨论会召开之前，这种认识在考古界比较一致，差不多已成定论。”^［10］

二里头遗址是否确为汤都西亳虽不敢说得那么肯定（因为1983年在偃师市西郊又发掘出一座大型商城遗址，有学者认为这才是汤都西亳），但说它是先商时某王的都邑应该没有问题，至少比说它是夏都斟鄩更为可靠。但不知现在学界为何偏要抛开这个“差不多已成定论”的正确看法而去采信那些不可靠的材料，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错误的。若照此路走下去，夏史研究极可能走入一个矛盾百出、一片混沌的误区乃至死地。

总之，笔者认为不论是鄩邑还是二里头，都不是太康、羿、桀所都的斟鄩，夏都斟鄩仍当以杜预、应劭之说为是，在今山东省潍坊市，从地理和古记上看，这是最合理的解释。

七

另外，还有一条资料是持“夏居河南说”者经常引用的，就是《国语·周语上》载内史过的话：“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山，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

韦昭以为这个崇山就是现在河南的嵩山（崇、嵩古今字），其实，现在的中岳嵩山在西周以前不叫嵩山，在《度邑》中武王称之为“天室”，称崇（嵩）山当是西周以后的事情。这决不是夏代的崇山。

笔者认为这个崇山也就是《书·舜典》中“放驩兜于崇山”的崇山，虞去夏不远且相继，二者自应为一。伪《孔传》以为是“南裔”，《正义》云：“《禹贡》无崇山，不知其处，盖在衡岭之南也。”都不认为是现在的中岳嵩山，但《孔传》以为崇山是“南裔”显然有误，《书·舜典》言“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伪《孔传》云：“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东裔。”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认为“幽州”本应作“幽都”，是也。幽都亦是山名，见《山海经》。那么，《孔传》说得对不对呢？其实《舜典》的“四裔”之地的说法主要根据的就是《山海经》，只要查一查《山海经五藏山经》就明白了。

据《五藏山经》，幽都山在《北山经》的《北次二经》（又见《海内经》，称“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三危山在《西山经》的《西次三经》，羽山在《南山经》的《南次三经》，没有崇山。但由此可知，幽都（幽州）在北，三危山在西，羽山在南，那么崇山一定是在东而不是在南，否则“四裔”之说便无着落。《孔传》之释只说对了幽州和三危的位置，崇山、羽山的位置都说错了。

今知羽山在今山东省临沂南60里处，古今一词，当无疑义。此为“南裔”，那么崇山为东裔必定还在羽山之东，如果说是今河南省的嵩山，在地望上就不合。温玉春、张进良认为夏代的嵩山即今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的嵩山^［11］，在地望上庶几近之。此山海拔758米，其地今设有嵩山乡。《舜典》言放驩兜于此，邹汉勋《读书偶记》二认为驩兜即丹朱，是也。据景以恩考察，在嵩山脚下的临朐县境内古有丹山、丹河、朱虚冢等古迹，丹河即《竹书纪年》言“后稷放帝朱于丹水”之丹水，朱虚即丹朱之虚，丹朱冢即丹朱之墓，又称朱封，今其地尚有村名曰西朱封也^［5］。可知此地古代确有丹朱（驩兜）的传说，则“放驩兜于崇山”之说亦非无据。

由此可知，虞夏时代的崇山是在今山东省境内，实际上，临朐的崇山一带当时夏民族的初兴地，《连山易》说“鲧封于崇”，当在此；《竹书纪年》说“禹都阳城”，韦昭说“夏居阳城，崇高所近”，他认为是在今河南的嵩山附近，但是临朐的嵩山下亦有阳城，今在此山东北13里处尚有阳城村，当与此有关，很怀疑禹都的阳城本来在此，因为古人好迁徙，后迁之青州东南，新地亦常用旧地名命名，故此地亦名阳城。

因此，虞夏时代的崇山与今河南的嵩山无关，故“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这句话不能用来证明夏民族是兴起于今河南的嵩山一带（极疑心这个“融”实际上就是指丹朱，因古文“融”通“彤”，“彤”、“丹”音形并近，古文就以彤为丹。是禹和后稷联合放逐了丹朱后夺取了帝位才建立了夏政权，故曰“夏之兴也融（丹朱）降于崇山”。此当另文详之）。

八

通过以上辨析，则河南伊洛地区为夏人之居说和二里头为夏都斟鄩说已经完全失去了文献上的依据，仅靠考古发掘的成果立论，那是盲人摸象，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王玉哲先生说：“田野考古的发掘我们当然应当同等尊重，但是探索夏文化，如果离开夏文化的文献记载，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12］先秦古籍对夏史的记载虽然不如商周的丰富，可还是有不少的，对于这些材料应予以特别重视。但这些材料由于多转录自古史传说，真伪、虚实相杂，特别是汉代以降的夏史材料，更多的是对古史记载的误解、附会、演绎甚至虚造，还有的以后为先，以真为妄，把夏亡后夏人的迁居地当成了其故地，如此等等，难以胜记。因此在使用时首先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辨别其真伪，确定其可信度；二是正确诠释和理解材料的内容，否则就会犯错误，其害尤大于无。把伊洛地区当成夏人之居，把二里头当成夏都，就是因为错误地理解了古史材料而犯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对夏史研究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至今仍有许多学者在对着二里头遗址研究其“夏文化”，“成果”连篇累牍，恐怕是郢书燕说。

那么，探索夏史之谜的正确途径在哪里呢？

王国维说：“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6］他说的“东方”、“东土”即指今山东省及其周边地区。杨向奎对古籍中所载的夏代地名作了详细的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间，而以山东为重点，”^［13］“中夏以前、启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16］程德祺更明确地指出夏就是东夷诸国组建的国家^［14］。笔者认为夏王朝故国原本在今山东境内，夏人各部族自称为“夷”，即人，后来桀在鲁西一带为汤所败，夏朝灭亡，其部族流散于四方（主要是西北），后来的“东夷”就是夏王朝没有迁徙的遗民，东夷文化实际上就是夏文化^［15］。

从考古方面来看，在山东省境内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址。一部分学者认为龙山文化即夏文化^{［16］［17］［18］}，但现在一般认为岳石文化的年代与夏代想当。据王讯的统计，山东发现岳石文化遗址的县市有43个，可见分布很广，内容也十分丰富，“岳石文化经碳14测定并经过校正的年代又多在文献记载的夏代纪念范围内，因而大部分岳石文化遗存大年代应想当于夏代。”^［19］“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文献推定的夏代纪年是前2070－前1600年，而龙山文化为前2200年－前1900年，岳石文化时代为前1900－前1600年，所以，夏代是处于龙山文化时代晚期和整个岳石文化时代，因此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都是研究夏文化的考古学资料。

因此笔者认为，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说无论是从古献的的记载上还是从考古发掘上都有很可靠的依据，比河南伊洛地区说更令人信服。今年来，通过一些学者的努力探索，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夏人本起源并建国于今山东省之说已近成定论^{［20］［21］［22］［23］［24］}。所以，加强对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东夷文化的考察和研究，是解决夏史之谜比较正确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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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景以恩．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J］．复旦学报，1999，（1）．

（原载《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此次网上首发文字略有改动）